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官场小说中的舆情反映及引导范文合集

第一篇：网络官场小说中的舆情反映及引导

网络官场小说中的舆情反映及引导

王连峰

随着电脑的普及和上网人数的增多，网络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媒介。而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在互联网空间的映射，是社会舆情的直接反映。传统的社会舆情存在于民间，存在于大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的街头巷尾的议论之中，前者难以捕捉，后者稍纵即逝，舆情的获取只能通过社会明察暗访、民意调查等各种方式进行，获取效率低下，样本少而且容易流于偏颇，耗费巨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众往往以信息化的方式发表各自看法，网络舆情可以采用网络自动抓取等技术手段方便获取，效率高而且信息保真，覆盖面全，网民内心想法真实度高，反映出来的社会舆情贴近社会大众实际看法。

近两年来笔者畅游网络，根据兴趣爱好偏爱网络小说，发现网络官场小说走红各大小说网站，作者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作品形式也多种多样，玄幻、魔法、都市、言情、重生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还有一些作品用情欲缠绵、多角滥爱、旁门左道升官途径等噱头来吸引网络读者，到了现在，网络官场小说作品质量已然鱼龙混杂起来。有许多纯以猎奇为目的，完全虚构、想象、夸张的作品也大量出现。官场是大背景、是媒介，反腐也是个幌子。色情、暴力、秘闻、隐私才是主要卖点。但是，这些网络官场小说中反映出共同的社会舆情也值得我们执政党的深思。

一、网络官场小说中的舆情反映

1、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具有一心为民情结的官员，在仕途升迁中遇到方方面面的阻力，为了实现升迁、施展为民的抱负，方法可能会超常规，甚 至不择手段。这体现了作者、读者内心的渴望，希望我们生活的国家更美好，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折射出了现实生活的无奈。同时也是作者、读者对政府官员的要求的反映：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尽职守，敢于讲真话；从严治政，敢于得罪人；清正廉洁，严惩腐败；勤奋学习，刻苦工作。约法三章：在国内考察要轻车简从；精简会议，压缩时间减少人员；减少应酬，集中精力研究处理重大问题等等。由此可见执政党制度安排的重要性，怎么选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官员以及对政府官员的考核评价，这对我们执政党来说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2、作品中经常有一些官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和“富二代”，都是这几年出现的社会现象，大体是指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承蒙父辈的恩泽，也承袭父辈的事业，成为父辈功德荫庇下非富即官的新新人类）嚣张跋扈、生活奢靡、趣味低俗的情节描写，这也反映出了民众对党和国家解决某些官员子女的教育问题、社会主流文化的正面引导问题、社会财富分配问题能力的质疑。同时也反映出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官、仇富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这种放大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这在网络官场小说里都隐隐透露着一股愤懑、无助、挣扎的情绪。社会不公、贫富不均、阶层分化这些命题都被嵌入“贫二代”、“拼爹游戏”等话题的内核里。一旦情绪的种子发芽、生根就会对我们的执政基础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3、作者经常在主人公仕途开始之时安排主人公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应对外界的反映和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这既反映了官员自我保护的意识，也体现社会大众对政府官员的期望，更直面纪检监察机关对官员拥有合法财产甄别手段的滞后问题。比如说作者、读者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期待就反映出社会公众对公布官员财产收入的呼声逐年加强，形成了强大的民意潮流，并逐步在两会、领导人讲话等正式的政治场合得到回应。暴露的腐败案件涉案干部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又在案发之前从未在公众面前曝光。公众对腐败的破坏经济生活正常规则秩序、非法聚敛财富、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的深恶痛绝，主流媒体宣传越来越强调腐败的危害而不再持“腐败是发展的润滑剂”的观点，加上反商业贿赂行动后对国外反腐败的法律、措施、案例的报道增多有了借鉴。

4、在网络官场小说经常出现的“段子”也体现作者、读者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这些“段子”有揭露社会弊端，反映社会风气，表达民风、民情、民怨的特点，可以说是社会问题与大众心理的晴雨表。一方面释放了压抑情绪、促进了交往、娱乐了大众，有利于舒缓民怨，营造和谐社会；另一方面，它也是社会舆情的放大镜，放大了社会转型当中不良现象和社会心态，甚至是病灶所在。网络官场小说中这些黄段子、灰段子、红段子以及其他类型的段子的出现，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

二、网络官场小说中的舆情引导

总之，网络官场小说中的舆情反映给我们执政党夯实执政基础、加强反腐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开辟出加强党的建设的新天地，带给我们反映舆情民意的新力量、新渠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极具影响力。同时网络官场小说中的舆情引导也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充 分展示。

（作者系中共白城市洮北区委党校高级讲师、副校长）

加强网络舆情管理与引导的几点思考

中共定陶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乔方臣

（2011年元月）

当今时代，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情的放大器。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信息，进行思想、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渠道和平台。因此，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的管理与引导，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社会意识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古代“闻风言事”与当今网络舆情的差异。在中国的历史上，汉武帝时代、唐太宗时代及清朝的康熙、雍正等时期，都有“闻风言事”的诏命。就是朝廷为了整顿吏治、治理国家而广开言路，特向御史、谏官及社会贤达等下诏书，可以凭个人的听、见、闻发现的问题直接向皇帝进表，也可以不署名，不管所奏之事是否属实，都可以直言，即为“闻风言事”，即使捕风捉影形成了诬告，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在治理中有很大成效，官场中人却被搞得人人自危，也由此造成了一些错案。后来，“闻风言事”之法相继被取消。

现在的网络舆情很似历史上的闻风言事，但与历史上的闻风言事相比，言者与被言者范围更广泛，匿名言事的方式更直接。因此，网络就成了现代社会“闻风言事”的新平台。欧美一些国家的记者和官员也认为中国政府能允许中国公民在网络上随心发表意见而不封杀，说明在中国是有言论自由的，政治是民主的。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也给网络下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定义：网络不是朋友；网络也不是敌人，并描绘网络是一种虚拟社会„ „等等。到底网络是什么？的确对网络的定义不太好下。有些人成为网络的高级推手，看网络为摇钱树；有些人把网络当成发表个人观点、表现个人艺术的阵地；有些人把网络当成喊冤的工具，有些人利用现代技术剪辑嫁接音、像、图，并断章取义地来攻击他人；也有些人视网络如洪水猛兽，甚至因网络而神经质等等。先抛开这些不说，就其性质而言，首先，网络是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人们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文明产物，是彼此沟通交流不可缺少的信息工具，已成为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它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是现实社会便利人们交流的新平台和新的交流方式，我以为不应该以虚拟社会来定义。因此，面对网络，就是面对社会现实，面对网络问题就是面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过分地强调它的虚拟性，必然会对管理现代社会事务带来极大的缺陷。

二、网络舆情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先不说网络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作用意义，就近几年从网络上众人跟帖的热点问题被查处的案件来看，许多案件被查处坐实，既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又提高了党委政府的威信，使许多地方的廉政建设有了很大的改观。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矛盾多发及复杂性，加之我们在工作中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者是某些地方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等等，群众有怨气怨言。如果群众通过网络发泄 4 怨言之后，能在现实中减少矛盾，对社会安全稳定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宪法、法律赋予了国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的权力，通过网络发表自己有益、正确的看法、建议，指出我们工作的缺点，必然会收到广大群众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的良好效果。通过会议和坐在办公室很少能听到群众的直言、真言，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曾在办公室直接与网民对话倾听民意，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因此，把网络看成现实社会中监督党委政府工作的一大平台，时时感觉广大群众在看着我们，逐步加大依法行政、反腐倡廉的力度，也许对整体工作提高、解决社会矛盾和廉政建设将会受益匪浅。

三、应依法管理网络。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国内外对网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由于社会各界对最近几年网络现象出现的问题认识不同，并以虚拟社会待之；尽管国家对网络管理出台了几项规定，但以法律形式直接出台的管理规定却不太多。因此，对网络上出现的问题，多数也只能依据、参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由于网络上出现的多数是敏感、热点问题，又涉及人群较多，有关单位也担心在参照有关法律处理时，面对各方的质问怕出现漏洞，因此，使一部分网络问题案件不了了之，这就对网络管理出现了空档。在网络上的任意炒作、辱骂他人、肆意攻击有关单位、传播谣言、传播黄色信息、捕风捉影、盲目跟帖的事也就不足为怪。因此，局部网络泛滥的局面，就有可能让历史上“闻风言事”的负面悲剧再次重演，个别人的做法其实是不要社会公德、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再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介入和网络推手的兴风作浪，不但能扰乱人们的思想、文化、信仰，还有可能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有一定的干扰、破坏作用。因此，把这种所谓的虚拟社会回归到现实中来，并对网络管理进行系统的立法，使其对处理网络问题案件有直接的法律法规可依，并通过以案释法，使广大网民充分认识到，在网络中的犯罪与现实社会中一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以达到规范网络的效果。有人动议实现网络实名制，尽管没有得到实施，但就现在的技术手段，完全能够对网络犯罪嫌疑人坐实。关键是处理网络问题案件的直接依据，管理单位和处理程序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应健全。管理好网络使其健康发展，这也应该是依法管理好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务的基础性工作。

四、应正确面对、引导和控制网络舆情。汉武帝曾说过：朕在获得虎符和朝议决策权之后，唯一能控制、影响朕的是舆情！深感人言、舆情的可畏。后人也冠之舆情以“无冕之王”，但现在的网络舆情面更大、人更多、速度更快、透明度更高、炒作性更强，特别是热点、焦点性网络舆情来临之际，更让人难以招架，防不胜防。科学发展到今天的信息社会，想回避这种社会现实是几乎不可能的。靠封堵网络舆情，也只能是被动应付，反而授人以柄，有可能引起更大的网络舆情冲击。即使能在网络上封堵，其他的媒体也可能此起彼伏。还可能被一些敌对势力攻击为限制言论自由等等。因此，倒不如正确面对网络舆情。一些比较明显的腐败案件和社会焦点问题，在网络的提示后才得到查处和解决，肯定是被动的。因此，加强依法行政及加强廉政建设才是正面应对未来舆情的最根本的基础性工作。有些腐败案件和社会焦点问题的确是在舆情的提示下查处的，这更加重了网络舆情的分量，使社会更加相信网络舆情的力量和真实性，甚至使一些人误认为网络上说的都是事实和对的，也使社会更加惧怕网络。

但也有些案件是个别人为了泄私愤捕风捉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情况下，经网络推手炒作，不明真相的人盲目跟帖，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让社会各界都认为不查处不足以平民愤。只好被动的查处，为了平民愤不得不以先定结果再找证据，有时可能不按程序、不讲法律地查找舆情所要的结果，造成错案。甚至有些犯罪嫌疑人也借助网络的力量，在网络推手和雇佣律师的操作下，利用政法部门工作人员办案小节上的失误而大肆炒作，为其翻案，不但逃避法律的追究，反而以受害人的身份领取国家赔偿等等。这些事实案例的教训说明，一些群众对有些社会现象是不满意的甚至是怨气，也说明个别时候我们在网络舆情面前是被动的。在网络案件问题查处上，是以事实依据推结果，还是用固定结果索取依据的原则，关系到是依法管理网络还是在网络面前被动顺从的问题。

有些网络提示的问题是虚假的，尽管在舆情压力下得到了解决或落实，但却在网络人肉搜索和对其家人搜索结果的提示下继续被动地查处，使网案事件更进一步升级，这样必然会引起社会上很多人的恐慌。而网络上的推手及其诽谤侮辱他人的肇事者，被依法处理的案例并不多，就是被查处了，正面宣传的力度也不够大。长期下去，网络上的个别非法无序必然会引起现实社会的局部混乱。

从一些群体事件和较大的网络事件中不难看出，一旦问题出现时，一些地方和组织不是反应迟缓，就是为了迎合舆情媒体而自圆其说。由于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查找自身方面的真实原因和对错情况，没有迅速拿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和应对方案，在慌乱中去应对媒体，因此新的应对内容便成了媒体舆情攻击新目标，以至于事态扩大升级。在去年和前年处置的两起涉法涉诉案件中，信访人为了给两个政法部门施加压力，动用了媒体和网络大肆炒作。两个政法部门在认真核实所办案件后，认为办案实体和程序没有任何瑕疵的地方，因此既没有被动应付，也没过多地解释，但事态却很快得到平息。也应了一句古语：身其正，不怕影子歪。关键是首先做到身正。

正确面对舆情，不被舆情所左右，正确应对自身现实问题，冷静、及时地拿出应对方案，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平息事态扩大的根本性工作。

网络有千言，我只重一实。面对网络舆情来临之际，对真正做对的事情，不管网络上如何炒作，没有必要过多地解释，也没有必要过分地被动重视，谣言止于智者。对一些热点、责任问题，有了问题就及时面对，比被动查出来要主动得多，更要及早地承担责任和解决出现的问题，主动、正确引导舆情。反之，现代的信息社会很难做到封堵舆情，只能使问题的事态扩大升级。同时，对一些网络推手和非法网站、黄色网站等实施强力打击，使信息网络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真正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中联谊交流、传播健康文化、发展经济的新平台。

现在一些年轻人都很痴迷“网络官场小说”，对这种现象有支持有反对，但是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官场小说呢？笔者认为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待，正面：得到启发、迅速成长。看官场小说能从中得到一种启发，现在社会竞争激烈，多从中学习一些处事之道，人际交往也不是坏事，其实官场文学也不一定就是揭露腐败、权钱交易这些丑陋的现象，它也有积极向上的一面。对于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和处事不深的青年来说，官场文学更可以说是他们的处事宝典，它展示了社会的一个方面，很适应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

