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曝光一批职务犯罪典型案

第一篇：四川曝光一批职务犯罪典型案

四川曝光一批职务犯罪典型案

四川曝光一批职务犯罪典型案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罗书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王卫平、助理审判员田刚、执行裁判监督庭助理审判员董毅、内江市检察院原检察长陈世中、绵阳市公安局巡警支队原政委张庆辉、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李文华、成都市司法局原局长陈家荣、乐山市委原副书记袁俊维、凉山州委原书记骆玉祥、岳池县酉溪镇原副镇长张军、攀枝花市仁和区原副区长吴健康、省卫生厅计财处原处长、省药品招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周学文、省医院原副院长孙世明、成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杨灿智等16厅官被查处

2007-04-11 22:37:48| 分类： 腐败档案-四川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昨(27)日召开的四川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勤所作的报告披露，去年以来，四川省共立案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职务犯罪1010件1098人，其中县处级以上要案151人(其中厅级干部16人)。省高院执行局原局长罗书平、成都市中院执行局原局长王卫平、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李文华等人的犯罪案件查办进展首次公布。关键词：司法人员职务犯罪

背景：少数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司法权非法插手经济活动，严重损害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和法治权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对此，全省检察机关着力查办了一批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共立案查办51人，其中公安机关18人，审判机关18人，司法行政机关8人，其他7人。

典型案件：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罗书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王卫平、助理审判员田刚、执行裁判监督庭助理审判员董毅，采取指定异地法院执行、中止执行、接受律师请托在案件执行中给予帮助等手段，为诉讼当事人在申请执行、烂尾楼工程复工和拍卖中谋取利益，分别收受贿赂29万元、161万元、124万元和69万元，均被立案查办。

内江市检察院原检察长陈世中，在任达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期间，涉嫌收受达县斌郎乡副乡长刘福斌贿赂5l万元，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其成功竞买达县建设煤矿。陈世中已被省检察院立案查办、移送审查起诉。

绵阳市公安局巡警支队原政委张庆辉，在任交警支队支队长期间，利用交警支队在旧机动车过户、年审、保险上的职权，以单位名义向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财保绵阳分公司索要“协作费”460余万元，被立案查办、移送审查起诉。

关键词：商业贿赂

背景：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重点查办工程建设、医药购销、土地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六大重点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439人；查办贿赂大案504件，占71%；查办县处级以上要案119人。挂牌督办在全国全省有较大影响的重点案件38件。

典型案件：

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李文华，利用职务之便，使请托人顺利承建省监狱系统有关基建项目和材料供应，涉嫌受贿70余万元，其中索贿60余万元，被立案查办、提起公诉。

成都市司法局原局长陈家荣，担任彭州市委书记期间，在彭州市疾病中心、牡丹大道绿化等工程及土地出让中，帮助他人承接工程、购买土地和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近4OO万元，检察机关查办后，陈家荣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乐山市委原副书记袁俊维，为请托人协调生产用电、项目报批、资金贷款、解决施工纠纷等事宜，受贿400余万元，检察机关查办后，袁俊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凉山州委原书记骆玉祥，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干部职务变动升迁等方面为他人谋利，涉嫌受贿300余万元。

关键词：失职渎职

背景：从2005年7月起，我省开展了为期一年半的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共立案查办300件323人。

典型案件：

岳池县酉溪镇原副镇长张军，明知酉溪河农贸市场码头签单发航员缺位，而未采取及时有效措施补员到位，致使航行船只无人管理，发生该镇村民唐永胜驾驶自用船非法载客40人，因严重超载，船体严重破损，造成28人死亡的特大沉船事故，检察机关查办后，张军被判有罪。

攀枝花市仁和区原副区长吴健康、区安监局原局长余建新等7人，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井放弃监管职责，造成畔海煤矿发生死亡21人、重伤7人，直接经济损失500余万元的特大矿难事故。吴健康等7人因涉嫌玩忽职守被检察机关查办后，均被判有罪。

关键词：侵害群众切身利益

背景：全省检察机关突出查办群众关心的食品、药品安全、金融安全和生产资料质量等问题背后的职务犯罪。依法查办了放纵制售伪劣商品，失职渎职导致重大动植物疫病流行，以及坑农害农、危害市场管理秩序的职务犯罪案件26人。

典型案例：

省卫生厅计财处原处长、省药品招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周学文，利用审核药品挂网招标、采购救护车辆等职务之便，涉嫌受贿24万余元，被立案查办、提起公诉。

省医院原副院长孙世明，在药品采购过程中涉嫌收受药品经销商贿赂100余万元，被立案查办、移送审查起诉。

成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杨灿智等4人，越权擅自决定动用住房公积金购买记帐式国债，以致其全部被用于非法回购质押融资，直至全部回购质押的记帐式国债被冻结和强行平仓售出，造成住房公积金损失2亿余元，杨灿智等4人被检察机关以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查办后，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凉山州社保局原局长张峰、副局长张开禾，将本应结转州医保中心的大病统筹款，弄虚作假转入三家企业，造成130余万元经济损失，被立案查办。

关键词：违法干预市场运作

背景：全省检察机关深入水利、国土、电力、交通、环保、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严肃查处利用权力介入资源配置、索贿、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以及利用职务便利入股，官商勾结，充当“保护伞”的案件，破除非法利益格局，促进了市场化配置资源，共立案查办34人。

典型案件：

荥经县委原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黄永剑，在兼任龙苍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发协调领导小组组长期间，越权指使他人为无任何有效证明的某开发公司办理注册，发放空白中标通知书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导致该公司以开发龙苍沟国家森林公园的名义，利用上述证照骗取多家施工企业和个人资金，造成860余万元重大经济损失，检察机关查办后，黄永剑被判处有期徒刑。

凉山州烟草专卖局原局长何义宗，利用职务便利，为烟叶商贩违规经营烟叶生意、烟叶调拨计划调整、烟叶收购以及烟叶款结算等方面提供方便，涉嫌受贿270余万元。(记者周晶晶)

第二篇：典型案专题

一、近年来因室内环境污染致病的真实典型案例

◎患血液性疾病

病例:2001年10月南京市民栗某请南京某装饰公司对自己购买的一套60平米住宅进行装修，2002年1月栗某搬进了新房，结果入住新房才三个月,栗某及其母同时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2002年8月经南京市环境检测中心对住房进行室内环境检测，结果发现室内环境中甲醛超标12.6倍，挥发性有机物超标3.3倍。于是,栗某将装修公司告上法庭，经过长达9个月时间的审理，2003年7月法院裁定原告栗某胜诉并获得赔偿。

◎综合症

病例:1998年10月，天津市民李某购买了市河东区一处住房，新房装修入住后即发现室内空气异常，全家人先后出现不适症状。经检测，室内氨气超标达10倍以上，原因为建筑商使用了混凝土防冻剂所致。经法院判决被告对原告的房屋内氨气污染进行无害处理，同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检测费共1700元。这是国内首例消费者胜诉的室内空气氨污染案。

◎心动过速综合症

病例:刘女士在家俱城花3300元订购了一套布艺沙发，沙发表面看起来时尚典雅，给人以很豪华、舒适的感觉，但是没过多久，刘女士添了个心跳过速的毛病，一分钟跳动100多次，更奇怪的是，一到医院做检查，心跳就降到了80以下。刘女士百思不得其解，在好友的提醒下请检测中心对房屋进行了空气质量检测，结果发现沙发的海绵上使用的黏结剂中苯的挥发量高达每立方米20毫克，超过国家相关标准的8.3倍，这一下谜底就马上解开了，原来是沙发中挥发出来的有害气体在作怪！

◎幼童综合症

病例(一)：家住长沙市东风路89号的范先生搬进新居没多久，身体一向很健康、聪明活泼的女儿名玉开始出现咳嗽、发烧等感冒症状，夫妻俩带她去医院看病，吃了药打了针，但是病情时好时坏，不能痊愈。随后他们带孩子到湘雅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白血病，住院一个多月后小名玉被送到上海治疗，医生说这种病治愈的概率虽有70%，但需要40多万的 医疗费。范先生怀疑是装修污染引起来的，于是委托室内环境装饰材料产品检测中心检测，检测人员带来仪器到现场，当场测出TVOC（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超过国家标准的28倍。

病例(二)：钱先生仅9个月大的女儿婷婷因患白血病永远离开了他，沉寂在失去女儿的痛苦之中的钱先生一家听说了白血病与装修房屋有关，而两年前他家的装修是由一个游击装修队承包的，装修材料也是他们购买的，于是钱先生请来湖南室内空气检测中心的检测员，经检测，他家TVOC超标，空气指标严重超标，卧室超标两倍，钱先生和妻子再也不敢在这里住了，钱先生气愤地把装修好的房子破坏，把家具抬出去烧掉。

◎不孕综合症

病例(一)：家住学校路的一住户愤怒地砸掉了自家的花岗岩。这小伙子几经周折，终于在地质大学放射性检测专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妻子不孕的原因：杀死自己精子的凶手竟是两年前装修所用的花岗岩。原来该青年结婚后妻子一直不孕，最后经医院检查是他的责任，说他的精子成活率极低，大夫说是因为受到放射性物质辐射所致。在他一室一厅的

套房里，厅和厕所装的都是花岗岩，经过对石材的现场检测，该石材超过国家规定的居室内石材使用标准，并且放射性元素非常不均匀，个别元素的放射性辐射相当强，长期在这么高的放射性辐射环境中生活，当然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病例(二)：2003年初，广东省佛山市谭某夫妇在搬进装修过的新居3个月后胎儿流产了。经检测，主卧室甲醛超过国家标准4倍多。法院判决：被告一次性返回原告装修费用1.9万元，支付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检测费、租房费8791元，并支付原告2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

◎胎儿畸形综合症

病例：北京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医生为外地来京打工的孕妇黎江引产引下一个畸形女婴，这个刚刚5个月的胎儿没有胃，更奇特的是她的嘴巴尖尖的向外伸出，竟高过鼻子，下颚处还有个小洞。据孕妇本人讲，她曾生过小孩，并没有异常，本人身体也很正常，只是现在她丈夫是一名常年从事室内装修的油漆工，她本人打工的地方也是刚装修过的，因此妇幼保健院医生推测孕妇很可能是在怀孕期间接触了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才致胎儿畸形。

案例一宗接一宗

案例一：北京市民李发君的妻子朱继荣2002年8月初买了一辆新车作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9月底就发现身上有大量出血点。10月经正规医院诊断为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治疗5个月后宣告治疗无效病逝。由于苯中毒可导致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朱也是继买车后才出现病症，于是李在中国室内装饰协会下属室内环境监测中心进行车内空气

检测，确认车内苯超标后，认为罪魁祸首就是这辆新车，于是李发君将该车的汽车销售公司告上法庭，以求讨回公道。

案例二：广州市民黄先生夫妇开开心心地住进刚装修的新房，可没多久孩子就开始发高烧。本以为与“非典”有关，马上送医院。在排除“非典”可能让黄先生夫妇稍微放心时，他们又不得不忧心：孩子不明原因的发烧三周仍不退。黄先生开始怀疑自己的新装房屋是否有问题？中科国环环境技术研究中心广州分中心做了检测后，发现新屋内甲醛轻微超标，孩子病状也与中心接触过的室内污染致病情况非常相似，所以不能排除装修污染引发致病。

案例三：广州芳村某幼儿园118名四五岁的幼儿在新学期幼儿园新装修没多久后，集体感染了接触性皮炎，出现眼红、皮肤发痒等症状。经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皮肤科诊断、防疫站人员检查后，发现是幼儿园装修涂料中挥发的有毒物质让孩子娇嫩的皮肤受到急性刺激症状，除了少数孩子有过敏反应外，大部分孩子在接受治疗后基本康复。

