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宋寺院经济（大全五篇）

第一篇：浅析唐宋寺院经济

浅析唐宋寺院经济

[摘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佛教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其影响力扩展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济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寺院经济。在唐宋时期，寺院经济达到巅峰。本文回顾了寺院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并分析了寺院经济兴起到没落的原因。[关键字]唐宋寺院经济 田产 来源 经营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佛教依靠乞食为生的生活模式已被抛弃。到唐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立寺制度提出，摆脱佛教经济依附地位，僧人自食其力。这一制度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强大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寺院经济成为支持佛教发展一个重要基础。其中寺田又为寺院经济的核心和一个主要财源。隋唐以来，由于国力的日益强盛，人民富庶，社会稳定，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于是，与此相适应的，中国佛教在历经几百年的长途跋涉后，也终于登上了它辉煌的颠峰，与那个时代一起享受着无尚的崇拜。即使在五代时经历了一定的限制和打击，可到宋代，它又重放光彩，只是那光彩不再如从前般灿烂夺目了。它的辉煌与经济的繁荣是同时存在的，而经济的繁荣又得益其拥有土地。在此，我们只简单的分析一下其在田产一方面的问题，其余方面还待进一步研究。

一、田产的来源

从诸多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田产的来源是多样性的，下面我们就通过几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来分析田产的来源。

（一）国家政权的赐予

国家政权的赏赐几乎是各国的庙宇最初获得土地的基本手段，在中国，皇室对寺院赏赐土地的现象普遍出现在南北朝以后，这是佛教发展的结果。无论唐朝还是宋代，几乎都有皇帝布施田地的记录。由于皇室身份的高贵，因此，这种方式称为“赐田”。唐初，李世民与王世充决战中原，少林寺僧俘虏了王世充的侄儿献给李世民，李世民遂“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1] “志德二年，玄宗避乱于益州，赐大圣慈寺田产一千亩。”[2]国有土地的大量存在，是赏赐制度存在的基础。唐中叶后，由于土地明显减少，这种赏赐现象也随之减少。

两宋时期最早的赐田记载大概是建隆元年，“诏于广陵站地造寺，额曰见隆，赐田四顷，拔荐战亡军士”[3]。自宋太宗以后，不少皇帝的出生地都被改成了寺庙，让僧人念佛颂经，企图依靠佛祖的力量来保佑现世皇帝的平安，这些为皇帝祈福的寺庙，不仅又官方出资兴建，并且还能得到皇室赏赐的田产。宋神宗熙宁八年，“诏潜邸为佛寺，以本镇封，赐名兴德禅院，仍给淤田三十顷”[4]。此外，皇室还赐田给一些名望甚高或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的寺院，南宋定都临安之时，有一著名的天竺寺，南宋皇帝对此寺百般照顾，所赐田产之多，令人瞠目。皇室还会赐田给个别明德的高僧，尤其是在皇室面前得宠的僧人，皇室的赐田就更为丰厚了。镇江府延庆寺的樊隆大师，与宋孝宗交情甚密，在他死后宋孝宗为了怀念这个朋友，“又命创常照院于无住故址，以隆师弟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赐田以赡其徒”。与唐代相比，宋代皇室赐田有其特点，总体而言，宋代皇室赐田次数和数量远比唐要少。这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由于唐以后土地减少而导致的。另外，宋以前，皇室在赏赐寺庙田产的同时，还要赏赐一定数量的农户给寺院，而宋以后就再不见 这类记载，从而表明，经过唐宋社会变革，农民的身份有了很大变化，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二）贵戚豪富的捐献田

唐宋时，有钱有势的人的捐助同样是田产的重要组成要素，唐玄宗时，号有“地痞”之称的李橙田庄遍伊、洛流域，安史之乱他死后，他的儿子舍田庄立为洛阳慧林寺。[5]名相郑贽曾舍给祥福寺“田千余顷，以饭僧”[6]从南北朝到唐初的时候，世俗地主对寺僧的捐献，一般不受法律限制。武后统治后期，由于捐献土地入寺之风很盛行，给社会土地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弊端，所以，睿宗与玄宗都曾下发命令，控制向寺院捐地，当然，效果不得而知。

宋时，这种官僚大户向寺院捐地之风仍然盛行，当然，当佛教盛行的时候，信佛的人自然也多，尤其这些人更希望佛祖能够保佑他们永享这份幸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心恢意冷，一心皈依佛教。“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允常住，为父母及子营办功德”[7]。由于，这些达官贵人的施舍对寺院的经济是很有帮助的，于是也导致了僧侣巴结逢迎他们的现象。严重影响着社会风气。

（三）小民的施舍

天宝年以后，唐出现了自耕农半自耕农的施舍。这种施舍与地主阶级的施舍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他反映了小农的破产和僧侣地主兼并的趋势，既小农的破产是这种施舍得以进行的经济原因，而宗教的恫吓和农民渴望思想的寄托则是精神原因。佛教给了人们很多虚幻的想象，使人们产生了对来世的幻想，人们渴望通过对佛教的信仰来减轻他今世的痛苦，这实质上只是统治者的一种手段罢了。

在宋代，一般老百姓施舍田产给寺院的现象同样极为普遍。有文记载“张明瞻与其兄为其父舍所有田，其广十亩，岁得米为二十斛”[8]。一种原因是他们保有一种对来世的向往，还有就是在宋朝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贫民的生活日益紧迫，不得不将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捐给寺院，以求得寺院的庇护。再有就是，僧侣们利用宗教的诡计诈骗农民的田产。也有不少老百姓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因而将自己的财产捐给寺院，如德泅和尚，不仅自己出了家，还让家人陪他一起出了家。[9]宋代这类事还很多，一方面，佛家劝人出世，摆脱世俗社会的烦恼。另一方面，不少人也对现实充满了不满和厌倦，因而产生了逃离的想法，从此皈依佛门。

