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问题
意识形态有什么涵义?
雷蒙。高斯(Raymond Geuss)依据意识形态在感情色彩上的差异,把意识形态分为三类: 第一,中性意义(或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人们把它当作一个描述性概念,以分析一定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不论真假是非,不做价值判断。现代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常常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既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信仰体系和宗教仪式等,也包括一切精神现象、心理现象、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综合。
第二,贬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ejorative sense),主要是指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等的“意识形态”概念。它把人类的一切精神思想文学艺术活动都看成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从而否定它自诩、自命的普遍真理性,揭示它曲解社会存在并进而维护某些特定团体的利益的根本特征。
第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建设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提出“建立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即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和工人处境的思想体系。它是在揭穿虚假意识的基础上,所做的建设性工作。无产阶级之所以急于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是因为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至关重要,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便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因而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真理性。
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分类:基于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背景,曼海姆把意识形态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定意识形态(particular ideology),一类是整体意识形态(total ideology)。前者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某些集团的私利;后者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并不在于现实利益的掩饰和遮盖,而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架构和主体的认知态度。前者的作用范围是个别人的心理,后者的作用范围是整体化的社会舆论。前者总是对敌对派思想的一部分提出质询,后者则是对其整体提出挑战。前者建立在对各种观念的心理分析的基础上,后者在认识论——本体论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前者重在研究个人行为,后者重在研究集体行为。
根据不同意识形态理论的知识背景和历史发展,把意识形态分为四大类:
1、认识论意义上(epistem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从历史上看,“意识形态”一词是法国18世纪末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提出来的,他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也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把握这个概念。它是建立在感觉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特拉西首创了“意识形态”一词,并赋予其“观念科学”(science of ideas)的意义,认为它的使命在于研究认识的起源与边界、认识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等认识论最为基本的问题。
2、社会学意义上(soci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就会把它看成是一套在某个特定社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观念体系,它在社会和谐、社会控制、社会动员方面都能发挥巨大作用。除此之外,意识形态还可以为一个特定的目标、一套特定的价值进行辩护(或进行批判),还可以使一定的政治权力合法化(当然也可以非合法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可能赋予“意识形态”一词以贬义色彩,也可以赋予它中性意义。
3、一般心理学意义上(psych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把它看作是控制个人情绪的工具。弗洛伊德那里,宗教就是意识形态,认为宗教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创伤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它虽然治不了病,却能给人提供一种幻觉(illusion),是人类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安宁而制造出来的“虚假意识”。撒顿(Francis X。Sutton)认为意识形态是对心理紧张的一种回应,而心理紧张来源于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社会生活带来了大量难题,每个人都要应付各种各样的难题,每个人在日常性地扮演自己角色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相互冲突的需求和莫名其妙的情形。角色塑造了人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扮演角色的人产生了心理的紧张和焦虑。为了消除紧张和焦虑,人需要寻找恰当的“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s)。意识形态就能起这样的作用。
4、文化心理学意义上(psychocultur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狄翁(Leon Dion)把意识形态定义为“具有一定整合性的文化和精神的结构”,是一定价值规范的模式,这个模式既有客观性(文化)又有主观性(精神)。“个人或团体以它为基础设计政治蓝图,以便实现他们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高度评价过的抱负和理想。”格尔茨(Clifford Geerts)对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十分不满,他想建立一个更加适当的非价值性的理论框架来处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他从符号和符号行为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至少是部分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各种符号是如何符号化的?它们是如何调停各种意义而不使其相互矛盾的?”其基本假设是:思想是由符号体系的建构与操纵构成的。符号体系,不论是认知性的还是表情性的,都是信息的内在资源。人类生活就是根据符号体系予以模式化的,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人类的内在资源十分贫乏。符号体系是感知、判断、操纵世界的非个人性的机制。文化模式,无论是宗教科学还是意识形态,都是一些纲要(programs),它为社会或心理过程的实现提供蓝图。“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的图解性意象的建构,人使自己或好或坏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总之,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对心理紧张的回应,它还是指导人类政治生活的文化符号体系。窃以为,其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的色彩。
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形态的蒙蔽——‚解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解蔽‛的思想萌芽:柏拉图的‚洞穴说‛,后来培根又提出了‚假相说‛。启蒙运动之所以为启蒙运动,在于它要去除人类信中的愚昧;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也表现在他勇于揭穿谎言并暴露真实的现实关系和现实利益;胡塞尔的精神现象学,主张把支配人们头脑的各种先入之见‚悬置‛起来,以解除精神上的蒙蔽;海德格尔把存在的本真状态理解为‚解蔽状态‛,存在的过程就是不断解蔽的过程。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两条理论传统:一条是注重讨论认识真假的认识论传统(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卢卡奇及一些新近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意识形态看做幻觉、歪曲和神秘化);另一条是关注意识形态社会功用胜于关注其真实性或非真实性的社会学传统。
