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管理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办法（定稿）

第一篇：部队管理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办法（定稿）

部队管理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办法

甘南州公安消防支队政治处主任 任建平

部队管理教育工作是渗透在防火灭火、执勤训练和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大量、最具体、最现实的工作。长期以来，甘南消防支队部队管理教育工作在总队党委和各职能部门的正确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管理教育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部队管理教育得到不断改进和加强，为稳定官兵思想、增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形势和兵员结构的复杂多变，部队管理教育工作不断遇到新的挑战。

一、近年来消防部队管理教育工作遇到的新挑战

（一）管理者层面来讲：一是开展经常性管理教育工作的能力弱化。少数基层干部对管理教育工作对确保部队高度稳定、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往往只注重工作任务的完成，轻队伍现实状态的分析，对部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总认为是“个别现象”而重视不够。少数对管理教育工作的内在要求把握不透，“不会管、不想管、不敢管”的情况时有存在，管理教育的能力不能适应基层建设发展的需要。二是抓管理教育工作在层次上存在落差。随着部队正规化的扎实推进，部队的管理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绝大部分干部的工作责任心明显增强。但是仍有少数基层单位的副职在工作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往往存有“军政主官是单位的当家人，管理教育是主官的事”的错误想法，有时就是发现问题所在，也是“不闻不问”，当“老好人”，长久以往使得副职干部在队伍管理教育中丧失威信。三是机关多头指挥给基层造成忙乱。机关司政后防庞大的领导机关布置的各类教育及各项考试考核，就足以让基层忙于应付。再加上机关平时向基层催交的各类材料，又搞得基层干部晚上不得不加班加点，而真正想静下心来研究分析队伍现状，采取针对性举措的时间却不多。更有甚者，机关干部盲无目的下基层“转一圈”的大有人在。

（二）从被管理者层面来讲：一是官兵功利思想严重。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兵员服役目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许多官兵抱着考学提干、转士官、学技术等目的来到了消防部队，他们对眼前得失，个人利益看得较重，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思想波动较大，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困难、荣誉等问题。另一方面，合同制人员大都是抱着“挣钱养家”观念，一般不可能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工作的积极性，给部队管理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二是社会因素对官兵思想的影响增强。一方面，受房价、物价持续上涨，官兵亲属下岗、就业难、购房就医等经济问题时刻困绕着官兵，使得官兵牵涉了较大一部分精力。另一方面，社会不健康的一面仍旧时刻吸引和诱惑着少数官兵，他们对营区周围灯红酒绿的生活充满一定的向往，再加之消防部队与地方接触频繁，受到的干扰就越大。三是少数士官管理难度日渐增大。兵役制度改革后，士官队伍已成为部队建设的中坚力量。但是目前有一些士官特别是服役期限长的士官，有的在驻地成家立业，有的面临婚恋、转业复退等问题，不能安心本职工作，有的认为自己是老兵，摆架子，图享受，对部队生活厌倦，缺乏吃苦精神。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思想认识偏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官兵思想异常活跃，部队的管理教育与官兵的思想脉搏还不能够完全“合拍”，过分强调“以人为本”，致使一谈到管理教育就强调尊重个人的某种利益，致使管理者常常哀叹“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能用，好办法又没有”。个别官兵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不讲奉献，只求实惠。有的对当班长骨干没兴趣，只想学技术，为以后谋出路。有的战士对日常工作、训练执勤，只当应付差事，不求进取，严重缺乏奉献精神，服务观念不强。

（二）兵员成份复杂。现阶段参军入伍的兵员成分多种多样，学生、工人、农民、商人等等，相比以前较为单一的农村兵，他们具有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经验，文化程度有高有低，思想状况各有不同，在服从意识和奉献意识上也都有欠缺。尤其是当前“独生子女兵”、“关系兵”增多，他们有的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有的工作不积极，只想靠“关系”，给部队管理造成了一定困难。

（三）社会环境冲击。当前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实且追求利益的思想风潮在影响、诱惑和冲击着官兵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使一些官兵放松了理想信念的追求，只重视现实利益。另外，消防部队日常工作的地方性特点，使官兵们也容易受到地方上松散、稀拉的不良风气和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对部队管理教育产生不良的消极影响。

