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危机看中国核电安全

第一篇：从日本危机看中国核电安全

从日本危机看中国核电安全（东方网）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3月14日上午3号反应堆机组发生了氢气爆炸，福岛核电事故已再次引发公众对核电安全性问题的讨论，如何在确保核设施安全性与满足能源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是中国核电大发展过程中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综合媒体3月14日报道，相比地震和海啸造成的重大伤亡，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少量伤亡吸引了全球密切的关注，它更能触及公众意识深处的恐惧。3月14日上午3号反应堆机组发生了和1号反应堆类似的氢气爆炸，外围建筑被摧毁，而美军直升机在距离核电站100多公里处发现了放射性物质，这令紧急事态进一步升级。

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14日报道，这种情况以前也出现过。至少有过一次不太引人关注的“彩排”。2007年7月，一场当时听来已属骇人的里氏6.8级地震袭击了距日本北部新泻县不远的超大型柏崎刈羽核电站(Kashiwazaki-Kariwa)。随后爆出消息，这座规模位于全球前列的核电站，设计的抗震级别却远远低于那次地震的震级。其中一座反应堆所受到的震动，竟然超过其抗震能力近2.5倍。

可以说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全球核电行业的安全记录还算不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更好的设计和监测。在这方面取得改进的同时，各方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日益加剧，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已促使西方各国政府再次考虑建造核电站。在实现能源安全的渴求推动下，发展中国家正在快速发展核电。

3月12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率先表态，日本因地震发生的核泄漏事件不会改变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安排。3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称，核电安全事关重大，有关方面一定要认真分析和总结日本核电事故经验教训，确保中国核电事业安全发展。上述两位官员的公开表态均表明，中国发展核电的总体安排预计不会改变，但福岛核电事故已再次引发公众对核电安全性问题的讨论。

核事故不会去理会什么国界。日本也远不是利用核技术的唯一地震高发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核世界。我们必须确保核设施安全运转，无论它们建在何处。作为日本历史上的首例重大核电事故，这对正在大规模建设核电站的中国有哪些启示？中国核电站的安全是否有保障？让我们抽丝剥茧，从日本危机看中国核电安全。

对于核电站受损会产生何种影响，现在评估还为时过早，但此次福岛核电站事故注定将是现代史上第三起重大核电站事故。前两起事故分别是：1979年，美国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核电站反应堆熔毁事故；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爆炸事故。这两起事故都导致了人们对核电的支持率大幅下滑。

自从核电站问世以来，在工业上成熟的发电堆主要有以下三种：轻水堆、重水堆和石墨汽冷堆。它们相应地被用到三种不同的核电站中，形成了现代核发电的主体。轻水堆又分为压水堆和沸水堆。目前世界上核电站常用的反应堆有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和改进型气冷堆以及快堆等，但用的最广泛的是压水反应堆。而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福岛核电站，10台机组采用美国引进的BWR沸水堆技术。

福岛核电站位于东京北部的福岛工业区，由福岛一站、福岛二站组成，共10台机组。本次发生主要事故的1号机组于1967年9月动工，1970年11月并网，1971年3月投入商业运行；3号机组1976年3月投入运营。

由于建设期较早，其配套设施的抗震能力偏低，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福岛第一核电站之所以出现核泄漏，原因在于“堆芯熔化”。主要问题是，部分反应堆的应急柴油发电机无法正常启动，影响了冷却水循环，致使堆内余热无法正常排出，存在温度过高可致放射性物质泄漏甚至熔堆爆炸的危险。之所以会有冷却水循环问题，与其沸水堆的技术设计有关。沸水堆技术拥有一个回路，一旦冷却水循环不奏效，其必须要通过降压、使用海水冷却、其他水冷却等外部冷却方法才行。也就是说，沸水堆在不发电的时候，其燃料仍然在裂变，这将会加剧核物质的释放。

截至1996年底为止，全世界已运行的沸水堆有94座，总功率78285MW，占全世界已运行核电厂反应堆总数的21.7%和总功率的22.7%，仅次于压水堆。沸水堆最大优点是结构和运行都比较简单，尺寸较小，造价也低廉，燃料也比较经济，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可靠性与经济性。缺点是必须使用低浓铀，目前采用轻水堆的国家，在核燃料供应上大多依赖美国和独联体。此外，最重要的是堆内产生的蒸汽直接进入汽轮机，汽轮机会受到放射性的沾污，而且只有一个回路。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对于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丧失关键能源供给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几近病态，但又并非完全缺乏理性。目前日报三分之一的电力需求依赖核电，此次事故让日本政府放弃核电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不过日本可以重新思考需要什么样的核工业。

福岛第一核电站已经运行了40年，整座电站未来非常有可能被停用。如果日本必须拥有核反应堆，就必须建造现代化的反应堆，能够经受住的地震级别要远远超过几十年前过度乐观的规划者的设想。后备发电机组，以及核电站的其他“周边”设施几乎与核心反应堆本身同样重要，应该相应地进行建造或重建。

而截至2010年10月已经并网的中国大陆核电项目共计8个，13台机组，分别是秦山一期、二期和三期，大亚湾、岭澳一期和二期，田湾和秦山二期扩建项目，总额定功率为1083万千瓦，技术类型分为CNP300、M310、CPR1000等等。除了秦山三期核电站是“重水堆”方向之外，在建只有山东荣成的是高温气冷堆，其他核电站都是压水堆。2010年5月23日发生轻微泄漏的大亚湾核电站机组采用就是压水堆（当时一根燃料棒包壳出现微小裂纹，其影响仅限于封闭的核反应堆一回路系统中，放射性物质未进入到环境，未对环境造成影响和损害）。