（四）僧尼的原因

这一点上，唐宋是有者很大区别的，因为唐时即使僧尼可以受一定额产田，但他并没有自由支配权，僧尼是不允许拥有私人财产的，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化进程的加快，佛教经典所制定的田产原则被破坏了。但是到了宋就不一样了，僧尼拥有个人财产的现象开始普遍，无论是钱财还是田产，私有化特别严重，于是僧尼作为特殊的捐赠者，在宋时出现了。僧尼拥有大量个人财产，是佛教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俗封建经济关系变化在寺庙内部的集中表现。

综上所述，唐宋佛教寺院赖以生存的田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布施，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和动机，从高高在上的皇室、官僚到并不富裕的百姓，甚至一些一贫如洗之人，也向寺院捐施，寺院财富日积月累，逐渐增多，作为寺院的常住财物，田产构成了 中国古代寺院的经济基础。

二．田产的经营

寺院之中也有各种消费，首先就是衣食住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当寺院拥有土地以后，必须同世俗人一样去经营。但其经营又是围绕寺院的需求展开的，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般的说，唐宋的寺院都以生产生活必需品为主，而尤以宋时经营品种多样，所以在这里着重谈一下宋代经营田产的情况，以供研究。经营范围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粮食，宋代时北方地区的寺院为了僧侣的生活需求而种植水稻。苏东破记载了博罗香识寺的生产情况，“寺去县七里，三山犬牙狭道，皆美田，麦禾甚茂，寺下溪水可作磨，若筑塘而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转，许四杵也„„”[10]可见，当时的寺院都有种粮食一类的生产资料。此外，很多寺院还经营菜圃，对大多数佛教徒而言，他们还是要守一定的清规戒律的，僧人禁止吃荤，这是佛教戒律的规定。因而，蔬菜便成为他们的主要菜肴，蔬菜的种植当然更是少不了，宋代的寺院一般都经营一定规模的采地。商州福寿寺“嘉圃有蔬”，又如延庆寺“寺之西有菜圃，官欲以为贡院，势甚急”可见此寺的菜园之大。寺院除了种植粮食之类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根据自身条件大力开展多种经营，一般说来，种植茶叶的寺庙比较多，特别是一些地处山区的寺庙，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所以茶叶的经营也特别兴盛。福建路南剑州“寺多种茶，回令清除繁枝，欲异时益茂盛，实无他心”。[11]寺院生产的茶叶，除了一部分满足僧侣的饮用以及招待客人外，不少寺院还将茶叶出售，以次获取所需钱财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及进贡给朝廷。福建路所产腊茶系茶叶中的上乘佳品，异常珍贵，差不多都“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12] 寺院除了种植茶叶外，种植水果也极为普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名府压沙寺的梨园，号称“御园”，张邦基对这一寺院的梨的栽培技术曾作过全面介绍。[13]既然是“御园”，当然是上贡之品，品质自然也是最好的。南方地区的寺庙因地制宜，种植橘子，有些寺院房前屋后都被利用起来，种植各种水果，僧人德洪有《云庵生辰十一首》组诗，其中“空庭丛橘半垂黄，饶屋畦蔬又着霜”[14]之句，可见寺院的庭院里既栽培了橘子树，房屋周围又种植了蔬菜。即使是在北方，一些寺院也是种植了水果的。由于各地气候、土质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因而寺庙种植的经济作物也是大相径庭的，福建路很多寺院就种植了荔枝，这可是水果中的珍品了。囊山寺周围也种植了荔枝，“荔子枝中古道场，石门有路探悬囊”[15]。总之，寺院种植水果也是很普遍的，各地水果品种不同，栽培品种丰富，南北交流日益频繁，种植技术也有所提高。种植的目的当然除了自己使用外，还是要卖钱和进贡的。

除了种植业外，寺院还经营养殖业，以满足僧人的生活，汪洋曾经亲眼所见僧人所养的蜜蜂，“邻僧以木龛养蜂，一日坠地，僧见蜂积，燎烟熏蜂，蜂大骇散，因割取几尽，适见此事，感而有作”[16]。综上所述，两宋时期的多种经营应该是相当发达的，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普遍和推广，寺院的商品经济和意识大大增强，因而使寺庙与外界的联系也日益加强，寺院内部的经济成分也日渐加重。因此，伴随着佛教寺庙多种经营的逐渐深入发展，毫无疑问，寺院经营土地的模式必然会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正是由于寺院多种经营的展开，同世俗经济一样，宋代寺院的自然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尽管如 此，宋代毕竟还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寺院的土地经营依然是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反过来说，这种自然经济又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寺院多种经营的发展，因而，寺庙的土地经营、农业生产始终受到它的严重制约，其发展因而显得缓慢。

三、衰退的寺院经济

寺院在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得到土地以后，又大力经营，因而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而当寺院经济力量的扩张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的收入的时候，势必引起封建国家的不满。隋唐以来，政府开始逐渐限制寺院的经济特权。中唐以后，均田制土崩瓦解，世俗地主、寺院等的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尤其在唐政府实行了两税法以后，佛教寺院所占领的大片土地，也必须按照两税法原则交纳赋税，寺院的免纳土地税的特权已经取消。入宋以后，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唐朝以来对寺院经济进行严格控制的政策，特别是宋神宗时期，要求僧侣必须交纳助役钱，南宋以后，又向僧侣征收免丁钱，从而大大加重了僧人的经济负担。这些措施的出台，打破了历代统治者赋予寺庙的种种经济特权，使寺庙经济与世俗封建经济接轨，从而达到了国家控制和有效管理寺院的目的。余

