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汉明：建立“监察官”员额制

第一篇：徐汉明：建立“监察官”员额制

徐汉明：建立“监察官”员额制

作者：徐汉明，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暨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负责人，教育部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教育部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节选自《国家监察权的属性探究》，原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

徐汉明：建立监察官员额管理制度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确保国家监察权属性，使之运行不偏离法治轨道，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也需要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而法治实施的核心和主体在于“人”，在于执行监察法律规定的监察主体。

监察官作为国家监察权的行使主体，其职业素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监察权的统一高效运行。因此，为了提高监察官的素质，加强对监察官的管理，保障国家监察委员会对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施监察，依法独立行使国家监察权，保障监察官依法履行职责，应当建立监察官职业共同体制度。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监察官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须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规范，为监察官行使国家监察权提供根本性的制度保障。

国家制订了《法官法》、《检察官法》，司法改革确立了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工资、福利与退休制度。实践证明这有利于保障法官、检察官的职业尊严和职业荣誉。应借鉴《法官法》、《检察官法》的立法技术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经验，制定统一的《国家监察官法》，推进监察官监察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1）建立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监察官、监察辅助人员、监察行政人员分类管理体系。建立完善的监察人员分类管理体系，将监察队伍分为监察官、监察辅助人员、监察行政人员三类人员，按照独自的序列发展，不能相互交流任职，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化、制度化的分类管理体系和运行模式。完善监察辅助人员配置，根据岗位需要招录不同的人才，逐步建立起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监察辅助人员、监察行政人员队伍。探索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优化监察辅助人员结构。

（2）建立监察官员额管理制度。合理确定监察官员额以及与其他人员的比例。提高监察官准入条件，适当提高初任监察官的任职年龄、职业年限，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不同层级，设置不同等级的监察官任职条件。

（3）健全监察官选任制度。健全监察官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统一监察人员职业准入、招录与遴选工作；建立从符合条件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监察官制度。建立监察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

（4）建立科学完备的监察官、监察辅助人员及监察行政人员单独职务序列工资制度。一方面，制定《国家监察官法》，建立监察官职级设置高于普通公务员薪酬的序列工资体系。与此相适应的职业单独职务序列、工资福利职业保障制度、职业保护制度、职业荣誉、职业惩戒、职业伦理制度。

另一方面，在建立薪酬激励机制的同时，需要建立严厉的职业约束机制，包括违反职业纪律的工资降等、降级、降薪制度，廉政保证金剥夺制度，职业荣誉剥夺制度，职业禁止与职业惩戒制度，从而形成科学完备的职业激励与职业约束保障体系及运行机制。

再一方面，建立监察辅助人员、监察行政人员与司法警察类、公务员综合管理类及专业技术类等职务工资标准相协调的保障体系。其中，监察辅助人员比照司法警察类、专业技术类等工资标准序列管理，监察行政人员按照略高于综合管理类公务员工资标准序列管理。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核心在于国家监察权的配置与运行。国家监察权力属性的界定，直接体现和反映着国家监察权的运行模式与效能，也对国家监察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我国构建国家监察制度这一惩防腐败新体制需要审时度势，并对国家监察权力属性作出科学的论断，以此进行国家监察权运行的制度设计。

以始终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前提，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按照“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依照宪法法律的授权及规定，有效行使各自职权，以实现党对国家行政工作、监察工作、审判工作、检察工作的统一领导为最佳实现形式，形成“一府一委两院”由人大产生、向人大报告工作、对人大负责、接受其监督的运行体系。

并且，通过修改《宪法》相关条文内容，制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国家监察程序法》、《国家监察官法》、《财产申报法》、《公务人员直系亲属及特定关系人基本信息管理法》、《监察官单独职务序列、职务工资、福利保障及退休条例》、《监察人员履职保护条例》、《监察人员职务惩戒条例》等，形成完备的国家监察法律体系、高效的国家监察实施体系、严密的国家监察监督体系、有力的国家监察保障体系，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创新制度的水平，加快推进国家监察体系和监察能力现代化建设。

