关于大学生友善品质培育的必要性修改版

第一篇：关于大学生友善品质培育的必要性修改版

关于大学生友善品质培养的必要性

李姜柏

（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8）[摘要]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内容，是对个人行为准则的要求。当前对大学生进行友善品质培养是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早日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大学生个人素养，增强道德修养的内在要求；是增强大学生人际关系能力，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事业，体现着党的文化先进性。

关键词：大学生

友善品质培养

必要性

2012年10月18日，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可见，友善成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规范，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备人才，培养他们与人为善、宽容待人、平等待人等友善品质具有多方面的必要性。

一、大学生友善品质培养是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早日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要求，它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与人为善，友爱他人，形成人与人之间和谐友善的局面，友善观作为核心价值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面缺一不可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每一个大学生只有爱国，即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将来走向社会才会敬业，兢兢业业的努力工作。同时，也只有每个人都踏实努力的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弄虚作假，才能够形成诚实诚信的社会局面，从而人与人之间才会友好相处，友善待人，社会才将会变成是一个友善和谐的小家庭，所以，友善作为个人层面行为规范，是个人行为道德的最高升华，也是爱国敬业诚信的最终归宿。而中国梦既是国家富强梦，民族振兴梦，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幸福梦，大学生在大学阶段培养友善品质，提升道德品质，将国家梦和民族梦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相结合，才能够胜任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才能够作为一名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大学生友善品质培养是一种在核心价值观理论指导下的一种实践，是为中国梦奋斗的必然选择，也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必然要求。

二、大学生友善品质培养是提升大学生个人素养，增强道德修养的内在要求

“友善”自古以来就是我们先贤圣人们对善的价值追求，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孔子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温良恭俭让，提倡友爱他人。孟子也主张与人为善，认为人性本善，注重教化等。总之，友善是我国古代君子圣人的行为标准，也是一种对美德的追求，而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友爱分为善的友爱、有用的友爱和快乐的友爱三种，认为善的友爱才是稳定、持久，值得人们追求的。即友爱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无所欲求的善行为才能维持人与人之间的良性关系。因此，从中西方的优秀传统“善”文化中可以看出，友善是个人内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个人内心修养的一种自发性美德。当前我们大学生作为社会先进文化的吸收者，也是推动社会先进风气的主要力量，提升大学生素质是大学生的精神需求，加强友善品质的培养是大学生个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也是增强个人友善、恭敬谦让的道德修养的内在需要。

三、大学生友善品质培养是增强大学生人际关系能力，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友善”是处理公民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而“友善品质”是每个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虽然当今大学生的文化水平较高，接受先进思想的能力较强，但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文化时代，一些大学生的文化素质还需要提升，人际关系能力还需要加强。因为在当今社会大分工和价值多元化时代，存在着利益分配和权利维护的问题，每个人需要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他人权利的界限，需要我们社会基本道德规范来处理一些利益模糊的事，需要用友善来解决价值观多元化后出现的新问题。所以特别是作为当今的大学生大多都是九零后，生于“计划生育”时代，兄弟姊妹少，从小与同辈群体相处时间少，同时受到父母等长辈的关爱较多，所以，当他们独自一人步入大学环境中，就会有一种感情上的“落差感”，在一些事情方面都会以自我为中心，遇到与同学的矛盾而不能友善的处理。例如本调查组通过对成都市十所大学进行友善品质培养情况的调查发现，69%的大学生都认为“有时发生”过对身边的人不友善行为。这就说明我们大多数大学生的不友善行为还很多，处理矛盾的能力较弱。同时，在问到大学生对自己学校的友善教养满意程度时，66%的同学认为只是一般，还没有达到满意程度，说明我们当今的大学里还是存在大量的不和谐不友善的情况，所以进行大学生友善品质培养能够提高自己的素质，增强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也是建立大学和谐的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四、大学生友善品质培养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事业，体现着党的文化先进性