二、写字楼空气污染状况

写字楼空气质量问题已是很普遍的问题，因为以往的空调设计更多考虑的是人们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并未在意室内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现在的很多写字楼的租用对象都是办公单位，除了建筑物自身的污染和室内装饰材料带来的污染以外，写字楼中还有很多由现代化办公用品而产生的空气污染，诸如传真机、复印机、电脑和电视机在使用

过程中产生的苯、甲醛、氨及使用杀虫剂、涂改液和清洗剂产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物质都会加剧“写字楼综合症”的发生。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写字楼为了保温和节省能源，将楼内的自然换气次数大幅度下降。据调查，有的写字楼甚至在运作时只抽入一成新鲜空气，新风量已经从每小时2至3 次降为每小时0.3至0.5次，大大低于正常的卫生标准，成为室内空气质量变坏的关键因素之一。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会经常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咽喉不适等症状，时间久了还容易引发咽喉炎、呼吸道感染等疾病。

三、国家部门的调查显示

◎来自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

室内空气污染程度高出室外5-10倍，68%的疾病来源于空气污染，室内装饰材料及家俱中释放的甲醛、苯、氡、氨等有害气体是导致儿童白血病、肺病、恶性肿瘤的罪魁祸首，这些有害物质致使办公室、居室，变成毒气室！。

◎据环境检测专家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新装修的写字楼及居室内空气污染超标率高达100%，室内环境及装饰产生的苯，甲醛的超标率超过80%，极端情况下居室的甲醛超标24倍、苯超标28倍，而来自混凝土、水泥、花岗岩等建筑材料中的放射性元素——氡更成了不容忽视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室内空气污染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

◎环境专家检测证明

室内污染危害性是室外的4至5倍，而人们每天有80％的时间在室

内度过，据测试，人在房间内6小时以上，就会出现乏力、头晕、耳鸣、烦躁、鼻塞、打喷嚏、记忆力减退等症状。目前，室内家俱、装修产生的甲醛、二甲苯、氨气等有害气体，宾馆、酒店长期滞留的难除异味、烟味、卫生间的臭味等，室内人群密集的地方产生的烟尘、异味、细菌、病毒等等室内污染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时时刻刻困扰着人们。

第三篇：职务犯罪案后治理资料

1981年中共中央提出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方针，要求各地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采取综合措施，防止和减少犯罪的发生。检察建议就是在这时从原来的一般监督手段变为了综合治理的主要形式和手段之一。1982年，黄火青检察长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郑重提出“检察建议”概念。1983年，高检院规定了检察建议的基本格式。此后，检察建议在全国检察机关得到普遍运用，特别是1992年10月30日高检院制定颁布了《关于加强贪污贿赂犯罪预防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总结经验教训，堵塞漏洞，改善管理，加强防范，特别是要采取措施推动在执法部门和直接掌握人、财、物的岗位，建立有效的防范贪污贿赂等犯罪的约束机制”以后，作为综合治理手段之一的检察建议工作得到长足发展。1995年《检察官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对检察工作提出改革建议被采纳，效果显著的”，应当给予奖励。1998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成员单位参与综合治理的职责任务的通知》，将结合办案“分析掌握各个时期、各个行业的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以及其他刑事犯罪特点，提出预防犯罪的建议;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完善防范机制”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任务进行规定。1999年高检院《关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和2000年高检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强化并具体规定了适用检察建议的情形。

实践中，检察建议按照所涉及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类检察建议;二是民事行政案件再审检察建议;三是诉讼监督类检察建议;四是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之规定发出的涉及扣押物品处理类检察建议。

那么，如何规范司法建议？如何让司法建议发挥更大的社会管理作用？这些问题的存在，亟须完善相关制度，以完善的制度保障司法建议落实回应率的提高。

增强司法建议的法律约束力。应对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建议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和做法进行系统地归纳和整理，并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进行沟通、协调，联合发布在各自部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对司法建议的适用原则、范围、程序、效力等作出明确规定，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在全国人大对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时，提出增加规定司法建议的立法建议，明确司法建议的制作和发布程序，对司法建议书的制作格式、制作的主体、内容的审查、送达与反馈期限，等等，每一个环节作出详细的规定，使司法建议工作步人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加强司法建议的规范化管理。一是规范司法建议的制作和发布程序。具有司法建议权的单位发现问题，认为有必要发出司法建议时，应召开院务会讨论决定，并以单位的名义统一行文发布；二是建立专门的司法建议文书登记备案记录台账，由单位统一分类、编号，详细记载司法建议的拟稿人、拟稿部门、被建议单位、建议的内容、发出时间以及建议的落实情况，等等；三是建立司法建议的撤销、变更制度。司法建议书要明确被建议单位落实或者提出异议的具体期限；发出司法建议的本院院长或上级法院发现司法建议的内容、形式、程序等不符合规定的，应予以变更、撤销；被建议单位有异议的，发出建议机关应重新审查，发现确有错误的，应予变更、撤销。

完善司法建议的落实监督机制。我国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司法建议由被建议单位的当地人大常委会负责督查落实，便于人民代表及时掌握社会动态，提高公共决策的水平。司法建议发送给被建议单位，同时报送被建议单位的主管部门和人大常委会，要求被建议单位在一定的期限内将司法建议的落实情况或异议向其主管部门、人大常委会和法院反馈。对未认真落实司法建议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单位，应追究被建议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的责任。

完善司法建议目标管理考评机制。完善的奖惩激励机制有利于确保工作质量，提高干警的质量意识，因此，应将司法建议纳入司法管理、行政管理绩效考评的范围，并将考评的结果作为评优、晋升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摒弃将司法建议的数量作为考核唯一标准的做法，要综合案件社会影响、司法建议质量、被建议单位采纳程度、社会评价等因素综合考评。

（作者单位：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司法建议的现实功能

2007年至2009年8月，上海法院共发送司法建议366份，涵盖刑、民、商、行政、知产、海事和执行等众多案件类型，涉及行政行为有瑕疵、律师执业行为不规范、协助执行单位不配合以及企业用工、保安、财务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现实功能。

首先，服务大局，彰显法院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司法建议，法官主动为地方经济发展提出建议、创造环境、提供保障，体现出法院服务大局意识。如为应对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上海市一中院向上海市国资委发出了关于加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监督管理的综合性司法建议，受到了高度重视，有力地保障了上海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正常经营与健康发展。

其次，化解矛盾，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有些诉诸于法院的纠纷超出了法院的职权范围，但基于司法为民的理念，法院不能漠然视之，即可通过司法建议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如上海市某小区居民对行政机关废除小区门口公路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并多次上访。上海市一中院虽依法驳回其诉请，但及时向有关机关发送司法建议，保障了居民的出行、通信便利，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再次，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司法为民。实践中，司法建议成为司法工作面向社会、面向群众的重要层面，在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反映了司法不仅追求个案公正，而且更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特点。如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多起因农村桥梁问题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过程中发现，青浦区多数村镇桥梁负载远超设计标准，存在安全隐患，导致事故频发。据此向有关单位发送了司法建议，促使受建议单位立即着手开展危桥改造工作，有力地保障了群众的人身安全。

最后，构建平台，促进法院与行政机关的良性互动。行政判决一般只能就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作出判断，司法建议则可以突破这一限制，就行政行为存在的不合理性等问题提出建议，从而促进行政机关执法的合理性和规范性。司法建议自身的“柔性”特点也使得其相对容易被接受。如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针对工商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送达问题向上海市工商局发出司法建议。上海市工商局根据该建议与国家工商总局和上海市政府法制办沟通，最终借鉴了法院送达的工作经验，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罚时要求对方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从而规范了上海乃至全国工商部门行政处罚的送达方式，增强了行政行为的合理性。

完善司法建议工作的建议

司法建议工作是当前司法机关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以实际行动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是法院工作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方面。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

第一，及时调整司法观念，以司法建议的合理定位为导向。传统司法的主要职能在于定分止争，以被动裁判为主；现代司法更为强调司法的能动性和司法的社会责任。司法建议即是法官根据司法实践运用司法智慧，通过案件审理发现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它克服了司法被动主义的缺陷，是人民法院实践司法能动主义的一种方式。

司法建议是法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延伸服务空间的形式之一。将司法建议定位于“服务”，法院发送司法建议时，将自己作为服务者，而非管理者；注意建议的中肯合理，避免建议吹毛求疵；考虑被建议单位的立场和感受，注意建议的语言艺术等，从而以真心诚意的服务，获得被建议单位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个案建议与类案建议相结合，以科学可行的建议内容为基础。发送司法建议，既要注重根据审理和执行个案中发现的有关单位在规章制度、管理方式以及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从微观角度提出堵塞制度漏洞、改进工作方法、杜绝类似纠纷再次发生的司法建议；也应注重以点带面，总结提炼，针对某一时期、某类案件反映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涉及全局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从宏观角度提出系统解决问题的司法建议，做到司法建议既“对症下药”又“登高望远”。

第三，发送建议与推动落实并重，以扎实灵活的工作方式为载体。在司法建议工作中坚持“三个并重”：一是坚持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并重。在排查问题、剖析原因的同时，注重建议、对策、措施的具体可操作性；二是主动服务与沟通交流并重。当法院对拟提出的问题或建议把握不到位时，先行与被建议单位进行沟通，以保证司法建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同时体现法院对被建议单位的尊重；三是坚持发建议与听反馈、做回访并重。司法建议发送后，法院应主动追踪求反馈。对于重点单位，在收到反馈意见后，法院再进行回访，了解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确保司法建议的实效。

第四，积极实践与建章立制共行，以规范的管理制度为保障。在积极发送司法建议的同时，及时总结经验，制定规范司法建议起草、审查、批准、送达、归档等程序的统一规定；建立配套激励措施，将司法建议工作纳入岗位目标考核，确立司法建议工作的监督考核、评比奖惩等工作机制。2009年6月，上海高院建立了覆盖全市法院的网上司法建议信息库，成为记录、查询、统计、考核司法建议工作的重要载体和促进司法建议工作有效交流、科学管理的重要平台，实现了上海法院对于司法建议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司法建议工作的信息化管理，为推动司法建议工作的长效机制建设奠定基础。

1.教育授课具有针对性。我们把预防职务犯罪课堂搬到党校的讲台上。市委党校聘请市检察院主管副检察长、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为客座副教授，在每期领导干部进修班、培训班、县处级后备干部培训班开班前，市委党校组教处通知市检察院预防处。授课人员根据每期进修班、培训班学员组成情况，有针对性地准备讲稿，制作课件，利用多媒体进行教育授课。2004年以来，市检察院共为17个班次，832名学员进行了《认识职务犯罪，做好预防工作》、《领导者与刑事法律规范》、《珍惜权力，珍惜前程，依法行政》、《请远离职务犯罪，呵护我们自己的家》等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和法制教育课。并把检察机关查办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组织人事工作中职务犯罪、政法干警职务犯罪、行业系统职务犯罪等情况和典型案例，浓缩到法制课内容之中。学员普遍反映，检察院的法制教育课，内容丰富翔实，针对性强，案例鲜活，生动具体，贴近生活，说服力强，受益终生。

