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毒疫苗事件案例分析

第一篇：山西毒疫苗事件案例分析

山西毒疫苗事件案例分析

一、山西毒疫苗事件经过或情况

自2002年SARS暴发以来，公共卫生的安全就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的爆发更是绷紧了社会的神经，公共卫生无小事也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

根据医学常识，疫苗常常是减毒或者灭活后的病毒，本身也常有一定副作用，但大多在可控范围内。疫苗因为是活性物质，又事关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在生产、运输、储藏、销售过程中都有严格的规范，某一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疫苗的失效，甚至带来不可预见的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情况。

从2007年5月开始，山西省疾控中心职工陈涛安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山西疫苗存在的内幕，称该中心将疫苗配送权力“出租”给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靠垄断攫取了巨额利润，造成山西疫苗市场秩序紊乱。

陈涛安的举报引起了卫生部和山西省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2007年9月30日，山西省纪委部门展开调查，山西省卫生厅组建了相关调查组。

2007年12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记者刘万永采写的《一家小公司是怎样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一文，即率先揭露了山西疫苗市场完整的利益链条，引起巨大反响。

报道中概述到山西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或引发各种后遗症，问题疫苗成为最大怀疑对象。报道还披露山西省疾控中心和疑似卫生部部属企业联手垄断山西疫苗市场，在贴标签时，导致大量疫苗长时间暴露在常温下，有可能造成失效。山西省卫生厅已断然否认报道所反映的问题。卫生部要求山西尽快报告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报告，但当地卫生部门称一切正常，故引起较大舆论争议。

2008年1月28日，著名法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和卫生部首席法律顾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卓小勤等20多位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了“山西疫苗事件”法律透视研讨会。针对疫苗的市场混乱现象举行高级别专家研讨会，这是很罕见的事情。

在案件披露前8个月，山西省疾控中心职工陈涛安向太原市检察院、山西省纪委、卫生部等机构发出实名举报，指称山西省疾控中心自2006年起，将疫苗配送权力“出租”给注册资本仅50万元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所有二类疫苗必须经过该公司才能被接种，该公司靠垄断和转移国家财政预算外收入攫取巨额利润，并可能造成近3000万元国有资产流失。

2010年《中国经济时报》一篇题为《山西疫苗乱象调查：近百名儿童注射后或死或残》的报道在中国的各大网站上疯传。这篇近两万字的调查报道揭露了山西的一些疫苗在流通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一时间，举国皆惊。新闻出来当日下午，山西省卫生厅对此紧急回应，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山西接种点库存疫苗抽取样品进行委托检验，检验结果均符合国家规定，未接到因注射疫苗出现聚集性异常反应的报告；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时报》的此篇报道，在很多网站上已被删除；案发当晚8时许，卫生部发文称“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开展有关调查工作，要求山西省卫生厅尽快报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新的情况”。案件至此告一段落，但截至目前政府还没有一个最终答复。

在整个案件中，媒体报道称山西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目前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事件称为山西疫苗事件。

二、相关背景信息

2005年12月28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向各市疾控中心发出《关于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通知》，明确提出：配送中心具体工作委托北京华卫公司负责，主要工作是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第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该配送中心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运行。据了解，北京华卫公司和山西省疾控中心所签协议的有效期从2006年1月1日开始，为期5年。

同时，山西省疾控中心声称，因为《疫苗条例》规定省、市疾控机构不能供应二类疫苗，利用公司的资质开展疫苗供应和管理，是贯彻《疫苗条例》的新模式。

据分析，这是疾控中心和华卫公司对“商机”的把握，因为二类疫苗从出厂到零售的差价很大，一支10元出厂价疫苗，零售可达30～50元。

山西省疾控中心会议纪要(2005年第14期)记载：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要求，经中心办公会研究决定„„经过慎重考虑，认真研究，最后确定了卫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卫公司进行二类疫苗的市场经营，每年交中心380万元(每季度交一次)，另交50万元的风险抵押金。

目前报道中可掌握这个信息，北京市工商局的工商登记资料复印件显示，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年底，由田建国、黄彦红、于莉共同投资开办，法定代表人为田建国，注册资本50万元。而北京华卫公司法定代表人田建国的名片，一面印有“卫生部产业协会副秘书长”等头衔，及北京华卫公司总经理；另外一面则印着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配送中心主任。

而据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称，北京的华卫公司是卫生部专门配送疫苗的部属企业，配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价格也压得很低，是真正让人民受益。

但目前新闻媒体从卫生部办公厅了解到，卫生部没有办任何经营性的公司，卫生部疾控部门也没有任何专门从事疫苗配送的公司。

作为一个注资仅50万元的私营公司，为了解决公司资金问题，北京华卫公司同时以山西省疾控中心的名义，与临汾、吕梁、长治、运城、晋城、朔州等6个地市级疾控中心签订《合作协议》，以65万元、30万元、17万元不等的价格“买断”了属地疫苗供应和管理权，《合作协议》规定，市疾控中心成立生物制品配送分中心，省中心保证不向分中心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配送二类疫苗，市中心保证从省中心采购疫苗，同时“在所辖区域内沟通和协调区县CDC和接种单位的疫苗采购渠道，确保市场控制力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要真正理解这次“疫苗事件”，就必须理解中国的“疫苗体制”。在卫生部出台《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之后，疫苗分为二类，一类是免费的（所谓一类疫苗），是政府完全“埋单”；一类是“市场化”的（所谓二类疫苗），由被注射者自己掏钱。这样的分类也是恰当的，因为“二类疫苗”包含着很多特殊需求，而不像“一类疫苗”是针对基础需求（比如小孩“乙肝疫苗”）。同时，“二类疫苗”鼓励疫苗生产企业竞争，而在“疫苗事件”中，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生产商的问题。实际上，当卫生部在2008年抽查二类疫苗的结果也证明了生产者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事件中，“市场化”并没有产生“生产环节”的质量瑕疵。