中国目前主流“二代加”技术的CNP1000（中广核主导）和CPR1000（中核主导）压水堆均有两套回路系统，一回路系统与二回路系统完全隔开，它是一个密闭的循环系统。其冷却的循环回路是与正常反应回路分开的，只要冷却回路没有问题，仍可以将整个反应堆冷却下来，以防止其热量上升，造成堆芯熔化、放射性物质泄漏的问题。此外，中国的一系列新机组在安全方面也有多重保护。比如

CNP1000有反应堆压力容器顶盖排放系统、稳定器卸压系统、堆坑淹没系统、安全壳内氢气控制系统等等，可应对严重的安全事故。

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陆启洲介绍，中国在建核电站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的第三代核电技术，比福岛核电站的二代技术更安全，不存在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的问题。据了解，早在2007年，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挂牌成立，代表国家正式受让第三代先进核电技术，实施相关工程设计和项目管理。

所谓“三代”技术，是指美国西屋公司开发的AP1000核电技术以及法国阿海珐公司开发的EPR核电技术。陆启洲介绍说，日本受影响核电站采用的是二代核电技术，最大问题就在于遇紧急情况停堆后，须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中国正在沿海建设并将向内陆推广的第三代AP1000核电技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其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就是在反应堆上方顶着多个千吨级水箱，一旦遭遇紧急情况，不需要交流电源和应急发电机，仅利用地球引力、物质重力等自然现象就可驱动核电厂的安全系统，巧妙地冷却反应堆堆芯，带走堆芯余热，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喷淋，从而恢复核电站的安全状态。“AP1000的压水堆技术，相比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沸水堆技术，更加安全一些。”一位从事核电站建设的工程师表示，“不会出现堆芯熔化。”

根据《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到2020年中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4%，核电年发电量达到2600～2800亿千瓦时。包括红沿河、宁德、阳江、广西防城港以及田湾5、6号机组，岭澳二期2号机等项目将采用“二代加”核电技术；广东台山核电站将采用法国阿海珐公司提供的EPR技术；浙江三门、山东海阳将采用AP1000技术。未来，中国核电将出现AP1000、法国EPR、中国自主研发的“二代加”等三类技术并存的情况。

但是我们仍然担心的是本次事件会产生心理层面影响-在众媒体的聚焦下，对核安全的担忧将被放大，或将最终影响国家核电规划目标的制定：从历史上看，大级别的核电事故都会引起对核电安全的社会性忧虑。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在此次事故发生前4个月，也就是2010年10月22日，英国、法国、芬兰的核安全局在各自对法国阿海珐第三代核电技术EPR反应堆进行评估之后，非常罕见地发表联合声明，指出EPR反应堆的仪控系统在确保安全系统的充分性，以及安全系统与控制系统的独立性方面存在问题；阿海珐最初提交的EPR设计不符合独立性原则，其控制系统与安全系统之间有高度的复杂串联，二者则有可能同时失效。

尤其牵动中国神经的是，中国正在建设的广东台山核电站正是采用了阿海珐公司的该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而第一个采用EPR核电技术建造的芬兰奥尔基洛托3项目，由于种种原因，项目工期一拖再拖，已比原定完工日期晚了257天，可能于2012年6月完工，这将比原定完工日期整整推迟三年多。

EPR是第三代核电技术的一种。第三代核电技术较第二代更安全、更经济。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座第三代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第三代EPR技术实际上还处于工程实践阶段。阿海珐EPR仪控系统在欧洲出现的问题牵动着中国核电的神经。一位专家称，“仪控系统独立性不够，可能导致产生共模故障，核电站就有可能失控。但是很难断定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该专家进一步指出，“对于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现在人们已经考虑得比较充分，不会出现。但是几次大的故障，如美国三里岛、乌克兰切尔诺贝利，都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极端的、概率很低的事件所引起的大事故。”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已经造成欧洲核电业近20年的停滞，美国甚至在三里河核电事故后30年几乎没有建造过新核电站。

“安全性”成为笼罩在核电产业头上的最大的阴影。如何在确保核设施安全性与满足能源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是中国核电大发展过程中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在建核电机组20台，在建规模2192万千瓦，是世界上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根据国家核电发展规划，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但是，之后“中国即将提高核电比例至5%（7000万千瓦）”，“中国或将再次提高核电目标至8600万千瓦”的消息不绝于耳。目前中国正处于核电规划的制定期，本次福岛泄漏事件很有可能在心理层面影响最终核电规划的目标。不能排除在担忧情绪膨胀的情况下，短期内会对核电装机目标采取更为保守的规划。当前中国的核电发电量，仅占全部发电量的2%；日本这几年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四分之一左右。即使与14%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也很大。目前，中国核电发展存在隐患——一些核电站在保养和维护方面，存在操作不规范的地方；而与外方的技术合作，在个别项目上也出现了衔接不好的情况。国家要为核电发展留有余地，能让监管者或者经营者、建设者，有疲于奔命的的感觉。要做好核电安全的科学普及，以及信息公开工作。此外，核电站的退役，也是一个必须从规划之初就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

2011年3月19日星期六

第二篇：从丰田危机看日本危机管理能力

日本有句谚语：“要是闻着发臭，那就盖上盖子。”（眼不见为净。）丰田汽车公司(Toyota)似乎就在以这种方式处理其日益凸现的汽车安全问题。对于不能刹车的刹车以及颇有“主见”的油门，丰田起初是否认，然后想大事化小，后来又百般推托。公司总裁丰田章男（Akio Toyoda)是丰田创始人的孙子，在危机发生的头两周成了失踪人员，公司对重大汽车安全问题的反应似乎不再那么积极，有负全球消费者对其的信任。