论

寺院经济支持了佛教的存在以及发展，而佛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统治者利用它作为重要的精神统治工具来统治人民。另一方面，佛教的虚幻学说、因果报应等说教提倡人们积德行善，从而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时，还应看到，百姓对佛教的痴迷以及趋之若骛，不仅仅说明了百姓的无知，更多的也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以及封建统治者对人们的压迫，从而使人们对现实不满但又无可奈何，这都是寺院经济得以发展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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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金石萃编》卷17

[2] 《佛祖统纪》卷40

[3] 《释氏稽古略》卷1

[4] 《挥前录》卷1

[5] 《唐会要》卷55

[6] 《古今图书集成》卷110

[7] 《王文公文集》卷19

[8] 《嵩山集》卷50

[9] 《江苏金石志》卷10

[10] 《东破集》卷5

[11] 《夷坚甲志》卷5

[12] 《宋史》卷183

[13] 《墨庄漫录》卷3

[14] 《石门文字禅》卷17

[15] 《梅溪先生文集》卷17

[16] 《东牟集》卷2

第二篇：寺院经济的发展

寺院经济的发展

研究现状： 我国寺院经济的研究开始于1934年何兹全先生的《中国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这篇文章开启了寺院研究的先河，给当时的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随后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全汉昇先生的《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叶受祺先生的《唐代寺院经济之管窥》，何兹全先生的《中国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以及食货派代表人物陶希圣的《唐代寺院经济概说》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持续，寺院经济的研究一度处于空白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寺院经济研究才再次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法国著名学者谢和奈先生的《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和何兹全先生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直到今天寺院经济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背景：佛教是在西汉末年由西土印度传入中国的。永平十年，奉命西行求法的蔡偣等人在大月氏国遇到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2人并邀请来到中国，同时有佛像、经卷用白马托归洛阳。明帝在洛阳门外建立精美房舍供给僧尼居住，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用来翻译经书，弘扬佛法，使佛教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然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殖入者，要想在中国立地生根还是有着重重困难需要突破。首先印度文化向来敬信沙门，他们相信通过布施可以得到善报，但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重视农耕，对于那些游荡者，反而更容易招致不满。其次，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文化）的排挤，不管是与儒家还是道家都有着严重的冲突。孔子在《论语》中说“食、色、性也。”认为人的本能需要是正常的。讲求的是父慈子孝，多子多福，更有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佛家则要求信徒看破红尘，四大皆空，离开家庭，过苦行生活，心中唯有佛教。这与当时中国人们的思想观念显得格格不入。那时候别说是弘扬佛法在中国开花结果，就连继续生存下去都成为一种困难。佛教要想继续在中国扎根下去就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

形成与发展：早期佛教的传播主要是以译经为主的学术活动，影响仅限于社会上层。但魏晋南北朝以来，天下大乱，战争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及其困苦。时逢魏晋玄学思潮兴盛，社会**，佛教与汉地文化开始契合亲近并在汉地社会各阶层扩大发展的机会，于是逐渐演变成“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宏伟局面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来世等观念可以暂时缓减人们精神上的痛苦。大量的劳动人民开始信仰佛教。于是佛教的影响由上层走向全社会。佛教的这种社会功能，对于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统治者也乐于支持佛教的发展。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佛教渐渐在中国大地开始扎下根，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与发展：佛教寺院经济基本上可以分为寺属土地、寺属人口、寺属财务三个方面。下面们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论述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一)土地的获得

最早的寺院地产由是僧人自行开垦的。史籍记载北方寺僧垦田，始见于公元四世纪初。北魏平阳郡(今山西临汾)武阳人法显，三岁时入寺做沙弥，“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刘稻”。，他们种的是汾河谷中的水田，晋僧释道恒说沙门“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可见当时寺僧垦田自耕，已是常见的现象，但僧人自垦毕竟不是当时寺院地产的主要途径，寺属土地的获得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1、国家的赐与

帝王崇佛是寺院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国家赐田给寺院，南方最初开始于刘宋，北方始见于北魏，都稍晚于寺僧自耕。宋元嘉二年，文帝赐田瑾县阿育王寺，田在寺东五十里处。《梁书》载梁武帝造大爱敬寺，赐田八十顷。为了营造佛寺，梁武帝甚至不惜皇帝尊严而巧取豪夺。他在钟山西侧为其夫建造大敬爱寺，强迫世家大组中书令王骞（qian）出卖其曾祖父王导的赐田。王骞不卖，武帝大怒，不尽以低价购买，还将其左迁外藩，贬为吴兴太守。

北方赐田以净土宗祖庭玄中寺（今山西）为早。该寺北魏延兴二年(472)初建，太和十八年(494)重修，次年将距寺150里的一处山地，“特赐寺庄”又北齐天保初，文宣帝在邺县天城寺受戒，赐额“合水寺”，赐以山林，“封方十里，禁人樵采射猎”。国家赐田给佛寺，有奉佛与开垦土地的双层含义不论南方北方都一样。

2、社会人士的捐赠

社会人士的捐赠也是寺院土地获得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帝王带头佞佛，官僚贵族也不甘落后。如刘宋车骑将军范泰立抵园寺，并施“果竹园六十亩”，南朝高门何胤病危，也不忘遗嘱“田畴馆宇，悉奉众僧”这是当时高门大族施地寺院的例子，而当时地方民众无论南方北方都以乡里集众施田为多。东晋义熙(405-418)年间，慧远弟子法安至新康(今湖南宁乡西)，数百乡民“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北方乡里是同宗合施。宗姓一族为主的里人共同施地，多者50亩，少者10亩，所施土地有宅田、麻田、白田等。这些都是清信人士自愿施舍给寺院的例子。

