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临泉县历史沿革[小编推荐]

第一篇：安徽临泉县历史沿革[小编推荐]

阜阳临泉县历史沿革

临泉，古称沈地。西周初，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封聃季载于沈地，建立了沈子国。公元前506年，沈为蔡国所灭，后楚国又灭蔡国，此处即属于楚，为楚国平舆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全国设36郡，310余县，我县当时被设为平舆县。

西汉时我县仍为平舆县，并在今同城镇设同阳县东汉时仍为平舆县，同阳县改为同阳候国，封阴庆为同阳候。属汝南郡。

两晋时期平舆、同阳两县仍并存。

南北朝时，此处为南北战争要冲，平舆、同阳两县先后废止。

隋朝时实行州、县制。公元583年开始设沈丘县，复设同阳县。先后属沈州和颍州。

唐朝时，公元618年在县境东南增设高塘县，6年后又废，公元627年，沈丘、同阳两县废。公元706年，重设沈丘县。属颍州。

宋朝时，沈丘县属顺昌府。

元朝时，沈丘县属颍州行省。姜寨、同城、瓦店属河南行省。元朝末年，沈丘城中百姓北逃，城空而废。

明朝初年，废沈丘县，降为沈丘镇，属凤阳府颍州。西部姜寨、瓦店，同城属汝宁府。公元1497年，在距今临泉县城西北30里的乳香台（今沈丘县老城）复设沈丘县。

清朝建立不久，沈丘镇属江南省（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公元1667年安徽省正式成立，沈丘镇属安徽阜阳县。

1935年正式成立临泉县，因县城滨临泉河而得名。驻地在沈丘集。1947年10月临泉解放，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先后在临泉境内设临泉市、临泉县、泉阳县和泉南县。

1949年2月又同归为临泉县。

临泉风俗民情

临泉县有着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远在七、八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息和劳动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大量的遗迹。在近现代革命战争中，我们的先辈为我争自由、求解放，也生活和战斗在这时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老丘堆 位于县城西1千米流鞍河南岸。又叫沈子墓，长50余米，宽20余米，高10余米。相传聃（丹）季载受封于沈，死后埋葬于此。但据考古学家认定，迹里是新故事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因为此处遍地是陶制器皿碎片和残断的石器，生产工具。出土有石斧、石锛、石箭头、石刀、陶方鼎、陶纺轮等，还有骨刀、骨针、骨箭头、骨鱼叉等。老丘堆原来很大，因处于流鞍河岸边，长期受到暴雨冲刷和农民深翻耕作，现在相当小了。这里地势较高，地面干燥，前有大平原，后临流鞍河，是原始社会的一个村落。已被国务院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费子街遗址 在涎河汇入泉河西岸的杨桥集费子街村。高出河床3米，长300米，宽150米，周围环水，中间有河流冲击形成的一条大沟。在这里采集有石锛、陶网坠、陶纺轮等古代文物。属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

岗上遗址 在黄岭集东北1千米处的岗上村头。长800米，宽200米，高3米。南部和西部是断层，断层处暴露出有烧土层和遗迹层。出土有蚌镰、骨镞、骨针、骨镖、石镞、石斧、陶纺轮、陶罐、獐牙、鹿角等大量遗物，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在上术三处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但是没有发现青铜器，表明当时社会尚处于氏族公社会时期，还没有进入奴隶制社会。人类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捕鱼用的网坠、狩猎用的箭头，则表明渔猎工具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这只有在氏族社会的晚期才能出现，说明母系氏族公社会已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社会的分工大致是：农业生产、渔猎为男子所担任；制陶、饲养家畜、纺织缝纫是女子的事情；年老的人负责指导、传授经验，并做些轻便事务；孩子们从事辅助性劳动。全体氏族成员人人都要劳动，产品显然掌握在父系家长手中，但仍为氏族成员所共享，还没有产生剥削和私有制。

沈子国古城 在县城西500米处的古城子。这里北依泉河，南临流鞍，地垫很高，瓦砾遍地，地下文物埋藏丰富，城郭规模宏伟，轮廓清晰，确有一派古城堡的气象。

早在西周初年，周文王的第十个儿子聃季载被封于沈地，在此建立了沈子国，其后，聃季载的子孙们在此繁衍生息。

鲷阳古郡 在鲷城镇北郊，因面临鲷水之阳而得名。这里地垫很高，陶片瓦砾俯拾皆是，城池规模清晰。在此出土有大量的古代文物，如陶壶，陶鼎、铜镜、石馨及战国时楚国的黄金货币呈郢（YIUG影)爱(YUAN员)等。

鲷阳早在两汉、魏、晋时就曾两次设郡。一次在南朝封宋永初元年（420年）元月，刘裕废东晋称帝，改国号宋，将新蔡郡设在鲷阳。30年后，又将郡移至汝南。另一次在南朝宋升明三年（479年）四月，萧道成废宋，改号齐，将新蔡郡改为北新蔡郡，仍设在鲷阳。

毕卓墓 在鲷城镇1千米处，高4米，周长80余米，宏伟威严。墓内分为正室、后室、西室、东室。全为青砖结构，墓砖上刻有鸟花纹。毕卓为晋朝鲷阳人，曾任吏部郎。因嗜洒如命，醉盗领家酿酒而传笑古今。1958年，当地群众掘墓取砖，曾挖出大量五铢铜钱和一只洒壶，及一“吉士夫人”的砖刻。

银杏树 在县城西古迹子处。银杏树、古城子、老丘堆并称为临泉三大古迹。树高30余米，胸围8米。九棱十八丫、本十二枝杈，已有两千多年的树龄，至今仍枝叶繁茂，挺拔苍劲，银果累累。突出地面的根部，自然形成的各种造型，如雄狮巨龙，如跃虎奔马，千姿百态，任凭想象。其中，在一根木上可见一清晰的马蹄印，附近根木上又有一个脚印。传说，为明未农民起义军首领李闯王攻打北京时，在此倚树稍息留下的。

据林业工作者考证，离城市这么近，又这么大，这么古的银杏树，为全国第一。此树已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树木。

老枸桔树 在鲷城镇古鲷阳城遗址处。相传为元朝未年大将察罕铁木尔在鲷阳城建花园时所植，至今已有660余年的历史。其树虽然不大，但经年已久。高3米多，上部主干老死之后再抽新干，新干死后又发新干，如今五代树干残枝历历在目，可见其古老之甚。而今所发新枝，仍绿叶茵茵，并结果数枚。每年都有众多慕名者来此观赏一番。

育才阁 在长官集中心的涎河南岸。是革命烈士张蕴华于1929年任长官小学校长时所建。当时，他组织有学生会、穷人会、夜校等，提出“扒庙宇，打神像，兴学堂”的口号，带领学生、教师和穷人先后扒掉7座庙宇，建成育才阁后，他在大门上写一别对联：“竖起两根硬骨头；誓与土劣拼死命”。在二门上写一副对联：“有什么思想说什么话；做一番事业尽一番心”。育才阁有上、中、下三层，共16间。第一、二层为教室，第三层仅一间，仿意大利式建筑。从整体看，既美观而又严整，既朴实而又和谐。

