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逮捕诉讼化座谈会材料1
“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改革”座谈会材料
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年以来，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XX省人民检察院总体部署，XX市人民检察院探索推行“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改革”试点。在改革试点中，XX市两级检察机关侦监部门结合案件量大、案件类型丰富的特点，主动与同级公安机关对接，立足实际、统筹兼顾、积极探索，切实加强刑事案件逮捕环节的监督工作，为改革试点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参考。
一、“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有序推进，改革成效初步显现
（一）实现对逮捕案件的司法审查。以往审查逮捕方式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实行承办人办理、部门负责人审核、分管检察长决定的三级审批制，案件的办理与决定相对分离。检察机关主要依据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证据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具有明显的书面审查特征。推进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改革，检察机关不再单纯审阅公安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证据，而是在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到场的情况下审查案件，在兼听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是否批捕的决定，从而符合司法的亲历性、对审性和中立性的要求。
（二）促使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转变执法理念。检察机关理性平和审查、核实侦辩双方提交的证据，客观公正考量犯罪嫌疑人逮捕必要性，在实现追诉犯罪效果最大化和充分保障人权间寻找平衡点。每一件经过逮捕诉讼化审查的案件，检察官都详细记录了诉讼化审查的全过程，审查逮捕意见书充分论述了逮捕与否的理由，构罪即捕、以捕代侦、以捕代罚、以捕促和，重打击、轻保护的现象得到扭转。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亲身经历案件审查的全过程，耳濡目染，直接听取检辩双方的意见，促使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以侦查为中心”的执法理念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
（三）倒逼公安机关规范提请批准逮捕程序。在逮捕诉讼化审查模式下，检察官全面审查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据来源更加全面，证据审查更加精细，逮捕的门槛也有所提升。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今年7月XX市公安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案件报捕、起诉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系初犯、偶犯、投案自首、认罪悔过，且无社会危险性的，一般可以直接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提起批准逮捕的嫌疑人，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参照最高检、公安部《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高检会[2015]9号），充分考虑社会危险性。
（四）侦辩双方对逮捕诉讼化评价高。公安机关以往重犯罪证据、轻社会危险性证据的固有思维开始转变，对取证合法性、规范性的认识得到了强化，案件侦查质量得到了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尊严和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知情权、参与权能够更好地行使。通过检察官当面“说理式执法”，使侦辩双方对审查结论的认可度进一步提高。
二、改革试点的难点及相关建议
（一）律师作用发挥有限。大多数律师不清楚检察机关已开展了逮捕诉讼化审查改革，对案件事实、证据知悉信息量少，导致其在诉讼化审查时不能充分质证、无法充分发表意见。建议一方面，通过司法行政部门加强与律师协会的衔接，增加律师的参与比例，保障律师的权利，调动律师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合理设置程序让律师、特别是值班律师了解案件信息，方便其提出有效意见。
（二）办案场所需要改造。逮捕诉讼化审查如果采用远程视频方式，检察官的亲历性将大打折扣，共同犯罪案件受分别提讯的限制难以进行，人力资源耗费过高也是一大弊端。如果在看守所审讯室设置审查逮捕庭，由于审讯场所的压抑，难以体现诉讼化的公正性。若在检察机关办案区进行逮捕诉讼化审查，最能突出审查逮捕的司法属性。建议将检察机关的办案区改造为平和的审查场所，设置候审区，防止犯罪嫌疑人串供、自伤自残，对检察院司法警察职能做相关调整，警车、手铐等配套装备也需要升级。
（三）提解犯罪嫌疑人的效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不论是通过远程视频，还是在看守所、检察机关办案区开庭，目前耗时都较长。远程视频方式和看守所内开庭，仅是从监舍将犯罪嫌疑人提押到看守所指定场所，就至少耗时半小时，还押也至少需要半小时。提解到检察机关办案区耗时更长，当天审查程序可能耗时个把小时，但提解环节将花费数小时。提解犯罪嫌疑人的效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整个诉讼化审查的效率。
各位领导、同志们，“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制度未建、理论先行，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最完备的制度措施。从长远来看，推进“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改革是审查逮捕制度的一大进步，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将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提高保护人权的意识，树立“慎捕”观念，努力使司法更加公开透明，让逮捕方式更加开放，以树立司法的权威。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
XX市公安局法制支队
2017年11月29日
第二篇：逮捕书格式
× × × 公 安 局
提 请 批 准 逮 捕 书
×公刑提捕字（××××）××号
犯罪嫌疑人×××，男（女），××××年××月××日生，××族，××人，×××文化程度，××××××（单位及职业），户籍所在地×××，现住×××。
简历：
案由和案件来源。
经我局侦查，犯罪嫌疑人×××有下列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以上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第×款，涉嫌××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特提请批准逮捕。
此致
×××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年××月××日（公安局公章）
附：1.本案卷宗××卷××页。
2.犯罪嫌疑人×××现羁押在××看守所。