在马克思的理论传统中,这两条充满矛盾的不同理论传统似乎得到了同等重要的强调,从而使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呈现出认识论思想和社会学思想互相交叉的复杂状况。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是从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开始的。马克思接着黑格尔对精神异化的揭示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但将对意识领域的异化批判转入对个人所处的物质关系的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借用拖拉西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但对其意义进行了改造。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发生、发展、变化和消亡是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史、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断变革相联系的。不但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基础和存在倾向(‚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而且提出意识本质上是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实践用途之一就是生成幻象和神秘,以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或社会结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由此可见,马克思这时候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以下特征:具有意义的指向性;并没有自身绝对独立的历史“意识形态没有历史”(非历史性、永恒性);本质上受统治阶级思想支配;掩盖或扭曲现实的不公正,并为现实的合理化做有意无意的辩护。但在这里,马克思是辩证看待这个概念的,他似乎认同拿破仑的态度,对意识形态持否定、批判态度,但他也赞同法国意识形态家们对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反对将观念神秘化的倾向。
这里他既有认识论的传统,也从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学意味的作用。他看到意识形态本质是实践的,具有其物质产生条件。在《形态》中,马克思将“一般意识形态”看成是某种社会为维持自己的存在和运转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现象,属于耸立于社会生产条件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在这里意识形态指的是那些自由漂浮于它们的物质基础之上却否认基础存在的思想观念,是我们应该揭穿和批判的幻象。
但还没有直接指出意识形态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无意识性或结构性),总的来说,认为这是统治阶级有意识的产物。
随后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意识形态的内容被具体化,指的是创建于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上的各种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他指出了资产阶级形成的基础和矛盾本性,还阐明其演变规律。
1.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的基础及其矛盾本性。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依赖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发展条件,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这个革命自身是矛盾的:它本来不过是一种社会对抗的形式去代替另一种社会对抗的形式,因而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另一方面,它又只有通过广泛地动员群众,组织他们进行革命斗争,才能实现历史发展所必需的反封建变革,因而又需要广泛的群众性。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矛盾的本性:(1)以虚假的形式反映客观现实。在反映和论证反封建的社会变革的客观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中,由于要把资产阶级特有的、本质上是自私狭隘的阶级利益表达为人民的普遍利益,因而使资产阶级意识在一开始便具有幻想的特征。它使抽象的理性原则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它始终沉浸在自我陶醉中而缺乏真正的自我批评。尽管是一种幻想,它仍然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过程,即消灭封建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性。其幻想的方式中仍然包含了部分真理性的内容,即在推翻封建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它给充满了英雄行为的革命群众提供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
(2)从历史传统中寻找现实斗争的旗帜。为了模糊现实斗争的阶级实质和真实内容,资产阶级必须从历史传统中寻找精神支柱。‚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3)内部结构的矛盾性。意识形态的各种要素(知识和价值、抽象理论和实际策略、思想家和阶级等)都以矛盾的形式组合在一起。
2.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演变规律(1)结构的多元化倾向。在资产阶级革命上升时期,其意识形态的主体(思想家和阶级)还基本一致的话,那么当它转向反革命时,这个主体自身也发生了分裂。‚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2)幻想作用的改变。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其意识形态的幻想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掩盖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内容,同时,1848年革命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想,已经丧失了革命的思想动力的作用而转变为纯粹的辩护意识。幻想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其主要攻击目标已经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它不得不抛弃传统意识形态中的民主性精华。‚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奇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它继续制造美化资本主义的幻想时,就是美化落后、腐朽、反动的事物,因而丧失了任何推动历史的思想动力的作用。
这只有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用阿尔都塞的话说,看到了意识形态的结构性、无声的一面。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建立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深入,他认为意识形态错觉不仅是扭曲的思想观念或“虚假意识”的产物,而且是阶级社会本身物质结构所固有(必然产生)的东西。马克思在19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终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基础上建立来的新的社会结构观,表明了社会存在的基本图式:从社会生产,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总和),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到社会意识形态。这说明马克思已经不再将意识形态简单看成带有贬义色彩的虚假或歪曲幻象,而更重视从唯物史观为意识形态定位,更重视揭示构成意识形态虚假性或歪曲性的社会关系根源。不再纠缠于对意识形态是否真实的追究和批判,而更加重视揭露和消灭造成意识形态虚伪性的真实物质条件。意识形态范畴已经被纳入到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框架中(这成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起点),而意识形态研究也因此发生了真正的转向,即不能只停留在社会学的分析、真与假的揭示上,它更具体地表明观念如何与现实的物质条件相联系,如何遮盖或掩饰现实物质条件,如何用其他形式移置它们,虚假地解决它们的冲突和矛盾,把它们明显地转成一种自然的、不变的、普遍的状态。在这里,马克思将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政治斗争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同时具有更新认识(认识论)与政治实践(激进改造)的双重意义。
正因为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纳入到社会生产关系当中去进行讨论,使得意识形态概念不再只代表虚假意识或欺骗意识,而成为构成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重要概念。
马克思对意识与权力、意识与语言表达之间密切关系的精辟论述,都使得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入,直接影响到阿尔都塞等追随者的意识形态观。
此外,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法学背后所隐蔽的深层意识形态欺骗性进行了更深入的揭示,并论述了艺术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艺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都深化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