（四）工作经验缺乏。部分基层干部尤其是近年来新入警的大学生干部，缺乏做管理工作的经验，工作方法简单，不能很好的调动战士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些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好依法带兵、从严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关系，过分强调“人性化”，在管理上碍于情面、迁就照顾，放弃了条例条令的要求，致使部队管理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时紧时松。

三、解决问题的现实对策

（一）加强管理教育的力度。管理教育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当前部队管理工作日益繁重的情况下，面对复杂的管理工作现状，基层部队管理者要更加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首先，基层部队管理干部必须对各项规章制度做到心中有底，吃透弄懂，运用科学的方法制订出具体有效的实施细则，细化延伸到每个官兵身上，强化管理队伍的纪律与作风建设。其次，要根据战士的特点，加强引导。要与战士有情感上的接近，只有贴近官兵的内心生活，为他们排忧解难，才能从内心深处激发官兵的积极性。要以情管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全面掌握战士的情况，了解战士疾苦，注重对部属的培养，考虑其前途的发展，做到既要管住人又要管住心。

（二）抓好两个结合。一是要把思想教育与全面管理紧密结合起来。要把思想教育从课堂、训练场延伸到部队的防火灭火、执勤备战、后勤保障等实践中去，把道理的启迪、行为的引导、实践的锻炼有机地统一起来。二是要把纪律教育与全面管理结合起来。把经常性管理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利用“三互”小组等载体，广泛开展官兵互管互教互育活动，形成部队上下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三）强化干部素质建设。抓好部队管理重在抓干部，抓班子，抓事业心，抓素质，要把教者教好，管者管好，做到对干部的教育管理要先于战士，标准高于战士，要求严于战士。同时，各级干部要在管理工作中主动带头，以身作则。一要严于律已，工作中要多方面关心士兵，处处做士兵的表率；二要公正廉洁，管理中不搞特殊化，工作中坚持党性原则，办事公道正派；三要认真学习业务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新时期部队合格的管理者。

（四）善于创造环境。一方面机关要为基层管理教育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强机关自身建设。加强统筹协调，避免给基层添乱。另一方面每个基层干部都应善于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为具体的管理教育工作奠基铺路，以达事半功倍的效果。要通过走访战士亲友，解决战士及其家庭的实际困难，真正建立起官兵之间，兵兵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信任的内部关系。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警营文化活动，改变单调的警营生活，满足官兵新时期的心理需求，增强集体荣誉感和向心力，使官兵感到警营生活的精彩，感到部队的温暖和组织的关怀，增强部队的凝聚力。

第二篇：新形势下该如何应对祖国统一面临的新挑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业还面临

海基会.海协会成立以来认真贯彻中共和国家对台工作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推动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与交往，促

进海外反“独”促统力量的团结与联合，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作出了积极贡献。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问题，并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不懈努力。

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赞成和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两岸人员往来和经贸科技交流不断扩大，以及两岸同胞同宗同源、同种同文，这些都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业的有利条件。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台湾当局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造成两岸关系紧张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影响台海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隐患仍然存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业还面临着严峻挑战；”

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在新世纪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中国统促会的光荣使命。中国统促会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台独”分裂势力作坚决斗争；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促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加强与海外中国统促会和华侨华人的联系，不断壮大反“独”促统力量；积极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献计出力；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成为联合海内外各界人士的纽带，发展海峡两岸民间往来的桥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积极力量，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长期未能实现祖国统一，如何实现祖国统一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任务。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结合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然而台湾当局的一些政党尤其是主张‚台独‛的党派顽固坚持分裂祖国的道路，另一方面，采取‚务实外交‛拓展所谓生存空间。2008年3月，国民党在台湾执政后，虽然两岸关系有所缓和，但实现和平统一仍然任重道远。所以，在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后，坚持‚一国两制‛妥善解决台湾问题，保持港澳台地区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成为当前统一战线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第三篇：管理会计面临挑战

管理会计面临挑战

引言

2006年，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IMA）组成研究组，对中国12个制造企业的成本计算和成本管理，做了两次“访谈之旅”，历时一个半月。其间，IMA的研究部主任Raef Lawson教授曾在武汉和北京做过此行观感的报告。报告中提到管理会计在美国确有“衰落”的迹象，人们往往认为财务会计比管理会计重要，在学术界中尤其如此。但从企业界的调查结果来看，管理会计对企业管理应该说是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两次旅途中我们经常交谈，许多看法是一致的。现把Lawson博士两个报告的提纲和我们交谈的一部分内容整理在一起，草成此文。由于语言阻隔，不可能全部译出请他过目，所以本文虽然代表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但错误之处应由笔者杨继良负责。

