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车保险合同典型案例(上海二中院2015)

第一篇：机动车保险合同典型案例(上海二中院2015)

机动车保险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5年3月

目 录

1、苏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2、郑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3、仲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4、范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5、许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6、甲公司诉乙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7、陈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8、甲保险公司诉乙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9、王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10、朱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苏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保险公司无法证明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一般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案情】

2012年12月27日，苏某就其所有的机动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期限自2012年12月28日起至2013年12月27日止。保险条款约定，“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九）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许驾驶保险车辆的其他情况下驾车。”苏某初次申领驾驶证的时间为2013年5月13日。2013年6月22日，苏某独自驾驶保险车辆于沈海高速公路上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造成保险车辆及第三者车辆受损，苏某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后苏某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因甲保险公司拒绝赔付，苏某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及拖车费等32万余元。【审判】

法院认为，驾驶人苏某实习期间独自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的行为，违反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驾驶人在实习期间驾车上高速公路应当有人陪同的规定，属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依照规定不允许驾驶保险车辆的情形，但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对于该免责条款，甲保险公司虽在保险单明示告知栏中提示投保人阅读，但无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甲保险公司理应承担保险责任。遂判决支持了苏某的诉请。【提示】

对于保险合同中所有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或“除外责任”部分条款，以及散落在保险合同其他部分的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等免责条款，保险人均应当在订立合同时对投保人进行提示。对于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的一般免责条款，保险人还应当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否则该条款不发生效力。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亦可在订立合同时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知晓并充分理解免责条款，避免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其是否属于理赔范围发生分歧和纠纷。郑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被保险人出借机动车给合法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仍应承担保险责任。【案情】

2010年9月8日，郑某为其机动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责险以及三责险不计免赔。三责险保险条款约定：“保险机动车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失，对被保险人依法应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给予赔偿。”2010年11月8日，郑某将保险车辆出借给同乡潘某，潘某驾驶保险车辆与案外人强某车辆相撞，致两车损坏，潘某负事故全部责任。2011年9月9日，交通事故赔偿案判决认定郑某出借车辆并无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潘某赔偿强某车辆损失13万余元。潘某全额履行了交通事故赔偿案确定的义务后，被保险人郑某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13万余元。【审判】

法院认为，系争保险条款是甲保险公司于2010年7月《侵权责任法》实施前适用至今的格式条款。《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前，在本案情况下，被保险人与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后，被保险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员对外承担责任的方式已发生变化，被保险人仅对损害发生有过错时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若仍依据原有保险格式条款对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承担保险责任，则保险人的责任范围和赔偿金额将大幅缩减。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保险人对责任范围发生的限缩(即免除相应责任)负有提示和特别说明义务，并应在保费核算上作相应调整。合同当事人对前述格式条款产生了两种解释，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本案潘某认可郑某的起诉行为，并提供案外人强某的收条，证明已全额履行交通事故赔偿案的赔偿责任，甲保险公司应承担给付商业三责险保险金的责任。故判决支持了郑某的诉请。【提示】 在现实生活中，出借车辆给他人驾驶的情况非常普遍。而在目前我国车辆保险体系中，主要根据车辆的情况确定保费费率，而与驾驶人本身的年龄、驾龄、驾驶习惯、婚姻状况等关联性不大。因此，我国车险体现的是“随车主义”，而非“随人主义”。随车主义所承保的是车辆产生的责任，而非某个具体驾驶人对外的责任。此种情形下如发生交通事故，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对外承担的赔偿责任，也应受到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障，保险公司不能因此拒赔。仲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暴雨造成道路积水而导致正常行驶的车辆损坏，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公司不能免责。【案情】

2012年11月8日，仲某就其所有的机动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辆保险，保险期限为一年。保险条款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因暴雨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负责赔偿；保险车辆因遭水淹或因涉水行驶致使发动机损坏，保险人不负责赔偿。2013年10月8日，仲某正常驾驶机动车遭遇暴雨，导致发动机熄火车辆受损。车辆维修后，仲某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甲保险公司对发动机部分损失拒赔。仲某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9万余元。【审判】

法院认为，保险车辆的发动机毁损系因驶入积水地导致，而道路积水的形成原因则在于当天的连续暴雨，故仲某的损失符合保险条款中约定的暴雨保险责任范围。保险事故发生时的道路属于正常路况，甲保险公司无证据证明仲某系故意驶入积水地，故仲某并不存在涉水行驶的主观故意。尽管保险条款又约定保险车辆因涉水行驶致使发动机损坏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依据法律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在保险条款已经约定暴雨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情况下，对甲保险公司依据涉水行驶致发动机损坏免责之条款主张免赔，不予支持。故判决支持了仲某的诉请。【提示】

因暴雨导致道路积水，驾驶人正常驾驶保险车辆驶入积水地导致发动机损毁，如驾驶人不存在主观故意，应认为属于暴雨造成保险车辆损失，被保险人有权依据保险条款约定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但如驾驶人故意驶入河流、沟渠、水塘等致使发动机损坏，保险公司当然可援引免责条款拒赔。范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怠于申请理赔，事故受害人可直接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案情】

某运输公司为其重型牵引半挂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责险。保险期间内，闫某驾驶保险车辆撞伤范某，闫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后范某起诉闫某、某运输公司及甲保险公司要求赔偿，法院判决甲保险公司赔付交强险24万余元，闫某赔付范某损失28万余元，某运输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判决生效后，闫某及某运输公司均未履行义务，甲保险公司亦未协助执行。范某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保险公司赔偿三责险保险金22万余元。【审判】

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现生效判决已经就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即范某应负的赔偿责任进行了确定，且被保险人怠于请求，故范某有权直接向甲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故判决支持了范某的诉请。

【提示】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第三者损害后，被保险人作为侵权人应积极与保险公司进行磋商，向保险公司申请交强险及商业险理赔，以及时赔偿事故受害人。如被保险人既不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又不主动赔偿事故受害人，或者隐匿逃逸逃避事故赔偿责任的，事故受害人可直接要求保险公司给付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以维护自身权益。许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发生车损事故，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单方委托定损的，易引发争议。