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三大拜物教的批判,对人类学、东方社会研究和共产主义社会研究中的种种意识形态偏见的批判,对意识形态滞后性的批判都丰富了人们对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解。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和虚假性产生根源的批判,真正奠定了正确理解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论线索和理论基础,对后世各派思想家的意识形态理论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既从认识论角度戳穿了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又指明了彻底铲除产生虚假性的社会物质关系的实践道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伊格尔顿说:“‘意识形态’话语经过一定方式的解码和破译之后,将在凸显和沉默以及断裂和内部矛盾中显示出现实物质冲突的印记。”(《历史的政治、哲学、爱欲》)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呈现为一种元批判,即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意识形态的前提加以澄明、加以“去蔽”的彻底批判方式。(俞吾金:《意识形态论》)这种批判为意识形态范畴勾画了两种基本理论线索——认识论的揭露和对现存物质秩序的摧毁,这两条线索都存留在后来者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当中。
科学(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对1848年革命中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使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确立了下述信念:科学意识形态同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革命证明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正在增长,它正在成为革命群众反对封建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但是,革命也证明工人阶级并不能自发地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不能轻而易举地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想的影响,从而证明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意义。阐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是促使科学意识形态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之必需。
1.无产阶级意识的一般特点:(1)依靠科学和知识,不需要任何幻想。无产阶级意识不需要任何幻想,它只有消灭全部现存社会关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空前艰巨、十分现实的社会革命任务面前,需要的显然不是空话、幻想,而只能是科学态度和实际行动。因此,无产阶级意识的根本要求是:力求最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各种趋向,以及作为各阶级物质利益的冲突的社会斗争的本质和特点,就是说,它以科学地认识历史过程为前提。(2)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吸取前进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意识不需要借助历史传统来提出和实现自己的革命任务。相反,它处处要克服对于过去事物的迷信,以免束缚住自己的手脚。“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吸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
2.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形成过程。(1)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对工人群众进行广泛持久的宣传教育。(2)在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同时“自己批评自己”。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意识、意识形态学说的基本精神,特别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对意识形态的含义作出了新的阐述。最为重要的是,列宁把马克思作为否定性概念的“意识形态”改铸成为一个描述性概念,使之等同于阶级意识。列宁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力量时,不宜再以抽象方式谈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应该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的这一转换,“出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实际斗争的需要,因而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重要推进和发展”。
第二篇: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及其拓展
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及其拓展 作者:唐爱军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0401期
摘要: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著作中呈现出不同的内涵,至少有三种属性: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通过多重语境的概念释义,挖掘出马克思研究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即科学-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框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结构论框架、阶级利益的功能论框架。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展开了进一步的扩充或批评。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仍具有指导意义。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始终关注的理论问题。我们在梳理其意识形态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整体性视域概括出马克思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并从中透视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以及后人对这个框架的拓展或批评。这些分析框架是我们看待当前意识形态现象的基本理论工具。
一、意识形态的三种概念
(一)认知性概念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起源有“两个传统”:英法唯物主义和德国观念论。特别是在前者的影响下,马克思首先把意识形态当作一个认知性概念。他把以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哲学和神学诠释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它们是“从天上降到地上”,走的是一条从思想观念到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道路。马克思把这样的意识形态定性为“虚假意识”。虚假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歪曲和虚幻的反映。马克思用“照相机隐喻”形象地揭示其本质:“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1-1]作为一个认知性概念,虚假意识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学说,它错误地认为思想观念是独立自主的。与虚假意识对立的是“科学”即唯物史观。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学说归结为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它是与意识形态对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马克思通过批判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建构了科学的、唯物主义观念学即唯物史观。它主张从物质实践出发理解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归结为意识了的社会存在。
可见,在认识论框架中,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意识”“唯心史观”。与意识形态对立的概念是“实证科学”、唯物史观。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宗教和哲学的批判,为科学理解人类思想活动和意识形态提供认识论基础。
(二)结构性概念
梳理马克思著作,我们发现,他基本上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但也曾在描述意义(中性意义)上使用它。马克思采取了“空间隐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公式)的表述方式,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结构定位。“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马克思描绘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之间的“立体关系”,并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社会要素本质:“观念上层建筑”。
研究作为结构性概念的意识形态,就是探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的因果互动机制、交互作用。第一,经济基础的“观念上层建筑”。作为社会生活的结构性的话语,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维度”。这种反映维度既包括否定性要素,也包括肯定性要素。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更为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同一性逻辑,而不是差异性逻辑。第二,思想型的国家机器。与经济结构相比,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更为密切。一方面,国家机器直接规定了意识形态的建构方向和基本内涵。另一方面,意识形态
