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发展和谐语境下仲裁调解制度的创新

第一篇：和发展和谐语境下仲裁调解制度的创新

和谐语境下仲裁调解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孙宪成

【摘要】仲裁调解作为仲裁法的一项法律制度和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之一，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非诉讼纠纷矛盾解决方式相比具有独特的特点，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和作用。本文以驻马店仲裁委员会仲裁工作为实证基础，分析论证仲裁调解制度的特点、功能和价值取向;以比较方法学分析仲裁调解与诉讼衔接机制的建立与“三调联动机制”中仲裁调解的缺位，并近而提出和谐语境下的仲裁调解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仲裁调解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明确规定的一项仲裁法律制度，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共同构成了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也译作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仲裁工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个重要途径。近段时期以来，充分发挥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努力从源头上化解和减少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推动和谐社会、和谐中原建设，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法治任务。仲裁调解在该项任务中的地位如何、有哪些功能和作用，以及应当如何对待等问题，具有了重新审视和研究的必要。故于此，本文以驻马店仲裁委员会工作为基础和视角浅作分析，以期促进仲裁调解工作的发展，充分发挥仲裁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独特作用。

一、仲裁调解在驻马店仲裁委员会工作中取得的实然成效。

1995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施行，规定了“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在这一法律的要求和推动下，2002年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驻马店仲裁委员会，确定开展仲裁法规定的民商事纠纷处理工作。2005年7月，随着人员的调整和制度的构建，驻马店仲裁委员会才正式开展工作。五年来，仲裁委员会按照既定思路和方案，实现了跨跃式发展，受理并审结了大量的民商事案件。

正是仲裁调解的结案率、自动履行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当事人满意率，使驻马店仲裁委员会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化解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表彰和称赞。特别是2007年受理的北京市某国际咨询公司与河南某集团有限公司的国内首例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咨询合同纠纷案件，涉及金额6个多亿，在国内、国外业界影响很大，如果处理不好，还涉及到与瑞典国家某公司的购买合同，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本案经过仲裁人员的努力和良好的工作技巧，很好在以仲裁调解结案，既取得了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满意，促成了双方新的合作，避免了不良影响，也为驻马店市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为此，仲裁委员会及其有关人员受到了驻马店市政府的通令嘉奖，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2006年受理的南京某公司与驻马店某公司合资开发建设某市场案，实现了当日立案、当日调解、当日送达、当日结案的“四个当日”，受到了南京公司方面的高度赞誉。

鉴于仲裁工作取得的成绩和仲裁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的作用，特别是最近两年来，实现当天立案、当天调解结案率占40%，且没有发生一起因仲裁形成的信访案件或不稳定现象。这些成效，一方面受到了政府的肯定，驻马店市人民政府于2008年4月以驻政办[2008]4号《关于加快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肯定了仲裁委员会“依法积极开展案件的受理和裁决工作，及时、公正、准确地办理了一批经济纠纷案件”，要求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正确认识推行仲裁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强化措施，确保推行仲裁法律制度取得实效，努力推进全市开放型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受到了国内同行的赞许，仲裁委员会和有关领导多次受到北京、天津、济南、武汉、长沙等地仲裁委员会的邀请，进行经验传授和交流，扩大了社会影响。再一方面，社会各界从几年前的不知道仲裁制度，到现在的广泛了解，仲裁委员会从四年前的没案可办，到现在的案件数量日益激增，体现了社会的认同度迅速提高。

为充分发挥仲裁调解的作用，方便当事人，减少当事人成本，驻马店仲裁委员会在九县一区分别设立了分会，在公安机关、金融机构、建筑、保险行业等分别设立了交通事故调解中心、银行业务调解中心、保险合同纠纷调解中心、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调解中心等，深入地开展仲裁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

交通事故调解中心自2006年成立以来，受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案件3000多件，调解结案率达90%，自动履行率达100%，充分发挥了仲裁的高效快捷优势。

从驻马店仲裁委员会工作取得的实际成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仲裁调解在其中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仲裁调解制度，驻马店仲裁委员会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突出的成绩。实则成则仲裁调解，诚亦则仲裁调解。

二、从比较学的角度，看仲裁调解比其他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所具备的独特特点和作用。

依据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理论通说，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4日制订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仲裁调解与仲裁裁决、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共同构成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ADR)。

以仲裁调解与人民调解等其他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方式比较，结合驻马店仲裁委员会工作实效这一实证成果而言，仲裁调解具有以下独有的特点和作用：

1、充分的自主性、自治性。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同意实行仲裁调解的自愿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4条、第51条规定，当事人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仲裁协议，才能进入仲裁和调解程序;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而且，当事人的自愿性还表现在可以自愿决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自愿决定解决争议的事项，自愿选择仲裁机构，还有权在仲裁委员会提供的名册中选择其所信赖的人士担任仲裁员处理争议，涉外仲裁的当事人双方还可以自愿约定采用哪些仲裁规则和适用的法律等等，并且不受地域、时间等的因素的限制;二是仲裁调解书是否写明争议的的事由和理由，可以由当事人决定;如当事人决定不写明的，调解书可以不予以涉及。这样，不但能够体现当事人的自治性，还能够保障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又有利于缓和当事人双方的矛盾。这一特点，不但是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行业调解所不具备的，同时也与司法调解要求的“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调解原则有了区别，其优越性显而易见。

2、更显著的便利性和保密性。仲裁调解可以在立案前，立案后，也可以在仲裁过程中的任何阶段进行，其程序简便、方式灵活、解决纠纷讲求效率与公正。同时，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可以和仲裁裁决开庭一样，仲裁调解实行不公开调解，甚至为了保守商业秘密和维护商业信誉，根据双方的同意，可以实行“背靠背”式的调解，有利于当事人间及当事人与仲裁者间的沟通和问题的解决。

3、一站式矛盾解决的高效性和经济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2条第二款和第9条的规定，仲裁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仲裁调解书的效力和仲裁裁决的效力相同，即实行一裁(调)终局制，调解书和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仲裁调解书具有直接的强制执行力，不需要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或行业调解等须经过法院确认并制作调解书，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进行债权公证，或者由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书》的效力，签发支付令等重复、复杂的程序，其经济性、高效性和终局性的特点是除仲裁裁决外的其他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所不可比拟的。

4、明确的法律性。仲裁调解和仲裁裁决一样，是仲裁法明确规定的处理合同等民商事纠纷的方式之一。仲裁调解的原则、仲裁调解程序、仲裁庭的组成、仲裁调解的执行、涉外仲裁和调解等，仲裁法均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并与民事诉讼法等作了制度衔接。即仲裁调解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有章可循。这一特点使其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或行业调解等又有新的区别。