【案情】

2014年6月，许某就陈某所有的机动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机动车辆保险，保险期限为一年。2014年7月20日，许某允许的驾驶人沈某驾驶保险车辆发生单车事故，交警部门认定沈某对交通事故负全责。事故发生后，许某及时向甲保险公司报案，并与保险公司就车损修复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因磋商未果，许某于2014年8月1日委托某评估公司对保险车辆车损修复费用进行了评估。许某支付了评估费，并按照评估价格对保险车辆进行了维修。随后许某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甲保险公司以评估价格与其定损价格差距太大为由拒赔。许某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保险公司赔偿车辆修理费等5万余元。【审判】

法院认为，许某提供的价格评估报告书系有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法做出，而甲保险公司在诉讼中才提供保险车辆定损报告，该定损报告既无定损日期及定损依据，又无保险公司、查勘定损人及被保险人的签章，且未附车损照片等材料。从证据证明效力而言，许某提供的价格评估报告书高于甲保险公司的定损报告。甲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价格评估报告书在程序上或实体上存在错误，法院对该车损评估结论予以采纳。故判决支持了许某的诉请。【提示】

发生车损事故，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应及时到达事故现场并定损。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对定损价格有争议的，应尽量争取协商解决，不应相互推诿。若协商不成的，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单方委托评估时，应自觉恪守诚信，通知对方到场及时查看车辆情况、获取原始资料，使双方在评估过程中相应的权利得到保障，提高评估报告的客观性和双方对评估报告的认可度。

甲公司诉乙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交通事故发生后，事故伤者、被保险人应审慎对待职业索赔代理人（俗称“人伤黄牛”）对赔偿事项的介入。【案情】

2011年11月，甲公司为其机动车向乙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保险期间内，甲公司驾驶人驾车与沈某摩托车相撞，造成沈某及摩托车乘客孙某受伤、车辆受损，甲公司驾驶人对事故负次要责任。2012年8月28日，甲公司与沈某、孙某在交警部门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甲公司赔偿沈某10万余元、孙某5000余元。甲公司向乙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乙保险公司以沈某未实际收到赔偿款为由拒赔。甲公司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乙保险公司支付甲公司已偿付给沈某的赔偿款10万余元。【审判】

法院经调查发现，赔偿款已由沈某委托的代理人董某具领。董某到法院声称已向沈某给付9万元赔偿款，并提供9万元收条一份。经查证，沈某仅收到董某给付的赔偿款2.4万元并出具了收条，而董某自行篡改了该收条。由于董某虚假陈述并伪造证据，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董某作出司法拘留十天的处罚。本案在董某退赔6万元给沈某的基础上，甲公司与乙保险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提示】

在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处理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俗称“人伤黄牛”的职业索赔代理人，“人伤黄牛”利用事故受害人缺乏专业法律知识等弱点，提供一条龙代理索赔服务，从中牟取不正当利益。如本案中伪造收条、侵吞事故伤者理赔款，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受到法律惩戒。因此，在交通事故赔偿处理中，事故伤者、被保险人应审慎对待“人伤黄牛”对赔偿事项的介入，合法维护自身权益。陈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交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无正当理由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免责。

【案情】

2011年，陈某为其私家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保险期限自2011年2月14日至2012年2月13日。保险条款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2011年9月2日凌晨4时31分5秒，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接警处接到报案，称G50（往西）A30（往金山卫方向）处有一辆轿车侧翻，未看到司机，交通影响不大。5时54分，事故驾驶人陈某之子亦报警称翻车，无人伤，其自行至医院就诊。后陈某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甲保险公司以本起事故符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之情形而拒赔。陈某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保险公司赔偿车辆损失费等50万余元。【审判】

法院认为，陈某之子驾车侧翻后，时隔近三个小时在路人报警后方报警，并以就医为由自行离开现场。陈某之子自称报警前昏迷两小时，但经查明，其在此期间拨打了十四个电话，故其陈述存在漏洞有违诚信。另外，事故仅导致陈某之子受轻微伤，在生命安全未受影响的情况下，其离开现场去就医的理由并不充分。故陈某之子离开事故现场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属逃离现场，保险公司免责事由成立。遂判决对陈某全部诉请不予支持。【提示】

交通事故发生后，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驾驶人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不得离开事故现场。但发生生命垂危或者其他紧急情况需要及时救治时，离开现场就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如果不及时救助有可能危及生命，保险公司在此种情况下也不应苛求驾驶人。但是，这并不等于一旦驾驶人遭受任何伤害或者感觉遭受伤害，就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因未经警察现场处理，无法确认驾驶人当时是否有酒驾或吸毒等情形，故如驾驶人无正当理由自行离开现场，在免责条款生效的情况下，将发生保险责任免除的法律后果。甲保险公司诉乙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后，可向醉酒驾驶人或其单位追偿。【案情】

乙公司就其名下机动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内，乙公司员工许某醉酒后驾驶涉案车辆外出办理公司事务时撞伤付某，许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并承担刑事责任。事故发生后，付某提起诉讼，要求就其损失由甲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乙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甲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付某10万余元，乙公司赔偿付某8,600元。甲保险公司向付某支付了保险金后，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乙公司支付赔偿款10万余元及利息。【审判】

法院认为，许某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第三人人身损害，甲保险公司在第三人提起的另案诉讼中就交强险部分承担了赔偿责任，依法可向造成事故的侵权人追偿。涉案车辆系乙公司所有，许某系乙公司员工，乙公司应当为其员工许某在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因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故判决对甲保险公司要求乙公司赔偿相关费用并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请予以支持。【提示】

对于醉酒驾驶人，不仅会因醉酒驾驶行为定罪入刑，而且保险公司对于交强险及商业险均免除赔偿责任，由醉酒驾驶人自己对事故受害人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醉酒驾驶造成第三人人身损害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垫付抢救费用后，有权向醉酒驾驶的致害人追偿。如醉酒驾驶人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保险公司可向其所在单位追偿。因此，车辆单位及驾驶人均应遵守交通法规，严禁酒后驾车，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王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驾驶证被扣12分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免责。【案情】