第二篇：法官员额制探讨

修正后的法官法第五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各级人民法字的法官在人员编制员额的办法。”这一规定符合我国司法工作实际和国际惯例，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的意义

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是在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法官职业准入制度、在职法官继续教育制度、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以及监督制约制度等各个方面。而首当其冲的是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确定法官员额比例不仅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应有内容，也是进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前提条件。

首先，法官的职业化意味着法官在职业上必须具有独特的知识、技能、工作方法、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模式，也意味着法官的资格有严格的标准，即并非人人都能当法官。法官职业化的命题实际上隐含着法官精英化的概念。一般而言，法官精英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法官的素质要提高；二是法官的数量要精。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官的职业定位始终处于模糊状态，法官的职业特性被忽略，使得一些不具备法律专门知识和职业道德的人进入到法官行列，导致目前法官队伍是多质弱。因此，只有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将具有较高素质、真正符合法官条件的审判人员确定为法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法官素质不高的问题。

其次，只有确定了法官员额比例，才能为法官的职业保障创造条件。法官的职业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身份方面的保障，一个是经济方面的保障。就身份保障而言，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后，法官一经任用，除非正常工作调动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就经济保障而言，法官作为社会纠纷的终局裁决者，是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理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获得充分的物质保障，但由于经济条件制约和法官职位模糊不清，在目前情况下，全面提高法官的物质待遇不太现实。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适当减少法官数量，提高法官素质，才能使社会提高对法官职业重要性和崇高感的认同，使逐步提高法官待遇成为可能，真正实行“以俸养廉”，从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献身审判事业。

再次，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可以明确法官职位，与建立法官助理制度、实行书记官单独序列等改革措施相配套。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没有对法官员额作出限制，导致法官职位泛滥，有很多人被任命为法官却不从事审判工作，实际上是行法官之名而无法官之实，法官资格实际上成了法院内部平衡利益、安抚老弱的一种待遇。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明确法官职位，根据各地审判量，确定法官员额，对于符合法官条件的，可以任命为法官，不能胜任审判工作的，改做法官助理或者其他工作。

纵观世界各国的司法制度，法官的员额都有一定的限制。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发展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法官制度，逐步实现法官队伍的专业化、精英化。而适当精简法官数量，着重提高法官素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二、我国现有法官比例状况分析

要确定法官员额比例，首先应弄清我国现有法官比例状况。现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法官人数太多，因而素质不高且效率低下。有人做过一些比较：如在中国，8328人中便有1名法官，而英国11万人口中只有1名全职法官，日本每万人中也只有0.23名法官。从结果看，中国的法官按占人口比例计算是英国的十几倍，是日本的5倍多。有人据此还做进一步的统计：中国法官人均年办案数仅为21件?一说33件?，比美国联邦法官的人均年办案数少15倍。而对如此庞大的法官人群和如此低下的工作效率，不少人认为应当压缩中国的法官人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法官人数有3万人足矣。然而，中国法官人数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呢﹖中国实际有多少法官﹖应该有多少法官﹖许多人对此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一些统计数据和用以作为参照系的其他国家的数据也都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下面就我国法官人数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从法官的概念看，依据法官法规定，法官是指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根据这一规定，法官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官就其身份特征而言必须是审判人员，二是法官就其职责而言，还必须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从立法对法官概念的界定来看，并不包括那些为解决某种职级待遇但并不行使审判权的人员。由于我国法院干部目前仍按行政干部序列管理，法官职级套用行政干部的职级，但法官的级别相对同级行政机关非领导岗位的公务员级别要高一些。因此，为解决法院内部一些非审判人员的级别待遇问题，几乎每个法院都将一部分非审判岗位的工作人员任命为法官，而这些法官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审理过案件?据最高院统计，目前全国法院共有在编干警30余万人，其中法官21万，而在这21万审判人员中真正意义上的法官人数不足15万人。