“疫苗事件”出在了流通领域，北京华卫从山西省疾控中心获得“排他性的经营权”，这是权力改造市场格局的结果，权力扭曲了市场化。此时，市场变成了权力体制的衍生物。对于市场化的“二类疫苗”而言，省疾控中心通过招标方式从生产商那里获得疫苗，然后省内各地疾控中心从省中心获得疫苗，然后疫苗接种单位（包括医院、社康等）从当地疾控中心获得疫苗。流通的过程，也是中间环节加价的过程，据说各省都有一个利润的分配比例。坦率地说，疾控中心唯一的“财源”就是疫苗，因为除疫苗以外，疾控中心没有任何其他药品的权力。

三、事件概述

2010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疫苗”一文对山西疫苗案件进行报道，案件中山西省疾控中心改造了原来的配送体系，建立新的配送中心，并将中心“外包”给北京华卫公司，并且让北京华卫获得了全省范围内的垄断经营权，它配送的疫苗是指定的、必须采用的“标签疫苗”（上有“疾控专用”字样）。而北京华卫在疫苗配送过程中，操作不当，造成了大量问题疫苗——比如“高温疫苗”，导致很多孩子因注射这些问题疫苗而死亡或者伤残。现在，北京华卫已经不知所踪。

山西疫苗乱象在2007年就开始不断公开报道。通过媒体揭示了权力租赁的实情，清晰展示山西省卫生厅与恶性垄断企业间的利益链条：一家私人小公司托管了山西疫苗市场，既利用疾控中心的权力调控及引导市场，又以疫苗批发企业的身份高价倾销疫苗。山西省疾控中心是台前幕后的推手，提供政策支持，帮助制造接种疫苗的机会，收取合作分成。在政府部门的荫庇下，这家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的私人公司在22个月内从山西获利1亿元。当年也发生过疫苗接种事故，山西省卫生厅赔偿了一起。现在近百名儿童接种疫苗后发生的惨剧将山西疫苗问题重新拉回公众视野。截至目前整个事件还没有一个合理解释，而山西省已成为全面对面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问题最差的省份。

四、原因分析

疫苗流通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物流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疫苗质量维护的过程，最重要的就是“冷链建设维护”。因为疫苗是异体蛋白物质，对光照、温度十分敏感，一定要低温保存。所以《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分别在第十条、第十六条和第三十六条强调药品批发企业必须有冷链建设能力，保证疫苗质量。而各地要对疫苗的冷链系统经费给予保障。但在“权力衍生型市场化”体制下，山西省疾控中心取消了原来的配送站体系，因为这不妨碍他们可以从国家那里“捞取”冷链系统经费。实际上，山西省疾控中心不仅将疫苗流通，也将冷链系统“外包”出去。疾控中心既享受了政府的财政补贴，同时也获得了外包的收入。而获得市场垄断权的北京华卫为了其利润最大化，竟然将冷链系统费用“节省下来”，将疫苗流通变成“货运物流”。于是出现了奇特的场景：北京华卫不提供经费维修坏了的冷藏车制冷机，让一些临时工钟点工在高温下给疫苗贴上“垄断专用的标签”。这一场景充分证明了，当权力控制了市场化之后，市场将制造前所未有的悲剧。而“市场化”这一语辞就承担了“罪名”，权力之手安之若素。可以预见的是，“蒸发掉”的北京华卫将承担所有罪名，官僚机构则潜伏不语。正如有文章指出，有时候不是市场制衡权力，而是权力衍生出市场，并在出事后获得“挡箭牌”，模糊了愚蒙大众的认知，这也是坏体制为什么存活时间越长的原因。

四、看法或建议

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和分析，我个人认为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商业化，尤其是防止疾病控制中心变卖其监管权。减少其通过设立垄断、变卖监管权牟利的动机。

通过报道可以看出山西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消息中已经暴露了目前的疫苗供应机制，乃至整个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大制度缺陷。山西方面经过调查后承认，媒体报道涉及的疫苗经销商，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在进入山西疫苗市场时，没有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同样是媒体报道之焦点的山西省疾病控制中心前主任栗文元也存在问题：按照协议，北京华卫时代公司未获得疫苗的供应权向疾控中心交了50万风险抵押金，栗文元违规拿出其中的27万购买了小轿车，由个人使用。山西方面虽然说，“目前未发现栗文元其他问题”，但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恐怕就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违纪甚或违法问题。

山西省疾控中心被承包给自称是“卫生部大企业”的北京华卫时代公司，该公司在之后两年垄断了山西省的疫苗销售。山西省疾控中心以行政命令与建议的形式强行推广该公司经销的所谓“标签疫苗”。这样的官商合谋体制，大大增加了出问题的几率：首先是疾控中心的官员可能多个环节陷入权钱交易泥潭，其次，如此权钱交易，企业经销的疫苗就难保不出问题。

但如果仔细收集一些资料，分析考察一下目前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现实，却又不能不承认，这种官商结构体制的形成，似乎具有某种必然性。首要的原因是，各级政府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拨款严重不足，甚至无法保障疾病控制工作经费和人员经费。长期以来，各级政府的财政安排存在严重缺陷：医疗卫生开支在政府总开支中所占比例本来就过低，政府在安排医疗卫生开支时又存在着重医疗轻公共卫生的倾向，各级政府可以拿大笔钱兴建医院，或者给医院拨款购买先进设备，却舍不得向公共卫生体系投入。

这种经费紧张局面也导致另外一个严重后果：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从事任何一项本应分内的工作，也可能将其变成一项商业活动。在某些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内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动机，变卖自己掌握的监管权力，以换取紧缺的金钱，这包括廉价变卖疫苗监管权。为此，它很可能将疫苗供应权出售给质量并不稳定、但舍得资金进行贿赂的疫苗供应商。疾控中心放弃了监管责任，而成为那些最为胆大妄为的经销商的帮手。