长官清真寺 在长官集南首。建于明代万历（1573）年间，已有420余年历史，当时作为长官店回民礼拜场所。大门楼悬挂一横匾，上书“古清真寺”；二门楼横匾“率由理门”；北讲堂匾额“主敬存诚”；大殿明柱上有对联：“认真主无影形凭万物作证；参造化非高远唯一理在心”。1983年县政府拔专款又重修大殿6间，南讲堂6间，北讲堂5间及大门楼和二门楼，使清真寺面貌焕然一新。

魏野畴烈士陵园 坐落在老集东首界南河东岸。魏野畴原为中共皖北特委书记，1928年4月9日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阜阳“四·九”起义。但由于准备工作不成熟，起义归于失败。魏野畴率部撤离阜阳，星夜兼程向西南转移，途经老集时被敌人杀害于界雕南河边。

1988年，县政府辟地在魏野畴牲处建造陵园。陵园分两部分，前面为陵园风景区，遍植松柏、花圊。后面为烈士墓地，墓前立有墓碑。陵园大门两帝旁有“四·九举义旗名垂千古；皖北洒碧血光照后人”的对联。

刘邓合纪念碑 在韦寨中学校园内。1947年8月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序幕。在大别出实施战略再展开期间，刘伯承司令员率领的后方指挥所于12月转出大别出，来到临泉的韩老家。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政委率领的前方指挥所自大别出转出，来到韦寨，与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所在分别75天后胜利会合。1991年县政府拨款在此立碑纪念。

游磻溪姜太公庙 据载，姜太公隐钓渭滨，遇周文王，虎变天下。从此姜太公钓鱼处便成圣地，历代立庙建观，供奉姜太公。儒道释三教门面人物也鱼贯而入，沾太公圣光。今已蔚然大观。

姜太公庙位于秦岭以北、渭河以南的一条磻溪大峡谷内，峡谷三面屏山，一面临水，形如簸箕，固又称箕谷。三国诸葛亮兵出岐山伐魏，所谓“驻兵箕谷”，即此地也。远望景区，层峦叠嶂，奇峰穿云，林海无际，尽如黛泼。

越过山门，进入前院，迎面便见一尊巨大的汉白玉姜太公雕像，目光炯炯，威仪万端，似透人间万象。两边分列以汉留侯张良为主配的姜太公的十大配享雕像，其中还有孙武、吴起、诸葛亮、李靖等。此典缘自唐朝。斯时唐朝皇帝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择取历史上最著名的十大军事家配享姜太公。景区在此复制唐典，以此增壮姜太公的王者气象。姜太公大殿内还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在姜太公主塑像的右侧立一三国人物关羽的塑像。关羽曾是国人一度尊奉的“忠义神武大帝”，与“武成王”姜太公齐名。一王一帝，同为至尊，今供一殿，孰君孰臣？孰尊孰卑？景区做此构设，显然意味姜太公胜关羽一筹。

踏沙南行约里许，就到了主景区，这里就是姜太公钓鱼和周文王访贤的地方。东岸石壁上刻有“姜太公钓鱼台”六个大字，石壁上方平台上建有一亭，亭内立一尊姜太公垂钓雕像。站在钓鱼台，放眼望去，怪石屹屹，清涧粼粼，古柏森森，云雾袅袅，栈道悬空，彩虹飞架，瀑布水帘飞流激石，红宇碧阁隐约青林。置身此景，万般杳然尘外。涧深处，有一清泉，恐怕就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说的“滋泉”了。泉水来自上游悬流，由于此处低洼而宽阔，水流至此便静不欲流，遂成渊渚。临渊而观，泉底可见绿苔白沙，游鱼嬉戏；青丝白发，如镜可鉴。泉边有一块青灰色、四米见方的花岗岩巨石，据传就是当年姜太公钓鱼所坐过的石块。石块近水一边有两条长约二尺、宽约四寸的光滑的小圆槽，恰像双膝长久跪磨的印痕。据说这是姜太公在此十年垂钓时磨下的膝印，因此当地人又称为“跪石”。“跪石”因是姜太公垂钓的实物见证，所以是姜太公庙景区的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景点，因此凡来游览的游客，必看“跪石”，不看“跪石”算是白来了。我国古今许多名人在“跪石”前留下了大量的感言。如明代杨启凤诗：“磻石亭亭水际头，当年曾此把鱼钩。波声震撼山灵动，千载鹰扬竟未休。”再如明代许仲琳诗：“闲居渭水垂钓竿，只等风云际会缘，八十才逢明圣主，方立周朝八百年。”又如清代许荪荃诗：“避世寻常甘钓渭，向年八十独兴周。行人不忘飞熊梦，每过磻溪忆壮猷。”留诗最多的要数北宋苏东坡了，比较著名的是：“闻道磻溪石，犹存渭水头。苍崖虽有迹，大钓本无钩。”这些诗文，都对姜太公的事业、功绩、智慧给予了高度赞扬，流露出对姜太公的崇高景仰。

姜太公钓鱼的故事，在这里留下了种种神奇的传说，尤以“钓璜”最为著名。说是姜太公钓一鲤鱼，剖腹得一璜，璜乃玉也。玉璜中刻有姜太公后半生经历的预言。这件事古籍多有记载。如宋书《符瑞志》云：“吕尚钓得玉璜，其文曰：„姬受命，昌来提，撰尔洛钤报在齐。‟”《括地志》亦云：“姜太公钓渭，鱼腹有璜，文曰：„周受命吕佐。‟”姜太公后来果然被周文王姬昌聘为秉钓之臣，撰写出了博大精深的兵书《六韬》，辅助姬昌父子灭了殷商，建立了西周，被封到齐国为君侯。据说姜太公阅过璜文后，顺手把它放在一片沙滩上，谁知玉璜脱手便长，一下大的长、宽、高各有三丈多，重达四百多吨，上大下小，形如莲座。这块玉璜现仍屹立在磻溪河床中部，就是一块大石头，与钓鱼台紧邻，后人把这块石头名之曰“钓璜灵矶”。据说凡求子女者，只要往这块石头上扔一小石子，便可遂愿。清代乾隆时期，宝鸡知县徐文博在这块石头上书写了“孕璜遗璞”四个大字，寓意杰出人才往往流落在荒野，人君应像周文王那样慧眼识才。这块石头至今已成为宝鸡著名的八景之一。