犯罪嫌疑人×××涉嫌×××一案，由×××于××××年××月××日控告至我局，我局于当日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于××××年××月××日与×××处被抓获，并于当日被我局刑事拘留。
经我局侦查，犯罪嫌疑人×××有下列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以上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第×款，涉嫌××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特提请批准逮捕。
此致
×××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年××月××日（公安局公章）
附：1.本案卷宗××卷××页。
2.犯罪嫌疑人×××现羁押在××看守所。
一、首部
•1.文书标题和文书字号。
2.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别名、曾用名、绰号）、性别、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份证件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政治面貌、违法犯罪经历及因本案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二、正文
1.案由和案件来源。
⑴犯罪嫌疑人×××涉嫌×××一案，由×××举报（控告、移送）至我局。
⑵犯罪嫌疑人的归案情况。
2.犯罪事实
⑴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
具备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要事实和情节。
⑵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和有逮捕必要的事实。结合已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主要说明犯罪嫌疑人行为情节的恶劣程度、后果的严重性，以及如果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等事实，如有可能逃跑、自杀、行凶、串供、毁灭、伪造证据等。
3.相关证据。
4.结论部分，即提请批准逮捕的法律依据。
第三篇：公益诉讼工作座谈会发言材料
公益诉讼工作座谈会发言材料
为进一步推进全区环境公益诉讼工作，有效制止、制裁危害生态环境和资源的环境违法行为，促进开发区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公共环境利益，环保分局加大环保违法执法力度，创新环保工作机制，具体情况如下：
一、今年以来执法情况
打铁还需自身硬，为减少环境信访问题隐患，今年以来，环保分局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借助全省“263”专项行动，截止目前共对存在环保违法行为处罚案件63件，共处罚金额123.35万元。
二、信访工作情况
近年来，我局加大了环境宣教和环境信访工作的力度。一是明确专人负责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加大力度对我局工作及时在网站、媒体进行宣传报道。二是开拓创新，开展多种多样群众易于接受的宣传形式。如开展生态文明宣传一条街活动和今年六五期间，在时代广场开展宣传活动。三是拓宽信访渠道，加强信访工作，安排专人关注重点媒体舆情，及时交办、回复群众来电来访，掌握舆论主导权。
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开发区公安分局、检擦院、法院、环保分局等部门建立联合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积极开展统一行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大对环境违法犯罪的惩处力度。二是强化案件移送制度。今年上半年开发区公安分局、环保分局联合对二纺股案件处置、蛤饿废处置场案件进行立案查处。三是建立重大环境违法犯罪案件处置会商制度。对于案情重大、复杂和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由环保部门会同公安部门进行专案会商，确保案件依法办理。
下一步，我局将严格落实环境司法联动的各项要求，与区检察院联合，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加强环境监察监管强度，全力打击环境违法行为，落实环境公益诉讼相关举措，依法严惩环境污染犯罪，推动我区环境公益诉讼工作迈向新台阶。
汇报完毕，谢谢！
第四篇：逮捕数量分析
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
来源：考试吧（Exam8.com）2009-10-17 11:46:00 【考试吧：中国教育培训第一门户】 论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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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实践中极高的逮捕率导致羁押普遍化，超期羁押问题长期存在，对被逮捕人和政府而言，都有损害。逮捕措施的滥用根源于逮捕功能被异化。改革逮捕制度，不仅要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走出“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的怪圈，更要着眼于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的宪法条款，减少逮捕数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矫正异化了的逮捕功能，改进逮捕审查决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关键词：逮捕数量 逮捕率 理性解读 功能异化
阅读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有这样一段话似乎令人“振奋”：“面对刑事犯罪多发、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职能，„„依法快捕快诉，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犯罪，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全年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提起公诉867186人，分别比上年增加8．3%和9．3%。”类似的语句在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都可找到，可谓司空见惯，似乎不足为奇。从报告中的语气来看，检察机关无疑是把不断攀升的逮捕数字和与政府公布的GDP增长率相当的逮捕增长率作为一项巨大的工作成绩来总结的，而且也获得了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可。然而，在法治和****成为普适价值的今天，这样的观念与保障****的现代法治理念显然格格不入。殊不知，正是在这种追求逮捕数量和逮捕率的观念主导下，逮捕功能被严重异化，普遍羁押的局面才得以形成，超期羁押这一颗毒瘤才难以清除。在“国家尊重和保障****”已经写入宪法的情势下，我们必须理性地解读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矫正被异化的逮捕功能，完善逮捕程序。本文将指出我国逮捕措施适用的现状及其特点，陈明其弊害，分析逮捕功能异化的表现，提出矫正之策，为我国逮捕制度的现代化提供理念支持。