对丰田来说，这是一场公共关系的噩梦，因为长久以来，丰田品牌一直是品质和可靠性的代名词。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危机管理了，到目前为止，丰田已为此付出20亿美元的召回费用，公司股价自2010年1月21日（当天丰田宣布因油门踏板问题实施召回）以来下跌17%，而这些仅是丰田最后要承担的巨额损失的首付款而已。召回规模肯定会扩大，将包括在日本生产的汽车；丰田已面临多起法律诉讼，未来可能要付出高昂代价才能解决；而闲置的工厂和空荡荡的汽车专卖店展示区同样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丰田的反应如此迟钝笨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在日本，危机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还未发展起来。过去二十年来，我根本想不出来有哪家日本企业在危机管理上做得不错。每家公司的反应都差不多，一开始反应迟钝，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产品召回上拖拖拉拉，就所存在问题与公众的沟通少得可怜，对因产品问题而遭受影响的消费者漠不关心。无论是爆炸的电视机、易燃的家用电器、变质的牛奶和错误的标签内容，这些企业一次又一次地欺骗消费者，逃避其应负的责任，直到问题越来越多，证据确凿，它们才姗姗来迟，承认问题的存在。这种漠视消费者的做法并不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因为日本在产品责任诉讼方面的赔偿额度较低，有时甚至没有。

在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毒血事件”。当时日本制药企业长期将受到污染的血液制剂卖给血友病患者，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患上艾滋病。日本政府明知问题存在，却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场本可避免的公共卫生悲剧的发生。在抵赖多年后，日本现任财相、当时的厚生大臣菅直人(Naoto Kan)在1994年公开相关文档，显示政府当时允许制药企业继续销售受污染的血液制剂，以免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那些销售无污染的血液制剂的外国公司。菅直人的这一做法为相对慷慨的赔偿方案奠定了基础，并促使那些制药企业的高管向受害者磕头忏悔。

不过，一般来说，日本将制造商的利益置于消费者的安全之上。

日本企业往往试图掩盖或捏造事实，负责与媒体和大众打交道的人往往无法获取应有的信息。机制的缺失导致企业高管层无法迅速获取精准的信息，进而影响其反应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管理层在面对媒体质询时准备不足，因此会给人一种推诿搪塞和冷漠无情的印像。

日本人在危机管理方面的劣势也有其文化因素。这个国家一直以其产品的精良做工和一流品质为傲，在产品出现缺陷时羞于承认，从而导致更难披露信息和承担责任。像丰田这样的知名企业尤其如此，因为认错就意味着公司的颜面尽失，损失巨大；汽车的质量问题应该发生在其他公司身上，而不是丰田公司。丰田正在经历的公关灾难表明，其毫无危机管理的准备，处于一个多么尴尬的境地。此外，在日本，员工形像与公司形像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超过了其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

Bloomberg

丰田汽车总裁丰田章男上周五在日本出席一个记者招待会时低头鞠躬。

日本企业还有一种服从上级的文化，导致下层员工很难质疑上级的举动，很难把存在的问题如实告知上级。注重一致意见和集体利益的团队精神既是一笔财富，也令人们难以挑战业已做出的决定和计划。这种文化倾向在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但在日本企业文化中尤为突出，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危机规避能力以及反应能力。

这次的危机为丰田改革企业文化和提高品质管控提供了一个契机，实施途径包括更加注重消费者权益、建立信息双向沟通和反馈机制、通过任命外部独立董事来优化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将风险管理从事后转向事前等。现在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然而，这意味着企业要挣脱陈腐文化的桎梏，向消费者提供超预期的优秀售后服务和客户关怀；但目前的迹象显示，丰田已不再是半个世纪前横扫全球市场的那个灵活多变的公司了。

2009年中，丰田章男开始执掌丰田公司，当时未能对公司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如产能过剩、过于依赖美国市场，如何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确立市场地位等。此后的一系列成功，尤其是丰田普锐斯(Prius)混合动力汽车，也许让这家汽车巨头有点洋洋得意，失去了令丰田从70年代起开始腾飞的那种优势，即始终在燃油经济性和质量可靠性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重拾这一优势并对公司重新定位以进入新兴市场，这必将成为丰田的一种艰难转型。

日本企业与政府共存共荣的关系是实现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重要因素，但好汉不提当年勇，日本自90年代“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 of the 1990s)后，现在已进入第三个十年期，但经济依然低迷，人们不禁质疑企业与政府的那种关系是否还有效果。

2009年，长期执政且较为保守的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在选举中下台，取而代之的日本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对官商勾结的社会现象发起冲击。日本公众希望看到政府对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有全新的思考，如日益加大的贫富分化、高贫困率（超过15%）、年轻人失业和不稳定就业问题，以及因缺乏鼓励组建家庭的良好政策环境所导致的低生育率等问题。然而，日本民主党渐渐失去斗志，陷入金钱丑闻难以自拔，让人不禁联想起自民党执政期间同样腐败的时代。日本民众要求首相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促使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和尽职尽责，这种要求也延伸到企业身上。

日本航空公司(Japan Airlines)申请破产保护、日本公债占GDP的比重达到200%、与美国盟友之间酝酿的纠纷、日本相扑大满贯冠军蒙古人阿龙涉嫌比赛舞弊宣布退役，这些事情都为日本的2010年笼罩上一层阴影，而丰田丑闻又给其添上了不光彩的一笔。日本的国民自信心长久以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丰田这样的成功企业尚能给他们带来一丝慰藉。没有哪家企业能像丰田那样代表日本制造能力的巅峰，正因如此，丰田遭遇的危机给日本人带来沉重的意外打击。