在磻溪河西岸的一座小山顶上，有一长约三丈，宽约一丈的石台，站在台上看兹泉和钓鱼台，一览无遮。据说这座石台是当年周文王为寻访姜太公所筑。原来周文王得知姜太公在磻溪钓鱼后，曾几次来访，都由于此处石壁深高，幽篁邃密而不得，情急之下，让人筑台以望远，这才发现了姜太公，于是即刻前往拜贤，二圣合德，终成大业。后人为了纪念这件盛事，将此台称之为“望贤台”。人们在台上为周文王塑了一尊雕像，一副情深意切的神态，望着钓鱼台方向，刻画出周文王为国屈尊求贤的博大胸怀。

位于钓鱼台西南向山坡处，有座三间大殿，殿前四株巨柏，如四座天蓬等距排列，门前柱上书有一联：斩将封神功贯古今神第一，兴周诛纣才兼文武世无双。这就是姜太公庙。这确是块风水宝地：崇山作背，清溪于前。峰峦林海，平湖波澜，白云苍狗，一揽于怀；远听松涛，近闻清泉。这座庙《新唐书》明文记载为唐太宗所建。文曰：“贞观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庙。”殿前四株巨柏据考证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树龄，与建庙时间吻合，可见也是当时所植。自唐太宗立庙起，历代皇帝对姜太公的追封逐步升级。开元十九年，唐玄宗下令“两京及天下诸洲各置太公庙一所”。上元元年，唐肃宗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加谥姜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元朝皇帝则把姜太公庙直接建在枢密院，定期祭祀。姜太公在民间的根植更是远远超过官方，有记载说，凡有炊烟处，就有太公庙。至今民间有不知三皇五帝、周公孔孟、秦皇汉武者，没有不知姜太公大名的。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三教九流都曾有过时褒时贬的遭遇，只有姜太公穿越千年历史时空，一路颂歌，即使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时期，姜太公这个中国第一神也没有谁动他一根毫毛。

游罢姜太公庙，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姜太公把自己的后路铺得真好！许多历史人物生前轰轰烈烈，壮丽辉煌，称颂一时，盖棺便遭诟病，都是没把后路弄好。由此看来，人生在世，做事是不能只图一时的，要存后来之心，谋好后路才是大智慧。

第二篇：历史沿革

历史沿革 起源

关于中秋节的起源，说法较多。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礼记·月令》上说：“仲秋之月养衰老，行糜

中秋节

粥饮食。”

一说它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礼记》上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就是祭月亮，说明早在春秋时代，帝王就已开始祭月、拜月了。后来贵族官吏和文人学士也相继仿效，逐步传到民间。

二是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有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农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十五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所以中秋节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习俗。

也有历史学家研究指出，中秋节起源应为隋末唐军于大业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唐军裴寂以圆月作为构思，成功发明月饼，并广发军中作为军饷，成功解决因大量吸收反隋义军而衍生之军粮问题。[2-5] 发展

中秋节赏月的风俗，据历史学家推断，最初是古代宫廷文人兴起，然后扩散到民间的。早在魏晋乐府《子夜四十歌》中，就有一首《秋有月》描写道：“ 仰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中秋节开始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就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传说唐玄宗梦游月宫，得到了霓裳羽衣曲，民间才开始盛行过中秋节的习俗。

北宋，正式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并出现“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节令食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而且“弦重鼎沸，近内延居民，深夜逢闻笙芋之声，宛如云外。间里儿童，连宵婚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吴自牧《梦梁录》说：“此际金凤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围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篓之人，解农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婆于市，至烧不绝。”更有意思的是，《新编醉翁谈录》记述拜月之俗：“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能自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眼眼饰之，登楼或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朝；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

明清两朝的赏月活动，盛行不衰。“其祭果饼必圆”；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陆启泓《北京岁华记》载：“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宫符象，符上免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免；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云：“是夕，人家有赏月之宴，或携柏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民间以月饼相邀，取团圆之义”。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称：“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呈供月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蜡兔之形。”“每届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唯供月时男子多不叩拜。”同时这五百多年中还推出“烧斗香”、“走月亮”、“放天灯”、“树中秋”、“点塔灯”、“舞火龙”、“曳石”、“卖兔儿爷”等节庆活动；其中的赏月，吃月饼、团圆饭等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中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是中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2] 假期

2008年开始中国大陆将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期，如当天与周 节日别称

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秋”。

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因节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团圆节”。在唐朝，中秋节还被称为“端正月”。关于“团圆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也”。[2]

风俗习惯 传统活动 祭月、赏月、拜月 吃月饼

中秋节赏月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

月饼

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同时，月饼也是中秋时节朋友间用来联络感情的重要礼物。

在福建厦门地区还有博饼的习俗，而且博饼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7]

 赏桂花、饮桂花酒

人们经常在中秋时吃月饼赏桂花，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种食品，以糕点、糖果最为多见。

中秋之夜，仰望着月中丹桂，闻着阵阵桂香，喝一杯桂花蜜酒，欢庆合家甜甜蜜蜜，已成为节日一种美的享受。到了现代，人们多是拿红酒代替。[7]  玩花灯

中秋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的。早在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中秋夜节俗，就有‘将“一点红”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中秋玩花灯，多集中在南方。如佛山秋色会上，就有各种各式的彩灯：芝麻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鱼鳞灯、谷壳灯、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

花灯

在广州、香港等地，中秋夜要进行树中秋活动，树亦作竖，即将灯彩高竖起来之意。小孩子们在家长协助下用竹纸扎成兔仔灯、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横挂在短竿中，再竖起于高杆上，高技起来，彩光闪耀，为中秋再添一景。孩子们多互相比赛，看谁竖得高，竖得多，灯彩最精巧。另外还有放天灯的，即孔明灯，用纸扎成大形的灯，灯下燃烛，热气上腾，使灯飞扬在空中，引人欢笑追逐。另外还有儿童手提的各式花灯在月下游嬉玩赏。

在广西南宁一带，除了以纸竹扎各式花灯让儿童玩耍外，还有很朴素的柚子灯、南瓜灯、桔子灯。所谓柚子灯，是将柚子掏空，刻出简单图案，穿上绳子，内点蜡烛即成，光芒淡雅。南瓜灯、桔子灯也是将瓤掏去而成。虽然朴素，但制作简易，很受欢迎，有些孩子还把柚子灯漂入池河水中作游戏。

广西有简单的户秋灯，是以六个竹篾圆圈扎成灯，外糊白纱纸，内插蜡烛即成。挂于祭月桌旁祭月用，也可给孩子们玩。[10]

 烧塔 南方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或称烧花塔、烧瓦塔、烧番塔）的游戏。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五记：江西“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广东潮州的烧瓦塔，也是以砖瓦砌成空心塔，填入树枝烧起火来。同时还燃烟堆，就是将草柴堆成堆，在拜月结束后烧燃。而在广西边疆一带的烧番塔，亦类似这种活动，但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将逃入塔中的番鬼（法国侵略者）烧死的英勇战斗。福建晋江亦有“烧塔仔”的活动。