从法官岗位分布情况看，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的规定，我国法院的法官按其岗位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人员主要包括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多为院、庭长兼任?。这类人员大约占各级法院在审判岗位工作的法官人数的20％左右。这部分法官除了担负部分审判职责外，主要承担各级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职责，如分案，审批案件等，这些人办案极少甚至基本不办案件。随着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的审判改革，一些法院正在逐步取消院、庭长分案和审批案件的制度，但院、庭长还没有完全从管理职能中解脱出来。有人曾对辽宁、广东、上海、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及海南省的九个省市十个中级法院的院、庭长从1998到2000年三年审理案件的情况做过调查，发现只有二个法院有准确的统计，其中一个法院的院庭长三年审结的案件占全院审结案件比例平均为4％；另一个法院的情况更糟，平均不足2％?而其余的法院对院庭长办案人情况甚至无法统计。虽然上述二个法院的情况可能并不代表全国法院一般情况?实际情况是低等级法院的院、庭长亲审案件比高等级法院的院、庭长多?，但院、庭长审理的案件比一般审判人员要少得多毕竟也是事实。第二类人员即执行员，按照《法官法》的规定，我国的执行员参照法官序列管理的。这与前面提到的英国、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英国，执行官是行政官员而非司法官；而日本的执行官虽由法院任命，但执行官和法官也并非同一序列管理，执行官人数是不包括在法官人数中的。而从我国法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各级法院的执行员必须由具有法官资格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提任。但执行员所负责的工作主要是生效裁判的执行，与审判工作基本无关。从上述十个法院的情况来看，执行人员占审判人员?不包括在非审判岗位工作的审判人员数?的比例平均为19.8％。按这个比例折算，我国目前的15万法官中至少有2.97万人在从事执行工作，实际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只有12.03万人。第三类人员才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官，这类人员主要包括分布在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庭以及立案庭、审判监督庭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他们的职责相对单纯，即负责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的审判；这类人员只占法官总数的60％左右，约9万余人?但他们却承担了几乎绝大部分案件的审理工作。

从法官审理案件情况看，2002年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各级法院2001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590万余件，执结当事人依法申请执行的案件254万余件。这两项合计844万余件。而全国各级法院的法官按15万计算，人均年结案数为56.27件。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各级法院每年受理的按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以及大量的减刑、假释案件。加上这些，全国法院审判人员年人均结案数应当超过60件。如果再考虑占审判人员20％的院、庭长基本不承担具体案件审理工作的情况，我国法院审判人员年人均办案数将超过70件。