2.反腐倡廉成果展具有直观性。2005年10月9日，丹东市纪委、检察院、司法局和丹东市监狱联合在丹东市监狱创建了警示教育基地。基地面积1080平方米，警示教育展览厅780平方米，展区包括有丹东重大典型职务犯罪案例等展板163块，图文并茂。2006年11月正式启动以来，先后接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55个，3996人参观接受教育。市委党校也将警示教育基地作为法制教育的课堂，共有7个班，365人，参观警示教育基地。走进警示教育基地，看到展板上的腐败分子，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让学员们更加直观感受到职务犯罪给国家、社会以及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的危害，在为他们惋惜的同时，也在深深的自醒。学员观后感言：参观反腐败成果展，大量的典型案例，具有极强的教育警示作用，看到了法律的威慑作用，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增强了做好反腐倡廉工作信心。学员在留言簿上写道：“形式新颖，震撼心灵，警示犹钟，长鸣于心。”

3.现身说法具有震撼性。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更能触动学员的心灵。四年来，我们在现身说法教育厅，先后组织16名职务犯罪服刑人员为365名党校学员做了现身说法。学员们看到曾经熟悉的面孔，听到他们结合自己犯罪谈危害，讲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身份的极大反差，高墙内外生活的对比，那发自内心的声声忏悔，使每一名学员的心灵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学员在留言簿上写道：“一堂零距离、面对面发人深省的反腐败的警示教育课，警示一次，受益终生。”

近几年来，金融工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以彰显，但是，随着市场和行业作用的日益发挥，受各种利益的包围和诱发因素的影响，金融系统的职务犯罪现象也越来越趋于频繁多发。

根据农发行总行通报的情况，就全国农发行系统而言，随着商业性贷款业务的增加，职务犯罪发生的频率也比以前有所攀升，比如农发行极个别工作人员由于失去监督、滥用职权或者不能尽职尽责，最终酿成职务犯罪，涉及犯罪的既有处级以上人员，也有普通员工；既有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盗窃、渎职、玩忽职守罪，又有内外勾结诈骗、抢劫、携款外逃等。这些犯罪都与当事人具有一定的岗位职务有密切的关系，它既使党和国家葬送了一批有能力、有作为、有前途的干部职工，也极大的影响了农发行事业的发展，损害了农发行的良好社会形象。因此，在农发行，能否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关系到能否有效惩治腐败、打击经济犯罪、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大问题。当前基层农发行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职工对职务犯罪及其预防工作知之甚少，甚至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讳莫如深，片面认为预防工作就是怀疑一切。由于职务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易发性和罪与非罪界定上的模糊性，再加上这种犯罪主观上容易被人们忽视或者麻痹，所以，基层农发行几乎每年都要发生职务犯罪案件（事件），即使是没有发生职务犯罪案件（事件）的基层行，也潜藏着职务犯罪的可能或苗头，稍不留心，就会滑入犯罪的泥潭。随着农发行业务范围的扩大和业务领域的延伸拓宽，基层农发行少数人员特别是信贷员或者信贷决策者手中的权利越来越大，受各种利益或者不良社会习气的诱惑、驱使，利用职务或者手中特权谋取利益而导致犯罪的因素随时都会发生。因此，基层农发行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刻不容缓。我们认为，基层农发行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做到结合业务特点、突出预防重点，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职务犯罪预防质量，有效减少职务犯罪发生频率，从而促进各项业务健康发展。

一、不断探索完善预防决策途径，努力形成全行关注支持预防工作的机制和氛围。一是要成立由行长任组长、各个部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预防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各个岗位的预防职能和相互监督作用。我们认为，预防工作做的好坏，责任主要在基层行及其各个内设部门的“一把手”，只要“一把手”重视，这项工作就会卓有成效。因此，加强领导是充分发挥各个岗位预防职能和相互监督作用的重要前提。二是要将预防目标和预防工作计划列入县行党支部工作日程，将目标分值进行量化考核，实现与业务工作同步规划、同步开展、同步考核、同步完成、同步奖惩。基层行各个内设部门的预防工作目标、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以及重大决策事项及内容等方面的材料都要向市分行和检察院预防犯罪主管部门报告，自觉接受预防部门的检查、指导和监督，确保做好预防工作。凡任期内发生职务犯罪情况的，无论是行“一把手”或者内设部门的“一把手”，都要给以责任追究，使其重视做好预防工作。三是要与企业和地方预防部门三方共同签订《职务犯罪预防责任书》，共同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主体是预防工作人员，预防的对象是各个在职人员，因此，要与地方预防部门和各个岗位积极合作，主动向预防部门反映、上报预防工作情况。

二、紧紧抓住要害、特殊岗位预防，带动专项预防和个案预防取得成效。就农发行系统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把贷款准入、贷款投放、代理保险、财务费用审批、干部职工晋职晋级、后勤管理等要害岗位确定并且纳入预防重点。随着业务运行发展的特点，还要把那些没有包揽的要害工作与事项及时纳入预防重点。一是在贷款管理方面，要通过规范完善要害岗位的操作程序和规章制度，使贷款准入、贷款投放、代理保险等工作环节始终处于相关岗位人员的监督之下，抓好每项重要工作和重大事项的专项预防。二是在财务费用管理方面，要建立健全现金、票证、电脑存款、财务费用审批、后勤管理、干部职工晋职晋级等要害岗位管理等方面的制度，特别是费用审批、重要空白凭证的领用、销毁、登记方面的制度，对购物、基建等重要环节，实行采购、结帐、实物保管和发放等环节的分离，要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力度，使严格按章办事、按程序操作成为每位员工的自觉行动，确保各项制度建立不虚设，执行不走样。三是要实行离岗休假制度、岗位轮换制度、稽核审计制度等，特别是对掌握实权的业务人员的监督。对问题突出的人员，不准其离任、调动，直至问题澄清。四是要搞好权力、岗位之间的相互制约，对重大的业务经营活动，如大额贷款、资金拆借、信用担保和费用开支等，必须明确审批权限和办事程序，经集体讨论决定。五是对要害、特殊岗位的人员，要求逐人签订岗位承诺书，并且实行终身岗位责任追究。六是开展经常性的预防活动，在有关部门、客户企业和社会各界聘请特邀预防人员，使之能够超前发现职务犯罪隐患、问题和线索，并及时向农发行汇报职务犯罪隐患、问题和线索，对有关人员提出警告，使之尽快纠正，把职务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

三、推行集体、公开的述职述廉制度。集体的、公开的述职述廉就是领导干部（含内设部室中层干部）向全行述职述廉，每个职工（特别重要或要害岗位的职工）向全行述职述廉，这样，有利于各个岗位的人员接受他人的监督和制约。目前，农发行的述职述廉仅限于行级（上层）领导干部，许多地方的基层农发行根本不重视职工（特别重要或要害岗位的职工）的述职述廉，一年到头至多向职工要1份工作总结，而且对工作总结的内容也不作任何要求，职工对工作总结也是胡编乱造、应付了事，对于述职质量的好坏，没有具体的管理人员去衡量、评价，更没有开展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职工（特别是重要或要害岗位的职工）的监督。笔者认为，基层行应该推行集体、公开的述职述廉制度，至少每半年开展1次，要求每个同志必须对各项工作完成情况、接受企业钱物情况、重要事项办理情况、作风品行情况等向全行进行详细的总结、汇报，并且邀请企业人员参加、评议，以接受群众、特别是企业的检举、评议，强化监督、促进预防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基层行及要害岗位人员的述职述廉总结、汇报应该上报上级行，并且经有关人员签名，使其对总结、汇报的真实性负责。

四、改进用人机制、把好用人关。在干部（含内设部室中层干部）任用机制上要充分体现任人唯贤，推行公开选拔、竞聘上岗的用人机制。特别是要重视考察干部的履责能力、责任意识、思想品行、生活作风，对履责能力、责任意识、政治觉悟、思想品德、生活作风较差的人员不予任用，或者将其调离重要岗位；特别是对本行多次发生犯罪案件（事件）或者自身有不洁现象的人员，要尽快调整工作岗位。要严格杜绝提拔履责能力、责任意识、政治品行差的人员，对工作屡犯错误或者连续2年排名倒数的人员，要予以及时审计、调整、免职，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职务犯罪的土壤。要加强对干部、职工８小时以外的管理，对发现染有黄、赌、毒恶习的害群之马要清除出去，永不录用，以保证农发行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五、狠抓督察，增强预防针对性。要围绕既定目标和阶段性重要工作，推进预防活动深入开展。基层行预防工作专干经常要对重点岗位人员、重要工作、可疑环节进行督促、检查、排查，对重要工作督察后实行通报，对可疑情况要向行党支部和有关部门报告，加大督察力度；基层行也可以定期邀请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专业工作人员对本行工作“望闻问切”，从弱项入手强化管理；同时，要结合业务开展，不断充实预防工作内容，研究预防措施，对苗头性问题实行“提醒”制度，有方向、有重点提高预防效果。

六、加大宣传和警示教育力度，营造社会化大预防良好氛围。一是要注重政治理论、制度纪律、法纪法规学习教育，提高大家的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增强反腐倡廉、拒腐防变意识和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筑起坚实的思想防线。要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做到敬业爱岗，忠于职守，清正廉洁，乐于奉献。二是要执行“诫勉谈话“制度，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对有关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力争早日消除隐患。三要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方法，深入开展具有警示性的预防宣传活动。要在全行办公场所制作、悬挂预防职务犯罪宣传牌。要把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纳入本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计划，要坚持每年举办2--3次专题培训，聘请检察人员和主管领导讲授职务犯罪预防方面的知识，了解职务犯罪的概念、危害、后果，了解掌握预防业务的基本要求和规定，特别是要利用身边发生的案件（事件），常敲警钟，防微杜渐，使大家从思想上重视和做好预防工作，达到少犯或不犯错误。四是要有目标的组织预防人员和党员干部赴外地进行学习考察，以拓展预防工作视野，提高预防工作质量。

七、开展深层次的职务犯罪调查研究与经验交流活动。针对农发行各个岗位的工作特点，结合容易发生职务犯罪的岗位工作及其实际，农发行预防人员应与当地纪检、检察、公安和法院等有关部门人员加强联系与合作，每年要组织3--4次专题调研活动，撰写出一批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有指导价值的调研文章，使调研成果转化为本行决策；同时，上级行每年要组织1--2次有相应规模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经验交流活动，使基层农发行各行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实现信息共享，不断提升预防工作质量。

长城网10月22日讯（实习记者 宿馨元 通讯员 刘云 张玉岚）在“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和“两反”教育的推动下，张北县检察院深入推行《自侦案件回访制度》，努力提升自侦案件规范化建设纵深发展，促进检察干警依法公正高效廉洁办案，提高检察公信力。

回访制度规定了回访目的、程序、方式、内容和责任措施。回访实行每案“一卡、一表、一单、一档”的“四个一”流程管理。“一卡”即回访监督卡，“一表”即回访登记表，“一单”即回访结果报告单，“一档”即每回访一件案件建立一个档案。

在回访程序和期限上，规定“三个一”的工作模式。即结案后一周内回访、对回访中发现的问题一周内答复处理结果、回访情况每月一通报。

回访内容涵盖了解办案干警是否有收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亲友财物、宴请、索拿卡要等不廉洁行为；是否有冷硬横推等作风粗暴行为；是否存在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黑案”的行为;是否有不遵守检察职业道德、有损检察机关形象的不规范行为等；了解人民群众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是否存在矛盾可能激化、引发涉检访甚至造成恶性事件的隐患等情形。

近日，该院纪检监察室的同志已对2010年已办结的9件自侦案件的嫌疑人、嫌疑人所在单位、嫌疑人家属及相关证人进行了回访，被访人对该院的检察干警执法执纪的满意率为100%。