所以我认为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商业化，尤其是防止疾病控制中心变卖其监管权。为此，首先应当切实保障这些机关的经费，让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能够产生职业尊严感，减少其通过设立垄断、变卖监管权牟利的动机。在此基础上强化对其问责和监管，从制度上说，可以考虑把它改造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性公共服务机构。

最后回到事件中来，其实在山西疫苗事件中，是不是疫苗致死致残，在现在所能证实的信息判别起来的确有相当难度，这涉及复杂的流行病学调查过程和产品质量的检验过程。也许疫苗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在正常范围之内，致死致残确另有原因，我们一方面要继续追问造成这些孩子悲惨命运的原因，另一方面，对一些事实和问题也不能掩盖或者敷衍了事。因此在整个事件中我始终存在以下几点疑问。

第一，疫苗在运输储藏过程中，是否有高温暴露的情况，如有，至少说明了这些疫苗的使用已存在安全隐患。许多药品需要低温保存，这是基本的常识，作为医药生物技术公司的“北京华卫”，又怎能置常识于不顾？

第二，“北京华卫”在经营疫苗的过程中，有没有取得许可？我们虽然不能就此断言短时的高温暴露就一定带来灾难性后果，但程序的正当合理，是保证最终接种质量的一个要件，如有疏漏，有关部门难辞其咎。

第三，《中国经济时报》报道提到，原本是私人企业的“北京华卫”竟能以“卫生部企业”的假招牌空降山西，并依靠各种“政策便利”迅速取得疫苗的垄断经营地位——这究竟是真是假？如果为真，这里面就存在着官商勾结并造成极恶劣后果的行为。

第四，山西省卫生厅称，疫苗检验合格、未出现聚集性异常反应，当然可以部分证明疫苗的安全性，但离全面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还有相当距离，检验合格的结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来的？抽检是否及时？抽检过程中有没有保持独立公正？散在的异常反应经过集合，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是否显著高于国家标准？这些问题对于事件的定性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需要进一步澄清。

第五，报道中还提到，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负责防病信息的原信息科科长陈涛安称，“2006年以来，山西境内确实出现了大量的问题疫苗，也就是高温暴露疫苗，这样的疫苗已在山西省长期使用，必然会大幅度提高疫苗接种不良反应概率。”为何早露苗头的问题疫苗，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并未得到有效处理，仍然“长期使用”？

第六，山西疾控中心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在这一事件中是否扮演了不光彩角色，比如监管不力、追逐利益、隐瞒真相？近些年来，各地疾控中心几乎都属于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照理应超脱部门利益，专心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是，现实中，还是有一部分承担健康卫士角色的公共卫生单位凭借垄断地位，参与逐利行为，一方面吃着皇粮，一方面又在分享市场经济带来的收益，歪曲了公共卫生的公益属性。二类疫苗不是强制接种的品种，所以交给市场调节，本身是好事，但如果有人（或企业）钻空子，以市场之名，行垄断之实，利用公权力聚敛财富就另当别论了。山西省疾控中心在此次疫苗事件中，有没有违规的动作，希望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孩子是接种疫苗的主体，对于孩子的伤害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容许的，这是一条伦理底线。公共卫生以践行人道主义为宗旨，即使含有商业行为，也要守住“不伤害”的伦理准则。同样，我们相信，此次的调查工作当会守住公正负责的伦理底线，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第二篇：安然事件案例分析

安然事件案例分析

一、简要描述“安然”事件

安然曾经是叱咤风云的“能源帝国”，2000年总收入高达1000亿美元，名列《财富》杂志“美国500强”中的第七。2001年10月16日，安然公司公布该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宣布公司亏损总计达6.18亿美元，引起投资者、媒体和管理层的广泛关注，从此，拉开了安然事件的序幕。2001年12月２日，安然公司正式向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破产清单所列资产达498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企业。2002年１月１５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将安然公司股票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中除名，并停止安然股票的相关交易。至此，安然大厦完全崩溃。短短两个月，能源巨擎轰然倒地，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安然公司成立于1985年，由当时的休斯敦天然气公司（Houston Natural Gas）和北联公司(Inter North)合并而成，主要经营北美的天然气与石油输送管道业务。8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开始放松对能源市场的管制，导致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与石油价格的波动加大。安然公司抓住时机，利用市场上随之出现的希望规避与控制能源价格波动风险的需求，创造性地将金融市场中的期货、期权等概念移植到能源交易中，从提供能源产品的期货、期权等新型交易入手，广泛开拓其它大宗商品（如天气预报、通讯带宽等）的衍生交易市场，扩大经营范围。同时依靠所研制的能源衍生证券定价与风险管理系统，加上财力上的优势，占据了新型能源交易市场的垄断地位，成为一个类似美林、高盛，但以交易能源衍生产品为主的新型交易公司。

安然公司问题的暴露，是从一些以准确了解企业经营状况而不是靠股票交易本身获得收入的机构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分析人员和媒体对安然公司的利润产生怀疑开始的。2001年3月5日《财富》杂志发表文章《安然股价是否高估》，对公司财务提出疑问。随后证券分析人员和媒体不断披露安然公司关联交易与财务方面的种种不正常作法，认为这些关联交易对安然的负债和股价会产生潜在的致命风险。2001年8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调查该公司的财务问题。这些情况对市场产生影响，2001年10月安然公司的股价下跌至20美元左右。在各种压力下，安然公司不得不决定重审过去的财务，于2001年11月8日宣布在1997年至2000年间共虚报利润近6亿美元，并有巨额负债未列入资产负债表。11月28日，在安然公司有6亿美元的债务到期的情况下，原准备并购安然的昔日竞争对手德能公司（Dynergy Inc.）宣布无法按照并购条件向安然公司提供20亿美元现金，造成市场对安然公司的信心陡降。同时，标准普尔公司和穆迪公司将安然公司的债信评级连降六级为“垃圾债”，安然股价立即大幅下挫，跌至每股0.2美元的最低点。股价严重下跌，又引发了由关联交易形成的高达34亿美元的债务清偿压力。由于严重资不抵债，安然于2001年12月2日正式申请破产保护

