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行政案例—蔡维焕
【要点提示】
出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市民生活的可预测性之要求,国家与人民之间应存信赖关系,公民必须信任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以此安排自己的生活,当公民信赖行政行为,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得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案例索引】
一审: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07)诸行初字第9号 二审: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绍中行终字第42号
【案情】 原告:蔡维焕
被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
第三人:诸暨市暨阳街道三江新村经济合作社
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如下:2006年9月,暨阳街道原杨蔡村在诸暨市行政村调整时改名为暨阳街道三江新村。原告蔡维焕系诸暨市暨阳街道三江新村村民。2005年3月20日,蔡维焕与暨阳街道原杨蔡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土地面积为91亩,承包期限从2005年3月20日至2025年9月15日止,承包土地主要用途为种植业、养植业、开发农业等涉农项目。2005年3月起,蔡维焕将向村承包的91亩土地私下向村民转包的40亩土地开发成“淀墉畈观光农业园区”,并未经批准,擅自陆续在承包土地上建房。诸暨市国土局于2005年4月18日对蔡维焕的用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同年10月10日作出诸土资监罚(2005)第137号行政处罚决定。2006年8月11日,诸暨市国土局以对被处罚人蔡维焕挖掘田塘的行为是否破坏种植条件的认定存在分歧为由,撤销诸土资监罚(2005)第137号行政处罚决定。2006年7月17日,诸暨市暨阳田土资源勘察测绘有限公司受诸暨市国土局委托,测定蔡维焕开发的“淀塘畈观光农业园区”建筑占面积为3317.2平方米。同日,诸暨市资源规划利用站认定“淀塘畈观光农业园区”属基本农田保护区,开发“淀塘畈观光农业园区”并建造房屋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年9月7日,诸暨市田土局对蔡维焕作出诸土资监罚(2006)第63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原告自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日内自行拆除在非法占用的面积为3317.2平方米土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退还所占用的土地。蔡维焕不服诸暨市田土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于2006年11月6日向诸暨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07年1月15日,复议机关作出诸政复决字(2007)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诸暨市国土局对蔡维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一审后原告蔡维焕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就蔡维焕承包91亩土地之后的事实认定如下:
其后蔡维焕从村里及部分村民那儿承包水塘及周边土地开发成“淀塘畈观光农业园区”。2005年11月23日,诸暨市发改农[2005]289号文件《关于诸暨市淀塘畈休闲农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原则同意建设农庄项目。蔡维焕随即投资建设了餐饮、住宿、娱乐、垂钓、果蔬采集为一体的综合性观光农业,投资达1000多万,并取得消防、治安、环境保护、卫生、文化、旅游等相关行政许可。2006年6月,绍兴市发改委将其列为2006年度绍兴市循环经济“850”工程重点项目。由于尚未办理土地利用的相关手续,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于2005年4月18日对原告的用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同 年10月10日作出诸土资监罚(2005)第137号行政处罚决定。[后与一审认定一致] 原告蔡维焕认为,原告所占有使用的土地系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合法取得,且随后向诸暨市暨阳街道办事处、诸暨市发展和改革局等提交了项目相关申请、报告;在获得高度肯定与积极评价后方启动立项;故不存在非法占用土地或擅自建设的问题。被告以《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
1、第七十六条2为依据对原告径行处罚。原告并无违反第二条第三款之情形,其占有使用的土地系依《土地承包法》合法取得,不适用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处罚。即便处罚,“限期拆除、退还土地”亦为错误的处罚决定。
另被告曾于2005年10月作出诸土监罚(2005)第137号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2006年8月11日又作出关于撤销土资监罚(2005)第137号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根据“一事不再罚原则”,不应再对原告进行处罚。对一个投资达1500万元的农业开发项目的土地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应当组织听证,而被告并没有依法规定组织听证,于法定程序不符。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2]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被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认为,其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蔡维焕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于2005年3月开始,擅自在暨阳街道原杨蔡村号子田处的土地上建房,经核定,原告用地处属基本农田保护区,其占地建房进行非农建设的行为违反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
被告本着依法行政的理念,主动撤销了对部分事实认定存在分歧的处罚决定,并在严格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按照法定程序对原告非法占地建房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依法作出诸土资监罚(2006)第63号土地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被告依法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并不违反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同时,对原告作出责令退还土地和限期拆除地上建筑和其他设施的行政处罚,并非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必须进行听证的事项。
原告依法可以取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是,其在承包经营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非农建设行为,一是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合法批准,二是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完全是一种非法使用土地的行为,而该种行为正是《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所列的一种典型的土地违法行为。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原告蔡维焕向暨阳街道原杨蔡村经济合作社承包的土地是耕地,属基本农田保护区。原告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在承包土地上开发“淀塘畈观光农业园区”并建房,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非法战用土地的行为,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拆除在非法占用的面积为3317.2平方米土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退还所占用的土地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支持。原告认为其占有使用的土地是合法取得,建造房屋是经相关部门审批同意的观点与事实不符。原告蔡维焕与暨阳街道原杨蔡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土地主要用途为种植业、养殖业、开发农业等涉农项目,而并无约定允许原告在承包土地上建造房屋;诸暨市发展和改革局、暨阳街道办事处也未作出同意原告建房的批复。原告认为,被告重复作出处罚决定、未按规定组织听证、单方面认定原告非法占地建筑面积为3317.2平方米及被告认定原告的建筑物中有部分是他人所建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诸土资监罚(2006)第63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