华声法治在线讯（通讯员 向阳花）今年以来，湘潭县人民检察院推行全案回访制度，纪检监察部门对全院所办结的案件一一进行回访，了解干警是否文明办案、依法办案，当事人及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从而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坚持三个“明确”，让全案回访有章可循。明确回访案件范围。制度明确规定，回访案件内容包括：侦查监督、公诉、监所检察部门办理的所有刑事案件，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办理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控告申诉部门办理的控告申诉、刑事赔偿案件，反贪局、反渎局所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上述案件按诉讼程序，从立案、逮捕、侦查终结到审查起诉阶段，分别进行回访。明确回访对象。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发案单位，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及其监护人、近亲属，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诉、刑赔案件的当事人、申诉单位等等，都是回访的对象。明确回访方式与内容。采取直接走访与电话回访相结合方式进行回访，询问办案人员工作作风、工作效率如何，是否文明规范、廉洁公正，办案结果是否满意，有无建议和意见。尽量与群众直接交流，推行检务透明，消除群众误解。

强调三个“规范”，让全案回访形成合力。规范回访流程管理。在回访中规范侦查、批捕、起诉环节联系方式，全面收集回访监督意见，有效减少被回访对象厌烦情绪。将回访信息流程化，实行一案一卡，按办案程序交替回访。特别是自侦案件，从立案起设立回访信息卡，将采取强制措施、聘请辩护人、侦结等情况及时补录，案件进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环节，完善补录了相关信息。规范回访监督告知。对盗窃、寻衅滋事等涉及的被害人较多的刑事案件，办案人员在送达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时，告知全案回访监督制度，方便回访监督部门收集意见与建议，使案件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达到了更好的融合。规范信息交流平台。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关押且提供的联系信息不全的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刑事案件，由监所部门配合，采取提教方式听取意见与建议。整合检察资源，对被关押的人犯的投诉情况，及时反馈给监督部门或办案科室，消除矛盾，化解不稳定因素。

做到三个“注重”，让全案回访取得实效。注重廉洁高效。针对职务犯罪案件立案、逮捕、侦结几个环节进行回访，与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沟通，消除误解，化解不稳定因素，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促进廉洁高效执法。如在回访涉嫌贪污犯罪的嫌疑人尹某某家属时，家属提出：什么时候可以结案，请求从轻处理。回访人根据法律规定进行了详尽的解答，将回访意见反馈给反贪局，督促尽快结案。案件已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家属表示满意。注重社会效果。今年以来，该院适用刑事和解政策办理刑事案件，回访此类案件时，发现办案人员讲究办案方法，最大限度兼顾各方面利益诉求。同时，发现群众对刑事和解案件的办理存在误解，认为政法部门收了钱放人，没有走完司法程序就把案件了结了。回访人通过详细解释省检察院出台的《全省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注重服务意识。在回访中了解到办案干警能坚持打击与保护并重、治理与服务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用语规范、举止文明。如，立胜煤矿“1.5”矿难系列渎职案件办理后，及时走访和电话回访，犯罪嫌疑人家属及所在单位对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廉洁执法的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人民代表网消息（通讯员 刘振文 高 杰）今年以来，山东省乐陵市检察院进一步加强了案件质量管理，经过办案回访监督、刑事和解回访以及办案部门个案回访等环节，确保案件质量，稳固已化解的社会矛盾，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一是刑检部门开展刑事和解回访。出台“刑事和解回访制度”，开展广泛的回访活动。即刑事和解后，乐陵市检察院还要对被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服务，不仅关注执法的社会效果、案件处理的个案效果，而且关注被害人的心理恢复和犯罪嫌疑人的改过迁善。今年共对5起刑事和解案件进行了回访，通过回访进一步疏导、教育和督促加害人认识其行为的危害后果，改善因犯罪而破坏的社会关系。

二是检务督察部门开展回访监督。乐陵市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以执法办案环节为重点，通过走访案发部门、电话回访、QQ回访等方式，抓好“一案三卡”回访监督。今年以来通过对已侦查终结的4个涉案单位6名当事人进行了回访，了解涉案单位对检察机关执法工作作风的意见及案发单位生产、工作恢复情况，进一步提升了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三是办案部门开展个案回访。业务部门对办理的存在有引发矛盾纠纷的案件，及时开展回访，了解案件处理后的态势，开展说理答疑，进行法制教育，消除矛盾纠纷苗头。如今年5月初，民行部门对办理的某企业货款纠纷一案进行了回访，在回访中办案干警积极帮助该企业解决困难，受到了广泛好评。

回访中，人民监督员与纪检监察部门及检务督察部门工作人员采取事前不打招呼，直接到发案单位召集有关人员召开座谈会、与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见面会谈的方式，深入了解办案人员在执法执纪方面的情况，面对面听取他们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意见和建议，并当场填写了案件回访监督卡。回访结果表明，沂水县检察院今年所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全部履行了权利告知及其他有关手续，办案人员均做到了文明执法，秉公办案，没有超期羁押、违法扣押、冻结款物、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贪赃枉法等违法情形。被回访单位、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对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廉洁文明执法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参与回访的人民监督员认为，人民监督员参与职务犯罪案件回访，消除了被回访人员直接面对检察人员不敢反映真实想法的思想顾虑，有利于发现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违法违纪苗头，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自侦案件质量，提升检察人员素质，进一步树立起检察机关良好的社会形象。

谈建立检察回访制度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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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许多信访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处理后,就不再过问。笔者认为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应及时了解有关部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具体结果,对没有处理的,应予以督办。这种通过回访制度处理信访问题的方式是控申做好信访工作新的重要手段。

一、检察机关回访案件的范围及内容

检察机关应选择重点案件进行跟踪回访。重点案件的范围包括: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不捕、不诉、捕后不诉和无罪判决案件;撤回起诉退回公安机关撤销或作治安处理的案件;案件当事人长期上访、缠诉不息的案件;群众举报办案人员有违法违纪问题的案件;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关注的案件;超期羁押或超办案期限的案件。

回访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对于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理的案件控告、申诉人对于查处结果及处理情况是否满意;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是否有违反高检院“九条禁令”和“十不准”的规定,因此而引发的控告、申诉人长期上访的;是否有因办案人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徇私枉法等滥用职权而造成控告、申诉人上访的;对于原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给予答复后,上访人仍继续上访的。

二、回访制度的作用

一是转变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信访部门不仅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处理,还要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放在心上,通过回访等方法,直接与反映问题的群众进行对话,更加直接地了解群众的困难和要求。

二是推动了群众反映问题的有效解决。对可以解决的问题进行回访,就可以检验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否做到热情受理,并妥善进行处理。对群众反映的无法解决的问题,看是否做到了有理有据,使上访人受到教育,息诉停访。对有的不能马上解决的问题要耐心讲明道理,讲清政策、法律,最终问题得以解决。

三是规范了信访行政行为,杜绝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现象,把工作抓实、抓牢。

三、回访的方式

回访案件应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发征求意见函、实地调查及电话询问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广泛收集信息,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办案及上访人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解。

1、建立和完善台账资料。

2、定期组织召开不同对象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会。一是由县委、人大、政法委、法院、纪检、司法、政协等部门领导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会。二是对于本院自侦部门办理案件的发案单位代表征求意见座谈会。三是被告人及其亲属代表征求意见座谈会。四是申诉人及其亲属代表征求意见座谈会。

3、对一些多次上访的应予以关注,可通过电话询问等方式对其实施回访,防止越级上访案的发生。

4、控申部门应与纪检、监察等部门加强联系,主动深入到各部门了解情况,听取对有关案件的处理情况。对有争议的案件应进行回访。

第四篇：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

典型案件通报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发挥典型案件的警示作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筑牢党纪国法和思想道德防线，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典型案件通报是指在违法违纪案件查办完结后，各级纪检监察组织以案为鉴，通过对典型案件成因的分析，掌握案件发生的主客观因素，开展的带有剖析、反思、总结性质的通报工作，以此警醒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清醒头脑，防止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

第三条 案件通报以事实为依据，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

第二章 通报主体和对象、范围

第四条 案件通报的实施主体为纪检监察组织。第五条 案件通报的对象为机关干部职工。

第六条 案件通报的范围为：党员干部严重违纪、有代表性的案件；案值较大的窝案、串案等经济案件；顶风违纪典型案件；违反效能建设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社会关注度高的热点案件；其他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案件。

第三章 通报层次、方式及内容第七条 根据案情实际和警示教育的需要，案件通报形式分为二种：在案发单位或系统内部通报，向社会公众通报。第八条 在案发单位、系统内部通报的，可分别采用发文或会议通报方式，具体通报内容是案件概要和查处的结果，案发的原因和应汲取的教训，包括被查处人的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案发单位制度与管理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及相应的整改措施等。在社会公众中通报的，采用新闻媒体通报等方式。具体通报内容是案件概要和查处的结果。第四章 通报的审批程序、时限和要求

第九条 通报的案件，确定通报方式、层次、时间，形成通报材料，提交党组会议讨论审定后予以通报，最后由办公室负责印发通报文件。

第十条 案件通报时限分为定时通报和适时通报两种，原则上一般在案件办结后进行通报，同时根据案件性质和工作需要，择机适时通报。

第十一条 案发单位应在案件通报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根据通报意见，将整改计划、措施报告，整改结束后以书面形式报告落实情况。逾期未能落实到位的，应书面说明理由。第十二条 凡涉及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内容，不得通报。对有专门要求的重大案件内容应根据需要，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在一定层次、一定范围内通报。

第五篇：职务犯罪典型案例集

职务犯罪典型案例集

案例一：徐蔚南贪污案

（一）案情：

被告人：徐蔚南，男，53岁，上海市人，大专文化，原系中国厦门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国有企业）财务部经理、总会计师，住福建省厦门市湖滨中路89号801室，1997年11月21日被逮捕。

被告人徐蔚南于1988年经由厦门市人事局调入中国厦门仪器仪表公司担任公司财务部经理。1993年，被告人所在公司为发放“超产奖”而决定非法套取现金。同年7月至1994年5月，被告人徐蔚南分七次将公司的人民币83万元转帐到厦门市五交化公司门市部的银行户头，尔后五交化公司门市部在扣除1.5％的手续费后，以虚开购货发票的方法向仪器仪表公司返还现金人民币817550元。被告人徐蔚南在收取现金后，向本公司谎称支付的手续费比例为5％，只将788500元交回公司，从而截留了人民币29050元，并占为己有。

1994年12月至1995年8月间，被告人徐蔚南在经办所在公司养老基金保险手续时，收取了中保人寿保险公司厦门市分公司给付的手续费共计人民币12307.39元，徐蔚南将其中的人民币9000余元占为己有。

经群众举报，检察机关侦查，徐蔚南被查获归案。案发后，徐蔚南能如实供述事实，认罪态度尚好，并退出全部赃款。

（二）审判：

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徐蔚南犯贪污罪向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但提出其收受保险公司支付的手续费不是贪污行为。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徐蔚南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其侵吞企业财产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而应以职务侵占罪定性；保险公司支付被告人的手续费系保险公司依照有关文件合法给付经办保险投保手续代办员的劳务费用，被告人收取该项劳务费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辩护人同时请求法庭考虑到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且年纪较大等情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徐蔚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私自截留公款等手段，侵吞国有财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经办理干部调动手续进入国有公司工作并在该公司行使管理职权，其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明确，辩护人关于被告人不具备贪污罪主体资格的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同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将保险公司支付的手续费占为己有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于法无据，亦不予支持。鉴于被告人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尚好，且能如数退还赃款等情节，可以对其酌情从轻处罚，但对辩护人请求宣告缓刑的意见不予采纳。追缴在案的赃款应依法予以没收。据此，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1998年6月2日作出（1998）开刑初字第129号刑事判决如下：

