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分析下任意诉讼担当的类型化
任意诉讼担当的类型化分析下
(四)团体诉讼中的任意诉讼担当
1.德国的团体诉讼
团体诉讼(verbandsklage)是一种赋予某些团体诉讼主体资格和团体诉权,使其可以代表团体成员提起、参加诉讼,独立享有和承担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并可以独立作出处分的专门性制度。传统的德国团体诉讼是以维护团体的共同权益或整体利益为本旨的停止侵害之诉或撤销之诉,有制止和预防保护的功能。法院针对该团体的判决效力虽不能直接及于团体的每一个成员,但该团体的成员却可以援引该判决对抗团体诉讼的被告。[6](151)德国规定团体不作为之诉制度的法律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作为之诉法》、《反限制竞争法》、《实用新型法》以及《商标法》等。传统的团体诉讼并不需要权利人的授权,而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享有片面的诉讼实施权,并且团体的诉讼实施权与其成员的诉讼实施权属于竞合的诉讼实施权,彼此并不相互排斥,因而,团体诉讼并不会对个人的诉权造成侵蚀。
然而,在消费者保护法和不正当竞争法领域里,广泛地存在着扩散性利益的损害。受害人由于损失不大而缺乏进行诉讼的动力,而传统的团体诉讼模式也不允许团体提起积极给付之诉。这严重的限制了公益诉讼的发展,因而近些年来,德国立法者一方面通过示范性诉讼来弥补传统团体诉讼之不足;另一方面改革团体诉讼制度,有限制地许可公益团体接受受害成员的授权而提起积极索赔之诉。2004年8月8日,德国立法者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引进了利润穷尽之团体诉讼(skimming-off action),但是败诉风险由团体独立承担,而胜诉所获得的利润则归国家所有,因该制度缺乏激励机制而倍受德国学者批评。此外,立法者为避免被告重复赔偿而规定,如果被告在团体诉讼中吐出所有利润之后被法院判处赔偿消费者个人损失的话,那么,被告可以要求返还该赔偿金,这一机制导致了繁重的行政负担,也增加了法律的不确定性。[7]在德国的利润穷尽之团体诉讼里,团体的诉讼实施权和私人的诉讼实施权之间存在着主辅关系,也就是说私人受害人享有独立的诉讼实施权,而团体享有补充性的诉讼实施权。团体提起穷尽利润之诉的理论基础在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即不属于法定的诉讼担当、任意诉讼担当、信托或者诉讼信托,而在于法
律赋予了其实体管理权,基于实体管理权而实施的诉讼模式。其诉讼实施权对私人受害人的诉讼实施权构成补充,从而穷尽违法经营者所获得的所有利润,使非法经营者丧失违法经营的经济动机,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具有公益性。
可见,德国团体诉讼包括传统的不作为之诉和新型的穷尽利润之诉两种模式。但是,提起团体诉讼的团体拥有独立于私人受害人的法定诉讼实施权。德国学者对该诉讼实施权的法理基础有诉讼担当说、不作为请求说、起诉义务说、民众诉讼说等不同观点。我们认为,尽管在不作为之诉中团体的诉讼实施权和私人受害者的诉讼实施权之间是并行关系,而在穷尽利润之诉中则是主辅关系,但是,作为这两种团体诉讼基础的诉讼实施权都是基于法律规定而独立地享有争讼标的实体管理权,当然地享有相应的诉讼实施权。首先,团体诉讼并不是基于诉讼担当而产生诉讼实施权。因为诉讼担当的诉讼结果当然地对实体权利人产生拘束力,而德国团体诉讼中则不然,私人受害者可以自行诉讼,而不受团体诉讼裁判的拘束。其次,团体诉讼不是基于信托而产生诉讼实施权。因为实体权利人并没有将实体权利信托给团体,而且实体权利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再次,团体诉讼不是基于诉讼信托而产生诉讼实施权。尽管说,团体诉讼具有公益性,可以适用诉讼信托,但是,由于实体权利人并没有将实体权利信托给团体,也可以自行诉讼而不受团体诉讼的影响。最后,我们认为,德国团体诉讼的理论基础在于团体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享有的独立于个体权利人的社会事务管理权、处分权。
综上所述,团体诉讼原告起诉时,并非受团体会员的委托而诉讼,是原告自己主张自己的实体权利而诉讼,故与担当诉讼有别。与团体诉讼原告遭败诉判决时,是以原告之诉无理由而驳回其诉,非以不合法为驳回其诉的判决理由。[8]
2.我国台湾地区的团体诉讼
我国台湾地区解决多数人诉讼的传统模式为选定当事人诉讼。但是,近年来,为了解决扩散性小额利益纠纷的诉讼问题,我国台湾地区2003年修改其“民事诉讼法”时,增订第44条之1至第44条之4分别规定以公益社团法人为主体的团体诉讼和以受损害之当事人为主体的团体诉讼,这就是其一般法规定。
此外,在“消费者保护法”、“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中对团体诉讼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这就是其特别法规定。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台湾地区的团体诉讼可以区分为不作为之诉和损害赔偿诉讼。
(1)不作为之诉