传说这种习俗与反抗元兵的义举有关。元朝确立后，对汉人进行了血腥的统治，于是汉人便进行不屈的反抗，各地相约中秋节起事，在宝塔的顶层点火为号。类似于峰火台点火起事，这种反抗虽被镇压下去，却遗存了烧宝塔这一习俗。中秋宴俗

古时中国的中秋宴俗，以宫廷最为精雅。如明代宫廷时兴吃螃蟹。螃蟹用蒲包蒸熟后，众

人围坐品尝，佐以酒醋。食毕饮苏叶汤，并用之洗手。宴桌区周，摆满鲜花、大石榴以及其他时鲜，演出中秋的神话戏曲。清宫多在某一院内向东放一架屏风，屏风两侧搁置鸡冠花、毛豆技、芋头、花生、萝卜、鲜藕。屏风前设一张八仙桌，上置一个特大的月饼，四周缀满糕点和瓜果。祭月完毕，按皇家人口将月饼切作若干块，每人象征性地尝一口，名曰“吃团圆饼”。清宫月饼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像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总管内务大臣绍英的一个月饼，便是“径约二尺许，重约二十斤”。神话传说 嫦娥奔月

远古时候天上有十日同时出现，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生，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他同情受苦的百姓，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太阳，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羿妻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嫦娥奔月

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没有外出。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持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已逃走，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仰望着夜空呼唤嫦娥，这时他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后羿思念妻子，便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17] 吴刚折桂 相传月宫里有一个人叫吴刚，是汉朝西河人，曾跟随仙人修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错误，仙人把他贬谪到月宫，每天都砍伐月宫前的桂树，以示惩处。这棵桂树生长繁茂，有五百多丈高，每次砍下去之后，被砍的地方又会立即合拢。李白在《赠崔司户文昆季》一诗中写道：“欲斫月中桂，持为寒者薪”。[17] 玉兔捣药

嫦娥身边有只玉兔。据说嫦娥身体变轻，开始升空时，惶恐中抱起了一直喂养的白兔。白兔便随她一起上了月亮。玉兔在月宫有一只捣药杵，夜晚在药臼中捣制长生不老的灵药。这个神话传到日本后，变成了玉兔在捣年糕。玄宗故事

相传唐玄宗与申天师及道士鸿都中秋望月，突然玄宗兴起游月宫之念，于是天师作法，三人一起步上青云，漫游月宫。但宫前有守卫森严，无法进入，只能在外俯瞰长安皇城。在此之际，忽闻仙声阵阵，唐玄宗素来熟通音律，于是默记心中。这正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日后玄宗回忆月宫仙娥的音乐歌声，自己谱曲编舞，创作了历史上有名的“霓裳羽衣曲”。月饼起义

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庭官兵搜查的十分严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

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了。消息传来，朱元璋高兴得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月饼”制作越发精细，品种更多。之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17] 诗词 民谣

关于中秋节的民谣、童谣众多，如《拜月娘》、《椅仔姑》、《中秋拜月歌》、《拜月娥》、《全家拜月》、《中秋夜》、《月姐姐》、《月光光》、《月饼》；台湾民谣《中秋旅思》、《月夜思乡》、《煎熬》等。谚语

中秋月饼

八月十五的月亮——正大光明 八月十五吃月饼——节日的美食 八月十五办喜事——人月共团圆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⑴。又疑瑶台镜⑵，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⑶，桂树何团团⑷。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⑸？ 蟾蜍蚀圆影⑹，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⑺，天人清且安⑻。阴精此沦惑⑼，去去不足观⑽。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白话译文

小时候我不认识月亮，将它呼作白玉盘。又怀疑是瑶台仙人的明境，飞到了天上。在晚上观看月亮，可以先看到有仙人的两足开始慢慢地出现，接着一棵团团的大桂树也出现了。传说月中有白兔捣仙药，请问它是捣给谁吃的？又传说月中有一个大蟾蜍，是它蚀得月亮渐渐地残缺了。以前有位后羿，是他将九个太阳射落了，只留下了一个，才使得天人都得以清平安宁。阴精的沉沦蛊惑，遂使月亮失去了光彩，便再也不值得观看了。对此我觉得忧心非常，凄怆之情，真是摧人心肝啊！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这是一首乐府诗。“古朗月行”，是乐府古题，属《杂曲歌辞》。鲍照有《朗月行》，写佳人对月弦歌。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故称“古朗月行”，但没有因袭旧的内容。

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意深蕴的艺术形象。诗中先写儿童时期对月亮稚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以“白玉盘”、“瑶台镜”作比喻，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状，颜色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呼”、“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看似信手写来，却是情采俱佳。然后，又写月亮的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初升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而后逐渐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形，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初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蚀：“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蟾蜍，俗称癞蛤蟆；大明，指月亮。传说月蚀就是蟾蜍食月所造成，月亮被蟾蜍所啮食而残损，变得晦暗不明。“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表现出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在这里引出这样的英雄来，既是为现实中缺少这样的英雄而感慨，也是希望能有这样的英雄来扫除天下。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失望：“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开吧。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

这首诗，大概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唐玄宗晚年沉湎声色，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诗中“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似是讽刺这一昏暗局面。然而诗人的主旨却不明说，而是通篇作隐语，化现实为幻景，以蟾蜍蚀月影射现实，说得十分深婉曲折。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

第三篇：广州历史沿革

传说广州最早的地名为“楚庭”(或“楚亭”)。现在越秀山上的中山纪念碑下，尚有清人所建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古之楚亭”四字。不少史籍将“楚庭”视为广州的雏型，是广州最早的称谓，距今已有2847年。“楚庭”又与一个古远的传说相连，传说有五位仙人，身穿五彩衣，骑着五色羊，拿着一茎六穗的优良稻谷种子，降临“楚庭”，将稻穗赠给当地人民，并祝福这里永无饥荒。说完后，五位仙人便腾空而去，五只羊则变成了石头。当地人民为纪念传播优良谷种的五位仙人，修建了一座五仙观，传说五仙观即为“楚庭”所在。由此，广州又有“羊城”、“穗城”的别名。

春秋战国时期，岭南泛指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当时居住在这里的民族称为南越(又称南粤)。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在主帅屠睢率领下首次进军岭南，但秦兵最终被当地越人击败，屠睢被杀，赵佗等收拾残部北逃。稍后，秦朝派遣任嚣、赵佗等率兵再次分兵数路挺进岭南，经过多年征战，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岭南。旋即建立政权，设置南海、象郡、桂林三郡，同时建立番禺(今广州)等县。南海郡含今广东大部，郡治番禺，首任郡尉任嚣，这是岭南历史上第一次划分的行政区，亦是广州历史上最早的行政建置。从此，广州进入其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秦代的广州城。因秦将任嚣主持修筑，故名任嚣城。正式名称为番禺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任嚣平定岭南后，出任南海郡尉并在南海郡番禺县内建城作为郡治。城址在今广州市区仓边路一带。