1.被告人徐蔚南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追缴在案的赃款人民币三万八千零五十元予以没收。

一审判决后，徐蔚南不服，上诉称：收取保险公司的9000元手续费不构成贪污罪；坦白认罪态度好，已全部退赃；请求宣告缓刑。其辩护人以同样的理由辩护，并提出徐蔚南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徐蔚南贪污公司公款29050元的犯罪事实，有证人证言、有关书证及追缴在案的赃款等证据在案佐证，上诉人亦供认不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但原判决认定上诉人徐蔚南收受保险公司支付的手续费9000余元予以占有构成贪污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该院认为：上诉人徐蔚南经办理干部调动手续而担任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竟利用职务便利，私自截留公款29050元并占为己有，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原判定性准确。对于上诉人将保险公司支付的代办手续费占为己有一节，考虑到上诉人在此行为实施中的具体情节，原判以贪污定性不当，应予纠正。鉴于上诉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态度尚好，并已退出全部赃款以及考虑到上诉人所在单位厦门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提出愿意监管等情况，依法可以对上诉人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关于不是贪污保险代办手续费以及要求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另辩护人提出关于上诉人不具备贪污罪主体资格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采纳。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1998年11月18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1）撤销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1998）开刑初字第129号刑事判决；

（2）上诉人徐蔚南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

（3）随案移送的赃款人民币三万八千零五十元中的二万九千零五十元予以没收，其余的九千元交由中国厦门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予以处理。

（三）评析：

本案对被告人徐蔚南截留公款29050元的行为以贪污定罪明确，不存在分歧意见。争论焦点在于徐蔚南占有的9000元保险代办手续费如何定性，对此形成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定贪污罪。理由是：徐蔚南是以公司的名义代办保险，投保的钱是公司的公款，而保险手续费是基于保险业务才产生的，徐蔚南作为财务经理，受公司指派办理保险手续，该行为属职务行为。因此其收受的手续费应交给单位，属公司所有；徐将应当归公司所有的手续费占为己有，应以贪污定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受贿罪。理由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本案徐蔚南作为财务经理，受公司指派办理保险业务，收取保险代办手续费，应以受贿定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不宜定罪。理由是：（1）徐蔚南的主观犯意不明确。因保险公司在支付手续费时，声称徐蔚南属兼职保险代办员，它是依照财政部《国营保险业务支付委托代办手续费管理暂行办法》及行业惯例向徐个人支付的合法的劳务报酬，从而使徐蔚南主观上产生重大误解，不清楚手续费的性质，误认为个人可以合法占有该手续费，故其是否就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犯意不明确，因而不宜定罪。（2）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保险市场不规范，有关法律不明确，保险公司为了业务上的竞争向有关单位的保险经办人支付代办手续费，因而徐蔚南在客观方面有受保险公司的这一行为的误导，所以对其亦不宜定罪。当然，徐蔚南在无充分理由可以收受手续费的情况下仍然收受并占为己有，可以认定其行为违反财经纪律，其占有的手续费属非法所得，应予没收。（3）从办案的社会效果考虑，若一味追究徐的刑事责任社会效果可能不太好。当时，保险公司向保险经办人支付代办手续费的情况比较普遍，且有许多单位的经办人收取手续费后并未向单位汇报而擅自占为己有，若要追究，则牵涉面广。综上所述，徐蔚南主观上对手续费的性质存在重大误解，客观上又受到保险公司的误导，所以对其占有该9000元的保险代办手续费不宜定罪，二审据此作出改判。

考虑到保险公司向有关单位的保险经办人支付代办手续费的问题涉及面广，以及办案的社会效果，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其他办案单位进行协商，认为对此行为不宜定罪追究。该院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分行发出司法建议书，以加强对有关单位的财务管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案例二：在国有公司转制期间受贿如何认定罪名

（一）案情：

刘某系某国有房地产公司经营部经理。2000年6月，该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新股东由9家企业组成，其中3家为非国有企业，并于2000年6月23日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董事会与监事会。2000年10月19日，工商部门核发了该公司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刘某在此期间继续担任该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部经理，并于2000年8月至9月间先后两次收受某装潢公司经理邓某人民币11万余元，并利用其职务便利将公司某公寓装修业务交给邓某所在装潢公司。

（二）分歧意见：

本案中，刘某的行为显然已构成受贿事实，但在究竟是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还是受贿罪存有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刘某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认定，构成受贿罪，因为改制后的公司工商登记的日期为2000年11月19日，被告人犯罪行为在工商登记日期之前，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仍然成立。

第二种观点认为，刘某应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论处，因为公司的改制已在2000年6月23日股东大会召开后实际完成，此时被告人的身份已随公司的实际转制而变为公司、企业人员。

（三）评析：

本案争议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国有公司、企业转制为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时间界线。

根据我国的公司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依次涉及到四个时间：一是有权国家机关正式批准转制的时间；二是其他非国有资产注资到位的时间；三是召开公司股东大会选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时间；四是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后公司营业执照的签发日期。从司法实践来看，对将哪一个时间确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公司转制时间，意见不一，而这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意义重大。

笔者认为，第一个时间标准即有权国家机关正式批准转制的时间显然过早。2001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这一司法解释的规定与精神无法适用于此时间标准。因为批准转制后，国有公司、企业中原来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中，尚无法区分“原国有单位委派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与“非受委派仍然从事管理的人员”，更谈不上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事实上可能导致将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作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处理，轻纵犯罪。

第二个时间标准除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外，还存在其他一些操作上的困难。因为非国有资产注资到位往往存在一个时间段，在最终所有股款缴足后，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方可召开股东大会。在这个时间段内，存在部分非国有资产实际到位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以验资机构出具验资证明为标准，还是以非国有资产部分到位为标准？在实践中容易造成操作上的混乱。

第四个时间标准也存在如下问题：因为公司登记机关可能会作出予以登记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而依据此标准，如果公司登记机关不予以登记则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予以登记则认定为公司、企业人员犯罪。显然，刑法此时对前述行为所进行的评价，其犯罪构成实际上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之中，从而违背刑法不对不确定性行为进行评价的原则。同时，由于尚难以肯定公司登记机关是否予以登记，似乎要等到登记结果出来后才能最后确定案件的性质，从而影响了严肃执法。

因此，笔者赞成第三个时间标准，即以召开公司股东大会选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时间为准。行为人在此之前实施的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以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处理；在此之后实施的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以公司、企业人员犯罪处理。这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本案中刘某的行为应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论处。

案例三：国有控股公司中主体身份应如何认定

（一）案情：

被告人刘某原系某国有企业的副经理，2001年，该企业转制上市，成为国有资本控股的某股份有限公司。当年，某省国资局向该公司股东会推荐刘某担任公司董事，经选举，刘某当选为董事。2002年，该公司在向外招聘总经理未果的情形下，经董事会研究决定，聘刘某为公司总经理。刘某利用担任公司董事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财20余万元，同时他还利用担任总经理的便利，侵吞本公司财产10万余元。被告人王某原系上述国有企业某市分公司经理，企业转制后，经刘某的提名，其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任命为某市分公司经理。王某利用担任分公司经理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财30余万元。本案在审理中，对于被告人刘某与王某的主体身份和构成何罪的认定，存在不同的意见。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93条第2项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国有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刘某与王某均在国有资本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领导职务，负有管理职责，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刘某非法收受他人钱财和侵吞公司财产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和贪污罪，王某非法收受他人钱财和行为构成受贿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国有公司的国家工作人员只能是国有独资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资本控股和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责任公司中只有受国家机关、国有独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才是国家工作人员。刘某非法收受他人钱财的行为与其委派的职务有关，构成受贿罪，其侵吞公司财产的行为与其委派的职务无关，构成职务侵占罪。王某的职务是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所任命，其未受国家有关单位的委派，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其非法收受他人钱财的行为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基本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分歧在于对“委派”的理解不同。他们认为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只能是基于国家机关、国有独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任命到国有资本控股和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刘某担任董事，某省国资局只是作了向公司股东会推荐，最终的成功是股东会选举的结果，因此其不属于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刘某的行为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王某的行为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三）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以下是详细阐述：

一、国有公司的国家工作人员只能是国有独资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资本控股和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责任公司中只有受国家机关、国有独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才是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在国有资本控股和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责任公司中毕竟包含着民间资本，也就有代表民间资本的人员和从社会招聘的人员参与公司管理。这些人员不受制于国家的意志，不代表国家的利益，他们行使的权力并不渊源于国家，也不以国家名义参加管理，这就很难将他们与国家工作人员连在一起。如果将国有资本控股和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从事经营、管理的人员都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不仅与他们真正享有的权利和承担义务不符，也与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为维护公职行为的廉洁性的目标不符。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5月22日《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二、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既包括只能是基于国家机关、国有独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任命到国有资本控股和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包括向这些公司推荐经选举的从事公务人员。推荐经选举的从事公务人员和任命从事公务人员一样要受制于国家的意志，代表国家的利益，他们行使的权力渊源于国家，以国家名义参加管理，所以，他们都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况且，现代公司的有关管理人员都是要经一定的程序产生，代表国家从事公务的人员要进入公司也不例外，向公司推荐自已的公务人员应当是国家有关单位委派的最主要形式。本案还有值得注意的是经公司董事会任命的管理人员，如本案中的分公司经理王某是否国家工作人员。有人认为如果他是由代表国家利益的董事会成员提名而被任命的，应视为受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笔者认为委派是一种单位、集体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并且是要直接渊源于国家有关单位的行为，反映的是国家有关单位的意志，而且委派是从一个单位派到另外一个单位，与公司自主进行人事任命有着根本不同，因此委派的主体是国家有关单位而不是董事会里代表国家利益的全体或个别成员。如果代表国家利益的董事会成员的提名是在国家有关单位作出决定的基础上接受委托、授权提名，那被提名人可视为受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是该董事会代表国家利益的成员个人或由代表国家利益的董事成员集体基于其自身职权为经营管理需要而提名，被提名人不应视为受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本案中的分公司经理王某尽管是由代表国家利益的董事会成员的提名而得到董事会的任命，但该提名不是来自国资局的决定也没有国资局的委托、授权，王某不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

三、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要认定其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还要看其行为是否与委派的职务有关。刘某利用担任公司董事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财20余万元的行为应认定为受贿罪，因为其行为与其委派的职务有关，有损于国家委派的公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他利用担任总经理的便利，侵吞本公司财产10万余元的行为则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因为总经理不是基于国家有关单位的决定委派的，所以尽管其是由国有资本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任命的，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该董事会不能等同于国家有关单位，未经国家有关单位决定并委托、授权的任命行为不是委派行为，而是该股份有限公司的人事管理行为。因此，其行为应认为并没有损害公务廉洁性的行为而只是侵犯公司财产权的行为，当然应定为职务侵占罪。

综上所述，被告人刘某基于国资局推荐担任国有控股公司董事，应视为受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担任公司董事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财20余万元的行为应认定为受贿罪。刘某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被聘为公司总经理，此时身份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担任总经理的便利，侵吞本公司财产10万余元的行为则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被告人王某尽管是由代表国家利益的董事会成员的提名而得到董事会的任命，但该提名不是来自国资局的决定也没有国资局的委托、授权，王某不应视为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担任分公司经理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财30余万元的行为应认定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案例四：国企改制后非“委派”人员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上海铁路中院裁定蒋建平公司、企业人员受贿案

（一）裁判要旨：

国有公司整体转制为国有控股公司后，原来承担一定技术管理职责、从事一定公务的人员，即使岗位未变，但由于单位的性质发生变化，不再具有受特定机关委派关系，不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案情：

