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新指标

第一篇：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新指标

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新指标”

中国文化产业网 时间: 2014-08-11 来源：光明日报 【字体：大 中 小】

城镇化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重新塑造的过程。“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不仅体现了城镇化引领中国未来全面发展的战略作用，也彰显了一种特定的目标诉求，“人的城镇化”就是新时代发展诉求的内核。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学者就对城镇化发展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文化发展虽已成为衡量维度，但对于如何建构多元因素的动力驱动、如何充分发挥文化在消解“半城市化”问题中的作用等仍处于探讨之中。

新型城镇化文化发展指标建设面临的挑战

以往对城镇化发展相关指标体系进行的研究，在学术层面主要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城市竞争力评价、城市发展质量等角度进行评价指标的探讨，在政府层面主要通过指标体系构建对“生态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示范性项目具体工作进行指导和推进。在已有的城镇化指标体系中，不论对城镇化的评价维度和方式有何异同，文化发展指标都是维系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可持续发展的诉求下，新型城镇化中的文化发展评价应从多个层面进行考量：

第一，文化是一种内在资源，在阶段时间里承载能力有限，需要制定使用效率指标，需要结合区域内城镇规划和人口发展的具体情况提炼出影响文化资源保护和使用的指标，从而引导人们对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

第二，文化是一种发展责任，为在可持续发展中作出文化贡献，需要制定提升方向指标。新城镇建设中新人文环境必须与城镇新规划及布局相一致，对应解决城镇化中的文化硬件设施建设和软环境营造问题，在保护既有的文化基础上生发出适应新变化的文化服务。

第三，文化是一项经济活动，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需要制定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指标。文化经济属性的发挥和资源效率的最大化，必须综合考虑一、二、三产业对城镇经济结构和功能的影响，要求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实现内部协同一致。

第四，文化是一套公共系统，兼具社会公平和服务对象的对应性，需要制定保障基本文化权益的指标，激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

以上对文化发展的全面考量，带来文化评价指标研究的转变——从单一评价向复合评价转变，从建设数量型指标向功能质量型指标转变。文化评价指标体系应立足于新型城镇化背景，其核心诉求就是引导建立强调互动的新型城乡关系。为此，资源要素配置机制、行政管理体制、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机制、社会服务体制、共创共享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都应纳入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中来考虑，以此实现城乡互补，推动城乡同发展共繁荣。

新型城镇化文化发展指标建设关注的问题

在现有的文化发展指标研究成果中，与新型城镇化文化发展指标关联度很高的是文化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的指标研究，主要为“文化强省（市）”“城市文化竞争力”等专题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学者更多地关注城市区域的文化发展，对于农村及新建城镇，尤其是对城市群、中小城镇的文化发展评价关注不足。同时，对文化发展指标的研究较少与空间转变和政府职能等改革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更多的思考依然停留在文化发展本身，与新型城镇化中要求的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相关性不足。结合新型城镇化文化发展的内涵来看，新形势下的文化发展评价应主要讨论、研究以下问题：

现代城乡治理体系中文化发展的特征、要素及其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整体评价要求从原来以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发展速度两项指标的单一评价，转变为对新型城镇化速度、质量、协调性等复合型指标的全面评价。具体到文化发展，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与城镇化水平相比可以精确测量的文化地位与水平，如文化产业增加值、文化企事业单位、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占比等；二是无法精确测量但确实构成文化发展的一些不可舍弃的重要因素，如文化知名度、文化影响力等。

文化发展评价在新城镇建设中的作用及其发展。新型城镇化文化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为各级政府提供了从文化角度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视角，指标研究脱离“就城镇化论城镇化”和“就文化论文化”的单一思维，从以人为本、以“新居民需求”为出发点进行战略研究和公共管理观察，从而促进多元要素在新的空间中自由流动。

评价体系需要补充知识要素，增强指标间协调度。协调度就是要把自然与社会、经济与文化、文化产业与事业以及文化产业内部的布局、结构、生产、营销、消费等统筹起来进行考虑和谋划，以此谋求相互协调、有机统一的共同发展，防止顾此失彼。