一、我国适用逮捕的现状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逮捕措施的适用具有三个特点。第一，逮捕数量巨大，逮捕率高。近年来，每年逮捕的人数约在80万左右。由于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大约80万人遭受持续时间长短不等的未决羁押。如果加上往年积累下来的未决羁押人数，那么看守场所的实际羁押人数要多出许多。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逮捕率即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与提起公诉人数之比，也相当之高。如1998年—2002年五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诉3666142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4.5%和30.6%，逮捕率为98．23%。其中，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82万名，提起公诉81．5万人，逮捕率约为100．61%。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764776人，提起公诉819216人，[①]逮捕率约为93．35%。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而提起公诉人数为867186人，[②]逮捕率约为93．53%。200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刑事犯罪嫌疑人404115人，提起公诉407872人，[③]逮捕率约为99．08%。从近年的情况来看，逮捕率均在93．35%以上，2001年的逮捕率竟超过100%。而从近三年的数字来看，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中逮捕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第二，羁押时间长。羁押分为拘留和逮捕后的羁押。犯罪嫌疑人被拘留、被逮捕后即带来羁押的后果，被逮捕后实施的未决羁押从侦查阶段开始一般持续到一审判决生效或二审程序终结，伴随整个诉讼过程，因此时间相当长。考察程序法律的变革可以发现，拘留和审查逮捕的期限在1979年和1996年的法律修改中两次被延长，即公安机关提请批捕之前的拘留期限从1954年《逮捕拘留条例》中的24小时延长到1979年《逮捕拘留条例》和《刑事诉讼法》中的3天（特殊情况下7天）再延长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类案件”的30天，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期限也相应地从48小时延长到3天再延长到7天。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但又规定了一些可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情形，使得这些期限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对此，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由公安机关决定，不再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只须报人民检察院备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29条则规定，“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应当由侦查部门提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移送本院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同意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报检察长决定”。由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对各自管辖的案件有权自行决定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实际上导致办案期限和羁押期限合一，即侦查、审查起诉多长时间就羁押多长时间。此外，刑事诉讼法对于审查起诉之后的羁押期限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一般理解就是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的法定期限。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审判阶段检察人员建议补充侦查可以延期审理制度与二审程序中发回重审制度，这就为羁押期限的延长留下了隐患。实践中，检察机关滥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上级法院滥用发回重审制度，导致程序倒流，刑事诉讼的时间被大大拉长，羁押的时间更是随着一延再延，致使法定羁押期限成为橡皮筋，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河南省胥敬祥一案在审查起诉阶段，曾七次退回补充侦查；[④]河北省承德市陈国清等四人被指控抢劫出租车司机一案，先后四次被承德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被河北省高级法院三次发回重审，每次发回重审都退回补充侦查，该案在作出终审判决前被告人被羁押长达9年之久。[⑤]在这种情况下，羁押似乎失去了期限。第三，超期羁押大量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超过法定拘留和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超过审查起诉期限、超审限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由来已久。此外，还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的问题。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在30日内不能查清提请批准逮捕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拘留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此条与刑事诉法法第128条第2款的规定明显相悖，因为后者规定的“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中的羁押期限是指逮捕后的羁押期限而非拘留的期限。然而根据公安部的自行规定，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期限的拘留也被“合法化”了。长期以来，超期羁押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疾、一颗久治不愈的毒瘤，一直困扰着我国最高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1993年至1999年全国每年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⑥]为了治理超期羁押，在1987年至2001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有关通知和文件就多达20多件。[⑦]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再次发文开展专项清理“超期羁押”活动，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11月25日推出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八项规定，以防止、纠正检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反弹。最高人民法院12月1日发布《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然而多年的清理活动一直没能走出边清边超、前清后超、不清更超的怪圈。
二、逮捕的影响与危害分析