秦末，中原**，封建割据代替了统一，划地为王代替了中央集权。公元前204年，南海郡尉赵佗乘中原楚汉相争之机，派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自称南越武王。南越国疆土“东西万余里”，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分、今越南北部。是为今岭南地区第一次建立古都政权。

汉元鼎四年(前113)南越国丞相吕嘉叛乱，杀国王赵兴、太后以及汉使，立赵建德为南越王，并联络东越(今福建境内)发兵反汉。次年，汉武帝调集大军10万分兵数路进军南越国。元鼎六年(前111)冬，两支主力部队抵达番禺外围，攻破设置在石门一带的防线后，两军汇合一起从东南、西北两个方向攻城，捕杀吕嘉和赵建德，南越各地守将纷纷降汉。历经五世93年的南越国最终灭亡。汉武帝进一步健全行政建置，把南越国土地划分为9郡。从此，岭南地区直接归中央政府统一管辖。

东汉时岭南隶属交州管辖，州治设在广信。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任步骘为交州刺史，略定岭南。步氏来到南海郡治番禺，见巨海浩荡，原野殷阜，大为赞赏，认为其自然、经济和政治条件均适合设立州治。于是报请孙权批准，修筑城廓，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把交州州治由广信东迁于番禺。

后梁贞明三年(917)，清海、靖海两军节度使刘岩立国，国都广州。国号初名大越，年号乾亨，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南汉立国后，承袭唐朝典章制度，并大体沿用唐代官制。升广州为兴王府，在粤东和粤北增置一府四州。启用幕府士人分领诸州，刺史不用武官，从而摆脱唐后期藩镇割据之弊。仿唐制开科取士，扩大地方士人的仕途。大规模铸铜、铅两种“乾亨重宝”。这是岭南首次大规模造币，促进了岭南地区商品流通。积极开展对外商务活动;又与邻国创造良好外交关系。南汉历四主55年。南汉国的建立，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顺治三年(1646)，朱元璋后代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史称“南明”政权，仅存在40天。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市政厅成立，下设公安、公用、财政、卫生、教育、工务等6个局。孙科为第一任市长。是为广州建市之始。此前于1918年10月成立广州市政公所，开始进行现代的市政设施建设。

1938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开始了长达7年的沦陷时期。

1945年9月16日，侵粤日军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投降签字仪式。日本第21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和中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分别签字。广州宣告光复。这是近百年来广东人民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1949年10月14日18时，解放军占领广州各重要机关，歼灭国民党残敌2000多人，解放广州的战斗胜利结束。解放军在府前路市政府大楼前台举行了隆重的进城阅兵式。

广州是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揭开了广州人文史的初页。广州又称为羊城、穗城。传说古代有5位仙人，骑五色羊，羊衔谷穗，降临广州，把谷穗赠与百姓，祝愿这里“永无饥荒”。如今，越秀公园的五羊雕像已成为广州的象征。

广州自秦汉至明清2000多年间，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汉武帝时期，中国船队从广州出发，远航至东南亚和南亚诸国通商贸易，东汉时期航线更远达波斯湾。唐代，广州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也是当时世界最长的海路航线“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中央王朝首先委派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员市舶使到广州。宋代，在广州首设全国第一个管理外贸机构市舶司。明清时期，广州更是特殊开放的口岸，一段较长时间曾是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广州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近代史上有三元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抗英斗争、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封建统治的“三·二九”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所以，广州既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又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城市。

广州历代名人辈出，代代相传。秦朝任嚣，汉朝赵佗，清朝学者屈大均，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思想政治家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孙中山等，为广州名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广州的文物古迹众多。截至2010年，已公布的国家、省、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共322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53处。南越王墓、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等都有1000多年的历史。此外，还有始建于隋朝的南海神庙，明朝的五仙观、镇海楼、莲花塔，清朝的陈家祠、余荫山房等。近代革命历史纪念地有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埔军校旧址、中山纪念堂、洪秀全故居等。广州还有众多的风景名胜，自古以来享有很高的声誉。宋、元、明、清历代都有评选“羊城八景”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城市建设与发展日新月异。1963年、1986年，广州两次重新评选“羊城八景”。2001年8月，广州又举办“新世纪羊城八景”评选活动。2002年7月26日，评选揭晓，新八景为云山叠翠、越秀新晖、珠水夜韵、古祠留芳、黄花皓月、天河飘绢、莲峰观海、五环晨曦。2010年11月，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组织“羊城新八景”评选活动，至2011年5月18日，评选结果揭晓，新入选的“羊城新八景”为：塔耀新城、珠水流光、云山叠翠、越秀风华、古祠流芳、荔湾胜境、科城锦绣、湿地唱晚。

第四篇：中华全国总工会历史沿革

【历史沿革】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任总部主任。1922年7月迁到北京后，邓中夏任总部主任。

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余人，代表有组织工人30余万人。会议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团体的总通讯机关，并由它负责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10项决议案，其中的《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规定了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方法和步骤。

1925年5月1日至7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281人，代表有组织工人54万余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信祝贺。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选举产生了全总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正式成立。选出全总第二届执委会委员25名，林伟民当选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民当选副委员长，邓中夏任中共全总党团书记。

1926年5月1日至12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502人，代表有组织工人124万余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祝词。选出全总第三届执委会委员35名，候补执委17名，苏兆征当选委员长，项英当选副委员长，刘少奇当选秘书长。1926年9月，全总在汉口设办事处。1927年2月，全总机关由广州迁到汉口，在广州设办事处。

1927年6月19日至28日，在汉口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420人，代表有组织工人300余万人。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致词。选出全总第四届执委会委员35名，候补执委20名，苏兆征当选委员长，李立三当选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工会开始转入地下活动。1927年9月，全总机关秘密迁到上海。

1929年11月7日至11日，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选出全总第五届执委会委员27名，候补执委18名，项英当选委员长，林育南当选秘书长，罗登贤、罗章龙先后担任中共全总党团书记。

1933年初，全总领导机关被迫迁往中央苏区瑞金。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党团书记。1934年10月，全总领导机关被迫撤离中央苏区随红军长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全总西北执行局，刘少奇、刘长胜先后任委员长。

抗日战争时期，工会一部分人在敌后领导抗日运动，参加游击战争，一部分人在敌占区坚持地下斗争，另一部分人则到国民党统治区与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联合，进行合法运动。1937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康生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1939年，刘少奇任书记，张浩任副书记。1940年，邓发任书记，张浩、崔田夫任副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都建立了工会组织，1945年5月成立了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邓发任主任，崔田夫任副主任，李颉伯任秘书长。1946年刘宁一任主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历史沿革

1948年8月1日至22日，在哈尔滨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518人，代表全国有组织工人283万余人，中共中央委员会致祝词，李立三致开幕词，陈云作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报告，朱学范致闭幕词。大会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通过了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产生全总第六届执委会委员53人、候补执委20人；常委15人、候补常委6人；陈云当选主席，李立