寺院逐渐的拥有了大量的土地，故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不久，即有“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民产，广占民宅”的情形。而且寺院的土地多是地质肥沃膏肤良田。如《广弘明集》载北齐时，“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而寺院土地的大量拥有，为寺院地主阶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更是隋唐之际寺院经济发展繁荣的前提，而寺院拥有的大量土地，也为寺院附属人口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二)寺属人口的获得（度僧、依附人口）

寺院户口最大的来源是度僧，北魏前度僧权操纵于寺院手中，只要愿意出家，可以迁自向寺院索取度碟（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在南北朝时期，赋税和徭役极为繁重，但僧尼却却有“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的特权，寺院已然成为“法外之地，世外桃源”对于那些编户齐民来说更是具有无限的诱惑力。于是贫苦农民更是纷纷带着自己的钱财和土地加入到寺院的门户下来求得寺院的庇护。在投靠寺院后，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仅有土地的使用权，渐渐的就发展成为寺院依附性的农民。自东晋以来，佛寺与僧尼数迅速增长，据统计魏晋僧尼有77000人，到北魏末年，短短50年的时间急剧增加到200万人约24倍。南朝的梁，北朝在北齐时达到顶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真正的修道者，只是寺院的领民而已。南朝梁时“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北朝亦是“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裨子，年大私度为弟子。”可见，当时的寺院除了私度僧尼，拥有广大的僧众外，还有庞大的附属人口。另外，北魏佛寺普遍配置的寺户即浮图户，他们一部分来自重罪犯，一部分来自官奴。沙门统昙耀在奏置僧抵户时，还奏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抵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这样寺院就拥有了“佛图户”和“僧抵户”来供养寺庙僧侣。

总之，大量的寺属人口的存在，为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无偿劳动，为后来寺院经济的繁荣及寺院地主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寺属财产的获得

在寺院经济形成发展初期，寺院不仅能获得大量的土地和寺院附属人口，而且寺院也能获得钱、布、帛等实物财产，这也是构成当时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武帝本人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就三次共用钱一亿万来为梁武帝赎身。梁武帝及其臣下还以大量钱财施舍给寺院，如中大通五年(533)，他亲至同泰寺讲说《摩诃般若经》时，就施舍给寺中钱绢锡杖等物二百一十种，值钱一千九十万。太子施舍与寺中钱绢计钱为三百四十万，六宫施舍计钱二百七十万，臣庶施舍计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总计这次舍入寺中计值二千八百万左右，如裴植用“布帛数百赎免其母”。《魏书..裴植传》记载“其母年逾七十，以身为婢，自施三宝，布衣马菲，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洒扫，，诸子各以数百赎免其母。” 不仅南朝如此，北朝亦有此风俗，如《洛阳伽蓝记·正始寺》条云:“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已下，后人刊之。”以上所举都是信徒处于自愿而施舍于寺院的，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位居高官者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强迫他人捐钱物予寺院的事例也常发生。如南齐明帝甚至以百姓“卖儿贴妇钱”起湘东寺。而胡太后则更是“减食禄官十分之一，造永宁寺。”

总之，国家民众各方面的财富既不断地向寺院输进，寺院财产便很快的富厚起来，而且寺院不同于俗界，无分产继承之事，所以寺院财富有积无散日渐增多。也正由于寺院在土地、寺属人口及寺属财产等方面的大量获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经济得以产生并快速发展，为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不断充实，使得寺院经济在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得以形成并稳定发展。当然寺院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也是相对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过挫折和打击。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特别是对土地和劳动人口的大量占有，与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的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构成了对封建国家的威胁，因而在南北朝也有皇帝想要通过毁法、灭佛等措施来对寺院势力加以限制，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然而佛教废而复兴，物质利益推动寺院经济变本加厉的发展。唐初寺院的发展和寺院地主势力的膨胀，加剧了封建王朝与寺院的矛盾。特别在唐玄宗以后，国家历经战乱，徭役频繁，百姓多借寺院躲避徭役。寺院更趁“均田制”的施行大肆扩张庄园，驱使奴婢，并于贵族势力勾结，逃免赋税。（唐前期的士地制度是给予八十亩的口分田、二十亩的永业田的均田制。这制度中有僧道授田的规定。即《大唐六典》卷三户部条云:“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这种制度在中国也仅唐代有之，授田的动机则是以宗教与国家财政为出发点，因僧尼拥有大量土地，故以法律来加以限制，使他们只能抱有定额的田产。）至文宗时，寺院经济膨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严重威胁到国家财政收入。中唐时期，全国大中型寺院已达5千座，小型近4千，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于是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全国共有4600座佛被毁，勒令还俗的僧尼26万之多，没收土地千亩，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这次灭佛给佛教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自此以后，一度繁荣的佛教和寺院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特别在两税法后，寺院、僧尼丧失了免纳征税的特权。对于这次打击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第二年武宗死后，宣宗继位，又下令恢复佛教。

第三篇：试论对唐代寺院经济的认识

浅析对唐朝寺院经济的认识

摘要：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寺院经济也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从而大大增强了佛教的势力。佛教寺院经济是佛教文化、佛教整体赖以生存的土壤和基础。是封建统治阶级扶植起来的一种享有多方面特权的地主经济。本文将从寺院经济的获取方式、存在的问题来论述对寺院经济的认识。