新型城镇化文化发展指标体系的设计

新型城镇化文化发展指标需要从新型城镇化进程、文化发展进程和文化建设与新型城镇化互动渗透进程三个层面，来衡量二者协调发展的实现程度。在指标选择上，新型城镇化进程侧重体现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文化发展进程侧重于文化软硬件建设及与其他社会系统互动的关系；文化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进程，体现在文化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在发展速度和发展阶段上保持一致，一、二、三产相互融合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新型城镇化文化发展指标定义为以文化环境指标、文化资源指标、文化驱动指标和文化效益指标四大一级指标体系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文化环境指标是从综合经济基础、城镇基础建设等方面，选取影响文化建设的核心指标，是文化发展的宏观大环境，为发展前评价；文化资源指标围绕文化保护与开发建设的方向，立足本地区文化现实，选择有统计基础的文化资源内容，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发展前评价；文化驱动指标是从与文化发展相关联的领域寻找影响文化发展的核心因素，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为发展中评价；文化效益指标是从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两个角度评价文化发展的最终效果和资源使用效率，是文化发展的成果，为发展后评价。

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手段和过程，文化发展指标从综合发展要求的角度，将谋求城镇居民的文化福祉纳入全局工作重要位置，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文化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是建设“记得住乡愁”的美丽新城镇的基本保障。

第二篇：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如何推进城镇化发展

兽医学院

陈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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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的历史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其不仅可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民生产和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扩大消费、拉动投资，释放更大的内需潜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必须用好新型城镇化这个强大引擎。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向城市流动的30多年，也是改革的30多年。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可以说是推动城镇化的最大动力之一。改革开放前，通过严格的城乡户籍隔离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自由迁徙”受到严格限制，加上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出现了“逆城镇化”倾向。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关键作用，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至90年代中期的几年间，中国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期，涌进城镇的农民工规模急剧扩张，每年增加约2000万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军，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巨大“人口红利”。城镇化由此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城镇化和工业化、现代化相互促进，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6.41%提升至2000年的36.22%。有专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带动了城镇化的进程，打造出“长三角”这样快速工业化、现代化、开放型的核心区域。

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后的今日，“重物轻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也开始面临增长困局，城镇化和改革同时走到了新的路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的论述引人注目。李克强提出，把城镇化最大潜力和改革最大红利结合起来，形成叠加效应，中国经济就有长久持续的动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未来10年，是中国转型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关键时期。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走向公平可持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战略目标。

事实上，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涉及一系列亟待突破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最为迫切，通过这两项改革，将进一步打破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藩篱。2013年，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研究论证重大改革方案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成立这样一个联席会议制度，被看作是为了此后进一步改革作出准备。党的“十八大”把新型城镇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种种政策信号表明，城镇化已成为党和各级政府关注的重中之重和政府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并将成为中国核心国家战略。

如何有效的推进新型城镇化？

（一）统一价值观，是有效推进城镇化的前提

推进城镇化，首要的是政府和企业形成统一价值观，通过考察、培训等方式，使参与城镇化建设的各方认识什么是城镇化，如何用市场化推进城镇化，共同研究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以及双方合作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如配套政策的支持、组织领导机构、双方责权利的划分等。如此，城镇化建设必然能够实现“政府得发展、百姓得实惠、企业得效益”三方共赢的良好愿景。

（二）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创新金融产品，是顺利实施城镇化的保障 既然城镇化不同于房地产开发，则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程序就十分必要，如城镇化项目立项和土地指标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政策、金融服务规范等。

1.与建设项目有关的部门，如发改委、建设和规划部门、国土部门等，有必要抓紧研究出台与城镇化建设相适应的管理程序，保障城镇化项目顺利推进。

2.为适应市场化运作需要，土地出让收入分配应本着“谁投资谁收益、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分配机制，保障实施主体的积极性。