主动论证和设计国家制度,是关于政治法律制度的国家机器理论。马克思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的同构性:“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3]第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系统才是意识形态。马克思将意识形态与整个社会意识、文化系统进行了“抽离”,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与个体的、零碎的日常意识、思想和价值观念相区别的。意识形态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观念,在社会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上占有主导权。其次,它是与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相区别的。意识形态只限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的“反映维度”。
(三)功能性概念
意识形态还是一个功能性概念。这里的“功能”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主体性机制中呈现的主动建构的权能,特别表现为政治合法化和文化主体塑造等社会政治功能。
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的产生、扩散同阶级关系联系起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取决于和来自于经济条件与阶级关系。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体系,它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统治阶级要通过意识形态对自身权益进行合法性论证。为了发挥合法化功能,它必然采取“虚假意识”的形式。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而为了使自己的特殊利益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它需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2]。意识形态在表达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时候是真实的,在表达社会普遍利益的时候才是虚假的。由此可见,虚假意识的存在不仅仅是认识论问题,更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利益根源。作为一种虚假意识,意识形态以一种幻想的、虚幻的形式实现了自己的阶级辩护功能。“意识形态以一种幻想的形式代表阶级关系,这些观念并不准确地描述有关阶级的性质与相对地位,而是以赞同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来歪曲这些关系。”[5]马克思认为,只要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就存在矛盾,意识形态就要掩盖这一矛盾。两者之间的契合程度越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越多,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任务就越重。
二、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及其拓展
通过多重语境的概念释义,我们实际上触及马克思研究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在意识形态理论的流变史中,相关学者对这些框架展开了一系列的拓展或批评。
(一)科学-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框架
在认识论框架下,意识形态与科学是对立的:一是它与自然科学的对立。“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6]二是它与社会科学的对立。马克思多次讲到,要清算意识形态家的见解,阐明他们的理论学说——历史科学。两分法影响到后来的阿尔都塞。他认为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认识论断裂”,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属于意识形态,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思想属于科学。
科学-意识形态的对立被列宁打破了。列宁将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化,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是虚假意识,也可能是科学理论。列宁指出:“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7]这里的“思想体系”就是意识形态。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表明,不能简单地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意识形态也可以是科学:只要它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真实反映人们的利益和需要,它就是真实的。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卢卡奇、葛兰西等人都受到列宁的影响。他们都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看作是科学理论。美国著名意识形态理论批判家古尔德纳也曾指出,意识形态并不局限于虚假意识,它也可以是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理性话语”。“意识形态作出了对于社会世界的一种诊断并且声称它是真实的。它提供了一幅精确的社会图像并声称(或暗示)它的政治方针就是建立在那个图像的基础之上的。”[8]
毫无疑问,科学-意识形态两分法是青年马克思分析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马克思当年主要任务是清算“意识形态家”的唯心主义,因此,他过多强调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意识形态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正确意识”“理性话语”。当某种统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它代表社会普遍利益,能够客观反映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它的意识形态就是“正确意识”。在推翻封建统治的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包含了真理性因素。
(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结构论框架
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分析意识形态的根本框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勾画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结构关系,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它明确化。晚年恩格斯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分析框架。西方学者沿着两种不同路径拓展着这一框架。
一是阿尔都塞彻底的唯物化解释模式。他否弃传统决定论,力图瓦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断裂。他将后者彻底回溯到前者,指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物质性存在。“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实践或者各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9]他从两个方面来说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第一,意识形态不是经济基础的被动的“事后”反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条件。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的不仅是它的技能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众人对统治的意识形态的顺从的再生产。在这里,意识形态不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消极因素,经济基础与它的关系也不是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是作为社会再生产与劳动力的再生产之间的多元决定关系。第二,意识形态物化为客观的国家机器。在当今社会,意识形态已经物化为一种客观的行动方式和结构,物化为教堂、工会和学校等国家机器。