二、安然公司破产的原因

（一）、董事会的责任

董事会缺乏独立性，独立董事不独立。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秉承的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这一基本模式，实行单一董事制，把执行经营职能的董事会和执行监督职能的董事组合在一个董事会中，不设监事会，为了防止股东大会成了“鼓掌大会”美国十分注重独立董事制度，并要求独立董事主导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的工作。然而安然事件却表明，独立董事形同虚设。安然公司17名董事会的成员中，有15名为独立董事，并且都是社会各界的知名人物，这些德高望重的人，要么正与安然进行交易，要么供职于安然支持的非盈利性机构，对安然的种种劣迹熟视无睹，根本没有为安然公司的股东把好对高层管理人员的监督关。

（二）、公司高管徇私舞弊

在美国，有很多公司实行期权激励制度。股票期权是使企业经营者用一定价格在一定时期内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的权利，它将经营者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将经营者的收益和经营者的业绩挂钩，充分体现了人力资本的作用。但是期权制的实施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在控制权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期权制运行会出现管理层的薪酬过高，期股、股权被滥用，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的监管等严重弊端。安然事件之后，无数员工倾其毕生积蓄购买的股票成了废纸，而企业高层却早已敛足财富。安然申请破产之前，对公司经营状况一清二楚的总裁和一些大股东迅速抛售手中的股票，活力八亿美元。公司高层拥有足够的动机通过做假账粉饰公司业绩，抬高股票价格，使得自己手中的股票期权可以在高价位出手，从中牟取觉的收入。

（三）、会计事务所的监督

美国的公司大部分建立了内外审计体系。公司董事会一般都没有审计委员会，成员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但从安然事件反映出，美国的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大多已有退休管理人员担任，一般都与管理层有良好的关系，独立性差。美国的外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也存在问题。安达信除去单纯的审计外，还为安然提供咨询服务。由于咨询与审计业务没有完全分开，关系过于亲密，缺乏独立性的机构，难免会导致外部审计机构与客户相互勾结。在收取巨额咨询服务费的情况下，外部审计机构很难如实发表审计意见，披露被审计公司财务报表的不准确性或存在的误导因素。

三、总结

安然案件，反映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不当行为对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它对于我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中国公司治理的启示。我国的公司治理状况和美国的情况有着显著的区别。如前所述, 美国公司治理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股权高度分散导致股东对管理层缺乏约束, 而外部监督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恰恰相反, 我国公司治理的问题是由于股权过度集中所造成的。但是, 股权的高度集中所带来的后果却很相似: 由于国有股权代理人的缺位而形成了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所以, 我们应该: 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继续完善会计准则, 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和管理;加强证券市场监管, 完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建立有效的信用机制;加大证券市场的执法力度, 对各种破坏证券市场秩序的行为进行打击;完善和规范公司重组, 加强对关联交易的监管及对内幕交易的打击;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建设是渐进的, 我国证券市场的问题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避免的,成熟的经验我们应借鉴, 但应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及经济发展状态, 不要拿发达国家百年的发展历程与刚刚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中国相比较, 欲速则不达;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建立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但不应照搬。美国公司治理的改革, 表明了公司治理的模式随着市场的变化在不断地演变, 没有任何一个模式是完美和一成不变的, 只有不断改革, 不断创新, 才能适应不断变革的经济和社会的需要, 我国的公司治理也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 建立既能与国际接轨, 又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公司治理模式。

（二）、不应过分夸大独立审计在会计监管中的作用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作为证券市场会计监管的关键环节，是确保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外部制度安排。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在会计监管中的作用是有限的。独立审计只是会计监管的一个环节，并不能保证防止、发现和纠正被审计单位所有的错误，尤其在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蓄意作弊的情况下，更不能保证检查出所有的舞弊行为。注册会计师执行独立审计签发的审计意见也不是对被审计单位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真实性的绝对保证。如果无限拔高独立审计在会计监管中的作用，将上市公司管理层舞弊或经营失败而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注册会计师，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会计监管体系，不利于界定各监管主体在会计监管中的职责。誉满全球的安达信公司之所以会兵败安然公司，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问题，即独立审计并非是包治百病，正所谓：“注册会计师不是万能的，没有注册会计师却是万万不能的。”

（三）、应把诚信教育纳入会计监管制度建设的范畴。证券市场的参与各方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有着各自的利益动机和利益追求。证券市场又是一个充满机会和诱惑的博弈场所。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理性的“经济人”会做出何种选择呢?也许多数人会用道德约束自己，但不是每个人都讲道德，总会有一些人禁受不起利益的诱惑而置道德于不顾。如果参与者和监管者不讲诚信，无论多么严密完美的制度安排与严厉的惩罚措施也会有人胆敢违犯。当巨大的经济利益与严肃的道德规范发生碰撞时，只有潜移默化的诚信教育才能使天平倾向于道德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安然事件的发生也是当今的证券市场为忽视诚信教育所付出的代价。为了有效规范市场参与各方的行为，需要对有关各方进行全方位的诚信教育，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注册会计师、律师、证券分析师、证券公司、新闻媒体、中小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政府官员概莫能外，并将诚信教育作为会计监管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持续长久地坚持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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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安然事件案例及分析

安然事件案例及分析

就在我们为中国资本市场系列造假案忧心忡忡的时候，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不甘寂寞”地爆出了当量巨大的假账丑闻。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安然公司（Enron）曾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该公司2001年的股价最高达每股90美元，市值约700亿美元。但在安然公司前任财务主管因涉嫌做假账，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的消息公布后，公司的盈利大幅下调，股价急剧下跌至26美分。安然公司被迫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的规定，向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以资产总额498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宗的公司破产案记录。