3.要使金融机构能够为城镇化项目提供全方位服务，则首先需要在行业类别上重新定位城镇化，使其区别于房地产，以便金融机构能够不受现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约束，为城镇化项目提供服务。其次，针对城镇化项目的金融产品创新，也是金融部门需要研究的课题，如项目贷款形式、抵押物标的设定等。

（三）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有力支撑

我国地域广阔，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差异大，发展方向不尽相同。如何实现城镇化的个性化，使区域发展既符合当地实际，又符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功能定位，并从考核机制上建立有针对性的考核目标，从根本上消除政府短期行为的动机，使政府真正由经营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是中央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课题。

如何以新型城镇化助推地方城市发展：

（一）注重产城融合，城乡发展一体化。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产与城的关系，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以产留人，避免因缺乏产业支撑而导致的“空城”困境。一是基础设施一体化。坚持现代化元素与市民内在需求相统一，统筹推进交通、信息、能源、环保、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坚持“地上”和“地下”相结合，既做好“显绩”工程，又做好“隐绩”工程。加强市域、市际间基础设施对接，强化区域基础设施协调与共享。科学布局加密型紧凑型城市，大幅度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二是镇村发展工业化。实施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推进的策略，加强城市和农村之间土地和资本的流动，把工厂办到农民的家门口，发展壮大村镇集体经济，农村就地变城市，农民就地做工人、做老板，使城镇化发展与农民切身利益紧密相连。三是优势产业集群化。坚持走集聚发展之路，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梯度发展，促进各类企业向城市、园区、经济带集中，逐步在有条件的农村片区形成一批规模较大、层次较高、有一定知名度的特色产业集群，实现规模效益和集群效应。建立一批符合乡镇实际、具备发展潜力的产业基地，促进产业链条向前端设计和后端服务延伸，做强做优制造优势特色产业。大力支持产品开发、技术创新、检验检测、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行业平台建设，为乡镇产业发展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四是城市发展组团化。优化城镇片区主体功能，推进区域统筹，加强资源要素、产业发展、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行政资源的整合，推动城市空间从分散到集聚，从多组团到大组团，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加强城市对接区域发展，融入大城市群，突出城市发展个性，形成城市之间合理分工、布局。

（二）注重创新驱动，城市运营绿色化。

创新驱动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要正确处理城市扩张与城市更新的关系，大力推进城镇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城市。一是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采取政产学研结合、校地合作、协同创新的方式，由地市投入资金、提供研发用房，由高校院所投入技术、人才、品牌、专利等无形资产，推动高校研发与地市需求的无缝对接，构建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加快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凝聚创新资源，培育创新载体，建设一批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产业基地和创新产业集聚区。对应“国家制造2025战略”，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推动城市产业低碳化发展。二是加快城市管理创新。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城乡统筹规划管理机制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机制。推进“互联网+”城市信息化管理，加快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创新应用，统筹实施“智慧环保”、“智慧医疗和教育”、“智慧城管”、“智慧交通”等重大信息化工程，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和资源集约化利用。三是加强环保治理创新。按照让人和城市融入大自然的发展理念，明确城市发展的边界，严格落实生态红线规划管控。创新城市环境治理制度，持续加强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治理与修复。强化对山麓、滨水地区的开发建设控制，推进森林进城、森林围城，保护农村自然生态田园，塑造具有地方特色、望山见水、疏密有致的城乡风貌。利用边角闲置地块和景观岸线等，建设方便市民休闲活动的社区公园，打造“快节奏、慢生活”的宜居生活空间。

（三）注重共建共享，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惠及全体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是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任务。一是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积极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建立健全“城乡一体、保障广泛、覆盖全面、水平适度”的社会保险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设施一流、网络健全、内容丰富、参与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渠道多样、本外共享、优质均衡、城乡协调”的地方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二是推进优质公共服务向基层社区全覆盖。针对基层社区公共服务先天投入不足、供给机制不完善、专业水准不高等问题，统筹规划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把治安、环卫、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费用纳入市财政统筹范围。将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法律仲裁、心理疏导等基本公共服务延伸至基层社区。创新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完善社区服务信息化平台，建立社区政务服务中心，承接政府下沉到村（社区）的行政工作和公共管理任务，有效推动村级行政事务、自治事务和经济事务“三分离”，减轻村（社区）的经济负担。引入专业化、社团化、公司化运作的服务机构，提高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三是统筹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异地务工人员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推进包括异地务工人员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必须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等条件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探索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同待遇批次清单和阶梯式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具体途径，逐步将异地务工人员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共享范围，有效解决异地务工人员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让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四）注重社会和谐，城乡社会治理法治化。