关键词：唐代 寺院经济 存在的问题

据史料记载，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因受佛教戒律的约束，僧侣敛财的现象并未出现，及至南北朝时期迅速膨胀起来，发展速度惊人。特别是北朝一代，除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两次毁佛外，其余帝王都在极力维护佛教的发展，使得寺院的产业和依附的僧侣激增。由于统治集团的扶植，寺院已成为介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不容忽视的势力。南北朝寺院经济的发展成为了隋唐寺院经济的基础。唐朝时期，寺院经济的实力达到鼎盛阶段。各个寺院都开始经营大庄园，广占田亩。据《旧唐书》卷一记载当时寺院的僧侣“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佛教寺院经济成为一种享有多方面特权的地主经济。

唐朝建立后，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李渊和李世民制定了一系列的抑佛政策来加强对寺院经济的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到了贞观后期，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能够容纳寺院经济的扩张时，统治者便放松了对抑佛政策的推行，寺院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例如：两京地区大寺名刹林立且每个寺院都是“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寺院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统治者的赏赐、信徒的布施，以及土地买卖，兼并、寺院的设备出租和做法事等。其中，土地是寺院财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时，国家对于土地的转让买卖管理得十分严格，寺院靠“自力”即经济手段兼并土地的渠道是不太畅通的，土地的买卖不是僧侣地主获得土地的最佳方式，那寺院是如何获得土地来发展经济呢？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寺院获得土地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国家政权的赐地

寺院由国家赐予土地，称为赐田或赐庄，纵观整个世界寺院经济的发展来看，国家政权的赏赐是所有寺庙最初获取土地的基本手段。一般来说，皇帝在敕建寺院的时，同时要赐给寺院大批土地庄园。例如：显庆元年（656）秋，唐高宗下令在长安延康里建西明寺，寺院落成后“赐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两，绢布二千匹”（《全唐文》卷二五《长安西明寺塔碑》）这是宗教发展的结果，因为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以自己的学说来为统治阶级服务，而统治者或提倡佛教，亦或支持道教，其目的都在于用宗教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对于寺院的恩赐，实际上是支付宗教为其统治服务的报酬。而“恩赐者”上至皇帝，下至世族，构成了寺院地主经济急剧膨胀的输血队伍。国家所赐的土地一般全是上等膏腴之地。但这种赐田的方式会随着国有土地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国有土地多，赏赐给寺院的土地就多，但如果国有土地减少，这种赏赐也会随之减少。

（二）、均田制下僧尼的授田

唐代均田法中有授田于僧侣的制度，僧给田三十亩，尼给田二十亩，授田的意义在于把寺观占田纳入均田制度的控制下。在这些有田地的僧侣死后，他们的所属财产也会归入寺院的常住田。由于佛教认为掘地伤生，僧人不从事生产，因此，统治者在赐田的同时还将附近农户若干封赐于寺庙，这样寺庙不仅获得土地的收益权，而且好拥有对世代在这些土地上耕作的农民的控制权，便于了寺院地主剥削农民。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地主剥削经济。不难看出，寺院经济的兴起，主要是统治阶级大力扶持的结果。而统治者以施舍的形式兴建寺院的同时，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完成了对于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瓜分。

（三）、私人的布施

佛教信徒对寺院施舍的财物，是寺院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佛教有“六度”的修行方式，布施处在第一位。它要求施与他人以财物、体力、智慧等，为他人造福，以求得累积功德，得以解脱自身，死后升往极乐世界。在中国，布施的对象多为寺院、僧人。一些佛教信徒。上至达官贵冑，下至普通殷实富户，他们出于信仰和积功德的目的将私人庄园赠予寺院以求得解脱，例如：玄宗时期，号有“地癖”之称的李憕田庄遍伊、洛流域。安史之乱，李憕死于叛兵之手，他的儿子便舍田庄立为洛阳慧林寺（《唐会要》卷五五）希望为他累积功德。名相陆执曾舍给祥符寺“田千余顷，以饭僧”（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一一零）但是，也有为逃避税收和劳役的原因而布施财产的，这是因为寺院僧侣有免除税务力役的特权，富贵之家的子弟剃度为僧，其产业就可以逃避征税。从南北朝到唐初这一阶段，贵族富者对寺僧的捐献，一般不受法律的限制。但到了武后统治时期，给寺院捐献土地的风气很靡行，给社会土地问题待来严重的影响。睿宗下诏禁止说：“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并令司农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唐大诏令集》卷110睿宗《诫励风俗敕》）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唐朝统治者想对那些不经过批准而擅自施舍的田产，采取没收充公或分给下课户的办法来抑制这种猖狂的布施活动。但限制的效果并不明显。显然，这种施舍行为已影响到国家政权的经济利益了。另外，由于一些僧侣利用宗教恫吓民众，加之农民阶级的迷信，一些自耕农或半自耕农的小民不得不将手中仅有的一点财产“施舍”给寺院，这种施舍不同于地主富民阶级的施舍，它反映了小农的破产和僧侣地主兼并土地的趋势加强。

（四）、农民依附于寺院

唐朝以前的僧侣阶层都享有豁免租调徭役的特权，因此，大批的农民将自己的私有土地寄托在寺院，当做寺院的私有财产，从而使自己的土地免于缴纳赋税。寺院僧主又可以分得这些依附农民逃避税收的部分利益。这种情况在南北朝至唐前期都比较普遍，虽然每一户寄托在寺院的土地可能很少，但这一群体的数量却很巨大，它们对寺院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庇护关系的建立导致了那些投靠者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依附寺院民户“把地产献给教会是合算的，只要在交纳相当数量的租金的情况下，能够保留土地使用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4页），而寺院地主所得到的不仅有大量的生产劳动力，同时还