二是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如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大众主义”、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伊格尔顿的“文化审美主义”。我们以威廉斯为例来说明他们对马克思结构论框架的拓展。第一,批判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庸俗化解释。庸俗唯物主义采用的是反映论模式,把“意识及其产物”解读为物质社会过程的“反射”。他反对这种“两阶段论”的解读:先有物质社会生活,然后才形成意识及其产物。第二,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多元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核心。威廉斯指出,不能把“决定”理解为某种内容被预告、预示和控制,而是指前者对后者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决定”并不意味着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函数”或衍生物。第三,凸显文化意识形态的流动性和自主性。威廉斯用“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和“霸权”概念来替代传统意识形态概念。情感结构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实践意识和社会经验。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生活的感悟和体验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情感结构也是流动的、不断塑造的。而在建筑比喻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形式”和“结构”。此外,他用“霸权”概念来说明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和主导性。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人类实践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在人类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它在建构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体验模式、社会政治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是不弱于经济权力的文化霸权。
(三)阶级利益的功能论框架
阶级利益论是马克思分析意识形态的核心框架。它将意识形态与一般文化范畴区分开来,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性和利益属性。列宁、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虽然将意识形态概念
中性化,但并没有突破阶级利益论框架,而是进一步发展了。
西方学者对阶级利益论的批评或“发展”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扩大阶级利益和权力统治的分析框架。主要代表人物有乔治·拉伦和汤普森。拉伦指出,马克思的局限性首先在于仅仅在民族国家内部分析阶级统治问题,而没有分析国家之外的阶级对抗问题。“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一方面是阶级压迫和主要劳资矛盾背景之下的批判工具,另一方面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分析的工具,民族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典型场所。”[10]其次,马克思阶级利益论框架只分析阶级统治、阶级利益冲突问题,把意识形态理解为阶级统治的辩护思想体系,忽视了阶级统治之外的权力冲突问题。拉伦的思路与汤普森一样,后者就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服务于权力关系的意义体系,这种权力关系是包括阶级统治在内的一切不对等的统治关系。因此,拉伦要超越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将民族国家之外的、阶级统治之外的性别、民族和种族等领域的统治形式和利益关系都纳入到意识形态分析视野中。
第二种是完全消解阶级利益论框架。主要代表人物有曼海姆和格尔茨。曼海姆指责马克思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抱有阶级偏见和利益诉求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抛弃它。格尔茨认为,马克思的利益论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权力斗争功能,遮蔽了它的广泛社会功能——塑造社会角色、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规范、加强社会认同、缓和社会矛盾等功能。他试图用文化体系的研究框架完全取代阶级利益论的分析框架。一方面,他将意识形态概念泛化,意识形态变成与权力斗争、利益冲突无关的一般文化体系,消解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他将意识形态符号化,意识形态变成一种互动的符号体系,意识形态研究就是分析人的符号的意义。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意识形态不关涉利益斗争,而是人们建构的意义系统,这个系统引导人们对社会的理解。
三、现实启示
我们应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既应坚持马克思的根本方法论,也应吸收后人的理论发展。但这些理论发展并不能取代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其合理成分只能看成是对这些分析框架的补充。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三大分析框架仍然是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遵循。
第一,从认识论框架来看,主流意识形态应当深入到当代中国的现实中去,使得其理论建构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主流意识形态要成为获得民众普遍认同的“理性话语”,至少需要把握中国社会现实的“三大逻辑”。一是中国人自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逻辑”;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三是人民群众追求富裕生活、自由发展的“理想逻辑”。脱离了这三大逻辑,任何理论说辞都只能是“虚假意识”。一些社会思潮之所以呈现出诸多的片面性和虚假性,就在于它们没能全面地、真实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存在”。
第二,从结构论框架来看,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前提是:以一种辩证的、总体性思维把握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结构关系。首先,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们的意识形态也要顺应这种结构变化,实现自身的转型。主流意识形态应实现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及时吸纳市场经济中的合理要素,比如自由、平等、个体独立等理念。其次,主流意识形态要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国家制度进行富有成效的论证与辩护。这是因为,作为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最为紧密,两者呈现一种相互重构的结构性关系。最后,应认识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搞意识形态多元化;经济层面上承认私有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并不代表取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第三,从功能论框架来看,在建构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必须反映人民利益,契合人民的诉求。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毛泽东思想抓住了人民群众要求阶级解放、当家作主这一根本诉求;邓小平理
论回应了人民群众摆脱贫困、追求富裕的愿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构建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顺应了人民群众要求和谐生活、公平正义的新期盼。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围绕中国梦的意识形态创新进一步关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将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作为意识形态建构和宣传的根本基点。中国梦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有机统一,但落脚点是人民利益。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1],98[-2].[2]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413.[3]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06.[4][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单行本)[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6.[5][英]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41.[6]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3.[7]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6.[8]Alvin.W.Gouldner.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M].The Seabury Press,1976:31.[9][法]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陈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56.[10][英]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M].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6.(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第三篇: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
法政学院研究生作业
(硕士研究生)
学生姓名:姜冬梅 专
业:思想政治教育
方
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
级:2013级 学生类别:学历硕士
课程名称:思想政治教育经典著作选读
课程类型:②专业课
开课时间(学期):2014—2015 学年第一学期 授课教师姓名:程立涛
提交作业时间:2015年3月9日
成绩:
教师签名: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姜冬梅