加强和创新城乡社会治理，是当代政府必须履行的核心职能，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一是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强化农村(社区)党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各类组织的独特作用，建立“党组织领导、村委会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探索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围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谐人际关系，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集体协商和共同治理模式。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目录和清单，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不断完善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和服务机制。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积极拓宽居民参与渠道。二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矛盾以及经济社会转型产生的矛盾错综复杂，基层社会治理和矛盾纠纷化解压力大、任务重、挑战性强。必须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创新社会治理的方法和手段。建立融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居民调解于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建立集组织领导、预防调处、快速处置于一体的大预防机制。坚持全程跟进、适时介入、果断处置，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劳资矛盾多元化化解的源头治理机制。深入开发大数据在社会舆情、治安防控、应急保障、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三是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关键问题。正确把握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正确把握和处理法治与德治、自治的关系，正确把握和处理继承与改革、创新的关系，推出地方城市基层治理整体设计方案，切实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围绕创新和完善基层党建工作、基层重大社会事务协调、村镇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基层民主和依法治理等关键环节和重大问题，进行有效改革，建立完善充满活力的基层自治体制机制。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异地商会建设、企业诚信经营等方面，创新推广积分制管理，大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五）注重多元包容，常住人口市民化。

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人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工作环境的提升是城镇化建设的根本要义。一是有序拓宽人口市民化通道。以优化积分制和企业自评人才入户为重点，优化调整外来务工人员入户政策。推行以居住证为基础的户籍制度改革，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工作时间长、可以适应城镇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人口市民化问题。加快户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依法依规保障本市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经营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实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待遇一体化管理。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体系。二是培育多元包容的城市精神。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融入地方城市人文精神，化为市民的内在准则和行为习惯。大力培育和塑造具有开放开明、兼容特质的包容文化，增强地方城市文化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大力培育塑造地方城市精神，精心宣传推介地方城市形象，增强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大力倡导和弘扬平等、友爱、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使本外人口和谐相处，构建本外融合型社会。推进基层文化站、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广泛开展便于社会各群体参与展演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使外来务工人员有好书读、有好讲座听、有好展览欣赏、有好平台展示，营造和谐、兼容、共享的文化氛围。三是大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坚持经济与文化双翼齐飞，以文化建筑延续城市文明，加强城市工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存，增强城市文明的积淀。依托图书馆、公共电子阅览室等时间全天候、空间全覆盖的图书馆网络，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发动市民共建学习之城。依托绿道网、森林公园等，引导市民参与环保行动，践行绿色环保生活理念。加快构建个人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罚机制，提高市民的诚信意识。以空巢老人、困难外来务工人员及子女、残疾人等特殊人群为服务重点，组织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建立健全内容丰富、效果明显、机制健全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推进城镇化，需要从意识上和行为上进行重新认识，并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政策，使参与城镇化进程的各方主体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第三篇：中国新型城镇化主要指标

中国新型城镇化主要指标

——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城市群集聚经济、人口能力明显增强，东部地区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中西部地区城市群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重要增长极。城市规模结构更加完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中小城市数量增加，小城镇服务功能增强。

——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密度较高、功能混用和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型开发模式成为主导，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建成区人口密度逐步提高。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主流，节能节水产品、再生利用产品和绿色建筑比例大幅提高。城市地下管网覆盖率明显提高。

——城市生活和谐宜人。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消费环境更加便利，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空气质量逐步好转，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自然景观和文化特色得到有效保护，城市发展个性化，城市管理人性化、智能化。