逮捕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能够发挥保障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功能；运用不好，就会产生消极影响和危害。这里笔者着重对逮捕特别是超期羁押的危害，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政府两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而言，逮捕的影响与危害除了妨碍其辩护权的行使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失学、失业的现实危险。（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秩序陷于混乱。其家庭成员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就动员各种力量四处“活动”，试图通过关系获得取保候审，由此增加了经济负担也催生了****；没有“社会关系”的，则不断申诉、上访，劳民伤财；有未成年子女的，所受到的影响难以估量；还有的造成婚姻关系的破裂，带来家庭的变故；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其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本人被逮捕后，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受到影响。（3）羁押条件有限导致看守所人满为患，一方面出现交叉感染现象，另一方面容易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破罐子破摔以及反社会心理，不利于回归社会。考察一下我国看守所的羁押状况，就可得出这样的判断。（4）对于罪轻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应判处的刑期，侵害了其权利，也给法院的公正审判带来极大的尴尬与被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羁押多久就判刑多久的现象，或者本可以判处缓刑的却判处了实刑，以此来规避赔偿义务。近年来，每年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判处徒刑刑罚人数。如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判处的刑事犯罪分子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158562人，判处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357991人。以上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共计516553人，而同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仅刑事犯罪嫌疑人即达764776人，由此，超过25万人被逮捕而未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从逮捕条件来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逮捕的刑罚要件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虽然检察机关在审查判断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超过25万的被逮捕人没有达到刑罚要件，法律的尊严与****保障功能又如何体现呢？（5）对于未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应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则侵权性质更为严重，往往无法补救。最高人民法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公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很低，均低于0．5%。[⑧]但是这一数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如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提起公诉819216人，职务犯罪案件提起公诉26124人，以上合计845340人，而同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因为每年都会有留存案件，可以忽略这一因素，那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数与法院实际判决的人数相比的话，就有近10万人的差额。这些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法院并没有作出判决。
对政府方面而言，逮捕的消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1）羁押需要投入巨额的财政资金。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羁押是需要支付经济成本的耗费司法资源的行为。为了羁押，需要建造看守所，配备警力、管教人员、医务人员，提供后勤保障，这意味着政府巨额的财政支出。不必要的羁押带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使得原本紧缺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项建设事业都需要大量资金，在羁押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投入，必然对其他事业的发展不利。据估算，羁押一人一年的费用约为1万元人民币。如果以一名学童每年200元的学费计算，这些钱足够50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如果每年少羁押10万人，就可节约出500万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而投资教育的积极意义显然无需赘言，不仅提高国民素质以及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而且也是在减少贫困以及滋生犯罪的因素，有利于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笔帐是很值得算一算的。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如在英国，羁押一名嫌疑人每周的费用约为600英镑，[⑨]而伦敦地铁司机的周均工资不及500英镑。经济成本高昂成为英国保释制度发达的重要因素。被羁押人是人力资源，不仅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却要消耗社会财富，这对国家的发展也是一种损失。（2）政府为此付出沉重的道德成本。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羁押以及超期羁押，过度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使宪法保障****的权威性降低，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巨大的损害，而由此给政府在国际上的消极影响也是相当大的。（3）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面临违反程序办案以及侵犯****的压力与指责，严重损害了其形象。（4）清理超期羁押难，且清理成本巨大。面对普遍羁押的现实，超期羁押的预防和清理工作量十分之大，清理任务重、难度大。而清理超期羁押本身又需要付出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成本。（5）普遍羁押增加了因错案而致国家赔偿的几率，同时因承担错误逮捕的国家赔偿责任，而使得检察机关纠正错案愈加被动与困难。有的检察机关为了规避赔偿责任，或者勉强起诉，或者解除逮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后不了了之。后者使得嫌疑人、被告人无法洗清“罪名”，由于没有明确的结论，无法申请国家赔偿。
三、逮捕功能的异化
