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工作从“治行为”走向“治心”

第一篇：党建工作从“治行为”走向“治心”

党建工作从“治行为”走向“治心”

在国际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面临着从未遇到过的新的严峻考验。不论从党要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还是经受新的历史考验、不断巩固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来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任务和意义，从来没有显得这样迫切和重要。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战略思想和部署。实践证明，“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的治本之策，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纲领，已经而且必将在党内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八项规定、反四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树新风

两年多来，中央从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的发展条件下治国理政的核心性要求强力推进。

“十八大一结束，中央立即着手抓作风建设。”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刘春说。从八项规定到反“四风”，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充分体现了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度和决心，“两年多来，中央抓作风抓得狠、抓得严，抓得持续，抓得强硬，初步整顿了过去存在的不正之风，取得了明显成效，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作风建设在丰富和发展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理论的过程中，明确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蕴含着共产党人立身处世的价值内涵和政治品格。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形成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广大党员、干部受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深刻教育，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明显增强。通过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精神上补了“钙”，进一步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各级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从上到下、各个领域都压缩了会议、精简了文件，减少了评比达标、迎来送往活动，全面清理了超标超配公车、超标办公用房、多占住房，普遍压缩了“三公”经费、停建了楼堂馆所，狠刹了公款送月饼、贺卡、节礼和年货等行为，坚决整治了“会所中的歪风”、培训中心的腐败，坚决整治了“裸官”“走读”“吃空饷”“收红包”及购物卡、参加天价培训、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等问题，广泛查处了吃拿卡要、庸懒散拖问题，高高在上、挥霍浪费、脱离群众现象明显扭转，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恢复和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探索了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查摆问题，深挖问题根源，自我剖析触及了痛处。上下级之间不顾忌身份、不隐瞒观点，提意见开诚布公。领导班子成员脱去“隐身衣”，捅破“窗户纸”，相互批评不留情面。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敢于揭短亮丑、真刀真枪、见筋见骨，点准了穴位，戳到了麻骨，开出了辣味，起到了脸红心跳、出汗排毒、治病救人、加油鼓劲的作用。

以转作风改作风为重点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得到增强。这次活动坚持破立并举，注重建章立制。中央相继出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公务用车改革等一系列制度。各级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联系服务群众、规范权力运行等方面制定和修订了一批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扎紧了制度笼子，强化了对不良作风的刚性约束，按规矩办事、按规矩用权意识显著增强，越界犯规行为减少。

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症结难点得到突破，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稳固。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根本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次活动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着力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形成了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往基层倾斜的良好导向，改作风改到群众心坎上。一大批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得到有效化解，一大批信访积案得到切实解决。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服务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治，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大为减少。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得到初步整顿，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自觉性得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从一系列部署要求中感受到了严肃，从敢于啃硬骨头、破老大难的行动中体会到了认真，从改进作风的实际成效中看到了希望，在全党全社会弘扬了正气。

反腐倡廉常抓不懈

拒腐防变警钟长鸣

6月1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进行一审宣判，对***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再次表示认罪悔罪。判决结果公布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以前所未有的反腐力度，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持续形成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

***、徐才厚、苏荣、令计划等高级领导干部落马，表明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坚强意志和鲜明态度，体现了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反腐没有禁区的原则。从这些落马的“老虎”中，人们看到了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体会到了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

党与腐败水火不容。腐败现象是侵入党的健康肌体的毒瘤，坚持不懈反对腐败、坚定不移割除腐败毒瘤，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对腐败现象绝不姑息，对腐败分子绝不手软，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从严治党不是口号，惩治腐败没有例外。“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我们要通过查处***严重违纪案件，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零容忍的态度、猛药去疴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严厉惩处的尺度不变，凡腐必反、除恶务尽。

治党纪为首，治国法为先。总书记指出，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继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继续坚持严格依规治党，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篇：从党治走向法治