——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消除。

专栏1 新型城镇化主要指标

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就业是长期现象，按照保障基本、循序渐进的原则，积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逐步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第一节 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

建立健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为学生学籍转接提供便捷服务。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合理规划学校布局，科学核定教师编制，足额拨付教育经费，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以公办学校为主接受义务教育。对未能在公办学校就学的，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普惠性民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逐步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政策，推动各地建立健全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实施办法。

第二节 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和职业素质。整合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全面提供政府补贴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强化企业开展农民工岗位技能培训责任，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职工教育培训经费。鼓励高等学校、各类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推进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鼓励农民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和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并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加大农民工创业政策扶持力度，健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机制。实现就业信息全国联网，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就业信息和政策咨询。

专栏2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第三节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保、连续参保。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允许灵活就业农民工参加当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强化企业缴费责任，扩大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比例。推进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衔接合作，开办各类补充性养老、医疗、健康保险。

第四节 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

根据常住人口配置城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将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免费提供健康教育、妇幼保健、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控、计划生育等公共卫生服务。加强农民工聚居地疾病监测、疫情处理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纳入当地医疗救助范围。

第五节 拓宽住房保障渠道

采取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等多种方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完善商品房配建保障性住房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农民工集中的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可以建设单元型或宿舍型公共租赁住房，农民工数量较多的企业可以在符合规定标准的用地范围内建设农民工集体宿舍。审慎探索由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第四篇：新型城镇化与文化保护

缺少文化的城镇化，是失衡的、不完整的；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即便是一时经济上去了，最终也不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比国内外先进地区，我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1.把文化建设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局。一是与新型城镇化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把文化体现到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去，融入到新型城镇化六个切入点中。把文化基础设施、文化投入增幅等指标纳入新型城镇化考核体系。

2.大力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一是规划建设好五级城镇体系的文化基础设施。在市级层面，加快推进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建设。在县（市、区）层面，加快多厅数字电影院、大型书店建设，对现有的文化馆、图书馆晋级升档，有条件的要规划建设博物馆。在中心镇层面，在建好高标准文化站的基础上，视情建设小礼堂。在新型农村社区层面，把建有完善达标的文化基础设施作为强制性要求，其规模和档次也要适度超前，不能仅停留在原有农村文化大院的标准，也不能完全照搬城市社区模式，要有小规模文化广场、功能独立的文化活动中心。

3.进一步繁荣民间文艺。开展不同层次和规模的文艺汇演、文化艺术节、民俗艺术节，支持戏曲、绘画、陶瓷、泥塑等民间艺术发展，调动群众文化创造活力，夯实群众文化繁荣的根基。继续推进文化馆文化站专业文艺工作者分片负责和“文艺志愿者进社区”。配齐配强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工作人员和行政村（社区）文化活动专干。四是培养乡土文化人才。通过演出、展览、交流、大赛等形式，加强对民间文艺团体、文化大户和文艺爱好者的培训，在经费、场地等方面予以支持，打造一支宏大的“草根”文化队伍。

4..积极营造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落实已出台的各项法规政策。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各级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研究制定政策措施，支持各类企事业单位参与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丰富服务内容和方式。探索成立文化发展公益基金，充分利用国家关于文化捐赠的优惠税收政策，募集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策划一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用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一个区域的整体文化竞争力。因地制宜发展文化旅游业、文化休闲业、观光农业。完善文化市场、促进文化消费，推进文化企业和银行深度合作。

“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加快郑州都市区建设”是当前我国新型发展战略。文化建设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量。缺少文化的城镇化，是失衡的、不完整的；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即便是一时经济上去了，最终也不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比国内外先进地区，我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第五篇：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

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儿？

十八大报告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新型城镇化被寄予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活力的重任。然而在今天，虽然名义上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背后潜藏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城镇化还有多大的潜力可以挖呢？

——汪传虎在“大头针PPP问答平台”上的提问。

最近新型城镇化提得少了，但并不是没有人关心了。汪传虎抛出的这个话题又在一个小范围引起了热议，讨论角度和思考深度又有新的进展。中央层面提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地方上照葫芦画瓢对不对？我们想问一问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专家，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那么人以什么为本？