管理会计衰落的迹象

提到管理会计，大家都会说，这是西方定义的会计学两大学科中的一项，是现代会计学的一项新发展、意义重大等。另一方面，又会立刻想到这门学科目前的处境不佳，学术界中许多过去从事这门学科的人，不少弃之而去，给人以日益衰落的感觉。这种情况并不只存在于美国，在中国也是如此。也许可以说，这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

管理会计“日益衰落”，当我们把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对比时，这种感觉尤其明显。

在美国，当提到会计这个学科时，人们联想到的一般只是财务会计，而不是管理会计；提到会计专业考试时，往往指的是注册会计师（CPA）的考试，而不是执证管理会计师（CMA）（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有译为“注册管理会计师”的，实际上只是通过了IMA组织的考试，由IMA发给证件，并没有向政府“注册”的意思。实际上CPA也同样是“执证”而不是“注册”。美国的CPA协会（AICPA）与IMA同样都是民间机构。中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故称CPA为注册会计师，此处按中国习惯译CPA为“注册会计师”）考试。我们这次访问的中国企业，半数是具相当规模的大型企业。和新参加工作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交谈，和几所大学会计学院的青年老师和研究生座谈，给我们的印象是，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会计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如果还没有取得CPA资格，第一件事就是要通过CPA考试。有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会计硕士说，CPA资格对就业有决定性作用；通过一些外国的会计资格考试，只能帮助取得面试的机会而已。相比之下，成本太高划不来。CPA资格是在会计事务所工作所必需。在美国，在会计事务所就业的会计人员只占5%—10%，其余90%以上的会计人员是在企业内部工作。那么，为什么大家还是会认为只有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取得执业资格，才算是一个合格的会计师呢？分析其原因，美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经济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通过证券市场和资本运作来融资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一趋势在安然事件（2001年初）以后更加明显。人们把注意力从管理会计转移到财务会计上。

中国的许多企业盼望上市，需要熟知CPA业务的会计人员。政府正努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推出了一整套会计准则，使企业财务会计在2007年时做到与国际全面接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与财务会计方面的新规定更为关注，也是容易理解的。从报刊发表的文章和报道、从等待就业的学子的观点来看，人们对财务会计的关注超过管理会计，在美国和中国都是如此，这似乎成了一种国际趋势。

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却显出管理会计对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极为重要；在管理会计的方法上亟待充实提高。近年进行的两项大规模调查（一项是IMA与安永会计公司合作的调查，另一项是IBM公司对其全球900家分公司CFO的调查）都得出同样的结论。

IMA与安永会计公司合作的调查

从报刊杂志所登载的文章看，对管理会计态度趋于淡漠的现象最迟应该是在2001年便被注意到了。作为美国管理会计师团体的IMA，深感对于管理会计当前竞争力的问题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调查，遂于2002年下半年与“四大”国际会计公司之一的安永合作，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调查通过网络通讯进行，共发出23034份问卷，回收2000份，约占9％，响应率与类似的调查相似。答卷者所在公司平均职工1750 人，年销售收入 3亿美元，40％属于制造业。答卷者中31％是带有“总(C)”字头衔的，在报告书中称之为“决策者”,其余称为“决策参与者”。36％的答卷来自大企业，具有10亿美元年销售额，相当于《财富》1000强的规模。

报告书开头第一句话是：“管理会计正处在关键时刻(critical juncture)”。竞争和经营条件的不稳定性加剧，促使出现许多管理会计的方法和技术。那么，究竟哪些是在实务中被应用的呢？这次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调查结果有6项发现：

1.成本管理是企业战略决策者关键的信息来源。81％的答卷者认为，成本管理对他的企业的总体战略目标至关重要。其原因首先是当前经济滞缓，促使对成本管理和成本透明度的需要增加（75％）。其次，管理会计师更多地被看作是合伙人，56％的答卷者认为管理会计师关心的核心是战略性问题。可见，管理会计师仍然是决策者的战略参与者。

2.决策者和决策参与者都认为，最重要的是：（1）获得可以据以采取行动的成本信息（占答卷者的82%），（2）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占70％以上）。