下面我们不妨再同有关国家的情况作一些比较。如1990年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受理的案件总数为266，783件，其中民事案件217，879件、刑事案件48，904件。而当年美国联邦地方的法官人数为575名，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数为464件。这个数字为中国法官年人均办案数的7.7倍?以中国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数60件计算?。然而，由于中美间的诉讼程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两组数字之间并无直接的可比性。美国民事诉讼的庭前程序中的一些制度对于庭前解决纠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证据开示、动议申请等。实际上，在美国州法院或联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在庭前即被以撤回、驳回、不予受理或和解的方式了结，只有不超过10％的案件进入庭审。在刑事诉讼中，也有90％以上的案件是通过诉辩交易程序了结的。在刑事被告通过诉辩交易认罪的基础上定罪的案件并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庭审进行审理，真正需要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也不会超过10％。如果以实际审理的案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10％计算，美国联邦地方法官1990年人均实际审理的案件只有46件。而中国法院在不包括执行人员和不考虑执行案件的情况下，2000年中国法官人均审理的一审案件数47件。由此来看，中国法官和美国法官的年人均实际审理的案件数是比较接近的。日本的情况相对特殊，日本作为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其诉讼程序与英美大相径庭，而与我国的情况比较接近，即法院受理的绝大部分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据统计，日本1999年的法官人数为2，949人，而1998年日本地方裁判所受理的一审民、刑案件共22.7万件，年人均审理案件数为77件。这个数字高出我国法官年人均审理一审案件数的63％。如果考虑到我国占法官人数大约20％的院庭长极少审理案件这个因素，中日两国法官个人审理案件的绝对数应该差距不大。况且，日本法官不堪重负的情况也实属罕见。也正因为如此，案件审理期限过长，诉讼效率低下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法院，也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据日本最高裁判所统计，1998年，全日本地方裁判所审理的一审民事案件平均期限为9.3个月，刑事案件的平均期限为3.1个月。分别超过我国同类案件的法定审限3.3个月和1.6个月。自1999年7月日本开始的第三次司法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正是法官人数太少所导致的诉讼效率低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其一，中国的法官按其占人口比例计算，人数并不算多。中国法官人数与每一万人口之比为1.1.如果不包括占法官人数近20％的执行人员，中国每万人中才有0.88名法官。而根据1997年的统计数，美国为1.16，德国是2.56，法国是0.84.而英国如果加上治安法院庞大的治安法官队伍?约2.5万人?，按占人口比例计算，应该是2，000多人中就有一名法官；至于日本的情况，如果加上日本法院的执行官，调查官的人口，应该也超过每万人中0.23个法官这个比例。况且，日本目前正在试图改变这种法官人数太少状况。其二，中国法官人均审理和执行案件量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较，虽不能算是饱和，但也并非人浮于事。同西方国家法官审理案件的情况相比，我国法院审理案件的效率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无休止的请示汇报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调查取证等等，考虑到这因素，我国法官每年人均审理或执结60件案件也实在不能算是效率低下了。

三、合理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

（一）合理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应考虑的几个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官人数是法官整体素质的一种量化的、外在的表现形式。一般说来，法官人数太多，通常反映出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有人曾做过这样的推论：法官素质不高必然产生效率低下导致案件积压，故而要么牺牲质量求数量，要么增加法官人数，即所谓“质不够，量来凑”。从逻辑上说，这种推论不无道理。同时，由于人数过多而产生的人浮于事和不负责任也往往使得本来就不高的法官素质更加趋于恶化。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法官人数愈少整体素质就愈高。在法官人数少于一个合理的数量时，法官受理案件的量会超出正常的负荷，形成疲于应付，无暇顾及其他局面。这样不仅案件质量不保，而且使得法官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通过学习和研究来提高甚至维持自身的业务水准。因此，法官人数太少同样也可能产生整体素质下降的后果。可见，法官人数和法官素质之间存在一个互动的关系。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必须根据我国现有法官状况，综合考虑下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法官岗位分布是确定法官员额首先应考虑的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到，目前我国法官的人数不是太多，而主要问题是法官岗位分布和职责划分不合理。有人曾做过调查，目前我国法院具有审判职称而在非审判岗位工作的人员约占法官总数的15％。再加上执行工作人员?我国法院执行人员必须要具有审判职称?的数量，这个比例占到了30％。也就是说，目前真正在审判岗位上的法官实际只占法官总数的70％。而在国外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执行官是不包含在法官序列之内的。因此，确定法官员额，必须明确法官概念，严格限定法官岗位分布，即所谓法官，必须是分布在各审判业务庭并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这是确定法官员额的一个前提条件。2?在我国，所有案件的审理几乎是由职业法官来完成，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没有很好地推行，有些地方已名存实亡。而在国外，是由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来共同完成案件的审理。如英国一直保留非职业化的治安官制度。据统计，英国在2000年共有30400名兼职外行治安官或太平绅士，有96名全职有薪俸的治安官和146名兼职有薪俸的市区外治安官。治安官的数量大大多于职业法官的数量。在德国，由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组成混合庭审理案件。在美国，有相当多的案件并非由职业法官而是由一般公民参与宣判。3?当前，我国法院受理的案件绝大部分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诉讼法设置的简易程序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庭前撤诉和不予受理的案件数量更是微乎其微，这与英美国家的诉讼程序大相径庭。4?法院现有审判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审判辅助系统?笔者曾主张将法院工作群体设置为六个序列，即法官序列、执行官序列、法官助理序列、书记官序列、公务员序列、法警序列。除法官序列、执行官序列外，其他四个序列辅助前两个序列。?没有建立。法院后勤行政工作人员过多，法官审理一个案件从庭前准备程序到裁判文书的送达等全过程仍要包揽一切，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5?我国的司法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法官尤其是院、庭长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审判工作中，常常忙于一些行政性事务，以及案件的请示、汇报和法官审理案件来自外界非正常因素的干扰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影响法官的办案效率。6?由于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审级制度的制约，各地法院和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并不均等，案件的难易程度也不平衡，这是确定法官员额也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7?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新的民事、经济矛盾和利益冲突大量出现，司法作为纠纷的最终救济手段逐渐为社会所认同，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尤其是新类型案件大幅度上升，处理难度也增大。从全国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看，1978年审结50多万件，到1998年就审结了539万余件，是1978年的10倍。从案件的结构来看，1978年受理的刑事案件占32％，民事案件占68％；到1998年，受理案件的结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刑事案件只占10％，民事案件占61％，经济纠纷案件占27％，行政案件占2％。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不仅在数量上骤增，而且在种类上趋于多样化、复杂化。近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大量新类型案件如证券、期货、融资、租赁、破产以及各种类型的涉外案件，无论在审理的难度还是案件的复杂程度上都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所受理的案件。