杭州神龙铁道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神龙公司）原是杭州铁路分局的下属基层单位，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蒋建平在该公司的莫干山分公司担任助理工程师。2003年8月，根据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的有关规定，神龙公司将其资产作为杭州铁路分局经营总公司（以下简称经营总公司）的出资，加上其他5家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浙江铁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道公司），改制为有集体经济参股的国有控股公司，其中国有资本占92.4%股份，非国有资本占7.6%股份。蒋建平担任铁道公司线桥分公司助理工程师，但签订了变更聘任劳动合同。2004年8月，蒋建平经铁道公司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聘任为铁道公司线桥分公司副经理，全面负责该分公司工作。2004年12月至2005年底，蒋建平利用职务便利，先后4次收受本公司委托工程的包工头宣能章、应忠平、陶水龙所送的贿赂，共计人民币6.8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二）裁判：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蒋建平作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6.8万元，数额较大，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鉴于蒋建平具有自首、立功情节，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故判处被告人蒋建平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一审判决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认为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蒋建平与公司虽然签订了变更劳动合同书，其原来的权利、义务继续履行，其在原神龙公司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责不因公司的改制而发生变化。铁道公司在实际经营活动中明显留有铁路企业所具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的痕迹，经营总公司实质是铁道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党政联席会议的成员均由经营总公司委派，其实质是代表国家在国有控股公司中管理国有资产的组织。蒋建平是国有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行为应当构成受贿罪。

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认为，蒋建平在原神龙公司莫干山分公司担任助理工程师，由于原神龙公司的国有性质，决定了蒋建平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神龙公司改制为铁道公司后，铁道公司系国有资本控股的非国有公司，蒋建平在铁道公司继续担任助理工程师，虽然蒋与铁道公司只签订了劳动合同变更书，但由于劳动合同的主体以及公司性质发生变化，其权利义务亦发生了本质变化。作为非国有公司内的技术人员，蒋建平不具有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责，其身份转变为非国家工作人员。抗诉机关提出的蒋建平原有的国有资产管理的主体身份在公司改制后并未解除而是延续的意见不能成立，蒋建平经铁道公司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担任分公司副经理职务，属于铁道公司中层领导。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本案中，神龙公司改制后，铁道公司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开展了经营活动。铁道公司党政联席会议的成员由国有公司经营总公司委派，其性质是铁道公司总经理按公司章程组织的处理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党政联席会议对于中层领导的任命决定属于企业内部事务，人事任免手续由公司办理，不需要得到出资主体即国有企业的批准。上述情况得到了相关证据证实。因此，抗诉机关提出的党政联席会议对蒋建平职务的任命决定可视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委任、派遣的意见亦不能成立。

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蒋建平作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6.8万元，数额较大，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三）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蒋建平在公司中的身份，在公司改制前后有无延续性？二是蒋建平被任命为铁道公司线桥分公司副经理，是否为国有公司的委派？

一、蒋建平的身份在改制后已转变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原神龙公司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蒋建平在原神龙公司莫干山分公司担任助理工程师这一技术管理岗位，具有一定的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责，从而具有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通过改制成立的铁道公司，属于国家控股公司。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国有企业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国家控股的公司作为国家对企业的一种控制模式，由于有非国有成分的注入，国有控股公司的资产所有权不再全部属于国家，属于非国有公司。本案中，蒋建平虽然只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变更书，但由于劳动合同的主体发生变化，以及公司性质发生改变，其权利义务亦发生了本质变化。根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因此，公司转制后，虽然蒋建平仍然担任助理工程师，但其身份已转变为非国家工作人员。

二、蒋建平的任命不属刑法规定的“委派”。委派的实质是被委派人代表委派人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不管被委派人原先具有什么身份，只要经过原国有企业委派，担任一定职务，具有监督管理职权，就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是公司的权力机关，决定包括公司的分立、合并，以及任免总经理、副总经理等企业负责人等重大事项。铁道公司的党政联席会议成员由经营总公司推荐，再经董事会讨论决定，符合刑法规定的委派。蒋建平的分公司副经理职务是由铁道公司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的。铁道公司党政联席会议是在董事会领导下，处理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一个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机构，主要负责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以及聘任或解聘除应由董事会任命以外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等事项，并对公司董事会负责。党政联席会议对于中层领导任命的决定属于企业内部事务，人事任免手续由公司办理，并通过公司内部建立的管理制度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不需要得到出资主体即国有企业的批准。因此，党政联席会议对蒋建平的任命在性质上不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委派。而且蒋建平也并不代表原国有企业经营总公司，在铁道公司中履行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责，他的管理行为仅对铁道公司负责，即蒋建平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案例五：把国有公司资金借给他人注册登记如何定性

（一）案情：

李老三（化名）系河南省郑州市某国有公司经理。今年２月，他的两个朋友陈某和王某想在市内注册开办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由于开办此类公司最低需要注册验资资金50万元，而他们仅能筹集到20万元，相差30万元，怎么办呐？二人正在畏难时突然想起了李老三。于是，他们便去找李老三帮忙。碍于朋友面子的李老三听了陈某和王某的请求，立即指示公司财务人员将其公司资金30万元打入陈某和王某的账户上。陈某和王某收到这30万元后，即到工商部门顺利通过注册验资。骗过工商部门１０日后，陈某、王某即来了一个“金蝉脱壳计”将李老三挪用给他们的30万元又抽出来归还了对方。

（二）定性时的争论

分歧：

针对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其理由是：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构成挪用公款罪在客观方面具有三种情形：一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３个月不归还；二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三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然而，本案中的情况似乎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首先，李老三挪用公款数额达30万元虽然属于数额较大，但是，这30万元在挪用１０日内已归还到公司，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第一种情形；其次，李老三挪用公款数额虽达30万元，符合数额较大标准，但其将款挪给他人作开办公司时的注册资金了，并没有让他人将这30万元作为经营资本，不属于营利活动，因此，也不符合第二种情形；再次，正是李老三将这30万元挪给他人作为了开办公司验资资金，并不是用于他人从事非法活动，所以，更不符合第三种情形。基于此，这种意见认为李某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而另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李老三动用公司这30万元给陈某、王某注册登记房地产开发公司作验资资金的行为，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其行为构成了挪用公款罪。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陈某、王某注册登记公司的行为，属于营利活动。刑法关于挪用公款罪中所称营利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的为法律所允许的一切经营活动。例如将挪用公款作为资本，从事生产、经商、投资、入股分红、存入银行、借给他人获利、偿还因经商欠下的债务、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等为营利活动服务的活动，都属这种情况。注册验资就是为了办理营业执照，为营利活动做准备，属于为营利活动服务的活动内容。挪用公款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注册验资是一种触犯刑律的营利活动，刑法对进行营利活动这种情况只规定了挪用公款 “数额较大”就构成了犯罪，至于挪用的时间长短，不影响挪用公款罪的成立，只是在量刑时作为一定的酌情情节予以考虑。

其次，陈某、王某这种注册登记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金罪，理所当然也属于非法活动。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虚报注册资金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申请公司登记的自然人或单位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用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从本案看，陈某、王某串通李老三虚报了注册资金30万元，骗取了公司登记主管部门的认可，达到了登记开办公司之目的。陈某、王某的这些行为符合虚报注册资金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构成该罪。但是，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这种情况的犯罪如果与其他罪行有牵连的话，应按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从另一角度看，本案的李老三主观上对陈某、王某将本不属于他们所有的资金30万元虚报并实施骗取公司登记主管部门注册登记行为是明知的，客观上有将国有公司的30万元资金挪给陈某、王某个人使用的行为。因此，从这一点上看，李老三的行为也符合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界定，所以，仍然构成了挪用公款罪。

（三）裁判要点：

本案经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李老三构成挪用公款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

（四）评析：

（一）关于挪用公款罪

我国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根据上述概念，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要件是：

犯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挪用公款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

挪用公款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挪作他用，目的在于以非法取得对公款的使用权来获取公款带来的收益或满足个人利益的某种需要，过失或间接故意不构成本罪。

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挪用公款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具体表现正像上述所讲的包括三层意思：即一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是指用于个人消费，而不是用于非法活动或者营利活动，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其他人使用。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也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是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如走私、赌博等。二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进行营利活动”，是指进行经商办企业、存入银行，集资、投资股市、购买国债、放贷等经营性活动。三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如果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虽然超过三个月但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息的，一般可不作为犯罪处理，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构成犯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灾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第一百八十五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七十二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标准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五千元至一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2、挪用公款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

3、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各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二）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含义

虚报注册资本罪，是指公司在申请登记时，使用虚假证明或者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本罪。

注册资本，是指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际缴纳的出资总额。他是股东的货币出资和实物、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转让等作价出资的总和。依照《公司法》的规定：

一、以生产经营和商品批发为主的注册资本最低额为五十万元；

二、以商业零售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最低额为三十万元；

三、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的，注册资本最低额为十万元；

四、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额为一千万元。

虚假的证明或文件，是指公司登记时公司登记机关要求公司提交的有关公司成立、资本到位等的法律文书，是申请登记的公司伪造或者不真实的文件。其他欺诈手段，是指采用虚假证明或者文件以外的其他方法、手段。

虚报注册资本，是指公司登记时的注册资本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数额而谎报已达到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额。

虚报注册资本罪有如下特征：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必须是申报公司登记的公司或者个人。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申请登记的公司或者个人，以虚假的证明和文件，虚报的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机关，达到其批准登记的目的。过失不构成本罪。本罪侵犯的客体是法律对公司注册资本额的法定规定，破坏公司登记管理制度。本罪在客观上的表现为：

1、使用虚假的证明和文件；

2、虚报注册资本；

3、骗取公司登记机关的许可而达到公司登记的目的。

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虚报注册资本达到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报注册资本1%以上5%以下罚金。

单位犯本罪，对单位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按上述标准处罚。

（三）为何以牵连犯对本案处理

我国刑法上的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其方法或结果又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其基本特征是：（1）必须具备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并且这些行为在形式上均可独立的构成犯罪。（2）数行为必须是触犯了不同的罪名。（3）数行为必须具备牵连关系，并呈现出数行为之间的主从关系。（4）数行为必须发生在为实现本罪的客观要件方面的犯罪构成过程中。也就是说，牵连犯不论同时触犯几个罪名，其主观上却是为了实现主罪或本罪的犯罪目的，客观上是为了实现主罪或本罪的犯罪行为的。从本案中看，李老三挪用公款的主观故意和目的，是私自把公款交给朋友注册开办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但在其朋友注册过程中，李老三又明明知道他们搞得是虚报注册资本，却不阻止、不举报，与朋友同流合污，骗取工商验资注册部门，这样，李老三前后在这一问题上有两种行为相牵连，同时都触犯了刑律：即不但犯了挪用公款罪，而且，又犯了虚报注册资本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呐？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处罚 “牵连犯”一般实行的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即同时所犯的数罪中，哪个罪处罚的最重，就以哪个罪定罪处罚。本案中，挪用公款罪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最高刑只有三年，因此，本案以挪用公款罪追究被告人李老三的刑事责任是正确的。

被告人李老三的刑事责任是正确的。

案例六： 单位受贿罪怎么确定责任？

（一）案情：

公诉机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大玲

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初，上海中专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利用把本单位上南路综合楼土建、水电安装工程发包给上海南汇建生建筑有限公司承建之便，由上海中专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王大玲同意，以单位名义收受对方联系人张国民所送贿赂款计人民币二十三万元，并由王大玲决定，将其中十三万元作为奖金发放给公司职工，另十万元用于公司其它有关费用开支。