5、广泛的国际认同性和强制执行力。涉外的仲裁调解书和仲裁裁决书一样，只要被请求执行方所在国是1958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或是成员国，如果当事人向被执行人所在国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法院就得依其国内法予以强制执行。这是司法调解、人民调解等，甚至是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所更不具备的特点。

6、看得见、摸得着的公正、公平和独立性。仲裁制度本身具有“民间性”的特点，与“公权”性的诉讼活动有质的区别。而仲裁这一民间性制度在世界范围的长足发展和长久不衰，核心源自于其仲裁活动 的公正、公平和独立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8条规定，“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且仲裁员是当事人双方共同或各自选定的，它真正可以展现“正义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可以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人类追求。

可以说，仲裁调解制度是人类法律文化的一项精华，浓缩了人类的智慧，内含了人类对公正、公平和自由的追求。仲裁调解与它不同的特点，决定了其更能快捷、高效、节约地发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更能以减少涉法涉诉信访等的方式发挥其止争息纷的功能，并充分体现仲裁调解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这也是大力推进仲裁工作，积极开展仲裁调解的立意所在。

三、从制度设计上，看仲裁调解的三大价值取向和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丰富的社会功能。

仲裁调解作为仲裁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其制度设计必然有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并以实现其社会功能作为目标任务。

关于仲裁调解的价值取向，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实践界也没有作出具体的界分。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三方面的价值取向：

一是公平、公正。就当事人而言，其选择通过仲裁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首先是基于对仲裁制度能够给其提供一个公平保障的纠纷解决平台和机制的信任或认可。其次，是基于对仲裁调解程序、规则、仲裁员能够给其提供一个公平信赖。之三，仲裁调解系中立的第三方，且具有“民间性”的，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原则，能够使当事人消除公权力的扩张侵害顾虑。四是仲裁调解高度的自愿性、自治性，能充分表达当事人的诉愿。所以，公正、公平可谓之首要价值取向。

二是效益(效率)。仲裁调解的一裁终局制、高效的效力性和经济性，以及不公开调解和审理等特点、符合当事人诉愿，也符合法律经济学的俭约追求，降低各项纠纷解决成本，一定程度可以避免因司法垄断形成的司法腐败给当事人和社会造成的负担和不公。

三是自由与和谐。仲裁调解更加注重当事人自愿、意思自治，更加注重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更加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和自由，能够使当事人在亲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沟通”，比之诉讼方式使矛盾激化更易举灵活、平和地消除隔阂，缩小差距，协调双方利益，缓和矛盾，从而实现当事人“握手言欢”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目标。仲裁调解的成功，无疑直接创造了和谐稳定的法律、经济和人际、社会关系，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国家法治的统一，实现法、理、情的和谐统一。涉外仲裁调解还促进了国际经贸的和谐关系。

不可否认，仲裁调解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行业调解等，在价值取向上具有趋同性，但因制度的不同，决定了又有所差别。

与仲裁调解的价值取向比较，仲裁调解的功能实质是价值取向的外在追求。基于仲裁调解的价值取向，其社会功能也是丰富的，简略一、二：

一是创设了一项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了国家和社会解决矛盾纠纷途径和方式。仲裁调解作为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ADR)的一种，直接为民商事合同纠纷当事人提供了一个纠纷解决机制，实现了保障人权，依法治国的宪政主张。

二是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以自愿、意思自治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机制。有利于减少群众诉累，节约司法成本和社会资源，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三是具有可以维系或加深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可以促进当事人相互和谐、稳定和发展经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迎合了当前国家的政治和法治要求。

四是具有可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促进国际经贸关系的发展功能。随着仲裁制度的推进和深入发展，仲裁调解已经迅速成为跨国争议的主要方式，如伴随着中国加入的WTO，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多年通过仲裁调解的成功率均在20%以上，树立了中国仲裁调解在国际上的形象，促进了国际贸易经济的良性发展。

鉴于仲裁调解的价值取向和丰富的社会功能，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武汉、长沙等地仲裁委员会相继建立了仲裁调解规则和制度，成立了专门的、区域性的调解机构，将仲裁调解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目标。驻马店仲裁委员会也根据这一发展要求，作了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和机构性建设。

四、仲裁调解与诉讼衔接机制的新发展，和在“三调联动”机制中的不当忽视。

根据中共中央十七大精神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开展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的通知》部署的“坚持以化解矛盾为主线，从建立健全维护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入手，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社会热点、历史欠账’等方面问题，力争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坚持以定分止争为目标，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协调机制，充分发挥调解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的重要政治任务，人民法院和各个仲裁委员会加强了工作接合和思想沟通，寻求仲裁调解和诉讼的衔接机制，提高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效果和运行效率。2009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制订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根据该意见，在仲裁调解与诉讼衔接机制的建设中，仲裁调解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和提升：

一是为促进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意见要求人民法院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在仲裁协议效力、证据规则、仲裁程序、裁决依据、撤销裁决审查标准、不予执行裁决审查标准等方面，尊重和体现仲裁制度的特有规律，最大程度地发挥仲裁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的作用。对于仲裁过程中申请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办理。

二是对于没有仲裁协议的当事人申请仲裁委员会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的，由该仲裁委员会专门设立的调解组织按照公平中立的调解规则进行调解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三是在诉前、诉中，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后，可以将案件委托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调解。

四是调解过程不公开，但双方当事人要求或者同意公开调解，以及法定情形的除外。

五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一定标准建立调解组织名册和调解员名册，以便于引导当事人选择合适的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调解纠纷。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与其包括但不限于仲裁委员会在内的单位和相关组织的联系，鼓励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通过适当方式参与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理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关系，积极推动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这一衔接机制的制度安排，首先，使仲裁调解与法院的诉讼建立了衔接机制;其次，无形中大大拓宽了仲裁调解的范围和条件;之三，使仲裁调解更具有了新的生命活力，增加了新的灵活工作方式;之四，促动了仲裁调解从过去的完全“被动式”向“主动式”的兼顾，发展和推进了仲裁调解制度的改革，使仲裁调解更能方便、快捷、高效地发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之五，为仲裁法的修订奠定了司法衔接的基础。可以说，基于这一司法意见，仲裁调解的新发展是令仲裁机构和仲裁员欢迎的。

但是，此之形成反差的是，自2005年以来，特别是2009年至今及其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大力推行的“三调联动机制”，主要作出的是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三调联动”制度和任务安排。如河南省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于2009年5月20日以豫办[2009]20号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调联动机制的意见》，将仲裁调解排除在“三调”之外，仅仅提出了“要充分发挥仲裁机构及其专家仲裁员在调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积极作用，坚持调解为主、调裁结合、一裁终局，加强与各类调解组织的联系和合作，公正、及时地调解和裁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却没有作出具体的制度衔接性机制，更没有给予经费保障、人员培训、评估、奖惩、考核制度安排。