3.有一些因素使成本的“能见度(visibility)”受到损害，即存在障碍。98％的答卷者认为存在扭曲成本的因素；38％认为有些因素甚至引起重大扭曲。扭曲的原因：30％认为是间接费用的分配，20％认为是共享服务的分配，19％认为是产品的多样化造成的。间接费用分配之所以成为首要问题，是因为从各行业总体来看，经营性的间接费用和销售与一般行政管理费占了营业成本的34% 到42%，这部分成本的分配出了偏差，所以造成比较大的扭曲。

4.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采用新的成本管理方法并不是一件需要优先考虑的事。答卷者不论其所在公司属于什么行业、多大规模，都持这种看法。他们的理由是，企业已经拥有了各种新创的方法和工具，其中最普及（占23%－24％）的是ERP、新的编制预算和编制报表的软件。但一些一度相当普及的软件现在仍然被认为是重要方法的已降低到15%－16％，如作业成本法(ABC)和客户关系管理（CRM）。当一个公司考虑采用新的成本管理工具时，72％的答卷者（来自大企业的）称他们要使用本公司自己开发的电脑系统；其余28％打算采用已经成名的系统或ERP。因此，调查的组织者认为，虽然现行成本制度提供的成本信息不够正确，但企业并不乐意采用新的管理会计技术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限制条件在于经济现状和内部资源不足。

5.传统的成本会计方法仍被广泛采用。76％的答卷者采用定量技术和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如全部吸收成本法）；其次为编制经营预算占75％、基本上按直接人工分配间接费用的做法占70％。愿意采用比较新的成本管理技术的不多：目标成本法占26%;增值管理占25%;约束论分析占22%。这些新的方法可谓尚在挣扎、谋求采用。

6.一些被认为能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之所以不被采用，其限制因素包括缺少适当的技术、缺少企业内部的支持、缺少领导层的支持。这三者伯仲相当，在作肯定回答的人中占84%－86％。但在做负面回答的人中，认为领导层支持不够的占40％，这是就大企业而言的；在小企业中，缺少技术成了最重大的限制条件。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因为近来常有议论，说领导重视是关键所在。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需要较好信息和现实限制之间搭起桥梁。对这个问题有多种说法：

1.采用某一种最佳软件并不是解决管理会计问题的“万灵药”，他们只愿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较好的方法。用户需要更适合自己特殊情况的软件，不只是现成的通用软件。

2.在目前价格昂贵的软件并不一定适用的情况下，传统的制表软件也可以适用于新的计算需要。

3.目前经济状况低迷，在不能明确认定某种建议有清楚的成本节约价值之前，企业领导不会愿意花钱购买新的管理软件。

尽管一般都认为成本扭曲普遍（“是常态而非例外”），各公司仍不愿意改变传统的管理会计方法。在许多情况下，公司已经部分地（暂时地）回复到比较常规的管理会计方法。这说明，决策者必须充分了解企业的关键需要和目前的系统现状，对症下药，不宜盲目求新求变。IBM公司的调查结果

IBM公司2006年在全球范围内对各地分公司任CFO之职的900位高级经理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从1999年到预计的2009年这10年中，CFO需要在处理日常事务——即料理账务和报表中花费的时间正急剧减少：从1999年的65%减少到2006年的48%，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减少到35%；从事控制管理工作所花费的时间从20%提高到26%—27%；而向领导者提供决策所需信息花费的时间已有大幅度的增加，从1999年的15%提高到2006年的27%，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提高到40%！详见图1

在同一个调查中，这些CFO还认为，就其所从事的各项工作而言，重要性比较低的是“满足规章制度的要求”（57%），然后依次为“从财务角度加强内部控制”（59%）、“不断改进业务的经营”（61%）、“配合本公司的领导确定发展规划并加以实施”（61%）、和“衡量和监督业绩的完成情况”（69%）。

这个调查的结果表明，企业CFO正处于急剧的“角色转变”过程中。也可以说，企业财会人员整体处于角色转变过程之中。满足规章制度的要求，属于财务会计的内容，仍然是重要、不可缺少的。但加强内部控制、参与实施业绩考核和向领导提供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属于管理会计的范围，其在企业财会人员的职责中已压倒了算账、记账的职责。