美国人以前常说：对通用汽车有好处的事，对美国也有好处；对美国有好处的事，对通用汽车也有好处。这句话彰显出美国汽车文化的主流地位，以及公众和私人利益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丰田在美国有很多工厂、员工、供应商和汽车代理商，因此在丰田质量安全问题上，美日有着共同利益所在，丰田重回正轨对双方都有好处。

日本媒体对丰田危机的报导极尽简约之能事。丰田在本土的危机公关能力似乎比在美国更强大，日本媒体和政府对此事的态度也更为谨小慎微。不过，2010年2月5日，说话一向直言不讳的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前原诚司(Seiji Maehara)点名指出，丰田公司曾否认存在质量问题，因此他认为该公司对消费者投诉的敏感度不够；但与美国方面不同的是，他没有授权发起对丰田产品安全隐患的调查。

同一天，丰田章男终于召开新闻发布会，这距离丰田公司因油门踏板安全问题在美国发出召回公告已有两周时间。丰田章男试图做一些补救工作，为此事给全球消费者带来的不便致以歉意。然而，公司将刹车问题归因于消费者对ABS电子刹车系统使用感受的不当理解；自2010年1月起，公司已解决了相关软件问题，让ABS刹车系统的反应更加快速。

这场新闻发布会并不成功，既没有给消费者带来安抚，也未能缓和计划于2010年2月10日周三在美国举行的听证会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很明显，丰田公司试图避免在日本本土对其产品展开安全召回，正在游说政府通过一个自愿修复计划，以减少人力物力的成本支出。丰田仍坚称其产品没有缺陷，只有软件方面的小毛病，这种空谈对重筑消费者信心毫无裨益。普锐斯是丰田汽车销量的重要支柱，而人们对其刹车系统以及其他一些安全缺陷的疑虑依然没有消失。

起初，安全缺陷仅被视为在美国生产的丰田汽车所存在的问题；但现在，因设计缺陷引发的安全隐患问题已经扩展到日本本土，引起人们对丰田著名的“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理念的质疑。如果这次的问题不是发生在美国而是在日本，我们很怀疑丰田公司是否会在本土发出召回公告。但现在，由于国际媒体对该问题的报导越来越多，日本国内媒体有了一些底气，说不定也会开始问同样的问题，尽管选择的方式可能更温和一些。

虽然丰田正试图挽回恶劣影响，但该公司乃至“日本制造”这一金字招牌都可能受到很大冲击。近年来，日本产品已有不少质量问题出现，未能达到全世界消费者及日本国民所预期的高质量标准，这足以引起人们的警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现象是一个国家步入衰退、风雨飘摇的征兆。

日本的产品质量以及停滞不前的生产力无法令人感到满意，尤其是其人口趋势正蕴含着一个定时炸弹。这个国家日趋老龄化，同时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因此不得不用更少的投入换取更多的产出。日本需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人均产量，才能支持一个不断老龄化的人口群体，应付由此产生的养老和医疗问题。这意味着日本必须跟上韩国这类对手的步伐，后者正在日本竞争力削弱的各个领域取而代之。丰田如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对日本的国民心理将是莫大的支撑，也有助于挽回“日本制造”的声誉，不至于让“关注细节”从日本的一个国家品牌沦为一个国家问题。这是一场豪赌，赌丰田能否力挽狂澜，实现复兴，激励一个急需鼓励的国家再度前行。

第三篇：从安全角度看核电发展

从安全角度看核电发展

——写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年之际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 孙 勤

从1954年6月前苏联奥布宁斯克核电站并网发电，首次实现了核能和平利用以来，世界核电发展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目前，全世界有442台核电机组在运行，装机容量超过3.68亿千瓦，核发电已连续18年稳定在全世界发电总量的16%。世界核电12000多堆年的运行经验有力证明：核电是一种经济、安全、清洁的新能源。

核电的发展是令人满意的，前景令人鼓舞。同时，核电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也是不应忘记的。

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启迪

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由于反应堆设计缺陷、运行操作人员严重违反安全规程、有关人员缺少必要的安全文化、缺乏必要的核事故应急准备等综合原因，最终酿成了核电发展史上的一次最严重的事故，造成了大范围的放射性污染和较多人员受到超剂量限值的辐射照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教训是惨痛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这起事故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又是促进核安全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事实上，此后的二十年中，国际上加强了核安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国际原子能机构颁布了核电厂新的安全标准,进一步提高了安全要求,如:在设计上强调了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措施,强调概率安全评价技术的使用等。各有核国家也进一步完善了核安全法规和标准，积极改进核电站的设备和系统，努力完善运行规程和各种运行文件，更加重视人员教育培训和核安全文化，核电站的安全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核电的安全性也已经为更多的人们所了解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公众认识到核电将是新世纪最重要的替代能源。

切尔诺贝利事故也使世界各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核事故应急准备工作的必要性，各国进一步加强了相关工作。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时，我国的核电发展正处于起步的关键阶段。国务院领导在听取了有关事故汇报后，在迅速研究有关情况后明确指示：我国继续发展核电的方针不变；要建立一套社会应急措施，以应对万一可能发生的核事故，把事故后果减到最小程度，确保公众和环境的安全。

在我国，为切实做好核事故预防工作，国务院于1986至1987年先后颁布了《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核材料管制条例》，确立了我国的民用核安全责任制度、核安全许可和监督制度及核材料许可证制度。使我国民用核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逐步纳入了依法严格监管的轨道。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正式确立了我国核应急准备制度。为加强对核事故预防和救援工作的领导，1991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核事故应急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的核事故应急准备和救援工作。近二十年来，由国家、地方和核电站运营单位组成的三级核事故应急管理体系有效运作，为保障核电站的安全、促进核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要科学地认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后果

1996年4月8日至12日，在维也纳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国际切尔诺贝利事故10年大会”，来自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45名科学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报告就事故对居民健康、环境及人群的长期健康学效应给出了实事求是的权威性意见。