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了仲裁调解在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法治任务中，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仲裁调解的独特作用和优越功能尚未受到客观的了解和对待。可以说，如果撇开仲裁调解，中国的调解机制将是不完善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衔接机制将有制度性的缺陷。这是一个必须予以关注并应当

予以纠正的制度问题。另一方面，将不利于仲裁制度，尤其是仲裁调解制度的健康发展，不利于仲裁制度的改革和推进，于国际通行做法有所相悖。这一问题的存在，值得反思并立即实施纠正。

五、和谐语境下的仲裁调解，只有得到积极的推进和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为了贯彻落实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体目标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指导思想，为了实现既发挥仲裁调解独特作用，又与诉讼和其他非诉讼纠纷矛盾解决方式的有机衔接、紧密配合，运行机制规范高效，促使涉诉涉法信访案件下降，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任务，仲裁调解应当从以下几个层面得到积极的推进和大力发展：

一是从思想层面要高度重视，正确对待。各级党委、政府及其他各方面对仲裁制度和仲裁调解应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保持同度的重视，并对仲裁调解的独特作用和丰富的社会功能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对仲裁调解“视而不见”或采取“非国民平等待遇”。

二是从法律层面要适时修订仲裁调解法律制度，使其保持与现实社会需求的同步性和适度的前瞻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布实施于1995年，至今没有作过任何修订或补充，有些规定显然已经不能适合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不能保障仲裁事业的顺利发展。

三是从制度层面要将仲裁调解列入党和国家构建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制度设计上来，尤其是要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讼纠纷矛盾解决方式与诉讼衔接机制保持制度安排上的同步，甚至是排前前面，实则有“四调联动”、“五调联动”等的必要，以便突出其内在的独特特点和作用。

四是从理论研究层面仲裁机构和仲裁工作人员，以及仲裁制度和事业理论研究人员，应当积极、深入地研究、探讨仲裁调解在新时期、新矛盾下的发展规律、凸现的新新特点和发展趋向，使其具有合理的理论支撑和指导。

五是从社会宣传层面仍需大力宣传仲裁法和仲裁制度，普及仲裁法律，将其列入普法规划中来，并通过专题讲座、电视、电台、网络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增加其社会了解度、掌握度，以使社会真正感到仲裁调解制度是解决矛盾和纠纷的“好手段”。

六是从自身素质和质量建设层面要加强仲裁机构的制度化建设、加强仲裁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严格执行执业纪律，提高调处案件的质量、效率，保障这一基本的“生命线”活力足现。

七是从学术和经验交流层面需加强国内、国际仲裁调解制度的交流和学习，在坚持本土化的基础之上，开阔视野，合理借鉴外地甚至是国外的先进做法，从而丰富和发展中国的仲裁调解制度。

总之，仲裁调解的制度化建设和大力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付出努力，才能开出鲜艳的花朵，才能真正在社会和谐稳定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为国家的政治和法治建设，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解决，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对此，驻马店仲裁委员会正在做着努力。

第二篇：和谐语境下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和谐语境下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卞建林

2008年，刑事诉讼法学界立足于我国司法实际，以倡导和谐为主要目标，围绕刑事诉讼法修改、修订后律师法的实施、刑事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被害人权利保障等问题展开了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与经验。

一、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深度思考

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讨论曾经沸沸扬扬，其中涉及到很多重大的改革难题。尽管酝酿已久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未能如期进入立法审议，学者们却在短暂的沉寂后开始对刑事诉讼法修改作了更深入的思考。

有的论者表达了对刑事程序法治化的期待，认为如何遵循刑事诉讼的自身规律和内在机理，顺应当代刑事诉讼法治的改革趋势和发展潮流，并立足我国国情和司法现实，进一步健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加快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进程，是人们对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期待和要求，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论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要坚持理性的要求，具体而言包括:由以斗争哲学为指导转向以和谐哲学为指导：由国家本位转向国家、社会与个人本位并重：由一元化价值观转向多元化价值观：由权力治人转向权利保障：由有罪推定转向无罪推定：由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由客观真实转向法律真实：由重实体轻程序转向两者并重最终转向程序本位：由高压从重转向宽严相济：由国内优位转向国际优位。有的论者则认为，需要从观念层面分析刑事诉讼法修改所遇之阻

力，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传统思想和现实环境的双重束缚、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宪法性规范的阻碍以及专门机关之间的权力博弈。

二、修订后律师法的实施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实施，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修订后的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比较，更加充分地赋予律师四方面的权利: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法庭言论豁免权，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如何保证修订后律师法的实施并与刑事诉讼法衔接是2008年刑事诉讼理论研究高度关注的内容之一。修订后的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实际上是一个法律效力关系问题。有观点认为，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在效力位阶上处于同一层次，应当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适用修订后的律师法。也有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是基本法律，律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是行业管理法，因此它们的法律效力层次应该有所差异，适用中的冲突在所难免。基于此，有学者指出，要解决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问题，必须明确以下几点:第一，要承认修订后律师法同宪法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第二，就基本法律和法律的关系来讲，立法法没有明确基本法律与法律之间的效力，修订后律师法作为法律，既然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生效，和基本法律是不矛盾的，应该看作新法高于旧法;第三，立法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如果法律上一旦产生这些冲突，要由人大常委会作出裁决。[4]虽然实务界对修订后律师法的实施存在消极应对或者变相抵触的情绪和做法，但多数人主张应当认真贯彻，积极应对。如有论者认为，修订后律师法给公诉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公诉部门必须深刻认识未来公诉工作的特点和传统工作方式之不足，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切实培养和提高每位公诉人的刑事政策运用能力、证据研判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出庭公诉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诉讼监督能力。[5]也有论者意识到，修订律师法实施将大大增强刑事诉讼的透明度和对抗性，给办案工作带来许多新的挑战。检察机关必须积极适应新的形势，着力加强侦查能力建设，提高反贪侦查水平，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心，确保反贪工作平稳健康发展，完成好检察机关肩负的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这一重大政治任务。[6]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司法职权优化配置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是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优化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关于刑事诉讼中权力的和谐化。

有论者认为，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的和谐化主要是指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的自身构成要素以及相互之间在刑事诉讼的配置和运行过程中所应形成的相应、协调或者均衡、匀称的关系，它应当包含权力的结构性、权力的规范性、权力的合法性等三个特征;刑事诉讼中权力和谐化的实现，包括权力的法治化、权力的程序化、权力的人本化、权力的民主化。[7]