城镇化乱象丛生及原因

各界对城镇化乱象的指责和批评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王明从专业的角度概括了过去一个时期的城镇化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是城镇化片面发展、不均衡发展问题。过去的城镇化是侵吞土地的一轮狂欢,是房地产的一场盛宴，目前造城重于产业发展，形成了农业人口在被城镇化的同时随即‘失地’、‘失业’。

“二是资金不足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离不开资金支持，仅靠国家下拨的款项是远远不够的，如何筹措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也是当前的一大问题。

“三是资源浪费问题。由于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总量有限，加上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有限，使得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资源利用率低下，有些地区还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

“四是城镇化发展中的不公平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荣邦瑞明的陈民说，“过去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农村土地变城市土地，随之房地产大发展，各个城市都能分享一些城市化发展的红利，只是多少不均而已。”

豪宅研究院院长朱晓红说：“新型城镇化的提法有待商榷，我们这个社会浮躁得很，概念满天飞，难落地的东西太多。原因是，我们的决策、规划多数是长官意识，拍脑袋的结果。不解决由下而上的决策程序，不广泛汲收各界意见，一个城市的发展必然会顾此失彼！一些地方出现鬼城现象是因为规划出了问题，是长官的意识，专家的诗意畅想的结果。”

就城镇化乱象的原因，彭松总结了四点： “一，城镇化参与的人多，但专注的人少，很难形成合力，也就失去了凝聚力。“二，现在主导城镇化的企业大多数是从原来的房地产企业或者是建筑企业转型过来的，还是没有脱离房地产或建筑行业的思维，缺乏合作概念和运营理念，重经济利益，重眼前利益。

“

三、国家层面对于新型城镇化缺乏有效的指引，本来强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但到头来又成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没有走出原来的套路，只是给了一些企业新的概念和名头。

“四，城镇化项目的效果是逐步显现的，一般要5~10年之后才能进入良性运转阶段。新型城镇化这个概念从提出到现在还不到五年，还有一大批项目都在探索过程中，很难形成范例。”

新型城镇化规划中“话语重述”现象制约发展

整个新型城镇化，用一条什么主线提起来，才算抓住了根本，而且具有操作性？李伟认为，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这是非常好的，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各级尤其是一线实践中不能空喊”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人又以什么为本？都需要进一步思考，不能跟着中央简单重述。

比如我们承担了某区域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在规划中坚持紧密当地实际，注重地方特色和创新，也得到当地领导的高度认同。但在省里组织的新型城镇化验收的时候，问题和麻烦就出来了。专家组一位专家发言说：”你们对政策掌握得不到位啊！习总书记最近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论述你们都看过了吗？“我们的项目经理解释说：”老师您说的都很对，我们看了，我们也按照这个精神结合当地的情况落地了。“这位专家马上就急了：”你这叫什么落地！城镇化以人为本写进去了吗？“项目经理说：”写进去了。不仅写进去了，还是结合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写的。“他说：”错就错在你自作聪明的有的放矢，中央领导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写。“会后，地方领导找到我说：”老李啊，还需要再提高啊！您看这专家多有政治水平啊！“我俩会心一笑，”还是要按照专家的意见好好整改啊！“

总书记曾经多次批评地方政府领导说套话和空话，可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还把套话和空话放在嘴上呢？为什么这位专家还要机械重复中央领导的话呢？这里面有他们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追求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空话虽然明知无用，却是最安全的。这是一个多层级话语体系中常见的问题。按照系统工程来看，子系统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这个子系统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总目标可以一致，但具体目标决不能是同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阶段的城镇化的“房地产化”，不是因房地产行业的错，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简单重复，所以发展最快，所以赢得了主导权。新型城镇化之“新”要不流于空谈，就必须在各行各业、各级各部门改变这种毫无意义的重述作风。

如何改变，作者提出三点建议，供参考。

第一，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口号是这有自身道理的，因为中央要改变过去以投资为本，以土地为本，以速度为本等错误的导向，所以提出以人为本。