（二）合理确定法官员额比例

合理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除了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外，还必须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的标准。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归纳起来无外乎二个标准：一是法官与人口比例：二是审理案件数量。从法官占人口的比例看，笔者认为，每一万人中确定一名法官比较合理，那么，按中国现有13亿人口计算，约需13万法官。实际上，根据案件数量确定法官员额似乎更合理。以近三年全国法院平均每年审理的案件数为例，近三年全国法院平均每年审结各类案件约为5930707件，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法院审结的案件中约有70％在基层法院，因此每年全国基层法院审结案件数约为5930707*70％＝4151494件，按每个基层法院法官人均结案70件计算，那么，基层法院需法官员额约为6万人；中级以上法院法官按年人均结案40件计算，则约需法官4万人。两项相加，需法官员额为10万人。综上，无论从法官占我国人口的比例，还是根据审理案件数量计算，我国需法官的数量都应在10万人左右?并不是象有人所说“中国法官人数有3万人足矣”?。这个数量实际是现有法官数量去掉非审判岗位上的法官和执行官的数量，即现有在审判岗位上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的数量。所以说，我国法院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法官人数太多而主要是法官岗位分布和职责划分的不合理。

第三篇：员额制改革,拿什么拯救自己

员额制改革，拿什么拯救自己

文｜楚才晋不用，微信公众号“刑事正义”原创首发，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法务之家已获得授权转载“作者声名：支持改革、拥护改革，只想让改革更美好。”什么是员额制改革?“改革”是什么意思。“改”改良的意思，代表着进步，“革”革新的意思，也有革命的意思，代表着牺牲。司法体制改革改变的是什么?是现行司法体制中的顽疾，什么顽疾?地方干预、枉法纵法、冤假错案、责任不清、忙闲不均、缺乏职业保障等等，怎么改变?去地方化和行政化实行省级人财物统管、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实行员额制、实行司法责任终身追责制、加强检察官、法官职业保障等，员额制即实现检察官、法官精英化，让裁者判判者裁，将司法力量充实到一线，是实行司法责任终身追责制、加强检察官、法官职业保障的前提。改革必然有喜有忧改革必然会有利益的牺牲，正当利益的牺牲也在所难免，但必须尽量避免。话说改革要敢于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并不是说要牺牲所有既得利益，而是要牺牲既得利益中不适应甚至与改革目标相互冲突的那部分利益，而迎合改革目标的既得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同时还要保证适应改革形势需要的未得利益者在改革中受益。总之改革必然有得有失，必然有喜有忧，然而什么该得什么该失，谁该喜谁该忧，作为改革的执行者们来说必须有清醒认识，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也考验的是改革执行者们的良心和智慧，切不要消磨了有志之士的志气，绝了真正法律人的希望。改革需要守住公平正义改革路上不可消极怠工，亦不可操之过急，然而我们的改革要么风平浪静、无所作为，要么疾风骤雨、简单粗暴，司法改革喊了这么多年，在各地纷纷又试点这几年，敢问我们的改革执行者在操刀员额制改革之时，是否已经建立了能者上庸者下的机制，我们预期的精英化是否可以真正实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在改革之前我们什么也没做，对于这种具有重大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变革，我们竟然是一点改革的机制准备都没有，除了漫长的心里准备，一切都如往常，突然有一天一张几道题的考试卷，一个大家互相评评分、投投票的民主测评会，就决定着你的荣辱和命运，如此的简单粗暴、如此的避实就虚、如此的急功近利。对此我只想说如果我们不能把公平正义带给自己，那么也绝无法把公平正义带给人民群众。改革的目标真的能实现吗?具有检察官、法官资格的人少了，难道就是精英化了?人为的将本来一样的人分成三六九等，就真的能体现检察官、法官的身份价值了?机械的给一些人扣上检察官、法官、司法辅助的帽子，就真的把司法资源都充实到办案一线了?