[摘 要]:马克思是现代意识形态概念的创立者,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把意识形态的概念导入其理论,赋予意识形态以全新的含义,使它成为具有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三重性质的概念,并且建立了意识形态理论,他的一些观点影响并支配了后来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意识形态具有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它是实践的和批判的这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我们做好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努力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意识形态;当代价值
一、意识形态相关概念剖析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的原意是指向人们解释观念上的成见和偏见的根源的观念科学,它首次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是被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提出来的,1796年特拉西在其著作《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将观念科学称为意识形态。马克思把法国观念学家对观念的认识论进行分析,并把其改造为社会学和政治学分析,赋予意识形态以全新的含义,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三重性质的概念。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
意识形态一词自从被提出来后就一直是个复杂多变的概念,它在不同的使用者那里分别被赋予否定性、肯定性和中性的含义。随着学者们对意识形态研究的深化,逐渐形成了对意识形态内涵的广泛性的认识,即意识形态是指在阶级社会里,适应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中的思想上层建筑那部分内容。它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价值观念体系,是统治阶级观念、观点与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它是一个阶级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的理论依据。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特征
1、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基础是阶级和国家,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所以它具有科学性。列宁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客观真理相符合,实现了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所以它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巨大思想武器。他认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们教会无产阶级用科学的思想代替了幻想与空想,促进无产阶级思想理论的丰富。每一个统治阶级为了达到影响、教化与说服人们的目的,总试图把代表自己阶级的意识形态上升到代表全民的意识形态。马
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在任何时代,世界上其实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科学的思想,它的阶级利益符合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与公共利益。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他们向公众表明自己的意愿,始终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不同,它们实实在在代表最广泛人类的利益,是人类根本利益的体现,因此,在不同时期都能广泛地联系群众。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上具有科学性与阶级性统一的鲜明特征。
2、实践性与发展性相容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与发展性是相容的。意识形态是阶级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产物,当不同国家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后,就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研究与完善,形成适合国情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这是与资产阶级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他提出要通过积极地教育工人阶级,提升他们的思想意识、政治意识,使他们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丰富头脑。毛泽东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毛泽东指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人民内部存在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我们社会向前发展。”邓小平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
三、意识形态的功能
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我们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其经济功能。意识形态有着重要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企业中它能增强内部团结,减少内耗;另一方面,在市场中它能规范经济行为,维护经济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其次是其政治功能。对于统治阶级来讲,意识形态能够整合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增强社会成员对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从而起到巩固和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统治阶级都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原因。
最后是其文化导向功能。作为思想层面的产物,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在文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它规定和制约着文化建设的方向,而且,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现象无法磨灭。
四、坚持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所具有的当代价值是我们取得社会建设新成功的思想法宝和行动指南,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更好地指导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
1、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充斥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以及我国古代一些封建、迷信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思想阵地,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错误的思想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坚定的思想理论指导。
2、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引导
社会思潮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是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影响和作用的思想倾向、思想潮流。就其社会作用来看,有积极思潮和消极思潮、先进思潮和落后思潮、进步思潮和反动思潮等。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社会思潮对社会运动的先导作用,是任何执政党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和分析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既注意政治方向的辨别,又注意理论正误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社会思潮的正确引导,不断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的引导力。
3、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
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加强和完善共产党的建设对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放松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对士兵、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针对党员干部,要加强对他们在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等方面的教育;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要加强对他们共同理想的教育,积极培育国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围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而共同奋斗。另外,党还要注重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建设,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规律,跟随时代发展不断提高自身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能力,切实关注人民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提高社会成员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4、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理论源泉