三、朱学范、刘宁一当选副主席。李颉伯、许之祯、赖若愚先后担任秘书长。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声明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全总。1949年11月，中国劳动协会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其组织，实现了全国工会运动在组织上的完全统一。

全总机关1948年12月迁到沈阳，1949年3月迁到北平。

1949年5月30日，全总常委会扩大会议推选刘少奇为全总名誉主席。全总六届三次执委会议决定，从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起，将全国劳动大会改称为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

1953年5月2日至11日，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830人，代表全国1020万名工会会员。刘宁一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词，赖若愚作工作报告，刘长胜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七届执委会委员99人、候补执委42人、主席团成员24人。赖若愚当选主席，刘宁

一、刘长胜、朱学范当选副主席，刘少奇继续担任全总名誉主席。推选赖若愚、刘宁

一、许之祯、陈少敏（女）、李颉伯、刘子久、栗再温、董昕为书记处书记。1955年8月，张维桢任书记处书记。

1957年12月2日至12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正式代表989人、候补代表100人，代表全国1630万名工会会员。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了开幕式。刘长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作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报告。赖若愚作工作报告。朱学范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八届执委会委员136人、候补执委69人、主席团成员31人。赖若愚当选主席，刘长胜、朱学范、许之桢、陈少敏（女）当选副主席。推选赖若愚、刘长胜、许之祯、栗再温、董昕、张维桢、张修竹、顾大椿、康永和、郗占元为书记处书记。

1958年5月赖若愚逝世。1958年8月，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议选举刘宁一为主席，李颉伯为副主席。1962年11月，全总八届四次执委会议选举马纯古为副主席。推选张天民、狄子才为书记处书记。1963年12月，全总八届五次执委会议推选黄民伟为书记处书记。1966年3月，全总八届六次执委会议选举顾大椿、康永和为副主席，推选赵国强、王志杰、王家扬、栗树彬、陈宇为书记处书记，邵井蛙、李春明为候补书记。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总及其所属各级工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冲击、破坏。

196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封存全总金库，停止全总作为全国工会领导机关的活动。随之，各地工会也被造反派组织的工代会代替。1973年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健全工会的通知，先后恢复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以下各级工会组织和活动。1977年11月，在全总机关建立了领导小组，逐步恢复了全总与各产业和地方工会的联系，并为召开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

1978年10月11日至2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967人，代表全国5000多万名工会会员。马纯古致开幕词，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作工作报告，朱学范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九届执委会委员193人、候补执委85人、常务委员29人。倪志福当选主席，朱学范、马纯古、康永和、黄民伟、陈宇、宋侃夫、王崇伦、韩荣华、刘玉娥（女）、章瑞英（女）当选副主席。推选马纯古、黄民伟、陈宇、宋侃夫、王崇伦、韩荣华、章瑞英（女）为书记处书记，邢方群、齐平、韩西雅、王家宠为候补书记。从此，工会工作全面恢复，中国工会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1979年9月，全总九届执委会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推选李望淮为书记处书记，张维桢为全总顾问。1979年10月，全总九届执委会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推选顾大椿、金直夫、蒋毅、邢方群、齐平为书记处书记，穆其彬为候补书记。1979年11月，全总九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选举顾大椿、金直夫为副主席。1980年4月，全总九届四次常委扩大会议推选张祺、乌兰（女）为书记处书记。1981年10月，全总九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选举张祺为副主席，推选王家宠、穆其彬、陈用文、刘实为书记处书记，王永成、蒋永清、王申详、王繤为候补书记。王崇伦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齐平、蒋毅、王家宠为常务书记。

1983年10月19日至29日，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998人、特邀代表328人，代表全国7693万名工会会员。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作工作报告，顾大椿致闭幕词。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选举产生全总第十届执委会委员241人、候补执委83人、主席团成员34人。倪志福当选主席，顾大椿、尉健行、罗干、王崇伦、章瑞英（女）、王家宠、蒋毅当选副主席。推选倪志福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尉健行、罗干、王崇伦、章瑞英（女）、陈秉权、刘实、王申详、王繤、张富有、李雪莹（女）为书记处书记。

1984年12月23日至27日，全总十届二次执委会议选举陈俊生为副主席。1984年12月，全总十届执委会第五次主席团会议推选陈俊生为书记处书记。1985年7月，全总十届执委会第六次主席团扩大会议推选方嘉德为书记处书记。1985年11月，全总十届三次执委会议选举陈秉权为副主席，全总十届执委会第八次主席团扩大会议推选李容光、于庆和为书记处书记。1988年10月，全总十届六次执委会议选举万绍芬（女）、郑万通为副主席。

1988年10月22日至28日，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515人、特邀代表282人，代表全国9336万名工会会员。赵紫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作工作报告，朱厚泽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选举产生全总第十一届执委会委员229人、主席团成员27人。倪志福当选主席，朱厚泽、王厚德、陈秉权、章瑞英（女）、郑万通、李容光、李沛瑶当选副主席。推选朱厚泽为书记处第一书记（1988.10-1989.12），王厚德、陈秉权、章瑞英（女）、郑万通、李容光、李沛瑶、方嘉德、张富有、于庆和为书记处书记。

1989年12月，全总十一届二次执委会议选举于洪恩、杨兴富为副主席，全总十一届执委会主席团第五次会议推选于洪恩为书记处第一书记（1989.12-1991.12），杨兴富、薛昭軻（女）、张国祥为书记处书记。1991年12月，全总十一届四次执委会议选举张丁华为副主席，全总十一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十二次会议推选张丁华为书记处第一书记。

1993年10月24日至30日，中国工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600人、特邀代表296人，代表全国10176万名工会会员。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尉健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会前接见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倪志福主持大会，张丁华作工作报告。朱镕基作经济形势报告。尉健行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十二届执委会委员241人、主席团成员34人。尉健行当选主席，张丁华、杨兴富、李奇生、刘珩、江家福、张国祥、方嘉德、薛昭軻（女）、滕一龙当选副主席。推选张丁华为书记处第一书记，杨兴富、李奇生、张国祥、方嘉德、薛昭軻（女）、滕一龙、肖振邦、李永安、单亦和为书记处书记。

1995年12月，全总十二届三次执委会议选举倪豪梅（女）为副主席，全总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第九次会议推选倪豪梅（女）为书记处书记。1996年12月，全总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十四次会议推选李永海为书记处书记。1997年12月，工会总十二届五次执委会议选举徐锡澄为副主席。1997年12月，全总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第十七次会议推选徐锡澄、纪明波为书记处书记。

1998年10月19日至24日，中国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1652名、特邀代表207名，代表全国8913万余名工会会员。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张丁华作工作报告。朱镕基作经济形势报告。尉健行致闭幕词。选举产生全总第十三届执委会委员258人、主席团成员37人。尉健行当选主席，张俊