一、做假手段

（一）隐瞒巨额债务

安然公司未将两个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Entity,SPE）的资产负债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进行合并处理，但却将其利润包括在公司的业绩之内。其中一个SPE应于1997年纳入合并报表，另一个SPE应于1999年纳入合并报表，该事项对安然公司累计影响为高估利润5.91亿美元，低计负债25.85亿元。SPE是一种金融工具，企业可以通过它在不增加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的情况下融入资金。华尔街通过该方式为企业筹集了巨额资金。对于SPE，美国会计法规规定，只要非关联方持有权益价值不低于SPE资产公允价值的3％，企业就可以不将其资产和负债纳入合并报表。但是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只要企业对SPE有实质的控制权和承担相应风险，就应将其纳入合并范围。从事后安然公司自愿追溯调整有关SPE的会计处理看，安然公司显然钻了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空子。

（二）安然公司利用担保合同上的某种安排，虚列应收票据和股东权益12亿美元。

（三）将未来期间不确定的收益计入本期收益，未充分披露其不确定性

安然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与能源和宽带有关的合约及其它衍生工具获取收益，而这些收益取决于对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预期。在IT业及通讯业持续不振的情况下，安然在1999年至少通过关联企业从互换协议中“受益”5亿美元，2001年“受益”4.5亿美元。安然只将合约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计入财务报表——这其实是数字游戏。尽管按照美国现有的会计规定，对于预计未来期间能够实现的收益可以作为本期收益入账，但安然公司缺少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合理预期，也未对相关假设予以充分披露。

（四）安然公司在1997年未将注册会计师提请调整的事项入账，该事项影响当期利润0.5亿美元（1997年的税后利润为1.05亿美元，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此采取了默示同意的方式）。

（五）利用金字塔构架下的合伙制网络组织，自我交易，虚增利润13亿元

（六）财务信息披露涉嫌故意遗漏和误导性陈述

二、对我们的启示

（一）从财务会计角度

传统财务报告披露模式捉襟见肘。以历史成本和每股盈余为重心的财务报告模式很难适应当今的商务模式、复杂的财务结构和与此相关联的经营风险。尽管安然在2000年年报中提供了其8页纸的管理当局的讨论与分析以及16页纸的会计报表附注，但仍然将一些资深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人搞糊涂了。在他们看来，安然披露了大量的信息垃圾。

现行财务报告系统产生于工业时代的上个世纪30年代。那时的资产是有形的，投资者是成熟的和数量不多的。既没有资产负债表表外融资，也没有即时股票报价或信托基金，更没有首次投资项目的价值重估。

投资者不能长期忍耐资本市场上的财务报告又反映大量复杂的“过去时”信息，他们更需要正在发生和未来将要发生的相关信息。因此，财会界必须谨慎而迅速地完成向“现在时”报告模式的转变，以提供连续性而不仅是期间性、多维核心业绩指标而不仅是单一每股收益以及易于理解的商务模式、经营风险、财务结构和经营业绩的信息。

关联交易舞弊或欺诈游刃有余。为推动二级市场股价，安然公司开始通过关联交易做手脚。最为著名的关联交易发生在2001年第2季度，安然把北美的3个燃气电站卖给了关联企业Allegheny能源公司，成交价格为10.5亿美元。市场估计此项交易比公允价值高出3亿至5亿美元，该差额被加入能源公司业务利润中。就在这个季度结束的前一天，安然将它的一家生产石油添加剂的工厂卖给了名为EOTT公司的关联企业。外界怀疑由于安然无法提供令华尔街满意的盈利数字而强迫EOTT在季报的最后一天完成了交易。实际上，早在1999年底该石油添加剂工厂已被安然列为“损毁资产（Impaired Asset），冲销全额达4.4亿美元。而18个月后又以1.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其间充满蹊跷。

反观我国的关联交易同样五花八门。如企业向内部管理人员贷款，让后者买进公司股票，或借现金给关联公司，让后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或通过购并、置换、托管等手段与关联公司制造计价不平等条件下的“泡沫利润。虽然财政部出台了抑制关联交易业绩幻觉的规定（即将超过公允价值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但鉴于关联交易计价与披露的专业性与复杂性，该领域依然是热衷于操纵利润者的乐土。

合并报表范围别有玄机。考察美国的一般公认会计准则和我国的准则、制度就会发现，拥有实质控制权是纳入合并范围的标尺。这便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必须依赖财会人士的高度专业判断，因为拥有子公司的股权虽不及51％但可能“实质控制”，而安然公司恰恰在这样的灰色地带下，未合并众多未拥有50％股权但“实质控制”的子公司；二是客观上鼓励管理当局建立复杂的公司体系，拉长控制链条，将债务留在子公司账上，将利润显示在母公司的账上。安然公司利用该等技巧，创建子公司和合伙公司数量超过3000个，以自上而下“传递风险，自下而上“传递”报酬。

联想到我国的许多公司任意改变合并报表范围，并盈不并亏的情形层出不穷，看来压缩合并报表的利润操控空间在当前复杂的商业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

激进的财务管理犹如“火中取票”。安然公司奖励业绩的办法，颇让人费解。经理人员完成一笔交易的时候，公司不是按照项目给公司带来的实际收入而是按预测的业绩来执行。就是说，如果签署协议的时候预计项目可以为公司带来30％的回报，那么就按照这一数字给负责人发奖金。此外，安然公司管理层对财务报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与积极。一位西方著名的会计学家说，如果公司的文化是为了既定的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那便是麻烦的开始。

反观我国的一些企业，也常常为了激进的盈利指标，实施扭曲的激励举措，而一旦事与愿违，又寄希望于会计制造利润，如此，即陷入了“目标激进——扭曲激励——数字游戏”的恶性循环怪圈。