首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中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论显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致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的理论来源。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7] 陈文卿.试论意识形态之特征[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月增刊.[8] 吴广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及当代价值述论[J].理论导刊,2011(12).[9] 王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当代价值[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3(12).[10] 仰海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探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4).[11] 倪志安.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12] 张玲娜.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J].人民论坛,2013(5).[13] 杨艳春.马克思意识形态科学性的当代价值[J].山东社会科学,2007(11).[14] 葛晓梅.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安徽大学,2004年5月.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问题
参考:
1.对中国社会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认识与思考。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各种新的矛盾随着社会的前进而日益尖锐。在政治方面,贪污腐败可以说是最激烈的矛盾。尽管国家领导人及部分清正廉洁的官员苦心孤诣的为人民谋生存,为社会谋发展,但是贪污之风仍然甚嚣尘上。国家政策难以得到实施,人民的各种利益得不到保障,“民生”等问题成了空口白谈。在经济方面,年年增长的GDP让人满心欢喜,可我们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呢?我们生产出的产品技术如何呢?那些输入输出的产品利润又流向了何方呢?据调查显示,中国位居世界技术产品生产量榜首,而低技术产品占主要份额。我们做到了量的压倒性优势,却忽略了质的毁灭性弊端!我们积极盖楼卖楼,干的热火朝天,可那些“豆腐渣”工程却一次又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而社会中下层的广大劳动人民却在为那些危楼没日没夜地工作!在教育方面,“科教兴国”是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却偏偏教育是最让人忧心的。现今社会主张素质教育,但应试教育仍主导着整个教育领域,一批批学子明知学非所用,却仍前赴后继地奔向考场,为了那张录取通知书,为了那张证明。学校一直都重视教育质量问题,可总是忽视教育的标准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所以会有“我爸是李刚”的事情发生。同时学校给学生的保障难以做到尽善尽美,最近发生的接连不断的校车事故,过百学生食堂就餐中毒事件等等都触目惊心,不知道那些一心求金的校领导对这些事情持何种态度。在医疗方面,“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知道被重视了多少次,可事实却是看病越来越难越来越贵。医药界的部分人缺乏医德,收红包请吃喝满面春风,没钱没礼一脸冷漠,有些人甚至完全背离了医德,治病不是救死扶伤,而是坑害生命,“佛山弃婴”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有的人投机倒把,贩卖假药,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总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各种矛盾十分突出,社会无论是从自然角度还是人文角度,都呈现出一种病态,这种病态源于各种制度还未完善,存在很多漏洞,相关人员执法不严,得过且过,普通公民思想素质不高等等很多方面。但是随着相关政策和计划的实施以及公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社会会逐渐显示出它的生机来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今年在北京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在2020年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目前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缺少社会保障的国家,但是到了2020年左右我们会建成全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这中间仅仅有十几年的发展阶段。同时,很多旧的矛盾也将逐渐淡化,最终被解决,新的问题会出现,但是至少是在社会趋于正常的情况下产生的,国家能更好的控制和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尽管当今社会诸多方面都让人忧心忡忡,但是,待社会发展到一个相对稳固的水平的时候,矛盾的火焰会被浇灭很多。
2.书名、作者、观点。
书名:献给非哲学家的小哲学
作者:阿尔贝·雅卡尔于盖特·普拉内斯
观点:测量一个整体,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能的。
思考:我们测量的只是一些单位已经确定的特征,这些特征使我们能将各种各样的事物
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出来,因为测量的目的都是为了回答“到底哪一个胜过哪一个”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只有针对某一特定的特征才有意义。一块石头不会胜过另外一块石头,它可以更重更大更硬,但它整体上不会更胜一筹,我们固然可以将各种结果分别乘以权数,取他们的平均值来确定一个总体特征,但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任意的,我们测量的东西只是一元的。
第五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探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探讨
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党内理想信念动摇、党内意识形态多元化、党员质量有待提高,以及后意识形态化、社会思潮混乱等现象。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功能,这些现象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难题。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8-0269-02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及当前的问题时说道,“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5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如何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严重问题,实现十八大报告里讲的凝聚人心、攻坚克难,首先就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理清指导思想、道路方向问题,让其为人民群众所认同并内化为人民群众实践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能真正从理论到实践及时解决上述报告中所讲的各种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意识形态混乱问题,那么“后共产主义”现象、逐渐西化甚至开历史倒车等问题就极有可能发生。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当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第一句话旗帜鲜明地写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2]1然而,世人皆知共产主义理想任重而道远,一部分甚至包括我们党内的一些“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的人都认为共产主义是个虚无飘渺的“乌托邦”。党的先锋队性质和核心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党自身的行为和结果对于坚定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共产党内部出了意识形态问题,那么,很可能整个社会主义大厦都将渐渐从内部变质甚至在内忧外患中动摇以致崩溃。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戈尔巴乔夫放弃了意识形态的斗争”[3]202与马克思和列宁教育他们的追随者要抵制“普世”理想的教导反其道而行,以致造成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对共产主义信仰原则的整个背叛。此举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就是放弃意识形态斗争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活生生的前车之鉴。所以党内必须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宗旨意识,要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坚强领导和表率。