我党一直以来具有重视文化建设的优秀传统，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早就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与物质文化建设的同等地位。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养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友善品质培养作为一项思想意识建设，属于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强国，精神强国，增强人民的精神文化满足程度。大学生作为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大学更是一个文化创造的阵地。因此，大学生友善品质培养是我们党显示其文化先进性，解放和发展大学生的文化创造力和活力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党发展文化事业，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总之，友善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友善品质作为每个人的基本道德品质，必须在大学这一文化自由的阵地进行友善品质培养，加强友善观的教育，这既是社会的必然选择，更是个人的必然需要。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楼宇烈.论语注.学而篇[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4 [3]田克勤主编《中国话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版

第二篇：价值观培育的必要性

敬爱的党组织：

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高校大学生党员价值观及其发展关乎党和国家的命运。因此，高校在认真抓好发展大学生党员工作的同时，更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党员价值观的培育。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加快发展大学生党员，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来，入党的条件不可能随着大学门槛的降低而降低，为此，加强和改进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和大学生党支部建设，是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要，对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优秀人才高度密集的政党，对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由此不难看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加强大学生党员价值观培育是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

价值观是培养党的后备人才的必然要求。从现代社会对人才学历需求的趋势来看，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人才将在社会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高学历人群中培育党的后备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从培养党的事业的接班人的角度看，青年是民族的未来，是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当代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在校大学生党员是同龄人中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先进分子，是同龄人中的带头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来要走上各级领导、甚至是重要领导岗位。从近几年毕业分配情况分析，大学生党员由于其自身素质好，深受用人单位欢迎，许多用人单位都把学生党员列入培养视野，放在重要岗位，寄予厚望。因此必须加强对在校大学生党员价值观的培育。

价值观是大学生党员所担任的工作和在党建工作中所扮演角色的必然要求,大学生党员是学校的骨干力量，他们中大多数都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其中班、团干部占了很大比例，这些党员干部分布在校系班的各个层面，组织和开展社会工作，发挥着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桥梁作用。他们接触同学面广、影响大，且许多人已经在学生党建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如组织党章学习小组、做培养联系人，他们的价值观如何直接影响同学，在学生中具有导向和潜移默化作用，因此，角色定位必然要求对其价值观进行培育。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三篇：浅析大学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石，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始末的思想主线，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度而来，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的那一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领导革命，并通过反右倾主义，反本本主义，反教条主义等使全党始终保持在正确的思想路线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的总结经验与教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决心，和建立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崇高追求。这些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军民的主流价值观念，指导他们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将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而达到共产主义，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仍至中国人民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解放思想，发动群众，立足国情，明确目标”是这一时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中国人民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从此步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过思想大混乱的局面尤以文革十年最为突出，要明确的是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央领导的错误发动，而被反革命集团的利用，虽然思想领域混乱但大致上没有背离毛泽东在1959至1960年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的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那四个现代化。”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在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的同时一些落后，腐朽的文化思想观念也进入中国。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叶剑英也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同时邓小平也认为，外来落后腐朽思想的冲击才是对外来开放的最大威胁，因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党在这一时期的奋斗目标总结为建设 “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领域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在广大的青少年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为此，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新人，皆在固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进入新世纪，面对意思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又是它的升华，其中既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内涵，又总结了新民主义革命以来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倡导的科学价值观念。它从三个方面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从个人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制是社会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则是从国家层面。

二、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现状

时任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田建国《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分析与对策》中总结的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现状为“一个中心，五个更多”。

一个中心：以自我成材为中心，学生中出现了考研热、实用知识热、晚自习率高、去图书馆人多的现象。但深入分析部分学生的成材动机与国家的振兴、社会的发展联系不多，主导思想是自我价值与自我奋斗，与党的培养目标，与“四有”人才的标准有较大差距。

五个更多：大学生在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上往往表现出五个更多。更多地采用生产力的标准，而不是意识形成的标准；更多地采用市场经济标准，而不是传统道德标准；更多地采用批判的标准，而不是建设的标准；更多地采用“与国际接轨”的标准，而不是“中国特色”的标准；更多地采用具体利益的标准，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标准。

而我个人认为大学生的思想状况还两个矛盾与三个压力以及校园文化的有着深刻的影响。

两个矛盾：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与所受思想教育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社会的高速发展，生活的快节奏使大学生往往注重眼前利益，失去了科学思想体系对价值观的引导作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二者相互影响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的发展使大学生思想领域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