你知道这样的员额制改革可能让多少既无法学专业背景、又无司法职业资格、甚至也无办案经验的人成了所谓的司法精英，不可否认他们曾经的贡献、也不否定他们可能具备的个人能力，然而这真的符合改革的目标和初衷;你知道为了实现少数人的职业荣誉感，牺牲了多少有知识、有作为、有能力的人守护法律和正义的激情和理想;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放弃入额和入额落选的时候是多么的灰心丧气并解脱释然吗，因为这让他们感觉到耻辱和不值，但另一转念认为自己以后能退居二线、消极怠工、少操心不出力，也未尝不好。请不要让改革背道而驰北京法院招聘审判辅助人员1458人，济南历下区法院招聘司法辅助人员50人等等，不胜枚举，可谓是就业福音，然而却是改革之殇。有人会说法院招聘历来就有何必大惊小怪，然而在号称员额制改革是将司法资源充实到办案一线的当下，法院却又在大肆招聘，一个区法院一次性招聘人数如此之多，总让人感觉有些背道而驰、不可理解。我们的改革不要只听虫叫不种田，因为改革必然有人欢喜有人抱怨，但也不要一意孤行只图形式不求实质，司法改革之所以称之为“试点”表明了决策层的理性和包容，允许试错和纠正，然而我们的试点改革为什么只见成果不见问题，大多仍然一如既往只改皮相不及精髓，其中充满各种利益博弈。什么人心稳定那是只见表象不及内心，什么人均办案量激增效率提升也只是荒谬的数字游戏，什么各种初见成效是否真的能经得起检验，但愿亩产万斤的笑话不在重演。法律职业保障何在?一方面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而另一方面在改革试点中试着试着一些人却稀里糊涂的丢掉了法律赋予其的法律身份，职业保障何在?如果说改革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牺牲，那么请我们的改革执行者们用点心，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经得起质疑的考评考核机制，把真正的法律精英选拔出来真正充实到办案一线。然而实际上各地的改革各行其道，只图形式不求实质，具体到个人只能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事关个人荣辱命运的员额确定之前，为什么就不能将真正有意愿、有资格、有能力、想干事的人先行充实到办案一线，将其办案数量、质量、业绩表现、理论水平、业务能力等作为量化指标实事求是的记录下来，体现在案卷上，最终通过实实在在的业绩考核确定员额人选，这样一方面给大家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为荣誉而战，另一方面形成一片风清气正积极谋事干事的良好氛围，既能切实缓解一线办案压力、提高案件质量，又能真正实现能勤者上庸懒者下。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然而我们却一直在等、束手待毙，临时只靠几道题、投个票、打个分来决定一个人的荣辱和命运，说到底这种改革就是畏难求易、急功近利，不讲责任和担当。最后要么是温水煮青蛙，要么是卸磨杀驴，而你我就是那只青蛙或者那头驴。面对如此的员额制改革，作为一个兢兢业业成绩突出，但任职不满期限要求的年轻检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面对如此的员额制改革，作为一个也曾经激情四射为检察、审判事业奉献过，但如今记忆力减退的中老年检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面对如此的员额制改革，作为一个只会秉公办案纪律严明拒绝同事说情不会以权谋私的正直检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面对如此的员额制改革，作为一个踏实肯干只会潜心专研业务具有法律职业精神，不会结党营私巴结领导的老实检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面对如此的员额制改革，作为一个也曾经怀揣法律职业梦想，但只会听从领导安排默默为大家服务的行政岗检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如此员额制如果不是一劳永逸，我倒想看看所谓的员额退出机制怎么实现，员额制改革本来应该是一场号召大家积极现身法律事业的誓师大会，最终却只决定了谁来吃肉谁来喝汤。最后还是引用金一南将军的一句话：中国有没有一个机制，能阻止小人得势?再加一句话：中国有没有一个机制，能让我们不屑于去做小人? 2016最值得关注的2个法律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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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议员额制下检察工作新常态