2.关于检察权的配置与行使。有的论者认为，“和谐社会视野”应该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意味着思维观念的一种变革;第二层意味着目标的变化;第三层意味着制度设计的变化。检察权的配置可以分为内部配置和外部配置，而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外部检察权的配置上。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还需要调整和当事人权利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社会视野下检察权的配置及行使”可以解读为:以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来设定、研究检察权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调整相关制度以满足和实现我们所设定的目标。[8]还有的论者以检察权的基本理论为切入点进行论证，认为探讨检察权以及检察机关的性质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检察权的独立性及其身份保障问题，因此，应当返回问题的始点，回归“行政权—司法权”这一研究范式。在肯定检察权的双重定位的前提下，从检察权的历史起源、现实构造以及发展趋势来看，检察权本质上应当被定位为一种司法权。既然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那么检察官独立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得到尊重。检察权、司法权、法律监督权，本质上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它们的具体适用语境取决于对宪法条文的正确解读。据此，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之间应当是一种法律监督关系，这也是检警一体化、审判监督权存在的理论基础：而控辩对抗、检察官当事人化等理论主张和改革诉求，则因与检察权的司法权定位相悖而缺乏足够的理论根基。[9]

3.关于检察工作一体化。检察工作一体化是指检察机关在运作检察权时形成的整体统筹、上下一体、内部整合、横向协作、统一行使检察权的机制，其核心内容就是检察工作一体运作。对此，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论思想是检察工作一体化的最根本性的思想依据;党中央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目标在宏观上为其提供了政策上的正当性依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检察改革目标则在微观上为其提供了制度上的正当性依据;我国宪法、法律和高检院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检察工作一体化的法律依据;检察实践的客观需要为其提供了现实依据。[10]有的论者指出，研究检察工作一体化，需要思考两个问题：首先，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是一项全新的制度，还是检察机关自身具有的规律和机制，是否只是因为工作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过去我们常提侦查一体化、公诉一体化，现在所称的检察工作一体学术综述化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升华，还是因过去的做法不当需被替代?其次，这项制度是中国特色的制度，还是检察制度的普遍规律?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工作一体化都有原则性规定，现在探讨检察工作一体化必须与现行法律相协调。贯彻检察工作一体化，检察机关需要进行改革措施，包括深化检察管理改革，落实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推进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建设。[11]

四、增强权益保障的制度构建

1.改革国家刑事赔偿制度。有论者提出，国家刑事赔偿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制度。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多年来暴露出许多问题，亟待立法修改加以解决。在归责原则上，应创立以结果责任原则为主、违法责任原则为辅的原则框架。在赔偿范围上应适当扩大，将超期羁押、错误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轻罪重判案件等纳入赔偿范围，并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赔偿程序上，将赔偿义务机关与侵权行为机关分离，由特定的赔偿义务机关支付赔偿金：简化确认程序并与协商相结合，取消复议程序，引入听证程序，增加申诉程序。[12]

2.催生被害人救助制度。被害人权益保障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法律上确立被害人国家救助(补偿)制度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共同趋势。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只赢得一纸赔偿判决书却得不到任何赔偿的案例屡见不鲜。因此，为了更好地保障被害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补偿)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地方的司法机关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有的论者提出，在我国建立统一的被害人救助制度势在必行。按照先政策后立法的思路，在目前的情况下，可先由中央有关机关制定并发布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意见，规定由各级财政按照一定的比例拨付被害人救助资金，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所处的诉讼阶段提出对被害人救助的建议，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审核决定，能够在目前的财政负担能力范围内较好地解决贫困被害人救助问题。在条件成熟时，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13]

五、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探索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作为继承我国调解等优良传统并借鉴外国恢复性司法等理念而产生的一种创新性理论和制度，受到了广大刑事诉讼法学者的高度关注，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最热门话题。刑事和解也成为近年来我国实践部门探索解决刑事案件，化解刑事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新途径。有的论者对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进行了充分论证，认为其正当性基础表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刑事和解正当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基础，刑事和解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和解是我国司法现实的需要，是实现利益兼得、有效化解矛盾、解决司法资源紧缺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联合国所提倡、各国通行的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之一：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司法理论并不相悖，体现了解决刑事案件方式的多元化和价值追求的多元化。[14]

有的论者认为，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刑事和解”和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谅解”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目前国际范围内的刑事和解主要包括宽宥型、合作型和妥协型三种类型。我国和谐司法语境下的刑事谅解与西方恢复性司法语境下的刑事谅解有着不同的产生背景，但都旨在促进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协商。刑事司法环境的优化与刑事谅解机制的出现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应当以刑事谅解为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15]

客观地讲，尽管关于刑事和解的讨论轰轰热烈，关于刑事和解的实践探索也取得很多经验，但刑事和解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例如，在什么诉讼阶段适用和解，是否所有案件都适用和解等，仍存在很大争议。

六、死刑复核程序的健全完善

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两年以来，该项工作平稳、有序进行，遵守了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理念，认真贯彻了“慎用死刑，少杀慎杀”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死刑标准不一的现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基于对死刑慎重适用考虑，学界对如何健全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提出了不少意见。

有的论者指出了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局限，认学术综述为该程序对于目前死刑案件存在的弊病无法从根本上“治愈”，而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为此，还需要探寻更为有效的机制与措施，立法者也不应舍本逐末，将全部注意力置于死刑复核程序本身的完善上，而应进一步去完善侦查程序以及一、二审程序。[16]对于人民检察院应否介入以及如何介入死刑复核程序争议已久。有论者提出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实行法律监督，符合人大制度关于权力监督制约的原理，不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应有的诉讼地位和独立性、权威性，体现了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要求，具有基本法律依据。开展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应遵循严格限制并减少死刑、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公共利益、公平性、及时性、突出重点等原则。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中的诉讼地位不是公诉人，而是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备案审查、受理申诉控告等启动监督程序。监督的主要方式包括提出案件意见、派员列席审委会会议、派员出席法庭或听审活动、抗诉、纠正违法以及立案侦查审判人员职务犯罪等。[17]

七、关注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国际人权法中有关刑事诉讼的内容依然是2008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论者联系司法实际，以上海首例请求引渡审查案为例，分析了我国刑事司法程序与国际刑事准则的差距,提出要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国际法渊源与适用。近年来,在我国借助国际合作处理的刑事案件呈增长趋势,其中涉及不少大案要案，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在打击犯罪、维护人权和保障公正司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文书送达、调查取证、赃款赃物的追缴、相互承认和执行刑事裁决以及刑事诉

讼移管等方面,目前国内立法还处于空白状态。为了规范和便利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活动,需要加紧进行有关立法活动。[18]