上述事实，有证人徐伟、张国民关于经王大玲同意，上海中专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收受二十三万元贿赂的证言；证人张怡秋等关于经王大玲决定，将其中十三万元在公司内部私分，余十万元冲转公司成本的证言为证。另有公司有关帐册、司法审计报告、工程承包合同等佐证，经庭审查证属实，证据确凿充分，被告人王大玲亦供认不讳，足以认定。至于企业经济性质，有工商机关核发的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的法人营业执照为证，证人钱岳金等对公司资金来源亦提供了佐证，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质疑，没有理由，不予支持。

（二）裁判要点：

法院认为，上海中专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非法收受他人钱款，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已构成单位受贿罪。因上海中专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已解散，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大玲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应负刑事责任。鉴于案发后王大玲认罪态度较好，酌情从轻处罚。鉴于修改后的刑法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处刑相同，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有关决定处罚。

为维护国有企业的正常管理活动，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依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六条、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大玲犯单位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三）争议焦点：

本案的被告人接受贿赂的行为为什么成立单位受贿罪？

（四）法理评析：

关于本案，需要了解的中心事实就是单位受贿罪。总体说来，单位受贿罪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形态。我国法律特别规定单位受贿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手续费的行为。由此定义可知，它区别于一般受贿罪的条件是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组织体。

该罪具有两个特征，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能成立单位受贿罪；二是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于一般受贿罪。

下面，我们从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来分析：

首先犯罪主体必须是一个单位与另外一个以上的单位或者自然人。在单位受贿罪共同犯罪中，作为主犯的单位必须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本案中，犯罪的主体就是上海中专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而被告人就是单位受贿罪的从犯。

其次，单位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表现是为他人谋利和收取财物，因此，在共同犯罪中参与单位受贿行为的单位（自然人）必然有其中一种行为。而这种犯罪行为指向的客体必然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上海中专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利用把本单位上南路综合楼土建、水电安装工程发包给上海南汇建生建筑有限公司承建就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且接受了他人23万财物，侵犯了国家机关的廉洁性。

最后就是主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单位受贿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反映的是单位的意志，但表现却是其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的意志。在本案中，被告人就是单位的主管人员，然后利用了职务之便为他人承接工程，而自己收受贿赂23万。用于本单位的福利及各项费用支出，所以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单位受贿，而作为主管人员的被告的意志就已经成为了单位的意志。

在构成单位受贿共犯的单位之间，往往存在着业务、人事或经济上的制约关系，从犯单位的意志往往会受到主犯单位意志的影响，甚至有时俩者重叠。

（五）法律风险提示与防范：

法律提示：由于单位受贿罪侵犯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所以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严惩不贷，但由于单位行贿罪存在特殊性，所以为了与一般受贿罪相区别，在确定某个受贿罪是单位受贿罪还是受贿罪时就必须分清某类受贿到底是基于个人意识还是单位意志，而犯罪的客观表现就是区分两罪的关键。

（六）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七条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前款所列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案例七：北京市受理首起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案

[提要]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宋玉华、席文礼、宋建华均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的行为，应构成贪污罪;被告人宋玉华作为国有企业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出售，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之行为，应构成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西城区法院将进一步审理本案。正文：

因低价出售公房牟取私利的宋玉华被检察院以“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向西城区法院提起公诉。这是刑法增加“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后，本市法院受理的首起此类案件。

宋玉华是某配件公司副总经理，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经过侦查指控宋玉华在任职期间，从1999年1月初，擅自将该公司价值93万余元的4套楼房以21万元价格卖给其老乡，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同时宋玉华、席文礼、宋建华在配件公司经营部工作期间，于1999年1月至2月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两次采用修改库存盘点表，减少库存商品数额，报假账的手段，侵吞库存商品销售款93000余元。

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宋玉华、席文礼、宋建华均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的行为，应构成贪污罪;被告人宋玉华作为国有企业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出售，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之行为，应构成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西城区法院将进一步审理本案。

案例八：杨仲国有公司人员失职案

公诉机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仲，男，51岁（195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天津市，大学文化，原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海南代表处主任，住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8号楼1315号（户籍地：本市宣武区骡马市大街12楼1704号）；因涉嫌犯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于2005年2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丁亚军、张峰，北京市陆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京东检经诉字（2005）第8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仲犯玩忽职守罪，于2006年4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耿磊、赵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仲及辩护人丁亚军、张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992年3月至10月，被告人杨仲在担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公司”）海南代表处主任，代表中创公司在海南省开展贷款业务期间，未按照贷款相关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对借款方的经营状况、资信、还贷能力认真审核，且在未要求借款方提供任何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先后向海南申华企业有限公司、海南南华企业公司提供贷款资金人民币1300万元、美元34.0740万元（折合人民币189.195885万元），致使上述贷款无法收回，造成了国有资产的重大损失。被告人杨仲于2005年2月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抓获。公诉机关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杨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担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海南代表处主任，负责向海南南华企业公司、海南申华企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业务的过程中，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在贷前对贷款公司的资信及还款能力未进行相应调查轻率放贷；未按照要求签订贷款合同，抵押合同，以致全部化为风险贷款；在贷中放弃对贷款使用情况的监督审查，导致全部贷款未归还，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侵犯了国家对金融机构贷款活动的管理制度，公诉机关提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以玩忽职守罪对被告人杨仲判处刑罚。

庭审中，被告人杨仲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玩忽职守罪的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辩护人丁亚军、张峰认为：

1、被告人杨仲不具备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主体资格，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公诉机关以1979年《刑法》认定杨仲犯罪，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公诉机关提供的中创公司规章制度文件，均不是正式下发文件，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3、杨仲的过失责任应止于其被免职处理和中创公司对其做出审计结论时。

4、公诉机关以法院民事判决书、执行中止裁定书及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财产损失没有法律依据。

5、本案已过追诉时效，造成的损害结果应从1995年杨仲被免职时计算。综上，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杨仲依法做出裁决，从轻处理。

经审理查明，1992年3月至10月，被告人杨仲在担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创公司）海南代表处主任，代表中创公司在海南省开展贷款业务期间，未按照贷款相关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对借款方的经营状况、资信、还贷能力认真审核，且在未要求借款方提供任何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先后向海南申华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华公司）、海南南华企业公司（以下简称南华公司）提供贷款资金共计人民币1300万元、美元34.0740万元（折合人民币189.195885万元），致使上述贷款无法收回，造成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被告人杨仲于2005年2月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抓获。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登记申请书、登记表、工商企证内字第01412号营业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创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出具的琼银（1989）管字第79号《关于同意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在海南省设立代表处的批复》、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等，证实中创公司于1985年8月注册成立，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该公司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198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同意中创公司在海南省设立代表处，代表中创公司在海南从事对贷款、项目投资的监督管理、经济咨询及对外联络等工作。1998年6月，中创公司及其所属办事处和代理处被关闭，《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被吊销。

2、干部履历表、中创公司干部任免呈报表、任职通知及授权书、中创公司关于海南地区人员调整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关闭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清算组出具的“证明”、职务申报及评审表、任职资格评审表等，证实1990年，中创公司授权被告人杨仲为该公司在海南省办理业务的代表，行使谈判、签约的代理权。后被正式任命为中创公司海南代表处主任，1995年2月被中创公司免职，调回总公司，接受离任审计。杨仲本人的工作总结及任职报表中记载，杨仲曾参加过世界银行投资贷款培训、日本兴业银行金融培训班，建立完整的金融财务制度是杨仲在海南代表处的主要工作之一。

3、关于对中创公司原海南代表处主任杨仲同志的离任审计报告，证实审计组通过对中创公司海南代表处1989年至1995年3月31日历年的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等资料及资产、负债、业务经营等情况进行审计核查，海南代表处的业务经营不但帐面亏损，而且还存在着巨额潜亏。在贷款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缺乏贷款企业的必要资料；第二、缺乏对贷款企业贷前、贷中、贷后所应做的调查研究、检查监督等管理工作；第三、贷款合同填写不规范；第四、贷款担保不规范；第五、追债不力。

4、中国人民银行关闭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清算组提供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贷款业务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情况说明”、关于加强投资、贷款回收工作的通知、短期资金贷放管理的试行办法、贷款业务试行办法及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工作人员出具的“说明”等，证实中创公司制订的有关贷款制度、管理的相关规定表明，在放贷过程中，对申请贷款的条件、贷款的执行程序、贷款管理等方面均有明确要求。如：企业申请贷款必须提供款项用途的预算及企业近期经济状况的证明材料，并由中创公司对企业的借款申请及提供的证明和资料进行审查评估；企业必须提供有关单位的不可撤销的保函或是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贷款的，企业必须与中创公司签署抵押文件，并经中国公证机关进行公证，抵押物须向保险公司投足额保险；在偿还贷款之前，企业应定期向中创公司报送项目执行情况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报表资料。在项目合同执行期间，项目经手人必须对项目的进程和经营情况认真了解，在项目合同的还款期间内，项目经手人应加强审查和催办还款。1989年中创公司针对贷款回收中存在的拖欠问题还规定，对于新签合同，要按规定程序严格审查，取得可靠的还款保证。清算组明确，上述内容的规定虽未载明具体时间，但清算组是从公司成立初期档案中查到的。5、1992年7月20日颁布实施的《海口市房产抵押管理办法》，证实设定房产抵押的，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必须签订抵押合同，并可以将合同送公证机关公证，抵押当事人应向市房产登记部门申请房屋权利登记，并由抵押权人领取“房屋他项权利证”。

6、贷款合同、有关贷款解决生产流动资金的申请报告，证实签约人杨仲代表贷款方中创公司分别于1992年7月31日、1992年3月、1992年10月贷给借款方海南申华企业有限公司人民币1100万元、海南南华企业公司人民币200万元、美元34万余元。其中只有南华公司于1992年3月17日向中创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交了申请报告。3份贷款合同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人民币1100万元的贷款合同中部分条款未填写，担保条款没有注明申华公司自有的房地产的具体位置、评估价值等，没有单独签定的担保书；人民币200万元的贷款合同中，在贷款分期表中有修改没有签字，还款方式一栏未填写，担保条款填写不完整，抵押人一栏未填写，抵押物厂房的具体地址、价值等均未提及，没有作抵押公证等；美元34万余元的贷款合同中，贷款金额与贷款分期表上所列的金额不一致，应付利息、还款累计、担保条款、还款方式等重要条款均未填写。

7、房屋买卖合同、海南省价格事务所出具的评估结果报告及海南中创实业贸易总公司出具的“关于将申华公司房产以评估价抵债的申请”，证实申华公司于1990年7月17日购买了海口市博爱区龙舌坡椰林小区第5栋第三层302号房（贷款合同中涉及的自有房地产），该房屋及该幢22号车库的所有权属于申华公司。后海南中创实业贸易总公司向法院申请，将上述房产以评估价抵偿债务。经有关部门估价，于评估基准日1997年6月30日，申华企司所有的椰林小区302房间及22号车库共计价值人民17万余元。

8、债务确认书，证实1995年4月1日，申华公司确认于1992年7月从中创公司贷款人民币1100万元尚未归还，且未支付利息。

9、催收通知单，证实1994年3月15日、1995年3月20日，中创公司海南代表处曾向南华公司催收贷款。

10、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海中法经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1998）海中法执字第343号民事裁定书、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1997）海南法经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证实法院裁判文书确认了中创公司与申华公司之间签订的人民币1100万元贷款合同，与南华公司之间签订的人民币850万元（含涉案人民币200万元）、美元34.074万元贷款合同的效力，并判决两公司偿还本金及利息。由于申华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下落不明，2000年8月18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该院（1997）海中法经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中止执行。