从党治走向法治

李步云

2012年第12期 炎黄春秋杂志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建国后我们过去政治体制上的最大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按我个人理解，权力过分集中，具体表现为:党与政府，权力过分集中在党；领导个人与领导集体，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中央与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国家与公民，权力过分集中在国家。这一弊端的根源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以往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根源也在这里。而这正是“文革”这一民族浩劫之所以发生和发展并持续十年之久的根本原因。文革期间，“党的一元化领导”达到顶峰，以致“砸烂公检法”，公开在“75宪法”中写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一原则。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我们在克服权力过度集中现象上取得重要进展，从而促进了民主法治建设。但是后来观念又有回潮，以致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并没有重大进展并从根本上解决。党、国不分，乃至党先于国、党重于国、党高于国、党大于国的观念和做法仍未解决，“党国”、“党国”仍然是人们的口头禅。其制度表现之一是从中央到地方，一些领域仍然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甚至还有漫延趋势。曾有同志说：过去的人大是“橡皮图章”，现在已变为“木头图章”，但它应当是“钢印”。这一比喻也不无道理。尽管，“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已经在1979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保证刑法、刑诉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已明令取消，但现今仍然存在政法委干预具体办案的现象。对某些重大和疑难案件，政法委召集“三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交换一下看法还是可以的，但要在这种会议上硬性做出决定，则是明显违宪的。我国宪法已明确规定审判权由各级人民法院行使，不允许在人民法院之上还有某个机构或个人，对案件最后拍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领导中国人民高举宪政的大旗，以民主对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专制，以法治反对它搞党治，以人权反对它剥夺人民的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推翻蒋家王朝的最大“法宝”。在“武装斗争”的革命形式下，“党政军一体化”，权力高度集中，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应还政于民，逐步改变过去那种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权高于一切，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想

追求。这种观念和制度设计，在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那里，是找不到任何思想踪迹的，列宁就曾指出，不应将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混为一谈。194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说：我们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以党治国”，因为那“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为此，他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一是党的“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二是不应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甚至“党员高于一切”；要避免“不细心地去研究政策，忙于事务上的干涉政权，放松了政治领导”。三是办事不能“尚简单避复杂”，不能“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他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怎样才能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里逐步解决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呢？我有如下几点想法和建议：

一要解决突出表现党政不分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问题。办法是大量合并和精简各级党委下设的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口的职能机构，不能再事无巨细进行对口“领导”和“管理”。大量合并与精简后的党的职能机构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协助党委做好调查研究，制定好重大决策和方针政策上来，做好“党要管党”的工作。同时，加强各级各部门“党组”的工作，充分发挥其“政治、思想”领导的功能。要改变党的领导除了“政治、思想”领导之外，还有“组织”领导的错误观念。

二是解决好党和人大的关系问题。要逐步将权力重心从各级党组织转移到各级人大上来，使之成为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主要通过各级人大的“党团”、党组织、党员，做好人大的工作，各级党组织的工作重心应放到提出立法建议和重大问题决策的建议上来，各级人大不应事无巨细都要向同级党委汇报。尤其要重视人大自身的建设，包括提高选举的自由度；提高人民代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实现各级人大常委的专职化；进一步提高人大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主性，以进一步发挥其在人大工作中的作用；等等。

三是坚持司法独立，维护司法权威。现在连“司法独立”四个字都不敢提，是很欠考虑的。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的法律文书就早已写进“司法独立”。“82宪法”起草过程中，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叶剑英委员长在第一次会议致辞里也明确提出了这次宪法的制定，应贯彻“民主立法”与“司法独立”原则。不能说这也是在否定党的领导吧？！国际人权文书有几个关于“司法独立”的专门文书，还有过一个关于“司法独立”的“北京宣言”。它作为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公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有充分尊重它的义务。而且它被公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对国家长治久安也有重大意义。至于各国在宪法表述上、在制度安排上略有不同，那是自然的。前面提到的政法委“三长会议”定案是违宪的，即使只是交换一下意见与看法，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是不妥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曾说，“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在这里，我还要重复提一下我曾多次提过的建议，即修改现行宪法的第126条。该条的规定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建议将“不受行政机关”干涉改为“不受任何机关”干涉，或恢复1954年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因为“干涉”是个贬义词，行政机关不能“干涉”，党组织和人大也不能“干涉”。对司法工作，党要领导，人大要监督，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另外一个问题。当然，这不仅是宪法的用词和逻辑需要严谨、严肃的问题，关键还是它内含的理念是否合理和正确。

现在司法权威不高，“信访”不信“法”，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即使涉法涉讼的来信来访案件已移交政法委处理，也多有不妥。因为它不仅涉及司法独立的贯彻遵守，还涉及这样是否科学、合理。一个案件经过公检法按刑诉法、民诉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严密设计的一系列程序而做出的终审判决，信访部门仅凭原、被告一方的一封信和相关材料的审读，就可以对该案的是非对错表态，显然是不科学、不严肃、不慎重的。如果把道理说清楚，老百姓是会通情达理的。经过几年努力，“信访”不信“法”的问题就可得到解决；“某人要上访，县委书记给他下跪”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