避险的财务创新或许成为制造风险的罪魁祸首。衍生金融工具最原始的功能就是为了“避险”，安然公司一方面用期货、期权市场和衍生金融合同将能源商品“金融化”一方面将一系列不动产打包抵押，借助信托基金或资产管理公司对外发行股票和债券。安然公司的初衷是把本来不流动或流动性很差的资产或能源商品“流通”起来，没想到却成为破产的主因。

尽管我国的企业引入衍生金融工具还不普遍，但仍需未雨绸缪，因为在驾驭金融品种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片面追求财务创新很可能适得其反。

（二）从独立审计角度

业务多元化是福是祸？美国20世纪90年代是历史上少有的疯狂繁荣阶段之一，因为公司利润和股票价格前所未有地增长。在得意之后的膨胀中，许多规则和界限都发生了松动。安达信自20世纪80年代一直是安然的外部审计师，但从90年代中期起，它开始提供内部审计、内部控制和咨询服务，这意味着，它的一只手忙于安然的会计和控制系统，另一只手来验证所产生数字的公正性。美国《经济学家》评论说，“会计公司放弃了传统的外部怀疑者角色而成为一个内部的商业合伙人，他们也放弃了披露信息的职责，而成了掩藏财务兔子的魔术师。”而另外引起质疑的是，大会计公司从90年代展开的庞大的“专家”咨询服务，从信息技术系统到法律援助，从纳税计划到人力资源招聘方案，拓展咨询业务的趋势非常明显。1993年，全行业31%收入来源于咨询，而1999年咨询占业务收入的比例高达51%。

2000年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得了约5200万美元的服务费用，其中2500万美元是审计费用，约2700万美元是咨询和其他服务费用，这使得安达信在出具审计报告时乐得“放一马”，因为一旦得罪了安然公司，巨额咨询费用恐将不保。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主席利维特曾力主拆分咨询业务，但包括安达信在内的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却一直以阻碍注册会计师业务发展等理由加以拖延，安然事件的爆发使得这种拆分变得迫切，会计师事务所服务品种的重新“洗牌”已成定论。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正凭借扩大业务规模、开展增值性服务，以期形成业务多元化格局。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审计与咨询导致的独立性冲突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当咨询业务收入占业务总收入的比例超过50%时，就要及时考虑将咨询机构分立。

单一客户收费高企是喜是忧？像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拥有安然公司这样的大客户，不由自主地会产生财务依赖。如果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同一客户，或某单一客户的付费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相比不匹配，注册会计师很可能因利益诱惑而弱化应有的独立性。对此，一些独立审计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应的规范，如香港会计师公会规定会计师事务所从同一客户取得的收入不能超过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的15％。业务收入的集中度风险是导致审计失败的诱因，我国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应尽快弥补这一空白。

旋转门是停是开？很多安达信的职员辞职后径自加入了安然公司，与原来的同事继续着“亲密”的关系。这形成了一种“旋转门效应”，使执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先入为主地形成客户内部控制良好的印象。让旋转门停下来，防止与客户关系过于紧密，提升审计独立性，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同业互查是强是弱？在美国的自律管理体系中，每三年一次，由事务所之间相互检查。同业互查被认为是注册会计师自律机制的最佳模式。耐人寻味的是，安然事件前的同业互查未能发现安达信的审计漏洞，而事后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专项检查同样“OK”，人们不免觉得同业互查差不多成了“同业包庇”或“同业吹捧”的代名词。在我国准备引入这一监管形式时，应当审慎考虑：同业互查对质量控制的促进程度，各事务所之间的制衡力度以及开展检查时的测试深度，流于形式和浅尝辄止的同业互查只会造成审计资源的浪费。协会监管职能是松是紧？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一直扮演双重角色：既是注册会计师的“胡萝卜”（权益的守护神），又是注册会计师的“大棒“（执业的监管者）。安然事件引发的人们对协会角色的置疑，直接导致了协会所属“公共监督委员会”（POB）的解体。应当承认，行业协会角色的模糊制约了其监管职能的发挥。可行的做法是，让角色分立，要么是注册会计师的“代言人”，要么是注册会计师的“监管者”。外部环境是冷是热？经济低迷、价值观沦丧、心理预期、盈余标杆、指标考核等都可能成为管理当局舞弊的刺激因素。自从美国的新经济泡沫溢出后，经济发展放缓，包括安然在内的上市公司面临着沉重的财务压力，由此产生了强烈的造假内驱力。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进程加快，企业竞争空前激烈，面对股东的期许、主管部门的要求和监管部门的督察，公司管理当局（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业绩欲望异常迫切。应该说，外部环境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审计的成败，换言之，经济的繁荣容易遮盖财务数据的“水分”，即使审计出现过失也不易暴露。尽管我们不应根据外部环境的优劣考虑审计的性质、时间和范围，但在外部环境较“冷”的条件下，恪守应有的谨慎与合理的怀疑，是防范审计失败的应有考虑。

专业品质是高是低？关联交易审计向来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再加上表外融资、衍生金融工具等事项，更是对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形成巨大考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准备开发一个关联交易审计“工具箱”（包括与关联方交易有关的所有现行的财务报告和审计规则，并为注册会计师提供在目前审计期间应予考虑的若干建议），并就舞弊问题发布详细的执业指南，这意味着职业界开始重点解决审计失败的困扰。需要提请同仁注意的是：第一，考虑如何转变已给外界造成的注册会计师“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印象；第二，避免在特定领域出现“外行审计内行”的情形，尤其是涉及财务创新时；第三，充分关注复杂或特殊的交易和事项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类似像安然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安然前首席财务官为关键关联人），事实上成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逻辑炸弹”，只有审时度势，辨析交易和事项背后的风险所在，针对性地采用追加的程序，才不至于落入预设陷讲。(黄世忠，《财务与会计》2003年第3期)