继而，在2000年，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得出结论：对499名病人进行住院观察，诊断为急性放射病者的为134人。没有公众受到足以产生急性放射病的高剂量。约60万以上的应急和恢复工作人员和500万生活在三国污染区的居民绝大多数只受到较低剂量的照射。事故释放到环境中的放射性物质的总活度为14×1018贝可，欧洲受污染的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两周之内，反应堆附近的松树林中，一些对辐射敏感的当地生态系统，如针叶树和反应堆周围10公里之内的某些小哺乳动物，达到致死剂量，产生致死效应。1988—1989年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开始恢复；在随后的2-2.5年内，种群得到了恢复。未发现有关物种的局部种群由于辐照而灭绝的报告，而只观察到一些辐射诱发现象。

此外，2003年建立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论坛也于2005年9月5日公布了一份长达600页的《切尔诺贝利事故遗留问题——健康、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报告，客观地反映了事故的真实情况，科学地分析了对人类后果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事故发生后的20年间，绝大多数新闻媒体对这起事故的报告是客观的，但也有少部分为追求轰动效应，进行新闻炒作，作了不实报道。事实表明，诸如“事故死亡3万人、受辐射后变异的老鼠比猪大”之类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及其后果应科学地认识，要化消极为积极，变坏事为好事。

三、“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是中国发展核电的一贯方针

1991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建成投产至今，已有9台核电机组陆续投入运行，装机容量达到700万千瓦，加上即将建成投运的田湾核电站，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超过900万千瓦。与此同时，我国在核电技术的研发、核电站设计、设备制造、工程管理、生产管理和核安全监督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实力。能自主设计建设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也具备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建设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能力。另外，我国还把成熟的核电技术成功运用于国际合作，成为少数几个可以出口核电的国家之一。

我国核电从无到有，在探索中前进，不断趋于成熟，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贯彻了“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发展方针是分不开的。我国核电发展充分吸取了国际上核电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注意引进成熟技术和比较先进的核电堆型。在管理方面，建立了国家核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建立了核安全许可制度，确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安全标准，实施了现代化的管理，增强国际国内的信心。核电站选址、设计建造和运行的各个环节均严格受控。核电企业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求，建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采用的沸腾管式石墨沸水堆不同，我国核电站采用压水、重水反应堆，从设计原理、结构到安全措施，在安全上是有保证的。我国核电的安全业绩是值得骄傲的：没有发生过二级或者二级以上的运行事件；工作人员所受到的辐照剂量远低于国家规定的限值；核电站的环境辐射监测数据基本保持在本底水平。核电安全运行的良好业绩,使公众和政府决策部门树立了坚定的信心,为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决策奠定了基础。

四、坚持安全发展理念，积极推进核电发展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会议指出，积极推进核电建设，是国家重要的能源战略，对于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实现能源、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升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发展核电，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核安全是核工业的生命线，继续贯彻“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要努力营造核安全文化氛围，狠抓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营全过程质量管理，进一步强化核安全监督，切实做好核应急准备工作。

积极发展核电，要加强规划，科学论证，统筹安排，促进我国核电技术整体跃升和跨越式发展。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立足现有基础，推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加快核电标准体系的建设，选用成熟、安全、经济、先进的技术方案，并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力争在2015年前后，形成自主设计建造第三代百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能力。中国的核电事业大有可为，也一定会大有作为。

第四篇：日本核电危机背后：超期服役与安全记录被篡改

日本核电危机背后：超期服役与安全记录被篡改

宋冰 徐倩 曲飞帆

北京时间昨日20：50许，东京电力公司紧急报告日本首相官邸：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反应堆内的燃料棒高出冷却水位1.7米，3号机组反应堆内的燃料棒高出冷却水位2米，加注海水后仍不见水位提升。3号机组的规模比1号大，使用的是铀235和钚的混合核燃料。

1号、3号机组加注海水后，海水一度已淹没燃料棒，但又退了下去。分析人士认为，1号机组有可能是12日爆炸后，密闭容器已破损；而3号机组水位不见上升，原因不明。

另有日本核专家认为，两台机组不见水位提升，是因为反应堆内浓度过高，导致内部压力大于外部注水泵的压力。

之前在一个多小时前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还表示，从12日起，抢险人员已将海水陆续注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几个机组，已经能看到水位上升，且将持续注入更多的水，“目前核辐射数值的变化不大。”

再往前，昨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枝野幸男的说法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正在采取通风工作来排出堆积的氢气。现在一部分机组确实出现核心熔毁的迹象，不排除会继续熔化。”福岛第一核电站共有6个机组，地震后均自动关闭。

尽管情况危急，但日本专家称，福岛第一核电站不可能成为“切尔诺贝利第二”，理由是：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早已停止；第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外没有像福岛第一核电站这样厚达15厘米的不锈钢护罩。

目前民众所受的为核沾污

枝野幸男昨日下午表示，日本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通报，福岛第一核电站有3个机组的冷却装置已经失灵，其中1号机组12日有爆炸现象；2号机组的辐射已造成1死4伤，目前辐射扩散到20公里以外；3号机组也出现故障。

枝野幸男还表示，不排除3号机组像1号机组一样发生爆炸，但即便发生爆炸，对周边居民健康也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初步确定此次核泄漏事故为4级，即造成“局部性危害”。日本官员表示，这个等级有可能会随着事态的发展而调整。

截至昨晚，福岛第一核电站已有11名员工被送往医院，其中一名确认遭受核辐射。送到医院时，从该员工身上测出的核辐射污染程度已超过100微西弗(mSv)的规定标准。

日本政府12日把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的人员疏散范围由原来的方圆10公里扩大至20公里，把福岛第二核电站周围的人员疏散范围由3公里提升至10公里。