反面：局限现象 不可参照

有些书籍只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对于官场的一些现象都是局限性，甚至夸大了官场中的一些规则，把一些莫须有的东西强加进去，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甚至有的作者根本就是夸大其词，凭空想象，很多官场小说都局限于对官场的想象而已，其实这并不是官场的全部。官场小说的风靡，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部分人仇富仇官的心理，看到书中的官员和他们想象的一样贪污腐败、声色犬马，心中暗想果然不出所料。再看到书中人物下场都很凄凉，就觉得很解气。甚至一些读者以为这些小说就是真实的中国官场写照，能够折射出不少东西，那就错了。

其实不论是以“小市民”的心态看官场笑话，还是以研究的心态反思社会，都无可厚非。但毕竟文学作品仅是艺术。“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揭露性的作品，在阅读时不应该对号入座，更不能当成社会写真。特别是年轻人在接受文学作品时，要有自己的判断力，辨证地看待事物，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王克群:加强网上舆论引导

http://www.xiexiebang.comNIC发布的《第1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02年6月30日，我国上网计算机总数已经达到1613万台，上网用户总数达到4580万人；.CN下域名注册数量达到126146个。十年之后的2012年，CNNIC发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增长速度更加趋于平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从4580万到5.38亿，这巨大的数字变迁对网络舆情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影响。

影响网络舆情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在他的《理解媒介》中曾表示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就是讯息。文字印刷、电视录像是眼睛的延伸，音乐、广播是人的耳朵的延伸，电话是嘴巴和耳朵的延伸。毋庸置疑，网络发言平台的拓宽延伸了网络舆情的发展，这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媒介技术自身产生的社会影响。剖析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间网络舆情的变化，网络媒介技术是舆情变化影响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阶段(2002-2004)，Web1.0时代：网络舆情初具规模，引发政府开始关注

2002年到2004年，这一阶段互联网处于Web1.0阶段。Web1.0基本采用的是技术创新主导模式，同时强调内容为王，其盈利都基于一个共通点——巨大的点击流量。网民上网以单向的浏览新闻页面为主，互联网的世界等同于传统媒体的电子版，互联网上的各种舆论载体主要的运行模式是引用、转载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报道，并对其进行补充式的传播和讨论。虽然Web1.0时期以新闻报道为主，但网民参与发言的论坛(BBS)平台已经建立，并广泛应用，这为网络舆论的发展与形成起到了助推作用，同时留言版、讨论区也开始在网络上兴盛起来。网上发表言论的网民快速增加，网络社区初步形成，网络舆情迅速发展，舆情事件时有发生。

有人把2003年称为网络媒体元年，原因是这一年发生了两起重要的网络舆情事件：一起是广州的孙志刚案，他在收容过程中被打死，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引起了网上、网下的热烈讨论，最终使得延续了几十年的收容遣返制度被废止；另一起是哈尔滨的宝马撞人案，围绕着撞人者的身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网络讨论，最终导致黑龙江官场大规模地震。此后，互联网开始逐渐介入中国社会的热点公共事务。

面对日益升温的网络舆情，一是中国网络主流媒体在国内重大活动报道中担当着引导舆论的主要力量。在当时，以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为首的主流媒体梯队己初具规模，管理和运作也逐步成熟，积极地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另外政府对舆情监测和引导工作开始重视。从2003年开始，舆情监测 19 上升为各级党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2004年，舆情工作首次见诸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工作报告，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一些舆情作为社情民意进入了决策程序，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而这时，政府对互联网舆情的管理还比较粗放，还处于摸索阶段，干预也不是很多。

第二阶段(2005-2009)，Web2.0时代：网络舆情持续发展，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从2005年到2009年，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互联网进入以博客、RSS、P2P、社交网(SNS)、即时通信(IM)等为主导的Web2.0阶段，中国互联网舆论平台已十分发达。据统计当时中国拥有130万个BBS论坛，规模为全球第一。几乎所有门户网站都开设BBS论坛。在百度网站，网民可以就任何关键字设立专门的论坛，任何对此事件或话题感兴趣的网民都可以到论坛发表言论和图片，平均每天发布新帖多达200万个。几乎每条受网民关注的新闻后面都开设了跟帖，网民可以随手在新闻后面发表自己的观点，热门新闻的跟帖达到几十万条。用户成为网络信息的主要提供者，互动、共享的网络传播理念及其相关技术的使用，为网络舆论兴盛准备了技术条件。其二，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网络使用在中国各个领域快速普及，巨大的网络使用群体形成了强大的网络舆论主体。以博客为例，据CNNIC发布的调查，2006年中国网民注册的博客空间3375万个，虽然博客在中国呈现出浓厚的娱乐化倾向，网民建博客的目的(可复选)83.5%为了“记述自己的心情”，但同时也有60.2%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阅读博客已经成为网民上网习惯的组成部分，经常阅读博客的活跃读者有5471万人。其三，中国社会民主化建设的加强。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随着政府致力推行信息公开与社会民主，特别重视网络言论，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得以充分展现。

网络舆情的激增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一阶段网络事件接连不断，不仅出现了大量舆情热点，而且出现了舆论的“意见领袖”。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重要舆论渠道。2005年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曝光，在网上引发了一波舆论大潮，直接推动了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改革，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而北京某大学生硫酸“泼熊”事件、教授“论文造假”事件等，则引发了人们对社会道德的深层反思„„网络舆情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200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网络留言板成为党政机关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新形式。自2005年后，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率先“回答”网民提出的问题。2007年“两会”，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开场白中说:“‘两会’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单是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和央视国际网不完全统计，给政府提出的意见和针对总理本人提出的问题就多达几十万条。我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到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期待和鞭策，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从政府方面看，官员触网日益频繁，当年的官员开博一度成为热点，引起各方讨论。官员博客作为一种更个性化的互动方式出现在网络上。

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舆情监测和引导系统。从中央部委到县级政府均建有专门网站，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监测和引导网上舆情的队伍初步形成。中央宣传部成立舆情信息局，全国各省宣传部成立舆情信息处，往下延伸，形成一套完整的网络监控系统。影响最大的是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截至2009年11月上旬，接收网友留言40多万条，37位书记或省长、95位地市主要领导作出公开回应。据不完全统计，约6000项网友提出的问题得到落实和解决。“地方领导留言板”也因此获得了2009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总之，从这一时期起，互联网舆情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20 部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高度重视、积极回应，因此互联网也成为政府治国理政、了解社情民意的新平台。总体上，中国的网络言论得到开放，管理水平正在提升，政府对网络舆情的认识也变得更加客观、科学。

第三阶段(2010-至今)，微博时代：网络舆论持续繁荣，舆情管理日益复杂

2010年至今是微博时代，互联网上微博大行其道。微博，即微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2009年8月份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2011年的微博延续强劲增长的势头，用户数量从2010年底的6311万剧增至2011年6月底的1.95亿(现已突破两亿)，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6.2%，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美、英、日、韩等国(均超过70%)相比并不算十分突出。2011年网络舆论力度骤然增强，上网“发声”的阶层更为广泛，网民自觉、持续、高度警觉地关注着中国现实社会的各种热点事件。特别是“7 ? 23”动车追尾事故和“郭美美事件”，这两大网络热点，引发网上网下人声鼎沸。微博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舆情事件呈现上升趋势，舆情的疏导与管理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化。

第一，网络舆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发展。

当互联网与手机结合时，微博影响力就以爆发式的方式增长，网络舆论较以前出现更加空前的繁荣。因为目前中国手机网民规模为3.18亿人，在网民中的比例高达65.5%，这些网民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发布和浏览信息、发表和分享意见。手机无线上网也便于人民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参与舆情讨论。随着移动互联时代到来，公民可以随时随地报道正在发生的现实场景，尤其是突发的公共事务。在新闻发生的现场，任何一个在场的人都可能上网发送文字、图片、视频，给政府的事件处置及舆情应对带来挑战。以2011年“7 ? 23”动车事故为例，7月23日20时34分发生追尾，21时01分D3115次动车乘客“Sam是我”发出第一条微博：“童鞋们快救救偶吧！！偶所乘坐的D3115次动车出轨叻！！偶被困在近温州南的半路上叻！”直到23点22分，该网友微博报平安：“我已安全撤离事故区到达安全地，谢谢大家的关心„„希望在事故现场还未生还的旅客多保重！！伤者要坚持住！！”这个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现场感是其他媒体平台所望尘莫及的，移动媒体携手微博的力量正在改变的社会舆情生成机制与管理机制。

第二，微博中的意见领袖作用在舆情生发机制中越来越凸显。

微博内容传播基于“关注”和“被关注”的方式进行。用户可以一键转发别人的微博，分享给自己的粉丝，实现裂变式传播。这种裂变传播效果是：假如某一意见领袖的微博有一万个粉丝，而这一万个粉丝每人又有100名粉丝，那么，他们转发一次稿件，将至少有100万人被覆盖。这还不算二次转发、三次转发„„那种受关注度高的、粉丝多的微博者，很容易成为舆情事件中的意见领袖。其中一类是草根意见领袖，在微博阵地中普遍拥有一万以上甚至上百万的粉丝。他们或者是在某一领域拥有独到的见解，或者言辞犀利，在普通网民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另一类是社会精英组成的意见领袖，如社会名人、演艺名人、媒体人、企业高管等。随着微博等自媒体影响力的强化，网络意见领袖抒发自己情感、表达自己的意见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具影响力。尤其当微博平台为意见领袖身份进行加“V”认证后，这种类似亮明身份、实名的状态，使这些意见领袖发布内容的影响力更加凸显。

第三，网络舆论成为事件发展的最重要推手。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1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显示：在网络媒体越来越发达的“大众麦克风”时代，公众的话语权实现了空前的普及，社会各阶层都已经习惯于在网络上“喊话”、表达个人观点。一些社会事件一旦上网曝光，网络舆论就成为事件发展的最重要推手。首先，现阶段行政监督机制低效，法律作为利益调节的底线保障也时有失灵，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弱化，新闻的“异地监督”受到遏制，互联网也就成了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几乎唯一顺畅通道。一人爆料维权，众人“围观”，互联网成为弱势群体展示伤痕和互相取暖的地方，也经常变成倾泻“仇官”、“仇富”等负面情绪的“垃圾箱”。其次，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借助互联网频繁发言，关注时事政治，热衷于“观念启蒙”，延展其影响力。动车追尾事故成为一个契机，推动中等收入阶层集体登上网络舆论平台。再次，高收入阶层，如一些房地产商人、投资家等也在网上十分活跃，其微博粉丝都在百万以上。他们虽不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具有完整的政治诉求，却是很多公共议题的热心参与者，以成功人士的身份诠释和强化现代价值观、情感，对年轻一代网民有很强的人格感染力。最后，2011年连一些官方背景人士和机构也找到互联网“发声”，试图推动解决体制内难以处理的问题。总之，社会各阶层开始上网“喊话”，这使得网络舆情的发展日益复杂，网络舆论往往成为事件发展的最重要推手。

第四，面对繁荣的网络舆情，对其管理也日益复杂。

首先，政府机关纷纷开设官方微博，加强微博上官民互动。2011年，政务微博的发展“提速”，不仅数量大幅增长，而且在微博使用能力和技巧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本来微博属于网友个人发布信息和意见的“自媒体”，政府和领导干部把它变成了“网上机关报”——一种与民众互动的“公媒体”，把党的“群众路线”延伸到互联网。新浪微博副总经理曹增辉在一次演讲中统计过：2011年新浪微博中共有政府、官员类微博近7000个，其中官员微博1500个。公共服务性部门充分利用微博平台打造服务口碑，提供大量便民信息，得到网友广

泛好评。其中，有2500个公安微博涉及大陆地区30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以及11个省厅级公安微博。不少地区派出所及社区民警也开始通过微博与当地群众网上互动，真正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警民沟通的互动平台。超过200家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宣传部门

微博通过新浪认证。微博成为各地政府宣传城市品牌形象、引导舆论以及了解舆情的新平台。有120多个交通机构微博通过认证，主要集中在民航、铁路、交管、地铁、公交及高速公路等，微博成为各交通部门传播信息、与群众沟通的新平台。

其次，微博管理实现实名认证制。根据《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在2012年3月16日前各微博网站要完成规范用户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工作。未通过真实身份信息比对的微博用户将不能在微博上发言、转帖，只能浏览相关内容。实名认证制的本质是“后台实名、前台自愿”。一方面，网民发微博时必须顾及自己的社会身份，从而变得理性；另一方面，前台仍然没有限制，人们可以用真名，也可以使用网名和昵称进行网络活动，个人隐私得到保护。如果不是出现违法事件，网络服务商不能泄露博主的任何资料，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样的制度设计，既保护个人信息，又能净化网络环境，同时也是微博应用和良性发展的基础所在。