我国台湾地区团体诉讼中的不作为之诉不同于德国团体诉讼中的不作为之诉。德国注重团体诉讼实施权和个体诉讼实施权的竞合性,针对团体诉讼所作出的生效裁判并不对其成员产生拘束力,团体诉讼实施权的理论基础在于其实体社会事务管理权。我国台湾地区并没有过分地强调团体诉讼实施权的独立性,并认为团体诉讼实施权的本质是个体诉讼实施权的法定移转,因而团体诉讼实施权的理论基础在于法定诉讼担当。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53条规定,消费者保护官或消费者保护团体,就企业经营者重大违反本法有关保护消费者规定之行为,得向法院诉请停止或禁止之。这就是许可设立三年以上、经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评定优良、置有消费者保护专门人员,并且社员人数五百人以上之社团法人或者登记财产总额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上之财团法人提起不作为之诉的法律依据。
(2)损害赔偿诉讼
台湾地区的损害赔偿诉讼不同于德国的穷尽利润之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诉讼实施权的理论基础不同。前者团体诉讼实施权的基础在于受害成员的诉讼实施权的移转;而后者团体诉讼实施权的基础则在于法律赋予团体的社会事务管理权。第二,既判力主观范围不同。前者的诉讼行为仅对授权的成员产生既判力;而后者的诉讼行为不对任何成员产生既判力,只是成员可以援引团体诉讼裁判来对抗团体诉讼的被告。第三,风险承担主体与成果享有主体不同。前者的诉讼风险由授权成员承担,诉讼成果归授权成员享有;而后者的诉讼风险由团体承当,诉讼成果归国家所有,即后者缺乏激励机制。第四,诉讼安定性不同。前者不会因为成员个体对团体诉讼的被告另行起诉而破坏诉讼安定性;后者则可能因为成员个体对团体诉讼的被告行使诉讼实施权从而破坏团体诉讼的程序安定性。
具体来说,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50条第1项规定,“消费者保护团体对于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众多消费者受害时,得受让二十人以上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消费者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终止让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通知法院”;而“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第28条第1项前段规定,“保护机构为维护公益,于其章程所定目的范围内,对于造成多数证券投资人或期货交易人受损害之同一证券、期货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证券投资人或期货交易人授予诉讼或仲裁实施权,以自己之名义,起诉或提付仲裁”。我们注意到“,消费者保护法”认为消费者让与的是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投资人保护法”强调的则是消费者让与的是诉讼/仲裁实施权,而非实体权利。
然而,“消费者保护法”诞生于1944年,而“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制定于2002年,而消费者团体、证券保护机构的诉讼模式基本上保持一致性。因此,尽管“消费者保护法”中“受让二十人以上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解释论上存在着诉讼信托说和诉讼担当说之分,但是,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结合后法的“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明文规定为“授予诉讼或仲裁实施权”的情况,我们认为将台湾地区团体损害赔偿诉讼的理论基础确定为任意诉讼担当,而非诉讼信托较为妥当。
此外,台湾大学法学院王文宇教授指出,惟若认为系将损害赔偿请求权让与消费者保护团体,则该判决效力仅及于当事人与企业经营者,未及于消费者,至于消费者保护团体取得之赔偿金是否交付消费者则属两者之间的内部关系,然而,消费者已无损害赔偿请求权,故亦不能再主张损害赔偿。因而,从诉讼经济和简化法律关系之角度考量,则采诉讼担当应较为妥当。[9]
综上所述,我国台湾地区团体诉讼中的不作为诉讼的理论基础是在于法律直接规定其诉讼实施权,属于法定诉讼担当;而团体诉讼中的损害赔偿诉讼的理论基础在于团体成员的授权,属于任意诉讼担当性质。但是,这里的任意诉讼担当与传统的任意诉讼担当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即诉讼实施权的授权方式具有特殊性:由于团体诉讼具有公益性质,因此,对授权主体的数目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也就说诉讼实施权或仲裁实施权的授予行为具有一定的集体性才能产生诉讼实施权移转的效果,并且,成员在一审言词辩论终结前可以随时撤回或追加授权。
(3)我国大陆地区的团体诉讼