有土地。寺院地主凭借着宗教这条纽带，既联系了封建世俗地主阶级，也联系着一般百姓，通过神权的力量来聚敛社会财富，把寺院地主经济的雪球越滚越大。除了经营土地来获得巨大财富外，寺院还是地区的商业活动中心，寺院周围有许多手工业的生产和交易场所，宗教节日的同时也是市集交易的日子，寺院经营许多盈利事业如：邸店、瓦窑、车坊、典当等，可以说中国古代最早的典当业就是从寺院兴起的。此外，寺院还有可以出租取利的设备，诸如粮食加工设备、水磨坊、榨油设备等。由于聚集了许多钱币、粮食等，寺院与社会各阶层还通过借贷获取高额利益，除了借一些资金给困难之人用于周转外，寺院还出借实物（一般都是粮食）给农民，用作日常生活必需品。

通过这些方式，寺院经济不断融入到世俗经济中，并与其他民间经济力量产生竞争。但是，寺院经济始终带有宗教属性，是构建在佛教基本财富观理论基础之上的。宗教阶层宣扬说寺院的财产都是属于佛祖的，但事实上，站在佛背后的是僧侣地主的集体而不是个人。由此可看出，寺院经济是一种变态的私有制，是一种集体僧侣地主占有财产的方式，这种占有方式打破了家庭私有制式的血缘纽带，也打破了国家编户制度下以地缘为界线的土地分管制度。是一种不完整、不成熟的私有制。

寺院经济的繁荣发展对宗教本身和社会都会产生一些影响，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第一，出现富寺贫僧的现象。由于寺院常住财产与僧众私人财产彼此独立，因此，即使僧伽富有资财，僧众也有可能很贫寒，表现在一方面是奢华的道场、贵重的法器、庄严的佛像、盛大的斋局，另一方面，普通僧侣却有可能乞食抱贫，亲历了中国佛教由盛转衰的日本求法僧圆仁记录了武宗灭佛后僧尼流离失所的动荡，“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着，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圆仁，1986 :卷三:195)。最典型的是，有些寺院甚至不向僧众提供日常饭食。例如：唐初义净就抱怨中国寺院中不供衣食的做法。他认为，与其听任“寺家巨富，谷麦烂仓，奴婢满坊，钱财委库，不知受用，相共抱贫”，不如将常住财用于供养僧人，这样，僧人们就不必“巡家乞食”，为生活劳心劳力，从而“端拱不出寺门”(义净，1995 :221)。

第二，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内部的经济管理问题会日益突出。有些思想不纯的人，看到寺院的经济效益，会想办法混进寺院组织内部，违反戒条，贪图享乐。个别思想不当的人的行为给寺院造成恶劣的影响，败坏佛教事业，使宗教的功能偏离正确的轨道。寺院组织内部应加强财务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使不法之徒无可乘之机。

寺院经济的发展严重侵害了国家和世俗地主的利益，这乃是自唐初期开始接连不断的士大夫反佛，朝廷屡次压制寺院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寺院经济却正是在朝廷以及世俗各阶层的支持、扶植下膨胀起来的。它和世俗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本身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尤其是寺院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经济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佛教特殊的消费形式和消费手段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步与发展，而佛教观念和佛教道

德，如业报轮回说，佛性平等及农禅思想等也都通过影响人们的观念和意识而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最终促进并加快了唐朝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唐朝佛教的进步和发展对经济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得唐朝经济更加全面、稳定地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 [2].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五十一世纪的寺院经济[M].上海古籍出版 社, 2004-11 [3].李小艳.佛教寺院经济的形成与发展[J].《五台山研究》,2003 [4].白文固.试论唐前期的寺院经济[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四期

[5].白文固.南北朝僧官制度探究[J]《世界宗教研究》第1 期 [6].任怀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3):5-10 [7].何兹全.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第四篇：寺院养老

【侧记】“寺院养老 善之大善” 探访福建显密吉祥寺养老院

2012年03月27日 16:23:32 中国广播网

老人们正在用餐

老人们在颂经

合影。前排左三为方丈照禅法师，左二为院长能清法师。第一排左一和右三两位

老人家都已99岁了

佛教在线福建讯 2012年3月上旬，公益人邓飞应朋友道给法师之邀，冒雨从福州出发，到达福州沙县显密吉祥寺考察寺院养老情况。寺院位于沙县城关近10公里的琅口镇镇头村，背倚大青山，景色清幽，山泉清澈，可谓近小城而不喧，居尘寰而不染。

约三个小时左右，抵达沙县显密吉祥寺。寺院位于沙县城关近10公里的琅口镇镇头村，背倚大青山，山上树木茂盛，山泉清澈，风景优美、景色清幽，可谓近小城而不喧，居尘寰而不染。

寺院左右两边两栋高三层的小楼房，就是寺院所办的养老院了。能在如斯美妙之处养老，确实是一种福分。

记者到达时正值中午，老人家们正在吃午餐。一个炒包菜、一个清笋炒青菜、一个凉拌芹菜，再加一个豆腐汤和米饭，老人家们吃得正香。记者注意到，所有老人家都是自己吃饭的，偶尔有两三位看着稍为年长的老人，旁边坐着一位稍为年轻的老人在略加帮忙。养老院院长能清法师在旁介绍说，这几位老人家都是90多岁快一百岁了，所以在旁边安排人照料一下，记者闻言大吃一惊。这个岁数还能基本自理，福分呐。一位近百岁的老人见我们拍照，还向我们合什致意。就餐地方约有两百平方，挺宽敞的。记者信步走入厨房，同样宽敞，明亮，整洁，干净，让人放心。