学术界的困惑和对学生的误导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美国会计学术界的状况。

美国会计博士近年来匮乏的现象随处可见。与过去相比，近来每年获得会计博士的人数大约只有10年前的一半。2006年夏，美国会计学会年会上，每一位寻求职位的新科会计博士有3—4个现成的空缺等待着他申请。这种短缺现象必然引起这个学科能够开的课程和研究都有所减少。财务会计涉及会计领域以外的课程较少，而管理会计却涉及许多与会计没有直接联系的课程。换句话说，大学的会计系在课程的设置上，侧重于财务会计，其原因与教师缺乏有关。

课程设置也受政府干预的影响。在美国，虽然各大学在组织教学中都享有自主权，但实际上在确定本科生的课程时，还得接受政府部门的意见。例如，州政府的教育部门对大学的资格认证有重大影响。而这些部门都会要求把对外会计（财务会计）所需要的内容包括在课程之中，忽略管理会计方面的内容。其结果是大学本科课程往往以财务会计内容为导向。教授们也把最好、最聪明的学生向财务会计方向引导。有志于以会计为终生职业的学生，也往往相信他们的前程在于当一个注册会计师，不会选择其他方向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教师的研究方向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学术界人士中，选定管理会计为其研究方向的往往处境维艰。照说，案例研究是管理会计研究的重要方法。20年多前，卡普兰号召学术界人士走出“象牙塔”，多从事这一类研究。他自己也确实身体力行，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然而，反响并不很热烈，大部分学术界人士仍然只推崇实证研究，常常看低案例研究。这是一种偏见。事实上，由IMA资助所作的一项案例研究，在2006年的AAA年会上获得“卓越会计文献”奖。可见，案例研究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当然从事案例研究是很难的，“成本”很高，学术界人士视为畏途进而贬低它的价值，在美国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在中国所见

对于从未来过中国的美国人，中国似乎是天文学上的“黑洞”：承认其客观存在，却不知其内容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于是，有各种错误的猜测也是免不了的。我（Raef Lawson）今年两次来中国，访问了12家企业，历时一个半月。从所花费的时间和访谈的范围来看，也许算是美国会计学术界中对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了解最多的人。

访谈中，涉及最多的是中国企业成本管理的实际情况。这是一堂很好的课，我（Raef）的意外收获，用一句话来总括，是“想不到有一些在美国认为是了不起的管理会计方面的新创举，在中国早就存在。”虽然还有待完善，有的还只是一个雏形，但不能不说中国企业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是很有创见的。下面是对美国提出的一些成本计算和控制方法，与我们在中国企业所见的做法作的比较，见表1。

值得专门一提的是，在中国企业中，内部利润/成本考核制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然而西方会计学者却往往把他们近年在中国所见说成是在中国推行了西方责任会计方法的结果。2000年在一本“顶尖”会计杂志《管理会计研究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企业所做，“是西方管理会计实务（在中国的）一种应用。”类似的说法，屡见不鲜。笔者自己在20年前也有过这样的作为。我们在访谈中，曾经向这些中国企业的总会计师或财会部门负责人询及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这些方法的。例如，与西方的“标准成本”几乎相同的“计划成本（有的企业也改称为“标准成本”），他们的回答是“一向如此”，已经经历了几代人了！最有意思的是，美国管理会计界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平衡记分卡制度，提倡多指标评估业绩。然而我们所到的具规模的中国企业都有类似的做法。这些企业不但实施多指标考核，还把这些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最基层，而且有一套中国称为“原始记录”的统计制度来保证其实施；各企业还设有专门的职能机构（通常称为技术部或生产技术部）来管理这些技术经济指标的实现和考核。当被（杨继良）问及难道美国企业里没有这样的制度，以至于平衡记分卡提出多指标考核时，会被看作一种“创见”时，Raef的回答是，多数美国公司热衷于追求近期的利润，往往单纯以利润为目标，这也许是美国经济制度的局限性使然吧。

在对中国企业进行访谈时，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会计电算化已经相当普遍。有些大企业采用了整套的SAP管理软件，企业财会人员的工作重点不再是记账、算账了。对成本、资金的控制管理和业绩考核是财会部门的工作重点，这和上文提到的IBM公司的调查结果相同。中国企业看来还是沿用着传统的成本方法，这并不能说他们在管理会计上是落后了，这与上文提到的IMA与安永公司合作对美国大企业的调查结果，也是吻合的。企业的CFO是不是参与了最高管理当局的决策，事关企业的机密，我们不便多问，但从中国政府最近对国有企业总会计师地位的再次确认来看，中国企业管理也是在向这个方向迈进。