四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刻不容缓”。这是我在2001年11月2日《法制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为此，我曾多次呼吁，在本文中又再次提出，是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维护宪法尊严与权威，解决有人比喻我国宪法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这一重大问题，而且它还同正确的党政关系这一问题有密切关联。在一次高级别的专家座谈会上，我曾建议尽快建立宪法监督制度，会上一位长期从事人大工作的高级干部争辩说：“是不是违宪，党说了算”。此言一出，当时令我哭笑不得。因为，这可能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笑话。我的意见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其性质和地位同现有的9个专门委员会相当，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并对它负责，它做出的有关宪法监督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和作出是否违宪的决定。必要时由人大常委会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它的职责可以是：对宪法解释提出意见、建议；对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违宪，对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的重大政策和决定是否违宪，提出意见；对中央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对中央一级领导人的罢

免案提出审查意见；等等。将中央军委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否违宪提出审查意见，也应当列入其职责范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中央军委也是宪法规定的对全国人大负责、报告工作并受其监督的一个国家机构。至于人们最担心的当党中央的红头文件同宪法或基本法律相抵触时如何处理的问题，那也好办。我们可以同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有权做出“政党违宪”的裁决不同，可以用内部通报方式，交由党中央或全国人大作出修改宪法、法律或对其作出解释；或由党中央对新政策作出调整，或对修宪改法提出建议。这对国家机关、民主党派、社会组织和广大公众开展对党组织的监督大有好处。人们说，我国尚未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监督制度。这一判断是成立的。有人认为现在的“法规审查室”已在履行宪法监督职能，甚至认为这就够了。一个“局级”机构就可以担负起“宪法监督”的重任和完成其职责，这有损于宪法应有的崇高尊严和权威。主张用现在“法律委员会”来代行宪法监督的职能，会混淆宪法与法律的原则界限，同样有损于宪法应有的权威与尊严。

五是要树立国家法律的效力高于执政党的政策的理念和制度。当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发生抵触和矛盾时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80年代就曾讨论过。第一种意见认为，应按党的政策办，理由是法律要相对稳定，它比较容易滞后于现实生活；党的政策能更快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变化；况且，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灵魂，国家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工具。第二种观点认为，哪个正确就按哪个办。第三种观点是我和一些同志的看法，即应按国家法律办。理由是，党的政策是党的主张，国家法律则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从原则上讲，不是这个党的党员，就不受这个党的党纲和党章的约束，党的政策对非党人士无直接约束力，它只能通过宣传与示范吸引人们自愿接受。国家法律的灵魂不是党的政策，国家法律与党的政策的灵魂都应当是人民的利益，社会的进步、事物的规律和时代的精神。国家法律更不应该是党的政策的工具，两者都应当是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第二种意见当然也不可取，因为那样就会乱套，不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已故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王桂五同志的观点倒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是群众，你就按国家法律办；如果你是党员，你就赶紧请示党组织，它说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他提出的后面那种做法，我不完全同意，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就是党组织和有关人大要赶快对此类问题研究解决。现在有立法权的人大开会也不难，重大问题在两个月之间召开临时会议也是能够做到的。这里的关键还是在党的组织与国家政权组织的关系上，应有符合现代民主法治普遍价值的正确理念。

第三篇：纠治不文明行为总结

通园社区纠治不文明行为工作总结 通园社区2010年创建工作以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纠治不文明行为为重点，认真落实各项不文明行为整治工作，使创建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现将全工作总结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社区联系领导傅关福部长、社区共建委潜高星主任、社区主任高度重视社区不文明行为整治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成立了以街道分管领导、联点干部、社区书记、主任为总负责人，社区其他干部、各支部书记为成员的不文明行为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联合小区物管公司、小区业主委员会、共建主副牵头单位等组织。同时，积极发动广大党员、居民楼道长、志愿者、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开展全方位卫生环境、公共秩序整治活动，彻底改善辖区内外环境卫生面貌。