显密寺养老院是由今年81岁的住持照禅法师、今年77岁的院长能清法师等僧人于1999年10月共同创办的，2000年正式接收第一批18名孤寡老人，多年来逐渐增加。现在有86名老人入住。共有三十个房间，目前在住86人，一百岁以上两人，90到一百之间五位，八十岁以上二十多人。简单用过午饭，我们到老人家的房间采访。大间的约十三四平方，住三位老人家，小间的约十平方，住两人。90岁以上的老人家，一般都会跟相对年轻的一起住，方便照料。有些房间还有轮椅，工作人员说，老人家如行走不便可推着去散步。走进房间，发现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澡间，床上铺着棉被和毛毯等两三床被子，房间比较干净，空气流动，清新，没有任何异味。不少老人家拉着我们去她们房间参观，然后又再三说：老了，不会收拾了，房间太乱了，不好意思。令人莞尔。

我们到寺院外散步，正遇着几位老人家在外聊天，中气十足，笑声不断。当问到在这里养老好不好时，每一位老人家都笑着说：好，好，好。一位老人家总结说：在这里养老，吃得好，睡得好，空气好，玩得好，环境好，再加上人好，所以身体就好，心情更好。还不用花钱，就好上加好了，哈哈。问她们生病了怎么办？纷纷抢着说：这里有中医，有西医，看病可方便了。

一位笑口常开的老人家对正在旁边拍摄的沙县电视台记者杨锏平说：“早几年我们就叫你妈妈来这里和我们一起住了，你们死活不愿意。你看看，我们在这里过得多开心呐。”据杨锏平介绍，这几位老人家都70多岁了，平时儿女在外经营遍布全国的“沙县小吃”，一般连孙子都带走了，一个老人家在家里确实过得不怎么好。现在到这里养老，看见她们这么开心，相信他们的子女在外做生意，也更加放心了。

回到养老院，忽闻颂经之声。循声觅去，只见数十位老人家在一间数十平方的经房内绕圈而行，边行边颂经，神态详和，步履轻松。记者轻轻退去，见不远处一房间内，数位老人家正在看电视，边看边聊，悠然自得。而在走廊尽处，一位稍为“年轻”的老人家正在帮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理发，手艺极为纯熟，无言中尽显温馨。

能清法师介绍说，一开始养老院的服务对象是孤寡老人、贫困老人，后来名声在外，一些儿女在外经商、自己独自在家的老人，和一些被子女抛弃的老人，也慕名而来，规模日大，负担也日重。现在每位老人家每月各种费用加起来，约需要1500块钱，一个月就需要十多万元。而十几年来养老院的建设及日常运作费用，已达八百多万元，全部都是由照禅法师和能清法师院长两位去香港、上海、广州等地化缘所得。能清师傅更是在化缘筹款路上遭遇三次重大车祸，幸吉人天相，皆逢凶化吉。

随着养老院的规模越来越大，年事已高的照禅法师和能清法师渐有力不从心之感。于是去年，照禅法师的关门弟子道给法师从贵州赶来沙县，辅助两位老人家。道给法师到后不久，即力邀好友邓飞前来考察，并助养老院之长远发展一臂之力。而邓飞对寺院养老这一模式也深感兴趣，遂成此行。

邓飞表示，此行收获极大，寺院养老这一模式值得推广。他在微博中呼吁更多的网友帮助这一“温暖的寺院”，并呼吁其他寺院“大规模跟进”。他还带回了擅长书画的道给法师十几幅作品，准备在网上公开拍卖，善款全部用于寺院养老院。临行前，我们四下招呼老人家们一起合影留念，大家都只是笑着，响应者廖廖。道给法师见状，大声喊道：“大家都出来跟师父和院长拍照喽。”只见众人相互搀扶，慢慢从各自房间走出来，其中有两位老人家竟都已是99岁了，方丈与院长的号召力，可见一斑。老人家们相互照应着站好，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容被照片永恒地记录下来。车子慢慢离开养老院，春雨又在晰沥沥地下着，路边小草绿油油的，春情勃发。这些老人家虽然已到暮年，但他们脸上溢满着的快乐与满足，平静与详和，在这个春季里，让记者感受到未来社会养老的希望。

养老问题是社会一大问题，沙县显密吉祥庙这种寺院养老方式，则为破解这一难题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寺院向有行善之风，仁慈之心，再加上有众多信众，确实具备办养老机构的良好条件。难能可贵的是，人力物力财力匮乏如显密吉祥庙者，尚可以办得如此之好，可见这一模式有复制之可能。我国有众多寺院，分布极广，且不少位于乡野之中，非常有利于部分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若其他寺院，甚至是其他宗教场所都渐渐跟进，星星之火，定能燎原。

背景资料：福建省沙县显密吉祥寺寺院养老的由来：

吉祥寺主持照禅法师曾在1994年患骨癌，各大医院医生束手无策。疼痛不堪，大小便都无法下床，在痛苦绝望之际，照禅向佛许下大愿：“我病若好了，我要办一个佛教养老院，收100个无依无靠的苦难老人居住，修身学佛，颐养天年。”发此愿毕，一个多月重病不医渐渐自好。照禅与能清师傅遂历尽千辛万苦，奔走四方，筹办养老院。

敬老院目前采取寺院护法（信众）捐助供养、护法义工长期护理照料、入住老人互帮互助、按常住僧尼日常管理的方式，为老人提供安详的晚年生活环境。吉祥寺现有护法400余人，护法义工90余人，并设有医务室，每星期膳食菜谱列表上墙公布。水电费、食物及生活用品主要来源于工商企业等热心人捐助。发扬佛陀慈悲济世精神