三个压力：第一是学习压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学生更加注重自我完善，除了学校的正常学习任务要求学生要更加注重能力的培养；第二是思想压力，当今的大学生大多为90后独生子女家庭，家庭的期望值高、大学生的社会负担重，同时大学生的社会能力与知识不相匹配、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不相匹配导致学生的思想压力大；第三是就业压力，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以及人才招录和使用上某些不公平竞争，让学生担心自身才能和发展前程会被无规则的选人用人机制断送。学院文化的影响：当今大学活动主要以娱乐为目的缺乏教育性。错误的认为大学就是“乌托邦”并且大学校园文化以所谓的“爱情”为中心，忽视爱国主义教育造成极端爱国思想滋长，同时缺乏对传统美德继承也是大学生思想偏离主线的重要因素。

三、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

面对上述情况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大学生如何做好个人层面工作，或者说从何处入手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大学生作为一个思想活泼的社会群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观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立足内在，以思想道德教育与核心价值普及为基础

宣传和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必要前提，只有大学生能够清楚的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才能真正调动他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自我学习、自我完善是高等教育不变的主题，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就是培养自我学习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从内在方面要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崇高的理想。理想是目标，是努力的方向，是前进的动力，只有树立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才能与人民大众保持一致，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社会的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永恒不变的主题。当代大学生应该在这个理想的感召与凝聚下，坚定不移的将自己培养成‘四有’新人，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

（2）学习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伟大的思想武器武装自己教育自己，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变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我们同样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我们认识社会，融入社会，进而发展社会。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代大学生内在要求，所以我们要做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积极的向党组织靠拢，参与志愿服务，弘扬雷锋精神。

（二）抓住外在，以构建和谐校园文化为手段

校园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但目前的高校校园文化难以充分发挥其载体的功能。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从注重精神文化的构建、利用多样的教育渠道、建立完善的长效机制等三方面来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使其发挥载体功能，在大学生中成功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以思政授课为主要渠道，贯穿于其他课堂教学。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特有的一门政治性、科学性、理论性和德育性很强的学科，是当代大学生必修课程之一，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加深入人心，这是校园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科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通过教师的讲解与传授，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同时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自身的学科专业中，增强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以思政课为主渠道外，还应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高等教育体系中，让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充分渗透在校园的课堂、活动、环境和日常管理中。

（2）以职业发展为依托。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一线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阵地，学生一毕业就将成为标准的“职业人”。因此高职院校建设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以职业发展为依托，突出高职院校特色，提升校园文化的内涵和品位，在办学理念、校训、校风的规划上，引入企业相关的名人名言，激励学生职业性格的塑造，树立职业归属感。

（3）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性工程，是处于探索中的事物，它不仅需要方方面面的协调工作，更需要从制度上对校园文化建设作出规定，通过制度把校园文化建设目标、内容以及实施办法作出具体的制度规定，根据学生不同专业，有层次性、针对性的进行规范。同时建立全员督导制度，确保制度规范的运行和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意识的核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转型对于大学生客观的要求，也是社会给大学生的新课题。正如温家宝总理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靠每个大学生，仍至每个公民自觉奉行，唯有每个大学生乃至每个个公民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使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使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使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四篇：法律《条例》修改必要性报告

《兰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修改必要性报告

《兰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4年1月1日正式实施，距今已近满三年。这三年来，我市通过强化社会宣传，依法建立控烟工作机制与工作体系，夯实属地化管理与强化执法监督等措施，使广大市民依法控烟意识得到不断加强，各行业经营者、管理者自觉履行《条例》控烟责任意识逐步加深，总体呈现出违法吸烟现象减少，无烟单位、场所增多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由于控烟现状与法规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条例》中部分规定也不符合现实执法需求，为维护广大市民的健康权益，《条例》的修订迫在眉睫。经市控烟办研究，对我市控烟工作现状与发现问题报告如下：