二、加大宣传力度，全民动员巩固创建成果。

为了增强人人参与的意识，积极开展各项不文明行为整治活动，组织社区党员、居民小组长、楼道长工作会议，召开学习不文明行为整治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内容，人人知道不文明行为整治任务和自己的责任。消除不文明行为与己无关的错误思想和消极情绪，以最大的宣传效应凝聚起巨大的创建力量，形成人人参与不文明行为整治，共建美好家园的浓厚氛围。社区根据实际情况，将整个辖区划分为5个片区，把片区内的绿化、卫生承包给社区党委的4个支部，社区每月进行评比考核，让每位党员都积极参与不文明行为整治工作，由此带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不文明行为整治工作中来。给低保户划分卫生责任区。利用黑板报、科普画廊进行广泛宣传。全年，我社区共发放不文明行为整治《倡议书》800余份；制作大型不文明行为整治标准宣传牌2块；成立了由共建单位、党员、居民小组长、楼道长等30

人组成的不文明行为整治督查员队伍。

三、深入开展公民道德和“共铸诚信”实践活动

认真学习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引导大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积极参与第八个“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广泛开展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文娱活动，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良好风尚。要结合社区实际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加强政务诚信建设，营造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氛围。不断加强系统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全系统的公信力和诚信度。

四、继续深入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提高文明素质、树立

良好形象

大力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通园社区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内容健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断满足社区居民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培育健康向上、团结和谐的人文环境。继续组织参与“洁我家园、共创文明”等主题活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保持社区的环境卫生整洁。要把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作为创建文明单位、文明行业的重要内容，逐步建立健全劳动保障系统志愿服务运行机制，大力宣传以奉献、友爱、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志愿精神，引导文明风尚、整治公共环境、维护社会秩序等志愿服务方面争做贡献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1、进一步巩固不文明行为整治成果，完善不文明行为整治机制长效管理工作措施。

2、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增加人人参与的责任意识，提高广大居民人人讲卫生的自觉性。

3、进一步加强社区不文明行为整治文明督查、劝导员的工作责任性，充分发挥社区内各个民间组织、志愿者的积极性。

4、结合本社区的实际情况，根据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标准要求，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不文明行为整治知识业务培训。

5、进一步加强社区对业主委员会指导、督查。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工作责任，促进社区管理服务完善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充分利用标语、宣传栏大力宣传公民道德知识，卫生健康知识，做到讲文明，讲礼貌，强化“革除陋习，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意识。在生活中，我们要树立“勤快一点，干净一点，文明一点”的意识，树立正确的卫生理念，做到我卫生，大家卫生。经过这段时间的宣传教育，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习以为常的生活陋习开始消除，一些平时累积下来的问题也开始得到解决，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讲秩序等也开始得到整治，每当漫步在社区里，那整洁的环境，给人感觉是如此的舒适，人与人之间更充满了温情。

城东街道通园社区

2010年12月5日

第四篇：行为“红线”治“四气”

行为“红线”治“四气”

四川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雁飞，目前在省纪律机关“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会上，要求纪检监察干部防止“骄气”、“义气”、“小气”、“暮气”，四种不良作风。笔者认为，在开展“三严三实”实践活动中，深处农村社区，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党员干部更要纠正克服“四气”，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表现的“骄气”、“义气”、“小气”、“暮气”，不仅损害了党的形象，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阻碍了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破损了纪律制度规矩，败坏了社会风气。

“四气”是一个党员干部品行不正的突出表现。在农村社区部份党员干部，有的是当了十几年书记、主任、文书，有的一干就是几十年，有的干部连选连任6-7届，时间一长，自然而然身上就长出“骄气”，很多事情，许多工作凭经验，“拍脑袋”定大盘，听不进别人意见，什么“工龄比你年龄大”，什么“我过桥比你走的路多”等。在一些地方工作时间长了，难免有好“兄弟”，“铁哥们”在政策面前讲感情，明知不符合政策，也要千方百计“打擦边球”丧失原则，有的甚至在“义气”上要“义气”不要制度规定。在兄弟圈中图个“耿直”，哥们圈中图个“好人缘”、“好口碑”。有的党员干部根本听不进反面意见，受不得建议和批评，你说他好，高兴了，趾高气扬，你说他不好，马上拉长脸，不高不兴，摔东摔西，甩担子，耍脾气。还有一些个别党员干部“老气横秋”，遇事不着急慢慢来，磨一天算一天，用“渡”打发光阴，用“磨”消用时光。一些党员干部身上表现的“四气”，其实突出表现的是党员干部品行作风端正与否的问题，且不闻当年南泥湾生产大运动同人民一道生产劳动的朱德同志年有多大、德有多高、权有多重？且不了解这些年倒马的贪官中为“义”而锒铛入狱有多少？且不知道近期又有因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小气”、“暮气”之人不得其用？