（三）审计问题

尽管从理论上说，审视上市公司的任何重大恶性案件时都必须严格区分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世界中，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安然大厦的坍塌，除了蒸发掉安然公司员工的血汗钱和众多无辜投资者的财富外，很有可能使安达信身陷绝境，并引发了对“五大”空前的信任危机。目前披露的证据显示安然公司蓄意舞弊，但为其提供审计鉴证和咨询服务的安达信是否涉嫌与安然公司串通舞弊尚无定论，不过，美国国会的6个调查组，以及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SEC等部门对安然公司和安达信发起的规模空前的刑事调查所掌握的初步证据，足以表明安达信在安然事件中难辞其咎。根据目前已披露的资料，安达信在安然事件中，至少存在以下严重问题：

（1）安达信出具了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安然公司自1985年成立以来，其财务报表一直由安达信审计。2000，安达信为安然公司出具了两份报告，一份是无保留意见加解释性说明段（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的审计报告，另一份是对安然公司管理当局声称其内部控制能够合理保证其财务报表可靠性予以认可的评价报告。这两份报告与安然公司存在的前述重大会计问题形成鲜明的反差，已成为笑柄。经过与安达信的磋商，安然公司2001年11月向SEC提交了8－K报告，对过去5年财务报表的利润、股东权益、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进行了重大的重新表述，并明确提醒投资者：1997至2000年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不可信赖。换言之，安然公司经过去达信审计的财务报表并不能公允地反映其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得到安达信认可的内部控制也不能确保安然公司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安达信的报告所描述的财务图像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严重偏离了安然公司的实际情况。

（2）安达信对安然公司的审计缺乏独立性。独立性是社会审计的灵魂，离开了独立性，审计质量只能是一种奢谈。安达信在审计安然公司时，是否保持独立性，正受到美国各界的广泛质疑。从美国国会等部门初步调查所披露的资料和新闻媒体的报道看，安达信对安然公司的审计至少缺乏形式上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

①安达信不仅为安然公司提供审计鉴证服务，而且提供收入不菲的咨询业务。安然公司是安达信的第二大客户，2000，安达信向安然公司收取了高达5200美元的费用，其中一半以上为咨询服务收入（Reed Abelson＆ Johnathan D.Clater，2002）。安达信提供的咨询服务甚至包括代理记账。社会各界纷纷质疑，既然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取回报丰厚的咨询收入，它能保持独立吗？安达信在安然公司的审计中是否存在厉害冲突？它能够以超然独立的立场对安然公司的财务报表发不偏不倚的意见吗？即使安达信发现了重大的会计问题，它有可能冒着被辞聘从而丧失巨额咨询收入的风险而坚持立场吗？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即使安达信能够从专业的角度辩解自己并没有违反职业道德，但社会大众至少认为安达信缺少形式上的独立性。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能否同时扮演审计鉴证和咨询服务角色的辩论由来已久。SEC前任主席阿瑟。利维特2002年1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谁来审计审计师”的文章，重提3年前的主张，要求对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提供审计鉴证和咨询服务予以限制。SEC在这场与“五大”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从反对“五大”的先锋人物利维特的离职，到力挺“五大”的哈维。彼特继任SEC主席，足见“五大”的影响力。资料显示，安达信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rical Action Committee）在2000年美国国会选举中就捐赠了99万美元的“政治献金”。会计师事务所居然设立政治行动委员会，试图影响国会选举，独立性何在？

②安然公司的许多高层管理人员为安达信的前雇员，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至少有损安达

信形式上的独立性。安然公司的首席财务主管、首席会计主管和公司发展部副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安然公司从安达信招聘过来的。至于从安达信辞职，到安然公司担任较低级别管理人员的更是不胜枚举。

（3）安达信在已觉察安然公司会计问题的情况下，未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目前，美国国会调查组披露的证据显示，安达信在安然黑幕曝光前就已觉察到安然公司存在的会计问题，但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或采取其他措施。国会调查组获得的一份安达信电子邮件表明，安达信的资深合伙人早在2001年2月就已经在讨论是否解除与安然公司的业务关系，理由是安然公司的会计政策过于激进。我们注意到，安达信为安然公司2000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是2001年2月23日，因此有理由相信，安达信在出具审计报告时很可能就已经觉察到安然公司存在的会计问题，否则，合伙人是不可能在2月份讨论是否辞聘的问题的。2001年8月20日，沃特金斯女士致电她过去在安达信的一名同事，表达了她对安然公司会计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她致函安然公司董事会主席，警告安然公司“惊心构造的会计骗局”（elaborateaccounting hoax）有可能被揭穿（Richald A.Oppel Jr.，2001）。8月21日，包括首席审计师大卫。邓肯在内的四名安达信合伙人开会讨论沃特金斯女士发出的警告。此时，安达信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尽管如此，安达信并没有主动向证券监管部门报告，也未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来纠正已签发的审计报告。安达信的这种做法是否违反规定，目前尚难以断定，但至少让社会公众对安达信的职业操守大打折扣。

（4）销毁审计工作底稿，妨碍司法调查。在沸沸扬扬的安然事件中，最让会计职业界意想不到的是安达信居然销毁数以千计的审计档案。我们知道，审计最重证据。以客观、真实的证据为依据的审计，被Paton和Littleton（1940／1970）称之为英国对审计行业的最重要贡献。客观、真实的证据也是他们提出的会计基本假设之一。安达信销毁审计档案，是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公然挑衅，也暴露出其缺乏守法意识。目前，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SEC等部门正就此丑闻对安达信展开刑事调查。丑闻曝光后，安达信迅速开除负责安然公司审计的大卫。邓肯，同时解除了休斯敦其他三位资深合伙人的职务。但这一弃车保帅的招数看来并不高明。邓肯在接受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SEC的问讯时，拒不承认是擅自作出销毁审计底稿的决定，而坚称是在2001年10月12日接到安达信总部的律师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的指令后，才下令销毁审计底稿的，直至11月8日收到该律师的指令后才停止销毁活动。至今，安达信总部尚未对邓肯的说法作出反应。如果邓肯的说法属实，那么，安达信的麻烦可就大了。从安达信的角度看，销毁审计档案的事实，极有可能使安然事件由单纯的审计失败案件升级为刑事案件。许多国会议员和SEC的官员誓言将彻查此事。销毁审计档案不仅使安达信的信誉丧失殆尽，而且加大了安达信串通舞弊的嫌疑。如果这仅仅是一件因判断失误而造成的审计失败，安达信值得冒天下之不题而销毁审计档案吗？答案只有一个：被销毁的审计档案藏有见不得阳光的勾当。