11、营业执照、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核准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的有关资料，证实南华公司是1990年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2002年1月14日被有关部门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申华公司成立于1988年，因未进行年检，2003年6月18日被有关部门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12、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保卫部出具的证明，证实1992年10月30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比率为：555.25:100。

13、中国人民银行关闭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清算组关于杨仲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的举报材料、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出具的“到案经过”等，证实中国人民银行关闭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清算组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杨仲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犯罪，2005年2月8日杨仲被抓获。

14、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出具的常住人口信息查询资料，证实被告人杨仲的基本身份情况。

15、证人杨申（曾任申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杨申以海口金融区开发综合楼项目向中创公司海南代表处贷款，杨仲没有要求提供贷款手续就同意了。1992年7月杨申与杨仲签订贷款合同，金额人民币1100万元，期限是4个月。双方没有约定担保方，合同上书写的以自有房产作担保，也不是杨申填写。后因房地产项目没有审批下来，贷款回到了申华公司，杨申未将款项还给中创公司海南代表处，杨仲没有向杨申催要，合同到期也没有续签展期合同。

16、证人王越陇(原中创公司财务部总经理)的证言,证实中创公司是一家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其各个代表处及办事处属公司派出机构，在所在地的金融机构有备案，能够开展中创公司的部分业务，每月向公司财务部报送财务报表。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贷款业务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等是公司早期颁布的业务管理规定，应该下发到各代表处及办事处参照执行。按照规定发放贷款应该由贷款方提供担保。自1992年起，中创公司就发现各个代表处及办事处在贷款投资上存在问题，主要是贷款、投资数额大，资金收不回来。杨仲担任海南代表处主任期间，贷款项目过多，质量差，导致资产收不回来，损失巨大，为此杨仲于1995年被公司撤职。

17、证人袁渤阳（原中创公司清理整顿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的证言，证实袁渤阳被公司调到海南中创实业公司，主要负责追讨海南代表处和海南中创实业公司的债务。通过诉讼，公司追回了部分债务。

18、证人林东（原中创公司海南代表处副主任）的证言，证实林东在海南代表处工作期间，受杨仲委托与南华公司、申华公司签署过贷款合同。杨仲对这两家公司比较熟悉，以前就有业务。

上述证据经当庭宣读、出示，被告人杨仲对主要证据内容未提出异议，辩护人丁亚军、张峰对第4项证据提出异议，认为文件制定时间不能确定，有些文件落款是中创集团，故该组证据非中创公司的正式文件。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证据间具有关联性，相关书证及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均佐证公诉机关第4项证据的效力，辩护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仲身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理应对与其职务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依法履行职责，而被告人杨仲在负责向南华公司、申华公司发放贷款业务过程中，由于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和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国有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应依法予以刑罚处罚。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虽然中创公司所发放的贷款作为债权存在，但由于两家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而使债权无法实现，属于已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杨仲的失职行为与重大经济损失系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统一整体。虽然杨仲在损失确定之前被免除职务，但不能据此免除杨仲应承担的责任。鉴于杨仲的失职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确定于两家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以后，对其追诉期限应从失职行为的损害结果产生之日计算。故辩护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仲具有失职行为，给国有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事实存在，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鉴于被告人杨仲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可对其酌予从轻处罚。本院为严肃国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被告人杨仲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采纳辩护人辩护意见的合理部分，对被告人杨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被告人杨仲犯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5年2月8日起至2007年2月7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案例九：王进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一案一审刑事判决书

公诉机关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进刚，男，1950年11月15日出生。因涉嫌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于2010年1月13日被荥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0年1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荥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牛学新，河南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荥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荥检刑诉[2010]29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进刚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于2010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荥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石岩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进刚、辩护人牛学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荥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8年至2002年，被告人王进刚在任河南省商业物资公司经理、法人代表期间，超越职权范围，未经主管单位批准，以合作开发为名，擅自将该公司价值6687.13万元在建工程折价4300万元全部转让给河南省路桥建筑工程总公司。

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及相关书证，指控被告人王进刚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王进刚辩称：转让华天大酒店烂尾工程并非其擅自决定，第一次与路桥公司合作开发并转让股份的事曾向主管领导口头汇报过，第二次转让股份经主管单位书面同意，第三次折价转让股份经本单位职工代表会议同意。

辩护人辩护意见为：1999年12月25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对在其颁布实施以前被告人王进刚的行为没有溯及力。

经审理查明：

1997年12月被告人王进刚担任河南省商业物资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经理后，委托河南大平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公司于1993年起在公司西院投资建设的华天大酒店已停工工程的投资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结果为该工程全部投资为6687.13万元。

1998年4月27日，在未经评估和主管单位批准的情况下，被告人王进刚代表物资公司与河南路桥建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董事长王某某签订协议，将公司西院的华天大酒店在建工程确定价值4500万元，折算4500万股，联合开发华天大酒店项目，并以1500万元价格转让给路桥公司1500万股。

2000年7月，物资公司为偿还所欠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的债务，被告人王进刚代表物资公司与路桥公司签订协议，转让给路桥公司2500万股华天大酒店股份，由路桥公司替物资公司偿还欠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的债务。该股份转让行为经主管单位河南省贸易行业管理办公室豫贸综发[2000]3号文件书面批准同意。

2001年4月23日，在未经评估和主管单位批准的情况下，被告人王进刚将物资公司在路桥大酒店（原华天大酒店）上剩余的500万股，协议确定为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路桥公司，并约定转让款支付完毕后转让股权。但被告人王进刚在路桥公司还有238万元转让款没有支付的情况下，于2002年6月24日代表物资公司向法院出具书面证明，证明西院的全部资产已归路桥公司所有，致使西院的资产被法院执行，并致使路桥公司所欠物资公司156万元转让款至今无法追回，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质证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王进刚供述：①公司在西院投资兴建华天大酒店，由于一些原因该工程被迫停工；②1998年4、5月份，路桥公司总经理王某某和物资公司达成双方共同合作建设华天大酒店意向，确定工程现值为4500万元，路桥公司付给物资公司1500万元获得1500万股股份。我和物资公司书记崔某某去河南省贸易厅找白某某厅长进行汇报；③2000年6、7月份，因物资公司欠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资金本息共计4300多万元，我公司就和路桥公司、信达公司三方协商，物资公司欠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的4300多万元由路桥公司承担，物资公司按4300多万元偿还路桥公司；④2001年，由于华天大酒店一直没有再动工建设，物资公司的股份闲置在那里，而公司急着用钱，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批准，我决定将公司在华天大酒店的500万元股份变现300万元卖给路桥公司；⑤2002年6月24日，因为信达公司起诉路桥公司，河南省高院要把路桥大酒店（原华天大酒店）的产权执行走，我给省高院出过证明，内容是物资公司西院的所有资产已全部转让给路桥公司，后来省高院就把华天大酒店给执行走了。当时，路桥公司只支付我公司了62万元，还有238万元转让款没有付给我公司。

2、证人原物资公司书记崔某某、原贸易厅厅长白某某证言：均证实了虽然被告人王进刚和崔某某向白某某汇报过联合开发华天大酒店在建工程的意向，但白某某表示须依法、依纪、按程序办理。

4、证人靖某某、刘某某、张某某等人证言，均印证了被告人王进刚供述的基本内容，并证明所谓单位集体研究系被告人王进刚个人决策，然后在会议上进行通报。

5、书证：①1998年4月27日物资公司与路桥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了物资公司与路桥公司协议确定华天大酒店在建项目资产总值为4500万元，以1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河南路桥公司1500万股，并与其合作开发的事实。②2000年7月7日物资公司与路桥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了物资公司将华天大酒店的2500万元股份及汽车、房产等资产转让给路桥公司，并由路桥公司偿还物资公司欠信达公司郑州办事处的债务的事实。③2001年4月23日物资公司与路桥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了物资公司将路桥大酒店（原华天大酒店）剩余的500万元股权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路桥公司，并约定转让款支付完毕后转移股权。

6、①书证物资公司文件（豫商物办字[2000]第13号）《关于解决我公司欠“信达”债务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证明了物资公司曾将华天大酒店2500万股股权及其他资产转让给路桥公司以抵偿债务的相关事宜请示了河南省贸易行业管理办公室；②书证河南省贸易行业管理办公室文件（豫贸综发[2000]3号）《关于解决信达债务问题的批复》一份，证明了河南省贸易行业管理办公室同意物资公司的转让资产以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

7、被告人王进刚于2002年6月24日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一份，称“我公司位于郑州市商城路142号的土地（郑国用[1996]字第1923号），以及地上地下建筑已全部转让给河南路桥建筑工程总公司，我公司同意省高院查封上述资产，但路桥公司尚欠我公司238万元至今未还”。证明被告人王进刚在路桥公司未支付完转让款，股权尚未转让的情况下，向法院出具证明文件的事实。

8、①河南大平会计师事务所于1998年4月7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书（豫大平审字[1998]第04号）一份，认定华天大酒店在建项目投资为6687.129万元；②河南金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评估报告》（河南金地公司（2009）估字第212号）一份，证明原物资公司西院在估价基准日1998年4月27日的土地价值为1458.08万元。

9、其他书证：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河南省物资公司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②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证明了王进刚于1997年12月8日任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③郑国用[1996]字第192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了河南省物资公司对其西院的土地使用权；④物资公司文件（豫商物综办字[2010]第14号）证明了路桥公司至今仍欠物资公司156万元转让款的事实；⑤河南省贸易行业管理办公室证明，证明了物资公司原隶属于河南省贸易厅,后归河南省贸易行业管理办公室管理；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豫编[2003]38号文件，证明了物资公司自2003年11月26日起归河南省国资委管理。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能相互印证，足以印证。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进刚犯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的罪名及部分犯罪事实成立，具体评判如下：

（一）、关于被告人王进刚于1998年4月27日协议确定华天大酒店在建工程价值为4500万元，并转让1500万股的行为。经查，1999年12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二条第一款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因被告人王进刚该行为发生于该《刑法修正案》颁布实施以前，该《刑法修正案》对其行为没有溯及力，不能依照该《刑法修正案》追究其刑事责任；又因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王进刚具有徇私舞弊情节，依照修正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被告人王进刚不构成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故辩护人的辩护理由成立，予以采纳。

（二）、关于被告人王进刚于2000年7月转让华天大酒店在建工程2500万股股份的行为。因有被告人王进刚供述、河南省物资公司（豫商物办字[2000]第13号）文件、河南省贸易行业管理办公室（豫贸综发[2000]3号）文件证实，该股权转让行为系解决物资公司债务方案的一部分，且经主管部门书面批复同意，不应认定被告人王进刚该行为系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行为。故被告人的辩解理由成立，予以采纳。

（三）、关于被告人王进刚2001年4月23日将路桥大酒店（原华天大酒店）500万元股份以300万元的价格进行转让，及擅自为司法机关出具证明文件的行为。被告人王进刚未经主管单位批准，超越职权，擅自将物资公司在路桥大酒店（原华天大酒店）的500万股股份以300万元的价格予以转让；后违反协议在路桥公司尚未支付完转让款的情况下，擅自出具证明材料，证明股权全部归路桥公司所有，放弃对该股份的所有权，造成了156万元的转让款至今无法追回，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故被告人王进刚该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称，该行为系经单位职工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不属于超越职权行为。经查，物资公司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被告人王进刚在未经主管部门批准，超越职权，处置国有资产，其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故被告人、辩护人的辩解、辩护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进刚在担任国有公司经理、法人代表期间，没有正确履行职责，在未经主管单位批准的情况下，超越职权，处置国有资产，造成国有公司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荥阳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进刚的部分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进刚犯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0年1月13日起至2011年1月12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六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