九、卢展工、李奇生、刘珩、张国祥、方嘉德、倪豪梅（女）、尤仁、王东进、徐锡澄当选副主席。推选张俊九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卢展工、李奇生、张国祥、方嘉德、倪豪梅（女）、徐锡澄、纪明波、周玉清、苏立清、董力为书记处书记。10月26日，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部分工会十三大代表并进行座谈。

2001年6月，全总十三届执委会主席团第七次会议推选孙宝树为书记处书记。2002年1月，全总十三届四次执委会议选举孙宝树、周玉清、苏立清为副主席。2002年12月，全总十三届五次执委会议通过了尉健行不再担任主席职务的决定，选举王兆国为主席。

2003年9月22日至26日，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代表1698名、特邀代表252名、列席人员23名，代表全国1.34亿名工会会员。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曾庆红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王兆国作工作报告。温家宝作经济形势报告。王兆国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全总第十四届执委会委员167人、主席团成员39人。王兆国当选主席。副主席为孙春兰（2005年12月当选）、张俊

九、孙宝树、周玉清、王东进、苏立清、张榕明（女）、王瑞祥、徐振寰、陈秀榕（女）、徐德明（满族）、黄彦蓉（女）；主席团委员为王玉峰、尤仁（蒙古族）、白录堂、刘文、刘玉明、汤维英、阳安江、买买提江·艾买提（维吾尔族）、杨衍银（女）、宋大涵、张立军、张宏遵、张鸣起、张春生、张秋俭（女）、陈豪、陈希明、陈荣书、赵永金、祝晏君、贾艳敏（女）、郭永平、黄四川、黄燕明、阎启俊、散襄军、董力；书记处第一书记为孙春兰（2005年12月当选），书记处书记为孙宝树、周玉清、苏立清、徐振寰、徐德明（满族）、黄彦蓉（女）、张鸣起、张秋俭（女）、陈荣书。

2008年10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五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全总十五届执委会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委员。王兆国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根据《中国工会章程》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团由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委员组成。孙春兰、乔传秀、徐振寰、马培华、孙宝树、陈秀榕、黄丹华、张鸣起、倪健民、王炯、陈荣书、尔肯江·吐拉洪等12位同志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兰翠等54位同志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主席团成员产生后，接着举行的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了书记处书记：孙春兰为第一书记，乔传秀、徐振寰、张鸣起、倪健民、王炯、陈荣书、王瑞生、李世明、喻红秋为书记处书记。

全总机关内设15个部门和机关党委。15个部门为：办公厅、组织部、宣传教育部、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集体合同部、民主管理部、保障工作部、劳动保护部、经济技术部（加挂中国职工技术协会办公室牌子）、法律工作部、女职工部（加挂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办公室牌子）、财务部、国际联络部、全总经费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还有离退休干部局、事业发展部。

有10个全国产业工会，其中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能源化学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机冶建材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全国委员会为驻会全国产业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国民航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为不驻会全国产业工会。还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

全总直属单位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人日报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全总文工团、中国职工对外交流中心/中国职工交流中心、中国职工国际旅行社总社、中国职工之家、全总机关服务中心、中国职工电化教育中心/中国职工音像出版社。

中国工会已同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全国性工会组织以及国际和区域性工会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

第五篇：烟台历史沿革

烟台历史沿革

国土资源网(2005年3月16日

16:57)

烟台市因有烟台山而得名。烟台山原无名，古为荒丘，三面环海，海拔53.5米，占地7.07公顷，因位置在北海岸，当地人称“北山”。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为防倭寇袭扰，在奇山北麓建奇山守御千户所 城的同时，在“北山”设熨斗墩，亦称狼烟墩台、烽火台，发现敌情，昼则升烟，夜则举火，以为警报，简称烟台。当地有人称“熨斗山”“烟台山”。

清同治五年（1866年），在今烟台山西部建成海关码头，东海关在熨斗墩上建灯楼和旗杆，指挥进出码头船只。此后，又称烟台山为“拉旗山”。

1905年，烟台山建起灯塔，命名为“烟台山灯塔”。此后其他名称逐渐消失。到20世纪30年代，统称为烟台山，成了烟台市后来的标志。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芝罘岛、商埠区（东至今广东街，西至今海防营，南至所城，北达海岸）改为原福山县所辖的芝罘区、烟台区。这是首次以烟台山命名的行政区。1913年，烟台区改为原福山县烟台特别区，亦称烟台警察特别区。1934年春，山东省政府建山东烟台特别行政区，直属山东省政府管辖。1945年8月24日，烟台第一次解放，成立烟台市人民政府。

商代西周时称东夷。春秋时，为**、牟、莱族移民区，属东莱地。秦时地属齐郡县。汉时，先后属青州东莱郡县地和牟平县地。自三国后多为变化，至元、明、清、民国属福山县。1934年，改为烟台特别行政区，直属山东省政府，始独立行政建置。1938年为日本侵占。1945年8月，烟台第一次解放，属胶东行政区。1947年10月，烟台被国民党军队占据。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1950年5月，属文登专区；9月改为省辖市。1958年6月，改为莱阳专区辖市。10月18日，莱阳专区改为烟台专区，为烟台专区辖市。直至1983年11月，组建地级烟台市，原烟台市改为芝罘区。

青岛地区昔称胶澳。因胶州湾入口处北侧的小青岛得名，该岛对岸的原青岛村、青岛口、青岛山一带均沿用青岛之称。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政府议决在胶澳设防，青岛由此建置。翌年，调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部移驻胶澳。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澳，并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6日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从此，胶澳沦为殖民地，山东也划入了德国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11月，日本取代德国侵占胶澳，进行军事殖民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民为收回青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19年，由于青岛主权问题，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迫使日本于1922年2月4日同中国政府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同年12月10日，中国收回胶澳，辟为商埠，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洋政府。其区域与德胶澳租界地相同。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胶澳商埠，同年7月设青岛特别市。1930年改称青岛市。1938年1月，日本再次侵占青岛。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接收青岛，仍为特别市。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改属山东省省辖市。1981年被列为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1984年4月，被列为全国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1986年10月15日，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1994年2月，被列为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烟台风物志纷繁多样的烟台古钱币 作者:佚名 时间:2008-6-4 0:0:0

钱币知识 太平天国

当远古人类只会用大自然现成的石块应用于生产生活时，货币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当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有了交换的需求，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换中介物开始出现。随着历史的演进，一般等价物逐渐固定，货币才正式跃上人类历史发展的舞台。

在胶东大地，出土了大量先秦时期的贝币、刀币以及秦以后的各类铸币。与此同时，铸钱模具钱范、冶炼炉的发掘出土也极大丰富了烟台地区的冶炼铸造史。

贝币的流行一时

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品除去消耗的几乎没有剩余。当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产品数量增加，除了人们消耗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剩余产品，交换就开始了。