第四篇：消防安全事件案例分析

淮安市安鑫家纺有限公司

保安工作计划

为了加强管理，增强队员的安全意识和服务理念，进一步提高队员的安全防范能力和服务水绕公司总体目标和发展，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坚持人防技防，加强保安人员管理学习和培训，提高队员素质和技能，努力打造一支业务精，技能过硬的保安队伍。积极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从而维护公司的秩序。

一、作目标

1.完善部门工作，培养一支纪律严明，作风顽强的保安队伍

2.打造一支规范化、专业化、有凝聚力、团结、形象好的保安队伍

二、工作计划

1.从管理入手，提高保安综合素质，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层层分解落实工作任务，有效地解决干与不甘，干好与干坏都一样的被动局面，起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定工作目标将各项任务分解落实到各班和各组及队员使人人有目标，个个有压力，有动力。

2.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增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培养一支纪律严明，作风顽强的保安队伍，做好思想工作，加强业务培训，培养队员吃苦耐劳精神。各级管理人员要融入队员中，和队员一起训练以便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其次，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遇公司领导要主动打招呼问好，主动就让，注重细节，追求完美。

3.做好保安人员稳定工作，控制人员流失。

4.加强队伍日常管理与培训，努力提高保安人员思想素质和业务技能。

（1）严格落实公司规定制度，对于新入职队员加强培训，使安保对于尽快适应公司管理，（2）加强对于业务培训（内容包括：队列训练，体能训练，消防培训，法律等方面），每周一次。

（3）鼓励队员积极学习，追求进步，对于工作积极有一定管理能力具备管理人员基本素质的队员，加强关注，引导向高层次发展。

5.根据公司现发展状况合理安排岗位配置人员，做好巡查工作队重点部位进行检查，加强夜间巡查力度和次数。

6.严格遵循公司规章制度，对进入公司车辆人员出入进行询问和登记，7.做好美誉保安人员考核，严格按规则制度进行

8.认真完成公司领导交给的其他任务

总之，完美要通过不断深化管理，培养职业精英，激励保安员继续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和面貌，高标准，严要求，努力打造一个高效，务实，文明的保安新形象。为公司发展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

2013.1.4

第五篇：山东问题疫苗事件

山东问题疫苗事件

 热点概述

2016年3月，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母女涉嫌非法购入2.6亿元非法疫苗，卖出金额3.1亿元，买卖涉案资金总额共计5.7亿元，非法获利5000多万。疫苗含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此次涉及疫苗买卖线索的共有山东、安徽、北京、福建、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吉林等24个省份近80个县市。根据已查明情况，会议决定，依法依纪对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卫生计生委和山东等17个省（区、市）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有关方面先行对357名公职人员等予以撤职、降级等处分。

 相关评论

@光明日报评论：“长时间大量的疫苗流入非法渠道，监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说明我们的监管工作还存在一些漏洞。”李国庆说，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疫苗的质量和流通监管工作，目前我国有1.2万家药品批发企业、5000家药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药品零售企业，监管对象数量多，基层人员缺乏，全国有药品检查资质的人员不足500人，监管检查存在死角盲区。

@人民日报评论：建议以此次事件为政策窗口，秉持“最小折腾，最稳路径，最大改善”的原则，从制度层面明确“食药警察”队伍。一方面，新队伍不新增行政编制，可通过现有食药稽查人员转换身份或公安民警转任岗位来实现。另一方面政策可先在国家和省级层面试点，待时机成熟后再向市县和基层延伸。尤为重要的是，改革最终目的是突破单一行政监管的传统模式，综合运用刑事司法等手段治理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真正落实用“四个最严”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 模拟题

2016年3月，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母女涉嫌非法购入2.6亿元非法疫苗，卖出金额3.1亿元，买卖涉案资金总额共计5.7亿元，非法获利5000多万。请谈谈你对此事的看法。

 参考要点

此次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恐慌，很多家长深深担忧自己的孩子是否打上了问题疫苗。疫苗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尤其是少年儿童生命健康，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此事不仅关乎孩子们未来的健康，还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必须要高度重视，并采取一切措施防患未然。

此案暴露了监管工作中存在的漏洞。一方面，监管本身难度大。一些违法企业虚构购销流向，上下游涉及的企业数量多，有的还涉及跨区域配合问题，都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例如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庞某一人的上、下线就有300余人之多。而另一方面，具有资质的基层监管人员数量很少。加之近几年机构改革，好多人员轮岗等等也对基层监管带来一定的影响。

首先，应该对苗接种人群的风险进行，及时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妥善做好后续工作。其次，政府应切实控制、掌握此次疫苗事件的实际损害，完成相应的追责和依法惩处，推动健全监管体系，对危害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违规行为绝不姑息。是要让公众相信整个处理过程的真实性，恢复人们对国内疫苗可靠性的信心，最后，体的官员协同专业人士站出来，以他们的真诚、责任感带动舆论，使政府全面认真处理此事的决心具象化，因为机构和通知对公众来说毕竟有些笼统。让“机构”与“舆论”的互动变成人与人的直接沟通，效果可能更好。

政府高度重视此事件，并及时查处相关责任人，给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减少了百姓的恐慌。相信在依法治国的理念下，一切违法行为、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终将无处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