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五台山普寿寺兴办养老院

佛教参与养老事业具有积极意义

有“中国女子佛学院”之称的普寿寺尼众

普寿寺方丈如瑞法师向李宝库会长介绍清泰安养园规划

如瑞法师（左）、山西宗教局刘局长（右二）陪同李宝库会长参观清泰安养园施工

去年秋天，记者（左一）与如瑞法师（右二）在厦门合影。左二为天津劲松护养院李久茹院长，右一为天津市养老院李存荣院长。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刘红尘）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日前在五台山普寿寺考察该寺兴办养院季“清泰安养园”的建设情况时指出，宗教界热情参与兴办老龄事业，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据了解，普寿寺创建于北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建，1991年9月复建，并由如瑞、妙音两位法师创办了中国五台山尼众律学院。正在建设中的清泰安养园位于晋中市榆次区，占地300亩，距太原国际机场16公里，交通便利。在施工现场，四栋两层小楼正拔地而起。如瑞法师说，按照整体规划，整个清泰安养园将由吉祥村、如意村、普因村、光明村、福寿村和莲池海会等六大块组成，建成后养老床位达到3000张。山林、瀑布、佛塔、楼阁、水榭点缀其间，风景如画清泰安养园将成为体现佛教文化的僧俗两众和谐居住小区，住养老人将在此度过幸福快乐的晚年。

谈起兴建养老院的初衷时，如瑞法师告诉记者，“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是佛弟子们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在目前社会化养老手段还未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为国家和社会分忧解难是佛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爱国爱教在实际行动上的体现。她说：“从2005年开始，根据新时代对佛伽教育的新要求，普寿寺规划了‘三加一’僧伽教育工程。‘三’是指三个组织：普寿寺、大乘寺、菩提爱心协会，‘一’是指爱心协会承办的一个慈善事业即清泰安养园。这个教育工程不仅开拓对僧众的教育，也发‘爱国爱教、为国利民’的本怀，将无缘大善、同体大悲奉献给社会。”

如瑞法师说，清泰安养园旨在帮助和照顾老弱孤寡等社会弱势群体，为僧俗二众的老年人提供赡养服务，并进行临终关怀的非赢利性佛教慈善机构。其服务宗旨是在娑婆世界构建“极乐净土”，使僧俗二众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病有所医、终有所安。

李宝库会长对普寿寺的义举表示敬佩，对如瑞法师为政府分忧，为僧俗民众解难而兴办养老院表示支持。他说，党和政府尊重信仰自由、鼓励僧尼爱国爱教、建立和谐社会的阳光政策，佛教寺庙紧跟时代步伐、为国分忧，为僧俗众生着想，实践佛门回报“四重恩”的理念，促成了清泰安养园等一些养老机构的建成，普寿寺的做法值得称赞，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

李宝库介绍说，爱心护理工程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后，佛教界的一些寺庙自发热心参与、积极兴办爱心护理院。目前已有北京、福建、山西、四川、江苏等地的十余家寺庙在兴办或筹办爱心护理院。

第五篇：寺院管理制度

寺庙管理人员寺规

为了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维护正常的宗教秩序，使之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借鉴宗教仪规，结合我寺实际，经全体本寺理事会充分酝酿，制定本管理制度。

一、爱国守法，严守僧规佛法。

二、寺庙建设维修和生活费用应提倡节俭原则寺庙的生产自养、布施、功德箱等一切收入都应纳入财会账目，归寺庙集体所有。

三、寺院要严格执行国家治安、消防条例。防止发生火灾和意外事故。异常情况及时汇报。玩忽职守的要进行处罚。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加强团结、互相支持。立足本寺，发展旅游业，扩大知名度。把本寺的事情办好。改善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为香客、游人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礼貌待人，做到一个“请”、“您好”、“再见”不离口。绝不允许和游人吵口、打架，影响本寺声誉。

四、树立环保意识，提高卫生素质，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搞好寺院清洁卫生，切实落实好卫生检查制度。

五、服从理事会的工作安排，工作积极主动。

六、对那些入寺目的不纯，违犯寺规，酗酒赌博,威仪不整、不服管教，私自外出、恶语伤人、打架斗殴、破坏团结，盗窃财物等情节严重的管理人员，由理事会批准清除出寺。对于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维护团结、学业有成者，由理事会给予表彰奖励。

石鼓山岩泉寺理事会 香客注意事项

1、不要穿着短裙、短裤、露背、露脐的衣服、剪奇怪发型、染奇怪头发、化浓妆进寺烧香；宽领、短衣、低腰裤也最好不要穿，以免在礼佛时露出不雅之态。

2、不要在寺庙内抽烟、嬉笑、拍照摄影、说对佛菩萨不敬的言语。

3、进寺院门，游客进寺院门应尽量走两边，走右边门先迈右脚，走左边门先迈左脚，不要跨中间门槛，更不可站在或坐在门槛上，那是对佛和菩萨的不敬。

4、跪拜礼佛的规范动作：游人，香客先要将身上背的，手里提的包放在旁边，然后在佛像前两边的蒲团上跪拜（中间蒲团是留给出家师傅们跪拜的），先右手抚住蒲团中心，左手前伸，右手并齐，然后双手掌心反向上观想托着佛足，头叩下的位置在两臂之间，蒲团正中心的位置，抬头时翻掌向下，回收两手，左手先起右手伏蒲团，起身，再合十再拜。

5、香客上香以心诚为主，烧香时见香不着不能用嘴吹，不着时占点烛油再点。上香前要平举香与眉心齐高，可以冲四方礼拜，也可以只对佛的方向礼拜。香要尽量插端正，不能随便一扔。

6、寺院里可能随缘吃素斋，入斋者应自觉在佛堂功德箱内投入一些香火钱，以示乐施的诚意。

7、举止有礼

在寺院中见到僧尼，要合十施礼，经堂法器，香案蜡烛，供品不可随意乱动。

8、注意寺庙的环境卫生，在指定地点燃放花炮，注意安全。

石鼓山岩泉寺理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