面对目前如此巨大的逮捕数量和如此之高的逮捕率，应当如何理性解读呢？应当说，强调普遍逮捕与高逮捕率与****入宪的精神以及无罪推定这一刑事诉讼根本原则是相违背的。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未决羁押作为一种例外措施被严格限制适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国外的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释制度相当发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被保释在外等待开庭。这一方面降低了羁押的数量，节约了司法资源，也维护了被告人的基本****和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秩序。在大陆法系国家，同样在强化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保障。如在法国，有关自由被告人在开庭前夜自动入狱的规定被2000年6月15日的法律所废除。[⑩]但在我国实践中，逮捕被过多、过滥地适用了，根本原因在于逮捕的功能被异化了。逮捕功能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逮捕成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巨大的逮捕数量以及高逮捕率是重打击犯罪，重社会稳定的产物。我国传统诉讼观念认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作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是通过对犯罪实施侦查和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来实现的。事实上，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同样是把逮捕作为打击犯罪的有力手段，把批捕案件的数量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成果来看待的，尤其是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力度之大来宣传的。多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一度的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都要有上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和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人数的内容，公安机关也进行提请批准逮捕人数及批准比例的统计。诚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以及公安部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我国逮捕数量非常大，逮捕适用率非常高。公安部每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的批准比例也很高，如2001年批捕率为89．9%。2002年批捕率为92．42%，2003年批捕率为92．78%。[11]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普遍把批捕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甚至规定了不捕率的比例，要求把不捕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有的地方为5%，有的地方为7%，以避免打击不力。在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逮捕时常见的情形是：公安机关通过种种手段向检察机关刑检部门做工作，以提高批捕起诉率。在此过程中，公安机关有了高批捕起诉率就可以称打击犯罪多么有效，检察机关对于可捕可不捕的甚至不能捕的也顺水推舟，而将案件批捕起诉。有些地方，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的，往往需要向公安机关说明理由，而理由只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便是这样的案件，检察机关也要和公安机关充分协商沟通，才能获得理解。一些地方政府也往往把拘留率、批捕率作为衡量公安机关侦查工作质量的指标，作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是否得力的标尺。在一个时期内，如果批捕率下降，不捕率上升，有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即认为是打击不力的表现，进行过问甚至干预。
衡量逮捕制度的优劣与法治化水平，应以****保障的程度为标准。以批准逮捕的案件数量来表明打击犯罪的力度无疑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批捕的数量和批捕率的高低与打击犯罪的力度并不必然成正比，恰恰相反，批捕率的下降只能是****保护水平提高的最好注脚。第二，逮捕被视为惩罚和追究责任的一种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代会上的工作报告中都曾出现过“逮捕法办”这一词语，可见，逮捕被作为一种惩罚和追究责任的形式来看待。
第三，逮捕承担了预支刑罚的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未决羁押带有惩罚的色彩，成为刑罚的预支，一种预期的刑罚，号称是“先支出，再报销”，成为“未决羁押先行，刑罚再给予弥补”这样一个制度。“强制措施的预防功能、程序保障功能丧失殆尽，成为赤裸裸的刑罚的预演。”[12]
第五篇：网格化工作座谈会发言
网格化工作座谈会发言
各位领导：
我市推进网格化管理工作已经有一年多了，通过这一年多的工作我们体会到：网格化管理服务是非常先进的社会管理服务模式：通过开展网格化管理服务，一是实现了更加亲近群众；二是处理问题更加及时；三是收集信息更加准确；四是管理服务更有针对性；五是工作效率得到较大提高；六是通过乡镇与市直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强化条块融合，提高了问题解决效率，群众更加满意，社会更加和谐。总之，网格化管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和认同。
我认为目前推进网格化管理服务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有两点：一是如何进一步提升各级网格长的管理服务能力，因为目前网格化管理涉及了七大领域，领域非常宽，而乡镇这一级很多都没有执法权，需要上级有关部门的配合，这就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沟通和协调，无形中就加大了管理的难度，这还需要上级有关部门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大对各级网格长的培训力度，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对上级有执法权的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二是网格化管理对网格长的要求更高，如何调动工作的积极性也成为提高网格化管理的一个制约因素。
关于当前网格管理工作，一是针对副科级以上领导的变动情况，结合我镇的实际，对网格化管理进行了一些较大的变动，因人设岗，将原来的105个网格简化成了57个网格，便于网格长开展工作，同时对优秀网格长进行表扬和奖励，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二是继续加强和市直局委的条块融合工作，利用局委的工作优势，为群众办一些实事和好事。三是充分利用网格化管理的优势，在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环境卫生整治等方面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争取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认真归纳工作中好的做法，完善网格化管理工作机制。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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