2011年5月，王某就其所有的机动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保险期限自2011年5月28日至2012年5月27日。保险条款约定，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在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或记分达到12分，仍驾驶机动车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2012年5月11日，王某允许的驾驶人宁某驾车与案外人左某所驾车辆相撞，造成两车车损，宁某对事故负全责。王某向左某赔偿后，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甲保险公司认为，宁某的驾驶证扣分已达12分，符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之情形，因此拒赔。王某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保险公司本车及第三者车损等费用11万余元。另经查明，自2011年1月30日起至2012年1月29日止的记分周期内，事故驾驶人宁某的驾驶证扣分累计达到12分，但在2012年5月11日事故发生前，宁某并未重新取得驾驶证。【审判】

法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或记分达到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故系争免责条款中的该项免责事由属于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理应被知晓并遵循，且保险公司已对该条款用黑色字体并在保险单正面提示投保人阅读，王某以甲保险公司未尽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条款无效，不予支持。宁某在驾驶证扣分已达到12分后仍驾驶机动车，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又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故甲保险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提示】

驾驶人在驾驶证记分达到12分的情况下，应当接受交警部门组织的相关培训和考试，重新取得驾驶证，在此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如驾驶人违规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只要保险公司将这种“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并进行了提示，该免责条款即为有效。一旦驾驶人违反了以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为免责事由的保险条款，被保险人以保险公司仅尽提示而未尽明确说明义务为由提出理赔，其要求将不能得到支持。朱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旨】

驾驶未登记上牌且临牌过期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免责。

【案情】

2012年4月，朱某为其宝马轿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车辆保险，保险期限为一年。保险条款约定，“发生意外事故时，保险车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除非另有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2012年5月13日，朱某驾驶宝马轿车发生单车交通事故，造成本车车损和路产损失并发生施救费用，朱某对事故负全责。《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车辆牌号为“沪HG8537(临)05月09日止”。事故发生后，朱某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甲保险公司作出书面拒赔通知，朱某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保险公司赔偿车辆修理费及路产损失等41万余元。【审判】

法院认为，朱某驾驶的保险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尚未登记上牌，所持的临时号牌亦已过期，故甲保险公司有权依约在商业险范围内拒赔。关于该免责条款，甲保险公司在保单明示告知栏中特别提示投保人仔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且机动车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不可上路行驶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该法律规定已经公示且无理解上异议，任何人都须遵守。故朱某以甲保险公司未尽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致使上述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主张不能成立，其诉请应予驳回。【提示】

在购臵新车未取得正式牌照前，车主往往会靠临时行驶号牌开车，但有些车主却忽视了临时牌照使用的期限。若驾驶超过期限临时牌照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车损，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保险公司对商业保险部分是不予理赔的。因此，车主应注意临时牌照使用期限，及时更换临时号牌、申请正式牌照，避免利益得不到保险保障。

第二篇：机动车保险合同

案情回放：天安变压器公司向第三人中国银行开发区支行贷款，于2011年4月14日购买奥迪轿车一辆，并将该车抵押给中行开发区支行，在被告财保公司处购买了不计免赔商业保险，约定机动车损失险责任限额54.2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50万元，和盗抢险等，同时约定保险第一受益人为中行开发区支行。2011年9月14日原告天安变压器的员工徐某驾驶该车在海安镇谭港村与袁某所驾货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双方车辆受损，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徐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袁某主责，经南通银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修理，原告支付奥迪车辆修理费用18万元。天安变压器公司向财保公司主张理赔其损失。

观点博弈：就本案而难言，到底谁有权向财保公司索要保险金？

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照合同自治原则，合法有效。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受益人是银行，天安公司作为本案的原告主体不适格，故银行才有保险金请求权。其理由，民事合同实行的私法意思自治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公序良俗，就认定有效，本案车辆保险合同当事人在填保单时认可了受益人条款，并按约发放了借款，要据诚信原则，理应受法律保护。不允许指定第三方为受益人是对其权利的限制与侵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保单约定受益人是银行，应认定无效。其理由主要有：

一、保险实务中，受益人无资格限制，自然人、法人皆可，无行为能力人甚至胎儿均可为受益人，但仅存于人身保险合同，保险法第18条第3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保险法》的该条规定表明了受益人的两项限定：

1、受益人仅限于人身保险合同中；

2、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财产保险以损失、伤害弥补为基本原则，不同于人身保险合同中以他人生命为代价可以收益。其合同当事人，作为享受合同权利并承担合同义务的主体，只有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并无受益人。保险公司在其中设定银行为受益人，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经济较差如需以保险金支付事故理赔款，会直接影响受害者的救治，特别是伤残较重救治费用都在十万以上的情况下更为特出，国家对第三者责任险的立法目的和投保意义，就在于减少事故责任人的经济损失，以及发生事故后，能迅速、有效地对在交通事故中伤者的赔偿。如银行成了第一受益人，与设立机动车保险的初衷相违背；

三、机动车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之间所订立的，以机动车作为保险标的协议，按照协议，保险人以保险事故造成的保险车辆损失扩第三人的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机动车财产保险合同保的是除了自身车辆损失，还涉及第三人的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涉及不特定的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当事人约定排除法定利益的，特别是不特定的第三人人身伤亡为保险，对银行来说，更不能作为保险利益。按合同法第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合同无效，第二款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第四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机动车财产保险合同约定银行为受益人，除约定排除投保人利益，还涉及排除不特定的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内容违反我国有关保险法规也违背公序俗。

四、发生保险事故，银行要以第一受益人的身份请求支付保险金，或保险人要依此批注将保险金划给银行有较多争议，同时会在审判实务上会产生以下困难。

1、投保人经济较好在按期归还购车借款的情况下，投保人自己支付车辆维修费后，如本案，银行成为受益人，就会发生银行提前收回贷款的情形，也不符借款合同按期归还的约定或产生不当得利；