如何迎接检察官“员额制”来临后各项检察工作新变化?这是司法体制改革下在检察机关面前的重大挑战。针对基层院为顺利对接检察官“员额制”拓展工作新思路而出现的新变化,所面临的新常态给检察工作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笔者谈谈几点体会。

一、建立检察官专属档案,为“员额制”实施提供第一手资料

是否具有“成熟的司法能力”是选任检察官的根本条件,而评价是否能胜任检察官职务具体标准则是政治坚定、廉洁自律、爱岗敬业、法学专业知识扎实、办案经验丰富、群众工作能力较强等各方面。近年来,萍乡市湘东区检察院为每名检察官建立一套能够以连续的轨迹反映其工作状况和学习、客观记录其工作和学习的档案,实际上是建立和完善检察官队伍科学化、规范化、长效化管理的积极探索和有效手段。借助这套档案,便于加强对检察干警各项工作情况、思想变化的动态监督, 并为全面考察了解和正确选拔检察官提供重要依据。

二、收集干警思想动态资料,为“员额制”实施的筑起一道思想屏障

始终坚持遵循干警是第一资源的理念,用足用好决策成本、降低实施成本,是做好稳健推进检察官“员额制”工作思想第一步。例如萍乡市湘东区检察院近年来,每季度开展司法改革政策解读会,明确检察改革对推进依法治国全局和发展检察事业的重大意义,避免由此带来的检察干警思想波动、工作受到影响。每月开展一次干警面对面谈心会,采取放发调查问卷、谈心互动和心理测评等各种方式准确把握干警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干警的岗位意向、择岗疑虑以及是否愿意服从安排、跨类别调整等意愿做到心中有数,为迎接检察官“员额制”各种挑战提供科学性决策导向。各种新举措都显示检察工作在为对接“员额制”提前布局。

三、创新岗位练兵新模式,为“员额制”实施提供人才保障

检察干警业务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检察官“员额制”实施后能否确保检察官职业化、专业化、精英化等特点。例如,去年萍乡市湘东区检察院内本着“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培训什么”的原则,以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业务能力素质为突破口,拓宽培训渠道,强化培训效果,针对