为了方便交换，参加交换的人们把自己的产品先换成大家共同需要的产品，然后再用它来交换自己真正需要的产品。这种共需产品就成为一般等价物，固定下来以后便成为实物货币。

胶东半岛因其地利富产渔盐，食盐作为人类的必需品自然地成为胶东地区实物货币的一种。在我国古代，最主要的实物货币也和海洋有关，那就是“贝”。

烟台博物馆考古研究员侯建业介绍说，“虽然烟台本土也有很多种贝壳，然而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并非本土产物，而是一种产自南洋的特定海贝。它小巧美观，夏商时期的奴隶主甚至将这种海贝作为贵重的装饰品。” 由于这种海贝产地遥远数量不多，后来便出现了石贝、骨贝、玉贝、金贝等仿制贝。

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长岛南长山岛王沟村发掘东周墓群时，在十号墓中发现了50枚真贝。经青岛海洋研究所鉴定，认为其属于海南贝，产于广东沿海。长岛出土的真贝体形较大，长3厘米，最宽处为2.7厘米。在蓬莱村里集墓群中，还出土了一种“滑石贝”，都是按照海南贝的大小、形状磨制，数量比较多。

侯建业介绍说，海贝作为货币可能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夏商时代流行。到了商末至西周时期，贝币渐渐被青铜货币所取代，沦为不太贵重的装饰品。

金属货币的出现

实物货币虽然出现早期给人们的交换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货币有了更高的要求———容易保存、方便分割，金属货币开始出现。最早流行的金属铸造货币———刀币形状与工具刀类似，春秋战国时期普遍采用它作为流通货币。

1972年，海阳行村镇汪格庄村北的小山坡上发现了一处窖藏，长宽不足1米的土坑中放置了刀币等古钱币共计两三千枚。考古人员证实此处为东周遗址，钱币排放整齐并且有覆盖物应该是当时的人们有意埋藏的。这批刀币中包含有齐之法化、齐返邦之法化、节（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等众多类别。（返邦、节墨、安阳均为古代胶东地名）

据介绍，齐国的刀币刀身有一定弧度，刃部凹陷弯曲。其中“节（即）墨之法化”刀体重大，通常18厘米左右，最宽处可达到3厘米，是齐国铸造发行较早的一种刀币。

1956年，招远曲侯屯出土了160多枚刀币。比较特殊的是，这些刀币有的从背部直接向前部斜直切去，形成尖细的头部。“考古人员注意到这些刀币刀尖部分的长短、宽窄并不一致，有的地方甚至有剪损的铭文，有的专家分析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小额交换而被分解后的刀币。”侯建业说。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统一了货币以及度量衡。圆形钱币成为中国货币的基本形制，贯穿中国封建社会沿用了两千多年，并影响到相邻国家和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蓬莱兴无村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处铜钱窖藏。在离地表深30厘米的窖藏中，发现的钱币总重300多公斤，包括了西汉至金代的6万多枚钱币，令人叹为观止。汉代沿用到唐代的“五铢钱”、王莽时期的“货泉”、“布泉”、唐代的“开元通宝钱”都在此处窖藏中有所发现。

铸币工艺大幅提升

到了元朝，非金属货币的纸币成为基本货币制度，政府开支、税收用纸币，民间交易也用纸币。明太祖颁行的大明宝钞就是一种政府发行并强制推行的不兑换纸币，发行无限额，难以流通。

为了推行纸币，明朝政府曾经禁止金银流通，多次停止铸造铜币，但是民间交易中私用白银、铸币的情况却屡禁不止。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间，纸币流通已经名存实亡。

明代称本朝官炉所铸的铜钱为“制钱”，以此来区别以往流传下来的钱币，清朝沿用了这一传统。虽然明代的制钱铸造较少，但是铸造工艺大大提高。

明嘉靖时期开始用黄铜铸钱，黄铜和锡的熔铸比例为10：1。为抑制民间私自铸币，嘉靖年间开始铸造金背、镟边等钱币。“金背”是用经过4次精炼的合金铜铸造的制钱，有着黄金的金属光泽。“镟边钱”是用镟车削磨铜钱的外缘使其外侧光滑、轮廓周正，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清朝建立以后，货币大量使用满文，用来记录钱币的铸造地点。

出土钱币丰富多样

宋代商品经济开始出现，铸钱数量为历朝之冠。蓬莱兴无村窖藏出土的铜钱，大部分都是北宋的钱币。由于继承了五代时期的货币制度，宋朝时期铜钱和铁钱同时使用，还有铅钱、纸币等币种。兴无村窖藏出土的都是宋朝钱币均为铜钱，考古人员推断在宋朝烟台属于铜钱行用区。

和出土的唐朝货币多以“元宝”命名不同，烟台芝罘区出土的明代铜钱主要有洪武通宝、永乐通宝、万里通宝、崇祯通宝等。“明代的铜钱之所以不像以前一样叫‘元宝’，可能是为了避讳元朝和朱元璋名字中的‘元’字。”考古人员这样推测。

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在烟台地区也发现了不少国外的货币。在烟台发现最早的外国铸币是越南在公元984年开始铸造的“天福镇宝”，发现最多的则是日本1625年开始铸造的“宽永通宝”。这些货币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外形均呈现为中为镂空方洞的圆钱。

尽管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存在时间较短，然而在烟台还是发现了不少当时发行的“太平天国”和“太平圣宝”钱币。

铸钱模具———钱范

金属钱币的铸造离不开浇筑的模具即钱范，钱范的材质有陶土、石头、铜等。

胶东半岛矿藏资源丰富，铜矿尤为突出，牟平、福山、招远等地目前仍是重要的产铜基地，考古工作者还曾经在烟台发现了早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期的铜器。距今4500年的栖霞杨家圈龙山文化遗址出土过冶炼铜块，牟平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出土过青铜锥，烟台与铸币的渊源在这些出土文物中逐渐明朗。

“这些遗迹及其出土文物说明胶东地区的青铜生产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优越的技术条件，这些都是铸造金属货币必不可少的基础。”侯建业解释说。

福山区三十里堡村古遗迹还出土过汉半两钱石范、三铢钱石范。据介绍，三铢钱为汉武帝时期铸造，发行的时间比较短，在胶东地区发现三铢钱的石范证明三十里堡在当时是一处十分重要的铸币地点。

除了钱范，胶东地区也发现了诸多冶铸遗址。在牟平的冶头村，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熔炉群的残迹，单行排练的熔炉有长期使用的迹象，这些熔炉都有着圆坑形的炉膛以及斜坡式的出液口。这里同时出土的有西汉、新莽的货币以及汉代的半两钱范。冶头村南的“铁官山”还发掘了4.5万平方米的遗迹，发现了众多铸币遗物。

今天的冶头村，北有牟平铁厂、南有孔辛头铜矿。从汉代至今，这里的人们借着大自然慷慨赋予的资源继续着熔炼、铸造的传统。这也让我们看到，虽然胶东文明相对于中原文化稍显孱弱，然而正是这微弱的文明之光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留住了中原文明的过去和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