2、在按期归还购车借款的情况下，投保人经济较好，银行可能不主动向保险公司主张理赔，保险公司有可能会不尽理赔义务，且会随时间的推延，丧失胜诉时效，损害投保人利益；

3、银行要成第一受益人向保险公司理赔，还会有举证上的困难，事故的受害者，在投保人没有按责任赔偿情况下，不会将医疗发票、事故责任认定书等证据交银行向保险公司理赔，银行无法索赔；

4、本案是由交通事故引起的侵权纠纷，按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天安公司可依侵权，要求对方承担70%的车辆损失，然后按保险合同纠纷，要求保险公司理赔30%的损失，也可直接依保险合同起诉保险公司理赔全额损失，在约定银行为收益人的情况下，同一事故，因诉讼方式不同，银行的收益不同；

5、尚本案天安公司交通事故造成对方损失18万元，对方按侵权起诉天安公司，在约定银行为收益人的情况下，天安公司赔偿损失后却不能向保险公司理赔，银行在抵押车辆没有毁坏的情况下，却获得了利益。

法官说法：由于事物的特殊性，在抵押车辆发生自燃全部毁损的情况下，如在合同中约定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条对担保法第五十八条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银行为收益人，则合情、合理、又合法。但在此情况下车辆保险合同，也无须约定银行为第一受益人。

现实中车辆、住房抵押贷款保险中约定银行为收益人的情况还不少，在此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是银行还是被保险人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需上级法院作出明确的规定。

第三篇：保险合同典型案例

保险合同典型案例

作者：天润华邦 阅读次数：804次 更新时间：2009-5-31 [案情简介]

2004年5月，原告刘某某通过银行按揭的方法购买了一台“神钢牌”液压挖掘机。随后刘某某在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处购买了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其中车辆损失保险金额为96万元，保险期限从2004年5月15日至2006年5月15日止。原告刘某某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告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支付了保费，被告也依约定向原告出具了保险单。2004年8月27日，原告刘某某投保的挖掘机在四川九寨沟县城至沟口公路改扩建工程中从事按掘机作业时，因挖掘土石方的下部导致了上部土石方的垮塌，造成挖掘机受损。2004年8月3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索赔申请，被告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未到事故现场勘验，在审查了原告刘某某提交的保险事故的相关资料后，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的查勘人员在保险索赔申请书中，初步确认了该保险事故属保险责任。原告刘某某按照被告的指示对受损车辆进行了修复。经被告核定，挖掘机的车损为177702元，施救费38000元，共计215702元。随后原告刘某某找被告，要求其履行保险义务。

2005年1月13日，被告以保险事故属于《机动车综合险条款》第三条

（二）项即除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规定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拒绝履行保险赔付义务。为此，原告委托四川天润华邦律师事务所黄晓波律师、谢步强律师代理该案。

[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答辩]

一、根据原告提交的驾驶员余某某的描述，引起事故发生系山体滑坡，所造成的损失属于《机动车综合险条款》第三条

（二）项即除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二、山体滑坡属附加险中的地质灾害险，原告刘某某未投保，保险公司无义务进行理赔。

[原告律师代理意见]

原告代理律师针对被告的答辩及庭审争议焦点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一、本案被告的拒赔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即本案投保标的物挖掘机的受损不属于《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2004版）第三条第二款约定的免赔范围。

（一）、通过庭审审理确认了：2004年8月27日，原告刘某某投保的挖掘机在四川省九寨沟沟口实施挖掘作业时，在挖掘机挖掘土石方的下部时导致了上部土石方的垮踏将投保挖掘机砸坏。事发后，原告刘某某当即通知了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并按照被告的指示对事发现场进行了拍照取证等工作。并及时地向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提出了索赔申请。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审查了原告提交的保险事故的相关资料后，确认了该保险事故属保险责任（见被告的证据附件第7页），也正因为如此，在事发后保险公司也从未派人到事发现场调查了解。因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当时就认可了该保险事故及造成该保险事故的原因。随后原告按照被告的指示对受损车辆进行了车损核定及修复。作为投保人的原告已经按照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的要求履行了自己的全部义务，其提供给被告的相关资料业已得到被告的认可，证实了此次保险事故属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应当负责赔偿的保险责任范围。

（二）、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在除去原告提交的保险索赔资料外，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仅根据一份讯问笔录中的“山体突然滑坡”就认定属《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中规定的免责范围，进而作出拒赔的决定是不能成立的。前已论述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在发生保险事故后根据原告提供的索赔申请的相关资料已初步认定本次保险事故属保险责，依法应当赔偿。但被告却在现场已被破坏多日后，没有任何现场勘察了解，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仅根据一分讯问笔录作出了拒赔决定。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保险活动中应当遵循的“禁反言”原则,是不能发生法律效力的。

（三）、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保险人拒绝保险请求权人的索赔请求从而排除自己的赔偿责任，则保险人就必须为其拒赔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保险事故的发生属责任免除范围内。综合本案，作为发出《拒赔通知书》的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应当对其《拒赔通知书》中认定的事实举证。即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发生本次保险事故的原因是《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第三条第二款“除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通过今天的庭审审理可知：被告并没有举出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证明发生本次保险事故的原因是“除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更为可笑的是被告竟然在开庭时书面向法庭申请对造成本次保险事故的原因进行鉴定。也就是说被告可以在没有任何权威专家和鉴定机构的有效证据前提下，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不及时出险的情况下，在保险事故现场已被损坏的情况下，可以不负责的先做出《拒赔通知书》，在当一方起诉到法院后，再申请鉴定。这也充分的说明了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作出的《拒赔通知书》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也是极其不负责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不能举证证明造成本次保险事故属其免赔责任范围，其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因被告没有履行法定的明确告知义务，《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2004版）第三条