我国大陆地区立法对社会公益团体参与诉讼的态度可以分成两种:其一,鼓励援助型;其二,赋予诉讼实施权型。第一种立法类型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水污染防治法》第88条第2款、《劳动合同法》第78条、《工会法》第21条第4款、《劳动法》第30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2条第2款、《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4条第3款、《产品质量法》第23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2条第6项等。第二种立法类型的法律仅有:《工会法》第20条第4款、《劳动合同法》第56条、《著作权管理条例》第2条,此外,《物权法》第83条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种立法模式。(注释8:有关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我们将另撰文探讨。)对于鼓励援助型,由于其不涉及诉讼实施权的问题,因而不在本文的检讨范围之内;对于赋予诉讼实施权型,则应当进一步分别进行考察。
其一,工会与任意诉讼担当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企业职工既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与用人单位订立普通的集体合同,也可以就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权益保护、工资调整机制等事项与用人单位订立专项的集体合同。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订立的,只有在用人单位尚未建立工会的情况下,才能由劳动者推举的代表在上级工会指导下与用人单位订立。据此,集体合同的合同主体有两种类型:其一,工会与用人单位;其二,劳动者代表与用人单位。工会/劳动者代表基于法律的规定/全体劳动者的授权而都有订立集体劳动合同的实体权限。我们认为,在集体合同订立的权限方面,工会与全体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信托法律关系,因为工会/劳动者代表是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全体劳动者名义订立集体合同。但是,在集体合同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纠纷解决方而,则只有工会(不包括劳动者代表)享有纠纷管理权,能够进行协商、仲裁、诉讼等等纠纷解决行为。工会对集体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诉讼实施权区别于工会基于其本身的实体权利产生的诉讼实施权,即《工会法》第49、50条规定的工会对违反本法规定侵犯其合法权益以及侵占工会经费和财产拒不返还的行为所拥有纠纷管理权。前者的理论基础在于法定诉讼担当,而后者的理论基础则在与实体管理权、处分权。之所以将工会对
集体合同的诉讼实施权的法理基础确定为法定诉讼担当,就是因为履行集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而不是工会和用人单位,那么,就集体合同履行所发生的纠纷当然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充当其纠纷主体,从而拥有纠纷管理权,进而派生出诉讼实施权。但是,由于集体合同的履行具有集体性,劳动者往往也难以单独跟用人单位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对抗;同时,由于工会是全体劳动者的维权机构,具有整合劳动者资源的功能,能够一定程度上矫正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力量对比过分悬殊,因此,法律赋予工会法定的诉讼实施权,从而符合法定诉讼担当的情形。
其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任意诉讼担当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的实施权,其理论基础在学说上存在争议:有的学者持代理说,有的持信托说。代理说认为,集体管理组织基于著作权人的委托关系而作为诉讼实施权的行使主体;信托说认为,集体管理组织基于著作权人将著作权信托给其行使,从而使得集体管理组织基于其实体管理权而作为诉讼实施权的当然归属主体。相对而言,我们持折中说,即集体管理组织既可能基于信托关系而成为实体当事人,也可能基于诉讼信托关系而成为实体当事人,还可能基于任意诉讼担当制度而成为形式当事人。我们提由有如下三点:
第一,信托关系。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早在1993年给中国音乐协会的复函中得以体现。(注释9:《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之间几个法律问题的复函》(1993年9月14日法民(1993)第35号)指出:
一、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会员)根据法律规定可就音乐作品的某些权利的管理通过合同方式建立平等主体之间的带有信托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由合同约定,音乐著作权协会可以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等事项规定在协会章程之中。