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检测到的放射性物质包括碘131和铯137。碘131一旦被人体吸入，可能会引发甲状腺疾病。日本政府已计划向核电站附近居民发放防止碘131辐射的药物——碘片。铯137会造成造血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

日本大地震发生至今，核安全已成为关注焦点。应对地震称得上是素有经验的日本国民，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核恐慌。如何能在核电站控险上向日本国民交出满意的答卷，以避免出现切尔诺贝利式的悲剧，已成为日本政府目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而其后，更长远的问题在于，像日本这样地震、海啸频发，对核能又有很高依存度的国家，如何在未来保证众多核电站的安全运行，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一直在大力发展核能的日本，核安全在本次灾害之后必将重新提上政府的日程。

专家认为，日本民众需要冷静应对。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规划运营部主任王计平就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福岛第一核电站12日发生的爆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爆炸。而是冷却失灵后，高温下一系列化学反应导致氢气大量积存，从而发生的氢气爆炸。

“因此，(这个核电站的)主要危险在于核泄漏而非核爆炸。”王计平说。至于此次扩散的放射性物质是否会随着西风扩散到美国，王计平则表示还要具体根据各方面的监测数据来分析。

华润集团核电专家李金英昨日上午接受第一财经电视频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情况看，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日本抢险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把反应堆内的热量及时导出，目前工作还算做得及时。

李金英表示，一方面，使用海水进行冷却之后，温度在一定时段得到了控制(但也有反复)，目前并未发生核爆炸；第二个方面是，核电站多处设施发生断裂，目前不能排除放射性物质已经泄漏到环境中，但目前的泄漏量还是比较小的。

他说，目前确认受到核泄漏影响的数百名民众并不是受到了核辐射。核辐射是对人体的整个内辐射(贯穿辐射)，影响比较大，目前的情况只是核沾污，民众暂时不必恐慌。

最坏的核爆炸或已避免

日本学术会议前会长近藤次郎也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号机组并未发生连环爆炸，应该说已经避免了核爆炸这一最坏的状况。

但是，日本政府在事后的处置方式并不被公众完全认可。日本原子能资料信息室核燃料循环负责人泽井正子表示，虽然1号机组的反应堆安全壳没有损伤，但发生事故时政府没能立刻采取得当的对策，导致了厂房爆炸。而日本首相府信息公布的速度和内容，也都不是很让民众满意，有淡化事故之嫌。

另外，鉴于此次危机之下，日本民众情绪强烈，日本今后的既定核电发展计划是否会因此放缓，还不得而知。

日本共有55座核电站，居世界第三，核能占全国电力供应的34.7%，对核能依存度相当高。就在去年，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的能源基本计划草案还表示，日本将以确保安全为前提，重点发展以核电为主的低碳电源，到2030年至少增加14座核电站，核电站的利用率从现在的60%提高到90%。

多次篡改安全记录

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属的东京电力公司，已有60年历史，是日本的一家巨型电力企业，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民营核电商。在核能占全国电力供应份额超过1/3的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核电厂供应了全国一半的核能发电量。

然而，这样一个核电巨头，据日本媒体报道在过去10年内对其下属核电站反应堆核心结构出现裂缝瞒而不报，甚至不惜篡改数据、伪造安全记录。而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的反应堆主蒸汽管流量计测的数据，也曾在1979~1998年先后28次被篡改。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下辖的核能安全保安院披露，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京电力公司有疑问的安全记录多达29份，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号和2号反应堆也在黑名单上。此外，在东京电力公司被检查的13座反应堆中，有8座一直在缺乏全面检修的状况下运转。

这种情况下，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频发。比如1978年时就曾发生临界事故，但事故一直被隐瞒至2007年才公布于众。而在2006年时，该核电站6号机组又被报道发生过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

除了擅自篡改数据并隐瞒事故外，福岛第一核电站还存在着超期服役的问题。今年2月，根据东京电力公司对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的分析报告，该机组已经服役40年，出现了一系列老化的迹象。

虽然专家分析，在日本这样多地震的国家，仍然使用福岛第一核电站这样的老式沸水堆机组，十分不妥当，但在2010年——其40年使用寿命已到后，福岛第一核电站不知何故又比原本计划延寿20年。如果没有此次事件发生，第一核电站的正式退役需要到2031年。

第五篇：从日本核泄露事故看核电发展的安全性

关注“核”安全

2011-3-25 从日本核泄露事故的分析和研究

日本核泄漏事故情况逐步升级，1/2/3/4反应堆先后出现危情，核辐射范围和强度逐步扩大。从当前事故发展情形来看，事故级别将进一步上调。日本首相菅直人25日说，目前核电站的情况仍很难预测。26日东京电力公司原子能本部福岛事务所副所长小山广太表示，由于此次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非常复杂，目前很难确定事故何时才能处理完毕，此次事故处理可能长期化，影响也将长期存在。再加上受原子弹恶名声的株连，以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灾难性后果的影响，使得人们对核能的各种装置，如核电站、核供热堆等心存余悸，甚至在核电站和核炸弹之间划上等号，世界各国纷纷进行评估和研究，民众更是谈核色变。一时间核能要不要发展？核电技术能否保证安全？成为当前世界主要话题。听了李有祥副教授关于“关注核安全”课后，本人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日本核泄露的原因及影响 日本核电的安全与技术一直被称为“世界一流”。但形势依然并未明朗化的福岛核泄漏事故，却暴露了日本核电安全并非像外界印象中或日本宣传的那样“神奇”。这就恰恰说明，日本可能一直“固封于”核电的“安全神话”光环之中，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危机发生的预防意识，以及危机处理的预判意识。