（二）项对原告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案中原告刘某某作为投保人与作为保险人的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其保险条款是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制作的格式条款。此格式条款是被告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时未与原告刘某某协商的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由此可知，第一，保险人对一般条款尽“说明”义务不是“提醒”义务，而对最重要的免责条款，保险人负有“明确说明”的义务；第二，保险人的义务是主动性义务，并不是将保险条款或者保险合同给投保人，由投保人向保险人进行询问。第三，法律规定是强制性的，如果保险人不能证明已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了责任免除条款，该等条款将不产生法律效力。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人对投保人所负说明义务的答复（法研[2000]5号）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规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或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综合本案庭审情况与证据，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在出具保险单时向刘某某提示注意过免责条款，更没有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或其法律后果等，向原告作出过解释，甚至连合理的提示原告刘某某注意的保险一般条款的义务也无法证明。因此，《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2004版）第三条第（二）项 “除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的免赔条款因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未尽到“明确告知义务”而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为此，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引用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免责条款要求免除其赔偿责任也是不能成立的。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三、被告在庭审中以本案的保险事故是地质灾害险的保险责任之一——“滑坡”为拒赔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本案审理的保险合同纠纷是审理原被告之间的车辆损失险纠纷问题，而不是审理地质灾害险，地质灾害险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因为，本案原告购买的就是车辆损失险，同时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在其《拒赔通知书》中也明确是以《机动车辆综合险》中关于车损险的免责范围为依据作出拒赔决定的。本案审理的问题是该条款是否产生法律效力及被告作出该拒赔决定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此，作为代理人认为地质灾害险与本案的审理没有任何关系。同时，《机动车综合险条款》第一条

（一）项中明确规定：外界物体倒塌、空中物体坠落、保险车辆行驶中平行坠落造成保险车辆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因此，保险人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应当负赔偿责任。

（二）、即便地质灾害险种规定有地质滑坡，本案的保险事故也不属于地质灾害险中所规定的滑坡所致。因为地质灾害险条款第一条第（一）2项中明确定义，滑坡是指斜坡上不稳的岩体或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整体向下滑动。定义中“岩体或土体”应指天然形成未经人为破坏的巨大的岩石或天然凝成的土方。同时注意“整体向下滑动”而不是“滚动、倒塌等”。从庭审和本案的证据材料已经清楚的知道本案的保险事故是由于驾驶员余某某在松动的土石方旁挖掘作业时，因疏忽大意被已挖松的上方土石方倒下所致。综合庭审及证据材料，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保险事故发生当时发生了地质灾害，产生了地质灾害险。

（三）、虽然原告刘某某与驾驶员余某某在《索赔申请书》中的出险经过中叙述过“山体突然滑坡”。但他们只是普通的自然人，不可能也没有资格对此事故的产生原因在法律上作出精准描述的。况且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查勘人员作为专业人土，在详细调查后，明确认定此保险事故属于保险责任。另外，“山体突然滑坡”也不是保险地质灾害险条款中“滑坡”定义中“整体滑动”，如果是山体整体滑动，那么本案保险标的物就会被淹没，从而导致全损。因此，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以此为依据证实本次保险事故的原因是山体滑坡所致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做出的《拒赔通知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即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在已经初步认定为保险事故的前提下，在没有对保险事故现场进行勘查了解和对保险事故原因进行权威鉴定的情况下，在保险事故现场已被破坏的情况下，引用没有明确告知原告的免责条款，做出拒赔决定是不能成立的。为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维护保险市场的诚实守信，同时也是维护作为弱者的投保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严格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判决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向原告刘某某支付保险。[法院认定]

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评议后，最终采纳原告代理律师意见认定：（1）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并未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发生本次事故的原因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更无证据证明是“除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以外的其他自然造成的。相反，在《机动车综合险条款》第一条

（一）项中有明确规定：外界物体倒塌、空中物体坠落、保险车辆行驶中平行坠落造成保险车辆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挖掘机在挖掘作业时因山体垮塌受损，该事故就应属保险责任赔付范围。（2）被告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不能简单凭刘某某与驾驶员余某某在《索赔申请书》中的出险经过中叙述过“山体突然滑坡”而认定属于地质灾害险的赔付范围。因他们只是普通的自然人，不可能也没有资格对此事故的产生原因在法律上作出精准的描述。况且太保公司成都公司分公司查勘人员作为专业人士，也据此认定该保险事故属于保险责任。[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太保公司成都公司判决向原告刘某某支付保险赔偿金177702元及施救费38000元，同时承担此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

[承办律师点评]

一、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生效？保险人怎样才算尽了“明确告知”义务？

1、保险条款是格式条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众所周知，各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根据保险人向投保人所提供的保险条款均是格式条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同时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可知，保险公司一与投保人签订合同时，就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保险除外责任的事项，并就投保人的疑问作说明。但是保险是非常专业，且保险业在我国还处于早期阶段，普通自然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来研究保险条款，只是在听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或保险代理人的细说，才决定是否购买保险。就合同法上规定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即保险公司采取“提请注意”义务，对不懂“保险”的普通自然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因为投保人对保险业务比较陌生，有可能全然不知免责条款的存在，或者不了解免责条款的法律意义，如果保险人事先不作详细说明，无异于投保人被强迫接受该条款，有悖于合同自愿原则。

2、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应对保险免责条款“明确说明”，否则免责条款不生效。《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保险法》的立法本意是为了保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由此可知：第一，保险人对一般条款尽“说明”义务不是“提醒”义务，而对最重要的免责条款，保险人负有“明确说明”的义务；对此，要避免以下误区：首先，不能认为两者是任意性与强制性的区别。不论是“说明”义务还是“明确说明”义务，都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均具有强制性。其次，不能认为两者在说明程度上有差异。从语义上说，“说明”与“明确说明”并无本质上差异，因为“明确”乃“说明”应有之意。最后，不能据此认为免责条款比一般条款更重要。事实上，足以影响投保人决定投保与否的重要条款，除免责条款外，还有保险责任、保险费及支付办法、保险金赔偿或给付办法等。第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主动的说明义务，不以投保人的询问为条件。第三，如果保险人不能证明已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了责任免除条款，该等免责条款将不产生法律效力。