一、我市控烟工作目前主要工作方法

（一）深入开展控烟宣传、提高市民控烟意识 为加强我市控烟宣传工作，市控烟办举办了 “无烟兰州，最美微笑”照片征集活动。在兰州市公共频道和公交数字移动电视平台上播放 “二手烟危害”、“吸烟危害”及“戒烟治疗”等控烟公益宣传片。在我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六次会议和政协兰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期间，积极推进“无烟两会”宣传活动，向参会代表发送“无烟两会”短信提示，在所有礼堂大厅、会议室、休息室、餐厅、住所等室内公共场所设置“无烟两会”宣传标识，实现室内场所全面无烟。在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上，组织了无烟马拉松宣传活动，通过“无烟拉拉队”和无烟宣传展台，向参赛运动员选手、志愿者、观赛群众传递“无烟兰马，助跑健康”的理念，获得市民的高度评价。

2016年5月31日，为进一步深入宣传《兰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兰州市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九个“世界无烟日”大型宣传活动。兰州市人大，兰州市人民政府相关领导及各县区政府相关领导、各相关部门控烟工作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控烟执法人员、相关医疗机构及志愿者共300余人参加了活动，多家媒体全程跟踪报道。

（二）完善控烟执法机制、推进控烟执法检查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控烟执法机制建设，结合年初国家控烟办提出的指导意见，市控烟办组织召开了2016年上半年兰州市控烟工作座谈会和“兰州市2016年媒体记者恳谈会”会议就兰州市控烟工作现状、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和各成员单位及媒体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要求各县区、各成员单位对各自组织机构进行自查，进一步强化工作制度的落实，制定控烟工作计划、落实控烟培训及信息报告制度。

市控烟办组织相关单位对部分公共场所的控烟工作进行了暗访调查。暗访范围涵盖了兰州市6所市属医院及市中心的餐馆、旅店、美发店、网吧等30余家场所，并及时对暗访结果进行了汇总分析，为“世界无烟日”联合执法检查行动提出了指导性建议；5月31日，兰州市控烟办与相关执法部门对兰州市部分餐饮场所进行了联合执法检查。当日共检查各类场所100余家，对部分不规范场所提出了整改意见；9月6日-9日，我市在近郊四区开展了为期四天的大型控烟联合执法活动。执法共计检查公共办公场所80家，餐饮娱乐场所105家，发放禁止吸烟标识300余张，并对其中的12家进行了责改。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得到了省市各大电视、广播、平面媒体的广泛关注、跟踪报道，电视、电台、网络及报纸共报道相关信息20余篇，兰州电视台“零距离栏目”还对执法检查进行了现场直播。

2016年1-11月，各县区、各成员单位在控烟日常执法检查中，共检查各类场所14331家，劝阻个人吸烟行为2321例，警告、责令整改场所567家，罚款4家，共计10000元。其中，兰州市卫生计生监督所积极行动，自 2016年3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控烟专项检查，共出动监督员206人次，检查公共场所经营单位83户，责令整改78户，警告24户，一般程序行政处罚4户，罚款金额10000元。

9月13日-9月28日，我市作为全国三个试点城市之一，在开展了餐饮、办公场所尼古丁被动检测工作。该项工作由中国疾控中心指导，主要目的是收集科学数据并检验我市现阶段控烟工作实际情况。项目在我市城关区、七里河区随机抽取共50家办公、餐饮场所开展，为期10天。期间我市高度重视，共出动工作人员130人次参与，并有媒体记者跟踪采访，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发表相关信息8篇。

二、存在的问题

（一）控烟执法机制还未能全面形成

依法控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国家立法已在进行当中。《条例》实施以来，我市控烟执法工作现阶段正处于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状态，目前各级控烟办人员编制与工作经费尚未落实；各执法监管部门对控烟执法案件的处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劝导多、处罚少，起不到威慑作用；控烟执法工作还存在畏难情绪，缺乏更加主动开展控烟执法工作的责任意识，执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举报难、劝阻难、执法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执法困难问题的存在，与现行《条例》规定不满足执法需求有关。例如对个人罚款为50元，《条例》规定不能使用简易程序进行处罚，导致各执法部门在落实执法主体责任时有一定约束性，致使控烟执法未能保证有效的开展。