（一）主要原因

一是核电技术和装备成旧是其主要原因。从日本选用的核电技术来看主要为二代沸水堆技术，除了核电站超龄工作、设备陈旧为事故埋下隐患，沸水堆的设计上的不足也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根据国际核电协会统计，从全球正在运行的反应堆一共有426个。其中轻压水堆258座占比约为61%，重压水堆约为41座占比10%，沸水堆为92座占比约为22%。沸水堆比例相对较小；从建设期来看，压水堆在80年代后被选用作实施的数量远超过沸水堆技术，体现了其更高的安全性能。

二是自负致使危机升级。日本核电站众多，弹丸之国竟达57座，技术也相当成熟，长期的安全运行让日本政府与国民对核电安全有极强的自信心。若不是此次核泄漏，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会认为自己的核电会受到泄漏威胁。或许正因为对技术的过分自信，才致东京电力一再忽略国际社会希望予以其援助的请求，忽略了危机初期采取更为果断的补救措施，致使核泄漏危机逐步升级。

三是政府与企业协调不力。在这次核危机处理上，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在信息披露上多次说法不一，在人员调遣上也多次出现分歧，都显示了日本政府与企业在应对重大危机时缺乏协调性，暴露了日本在重大危机处理机制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二）主要影响

一是日政府面临信任危机。日本大地震导致的福岛核电泄漏危机处理的拖沓、不透明，造成对本国和世界相关国家的困扰，让日本首相菅直人地震中处变不惊的正面形象消失殆尽，不得不对其属下和相关企业的危机处理表示罕见的公开震怒；也让素来注重秩序和形象的日本国民对政府和相关企业的态度感到汗颜。隐瞒和欺瞒造成的恐慌远远大于了事件本身。如何在这次核危机事故上向日本国民交出满意答卷，避免出现切尔诺贝利式的悲剧，正成为日本政府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从目前看，日本民众对日本政府的表现依然是持“中性”立场。目前批评的焦点更多集中于东京电力公司，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中，核危机处理对菅直人内阁的考验已经开始，如果核危机持续时间过长、局势再出现失控等情况，将对日本政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核危机的不确定性正在考验菅直人政权。目前，日本民众对政府的“容忍度”正在发生变化，不满与指责的声音开始出现。今后对核危机的处理，将直接左右菅直人未来的政治命运。

关注“核”安全

2011-3-25 二是日本的核能发展将受到制约。福岛核电事故对日本民众的心理打击巨大，也对日本政府推动的未来核电开发影响深远。这次核危机从两个方面影响日本核能发展。一方面，在民意与选票决定政权的日本，未来的任何政党或内阁首先都会顺应民意，强化现有核电站的安全，从技术提升与灾难预案上做大量功课，消除民众的恐慌心理。另一方面，未来任何的新投资核电项目，必然遭到日本民众的“强烈抵制”，再大力发展核能的战略规划可能性很小。三是可能危及到美日同盟关系发展。这次核危机处理中，美国多次与日本产生分歧。16日，美日就“疏散区”范围产生分歧。此后，美日就辐射量多少、危机援助方式等频频出现分歧。虽然日本福岛核辐射对美国有所影响，但日美同盟关系不会因为核危机而受到大的影响，两国在核危机处理上的分歧更多是细节性的、数据性的不同，还不是两国政府间的不信任，更不会危及美日关系的发展。

四是对中国环境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影响核泄漏放射性污染物污染主要是风和雨，风可以影响到核物质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如果大气比较稳定，风速较缓慢，核物质的扩散就会很慢，局限在原地附近。反之，如果风速较大，污染物出来后，将随着风向下游扩散。降雨对污染物扩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污染物将和水混合在一起，沉降下来，从而减少远程扩散。我国已经启动了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网络，监测结果没有任何异常。我国位于日本国西面，中间有日本海、朝鲜半岛、黄海、东海相隔。所以从扩散途径看，日本核泄漏产生的放射性污染沉降物扩散区域距离我国较远，而且会随着风向进一步远离我国。鉴于目前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严重性和不确定性，国家质检总局已要求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加强对放射性物质入境的风险分析，切实做好口岸核辐射物质监测工作。

五是核泄露发展的影响度。这次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目前日本官方确定的事故等级为4级，远低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7级。即便现在一些国际组织正在重新评估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等级，但从目前情况看，此次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绝对不会发展成切尔诺贝利那样的严重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是整个反应堆堆芯碎裂，造成大量核物质外泄。而福岛核电站在地震发生时就已经停堆。日本已经采取了包括注水在内的很多措施，虽然形势还没有完全稳定，但绝对不会发展成为切尔诺贝利那样的事件。

二、对发展核电能源的认识和思考

从理论上和技术路线看核电发展是安全的，但核电技术的不断发展无法弥补短期的伤痛。由于日本核泄漏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对核电安全性忧虑正在迅速放大，短期内对核电的悲观情绪不断弥漫，最终有可能影响对政策的预期。目前德国暂停了核电厂使用年限延长的决定；美国已经有议员提议暂缓国内核电站的建设；英国目前新建10座核电站的计划可能也将搁置。此次核电事故对全球的心理冲击可能最终导致核电规划的“大地震”。各国对核电装机规划的压制暂是无法避免，中国对核电规划的谨慎态度也会被进一步加强，此次事故将对新能源未来发展的结构将发生较大影响，对光伏、风电、水电等新能源的预期将进一步提升。一是核电站主要结构。核电站一般分为两部分：利用原子核裂变生产热量的核岛（立式状半球形建筑）和利用热量发电的常规岛（烟囱等常规建筑）。核电站分为压水堆核电站、沸水堆核电站、重水堆核电站和快堆核电站，其中压水堆式核电站最为成熟、应用也最广泛，而重水堆核电站是发展早期的核电站。压水堆式核电站的构造来说，一般由反应堆厂房、燃料厂房、核辅助厂房、电气厂房、连接厂房等组成，这些厂房根据有无核辐射设置在核岛和常规岛里。所有与核辐射有关的部件都装在核岛里。