再次，政府与网络媒体管理者担当起舆情管理的社会责任。目前各级政府已经十分重视网络舆情，认真回应并解决网络舆情反映的相关问题。由于网络舆情的产生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伴随着突发事件在网络上事态的扩大而产生汹涌的网络舆情。由此，需要重视舆情监测工作，关注各个网站的时事热点和网络舆情，及时发现潜在的危机征兆。从网民的评论中了解网民的真实看法，把握舆情的发展动向，提升政府官员的回应能力。面对网络良莠不齐，谣言与真理并行的民意表达，网络媒体也承担了舆情监管的社会责任。新浪就根据微博信息传播快，用户数量多，信息内容不断多样化，社会影响广泛的情况，在2010年下半年开始启动了微博辟谣工作，针对微博中恶意、有害的不实信息及时进行查证和辟谣。其工作机制采用7×24小时不间断监控，由总编辑亲自把关，通过源头查找、媒体佐证、电话连线、网络搜索、实地探访等，用百分之百的证据辟谣。这维护和保证了微博平台中信息的健康有序发展，避免不实信息的误导，对舆情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矛盾，容易使一些人不能明辨是非。另外，少数社会管理者对于舆论习惯迂回或者堵塞，而互联网又是民意表达最主要、最便捷的平台，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网络舆情还会持续空前的繁荣，舆情管理任务也是相当艰巨，任重道远。（来源：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网 文/刑立双 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天来了很多纪检系统的领导和专家，我们只是作为第三方做舆情监测，接着会有很多纪检工作的专业探讨，在这里我主要从网络舆论发展的一些最新态势，各级党政机关应对网络舆论的新理念、新技巧，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近年来，网络舆论的发展势头凶猛，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秩序和舆论格局。我们来看三个数据的对比，人民日报作为中国第一大报，发行量280万份；而“微博女王”、电影演员《潜伏》的女主角姚晨的粉丝数有1693万，这就意味着姚晨的粉丝，哪怕只有1/6的人在线，姚晨在网上说一句话，她的影响力就超过了中央机关报。而80后作家、赛车手韩寒，今年30岁，春节前后曾和方舟子发生激烈争论，韩寒的博客累计访问量5.4亿。而我们人民日报创刊1948年创刊，创刊64年来，累计的订户只有韩寒访问量的一半。这就意味着互联网给我们党治国理政带来全新的一个信息环境、舆论环境，我们党要习惯在互联网的众声喧哗中进行公共治理，回应民众的关切。

还有一个新的情况，我们过去比较习惯于传统媒体。改革开放前，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更多的是通过“两报一刊”，包括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红旗杂志；90年代有了都市报。在今天，传统媒体特别是体制内媒体，仍然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通道。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兴盛，特别是所谓网络“自媒体”的崛起，改变了社会的信息源和发声通道。传统媒体是由编辑部来决定内容的发布和意见的发表，而编辑部一般后面站着党委宣传部。我们党管宣传，第一是管干部，新闻界的干部由宣传部任命；第二是管宣传口径，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对一些事情如何引导舆论，更多是党委宣传部来决定。但是，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由党委宣传部-编辑部决定内容发布的新闻宣传格局。

在互联网的自媒体上，网民对很多公共事务有很多自己的看法，有些看法还非常的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出现了政府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的隔阂和反差。有时官方宣传的是一种说法，而在民间、在BBS、在微博客上，有可能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甚至带有颠覆性的看法。

网友议论是今天电脑和电视的区别，一开电脑是网络“自媒体”，是新浪微博、是天涯BBS，就觉得社会黑暗、官员腐败、恶势力横行，民不聊生；一开电视，就是我们的官方媒体，是党报，是中央电视台，就觉得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载歌载舞、天下太平，一百年都不会出事。所以我在中 23 青报写过一篇文章，在今天要把电视和电脑合起来，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党和政府的工作，我们反腐倡廉，不光是要在官方媒体上有力地宣传政府的决策、党的意志，同时要回应在BBS、微博客上网民的关切，要把党和政府坚决打击腐败现象的决心、意志及时传送到新浪微博、天涯BBS。

今天互联网对社会舆论、对党政机关的公信力，乃至于对NGO、企业的冲击都是空前的。去年在新浪微博炫富的女孩郭美美，自称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炫耀她的豪车、LV包，结果掀起了一场官办NGO全面的信任危机，危及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以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所以新任红十字会常任副会长赵白鸽女士表示：“郭美美三天毁掉红十字会百年清誉！”

北京警方调查证明郭美美和红十字总会没有任何瓜葛，但是网民还是不相信。就在红十字会总会官方微博公布北京警方调查结果的博文后面，网民跟帖一边倒就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呸”，第二句话是“还钱”。

面对互联网，我们的政府机关恐怕也是“弱势群体”。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非常小心，对政府、对领导干部任何负面的议论，完全有可能来自于你压根儿都想不到的角落。

在今天，中国的互联网是这样的规模和体量，大家记几个大数，不用记得那样准确。网民5亿，手机用户10亿，微博用户2.5亿，特别是微博，我们过去说领导干部不上网会出现一个“信息鸿沟”，不上网的领导干部会被时代抛弃。现在领导干部都会上网了，但是可能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还不会使用微博，尽管我们干部的手机配置并不低。所以，我们建议一定要使用微博。如果你不会使用微博，你的信息至少比别人要落后半天，你对网上的各种敏感的社情民意可能会显得比较隔膜，你会被一条新的信息鸿沟所抛弃。

今天很多负面新闻，特别是针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负面新闻，1/3来自于传统媒体，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报道，2/3自于互联网的爆料.互联网已经成为突发事件、流行话题乃至负面新闻的第一信息源，远远超过传统媒体。

今天，互联网，特别是微博的兴盛，为保障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平台。微博网民这样描述和调侃自己的心境：“早晨起来看微博，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皇帝批阅奏章君临天下的幻觉，国家大事如潮水般涌来，需要迅速做出各种判断，提出各种建议、各种转发、各种忧国忧民，万物皆备于我。”

今天网络舆论强度空前的增强，对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仅仅在2010年9月份，江西宜黄拆迁自焚案后发生的南昌机场“女厕攻防战”，记者邓飞远程微博直播，一条博文转发了8000次，就成为当天全国舆论热点。

再看去年4月份，西安药家鑫杀人案一审宣判，上海一位学者激情发贴说：“从现在起，凡转一次我的微博，我将为药家鑫肇事的女人的亲属捐款1元人民币，限时7天。”结果7天后，这条微博转发了37万次。

再看去年“7.23”温州动车事故后，最后一位小女孩小伊伊获救，全国人民百感交集，珠海市政协委员、网友陈利浩发贴：“从现在起，凡转发一次我的微博，我将为小伊伊捐款一元人民币，限 24 时一天。”结果24小时后，他这条微博转发数突破了90万人次。陈利浩是一位老板，用自己的钱给小伊伊兑现捐款90万人民币。

从以上3个转发数据可以看出，舆论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的政府公共治理完全要在互联网的众声喧哗、群情激昂中，治国理政。如果涉及政府工作的瑕疵和领导干部的不当作为，我们的纪检工作要及时地回应、敏锐地关切，要有力地维护和提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中央非常关注反腐倡廉舆情工作，特别是贺国强书记在前不久中纪委的会议上再次提出重视网络舆论。互联网快速发展，拓宽了社会参与反腐倡廉的渠道，但是如何回应和妥善处置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比如说网上的一些维权网站，有一些确实是网民很无助的情况下借助互联网维权；但有很多是一些商业性的公司打着维权的旗号，诽谤他人或者敲诈，想获取商业利益，这都值得我们警惕。

今天网络舆论的焦点，第一是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问题。比如说三年前，2009年，在湖北宜城市选举产生了最年轻的市长周森锋，29岁，清华大学高材生。但是在今天政府部门公信力不高，特别是用人制度不够透明，经常存在不规范的情况下，互联网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质疑。首先怀疑他的父母或者岳父母是高官子弟，后来证明他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岳父母也是普通人家。接着网友又开始搜寻他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认为他的论文涉嫌抄袭，后来还是清华出面为他解了围。但是网民就是看着29岁的正处级干部不顺眼，又在网上找到他下乡视察工作的照片，一个艳阳天，一个部下替他打伞。网友就对比贴出，我们敬爱的温总理下乡从来都是自己打伞，而西方政治家不仅自己打伞，还要替女性打伞，为什么我们29岁的共产党干部却是高高在上？这些可能是脱离国情的吹毛求疵，组织上经过调查，认为他是一个好干部。去年在网上公示，他已经被提拔为副厅级领导干部。但是公示一出，又出现一轮新的质疑。对于我们的领导干部，对于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网民的不信任情绪值得我们深思。

我一直在推荐一位天涯的客座版主，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叫“素衣白马客京华”。他这样描述上网发贴的心境，他对这个社会的期待：我的身体里有三个男孩，一个温暖且善良，一个尖锐又刻薄，还有一个愤怒而悲伤。我觉得我们党和政府需要认真倾听、解读这样“三个男孩”的心声，这就是温暖和善良、尖锐和刻薄、愤怒和悲伤。

网民最大的不满意，就是今天的社会不公正在代代相传，出现了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所以，去年李双江的儿子开车肇事后，网上迅速出现了“国产四大名爹”的说法。连人民日报都认真地探讨“拼爹”现象。

今天的大学生中，农村子弟越来越少。温总理曾经难过地说，我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但是现在很少了。现在北京大学，甚至中国农大，农门出身的大学生已经降到三成以下，这提示着社会流动停滞、社会土壤趋于板结。这是对社会稳定、社会和谐极为不利的。如果不能给弱势群体上升的空间，他们是否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现在的社会秩序，会不会产生颠倒重来的想法？

在今天为什么网上有一些领导干部的负面新闻，比如涉及贪腐的传闻，甚至有一些是捕风捉影的猜测，能迅速引起轩然大波？我觉得这和今天民众对社会不公的愤懑和无力回天的心理关联。

我一直在举一个例子，就是哈尔滨林松岭案，大学毕业生林松岭在歌厅唱歌和警察发生冲突，25 被警察打死。一开始大家想象，肯定是警察更为蛮横，大学生是弱势群体，所以网络舆论一边倒，要求严惩行凶的警察。但是后来警方公布了歌厅的现场录像，发现这完全是一场群架，林松岭打人也很积极，更要命的是有人在BBS上爆料，说林松岭在打架现场质问警察：“知道我的舅舅是谁吗？”就这一句话，把网络舆论逆转，大家想知道舅舅是谁，舅舅一定是一位高官，和高官相比，我们的警察，特别是铁路警察，是一种很边缘的警种，太微不足道了，所以网络舆论从要求严惩凶手，转为欢呼人民警察为人民除了一个祸害，是“六提辖拳打林衙内”。最后还是哈尔滨法院警方秉公执法，查出林松岭家没有特殊的高官背景，是普通人家，公正处置了此案，打人的警察和参与打群架的大学生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今天如果强调舆论回应，我认为有这么几条推荐大家参考：

第一，防止舆论的“次生灾害”。今天我们有如此庞大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府各部门出现各种各样的工作瑕疵，乃至于出现一些领导干部、公职人员不当作为，这是在所难免，防不胜防。我们发现，很多负面新闻，其实它的原发的事件危害性极其有限，这个事态恶化，引起全国舆论沸腾，往往和政府应对迟缓、应当不当有关，是舆论的一种“次生灾害”。所以我们特别提出，舆论应对核心是防止舆论的次生灾害。

比如今年大年初六的三亚“宰客门”，就是一位新浪微博的博主爆料，他的朋友高先生去三亚吃饭，三个菜吃了四千块钱。三亚市委宣传部非常重视这件事，第二天，初七上班就召开多部门联席会议，根据微博提供的线索查处了这家海鲜排挡。但是事后就是政府有关部门，而且还不是宣传部门，是其他一些部门，如工商部门，多次的失言、失态，导致了舆论**的扩大。包括高调宣布我们三亚是一个旅游城市，春节期间零投诉；扬言对于恶意攻击三亚的人追究法律责任；账单只要消费者签了字，就不能算是“宰客”，也无法惩处。幸亏后来发生了“王立军闯入成都领事馆事件”拯救了三亚，不然三亚今天可能还在舆论的苦海中难以自拔。

所以，我觉得需要特别强调一个观念，重视舆论的次生灾害，光光只是决策层重视还不够，只是宣传部门重视还不够，所有工作人员和公职人员都会在不经意间成为政府代言人，受到网民的挑剔，任何出言不慎，都会让政府整体陷入危机，为你埋单。所以，建议今天的舆论素养培训不光是宣传系统要搞，政府各职能部门，乃至所有公职人员都需要进行媒介素养、舆论应对的培训。

其他我就不展开了，包括强调舆情应对的速度与透明。还有一点很重要：出了事，就事论事，赶紧了断，快刀斩乱麻，避免网民给一些事件贴上标签，不少网民有仇官、仇富这样一些心理阴影，避免网民把某个案放大为整个官场的官官相护、“特殊利益集团”，上纲上线。需要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个事是某一个具体部门、某一个领导干部、某一个公职人员的不当作为，政府及时地和他们进行“切割”。关键是修复政府的公信力。

最后，我简单介绍下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这是国内成立最早的舆情监测第三方机构。我们在舆情方面提出了若干新的理念，包括提出打通体制内和体制外特别是互联网的“两个舆论场”，提出网民是一种“新意见阶层”，要把统一战线建到互联网上；还提出突发事件应对“黄金4小时”法则，提出政府要包容本地BBS，本地BBS是听取社情民意的最短途径；提出意见领袖要用好“拇指话语权”，谨言慎行。我们制作了地方政府舆情应对能力推荐榜，我们即将在人民网发布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微博推荐榜。

另外，建议大家多关注我们的《网络舆情》杂志，这是国内第一本有正式刊号的杂志。就政务 26 版而言，我们一个星期两本，一周舆情尽收眼底，还认真梳理了党和政府包括纪检系统应对网络舆论的经验和教训。

如果大家感觉纪检工作舆情压力非常大，除了纪检系统自身增强新闻宣传和舆情监测的团队和力量之外，不妨和第三方舆情机构，比如说我们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进行合作。我们愿意为全国纪检系统反腐倡廉、提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及时回应民众的诉求，促进官民之间的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