（二）控烟执法的有效落实缺少抓手

目前我市控烟执法体系没有有效的督促和激励机制，各级控烟办没有督促控烟执法工作推进的有效手段。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对本行业开展控烟执法工作，各县区政府、各行业主管部门对控烟工作的重视程度也参差不齐，对我市控烟工作的整体推进十分不利。

为督促各县区、各成员单位认真落实控烟执法，真正把控烟执法工作与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相结合，控烟工作需要从《条例》出发，根据各县区、各成员单位实际情况及行业特点制定较为合理的控烟执法工作目标，并制定行之有效的督导考核办法。市控烟办计划在《条例》修订完成后，组织专业技术机构定期对全市控烟工作进行系统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示。

（三）《条例》的宣传还很薄弱

市民的广泛知晓是《条例》的有效执行的基础。目前各县区、各部门对控烟执法宣传投入欠缺，宣传方法单一，致使市民对《条例》知晓率和熟悉程度较低，加上全市宣传资源偏少，各类媒体的公益播放和发稿偏少，宣传工作要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仍是一个需要长期和深入的工作。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办计划一是协调市政府逐步加大控烟工作的经费投入，加大公益广告投放力度，逐步扩大控烟宣传的深度和广度；二是加强各行业的控烟知识培训，提高市民对《条例》的知晓率，形成全社会共同控烟的社会氛围；三是通过与团市委接洽，招募和发展民间志愿者团队力量，以民间支持辅助现实执法力量。总结 构建“场所自律、社会监督、行政监管、执法检查、专业监测、定期通报”相结合的控烟执法体系，需要建立在合乎执法实际的法律法规基础上。在《条例》施行的三年间，我们在摸索中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对兰州总体控烟执法环境也有了足够的了解和准备，为建立控烟执法的长效管理监督机制，《条例》的修订势在必行。

第五篇：试论《工会法》修改的必要性

试论《工会法》修改的必要性

四川大学邓觉新

内容提要：现行《工会法》缺乏具体法律责任条文，对工会“维权”保障力度有限，对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企事业单位起不到警戒效果，已明显滞后于形势的发展。“柔性”的工会民主参与权利、会员职工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钢性”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保障！为此修改《工会法》应当提上国家法制建设的议事日程。

关键词：工会维权法律保障修改《工会法》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对工会组织“维权”作用极为重视，对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更寄以厚望。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提出了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注民生，扩大基层民主的要求，为中国工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工会巨大的社会协调功能已逐渐为全社会所公认。然而曾经发生过重大社会影响的《工会法》在新的形势下，其法律效力已明显滞后，尤其在保障工会履行“维权”职能的相关法律条款弱化及空洞现象更加凸显出来，原因在于工会“维权”的法律定位过余原则化、概念化和模糊，尤其是法律授予工会组织“维权”的法定权利、对违法“侵权”的预防机制和制约机制尚未得到根本性有效解决，现行《工会法》已适应不了国家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构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新形势的发展，本文就工会“维权”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依法“维权”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完善，工会组织依照《工会法》“维权”，在法律保障上存在盲点

由于企事业单位相对职工个人拥有调动社会资源的绝对优势，拥有许多有利的“刚性”法律法规保障，掌握行政支配及指挥的权力，处于相对弱势的会员职工群众合法权益一旦遭受侵害，《工会法》赋予工会组织的权利不足以拥有独自“维权”的能力。