通过对200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情况的简要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过去的一年中，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主题是鲜明的、成绩是突出的。学界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认真的回顾与反思。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各个方面均努力予以响应，并致力于推动司法改革，指导刑事诉讼实践。这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正努力迈向理性、逐步趋于成熟。相信在充满期待的新的一年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一定会迎来更为广阔的天地。

第三篇：个人调解室 创新促和谐

个人调解室 创新促和谐

----杨庙乡“庆辉调解工作室”经验交流材料

人民调解工作是社会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为进一步拓宽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积极探索人民调解新模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杨庙乡经过一年多的探索，成立了首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调解工作室---“庆辉调解工作室”。调解室的工作程序和规章制度健全，个人调解工作的人性化、亲和力和说服力表明，个人调解工作室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成为了维护我乡社会和谐稳定的又一道防线。

一、创建个人调解工作室，是人民调解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有益尝试。

我们说的人民调解都是以基层（村级）为单位的调解组织，而“庆辉调解工作室”是以个人名字来命名的，它既不属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也不属于社会群团、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们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有近似平等的社会地位，组建由群众认可，有丰富调解工作经验的个人领衔的个人调解工作模式，对于调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是现阶段人民调解工作组织的有力补充。在村民内部，调解人的权威容易树立，纠纷双方基于血缘、亲情、人情、道德、伦理和舆论压力，也会使调解的结果得以实现。比起以村居为单位的基层人民调解自治组织，他们更能被群众认同，更能贴近群众、说服群众，解决一些政府（行政）部门不好或很难解决的问题。

二、选准带头人，突出个人调解室的“个人”效应。

今年58岁的孟庆辉，是原杨庙居委会支部书记兼调委会主任。从事民事调解工作已有28年时间。他使一起起矛盾纠纷化干戈为玉帛，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大老孟”。

杨庙居委会辖区内有党政机关4家，机关单位8家，还有1个农科站，2个农贸市场。共有2184户居民，247家商住户，4497人，其中流动人口155人，社情民情较为复杂。一些鸡毛蒜皮的小纠纷如

果调解不好，就有可能导致上访甚至流血事件的发生，影响社会稳定。凭着28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和在群众中的威望，孟庆辉总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以孟庆辉同志个人名义成立的调解工作室不止孟庆辉一人，还有两位在这里也要介绍一下。一位是原杨庙棉站的退休职工杨运友，一位是孟庙村民，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大老支”孟祥好。他们三人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群众中的威望都很高。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街坊邻里、乡里乡亲的有个什么纠纷，都愿意找他们来调解处理，只要他们一到场，哪怕吵得不可开交的纠纷双方当事人也都能立马安静下来，即使是频临激化的矛盾纠纷，只要“大老孟”“大老支”们往前一站，就能起到“震场”“压轴”的作用。“庆辉调解工作室”成立至今，已调解纠纷48起，今年调解纠纷18起，调解成功率100%。

三、“庆辉调解工作室”的组织架构

“庆辉调解工作室”虽然是以其个人名字来命名的，但它是乡调委会为民服务的延伸，业务上在乡司法所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为保证调解室规范、有序地运作，确保调解质量，调解室在乡司法所的指导下制订了相关的工作制度，确保有章可循规范操作。

“庆辉调解工作室”的主要职责是调解纠纷。其主要任务是：受理本辖区内的民间纠纷的调解。配合综治工作中心、司法所处理人民群众各类矛盾纠纷的来信、来访问题。开展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宣传，教育辖区居民、外来务工人员遵纪守法，提高法律素质和尊重社会公德的意识。

为了扶持工作室的正常运作，经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为调解室的3名成员每人每月按照300元的标准发放基本办案补助，并根据纠纷调解的难易程度，规定了“以案定补”的档次和标准，提交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发放。

四、“庆辉调解工作室”突显个人调解的人性化、亲和力和说服力，真正为个人调解室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矛盾纠纷的调解要做到自愿调解是很不容易的，要打破这一局面，首先是要求调解员是群众的贴心人，调解员必须具备公正的品质，真诚的态度，要出于公心，不徇私情，当事人信任你了，你就有了调处的工作位臵、权利。

杨庙居委会孟圩组村民任士龙与同组的曾彩学因建房地界发生纠纷。一方认为盖在自己地界上与他人无关，一方认为没有留出一定的间距，自己权益被侵害，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孟庆辉得知此事后，主动上前调处，阐述邻里和睦的重要性，用亲情、乡情来感化他们，最终双方各让10公分。

调解矛盾纠纷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特别是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要耐心倾听双方当事人的细叙，才能查清事实真相，找出纠纷原因、争执的焦点，然后用亲和力做当事人的思想沟通协调工作，达到提升当事人的思想认识，促进互谅互让的目的。

田湖村村民王占峰与同村村民孟素玲因陈年旧怨发生打架，为争一时之气，在医药费给付问题上发生纠纷，曾多次上访，甚至起诉至法院。调解室接到乡综治工作中心的指派后，孟庆辉和调解室的成员经多次调查了解，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理清缘由后，孟庆辉从法、理、情等多方面摆事实、讲道理、说人情，使双方明了只有积极配合处理纠纷才有助于事态发展，最终使双方握手言和并达成各自产生的医药费各自承担、撤销法院诉讼和反诉讼、不继续为此事闹矛盾找别扭的协议。

事实证明，孟庆辉本人在调解中的群众威望和公信力，同时通过苦口婆心的教育，显示了个人调解的柔性化和亲和力，真正做到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顺利促成了矛盾纠纷的化解。

五、深化内涵，拓展外延，积极探索社会管理创新。

当前的人民调解，政府的主导作用依然很强。政府通过人民调解来达到间接管理社会的目的，所以，人民调解是在接近公权和加强自治这两个对立的取向之间的一种平衡。这就使得象“庆辉调解工作室” 虽然接受乡人民调委会的领导，乡党委、政府也给予他们发放基本的办案补助，实行“以案定补”，但调解工作室仍旧是自发性和民间性，调解员也仍是普通群众中的一员。但至少说明了它已经与传统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更多了一份民间色彩，可以说已经开始显现出人民调解自

治化、社会化的雏形。这也体现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自身的民间性及其社会功能，符合《人民调解法》规定的人民调解组织的群众性，也是个人调解工作室将来的发展方向。

个人、家庭的和谐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石，在社会转型期，新老问题相互交错，多种矛盾纠纷叠加的形势下，问题能否解决在基层，矛盾能否化解在内部，隐患能否消除在萌芽，“庆辉调解工作室”的成立，就是我们对新形势下调解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一个探索和尝试。“庆辉调解工作室”的创立，丰富了基层调解工作的内涵和模式，是“大调解”机制的延伸和升华。