不同业务岗位练兵推出庭审模拟与实战录像相结合评比、诉辩对抗、案例分析例会、侦查人员电子讯问笔录制作与信息化侦查手段运用竞赛等多种新模式,来适应检察工作新形势下各种变化。笔者感觉通过多种岗位练兵新模式,检察干警业务水平得到有效提升、视野进一步开阔了,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才能保障检察官“员额制”对接后,入额检察官成为办案团队的灵魂和主心骨。

四、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常态化,为 “员额制”实施夯实人员能力基础

案件质量是检验能否胜任检察官工作的基本标准,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必须依托案管管理中心,制定出严格的案件质量指标体系,定期开展案件质量评查,通过评查,查找分析案件质量存在的问题,对每个问题逐一列明,并形成专门评查通报,增强评查互动性,引导检察官时刻落实规范司法行为,进一步改善了办案工作中不适应、不科学的薄弱环节和问题。同时,建立案件质量监督跟踪反馈制度,以此来促进案件质量迅速提高,为提升今后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实现检察官“员额制”后更好地文明执法、维护公平奠定良好基础。

五、构建合理人员岗位分配构架,为 “员额制”实施构筑运行保障

科学合理的界定检察内部工作分配结构框架和比例关系,有利于从容应对检察官“员额制”实现后检察工作新变化。基层院紧缺综合岗位人才,很多检察官不得不放弃办案或者兼职多部门工作,严重导致办案一线工作人员偏少。只有根据院内岗位需求合理配备人员,重视岗位合理设置,有计划招录不同专业人才充实检察队伍,缓解了“员额制”实施后大部分人员充实到办案一线后,其他岗位人员紧缺现象,做到了提前规划、科学合理安排工作岗位,顺利对接“员额制”。积极参与培育多样化人才专业性培训机会,有针对性引导其他岗位人员积极应对改革后检察工作新变化各种挑战,使其他岗位成为充分展现个人特色的有力平台,促进其他岗位人员综合水平提升和稳定检察队伍,健全激励制度调动其他岗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确保检察官“员额制”的顺利实施。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检察院 鞠蓉)

第五篇：员额制的利弊及完善措施

法官员额制的利弊和完善措施

司法体制改革是为了让法官能够独立办案，提高办案效率，确保案件的审理质量，而确定员额制的初衷就在于让更多司法人员投入办案，实现司法的去行政化。该制度是否合理，司法界存在两种观点：

一是员额制度不合理。首先，员额制度没有统一标准。推行司法员额，只单纯规定法官比例，至于如何确定“员额”？“党组成员”或“审委会委员”是否当然被认定为主审法官？这在实践中都是缺乏标准且操作困难的事情。其次，法官员额比例未能考虑客观情况。应综合考量各地经济发展、案件数量级难度、人口密度等情况来确定法官比例，不能实行“一刀切”的做法。最后，员额制带给法官更大压力，但并没有使之享受相应的权利，难以调动积极性。同时，员额制易导致“论资排辈”现象，年轻法官少有机会参与竞争，他们只能在主审法官团队中担任“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或是辞职、跳槽，不利于法官队伍的真正建立和法院人才的培养。

二是员额制具有高度优越性。第一，实行法官员额可以优化法官队伍，挑选并培养一大批法官精英，促进队伍业务化。第二，它可以增强法官的责任心。根据“谁审判谁负责”“错案追究”“案件终身负责”等原则，法官必须在处理过程中尽心尽责、严谨细致，才能够保证案件的质量。第三，它是司法去行政化的表现，通过实行员额，对法官人员根据职责进行分工，真正形成审判、行政、司法辅助的有机统一、相互独立的局面。

笔者认为，员额制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它是一项具有生命力和发展力的制度。它能够保证法官团队的高效运行，确保案件审理的高质量和法官的高素养。针对不足之处，笔者建议，在实施过程中要细化主审法官的选任标准，加强对法官物质、职务等方面的保障，开创适合青年干警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这对法院人才的培养及法官积极性的调动具有深远影响。

○张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