《工会法》规定工会组织“维权”具有的权利归纳为：“建议意见权、提请解决权、要求纠正权、要求追究权、参与研究权、平等协商权、进行调查权、提请仲裁权和提起诉讼权”，这些权利都不是“最终决定权”。提出建议意见可以不接受；提请解决可部分解决、不解决；要求纠正可不理采或避重就轻；要求追究可拖延或敷衍应付；参与研究协商而不让参与民主决策；行使调查可制造障碍拒不配合。除了人人都有权行使的“提请仲裁和提起诉讼外”，工会“维权”的空间相当小，显得单薄和柔软，对严重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件，更不具备依法强制性和有效抵制性。由此不难看出法定的工会权利和义务是不相称、不对等的。例如《工会法》规定工会有“平等协商权利”：一是工会虽作为独立法人组织，具体到企事业单位，工会经费根本不能支撑工会组织正常的独立运行（人员配备、工资待遇、工作经费、活动场地等等），财务完全不独立，实质是靠单位养活的“下属机构”，脱离不了依附关系，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也不敢要求与企事业行政平等，其“平等协商”份量很难界定；二是工会虽有权代表职工“提请政府处理、向法院提起诉讼”，实际上除了依靠各级总工会，企事业单位工会很难做到。因为企事业基层工会要维护本单位的利益和发展，任何有可能提请政府或向法院起诉的行为都会对企事业不利，从而危及到基层工会组织自身的权利和长远利益；三是“平等协商”中，工会组织的“独特”性作用在《工会法》中体现不出来，也没有相应的能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操作的司法解释。基层工会要把“屁股坐在职工这边”切实做好“维权”，常会不受欢迎，甚至得罪企事业领导，由于工会不敢旗帜鲜明地坚持“维权”，所谓 “平等协商”过程常流于形式，往往只能两边“劝解、合稀泥”，难达到真正的“维权”效果。

二、《工会法》过于封闭、单薄和原则，保障工会“维权”缺乏与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衔接、照应的空间，尚未完全融入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

全国人大目前已通过了《劳动合同法》，这是一部规范劳动关系的重要法典，其中多达11处提到了工会组织和职代会，对维护职工劳动权益制定了相当具体的条文，为工会组织“维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也为工会“维权”预留了极大的法律空间。而《工会法》对职工劳动权益的保障相当笼统又无具体实施细则，仅限于在几种情况下可“责令”企业恢复职工被非法解除了的“劳动合同”，若不执行并未设定违法责任。纵观《工会法》，缺乏保障实施的“罚则”条文，进而使得该法缺乏严肃性。必然造成工会“维权”得不到《工会法》有效的法律保护。工会在“维权”实践中，往往不得不转向寻求其它途径、其它实体法律法规进行“维权”，其“维权”成本、代价和风险大增，常常因不现实，最终“维权”行动失败。如此，企事业单位只要“《工会法》明文制止的（会受到政府劳动部门责令的行为）不犯，侵权就难以被有效制止”。正是由于《工会法》缺乏对侵权企事业阻挠“工会依法履行维护职能”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罚条文，使“国家保护工会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落不到实处，即便不履行《工会法》也受不到法律追究。于是侵权时有发生，“隐性侵权现象”更为普遍存在。鉴于《工会法》“法律责任”中存在的遗漏、缺位、不确定性和难以操作，《工会法》体现不出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易受到其它实体法（如《劳动法》、《民法》、《治安处罚法》直到《刑罚》等）的照应及有效保障。架空的《工会法》对企事业单位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既然不足以构成法律强制约束力，就难以规范企事业单位落实好职工各项合法权益，更难以对违反本法者实施惩戒、处罚，工会的“维权”自然就显得苍白、尴尬和困难。

三、《工会法》赋予工会“维权”的法律武器，不具备独特的法律权威，且难以操作 《工会法》更像纲领性文件。很大程度上像在重复《中国工会章程》。每一部法律应有执法主体，例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是劳动部门，《合同法》是工商管理部门等等，而工会却成不了《工会法》的执法主体。法律关于工会“维权”的权利、义务，更像规范工会的工作方法。《工会法》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相关性，但更应各有专指，其“法律责任”却多比照违反《劳动法》制定，更像其“附法”。所涉及到的执法权，均为劳动行政部门（《工会法》七条法律责任中就有四处提到劳动行政部门）。实际上，职工可能遭受侵权的现象情况复杂、涉及面广，职工在政治、经济、人权等各个方面均享有充分的合法权益（如选举权、被选举权与表决权、社会保障权、享受休假等权利），在企事业内部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些权益若受侵害，法律责任没有明确，必然造成《工会法》在本法意义上的虚化，即权利与义务、违法与处罚不对称，作为《工会法》维护的主体--工会自身的“维权”也会成问题，因为任何法律中都没有体现关于违反《工会法》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不难看出《工会法》除了很原则地提到治安案件和犯罪须追究责任外，违背其它任何条款均不构成治安案件或犯罪，不必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经济处罚，对侵害职工权益最高赔偿也仅是本人年收入的二倍（这是本法中可见的唯一量化标准），试想一个收入很低的农民工费尽周折，通过工会依法“维权”成功，仅得到年收入两倍赔偿，其“维权”成本是得不偿失的，反之对企事业单位来说，“侵权”成本微不足道，根本起不到任何警示和惩戒效果。总之《工会法》较之《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要“软性”和笼统得多。