小小的调解室，调解的是矛盾，调顺的是民心，调稳的是执政根基。

第四篇：新时代语境下扶贫剧创新策略

新时代语境下扶贫剧的创新策略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18 级硕士生 李枞；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李晓伟 发布时间:2021-01-13 摘要：近年来，众多扶贫剧登上电视荧屏，塑造了新时代语境下的新农村形象。通过对扶贫剧中的“新人物”形象分析、轻喜剧风格表达、文化意蕴建构研究，梳理新时代语境下扶贫剧的创新策略，对于未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多元化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扶贫剧，新农村，新人物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农村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旧貌换新颜。如何书写新思想、新农村、新人物，致敬新时代，成了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问题。2020 年，《绿水青山带笑颜》《最美的乡村》《花繁叶茂》《遍地书香》《我的金山银山》等一批异彩纷呈的扶贫剧登上电视荧屏，以扶贫为主题，构成新农村书写的新篇章。根据广电总局今年 3 月公布的名单，脱贫攻坚题材重点剧目超过 20 部。① 这批电视剧聚焦于新时代语境下新农村建设，以“精准扶贫”为表现主题，反映了新时代新农村建设、深化农村改革、生态文明建设等新时代、新农村风貌，创新叙事策略，成为“时代之镜”与当代农民的精神图谱。

一、扶贫剧中的“新人物”：多声部合唱新农村之歌 新时代扶贫剧中的“新人物”已经不单指这个时代的农民形象了，而是指活跃在新农村这一新时代舞台上，流动在历史进程中并与之产生关联、具有时代精神的进步人物群像。正如作家铁凝所说，“文学创作归根结底落实在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正在亿万民众中创造着无数新的‘伟大人物’，书写这样的新人、塑造这样的新人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光荣使命。”② 可以说，“新人物”就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新时代语境下的扶贫剧，既摒弃了善恶二元对立的扁平人物形象，也抛除了以往剧中总是喜欢设计一两个丑角式农民形象作为主角反衬的创作定式，塑造了有感情和温度的扶贫干部、反哺农村的回乡创业青年、带头致富的先进农民、勤勤恳恳的村干部等不同人物，让他们默契合作、共同耕耘在新农村的大舞台上，让不同的声音涌动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

践中，多声部合唱新农村之歌。

（一）有感情、有温度的扶贫干部 新时代语境下的扶贫剧，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大学生村官、乡镇扶贫干部等作为切入新农村的首要视角。扶贫干部等“闯入者”进入新农村，一方面隐含了观众的“陌生化”视角，剧中人和观众一起进入并体验新农村，从而增加了观众的共情与认同感；另一方面，作为“新时代”的“新人物”，他们是带着新思想、新理念，怀着时代使命进入新农村完成扶贫使命的，人物形象本身不仅是一条扶贫线索，也是普通个体生命在新时代重大历史进程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榜样。扶贫剧中“扶贫干部”形象之“新”，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具有多样性，紧贴现实，更加丰富饱满、具有感情和温度。根据欧阳黔森创作的报告文学改编的电视剧《花繁叶茂》开端便借村主任唐万财之口暴露一些“扶贫干部”思想不纯的问题：“借下乡扶贫给自己的履历镀金从而迅速升迁。”其中，大地方村的第一书记王隆学起初便怀有这样的想法，以浮躁的工作作风敷衍应对工作，随着上级“不脱贫不能返乡”政策的实施、面对大地方村贫瘠的自然环境和返城无望的现实，王隆学一度消沉。然而，在大地方村村民、村支书及老支书的感召下，王隆学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使命、扎根于脱贫攻坚工作，成为有温度、有感情的扶贫干部。《花繁叶茂》并未意在强调王隆学通过自身努力使得大地方村旧貌换新颜，取得瞩目的成绩，而是强调了扶贫干部心态的转变，与现实的扶贫干部工作形成呼应。面对艰苦复杂的工作环境，作为一名普通扶贫干部如何扎根于自己的岗位，摆正心态、实现人生价值，这是《花繁叶茂》带给当下扶贫工作的思考。

《最美的乡村》中的辛兰作为电视台的当家主持人，因为事业上遇到“瓶颈”，被电视台下派到乡村担任第一书记，她从对农村工作一无所知，到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帮助农村脱贫，在新农村舞台上实现了人生价值；《遍地书香》里，文化馆干部刘世成到椿树沟村任第一书记，从“文化扶贫”，扶志、扶智入手，带领村民脱贫。这些出身不同、形象鲜明的第一书记们结合自身专业特长，深入农村生活，散发着现实的温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扶贫剧还塑造了几位性格鲜明的女干部形象：《花繁叶茂》里的欧阳采薇、《最美的乡村》里的辛兰、《绿水青山带笑颜》里的郑菲，她们是我国几百万驻村扶贫干部的重要组成力量，而众多扶贫剧意识到了基层扶贫干部中“她”力量的崛起。

（二）反哺农村、回乡创业的现代青年

农村“脱贫攻坚”，为青年人提供了创业的机遇。进城求学、工作，具有“守乡——进城——返乡”三重经验的青年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反哺农村、回乡创业，新时代的进步青年们正在书写自己的“创业史”。在扶贫剧中，对于进步青年的形象塑造，不仅反映了当下回乡创业青年的抱负与担当，更能号召更多进步青年投身于新农村建设，在农村这一场域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绿水青山带笑颜》中，杜笑语放弃高薪回乡创办琉璃工坊、许晗关闭公司扎根农村开民宿，带动当地旅游产业；《最美的乡村》中，石全有回乡帮助家乡产业升级、发展旅游业；《花繁叶茂》中，唐多多不顾父亲的反对回乡创业，发展农村电商；《我的金山银山》中，热心企业家汤小君带资返乡，产业扶贫„„具有现代观念的青年们为建设新农村注入了新思路，也带动了进城务工的青年们的返乡热情。建设美丽乡村、易地搬迁、电商扶贫、文化扶贫、产业升级等，扶贫剧将这些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概念注入剧情中，以生动鲜明的故事向荧屏前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程度的基层群众普及相关知识。新时代语境下，新农村现代青年的形象之“新”，在于他们在城市受到良好教育或找到创业商机，但他们并不选择留在城市，而是主动选择反哺农村、建设美好家乡、在新农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新时代语境下的农民形象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三农’不稳，天下难‘安’”“‘老乡’不富，小康难全”。③ 作为新农村的主体，农民关系着新时代乡村的风貌。在 2020 年已播出的扶贫剧中，农民形象主要包括三类人，一类是带头致富的先进农民形象，如《最美的乡村》里的那文斌、《花繁叶茂》里的潘梅；第二类是勤勤恳恳的村干部，如《花繁叶茂》里的唐万财、《最美的乡村》里的卢振兴、《我的金山银山》里的汤亮、《遍地书香》里的李文秀；第三类是普通农民形象，如《花繁叶茂》里的马老三、《最美的乡村》中的老栓和于洪洋、《遍地书香》中的李木林和陈三国等。