3、保险人怎样才算尽了“明确说明”的义务？

保险人就免责条款的说明是否明确是审判实践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对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作过答复，认为“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单背面完整、准确地印上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或备案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即被认为是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保险单上签字，是投保人对保险单即保险条款的有关内容表示认可并接受约定义务的行为。”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人对投保人所负说明义务的答复（法研[2000]5号）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规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或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免责条款明确说明的要求）规定：“保险法第十八条中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上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做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释。保险人对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保险人履行了说明义务。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不因其他分支机构已与该投保人订立有同类保险合同而可以不履行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笔者认为，（1）从实质“明确说明”应当采纳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答复（法研[2000]5号）保险人首先在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就保险合同就约定的险种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口头或书面说明，使投保人了解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2）从证据讲上，保险公司将明可以将前述说明将以录音或录像、书面方式将向投保人明确说明的内容用证据固定下来。当然，最好在保险单上以区别其他文字的方式声明：“保险人已将××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其法律含义及法律后果；上述填写的内容均属实，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让投保人就此声明单独签字确认。

在上述案例中，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不论从实质上或证据上，免责条款均没有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其免责条款应当无效。

二、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应作何解释？

合同解释，是法官和仲裁员依据一定的事实，遵循有关原则，对合同的内容和含义所做出准确的说明。保险合同条款是典型的格式条款，当格式条款发生争议时，《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对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一般应按照通常的理解，也就是普通人对保险条款的有关词句、有关条款来作单纯的文字上的解释。其次按照保险合同双方的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上来对保险条款进行解释。保险合同是民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因此解释保险合同时，应力求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之表示。

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定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规定非常细致、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规定 ：“在审理保险纠纷案件中，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条款有争议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即按保险合同的有关词句、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并可以按照下列规则予以认定：

（一）书面约定与口头约定不一致时的，以书面约定为准；

（二）投保单与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载明的内容为准；

（三）特约条款与格式条款不一致的，以特约条款为准；

（四）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因记载方式或者时间不一致的，按照“批单”优于“正文”、“后批注”优于“前批注”、“加贴批注”优于“正文批注”、“手写”优于“打印”的规则解释。

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仍然有两种以上理解的，应当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解释，但是投保方拟定保险合同的，应当作有利于接受方的解释。”

第四篇：北京二中院公布十大典型案件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2010年十大典型案件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了包括“黄光裕案”在内的“2010十大典型案件”。据悉，这是该院进一步加强审判工作公开、透明的又一新举措，也是该院建院15年以来首次对外通报十大案件。

该院新闻发言人白山云副院长介绍，2010年，二中院的审判工作逐步呈现收案平稳、结案上升、未结案下降的良好态势。全年新收案件28300余件，同比增长2.2%，审结28400余件，同比增长2.1%，未结案530件，同比下降8.1%，结案率达98.2%，均创历史新高。为进一步充分利用好典型案件的价值，发挥好典型案件在社会上的辐射效应，回应人民群众对重大典型案件审判、执行结果的关注，同时促进法院审判质量提高，树立公正权威的良好形象，维护法院公正司法权威，二中院组织了十大典型案件评选。十大典型案件评选，以“汇集大案，见证法治进程”为宗旨，以“回应社会关注，提高审判质量”为目的，由部分媒体代表组成评选委员会，经评审委员会根据案件、事件、人物的影响力以及其社会的关注程度评选出十大典型案件。此次公布的2010十大典型案件，涵盖了刑事、民事、知产、执行等案件类型，主要是二中院2010年审结、执行案件中类型新、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具有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案情疑难复杂等特点，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以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案件，也是对法制进程的一个见证，更是对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的一个彰显。二中院力图通过十大典型案件的评选、通报，对该院2010年依法审理的各类案件从一个新的角度做一次认真的梳理归纳，以展现该院在过去一年中通过依法审理、执行的刑事、民事等案件，为促进首都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所作出的努力。

案件一：黄光裕案：

【主要案情】黄光裕于2007年9月至11月间，将人民币8亿元私自兑购并在香港收取了港币8.22亿余元。黄光裕在重大资产置换或重组信息公告前，于2007年4月至6月间，使用他人股票账户购买股票，账面收益额超过3亿余元。2006年至2008年间，直接或指使他人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款、物共计价值人民币400余万元。市第二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光裕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单位行贿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6亿元，没收个人财产2亿元。

【评委点评】这是一起发生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的新类型案件。国美和黄光裕名声在外，其涉案手段也是当今社会生活的热点。金融、资本领域的经济犯罪，且关联政治、权力、腐败的行贿受贿等犯罪。因此，案件的审判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此案被告人黄光裕曾头顶中国首富光环，“国美电器”几乎家喻户晓，案件又涉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钱交易，而且涉案金额巨大，这几点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这一案件的最终判决，对于规制经济领域犯罪特别是内幕犯罪和打击官商勾结非法利益链，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和指导意义。透过黄光裕案，社会各界特别是研究和管理机构，对市场经济制度规范化建设进行反思，引起关注。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对于“权钱”交易的打击力度，有力地维护了当前市场经济的安全和稳定。

案件二：央视大火案

【主要案情】被告人徐威在任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建设工程办公室主任兼北京央视国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期间，擅自决定于2009年2月9日晚在央视新址园区施工区内燃放烟花，并指派他人筹办。烟花燃放过程中，引燃检修通道内壁裸露的易燃材料引发火灾，造成1名消防队员因烟雾吸入性窒息死亡、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1.6亿余元。市第二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徐威等21人行为构成危险物品肇事罪，分别处有期徒刑三至七年，或免于刑事处罚。

【评委点评】央视大火，发生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圆满结束后，第一个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期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当时，充满浓郁喜庆气氛的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尚未结束，沉浸在欢乐中的全国人民都无法接受这场大火的残酷现实。火灾震惊全国，影响世界。这起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非常巨大，达人民币1亿6千多万元；政治和精神损失更是无可估量。因此，火灾的调查处理结果是我国社会各界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法律对责任者的判罚，是维护社会公平、抚平人们精神创伤的有力底线。火灾发生在特殊的时间、特别的地点、特定的单位。因此，这起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案件的审判结果，必然会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案件审理、宣判后，在全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起到了法律警示和引导作用。社会公众普遍认识到烟花燃放的危险性和规范性，监督管理部门认识到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生产销售部门认识到诚信经营的必要性。