工会依照《工会法》做不到独立自主地“维权”，往往只能以民事代理（如律师）的角色，代表职工运用相关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公伤条例》等）去调解、协调或提请仲裁、诉讼，权限和作用还不如律师（后者是专业法律工作者，有着法定的职业优势），工会“维权”大多数情况是在事后和间接发挥作用，其“维权”空间狭窄，政府和法院审理“维权”案例，依《工会法》操作难度大。就工会“维权”，纵观全国几乎很少有依《工会法》上诉、审理和胜诉的案例。这部涉及面非常广的法律，除了如《工会章程》那样规范工会工作外，当前新形势下，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还没有产生过其应有的巨大作用。

四、《工会法》难以保障工会维护自身的民主政治权利，使得工会“维权”常显软弱、力不从心，工会应有的、代表职工群众的民主政治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一是对工会组织、工会干部的地位，《工会法》表述比较模糊。各级总工会比照国家行政机构设置，“机关化”倾向较浓，干部队伍结构过于“专业”固定，缺乏基层工会经历；反之基层企事业单位工会从属性、依赖性较普遍，工会负责干部受单位人事调整变化大，专职人员年龄结构偏大（企事业单位往往将其作为安置老弱的部门），业务素质堪忧。工会主席应具有同级副职地位，享受相应待遇，只是政策性一般要求，不具法律效力。由于《工会法》对工会组织和干部定位较模糊，加之工会自身建设和机构改革调整不够完善，造成了工会组织地位低下、工会干部说不起话，开展“维权”不易。二是《工会法》对工会的“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权利”不是刚性要求，使工会难以介入企事业核心决策，难以实现民主参与和源头“维权”。知情知政难，参政议政更难，主动“维权”常无从谈起。因为《工会法》对企事业单位在法律责任中没有体现约束力和对违法的查处及惩罚，一旦侵权容易形成“马后炮”局面，事后“维权”成本高、代价大、会留下后遗症，于职工不利，很难取得成效。

综上所述，鉴于中国工会的特殊性质，不具备强制性权力，法律也没有赋予工会组织“维权”所必须具有的约束性权力，又缺乏其它法律法规对《工会法》的充分照应和保障，使得工会的维护职能显得苍白、缺乏力度，职工通过工会“维权”难度大、成功率不高，极可能还后患严重（一次“维权”小胜而最终导致劳动者失业），所以职工一般情况下不会主动寻求工会组织“维权”。

正是基于工会“维权”法律责权的不明确性，使得基层工会组织软弱、工会干部腰杆不硬、“维权”不力、不敢及无权“维权”现象普遍存在。因为基层工会干部首先是职工，“劳动人事关系”决定权掌握在单位领导人手上，形式上按《工会法》程序走，实际上常常由“老板”做主，“维权”令人堪忧。

工会是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会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化解矛盾、构建和谐，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现在国家既然专门为工会立法，就应树立起《工会法》的法律尊严和权威，就应当使《工会法》与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工伤管理条例》等等）相照应和衔接，就应设定相应的、可操作性的民事及刑事责任，就应该给工会“维权”赋予专属的、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使工会“维权”有法可依、行之有效；行政司法部门执法有据、违法必究；企事业单位遵纪守法、关爱职工；全社会人人依法行事、守法光荣，为此修改《工会法》势在必行。

作者简介：邓觉新四川大学工会副研究员中宣部四川大学舆情直报点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