二、根据民法通则、著作权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双方订立的合同,音乐著作权人将其音乐作品的部分著作权委托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后,音乐著作权协会可以自己的名义对音乐著作权人委托的权利进行管理。发生纠纷时,根据合同在委托权限范围内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但音乐著作权人在其著作权受到侵害而音乐著作权协会未提起诉讼或者权利人认为有必要等情况下,依法仍有权
提起诉讼。
三、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之间因违反合同发生纠纷,任何一方均有权诉请人民法院解决。)该复函指出,音乐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人(会员)根据法律规定可就音乐作品的某些权利的管理通过合同方式建立平等主体之间的带有信托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这是因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基于与著作权人之间的信托合同法律关系而取得对著作权的实体管理权,从而成为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等诉讼的实体当事人。这一司法精神也得到2001年修订2002年9月15日实施的新《著作权法》和2002年10月15日施行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肯定。(注释10:我国《著作权法》第8条第1款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下列活动:(一)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使用合同(以下简称许可使用合同);(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三)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四)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等。)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作为实体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的。
第二,信托诉讼关系。所谓“诉讼信托”,是指委托人出于诉讼的目的而设立信托,由受托人取得有关的财产权利并可以以权利人的地位(即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10](49)在实践中,著作权人在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时或许还没有成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成员(如中国音乐协会的会员),在其著作权遭受侵害之后,可能出于搭便车的目的,而加入该集体管理组织,将其著作权的某些权能信托给集体管理组织。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实体当事人资格来源于著作权人为了实施诉讼而进行的信托行为。虽然根据我国《信托法》第11条第4项的规定,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无效,但是同时结合该法第68条的规定,为了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事业等公共利益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为法律所鼓励。由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是出于发展公共文化事业的需要,因此,此时的诉讼担当并非不合法。
第三,任意诉讼担当关系。法律并没有强制著作权人将自己的著作权信托于集体管理组织;而只是授权性规范;同时,法律又没有排除集体管理组织成为著作权人的委托代理人的可能,而这种民法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成为诉讼法上实体权利义务主体授予意定诉讼权的基础法律关系,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有任意诉讼担当制度适用的空间。我们认为,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就是对这种任意诉讼担当制度的确认。(注释11: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注释[2002]31号)第6条规定,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书面授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条并没有要求著作权人将实体权利信托于集体管理组织统一行使,而只是要求著作权人书面授权即可发生诉讼实施权移转的法律后果,因而,属于任意诉讼担当。