因此，从企业实务的角度看，管理会计在中国企业中并没有衰落。

结束语

围绕管理会计呈现衰落迹象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管理会计和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如何分界，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线？这门学科如何走向全球化？IMA近年着力介绍德国的成本方法，并且提出“与会计保持距离”、奢谈管理理论的方向不完全正确，这些做法是不是有普遍的参考意义？我们有太多的基础性问题，需要把全球对管理会计有兴趣的同行组织起来，共同商讨、共同努力。这是一项真正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第四篇：如何应对“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形势下全面认识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重点在以下方面进行建设和合作。（1）政策沟通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2）设施联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3）贸易畅通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4）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5）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有关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在妇幼健康、残疾人康复以及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扩大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

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

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交往的桥梁作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立法机构、主要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欢迎沿线国家智库之间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等。

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强文化传媒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工具，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一带一路”虽然面临巨大挑战，但是也存在着良好机遇，中国要敢于迎难而上，脚踏实地下好“一带一路”大棋局。

第一，践行“一带一路”战略首先需要明确实践主体。政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者，政府主要扮演着开疆拓土、牵线搭桥的角色。政府首先需要实现沿线国家之间的链接，打开沿线国家的国内市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些方面的“必要统一”，在政策层面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其次，企业应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最活跃的部分。商人以追求利益为目标，企业是“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直接承担者，应该成为“一带一路”项目中经济利益的捍卫者。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成为了“海外投资”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也需要有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成为了我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主体，例如中石油等。然而，一些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国家背景存有偏见，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会导致不公平竞争行为，甚至有不可告人目的。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增加国有企业的透明度，做好释疑、解疑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可以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中去。“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战略，也是我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对于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需要进行甄别，宁缺毋滥，这就需要参与“一带一路 ”项目的企业不仅具有强大的经济能力，还要具有过硬的国际公关能力。

第二，要采取多种手段有效应对“一带一路”项目中存在的安全问题。首先，从国家角度来讲，国家应该倡导沿线国家共同建立“一带一路”联合反恐中心，在中心实现反恐情报共享，反恐行为相互配合的目标，共同应对恐怖势力威胁。其次，中国应该与沿线国家在安全方面加强合作，以当地政府为主，同时依托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地区设立一道对“一带一路”资产以及海外劳工进行保护的安全屏障。必要时也可以与当地政府协商后派出维护海外资产项目的安全人员，确保“一带一路”项目的安全。最后，投资本身就意味着风险，为了规避风险，中国企业也可以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共同组成跨国公司，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将“一带一路”蛋糕共同做大做好。

第三，积极推动投资建设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本土化”。在“一带一路”项目落户沿线国家之前，我国需要建立“一带一路”专门研究机构，做足前期准备工作，并且实现与企业的合作，组织有能力的专门研究人员赴沿线国家进行长期、实地考察，分析当地的实际情况，针对当地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一带一路”企业的具体特点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促使“一带一路”项目“扎根本土”。此外，智库除了担任研究、考察工作外，还应该发挥桥梁的作用，开启不同国家之间智库的沟通与交流，增强智库层的互信，构建沿线国家决策层对“一带一路”的科学认知。

第四，要加强“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工作。“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国走出去的“经济工程”，还是一项巨大的“形象工程”。因此，对“一带一路”的宣传工作需要采取“入乡随俗”的策略，讲求“互利共赢”的原则，使当地人能够真正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去的福利，以及给他们的生活带去的积极改变。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在开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对当地的公益投入，使“一带一路”走过的地方能够印下友好的脚印。

第五，设立专门机构对“一带一路”进行科学管理。对于“一带一路”的实施，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国际政治、国家与国民安全账、大国责任账、全球与地区发展账、民族信心账等等，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专门机构对“一带一路”进行科学管理，难免会使“一带一路”项目顾此失彼，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一带一路”是一项巨大工程，不仅涉及到工程项目建设，还需要与沿线国家进行沟通、协调。“一带一路”管理机构在设立时应该以项目需要为出发点，根据实际需要设立相关机构。其次，“一带一路”管理机构在设立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边机制”，实现与当地政府以及其他国家共同管理，一方面可以实现风险共担，另一方面也可以方便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