新时代语境下农民形象之“新”主要表现在对农民性格复杂性、矛盾性的刻画上。如兢兢业业的村干部唐万财，其身上既有奉献精神，也有自私、狭隘、滑头的一面；电视剧里既描写了贫困户们贫困的原因，也展现了他们的美好品格，如贫困户盲人李木林，尽管生活贫困，却始终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带领村民们养蜂致富的那文斌出场时被有意“遮蔽”成一个“坏人”，但随着剧情展开，那文斌的形象丰满起来，他虽有小缺点却始终以村民利益作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他与唐天石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善恶交锋，而是取决于认识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之间的冲突。这些村民身上的“缺点”并不能成为阻挡他们振

兴乡村发展、建设新农村的绊脚石，他们克服缺点的过程，也正是“脱贫攻坚”在新农村取得胜利的征程。

二、轻喜剧风格书写“新时代” 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我国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农村三部曲”之一的《篱笆·女人和狗》（1989）是当代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标志性起点，具有较为沉重的精神内核。此后，早期当代农村题材电视剧延续了“沉重、悲痛”的传统。21 世纪以来，随着《刘老根》《乡村爱情故事》等轻喜剧出现，喜剧风格在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具有较大影响。2020 年登上荧屏的扶贫剧，如《绿水青山带笑颜》中，片名即点出了“笑颜”；《我的金山银山》里的喜剧演员范明和《花繁叶茂》里的喜剧演员王迅，演员自带“喜剧”特质；《最美的乡村》中的唐天石、《花繁叶茂》里的唐万财在设置人物性格、台词的时候，便赋予了角色幽默的性格和处事风格。较之 21 世纪初的“轻喜剧”，扶贫剧的“质地”则更为轻盈，幽默的风格使观众“会心一笑”时便点到为止，并不过度铺陈、渲染“搞笑”情节，而着力于书写“新时代”。

（一）时代特点与观众需求 “轻喜剧”风格的形成，究其原因既有时代的特点，也有观众的需求。媒介时代，电视剧是传播大众文化的载体，具有天然的“娱乐”属性。当代观众除了应对生活、工作压力，还受到了碎片化信息的冲击，大量博人眼球、具有冲击性的信息加重了观众的心理负担。“轻喜剧”风格能够使得人们从奔波操劳的生活中找到“宣泄”。在轻喜剧风格的扶贫剧中，“矛盾”的制造不再使用尖锐的冲突，而更多使用了误会和巧合的方式进行设计。如在《最美的乡村》中，第一书记辛兰与其老公黄宗杰的“冲突”，即事业与家庭的冲突，始于辛兰对黄宗杰的误会与黄宗杰的不解释、唐天石和那文斌起初的冲突也是因为诸多巧合构成的误会、唐天石与卢振兴之间矛盾的“喜感”则是源于两个人的性格差异；《花繁叶茂》里令狐大方和王隆学的冲突源自双方对彼此的误会；《遍地书香》中李文秀和其婆婆的矛盾也是源自误会，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尖锐冲突。由此，扶贫剧中的“轻喜剧”矛盾，以“接地气”的形式，转换为普通观众也会经历的日常生活矛盾。

（二）作为“新时代”之“镜”的扶贫剧 正是出于对时代特点与观众需求的把握，扶贫剧编剧们普遍意识到“说教”风格与“深沉、宏大”的风格并不符合当下观众的喜好，而使用“轻喜剧”这一活泼的风格作为传播新时代思想、描摹新时代新农

村建设蓝图的底色。电视媒介作为“时代之镜”不仅具有反映时代风貌、见证时代变革的作用，还有启蒙群众思想、传递主流价值观、引领农民转变观念，从而服务于新时代新农村建设的功能。“新时代农村题材电视剧根植农村新风貌与新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着重反映农村振兴、绿色发展、精准扶贫、全面脱贫、美丽乡村建设、农村深化改革、乡村治理、农村医改与医保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再现了当下农民的思想历程以及现实选择，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记录和呈现着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④

电视剧《花繁叶茂》展现了一幅绿水青山的新农村景象，既宣传了党中央关于精准扶贫、农村“三改”政策、易地搬迁、生态建设、土地流转等政策，也描绘了乡村“脱贫攻坚”的具体举措，如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经济、开发红色旅游、特色农家乐、电商扶贫等。同时，该剧也暴露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如易地搬迁农民安置问题、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农村劳动力流出导致的生产力匮乏问题、“贫困户”要扶志和扶智的问题、发展要因地制宜的问题，也深入剖析了农民对于土地依赖的症结。在扶贫剧《最美的乡村》里，以 3 个单元剧的形式，提供了多种脱贫思路，如旅游扶贫、媒体扶贫、产业升级扶贫等，深入地分析了造成“贫困户”贫困的原因，比如因病、因赌、因酒等。电视剧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症结也值得当下基层扶贫工作者深思，如当前农村工作中“贫困户”的评选标准问题、养殖与煤炭等传统行业面对生态建设的要求转型发展的问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对等、人才匮乏导致的产业升级难等问题。可以说，扶贫剧中的“轻喜剧”并不仅仅是为了颂扬新农村建设之“喜”，而是牢牢地抓住了当下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带有了现实的温度。

三、新时代语境下扶贫剧的文化意蕴建构 扶贫剧文化意蕴的建构，值得今后农村题材电视剧去学习与借鉴。对于新农村文化意蕴的建构，首先体现在对于地域文化的呈现上。扶贫剧《花繁叶茂》拍摄地点在贵州遵义花茂村，花茂村山清水秀、村容整洁。遵义花茂村作为“红色革命”的发源地，自带地域文化特色，是剧中花茂村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的宝贵资源。随着电视剧的播出，风景如画的花茂村成为现实中的旅游胜地，这也是扶贫剧依托于地域文化特色产生的现实价值；扶贫剧《绿水青山带笑颜》既用大量镜头展示了风景旖旎、依山傍水的博山风貌，也展现了精美的琉璃工艺品和代表慢生活的民俗，自电视剧播出后，拍摄地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成为“网红”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也促进了琉璃销售；《最美的乡村》中，气势磅礴的河北金山岭