二、党内意识形态“多元化”
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各种社会思想如潮水般涌进中国,这些思想的多面同时也在党内反应出来,表现为党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这导致有些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继续坚持和开拓的严重挑战。如果连共产党员都对理想道路和信仰问题模棱两可,说一套做一套,人民怎么会相信社会主义事业能够长久,共产主义理想又怎么能够实现。从这一点来讲,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如何能做到“三个代表”。不能实现“三个代表”,就不能解决当前社会阶层和利益多元化情况之下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就不能凝聚各个阶层的力量,就不能带领人民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意识形态领域往往非黑即白,共产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会来渗透。意识形态“多元化”是党内意识形态建设大忌,此举不仅会从内部导致思想混乱,同时也给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战略或者说文化入侵打开大门,给“和平演变”带路。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曾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4]380邓小平的话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对党内意识形态建设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后意识形态”现象浮现
侯惠勤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中提到“后意识形态”时说,“除了‘非意识形态化’外,与之有异曲同工之用的是‘后意识形态’现象,即表面上仍然坚持意识形态立场,实际上并不信奉,当然也不去实践。”[5]49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断言,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将经由这种“后意识形态化”最终走向灭亡。他的一段话精辟地描述了那些言行不一的共产党员,他说:“那些声称共产主义理论是他们的政权之本,那些口头上说着实践共产主义理论而实际上却在背离其实质的共产党人,那些毫无顾忌地公开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的共产党人,所有这些自称‘共产党人’的人,都不再认真地将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社会政策的方针。”[6]298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从理论到实践解决此类问题,否则“后意识形态”现象难以避免。社会思想的多元化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接受主体常常不能分清哪些是时代的精华,哪些是应该坚决摒弃的糟粕,容易导致思想混乱甚至在利益面前采取绝对的实用主义态度替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现象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7]34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由此观之,要抵制“后意识形态”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教育势在必行。
四、党员质量有待提高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先锋队的性质,决定了其组织必须严格入党条件才能保持其先进性,保证其创造活力。严格入党条件意味着不能一味的追求党员数量,不是所有工人阶级或者其他各阶层的人都能入党。不选拔出真正信仰坚定、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人入党,将很难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尤其要注意对青年的培养和选拔,历史证明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广大青年怀着怎样的目的和思想觉悟入党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怎样的一代人来接班,这是事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兴衰的重大问题。要注重科学培养与选拔程序,杜绝持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唯心主义等观念的人入党。党员的先进性是党内团结一致的保证,党内团结一致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和整合功能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不偏不倚地前进而不被颠覆。列宁说过,“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8]215此外,还要看到党员的质量与腐败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邓小平在1989年5月的政治交代中说过,“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要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4]297党员质量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一定要把党员质量问题放在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议程之上。
五、社会思潮活跃,泥沙俱下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并存的局面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出现,这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难题。
当前,在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都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中国复杂的民间信仰等等。新自由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转向国际垄断,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实现其全球一体化的重要战略手段,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消极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种理论体系,该理论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成为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解决的问题。民族主义对人类历史进程一直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那些狂热激进、偏执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却会危及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破坏和平发展局面甚至引发争端,这也是一把需要用马克思主引导其健康发展的“双刃剑”。对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应当结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事实、坚持唯物史观,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中国的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包含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其中与唯物主义相对立、阻碍科学发的诸多内容则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加以解释和引导。“意识形态是一组相对稳定的价值信念。”[9]5它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真伪善恶的判断,并支配着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原则或信念。所以,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各种社会思潮也是非常重要的借鉴和批判对象。
古人云,天下大乱始于人心丧乱。显然,凝聚人心要先于攻坚克难,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在动力。所谓欲成大事者,必先正名,为了凝聚人心,防止“人心丧乱”,就“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1]29以此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使其更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和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美]R.R帕默尔.冷战到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终结[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6][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8]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9]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