因此,我们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任意诉讼担当资格在现行法律体制内还是有存在的可能的,并不能一律将其视为信托法律关系。综上所述,团体诉讼在不同法域、不同情形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德国团体诉讼的理论基础在于团体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享有的社会事务管理权、处分权,并非代理会员或基于担当诉讼的权利;台湾地区团体诉讼的理论基础在于任意诉讼担当理论;大陆地区的团体诉讼的理论基础在于法定诉讼担当。由此可以看出,团体诉讼的理论基础不具有统一性,由于各个具体团体诉讼模式诉讼程序的设置存在着差别,因此,对团体诉讼的理论探讨也应当分别进行,从而得出较为妥当的结论。
第二篇:诉讼分析报告
诉讼分析报告
本次交通事故的处理建立在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基础上,对方全责,我方无责。这就为我们的胜诉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胜诉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赔偿数额问题。
本案的关键在于进行详实的证据收集整理工作,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做出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大部分证明事发责任及赔偿数额的证据已经收集整理,还欠缺额证明受害人收入的佐证证据(工资卡的银行流水,社保缴费记录)以及追索后续治疗费的伤残鉴定证明。这一点需要受害人的积极配合,才能尽快解决。
另外,关于每一项赔偿的法律依据均以整理完毕,法律依据详实充分。起诉书的草拟也基本完成(唯独欠缺后续治疗费的具体数额)。
此外,车主身份经多方查证未果,这一问题可交由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通过询问肇事者来查明。车主与肇事者是否为雇用关系的问题,由车主承担举证责任,可由法院在庭审过程中一并查明。
本案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某些赔偿数额可能得不到法院的完全支持,如误工费的具体数额,护理费的费用额度。
二、交通费无相关票据支持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三、支持后续治疗费的伤残鉴定可能会受到被告的质疑,届时可能需要重新鉴定,按法定程序延期审理,从而延长诉讼时间。
四、执行方面,保险公司的赔偿一般没有问题,关键是肇事者态度消极,不会积极赔付,即便申请强制执行也未必凑效。
第三篇:类型作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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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作文 只要认真 迎接期末考试 开卷未必有益 第一次成功 特殊的考试 夸夸我们的学校
话题作文 家长与孩子的心 话说“三年大变样”
我给老师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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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节约用水的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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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建议书
第四篇:网格化管理系统类型
网格化管理系统类型
网格化管理是一种革命和创新。
网格化系统平台
基础数据平台
(1)地图信息模块;(2)小区信息模块;(3)楼栋信息模块;(4)房屋信息模块;(5)人口信息模块(人口信息查询、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残疾人、老年人、低保人员);(6)单位门店信息模块;(7)校园信息模块;(8)党建信息模块(党员信息、社会职务、少数民族、宗教信息);(9)计划生育信息模块;(10)特殊人群信息模块;(11)治安信息模块(值班室信息、巡防队信息、红袖标信息、案发情况);(12)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安全生产);(13)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平台
(1)智能化统计当前系统内所有数据;(2)柱状图一目了然;(3)饼状图全盘分析;(4)案情分析,疏而不漏;
社情民意平台
指对街道、社区、网格以内发生的事件、民众的矛盾纠纷、问题隐患以及社会治安等事件的调处整治、督办督察等;
督办督查服务办事平台
(1)排查登记模块;(2)待处理事件管理模块;(3)事件列表管理;(4)事件统计管理;