第六，通过制度化机制将“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固定下来。当前中国“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时主要采取的是政府间合作，“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再加上选举政治的影响，“一带一路”存在着被中止的风险。任何政府间的合作都存在着风险，唯有通过规则与制度将合作机制化，才能够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化机制将“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固定下来，那么就会确保“一带一路”的连贯性与稳定性，促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依旧处于对规则的适应阶段，并没有主导制定新国际规则的实力。当前世界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对现有国际规则的适应阶段，中国应该抓住这一点，将“一带一路”总体保持在现有国际规则的框架内，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去主导制定符合我国利益的新规则，并对一些不合理的规则进行修订，使之能更加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现实发展需要。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第五篇：大数据时代金融业面临挑战及应对

大数据时代金融业面临挑战及应对

大数据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信息技术领域又一次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大数据已成为各行业“兵家必争之地”。大数据时代到来, 首先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的行业之一就是金融业。大数据的特点，第一是容量大；第二是速度快；第三是类型多样；第四是强调海量数据之间的关联性而非因果，金融业是信息密集型服务产业, 在数据特征和数据处理要求方面基本符合“大数据”概念与特征。大数据是重塑金融竞争格局的一个重要支撑和抓手，给金融业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大数据给金融业带来的挑战。第一，金融机构提升自身能力的挑战。近年来，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在诸多方面与传统商业银行既相互竞争，也蕴藏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传统银行必须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互联网金融，变被动为主动，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服务能力。通过着力提升自身的资产管理、风险管控及金融服务能力，才可能从根本上留住客户资金。首要工作是控制好信贷风险，应提高风险管控能力，由加快发展向稳健发展转变。第二，外部机构组织的挑战。技术环境的革新使得传统金融模式面临着巨大变革。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快速发展，银行的传统经营模式面临革新。互联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信息交流方式，迅速改变着传统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行业内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甚至是行业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银行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支付方式也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第三，大数据对信息安全的挑战。伴随着数据大集中的实现，风险也相对集中.一旦数据中心发生灾难，将导致金融业的所有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和全部的业务处理停顿，或造成客户重要数据的丢失，其后果不堪设想。近年来，国内外金融机构因为信息技术系统故障导致大面积、较长时问业务中断的事件时有发生。第四，对金融大数据分析人才的挑战。现代社会，人才在金融业核心竞争力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面对大数据时代和信息化金融的发展，金融机构要“居安思危”。及时准确研判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和金融发展的趋势，充分认识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素质的人才才是最稀缺的资源。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重视现代金融人才培养，特别是挖掘和培养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大数据时代金融业发展应对策略。一是建立完善的大数据工作管理体系。银行业应充分认识大数据的重要性，在总行层面建立大数据工作推进机制，制定大数据工作规划，主管数据部门对大数据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集中管理，业务部门承担大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的职责，全面定义、收集、多方式整合集团内外部各类数据，形成管理数据、使用数据和推广数据的有效工作机制。二是增强数据挖掘与分析运用能力。在银行内部全面推广基于数据进行决策、利用信息创造价值的观念，引进数据挖掘和大数据运用专业方法和工具，培养专业数据挖掘分析人才队伍，重视人才的经济金融、数学建模、计算机新型算法等复合型技能，建立前瞻性的业务分析模型，把握、预测市场和客户行为，将数据深度运用到业务经营管理过程，利用数据来指导工作，设计和制定政策、制度和措施，做到精准营销和精细管理。三是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定价体系。当前，资金的交易变动频率和流动性加快，大数据从更宽广角度，预判负债的波动情况，能更灵活测算是否满足监管要求和贷款需求变化，从而为银行以存定贷、以贷吸存策略提供量化支撑，可有效降低资金成本。银行还要运用大数据分析，建立起综合服务和信贷差异化定价体系，做到对不同产品、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实施差别化定价，最终实现一户一策的综合化、差异化服务，提升精准营销水平。四是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大数据能较好地解决传统信贷风险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提升贷前风险判断和贷后风险预警能力，实现风险管理的精确化和前瞻性。大数据时代，银行业可以打破信息孤岛，全面整合客户的多渠道交易数据，以及经营者个人金融、消费、行为等信息进行授信，降低信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