治理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四气”需谋良策。在开展“三严三实”实践活动中，如不对一些党员干部的“四气”问题加以认真清理、认真治理，这些不良风气就会损害党的形象，损害群众利益，甚至损害到干部自己，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要认真检查，认真梳理自己身上存在“四气”不良作风，做到一日“ 三省 ”，曾子曰：“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也，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自觉把自己的行为约束到党的政治、纪律、创业谋事上来，“放下身段”，虚心 学习、干净干事。把制度效力传递到“未梢神经”，立起“严、实”标尺，树起行为“红线”，减少越界犯规，养成好习惯，形成良好风气。

作者：田野

联系电话：***

地址：四川绵阳

第五篇：治超工作浅谈

行车安全 道路更畅 效益提升

省政府先后发布了《山西省道路货物运输源头治理超限超载暂行办法》和《山西省治理车辆非法超限超载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并迅速行动，在山西全省掀起了学习贯彻治超、治限指示精神的高潮，我们金宇公司认真落实文件精神，精心组织，周密布置，细化工作任务，强化工作措施，明确责任，扎实开展工作，取得了治超的阶段性成果。

1、轮胎方面

治超工作开展后，我们公司严格执行省政府第223号与第224号政府令，从源头抓起，合格一辆、出厂一辆，确保了公司所有车辆严格按照行车证核定吨位进行拉运，这样每辆车由原来拉运的20多吨变成了现在拉运10几吨，虽说车辆拉运变少，但也使公司所有车辆行驶安全系数大大提高，就轮胎来说，治超以前我们公司的车辆拉运的多，因此轮胎经常在公路上出现爆胎现象，就07年和08年相比较，一台车07年一年更换30多条轮胎，而治超后08年一年内只更换了5条轮胎，这样就轮胎一项一辆车就可以节省5万多元，大大的提高了车主的经济收入，而且过去在公路上因车辆拉运的多，经常出现爆胎想象，因爆胎想象而造成交通事故或炸伤人员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自从治超以后，车辆一年内没有发生一次爆胎现象，降低了事故的发生，实现了我们全年0事故的目标。

2、燃油方面

过去我公司车辆拉运20多吨产品，因此在公路上耗油是31公升/100公里，而治超后我公司拉运10几吨产品，车辆在公路上耗油是24公升/100公里，也就是说一台车每走100公里节约油7公升，而我公司每台车1年要行驶15万公里，那么治超后我公司一台车一年可以节约柴油5万元，大大降低了车主的运输成本。

3、刹车系统

治超前我公司的车辆2个月要更换一次刹车皮，而治超以后6个月年只更换1次刹车皮，比治超前一年内少更换4次刹车皮，这样在经济方面一年可以节约更换刹车皮款3000元，最重要的是治超前虽然2个月更换一次刹车皮，但是因拉运产品数量多，在公路上行驶，特别是下坡路段，驾驶员经常出现，脚制动难以控制车辆的现象，虽然我公司没有发生过因脚制动失灵而造成事故的现象，但周边邻近村庄的车辆因刹车系统的故障而造成事故的现象相当多，而且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也非常多，但自从实施治超以来，未听说周边村庄因刹车制动系统失灵而造成事故的现象，因此说治超使交通事故减少了，车主的经济损失减少了，相应的维修费和燃油费也节约了。

4、公司效益 治超前公司车辆拉的多，运价相对较低，但治超后不同了, “治超”后，公司车辆拉运的少了，市场运价提升了、稳定了, 弥补了少拉带来的损失，而且全省治超工作后，道路损坏现象少了，因此堵车现象不存在了，过去跑三天的地方，我们现在只需两天就可以，这样全年下来公司运输总车次大大增多，公司整体效益得到了提升。

所以说我们治超后，拉运虽说少了，但我们运费提升了，而且使公司车辆受损变少，并且车辆安全系数大大提升，使公司整体效益也有了很大提升，所以我觉得无论从维护路产，路权，还是从运输公司本身的利益出发，治超都是非常必要的，都必将给我们企业和个人带来更多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