案件三：密云18人恶势力案。

【主要案情】自2004年至2010年，王晓雷等18人单独或伙同他人，分别在密云县、怀柔区等处，违背国家禁令开采矿石，暴力抗拒公务人员的执法活动；向过往车辆强行索要过路费；单独或伙同他人殴打他人并致多名被害人受轻伤；寻衅滋事殴打他人并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因盗采矿石一事与他人相约斗殴。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王晓雷等18名被告人的行为已分别构成非法采矿罪、妨害公务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斗殴罪，分别判处王晓雷等18人有期徒刑一至十七年不等的刑期。

【评委点评】此案是北京市2010年打击恶势力第一案，是北京市重点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典型案例。案件涉及话题敏感，具有重大影响。被告人王晓雷以盗采砂石起家，靠威胁、恐吓、贿选等手段当选密云县南寨村村主任，并以非法手段聚敛财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注重信息公开，及时向社会公开案件进程，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案件的及时审结，促进和维护了首都的稳定和谐。

案件四：丈夫拒绝签字致孕妇死亡案。

【主要案情】孕妇李丽云于2007年11月21日到朝阳医院京西院区就诊，鉴于病情发展迅速，朝阳医院决定实施剖宫产手术。由于陪同诊治的李丽云丈夫拒绝在手术同意单上签字，李丽云最终因妊娠晚期患有并继发其它病症死亡。第二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朝阳医院做出的初步诊断和处置符合诊疗常规，不存在过错。诊疗过程虽存在一定不足，但李丽云的死亡主要与其病情危重、病情进展快、综合情况复杂有关，与李丽云的死亡无明确因果关系。法院同时指出，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应当信任医院的诊疗行为并对医院的诊疗行为予以充分配合。而在李丽云病情危重的情况下，患方对于治疗仍采取不配合的态度，其消极的行为影响了医院对李丽云的抢救治疗。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委点评】“丈夫”拒绝签字致孕妇死亡的事件发生后，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面对生命垂危的患者，医疗机构的救治义务与保护患者本人及其近亲属的知情权、同意权之间，到底应该如何权衡？

一、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曾进行了多番论证最终认定，当患者的生命健康面临着明显而即刻的威胁时，生命健康权较之知情同意权，具有更高位阶的价值。这一判决结果，对于今后此类案件的审理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司法审判领域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判例间接推动了《侵权责任法》中关于“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等相关规定的确立，对立法同样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

案件五：高速通行卡丢失首发按最远端收费案。

【主要案情】2009年11月26日，杨军驾车在首发公司经营管理的八达岭高速公路上清进京站驶出高速公路时，因其不能提供通行卡，杨军按收费员的要求交纳通行费95元。一审法院审理，判决首发公司返还杨军90元通行费。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认为，收费公路的收费标准是由地方省级政府主管机关制定，而不是服务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收费或单方制式合同规定；首发公司收费员根据《北京市公路条例》等有关规定，要求杨军按上清进京站的最远端交纳通行费95元，符合北京市地方政府的规定；在首发公司不能提供录像资料的情况下，杨军不能免除举证责任。据此，终审判决撤销原判，驳回杨军的诉讼请求。

【评委点评】关注度极高、足够吸引眼球的案件。特别是，此案未判，民间判决已经一边倒。一直以来，人们对一旦高速路丢卡就要收取全程费用非议颇多。二中院宣判可谓具有判例作用、法理清楚。对于老百姓而言，讲透法理，才认可判决，才会服气。审判长王范武宣判后特别解释：首发公司客观上不能提供录像了，而不是不举证，收费不属于霸王条款。所谓霸王条款是指一种格式合同，签订前必须接受。此案中首发是按地方立法规定收费，虽然立法会随经济发展而变化，但没改变前就要遵照执行，因此不能视为霸王条款。

案件六：新婚夫妇登长城雷击身亡案。

【主要案情】2009年6月13日，新婚夫妇陈云云、魏军伟同三友人到怀柔区西栅子生态观光园游玩，后去攀爬未经开发的箭扣长城。到达名为“鹰飞倒仰”的制高点时雷电大作，陈、魏遭雷击后跌落山下，不幸身亡。后死者父母将怀柔区西栅子村委会及生态观光园诉至法院，要求赔偿60万元。一审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陈、魏提出上诉。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后认为，陈、魏的死亡系一起意外事件，与西栅子村委会、西栅子观光园的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委点评】本案因其奇特和罕见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因事涉一对新婚夫妻的生命，而使案件变得异常复杂。由于二人的死亡纯属意外，与长城管理部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法院的一、二审均未支持死者父母的诉讼请求。但面对死者父母的上诉，二审法院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残酷现实，经和相关部门细致工作，使死者父母得到了十万元的补偿，化解了矛盾，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对死者父母及社会的同情之心，也是一种安慰。

案件七：百度与360不正当竞争案。

【主要案情】奇智软件公司在360安全卫士软件、三际无限公司在360安全中心网站中将百度工具栏和百度地址栏软件称为“恶评插件”、“恶评软件”，在查杀病毒、木马时将上述两款软件标识出来、虚假描述诱导用户删除，并无依据地对上述两款涉案软件进行负面介绍。市第二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行为均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二被告停止侵权，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38万余元。

【评委点评】利益争夺，两个互联网大佬“撕破脸面”，从合作伙伴变为对手。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我国的网络用户高达5亿以上，纠纷关乎社会公众利益。随着我国网络服务业的深入发展，一些大型网络服务公司从网络特色经营转向网络混业经营甚至网络全业经营，在这一大背景下，大型网络服务商之间的诉讼激增，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引起了有关部门乃至国务院的高度关注。本案判决做出后，在行业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有关部门也认为，本案判决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对于规范网络行业的发展树立了标准，对于制订行政规章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案件八：真假开心网不正当竞争案。