二是核电站主要安全保障措施。核岛拥有四大安全屏障。第一道安全屏障：核燃料棒的材料uch陶瓷块，它的熔点为2800'C，它的物理化学性质稳定不会和水产生放热反应。第二道安全屏障采用优质的锆合金，做燃料元件的包壳具有良好的密封性和在运行条件下长期保持温和裂变产物的能力。第三道安全屏障为压力壳,厚度约0.2m,将燃料元件棒和一回路的水罩住，,第四道屏障：安全壳。反应堆、稳压罐、循环泵、蒸汽发生器都装在安全壳中。安全

关注“核”安全

2011-3-25 壳是lm厚的钢筋混凝土，内衬厚6cm。如：安全壳巾40 m×70m安全壳是阻止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逸散的最后一道屏障。

三是核电反应堆主要设计原理。固有安全性的原理较为复杂，简单说就是类似“不倒翁”的反应原理。反应堆就像一个不倒翁，偶尔碰一碰它，它摇头晃脑地动了一会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反应堆不是花瓶，碰倒后就会不可逆的摔碎。在反应堆的设计中，科学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使反应堆具有类似不倒翁的特性，即当外界破坏了反应堆的平衡时，在一定范围内反应堆能不靠外界干预可自行回到原来的状态。反应堆的这种特性称作固有安全性。

四是核电与原子弹核燃料裂变方式。核电站和原子弹的反应原理相同，都是利用核燃料在中子的轰击下产生链式反应放出能量，但原子弹会爆炸，核电站不会。核电站中铀-235的含量约为3％，而核炸药中的铀-235含量高达90％以上。原子弹形成核爆炸有极其精密的条件，它必须利用高效炸药的聚心爆炸，而在核电站的反应堆内，铀-235通常与与氧原子结合在一起，成为二氧化铀，化学性状相对稳定。原子弹设计利于爆炸，并且有加快反应的装置，而核电站正好相反，设计思路是减慢其链式反应的速度。五是核电能源的经济和效率。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其他能源能够取代核能的地位，特别是在经济和效率上是无法匹敌。随着现代工业化发展进展的加快，世界能源依靠石油和天然气的时代越来越听襟见肋, 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要求大量基本投资, 并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太阳能、风力和地热能都只能在今后十到二十年内, 才会有起码的贡献。所以在任何要求工业增长大于零的工业国家内, 核电站别无选择, 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三、日本福岛核泄漏危机带来的启示

日本政府对福岛核泄漏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事实。在这方面曾经有过连续三十次修改说法的不良记录。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也表示了严重关注，要求日本政府披露真相。三十个小时的连续扯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黄金抢救时间快速流失，反应堆的鋯合金熔毁，渐渐陷入失控。从日本政府和企业福岛核泄漏的危机处理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启示一：核事故无大小，隐瞒是没有出路的 福岛核泄漏危机昭示政府、企业经营文化和日本国民高素质的反差，特别是福岛核电厂所在的电力企业，之前就曾经有过隐瞒核泄漏事故的先例，导致大量核污染的海水排入大海。同时也昭示了日本信心的逐渐丧失和经济元气的萎靡不振，难以抵挡任何风吹草动，只好依靠隐瞒真相，减少经济损失。更加昭示日本人在核电发展方面自傲的情结，各种数据资讯尽量保密，寄希望自身能够消弭和化解这些事故，羞于寻求外界的援助，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很长一段时间后，日本政府再向美国寻求援助，其傲慢的结果导致了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美对其危机处理的不信任。法国建议其远离福岛的东京侨民的撤离，这是最明显的指标。核电事故一旦发生就是世界性的，要充分考虑周边和世界各国的忧虑和关切，在核电设施遍布全球的情况下，无论哪个国家发生核事故，第一时间就应该邀请世界各国核电专家参与，就应该第一时间公布相应的数据，通报最新处理的情况。

启示二，核电是最清洁和高效的能源，核电安全是世界共同的，应加强技术共享

核电虽然是最有效的清洁能源，但并不应该被看做最廉价的能源，他与世界安全息息相关，要加强核电项目的审核和安全评估，提高核电的安全系数。既然各国都在义无反顾地建设核电设施，发达国家就不能搞核电技术壁垒。应将最先进的核电技术贡献出来与世界共享。要知道核电设施一旦发生泄漏和事故，很可能造成整个人类的灾难。

启示三，要加强对核能发展规划和控制，不能被具有战争风险的人利用 核电的发展有可能给那些战争狂人带来再次，核电站也是一颗颗被动的核子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敌对方即便没有核武器，丧心病狂地对核电设施的攻击，仍然会造成核武器所带来的灾难。对日本右翼分子极力暗中发展核武器极得关注，们的基地，有可能就在遍布日本的57坐核电站里，几天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极力鼓噪，也是日本政府一直隐瞒事态，关注“核”安全

2011-3-25 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原因。

启示四，核是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利剑，把握和利用好核能给人类带来的福音需要各国一起努力

一个封闭严密、安全系数超高的核电设施都有他的风险性，都可能因政策、人为的造成周边乃至大半个世界的不安。深藏在世界核武库中的数万枚杀伤力远大于此的核能事故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在国家利益至上、恐怖分子今天，能否正确和平利用核能，这将成为世界各国正视的现实问题，实现世界无核化应成为各国认真思考的问题，世界和平才是人类的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