网络舆情形成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

[大] [中] [小] 发布人：圣才学习网

发布日期：2012-12-03 14:10 共247人浏览

作者：刑立双

来源：网络传播

舆情古已有之，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公众对自己所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随着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当网络传播成为社会信息的重要传播方式时，一旦社会出现突发敏感事件，公众舆论会迅速集聚在网上，网络舆情事件也就随之形成。

网络舆情形成与发展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网络舆情的主体，即借助网络各种平台对社会各种事物发表意见和看法的人，也就是参与形成网络舆论的网民；二是网络技术发展为网民提供的交流平台。

纵观十年网民的规模变化，我国网民数量呈现快速递增趋势。2002 年CNNIC 发布的《第1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02 年6 月30 日，我国上网计算机总数已经达到1613 万台，上网用户总数达到4580 万人；．CN下域名注册数量达到126146 个。十年之后的2012年，CNNIC 发布《第3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 年6 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 亿，增长速度更加趋于平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 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从4580 万到5．38 亿，这巨大的数字变迁对网络舆情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影响。

影响网络舆情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网络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在他的《理解媒介》中曾表示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就是讯息。文字印刷、电视录像是眼睛的延伸，音乐、广播是人的耳朵的延伸，电话是嘴巴和耳朵的延伸。毋庸置疑，网络发言平台的拓宽延伸了网络舆情的发展，这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媒介技术自身产生的社会影响。剖析2002 年到2012 年这十年间网络舆情的变化，网络媒介技术是舆情变化影响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阶段（2002－2004），Web1．0 时代：网络舆情初具规模，引发政府开始关注

2002 年到2004 年，这一阶段互联网处于Web1．0 阶段。Web1．0 基本采用的是技术创新主导模式，同时强调内容为王，其盈利都基于一个共通点——巨大的点击流量。网民上网以单向的浏览新闻页面为主，互联网的世界等同于传统媒体的电子版，互联网上的各种舆论载体主要的运行模式是引用、转载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报道，并对其进行补充式的传播和讨论。虽然Web1．0 时

期以新闻报道为主，但网民参与发言的论坛（BBS）平台已经建立，并广泛应用，这为网络舆 27 论的发展与形成起到了助推作用，同时留言版、讨论区也开始在网络上兴盛起来。网上发表言论的网民快速增加，网络社区初步形成，网络舆情迅速发展，舆情事件时有发生。

有人把 2003 年称为网络媒体元年，原因是这一年发生了两起重要的网络舆情事件：一起是广州的孙志刚案，他在收容过程中被打死，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引起了网上、网下的热烈讨论，最终使得延续了几十年的收容遣返制度被废止；另一起是哈尔滨的宝马撞人案，围绕着撞人者的身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网络讨论，最终导致黑龙江官场大规模地震。此后，互联网开始逐渐介入中国社会的热点公共事务。

面对日益升温的网络舆情，一是中国网络主流媒体在国内重大活动报道中担当着引导舆论的主要力量。在当时，以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为首的主流媒体梯队己初具规模，管理和运作也逐步成熟，积极地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另外政府对舆情监测和引导工作开始重视。从2003 年开始，舆情监测上升为各级党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2004 年，舆情工作首次见诸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工作报告，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一些舆情作为社情民意进入了决策程序，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而这时，政府对互联网舆情的管理还比较粗放，还处于摸索阶段，干预也不是很多。

第二阶段（2005－2009），Web2．0 时代：网络舆情持续发展，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从2005 年到2009 年，随着Web2．0 时代的到来，互联网进入以博客、RSS、P2P、社交网（SNS）、即时通信（IM）等为主导的Web2．0 阶段，中国互联网舆论平台已十分发达。据统计当时中国拥有130 万个BBS 论坛，规模为全球第一。几乎所有门户网站都开设BBS 论坛。在百度网站，网民可以就任何关键字设立专门的论坛，任何对此事件或话题感兴趣的网民都可以到论坛发表言论和图片，平均每天发布新帖多达200 万个。几乎每条受网民关注的新闻后面都开设了跟帖，网民可以随手在新闻后面发表自己的观点，热门新闻的跟帖达到几十万条。用户成为网络信息的主要提供者，互动、共享的网络传播理念及其相关技术的使用，为网络舆论兴盛准备了技术条件。其二，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网络使用在中国各个领域快速普及，巨大的网络使用群体形成了强大的网络舆论主体。以博客为例，据CNNIC 发布的调查，2006 年中国网民注册的博客空间3375 万个，虽然博客在中国呈现出浓厚的娱乐化倾向，网民建博客的目的（可复选）83．5% 为了“记述自己的心情”，但同时也有60．2% 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阅读博客已经成为网民上网习惯的组成部分，经常阅读博客的活跃读者有5471 万人。其三，中国社会民主化建设的加强。在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随着政府致力推行信息公开与社会民主，特别重视网络言论，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得以充分展现。

网络舆情的激增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一阶段网络事件接连不断，不仅出现了大量舆情热点，而且出现了舆论的“意见领袖”。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重要舆论渠道。2005 年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曝光，在网上引发了一波舆论大潮，直接推动了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改革，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而北京某大学生硫酸“泼熊”事件、教授“论文造假”事件等，则引发了人们对社会道德的深层反思„„网络舆情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2006 年11 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网络留言板成为党政机关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新形式。自2005 年后，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率 28 先“回答”网民提出的问题。2007 年“两会”，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开场白中说：“‘两会’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单是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和央视国际网不完全统计，给政府提出的意见和针对总理本人提出的问题就多达几十万条。我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到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期待和鞭策，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从政府方面看，官员触网日益频繁，当年的官员开博一度成为热点，引起各方讨论。官员博客作为一种更个性化的互动方式出现在网络上。

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舆情监测和引导系统。从中央部委到县级政府均建有专门网站，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监测和引导网上舆情的队伍初步形成。中央宣传部成立舆情信息局，全国各省宣传部成立舆情信息处，往下延伸，形成一套完整的网络监控系统。影响最大的是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截至2009 年11月上旬，接收网友留言40多万条，37位书记或省长、95 位地市主要领导作出公开回应。据不完全统计，约6000 项网友提出的问题得到落实和解决。“地方领导留言板”也因此获得了2009 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总之，从这一时期起，互联网舆情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高度重视、积极回应，因此互联网也成为政府治国理政、了解社情民意的新平台。总体上，中国的网络言论得到开放，管理水平正在提升，政府对网络舆情的认识也变得更加客观、科学。

第三阶段（2010－至今），微博时代：网络舆论持续繁荣，舆情管理日益复杂

2010 年至今是微博时代，互联网上微博大行其道。微博，即微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 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 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2009 年8 月份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2011 年的微博延续强劲增长的势头，用户数量从2010 年底的6311 万剧增至2011 年6月底的1．95 亿（现已突破两亿），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6．2%，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美、英、日、韩等国（均超过70%）相比并不算十分突出。2011年网络舆论力度骤然增强，上网“发声”的阶层更为广泛，网民自觉、持续、高度警觉地关注着中国现实社会的各种热点事件。特别是“7 ? 23”动车追尾事故和“郭美美事件”，这两大网络热点，引发网上网下人声鼎沸。微博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舆情事件呈现上升趋势，舆情的疏导与管理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化。

第一，网络舆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发展。

当互联网与手机结合时，微博影响力就以爆发式的方式增长，网络舆论较以前出现更加空前的繁荣。因为目前中国手机网民规模为3．18 亿人，在网民中的比例高达65．5%，这些网民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发布和浏览信息、发表和分享意见。手机无线上网也便于人民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参与舆情讨论。随着移动互联时代到来，公民可以随时随地报道正在发生的现实场景，尤其是突发的公共事务。在新闻发生的现场，任何一个在场的人都可能上网发送文字、图片、视频，给政府的事件处置及舆情应对带来挑战。以2011 年“7 ? 23”动车事故为例，7 月23 日20 时34 分发生追尾，21时01 分D3115 次动车乘客“Sam 是我”发出第一条微博：“童鞋们快救救偶吧！！偶所乘坐的D3115 次动车出轨叻！！偶被困在近温州南的半路上叻！”直到23 点22 分，该网友微博报平安：“我已安全撤离事故区到达安全地，谢谢大家的关心„„希望在事故现场还未生还的旅客多保重！！伤者要坚持住！！”这个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现场感是其他媒体平台所望尘莫及的，移动媒体携手微博的 29 力量正在改变的社会舆情生成机制与管理机制。

第二，微博中的意见领袖作用在舆情生发机制中越来越凸显。

微博内容传播基于“关注”和“被关注”的方式进行。用户可以一键转发别人的微博，分享给自己的粉丝，实现裂变式传播。这种裂变传播效果是：假如某一意见领袖的微博有一万个粉丝，而这一万个粉丝每人又有100 名粉丝，那么，他们转发一次稿件，将至少有100 万人被覆盖。这还不算二次转发、三次转发„„那种受关注度高的、粉丝多的微博者，很容易成为舆情事件中的意见领袖。其中一类是草根意见领袖，在微博阵地中普遍拥有一万以上甚至上百万的粉丝。他们或者是在某一领域拥有独到的见解，或者言辞犀利，在普通网民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另一类是社会精英组成的意见领袖，如社会名人、演艺名人、媒体人、企业高管等。随着微博等自媒体影响力的强化，网络意见领袖抒发自己情感、表达自己的意见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具影响力。尤其当微博平台为意见领袖身份进行加“V”认证后，这种类似亮明身份、实名的状态，使这些意见领袖发布内容的影响力更加凸显。

第三，网络舆论成为事件发展的最重要推手。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1 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显示：在网络媒体越来越发达的“大众麦克风”时代，公众的话语权实现了空前的普及，社会各阶层都已经习惯于在网络上“喊话”、表达个人观点。一些社会事件一旦上网曝光，网络舆论就成为事件发展的最重要推手。首先，现阶段行政监督机制低效，法律作为利益调节的底线保障也时有失灵，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弱化，新闻的“异地监督”受到遏制，互联网也就成了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几乎唯一顺畅通道。一人爆料维权，众人“围观”，互联网成为弱势群体展示伤痕和互相取暖的地方，也经常变成倾泻“仇官”、“仇富”等负面情绪的“垃圾箱”。其次，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借助互联网频繁发言，关注时事政治，热衷于“观念启蒙”，延展其影响力。动车追尾事故成为一个契机，推动中等收入阶层集体登上网络舆论平台。再次，高收入阶层，如一些房地产商人、投资家等也在网上十分活跃，其微博粉丝都在百万以上。他们虽不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具有完整的政治诉求，却是很多公共议题的热心参与者，以成功人士的身份诠释和强化现代价值观、情感，对年轻一代网民有很强的人格感染力。最后，2011年连一些官方背景人士和机构也找到互联网“发声”，试图推动解决体制内难以处理的问题。总之，社会各阶层开始上网“喊话”，这使得网络舆情的发展日益复杂，网络舆论往往成为事件发展的最重要推手。

第四，面对繁荣的网络舆情，对其管理也日益复杂。

首先，政府机关纷纷开设官方微博，加强微博上官民互动。2011年，政务微博的发展“提速”，不仅数量大幅增长，而且在微博使用能力和技巧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本来微博属于网友个人发布信息和意见的“自媒体”，政府和领导干部把它变成了“网上机关报”——一种与民众互动的“公媒体”，把党的“群众路线”延伸到互联网。新浪微博副总经理曹增辉在一次演讲中统计过：2011 年新浪微博中共有政府、官员类微博近7000 个，其中官员微博1500 个。公共服务性部门充分利用微博平台打造服务口碑，提供大量便民信息，得到网友广

泛好评。其中，有2500 个公安微博涉及大陆地区30 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以及11 个省厅级公安微博。不少地区派出所及社区民警也开始通过微博与当地群众网上互动，真正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警民沟通的互动平台。超过200 家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 30 宣传部门

微博通过新浪认证。微博成为各地政府宣传城市品牌形象、引导舆论以及了解舆情的新平台。有120 多个交通机构微博通过认证，主要集中在民航、铁路、交管、地铁、公交及高速公路等，微博成为各交通部门传播信息、与群众沟通的新平台。

其次，微博管理实现实名认证制。根据《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在2012 年3 月16 日前各微博网站要完成规范用户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工作。未通过真实身份信息比对的微博用户将不能在微博上发言、转帖，只能浏览相关内容。实名认证制的本质是“后台实名、前台自愿”。一方面，网民发微博时必须顾及自己的社会身份，从而变得理性；另一方面，前台仍然没有限制，人们可以用真名，也可以使用网名和昵称进行网络活动，个人隐私得到保护。如果不是出现违法事件，网络服务商不能泄露博主的任何资料，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样的制度设计，既保护个人信息，又能净化网络环境，同时也是微博应用和良性发展的基础所在。

再次，政府与网络媒体管理者担当起舆情管理的社会责任。目前各级政府已经十分重视网络舆情，认真回应并解决网络舆情反映的相关问题。由于网络舆情的产生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伴随着突发事件在网络上事态的扩大而产生汹涌的网络舆情。由此，需要重视舆情监测工作，关注各个网站的时事热点和网络舆情，及时发现潜在的危机征兆。从网民的评论中了解网民的真实看法，把握舆情的发展动向，提升政府官员的回应能力。面对网络良莠不齐，谣言与真理并行的民意表达，网络媒体也承担了舆情监管的社会责任。新浪就根据微博信息传播快，用户数量多，信息内容不断多样化，社会影响广泛的情况，在2010 年下半年开始启动了微博辟谣工作，针对微博中恶意、有害的不实信息及时进行查证和辟谣。其工作机制采用7×24 小时不间断监控，由总编辑亲自把关，通过源头查找、媒体佐证、电话连线、网络搜索、实地探访等，用百分之百的证据辟谣。这维护和保证了微博平台中信息的健康有序发展，避免不实信息的误导，对舆情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矛盾，容易使一些人不能明辨是非。另外，少数社会管理者对于舆论习惯迂回或者堵塞，而互联网又是民意表达最主要、最便捷的平台，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网络舆情还会持续空前的繁荣，舆情管理任务也是相当艰巨，任重道远。