第二，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人以什么为本？中央为什么不问人以什么为本的问题呢？因为这个是个性的问题，每个区域的情况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人的地域性格和地域文化不一样，需求特点和需求层次就不一样。对于特定区域，其主要问题和矛盾可能只有本地本级政府最清楚，所以各级各地政府都应有自己的以人为本的方向，要分别讨论清楚本地人以什么为本的问题。围绕本地人以什么为本，制定本地以人为本的政策，才可能出具有针对性的、有创新的策略和目标。比如台湾省在蒋经国先生执政时期，政府为居民提供的福利中竟然有米酒补贴。因为本地人酷爱米酒，几乎是生活必需品，如果不补贴，消费成本会很高，民众就会有意见。像这样的政策，拿到其他哪个地方都不行。

第三，以人为本的地方策略是什么？以人为本要深化到人以什么为本的战略后，形成管理策略、财务策略、组织策略、传播策略等。我们地方政府在传播策略上也是有很多忌讳的，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出错，所以传播上基本上是以不出错为基本出发点，最简单的就是“重复”了。这样，不管你是“左”还是“右”来攻击，我都不犯什么大毛病。

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汤明旺提出，城镇化诸多问题的本质是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他说： “有研究指出城镇化率在50%前后是一个关键期，这在过去拉美体现明显，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渐进入集中爆发期。掌控好的国家社会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相反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处于混乱局面。中国新型城镇化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面临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摊大饼‘、以土地开发及硬件建设为主的模式不可持续已成共识。‘深耕细做’，把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环境保护等“软设施”及‘软服务’做好，应该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及PPP领域努力的主要方面。发展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六个关系： “一是新城与旧城的关系。旧城是城市文脉所在，不能断但也不意味着止步不前，局部改造提升是延续城市活力的重要途径；新城“求大求高求洋”，没有体现本地特色，与旧城（母城）割裂，可以说走向人气不旺将是大概率事件。

“二是本地与周边的关系。看过许多地方的城镇化规划，往往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眼光仅仅局限于本地，……另一个极端则是天马行空。……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既立足本地、又跳出本地，合理利用周边资源，开拓周边市场。

“三是硬件与公服的关系。房地产、道路、市政基础设施等硬件一般都不是短板，教育、医疗及社区商业等配套才是。软环境真正能够吸引人，并为房地产保值增值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产业与居住的关系。城镇化要让人留住，既要“安居”也要“乐业”。而且，“业”比“居”更重要。以东北为例，振兴的关键不在于……推动多少棚户区改造，而在于……培育发展新的接续产业。

“五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城市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行政能够规划甚至建设新城，但未必能让新城运营发展下去。……构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模式的必然选择，PPP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模式。

“六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短期相对固定，长期则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从这个角度说，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也可以视为静态与动态的关系。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城镇化必然带来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如何在短期看似低迷的行情中，找到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的战略思路，并付诸实施，是所谓创建百年基业、永续发展的根本。”

处理大中小城市关系要站在客观角度科学定位

就大中小城市关系问题，胡志刚说：“大中小型城市协调发展比较符合国情。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避免片面地只发展大型城市，将中小城市、小城镇与大城市的发展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一定要杜绝地方借新型城镇化之机大搞‘形象工程‘。必须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同时严格把住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规划设计关，扎扎实实地通过调查研究、问计于民进行投资建设，使更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单红松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大城市的优势是机会多、综合性强，分工定位应在高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优势是特色突出，环境优美宽松，在特定领域成本低、效率高，分工定位应在专业性。年轻人和创业企业应该到大城市锻炼一段时间，不停地试验，寻找机会，发现自己的专长，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以后，完全可以通过返乡创业、被产业园区招商等渠道，回到家乡的中小城市，或者其他合适的中小城市，沿着既定的方向，尽情地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把专业细分领域做到极致。中外都有很多著名企业的总部长期坚持驻在小城镇，就是找到了自身定位与小城镇的契合点，不用去投靠大城市。”

（编者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