【主要案情】2008年3月，社交网站“开心网”（kaixin001.com）开通，提供社会性网络服务，同时拥有“开心”文字注册商标专用权。开通不久，用户数量迅速扩张，得到了网络用户和业界认可。2008年10月，被告千橡互联公司也开通了同一名称的“开心网”（kaixin.com），该网站亦提供社会性网络服务，且首页使用的图形和文字与原告网站首页近似，使网络用户对二者提供的服务产生混淆。市第二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不得在提供社会性网络服务中使用与原告知名服务的特有名称“开心网”相同或近似的名称，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四十万元。

【评委点评】“李鬼终究是李鬼，业内可以竞争，但要正当。”此案被称为“中国社交网络行业不正当竞争第一案”。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相比域名而言，网站名称是网络用户识别网络服务及区别不同的网络服务的更重要、更基本的方式和途径。判决明确指出网站名称作为网络用户识别该服务的最重要途径，应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范畴。近年来，我国社交网络大量兴起，覆盖网民数量众多，但这一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行业竞争混乱的问题。因此，本案的判决对于规范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案件九：全国首例互联网电视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

【主要案情】原告优朋普乐公司系国内影视数字发行商，依法独立享有影视作品《王贵与安娜》、《少林寺传奇Ⅱ》等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告TCL公司在2009年推出的新产品“MiTV互联网电视机”中增加了互联网搜索功能，用户可下载观看由“迅雷”软件提供的涉案网络影视作品，在线观看由“PPStream”软件提供的涉案网络影视作品。国美公司销售了涉案电视机。市第二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迅雷公司、众源公司作为涉案搜索服务提供者，通过被告TCL公司生产的涉案互联网电视机，向电视机用户提供了涉案影视作品的搜索服务。迅雷公司、众源公司和TCL公司对相关搜索结果进行了编辑、整理，有合理理由知道所链接的作品为侵权作品，仍帮助实施侵权行为，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因此判决被告停止通过涉案带有互联网功能模块的“MiTV互联网电视机”提供涉案影视剧的在线、下载观看服务的行为；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万余元。

【评委点评】当前，一场席卷全球的三网合一业务浪潮正在信息运营界蔓延。“三网合一”能够使运营商在信息沟通的经营中实现网络资源的共享，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形成对客户业务需求响应快、业务适应性广、运营效率高、网络维护费用低的高速带宽的多媒体基础平台。互联网电视是三网合一的重要载体，也是商家必争的主战场。然而，由于法律规范和监管的滞后，当前互联网电视机厂商、搜索服务提供商侵犯（或变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司空见惯。本案以搜索服务提供商对相关搜索结果进行了编辑、整理，有合理理由知道其行为为侵权行为，仍帮助被链者实施了侵犯行为，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因此应就此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判决及时健全和完善了搜索服务提供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标准，对规范推进互联网电视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案件十：碧溪广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执行案。

【主要案情】王宝平任北京碧溪广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期间，为给碧溪广场公司及相关企业筹措经营资金，以定期支付固定高额回报、保证回购、无风险投资等条件为名，非法吸收5000余人的资金共计人民币7.61亿余元。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市第二中级法院已发还给5287人，发还案款9亿余元，发还率为95.7％。

【评委点评】碧溪家居广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曾因涉案人数众多、影响范围广而轰动京城。几年后的今天，之所以将碧溪执行案重新提起并列入十大典型案例，绝非是它又有了什么轰动性新闻，相反却正是因为它执行的“悄无声息”。对这样一起影响极大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依法下判也许并非难题，而更加考验法官智慧和执法办案水平的正是能否将一纸判决落到实处，实现案结事了。在北京市二中院法官的周密准备和精心组织下，截至目前，“碧溪”案已顺利发还案款9.43亿元，发还率高达95.7%，5287名受害人情绪平稳、秩序井然地领回了钱款。“碧溪”案的顺利执行确保了首善之区的稳定，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秉承能动司法理念，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又一生动体现。

来源：新华网

第五篇：人民调解典型案例(二)

人民调解典型案例

（二）“谢谢你沈所长，要不是你们来调解我们两家的矛盾，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情呢？”，“真的感谢你们司法所，为我们两家的事做了主，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这是发生在上窑镇马岗村村民沈某与王某两家院子里的一件事。

事情还得从八十年代初期说起。20多年前，沈某与王某两家几代人就一直生活在一起，只有一墙之隔，彼此相处和睦，十分友好。当时在双方父辈活着的时候，其中一方为了方便，便和另一方协商搭一面山墙，双方均表示同意，这些年来彼此也都相干无事，也同样非常和睦的相处着。可是到了2008年，因沈某家房屋破旧、漏雨无法居住，便要重新建造，沈某说这面山墙是属于自己所有，而王某不承认，于是双方便发生了矛盾，一直争吵不休，经村调委会调解多次均无效。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找到镇司法所，申请调解。该所同志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了现场调解。调解中，司法所同志感到非常为难，双方均无《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地产权证》，而且从房屋的前墙来看应属沈某所有，从房屋的后墙看应属王某所有，从现场无法认定权属。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僵持不下，司法所所长沈立武同志当机立断，根据实际情况，以相邻关系入手，对双方分别进行了法律知识宣传，并以有利于两家今后生活、生产的原则，提出了调解意见。让双方都让出这一面山墙，并且要求两家无论谁重新建房时都要离此山墙20厘米，以后形成一条淌水沟，留作两家共同出水，永久不得侵占。双方对司法所同志提出的意见，都表示能够接受，于是在现场签定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就发生了本文开头一幕。点评：

这是一起宅基地纠纷，20年前两家一直处于友好状态，好的连两家的房屋都是共一面山墙的，也从未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随着时间的变迁，沈某房屋年久需要重新修建，在这个时候王某一方提出了产权问题，然而争议双方均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产权证据，而且根据现场的实际地形也很难判断出明确的地界。在这情况下，调解员从相邻关系入手，认真做好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通过细致耐心的工作，最终确定让双方都让出争议的这一面山墙，从而形成一个公共的淌水沟。调解员的这一调解方法，充分利用了相邻关系中的三个原则，即“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原则，有效地化解了这一起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