网络群体传播的舆论引导措施 2012年02月20日 14:22:28

来源： 《新闻爱好者》杂志

新华微博

【字号：大 中 小】【打印】【纠错】 □鲁晓霞

【摘要】近年来，网上常常出现复杂的舆情，有时瞬间就能形成舆论**。这种由网络舆论引发的危机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公共安全危机。鉴于此，应全面、及时地公开信息；充分发挥议程设置功能；正视并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建立并完善对话机制；建立法律与道德体系，积极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

【关键词】网络群体传播；公开信息；议程设置；舆论领袖；对话机制；法律与道德体系

近年来，网上常常出现复杂的舆情，有时甚至瞬间就能形成舆论**。这种由网络舆论引发的危机已经成为一种新型公共安全危机。由此看来，网络技术和传播环境的快速发展，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认真研究和把握网络舆情、舆论传播规律和网民心理，加大网络舆情监测和监控力度，在各类网络平台上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辐射力，积极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31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全面、及时地公开信息

最近发生的一些影响深远的网络舆论事件，都存在共同的特征，即寻求真相、追求公平公正、呼唤公权透明等等。如“故宫门”、“郭美美炫富”、“动车追尾”等各类舆论事件，本质上都表现出民众日益增长的对真相的需求与官方信息公开滞后的矛盾。在诸如此类事件中，求真相与捂盖子、“谣言”与“辟谣”、真相与谎言激烈地进行着博弈。在这种局面下，较多的地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采用的仍然是惯常的信息控制方法：隐瞒、拖延、封网、以诽谤罪抓人等等。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2月要求“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确实是当务之急。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于网络群体来说，公开充分的、真实的信息将有利于舆论引导。相反，如果信息不透明，就会使传闻与谣言有了生存的空间。网络群体事件常常会伴随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政府如不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事实真相，谣言就会飞速传播。在互联网时代，谣言不再仅仅是口口相传，而是通过网络和手机等先进工具传播，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等特点。

因此，面对网络群体，传播要全面、及时地公开事实的真相。信息发布要讲究方式方法，注重信息的真实完整。各级政府需要改变以往调控网络舆论的方式和思维错误，从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封锁信息，改变为强调官民沟通互动、及时公布真实信息的意识形态思维，不失语、不妄语，强调公开信息的细节，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发挥信息优势，有节奏地抛出系统化的专业信息，充分利用政府与民间的信息不对称来引导舆论。同时，各级政府部门要正视严峻的现实，对于公信力严重丧失的地区，政府应该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与各类媒体配合，采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用自己的诚意挽回民众的信任。

充分发挥议程设置功能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在通常情况下，虽然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利用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影响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问题的先后顺序。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可能无法对人们怎么想产生影响，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哪些问题。

我国的体制使得我国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权限主要由党和政府控制。但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不断推进和传媒事业的快速发展，媒体议程的设置权限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目前影响媒介议题设置的因素，除了党和政府外，另外还有来自新闻工作者、新闻媒体的价值判断和人民大众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官方舆论场”、“新闻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

要做好网络群体传播的舆论引导工作，首先要力求把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有机结合起来，使它们在新闻舆论中相互结合并融为一体。换句话说，媒体在确定议题时，要对党、政府同人民群众都关心的舆论热点问题多关注、多报道，突出与此相关的议题，进而形成强大的主流舆论。其次，对那些在群众中已经产生并具有一定影响范围的热点舆论，要适时地将它们收纳到与党和政府所主张的舆论场中，并将其逐步发展为主流舆论。最后，各类媒体要联动起来形成合力。从这三方面努力，就能充分发挥议程设置功能，形成对网络群体传播的舆论引导。

正视并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

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理论指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有些人是消息和影响的重要来源，这部分人比一般人接触媒体频繁，更留心媒体的各类信息，对有关事情有更多的了解，他们在网上发表信息和表达看法，在网络舆论表达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这些人就是“舆论领袖”。[1]在网络虚拟环境里出现的意见领袖，经常在论坛上发表针对时政的言论，其言论常常能引起其他网民的关注。在网络群体传播中，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并准确、快速地找到活跃在网络领域中的意见领袖，使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知晓当前危机的发展状况，然后让他们发挥在网络中的个人影响力，从而引导其他网民。这样通过其交流与沟通的结果，政府或相关部门便可迅速了解网络群体传播中最重要的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危机，进而解决危机。这些意见领袖在网络上可以利用多种形式为危机管理部门提出中肯甚至专业的解决方案，在得到官方消息之后利用自己的威信为网民纠正一些偏颇的观点，以达到消除谣言的目的。

目前网络传播工具众多，主要有博客（包括微博）、网络论坛、聊天室、电子公告板和电子邮件等。这些工具大都具有极强的互动性，而且常用的服务都是人们参与网络传播、获知信息的主要方式。据此，政府和部门应该成立由各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危机传播小组，利用其权威的地位，在线解决群体传播危机。这些专家在网上通过多种途径与网络受众形成互动，通过解答网民提出的问题，向其通报事件发展的详细过程，告知未来将要采取的行动等，从正面对网民加以引导，从而在线解决群体事件中公民的心理问题，起到最大可能地缓解其心理压力的作用。

建立并完善对话机制

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介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传播信息，具有自主化、平民化的特点。媒介提供的平台使人们享有了公开对话的空间。因此，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部门都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开展危机传播信息的公开报道，参与到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公开、公正、客观地报道信息。因此要建立并完善对话机制。

对话机制是一个双向平等交流的平台，它连接的两个主体是对等的。它是公众和政府增强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起到疏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隔阂，增进彼此之间了解和沟通的作用。一方面它直接促进公民和政府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面对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与其去堵媒体的嘴，不如从倾听民众的诉求中改善治理，在回应舆论的质疑中寻求进步，在交代真相的真诚中赢得民心，实现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应该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理念。

建立并完善对话机制，目前最需要重视和加强的是“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听证制度”的建设。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政务公开的有效途径，这个制度是实现政府与媒体、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有效沟通的一个平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等于抓住了引导舆论的主动权。因此对各级政府部门来说，建立这个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利用这个平台，各类媒体可以及时从中获取全面、真实的信息，对各类媒体来说，搭建这个平台可以给受众提供全面、及时的信息，因此也是迫在眉睫的。所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对于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改善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乃至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听证制度就是听取意见，指行政机关部门在做出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决定时，应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交流的平台，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听证来解释某一行政行为的目的、原因、依据，另一方面公众也可借此来表达自己对此的意见、态度，通过这种形式，在公开了政务的 33 同时，也实现了民意的上达，从而能够有效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和理解。但是目前我国的听证会还局限于价格领域，而且听证会的定位也只局限于咨询。其实听证制度作为普通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一个途径，其地位可不断提高，范围可进一步扩大，职能可逐渐增多。除了《价格法》规定的价格听证外，其他的一些领域如行政重大决策等也可以逐步引入并形成听证会制度。可以不局限于咨询功能，今后也可以赋予听证会更多的职能，如公开信息、监督功能等，甚至可以在某些领域赋予听证会决策功能。

建立法律与道德体系

伴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应用，网络社会逐渐与现实社会一样，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网络群体是网络社会的基础性单元，也会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重要基础单元，并且是将个人与社会相连接的桥梁与中间纽带。网络群体的出现，在诸多方面影响着网络社会的稳定性，也对网络意见的形成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网络传播的基本形态来看，群体传播相对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来说，具有更多的不稳定性、复杂性和难以预知的影响力。在网络中，有时可以更多地看到偏激言行、语言暴力和集体暴民等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与网络群体传播的特殊性密切相关。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群体是冲动、易变和急躁的；群体易受暗示、轻信；群体情绪夸张、单纯；群体偏执、专横、保守；群体既可能有极低的道德水平，也可以表现出个体根本达不到的崇高。”[2]最近出现的一些网络事件尤其是网络群体事件，都是网络群体传播特殊机理的现实再现。

网络海量的内容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信息需求，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混杂其中的个别虚假谣言信息误导了网民，使网络公信力降低，网络环境被污染，有的甚至已经影响到国家形象，给网民、互联网企业和社会造成较大的伤害。如某某大学3名女生被奸污、失足女接客日记、某饭店用火葬场尸油煮粉、浙江海宁的癌症村等，这些子虚乌有的事却被一些居心不良者编造得天花乱坠，造成不明就里的网民在网上围观、传播。

互联网本是创造和分享健康文化的平台，让公众获取便捷信息和享受生活的美好，现在却被谣言、谎言等各种不良信息污染。针对互联网存在的这些问题，要加强网络管理，通过法律法规建立网上秩序，进行适当的舆论引导，而且引导要符合基本的道德。

要发动广大网民抵制网络谣言，倡导网络文明。作为网民，要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做到文明上网、有理性地上网，抵制并及时举报网络谣言，努力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各类网络媒体还要进一步完善内部工作机制，加强并完善网站自律体系建设，力求做到迅速发现谣言，及时切断谣言，不给谣言提供一切传播渠道，竭力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使互联网行业能够规范、有序地发展。

总之，网络群体传播实际上已处于整个网络传播的中坚地位，它的易变性、强辐射力与影响力使我们必须对它的舆情、舆论密切关注和积极引导，因此，对一些网络群体事件力争做到心中有数，积极介入应对，主动设置议题，充分展开对话交流，把握引导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同时，还应经常就网民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正面解读，反馈处理意见，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从而促进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把握与处理。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FXW006）

参考文献：

[1]张迈曾.传播学引论[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47.[2]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戴光年，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网络舆情发展及其应对办法

信息来源：单学刚

发布时间：2013-03-26 10: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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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迅猛，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7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4.2亿，较2009年底增加3600万人，上网普及率达到31.8%。手机上网的网民数量迅速增长，规模已达到2.77亿人，只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占到网民总数的11.7%。几大中央门户网站，加上几个中央重点新闻网站，每天的新闻更新超过两万条，浏览量达到21亿次。由此可见，现在网络已经日益成为治国理政的新平台。

网络舆论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什么是舆情？针对这个概念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主要可以概括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舆情是指一切社情民意，报纸上发的，电视上播的都是舆情。狭义的舆情是指普通老百姓对某一事件的反映或评论，且未经过媒体和有关部门的再次加工。网络舆情是指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它必须具备一定的特点——必须是一段时间内、众多网民、同一事件或话题、较为集中的评论，从这个特点上就可以看出仅仅是一条新闻在网络上被点阅并不能成为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必须有一定的反馈。

中国互联网舆情的发展大概经过了两大高峰：第一个高峰是2003年。2003年被称为网络媒体元年，原因是这一年发生了两起重要事件，一起是广州的孙志刚案，他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期间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收容，收容过程中又被打死，这起事件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引起了网上、网下的热烈讨论，最终使得延续了几十年的收容遣返制度被废止。另一起是哈尔滨的宝马撞人案，围绕着撞人者的身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网络讨论，最终导致黑龙江官场大规模地震。2003年之后，互联网开始逐渐介入中国社会的热点公共事务；第二个高峰是2007年，它的重要标志在于网络已经不再单单是跟在传统媒体后面进行进一步的解读，而是变成独立的重点新闻源头，甚至有些时候传统媒体已经开始在互联网上寻找线索，出现了一种倒挂的局面，同时，2007年所发生的重点事件影响都非常大，比如重庆的钉子户事件、山西的黑砖窑等等，这些事件逐渐推动中国网民上网意识的提升，互联网已经不再是每年出几件大事，而是全面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大到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小到老百姓日常的文娱体育都有互联网的身影。

互联网舆情现在的主要载体既有传统的、比较经典的载体，又有新兴的载体。

主要载体中第一类是BBS，它是传统载体中比较典型的一种，用户可以围绕一个话题或事件展开讨论。中国现在大约有130万个BBS，大部分还是一些同学、同事或者相同爱好者组成的非时事性的论坛，比如说旅游、集邮、收藏。BBS可以分类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中央媒体作为依托的“BBS国家队”，比如强国社区等；第二种是新浪、搜狐、腾讯等商业门户网站的BBS，35 这些网站每天的访问量都上亿，它们的BBS基本上每天的浏览量都很大，而且很多人会在上面爆料和讨论问题，在这几年发生的很多事件多是从网易的BBS发端的；第三种是一些不以传统的新闻媒体为依托的、单独存在的独立BBS，比如天涯社区、凯迪社区、中华网等，天涯社区现在是影响最大的一个社区，网络界没有不提天涯社区的，它追求观点的平衡，并不是特别的偏重于某一种观点。凯迪社区中知识分子很多，批判性强，什么问题都喜欢批判，喜欢唱反调，相对比较自由化一点，同时，它的海外用户十分活跃。中华网年轻人比较多，因而受此影响对一些关于民族利益的事情，如家乐福事件、奥运火炬传递等，反映比较强烈。第四种是比较特殊的论坛形态，比如说百度贴吧和豆瓣的讨论组，众所周知，百度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搜索引擎，用户使用率达80%以上，它是以一个主题来聚合事件，聚焦性非常强，因为大家都是围绕这个词出现的。