该模块主要是提供社会服务办事的流程和事项的管理。各个网格的信息事件,如果处理不了可以随时逐级上报到社区工作站、街道服务指挥中心、区级服务中心,各级再进行分流处理,完成后通知上报人核查,核查满意结案。不满意服务中心人员再进行分流处理,直到核查满意再结案
考核评比平台
(1)日志管理模块;(2)绩效评估管理模块;
指挥中心平台
(1)公告管理模块;(2)个人通知管理模块;(3)通知管理模块;(4)短信管理模块;
系统管理平台
(1)用户管理模块;(2)角色管理模块;(3)部门管理模块;(4)字典管理模块;(5)预警线管理模块;(6)系统日志模块;(7)图片管理模块;
百姓互动平台
为百姓提供一个和各级管理人员互动平台。社区的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随时随地把他们的各类问题和建议发表到网站上。主要是为百姓提供一个反馈诉求的渠道,让百姓参与并监督社会管理。通过互动服务平台,百姓可以随时发表看法及意见,反映各类社情民意问题。同时,乡镇街道以及社区的各级人员可以随时随地的处理答复,并纳入全地区整体的考评体系。
网格化系统的特点
基础信息管理全面:涉及到所有社会管理基础数据的信息管理,尤其是流动人口信息、特殊人群信息的管理、残疾人、低保人群等。
覆盖面宽:涉及到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从党建群团、计划生育、社会救助、经济发展、安全生产、城市管理、维稳管理、治 安防控等各方面。
流程简捷、流畅、高效、快捷:从社区到街道,从街道到县区,从县区到城市。各级职责明确,快速高效,闭环处理。
多手段共用:计算机互联网、手机短信平台、移动手持终端。
多渠道百姓互动:社区服务网站、电话呼叫中心、直接上门服务。
系统安全稳定:采取多种加密和安全管理措施。
乡镇调度平台布局
1、电视墙(各村监控布局)
2、LED屏2块(侧墙数据显示一块、电视墙顶段一块)
3、操作台包含(电脑4台、电话1部、远程多媒体广播设备1套、公网对讲机 2部、打印机2台、音箱4套、稳压器及UPS不间断电源1套)
4、门禁系统(对调度中心人员进出管理)
5、全景监控调度室对调度人员做出的任何操做有记录性保存。
6、对下村调查人员配备无人机及摄像机或执法记录仪采集图像及数据存档。
各村实时布控及远程广播
1、将各村重要部位安装高清监控如:村民集中活动场所、街道、出入村口设防管理进出车辆及人员。
2、将村民会议室安装全景高清摄像头采集数据回传乡镇平台以做记录。
3、村长及主任配备实时性公网对讲机(不限距离与调度中心及其它村通联)
4、各村安装无线广播系统,在乡镇调度中心可及时对村里下发通告及应急预警。
5、建立企业专用微信后台,对网格长上传下达指令及图片回传调度中心做记录。
第五篇:恶意诉讼分析(xiexiebang推荐)
恶意诉讼
所谓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以虚假的事实提起诉讼,利用诉讼获取自己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为。恶意诉讼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从形式上看,这类诉讼行为往往都符合程序法的一切要求,主体资格、事实理由也往往具备程序法要求的条件,特别是当事人为达到目的,在起诉之前就会为案件今后的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铺垫,因此,在诉讼初期很难判断其为恶意诉讼,即使是在案件审理开始之后,案件的审理者也很容易被恶意当事人的精心策划所迷惑。可以说,如何识破并彻底杜绝恶意诉讼,对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个不小的难题。本文通过以下案例,对杜绝恶意诉讼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期有助于这一难题的解决。
前一段时间我参与的一个案件就属于这种情况,委托人李某是一个公司的法定负责人,他有一个离职员工杨某(主管财务)向法院起诉他的公司,要求返还借款及利息,并向法院出具了“借款证明”,在右下角有公司的印章和打印的日期。李某不承认有这次借款,一口咬定这个证明是伪造的。我这了解到如下情况:杨某在任职期间主管财务,因为经常需要使用公司印章,为了业务便利,公司印章一直由杨某保管,而且杨某离职后也拒不返还公司的印章,李某不得已更换了新的印章,已使用好几年。与原章相比,新印章要大一些,经过比对,“借款证明”上使用的印章就是原章,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借款证明”上的借款日期恰好在原章使用期间。
经过分析,我认为该“借款证明”原件是为诉讼临时伪造的。为了给法院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借款证明”是伪造的,我方向法院申请了文书鉴定,主要鉴定两个方面:
1、“借款证明”原件上的印刷文字是不是落款时间形成的;
2、“借款证明”原件上的印章是不是落款时间形成的。结果不出我所料,鉴定结论支持我的推论:“借款证明”原件上的印刷文字和印痕不是落款时间形成的,也就是说,该“借款证明”是伪造的。杨某知道鉴定结论后,很快撤诉了。
以上案例说明,针对恶意诉讼,作为被告的一方,我们不是没有办法,只要方式方法得当,我们也能胜诉。面对恶意诉讼,首先我们要头脑清醒,要揭露对方的真面目,只要通过分析找出破绽,才能对症下药。另外在平时要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周芳卫
2014/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