长城是贫困村依靠旅游脱贫的重要基础，而随着电视剧的播出，金山岭长城吸引了更多观光客。可以说，扶贫剧对于地域文化的聚焦，不仅描绘了新农村独一无二的地域景象，成为映衬人物形象的重要元素，更能够产生现实价值，这也是扶贫剧对于新农村建设产生的重要价值。

除此之外，扶贫剧对于传统工艺、民俗文化的反映，也是其文化意蕴的体现。

在《最美的乡村》中，河北金山岭地区的妇女靠当地传统工艺刺绣实现了人生价值，在石全有回乡创业之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当地民俗文化潜在的文化价值，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大力推广当地民俗文化：剪纸、巴大碗、木匠工艺、美食文化，让古老的民俗文化随着乡村旅游业的振兴重焕生机。《最美的乡村》中，对于传统工艺的振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新挖掘具有启示意义。《花繁叶茂》中，贫困户杜先才在第一书记欧阳采薇的帮助下靠陶艺脱贫、孙贵云的酿酒工艺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改造升级；在《遍地书香》中，刘世成敏锐地认识到椿树村传统“编筐”工艺的文化价值并凭借编筐走出国门、实现致富；《绿水青山带笑颜》中，杜笑语出于对家乡传统工艺琉璃的热爱，重新振兴琉璃产业等。扶贫剧中对于传统工艺、民俗文化的展现不仅重新挖掘了民俗文化的价值，也对当下社会传统民俗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新时代语境下扶贫剧的创新策略，对于未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多元化发展具有启示意义。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批作品是完美无瑕的。对于这批扶贫剧的创作，仍有需要当下文艺工作者注意和反思的地方。如，部分演员妆容、服饰与现实农村环境格格不入、略显怪异的感情线等等。2020 年，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伟大历史进程中的收官之年，在相关政策的扶持下，众多扶贫剧登上荧屏，如何保量又保质，实现扶贫剧的“精品化”仍是文艺工作者面临的一道长期命题。

注释：

①钟菡、张熠：讲好中国故事，农村题材是个富矿，《解放日报》，2020 年 6 月 12 日，第 6 版。

②李晓晨：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文艺报》，2020 年 7 月 17 日，第 1 版。

③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5 页。

④张昊颖、王玉玮：新时代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农民形象的建构及其文化意蕴，《当代电视》，2020 年

第 5 期，第 31 页。

《当代电视》2020 年第 11 期

第五篇：现代农业发展视角下的土地制度创新

现代农业发展视角下的土地制度创新

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发展现代农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农业及与土地制度的关系

１．现代农业的内涵

现代农业是继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之后的一个农业发展新阶段。现代农业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人们对现代农业的认识因时而变，因各地具

体情况的不同也有差异。对于什么是现代农业，目前国内外尚无定论，综合各种观点我们可以把现代 农业的内涵理解为：现代农业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

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

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

展理念引领农业和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为基

础。以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

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

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为途径。“３以保障农产晶

供给和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持续

增收、农村和谐繁荣为目标的农业综合产业体系。

２．土地制度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

土地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土地制度是农业问题的核心。从土地制度的功能角度分析我国土地制度的缺陷，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对于探讨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土地制度具有

激励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约束功能、保障功能、利益分配功能。现代农业的建设主要是通过适度集中 土地、增加资本投入、应用现代机械装备和设施、采

用现代科技、应用企业化的组织管理，来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我国目前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的小农经济显然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现行土地制度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１）土地所有权虚置，权利主体不明确。权利划分不明晰。按照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

归集体所有。但现实中，“农村集体”或“农民集体”却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没有法律 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而且范围也相当模糊。［２’我国

农村集体有；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村民，但所有权在这三级之间界定不清楚，经常处于 重复和相互纠结的状态。造成了我国土地所有权虚置，权利主体不明确，权利划分不明晰。所产生的 严重问题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和集体管理者处于强势地位，弱化了土地制度的约束功能，造成了宝贵土 地资源被侵占，耕地面积减少。损害了农民利益。

（２）从土地制度对农业经营主体的激励效应来

讲，理论与历史经验证明适宜的土地制度对农业经济主体有一定激励作用。制度的激励作用有两个层 面，对主体努力方向的激励和努力供给量的激励。如

果一项土地制度安排使主体付出的努力与他应得的报酬相一致，其努力供给量就大，反之则努力供给 置就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初期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在１９８４年之后．粮食生产连续 四年停滞不前。制度变迁对生产的激励效应明显减

弱。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土地承包权的频繁调整和土

地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生产者经营行为的短期化，在资金、技术、劳力等方面的长期投入缺乏稳定的预期。同时，生产者追求承包期内利益最大化往往

以牺牲资源的长期利益为代价．从而导致农业生态

环境的恶化。’而现代农业是高投入、可持续的农

业，现行制度已不能对现代农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激励作用，不能激发劳动者对现代农业投入和建设的积极性。

（３）不同的土地制度，会导致不同的土地资源

配置方式，进而影响农业的其它资源配置造成不同的生产绩效。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我国现行的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一家一户”的小型土地经

营模式及细碎、分散的土地分割局面。无法形成规

模经济，难以利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装备。

另一方面，农户小规模经营资金积累能力弱．元力

对土地作大量和长期的投资。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条

件难以改善，科技含量低。农业生产力无法提高。这

与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背道而驰。此外，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不利于劳动力转移，抑制了土地流

转和有效利用．难以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化发 展。

（４）土地制度对交易费用的影响。根据新制度 经济学的理论，交易是体现在物品之中的人与人的 权利交换，交易的成本就是交易费用。在土地产权 制度缺乏保障的情况下，土地的产权交易很难达成，即使达成，交易的费用也会十分高昂。现行土地制 度，由于农民和村集体、乡政府间的权利界定不清 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降低，不利于 农业规模化发展。同时，由于单门独户的小规模经 营，也增加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交易费用，不 利于农业产业化发展。

可见，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所有 权不明晰，增加了农业发展的交易费用Ｉ土地承包 权不稳定，抑制了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土 地的流转受到限制，难以形成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现 行土地制度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

二、土地制度创新

由于土地制度对于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乃至经济 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土地制度创新始终是我国理 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关于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的观点，目前主要有３种，即土地国有化、土地私 有化、坚持和完善集体所有制。

１．土地国有化

土地国有化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有利于 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节｝有利于国家对土地的 统一规划和管理；有利于建立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等 价交换契约关系，保护农民权益，有利于促进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等。但土地国家所有制也有比较明显 的弊端：

（１）国家难以将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国家采 取什么方式获得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是实施国有化的 关键。可采用的两种方式：无偿剥夺和有偿赎买。前 者是国家对农民集体±地所有权的无偿剥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