第二类是新闻跟帖。新闻跟帖是最草根化，也最中国化的一种载体。草根化是指它没有门槛，用户想回就回，中国化是指国外基本没有这种新闻跟帖的形式，但在国内非常普及。网易提出了“无跟贴不新闻”的概念，它将一条新闻受不受关注的标志定义为回复数量的多少，而不取决于版面和时段。目前，有关部门在推行实名制，这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民的回帖数量，因为实名制一个突出问题在于容易让人担心个人信息安全，比如用真实名字发的内容是不是会有人秋后算账。

第三类是博客和个人网站。如果说前述的两种载体类型是“大众茶馆”的话，那么，博客和个人网站就是“私家客厅”，也就是说主人是发表言论的主体，大家可以围观，可以参与，但是不能喧宾夺主，它带有更强的个人烙印。中国有大概两亿人拥有博客，其中有将近七、八千万还在更新。博客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聚焦，比如5·12地震之后，一周之内出现新浪博文2310万篇；文强二审维持原判，有108万篇博文；唐骏的“学位门”事件更是多达700多万篇博文。博客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三种不同的博客类型：一是官员博客，坦率地说，国内大部分官员对互联网还是处于比较迷茫的状态，对互联网怎么发展还没有形成比较好的认识，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发达地区，在一些意识比较前卫的领导的身上，互联网已经开始被主动应用，比如广东省卫生厅的副厅长寥新波、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委部长张建华，不但评论一些问题，也发表一些与官话并不太相同的、非常个性化的观点；二是新闻记者的博客。新闻记者是新闻的创造者，但有时受到媒体限制，有些东西无法完整地表达出来，需要借助博客进行补充；三是网络意见领袖的博客。他们是网上影响力、号召力、带动性比较强的一批人，这批人有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但也有可能就是一些普通人。

第四类是微博。如今，微博的影响力已经特别巨大，超出我们过去对它的预想。微博是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通过140个字符把用户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感随时随地发到网络上，非常便捷。微博最早诞生于美国，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出现了twitter，twitter是全世界微博的鼻祖，2006年开始类似功能的网络产品在中国出现，但使用数量很少，进入2008年，用户数开始猛增。2008年微博开始普及之后，出现了饭否、嘀咕、叽歪这样一些模仿twitter的中国本土微博，这些网站迅速聚集人气形成影响力，但是因为在2008年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有关部门对它又没有清醒的认识就将它们关闭了，虽然后来又重新开始运营，但是属于它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大家重点关注的微博是第二代微博——以门户网站为代表的微博。新浪网率先在2009年8月推出微博，因为当时这是个市场空白点，为了规避风险，他们率先请了一大堆明星八卦人物，利用明星人物善于晒自己的生活八卦、晒自己的艳遇等特点，迅速聚集了大批的粉丝，关注的人多了人气自然就开始变得旺盛。去年以来大批的专家、学者、意见领袖和事件当事人纷纷在新浪上开微博，使得在新浪微博上出现“三分天下之势”，不但有草根的声音，也有明星八卦，还有一部分就是社会热点事件和突发事件。

微博在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过程中，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就是石首事件，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在2009年6月，当时是青年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死因争执不下，家属认为是被杀，酒店认为是跳楼，双方就围绕着尸体展开抢夺，在死者家属的号召下大量的市民出门开始涌到街上参与这个事件。石首是个县级市，人口不多，但这次事件最多的时候聚集了六、七万人，出动的军警也有近万人，局面一度失控，后来有群众放火烧了案发现场的酒店。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传统媒体和新闻管理部门仍然采取信息封锁的态度，希望把事件压下去不让外界知道，湖北新闻网发了三条消息，这三条消息还都是费尽心思的，其中一条非常滑稽，说是湖北石首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消防演习，显然，老百姓是不会相信这样的信息。传统媒体和新闻管理部门的做法，不仅没有推动事件得到透明解决，反而把问题搞得更复杂化。与此同时，一名用户在现场利用手机短信的形式更新自己的微博内容，实时发送140条，当天晚上他把所有现场的进展，源源不断地发上去，当时，全国的主要媒体记者、海外记者全部都在关注他的微博，大家都在通过他的微博第一时间了解石首事件。两种强烈的反差，一下子就让宣传部门陷入了被动，主流媒体报与不报、说真话与说假话没有任何区别与意义，因为源源不断的真相，用现场直播的形式已经报道出来了。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微博的现场直播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任何时间只要手机有信号，就有可能被现场直播。

第五类是网民留言。它是一种新兴的官民互动载体，人民网最早在2006年开通留言版，但是当时没什么人注意，在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做客人民网以后，掀起了网络留言的高潮，后来，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个回复人民网网友留言，从此之后形成了一个势头，现在已经有45个书记、省长实名回复，全国有28个省市都有人回复。留言板已成为非常强势的新兴载体，大量的信息都开始通过留言板形式出现。

第六类是网络社群。这是年轻人很喜欢玩的网络载体，很多年轻人都会玩校内网、开心网、QQ群。现在QQ群大概有五千多万个，人人网大概有1.2亿用户，开心网有八千万用户，他们成员之间往往存在着现实的关系，这种关系就使得传播的内容具有更强的真实性，在形成多对多传播的同时，又有一定的隐蔽性。包括“7·5”事件在内，QQ群在很多突发事件的早期传播、酝酿和组织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说明对QQ群的监测一定要加大力度，这种苗头性的东西发展的非常快。

第七类是博客微视频。现在网上的一个共识就是无图无真实，发文字可信度低，真假难辨，但是如果配上图片和视频，可信度就会大大地提升，所以视频网站的发展非常快。与此同时，随着各种拍照设备的拍摄能力不断提高，很多突发事件都很容易被拍下来发到网上去，比如北京站37号售票员被人拍下在自己的售票窗口打票的照片，虽然有关部门多次澄清，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这个事件对铁路运输部门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上面这些都是互联网的载体，BBS、跟贴、论坛是传统的三大载体，微博客、新闻跟贴、视频网站和网络社群是这两年的新兴载体，但是它们大有超越传统载体的势头。可以说，传统载体在萎缩，新兴载体在不断蓬勃发展。另外，词媒体也在兴起，未来也会有更大的影响。

网络舆论传播也要遵循一定的传播机制。它的生成发酵机制基本遵循以下规律：传统媒体报道或网友爆料→网友讨论（新闻跟帖、论坛发帖等）→形成网络舆论压力（“意见领袖”发挥突出作用）→媒体跟进呼应网络议题，挖掘新的事实（新老媒体互动）→政府应对→再掀波澜（假设出现应对不当）→政府解决问题和官员问责→网友注意力转移→网络舆论消散。

互联网具有四点社会功能，前面三点非常好理解，包括民意表达、监督权力、推进改革，37 重要的是理解第四点——疏导社会情绪。现在很多基层领导对互联网存在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他们认为互联网把很多问题搞得愈发棘手和难办，其实不尽然，当代社会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各种社会矛盾也不断地凸显，但这些社会矛盾不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而发生的，而是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现实问题。互联网的出现，恰恰为这些现实的矛盾提供一个窗口让大家去发现，能够早发现，早应对，早处置，早解决，也就不会因此而引发更大的问题。反过来，假设没有互联网这个窗口，很多社会问题日积月累，最终有可能就会酿成大的群体事件，后果无疑会更加的严重。因此，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起到“社会减压阀”的作用。事实证明，互联网发达的地区，往往现实的社会矛盾就少，互联网被打压的比较严重的地区，往往现实社会矛盾迭出。当然，互联网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互联网的放大作用，有些小问题、局部化的问题会被放大成全国皆知的大事。

现在网民都在关心什么问题呢？总结一下，大概包括国家层面的问题，比如祖国统一、民族尊严、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中美中日关系、南海问题等等，社会层面的问题，比如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等。其中，关注比较多的有社会道德和诚信问题、收入差距、公权力的形象、拆迁问题、公民上访等等。其中要重点强调的是公权力的形象。有关公权力引发的问题不一定是大事，细节问题决定成败，比如湖北宜城的29岁市长，29岁的处级干部在中央机关还是有的，但是出现一个市的主要领导年仅29岁，在全国可能都没有第二位，确实太年轻了，于是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对他进行了人肉搜索，发现大量的信息，其中就有一张照片是他出去考察的时候，一位年龄比他大的人在边上帮他打伞，与这张照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总理出去考察时都是自己打伞，两相对比，结果立现，于是周森锋的形象迅速下滑，尽管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对他的形象还是造成巨大打击。再比如江西省防汛办副主任平其俊的“官话事件”，当时江西受到严重的洪水威胁，央视记者同他联线，要求谈一谈灾民转移情况，这位平主任倒是很规矩，按照官僚体系的话没有错，他反复强调部委、省委、省政府领导如何重视，主持人两次打断他希望他谈一谈灾民情况，他还是没有进入正题，节目播出之后迅速引发反响，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网民把平其俊称为“史上最牛马屁官员”，在江西还出现有人上街举牌子，要求他立刻下岗。百度的“平其俊”词条中对此事的介绍颇具代表性：“在一段3分钟左右的电话连线里，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置主持人强调询问的百姓安全问题不顾，争分夺秒、不吝口舌、有板有眼、有名有姓有职务地指出了五位高级官员的‘重要指示’。期间，平主任提书记3次，省长2次，部长厅长各1次，明显事前做了精心准备并且将大小、远近、轻重、缓急分得十分清楚。整个电话连线，除了百姓生死，面面俱到，处处逢源，官腔浓郁，八股十足，平其俊平主任的官场大局观透彻，思路清晰，‘只唯上’的立场坚定不移，堪称官僚典范，当代公务员样板。”这些事件其实都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也不是违法乱纪的问题，但是全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说明什么？就是涉及到公务员形象，涉及到公权力形象，没有一件是小事，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在网上成为热点。

网络舆论的发展趋势

在网络舆论的发展趋势上，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网络日益成为热点事件曝光的主要平台和舆论的独立源头。过去是互联网跟在传统媒体后边，现在是传统媒体跟在互联网后面找材料。经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统计，2009年77起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中，有23件率先在互联网曝光，占到了总数的1/3，像周久耕案、林嘉祥案、内蒙古女检察长豪车案都是网上率先曝光。这个比例每年都在增加，相信再过几年，绝大部分的事件都会从互联网上率先曝光。周久耕案被奉为网络曝光的经典案例。2008年年底，江苏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因为一次会议上讲房价不能降，引起网民的反感，因此对他进了人肉搜索，进而在很多他的会议照片中发现他抽烟、穿戴很奢侈，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他同房地产商有勾结，于 38 是向纪委举报，江苏有关部门对网民的意见高度重视，开始立案调查此事，通过网络上提供的线索，发现了大量周久耕违法乱纪的证据，对其进行了依法处理，被判有期徒刑13年。周久耕案以后，大家对网络反腐有了信心，但是2009年内蒙古女检察长刘丽洁案又给网民泼了一盆冷水。两起案件非常相似，刘丽洁因为借包工头的豪车，被网民拍下来发到网上，引起了网民对她进行人肉搜索，发现她违规建设办公楼、个人房产超标等事实，并搜集了很多证据，于是对她进行举报，但是内蒙古方面采取了同江苏相反的做法，政府袒护、包庇，希望这件事情能够不了了之，而网民意见越来越大，最后做出了折中的处理办法，要求她主动辞职。然而，她的辞呈被人大常委会驳回。春节过后，有人发现刘丽洁并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于是对她进行第二轮攻击，迫使她再次提出辞职，并最终获得批准。两起案件，两种处理方法，得出不同的结果，周久耕案被奉为经典，对南京的形象大大加分，但是刘丽洁案，对内蒙形象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第二，网络应用载体多样化，网络与手机结合日益明显，微博客等新兴网络舆论更具“杀伤力”。依靠对现实生活的了解，对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在这里我们更应该关注和强调一下微博的现场直播的意义，它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防灾救灾，过去我们是在广播里听到唐山地震，电视里看到印度洋海啸，博客里讨论汶川地震，如今像青海玉树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等都是在微博上被广泛传播和讨论，可以说，微博成了主要的载体。在记者赶到受灾现场的时候，发现许多当地的年轻人用手机短信发微博，报道灾区情况，调配资源，起到了记者的作用，与过去相比，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对基层政府而言，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权力监督和社会维权。因为大部分事件都发生在县一级，统计显示，每年因为处理突发事件不利被免职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有二、三十位。社会维权中的一件经典案例是钟如九事件，钟如九是自焚者钟如琴最小的妹妹，2010年9月10日自焚事件前在南昌做服装销售员，强拆来临时回家照顾母亲，当天在现场拍摄工作人员形态，被4、5个人强行抢夺去相机。2010年9月16日想随姐姐进京申冤，被宜黄政府控制，悲愤交加晕倒在机场，后躲进女厕，求助记者，通过在新浪微博上信息直播，引起全国网友的关注。自此，她的个人微博拥有3万粉丝，几乎每天都有人关注她的生活状态。换言之，她已经不再是弱者，不再向父辈那样需要乞求别人帮她维权，她已经变成了维权的强势力量，有一天，她的母亲病危，在南昌住院，当天晚上在微博发出消息以后，就有十几万人参与，帮助她转发，然后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帮她寻找大夫，301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广州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的国家级顶级烫伤科专家被找到，第二天专家们纷纷坐飞机飞到南昌去给她妈妈会诊，三天之后，她母亲又被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去住院。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微博营救活动之后，很多维权当事人都开始开微博，在微博上广泛的发布自己的信息，然后引发大家的关注和转载，这是微博今年发展的重要的态势。

第三，官民互动的良好格局在形成。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留言板，现在留言板不但人民网有，好多地方政府、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开通留言板，而且对留言板的留言有制度化办理的趋势，现在有15个省市通过政府文件的形式规范了如何办理人民网留言，不再是过去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而是谁去办、如何办、用多长时间办、如何回复等步骤都用政府文件的形式加以规范。吉林省委办公厅组建了一个网友留言督办处，有5个编制，专门回复人民网留言。山东、河北成立了社区民意办公室，云南、天津等地设立网络信访处，这些都是专门回复人民网留言的机构。与此同时，领导也积极参加在线访谈，现在每年到人民网访谈的领导有20多位，部委领导、企业领导就更多了。伍皓因为在处理“躲猫猫”事件中表现突出，被任命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把民意比作蒸汽，认为拿东西盖着，早晚有一天壶底烧穿，但是盖子掀开，虽然一时会烫伤手，但是沸腾的民意往往会随着蒸发而化解。他在上台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说开通第一个官方微博、设立网络媒体义务监督员、要求媒体报道事件不能用不明真相等等，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第四，新意见阶层迅猛崛起，意见领袖作用突出。2008年我们提出了新意见阶层的概念，39 我们把这些关注社会时政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他们的核心就是意见领袖。现在很多人不是记者，却扮演着记者的角色，比如在四川、重庆一带很活跃的周曙光，“最牛钉子户”就是他率先报道出来的；李根和新湘报在湖南很活跃，很多社会热点事件都是由他们率先曝光。新意见阶层的核心——意见领袖，更是不可忽略的群体，研究互联网不能不提意见领袖，这些人往往比传统的报刊、电视台影响力更大。这些意见领袖有可能是传统的专家，比如傅德志，也有可能是年轻人，比如连岳、韩寒。韩寒现在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排名第一的意见领袖，而且他的粉丝是遍布各个阶层，观点比较犀利，韩寒的新浪博客的访问量达到4.3亿人次，除去炒股博客之外，这可以说全球第一，他在新浪微博只发一个字，就瞬间引发了5000条转载和上万条评论，号召力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他的每一条东西基本都有50-100万的点击。美国《时代周刊》曾把他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韩寒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对很多知名人物的影响力很大，年初我到日本参加研讨会，同行的都是国内知名的传媒学教授，在聊天的时候，一位教授告诉我他每天上班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看韩寒的博客。

随着社会发展和互联网的不断进步，网民社会心理和行为的演变趋势也在发生变化：

首先，网民社会阶层分裂。网民在现实中的地位导致他们网上的观点各异，草根和精英阶层的反差越来越大。

第二，人文关怀大幅度提升。过去很多人上网是发邮件、聊天、购物，现在很多人已经发展到关注时政，这个比例越来越大，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

第三，组织化程度提升。网络载体的丰富多样，使得网民之间组织活动越来越容易。

第四，网民开始走下互联网，网上舆论向网下空间扩散的趋势在逐渐加大，给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一点在2009年邓玉娇案中体现得更为明显。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涉嫌对当时在该处做服务员的邓玉娇主动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用水果刀刺向两人，其中一人被刺伤喉部、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邓玉娇当即拨打110报警，次日，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对邓玉娇采取强制措施。邓玉娇案发后，网络上出现《烈女邓玉娇传》、《侠女邓玉娇传》、《生女当如邓玉娇》等赞美之文，舆论几乎呈一边倒，纷纷攻击淫官黄德智、邓贵大等人。武汉有一个叫“屠夫”的网友赶到巴东，把大量第一手消息发到网上，在他的带动下，大量网民开始走到巴东去实地考察，巴东全县如临大敌，码头关闭、大小宾馆一律不对外住宿。如果说过去的网友还是单枪匹马地冒进调查的话，那么，以“北京厨子”为代表的新一代活跃网民已经开始兴起，这些人有勇有谋，善于组团作战，比如去山西探访尘肺病患者，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组织了很多网友，带着记者一起组团前往。他们把各个力量、各个团体的人全带上，这样的声势、影响力无疑会更大。进入2010年以后，网民到现实中把网上围观和网下行动结合起来的事情越来越多。

第五，网民深度探求事件欲望增强，“关联性”话题层出不穷。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小事如果处理的不好，容易引发更多的连锁事件，比如河北的“我爸是李刚”，引出13万造句。李刚案本来是一起简单的肇事案件，但是因为河北大学下了封口令，家丑不可外扬，不让学生接受媒体采访，其实这位校长不见得同李刚家有什么关系，只是出于一种原始的朴素的维稳观念，才要求封锁消息，但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被网民抓到，纷纷把焦点从李刚转移到校长身上，后来被人肉搜索出来，被指大量的论文抄袭、学术不端等等，自己变成了网民攻击的焦点，由局外人变成了当事人，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六，网上的非理性情绪和非正常秩序不断滋生，“网络暴力”、“网络打手”、低俗恶搞不断出现。首先是搜索的滥用，从东北的虐猫事件开始，大家开始发明一种搜索方式，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进行转递，最后把目标的信息公布出来，但后来逐渐被滥用，成为侵害他人隐私的手段。其次就是群体极化现象，比如通钢暴力事件，当时通钢国企改制，表示工人都要下岗，东北的工人很有力量，当即冲上去就把他打死，本来是一起恶性暴力事件，但是网上却出现了极化现象，不但没有人谴责暴力，还有很多人说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起来消灭资本家等等。

应对网络舆论的方法和技巧

网络舆论应对能力是执政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一部分。中央外宣办在一次处理突发事件的讲话中提到，处理突发事件时，要改变对互联网的“不理、不用、不管”的状态，而是要提倡尽早讲、持续讲、准确讲和反复讲。现在的很多问题都很复杂，但是绝大部分事件是利益冲突造成的，真正的敌我矛盾还是少数，所以现在领导应该善于把这些社会问题用社会化的方式去解决，而不要动不动就使用警力，使用政治化的东西，把矛盾归结到别有用心上。现在很多地方把维稳当作一个“大口袋”，什么都可以往里头装，社科院的吕建荣老师就认为，现在维稳压倒一切的口号是有问题的，压不倒矿难、腐败、强拆，却压倒了民生、人权、法制以及改革，就是说该压倒的影响稳定的因素一个也没去掉，而把一些本来是正常权益的事情，用维稳这个大棒全都打掉了，很多人维的其实是地区行业的利益，并不是整体利益，维稳维的就是官位，而这种维稳，恰恰是在破坏全国性的稳定。

应对网络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处理突发事件要有大局意识。应对网络突发事件不能与现实问题脱钩，解决问题第一位，舆论引导第二位。很多领导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先找宣传部，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哪个部门出的问题，哪个部门先去解决，解决好之后，宣传部才能去“化妆”。宣传部是“化妆师”，不是“整形师”，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宣传部“唱独角戏”是没有用。还要有应急机制，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置问题。谁也不敢说不会出事，这就要在平时做好突发状况应对，怎么发现问题，怎么处置问题，都要有一套完备的应急机制。辽宁铁岭国土局副局长和情人的性爱视频外泄，本来可能会引发很大网络反响，但是铁岭方面处置还是比较得当的，在第一时间发现后，马上向市领导汇报，第二天早晨市委书记做批示，两位市委常委召集国土局、监察局、铁岭县领导人立即开会，当即对这位副局长进行处理，下午媒体再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丑闻已经得到有效化解。设想没有这样一个充分的应急机制，没有领导这样重视，经过两三天的炒作，这个事情可能就负面的东西满天飞了。另外，我们要提倡“一把手”到场，特别是在基层，“一把手”能不能到场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一把手”到场往往能够迅速平息事件，反之，事件往往会变得拖沓，甚至于变成更大的事件。

第二，“封堵”、“删除”难以解决根本问题，要积极、妥善面对网络舆论。每每在出现问题后，封和删还是很多领导的“原始反应”。不是说不可以封，但是你封得住吗？可以断言，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把所有网站封住，总有一些负面消息会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所以说我们要积极去面对，有错误的要敢于道歉，有误解的要积极澄清，纯粹情绪性的东西要以冷处理为主。积极、妥善面对网络舆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山西王家岭矿难救援很成功，大部分人获救，但是还是有不少人遇难，陕西电影制片厂很滑稽，还想把这件事拍成电视剧向建党90周年献礼，这简直就是向党抹黑，还有大连的油管爆炸之后，没看到有什么人被问责，反而高调表扬扑火英雄，辩证地看，扑火有功，确实应该表扬，但是责任事故首先应该问责，应该高调问责，低调表彰，现在恰恰相反，这导致网民非常的不认可。所以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只要有人遇难就是事故，救援再成功 41 也不能抹杀事故本身。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网民，江苏常州在这方面就做的很好，当时一位网友在常州论坛发贴，认为环保工作做得不好，要求局长引咎辞职，常州环保局长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通过网站找到这个网民，把他请到环保局跟他座谈，还向他颁发了2000元奖金，这种积极应对网民和网民互动，无疑会带来一种良好的互动气氛。

第三，信息公开透明是解决的第一要务。公开透明才能增强群众的信任感，公开透明才能避免谣言散布。2009年杞县钴60事件在40天时间里，既没有对上面有一个报告，也没有对群众有一个交代，导致谣言四起，最终导致全县人民举家外逃，事后当地的宣传部长不仅不承认自己在隐瞒信息上的责任，反而把居民外逃归结为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的煽动。

第四，回应网络疑问，要及时抓住实际。过去我们讲，回应网络疑问要第一时间抢占山头，就像打仗，山头谁先抢占谁就是主动，另一方要想打上去，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在这个山头空白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抢占舆论的制高点。纸媒体时代，我们讲黄金24小时，但是现在24小时太长了，已经变成黄金4小时，为什么？新媒体出现了，之前是BBS和博客，现在又出现了微博。一件事通过微博能够在40分钟后成为议论的热点，从事发到全国皆知只需要40分钟，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传媒达到这种效果。在这种情况下，4小时恐怕也还是太长了。对于政府机关来说，40分钟从发现到处理到开会到申请领导批示，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悲观一点看，我们已经很难在第一时间抢占高点，只能被动去应对。

第五，速报事实，慎报原因，谨慎定性，既不失语，也不要妄语。很多问题比较复杂，一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不要试图一次发布会全部说清，很多地方开新闻发布会很积极，比如说邓玉娇案，每场发布会措词都不一样，一会儿说是特殊服务，一会儿说是陪洗澡，一会儿说是陪聊天，到底是什么，连自己都搞不清楚，长此以往，老百姓也就不相信政府了。所以，很多问题没有查清不要乱说，查一点说一点，用滚雪球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说，像成都公交车燃烧，3天开5场发布会，查清一点说一点，大家关心什么说什么，不要试图一次全说清，很多问题你没有查清就贸然说出去了，再想改就不好改了。

第六，发展本地论坛。必须纠正一个传统的错误观点，就是本地的论坛，当地的宣传部可以管就要把它管住，什么负面东西都不能有，但是这恰恰印证了一个成语——掩耳盗铃。网络是没有国界，也没有省界的，在这个地方不让发，就会去另一个地方发，对网民来说只是做同样一件事情而已。本地论坛恰恰是疏通民意的最短路径，本地发现问题，本地处理，那么影响也仅限于本地，你不让人在本地发，表面上本地很和谐，但是负面消息全发到外面去了，等事情被炒作完之后，再回过来处理，压力无疑会更大。所以一定要优先发展本地论坛，本地搞得好，外面的负面消息就少。

第七，善于运用切割战术。很多问题是很基层、很个性化的问题，甚至是8小时以外的个人问题，不要把它和政府联系在一起，像邓玉娇案，就是属于个人8小时以外的道德失衡，该切掉的切掉。2010年辽宁辽阳一位检察院的女书记员因为打一个孩子被网民曝光，检察院处理的非常好，首先承认这个人是检察院的人，其次，这个人是8小时以外的个人活动与检察院无关，公安机关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检察院即不袒护也不包庇，果断地做了切割，这样大家就会去谴责个人，而不会把这件事同检察院相联系。因此，要敢于和部分责任人“切割”，不能让任何个体的都去“代表”整个机构，不假思索、不计代价地去维护。

第八，发展盟友，促进不同表达。说白了就两个字——统战。统战是我们党的法宝，革命年代讲统战，台港澳侨胞、非公经济、民族宗教什么都进行统战，为什么网上有点不同声音就是敌 42 人了呢？我们要将政法思维向统战思维转变。政法思维是什么呢？非友即敌，但是统战不一样，虽然不是朋友，但也是可以团结的人，也可以进行交往，我们应当团结大部分，孤立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那些为了推动政府改革、推动政府良政的人，尽管会发出一些不同声音，也还是要以团结为主，求同存异、聚同化异。

第九，利用Web2.0声音，进行正面宣传、引导，放大主流，缩小负面。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很多种和网民进行沟通的方式，如果说Web1.0是宣传，那么Web2.0就是互动，在这种背景下，互动媒体的运用非常重要，比如开通微博，现在微博发展的很快，我们只有掌握这种工具，才能和敌人进行对抗，才能和谣言进行对抗，它快我也要快，一定要用它去正面评论，去发表政府声音，去疏导民意。网络留言板回复起来容易，但是想让大家满意还是很难的，大部分人都是官腔，简单的一回就过去了，网民并不满意。留言板搞得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是成都的新都区，那里有一个网站叫做香城新都网，上面专门给书记和区长设了一个留言板，非常活跃，《人民日报》曾专门发了一篇文章介绍当地的做法和经验。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网评员，去年我们给中组部干校局做了一个调研报告，发现除了中组部、中纪委这样的部门比较好以外，十有八九不成功。为什么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起不到作用。该不该有网评员存在争议，但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有的，因为网上草根声音过大，年轻人特别爱发帖，公务人员反而不爱发帖，喜欢潜水，光看不说，所以说，正是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网络代言人以公务员的身份去发声，自然只有挨骂的份。组织人发帖的目的是要解释问题、澄清问题，而不是为了颠倒黑白。现在很多地方都设置了网评员，但是网评员成不成功还是需要讲方法的，比如说ID维护，不是简单注册一个就行，这个ID号在平时必须经常同网民沟通，多评论，不管是否与本部门相关都评论一番，长此以往，这个ID在网上就有一定的名气，当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就可以及时发挥作用，以这个名字去做疏导工作。现在很多地方出现的问题是，一旦遇到情况，马上就会有大量的新ID，然后上来就说话，说的都是一个腔调，马上就遭到网友“拍砖”。还有一种情况是网评员的发帖高峰很多是在上班时间，下班之后就不发了，可网络上的情况恰恰相反，很多热帖都是晚上出现的，这就失去了最佳的控制时机。网评员说话应该注意长度和风格，洋洋洒洒几千字，第一、第二、第三、首先、其次、再次，然后行文风格比我们的党报还党报，那无疑是网评员，网民没有这么说话的，不用多看，看完第一段，就把你围起来骂一顿。所以，网评员一定要会骂人，小骂大帮忙，政府做的不对，有缺陷的，网评员要敢于骂，骂得目的是和网民缩小距离，缩小距离之后才有可能进行疏导。总之，发网评一定要用网络化的语言，网络化的技巧，尊重网民的智商，尊重网民的判断力，不能在网上搞有违网络常识的东西。

第十，谨慎言行，善于和媒体打交道。2009年钓鱼执法案中的辩护律师说：“你的每句话都能通过互联网传遍世界。”这句话用在这里非常贴切，任何时候一句不当的言词都有可能引发巨大的反响，不但不利于解决问题，反而把自身置于漩涡之中，引发很大的负面作用。关键时刻要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特别谨慎地说话。

总而言之，良好的舆论传播有利于平息事态，恢复公信力。深圳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曾提出宣传部门承担的是国资委的角色的观点，这个观点值得大家共勉，宣传部要维护党的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不能让党的形象在宣传部门的手里变得越来越差。当前，宣传部更多的是扮演“救火队”的角色，事情发生了就赶紧去平息，平息完了以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其实不然，往往一些事件过后留下的段子、笑话和新词，日久天长都是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很多事情过来得快，去得也快，可能过两天就没有人提了，但并不代表它就过去了，任何时候它都是一个定时炸弹，任何的线索都有可能再度引发，为什么？因为这件事的处理没有让百姓真正满意。《联合早报》上就有评论说：“任何一次不公正得逞必将造成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旦民愤积累最终必将酿成大祸。”宣传部更多的是要维护党的无形资产，不要让很多娱乐化的东西损害党的形象，如果每次都没有完 43 全修复，那么矛盾就会越来越多，一点星星之火都有可能引发大事，所以网络舆论绝不可忽视。

第二篇：网络传播和舆情引导

网络传播和舆情引导

在面对互联网给舆论传播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时，要研究和把握网络舆论传播规律和网络舆论引导规律，才能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构建文明、健康、积极、和谐的网络舆论环境。

渠道的去中心化

增加网络舆情的复杂性

与舆论传播中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传统渠道相比，互联网分布式和开放性的技术结构使得网络不存在技术上的中心控制问题，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这在客观上解除了舆论传播中地域、时间、人数、方式等限制。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舆论表达新手段和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新空间。互联网因而成为现今社会重要的舆论场所，承载了调动民心、反映社情、汇集民意，影响事态进程等功能。

但是，互联网传播的全球性、开放性、迅捷性、互动性和匿名性等特点，可能使负面舆论在短时间内得到散播。境外一些组织和机构不断研发网络穿透技术和搜索引擎技术，通过网络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的政治宣传，推销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境内一些人利用博客、播客、微博等个人门户，以及手机短信、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歪曲事实，散布谣言，借题发挥，恶意炒作社会热点和敏感话题，“放大”社会矛盾，试图将局部问题全局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网上问题落地化。这些负面舆论散播如果任其发展，会混淆网民的认知，从而影响社会的良性发展。表达自由权的普及

促使舆论引导方式与时俱进

在网络舆论传播中，每个用户都拥有平等的信息传播权，虽然各自拥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审美旨趣、利益诉求，但是都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发表见解、表达诉求、释放情绪。

虽然这种表达自由体现了我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现实中许多网民只具有“免于„„的自由”的自由观，却没有相应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观念。因此，加强网络舆论的引导，促进公民表达的积极自由，是政府部门、媒体和公民应尽的共同责任。但是，网络舆论传播的开放性、互动性、迅捷性等特征，以及大部分网站的商业运作模式，使得传统舆论引导方式不能完全应用到商业网站的管理之中，这就使得传统媒体中舆论一律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开放性所带来的舆论源头增多，传播速度加快，传播范围扩大的现状，又使得网络舆论引导的工作量急剧增大，技术含量和管理难度也骤然升高。再加上网络舆论引导的力量较传统媒体相对薄弱和分散，防范和处理网络负面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

利用渠道优点加大正面舆论引导

互联网兼具报刊、广播、电视、图书、音像等传统媒介的优点，这为正面舆论的引导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一、利用互联网的全覆盖、全天候、超链接的传播特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中所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可以在网络上不间断地得到滚动式宣传，从而提高正面舆论的影响力。

二、利用互联网多媒体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优势，通过文字、声音、图片、动画等多种符号形式，将宣传工作内容有机地融入网络文化和娱乐活动之中，使网民在轻松愉悦的互动参与过程中升华思想，从而增强正面舆论的吸引力。

三、利用互联网对等传播技术所带来的交流互动性、平等性和直接性的特点，加强群众与领导、专家之间的对话与沟通，阐明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化解各种矛盾与冲突，努力把网民情绪引导到健康理性的轨道上来，充分发挥正面舆论的引导作用。

四、利用移动式互联网传播的便捷性以及搜索引擎链接的聚合性特点，力求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准确信息，及时表明政府的立场态度和处置意见等，有助于增强正面舆论的强势地位。

第三篇：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以及应对措施

写作思路：

论文共分五章，以“引导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为目的，沿着“提出问题（存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失当问题）→分析问题(制约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失当的因素)→解决问题(完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失当的应对策略)”的逻辑思路展开。

写作框架：

首先，以典型案例为文章的切入点，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当前存在突发事情网络舆情引导失当现象，并从引导时机、引导主题、引导方式分析其失当的具体表现。

其次，分析制约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失当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引导意识不足、引导管理体制不健全、引导保障机制不完善。

最后，基于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从加强宣传教育营造积极社会舆论环境、实行网上网下两级联动引导舆论、加强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组织机制建设三方面分析完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的应对策略。

写作大纲

第1章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概念界定（理论分析）

1.1突发事件的内涵、起源、分类

1.2网络舆情的内涵、分类、以及特点

1.3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及演变 第2章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现状扫描

2.1案例分析：双汇“瘦肉精事件”（事件回顾：结合具体案例来谈网络舆情中所存在的问题）

2.2当前我国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失当的表现（通过上述案例综合分析当前我国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失当的具体表现,主要从引导时机、引导主题、引导方式三方面来分析）第3章 制约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因素(本章通过以上对双汇“瘦肉精”事件中网络舆情引导的分析得出：政府对网络舆情引导的时机和引导的方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失当表现，引导意识、引导管理、引导保障三方面的不足)

3.1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意识不足(主从引导意识、传播意识以及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来谈)

3.2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管理体制不健全（从群众认识不足、文化素养不高、重视度不高、政府管理结构混乱来谈）

3.3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保障机制不完善（从软硬件设施投入不足、政策落实不到位、缺乏长效引导机制）

第2章 完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的应对策略（本章主要以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事前引导、事中引导、事后保障三方面的内容为主）

4.1加强宣传教育营造积极社会舆论环境(主要是重视对舆情的汇集、监控、分析以及预测、建立科学正确的的长效应对机制)

4.2实行网上、网下两级联动引导舆论（网上通过互联网媒体构建网上信息交流平台加以引导；网下通过政府宣传提高信息公开透明度和定期组织模拟演练）

4.3加强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组织机制建设(宣传正确网络舆情观念、确定部门职责、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政府完善引导法律法规)第5章 结论

积极组织开展公民网络道德教育，引导公民根据伦理道德的要求，及时调整在网上的行为，为培育良好的网络环境创造条件，净化网络“土壤”，从根本上消除网络突发事件的隐患，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四篇：重视网络舆情,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重视网络舆情，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得决定》，从各个方面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做出了具体部署。决定强调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健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定期接访、及时阅处群众来信，注重分析网络舆情。

如今已经发展成为社会舆论的策源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深刻影响着主流媒体的传播能力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正确认知网络舆论极端重要的作用，牢牢把握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动权，着力提升新兴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面临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网络舆情极力扮演主信息源角色。从发展阶段看，当前媒体已超越所谓的精英媒体、大众媒体阶段，进入到人人皆为媒体、人人皆为信息发布者、人人皆为舆论制造者的阶段，新兴媒体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面临巨大压力。而从媒体加快分众化、对象化的角度分析，新兴媒体以其占有主要信息源、众多信息源、即时信息源的优势，向传统媒体的传播理念、议程设置模式、运作要求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并加速舆论格局的复杂化。

网络舆情积极向群体心理领域聚焦。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对许多问题所产生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多地借助网络来释放。此间，如果对正在形成的网上舆论处置不当或引导迟滞，势必导致或强化一些网民产生从众心理和逆反心理，在一些“意见领袖”的左右下，网民的这两种心理相互交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加速放大“破窗效应”和“链式效应”，进而

转为群体心理。这无疑为我们克服和纠正网络舆论引导的反向作用增加了难度。

网络舆情更加置身意识形态前沿。随着若干“杂音”和“噪声”对网络“嵌入式”渗透、“价值论”引导和“话语权”干预的不断增强，网络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将日益凸显。一方面，网络舆论跨界影响空前直接，价值观互相激荡，“思想战”、“精神战”、“文化战”、“政治战”等更是“短兵相接”；另一方面，争夺网络舆论引导的对象更趋于白热化。互联网毫不掩饰地演变为没有硝烟的前沿主战场。

网络舆情进一步深化网络“问政”的维度。从“黑砖窑”事件到前不久伊朗政府围绕选举与西方发生的网络战争，再到我国乌鲁木齐市发生的“

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等，无不显示出了网络“问政”的巨大力量和现实威胁。如果说网络“问政”将继续从广度上引导更多网民有力地去表达心声，那么，网络“问政”还将从加压领导干部心理焦虑、约束其作风建设和促进执政方式创新等方面的深度上，着力发挥影响民主政治进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

在网络舆论已经占据当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战略制高点的新形势下，我们虽然在提高认知水平，大力唱响时代主旋律、畅通舆论引导主渠道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很多工作仍存在诸多不适应的方面。因此我们要提高对网络舆情的重要性，努力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

第五篇：领导干部要提高网络舆情引导力

领导干部要提高网络舆情引导力

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发展迅猛，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它以强大的影响力、渗透力和独特的互动性、流动性，加剧了局部问题全局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个体问题公众化、普通问题政治化、一般问题热点化的趋势，从而使我们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网络舆情形成迅速，对社会影响巨大。因此，正确引导网络舆情，科学化解舆论危机，努力使网络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和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绿色空间，已是当前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现实课题和紧迫任务。

首先，充分认识网络舆情引导能力的重要性。互联网把人类带入一个多维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网络成为社情民意的“晴雨表”。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曾说过：“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世界。”在这个“人人持有麦克风、个个都是发言人”的自媒体时代，广大群众也越来越习惯于通过网络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公共事务，表达诉求。另外，网络舆情鱼龙混杂，不实消息、不健康内容、不负责任的言论等随处可见。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利用网络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这就要求广大领导干部积极通过网络察民情、知民意、集民智，特别是对涉及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事件和舆情，及时作出回应，切实为广大群众答疑、释惑、解忧，从而有效疏导公众情绪、化解矛盾纠纷。

第二，找准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些领导干部不愿上网，对“网人、网事、网论”抱有鸵鸟心态，认为眼不见为净，与广大群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高涨热情形成强烈反差。而实际上，网络舆情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过街老鼠，不能怕，不能躲，更不能有抵触心理。领导干部应清楚地认识

1到，网络舆情是群众正常诉求的集中反映，应该以开放的态度看待网络舆情。一些领导干部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对网络舆论引导不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网络上的一些小问题最终演变成网络上的大事件，从网上虚拟社会蔓延到现实社会，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二是在网络舆论引导措施上不得力。一些领导干部虽然对网络舆情比较重视，但在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上仍然墨守成规，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传播的特点，不能充分运用网络媒体进行及时、科学、有效的舆论引导，在网络舆论引导中处于被动地位。

第三，不断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新形势下，广大领导干部应充分认识到，正确引导网络舆论事关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一定要正视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增强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自觉性。一是认真学习网络媒体知识。网络媒体作为新兴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广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网络媒体知识，熟练运用网络媒体。建立网上联络平台，通过与网友座谈等方式，确保网络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二是建立健全网络舆论引导机制。面对网络媒体发展的新形势，要创新工作机制，整合各种力量，明确工作责任，不断壮大网络主流舆论，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例如，健全重大突发事件网络发布机制，善于抓住关键时机，及时公开信息，牢牢掌握网络舆情引导的主动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存在的问题解决好、把出现的矛盾协调好，从而取信于民、取信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