(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被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于二00六年九月七日作出的诸土资监罚(2006)第63号行政处罚决定。
【上诉】
原告蔡维焕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诉意见如下;
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占有使用的土地为合法取得,上诉人通过公开竞标,取得原杨蔡村子田21年的承包经营权,并于2005年 3月与诸暨市暨阳街道原杨蔡村经济合作社订立农田承包合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包土地是耕地是错误的。在承包合同时上诉人建临时建筑的位置是水塘,原来是承包给他人养蚌的,根本不是耕地。所以改变耕地用途的不是上诉人。原审法院认为蔡维焕用地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诸暨市国土局至今没有出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说明及相关文件。
蔡维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即向诸暨市暨阳街道办理处、诸暨市交发展改革局等政府部门提交淀塘畈农业生态园建设项目立项申请及可行性研究等报告。诸暨市发展改革局于2005年11月23日作出诸发改农(2005)289号文件,肯定了蔡维焕的生态休闲农业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原则上同意蔡维焕建设休闲农庄,且诸暨市发展和改革局已将此文件抄送诸暨市国土局。鉴此,蔡维焕基于对政府行为的合理信赖,有理由相信其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律以及政策的规定,故诸暨市国土局不应再对其进行处罚;更何况处罚本身,也具有适法不当之情形。
在行政处罚程序上,该处罚(如若实现)将事项直接导致项目无法停业,蔡维焕的项目涉及金额高达一千多万,又是被绍兴市发改委列为绍兴市“850”工程工程的重点项目。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行此重大处罚决定,应履行告知义务并组织听证。
【二审】
二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蔡维焕虽然通过土地承包法使用土地并经相关行政机关的许可,然而在农庄的建设行为未经土地管理部门的审 批应属违法。但本案上诉人蔡维焕是通过承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并经发展和改革和改革局同意建设的农庄项目,出于对正当利益期待以及响应政府发展农村经济政策的引导进行了投资建设,并且取得消防、治安、环境保护、卫生、文化、旅游等相关行政许可。因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时应考虑上述情节,并在行政裁量时充分考虑其行为的特点。行政处罚结果与相关政府部门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的衔接。同时,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诸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农级报省人民政府批准。被上诉人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尚未提供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致使争议土地的性质并不明确。而且在上诉人承包土地前该土地已被挖塘放水养蚌,客观上土地用途已经改变。本院注意到,上诉人在农庄上的部分建设为可移动的竹木建筑,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已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以此认定其非法占地不当。关于行政处罚程序。《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于停产、停业应当听证,本案被上诉人的处罚第拆除决定,涉及上诉人1000多万的财产利益,也涉及农庄经营的停业,应当属于重大利益,根据行政正当程序的原则,对当事人的重大利益产生影响时,应该履行告知义务并组织听证,而且在本案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未组织听证有违于法律的规定,属行政程序不当。综上,被上诉人所作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对被诉具体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不够,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1、2、3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07)诸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诸土监罚(2006)第63号行政处罚决定;
三、由诸暨市国土资源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评析】
在行政法领域,行政依赖保护原则是规范政府行为诚实守信的一条基本原则。虽然在立法上,我国尚无具体的具体的法条可供援引,然而,该原则被视为行政法之为法的基本存在,已在实践中被予以承认并在多次判决中出现。所谓行政依赖保护原则,是指基于对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的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依赖,且其信赖利益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者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
在适用依赖保护原则时,为了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和法律秩序的安定性都能够恰当的维护,即实质上的依法行政得以遵循,形式上的依法行政原则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凡对相对人产生设定或确认权利或法律上重大利益的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当行政机关对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基于公共利益或其他因素考虑,有意加以撤销或废止时,如果该行政行为是授益行为,则其撤销或废止裁量权的行使要受到较大的限制,须考虑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
信赖保护原则的提出,要求我们关注形式正义的同时,也尽量去实现法的实质正义。尤其是政府的各类行政行为,尤其是授予行政相 对方某种权利和利益的行政行为,即使违法也不得随意撤销。适用该原则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依赖基础——有形式上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作为行政相对人依赖的对象。2、信赖表现——当事人因依赖该行政行为而对其权利或财产等作出了处理。3、依赖值得保护,当事人对行政行为的作出须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若依赖的成立是由可于当事人的事由所导致的,该依赖不值得保护:①.依赖基础是基于当事人恶意欺诈、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而获利;②当事人对重要事项为不正确的或不完整的说明(如果该事项的产生是由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引起的,不在此列);③当事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依赖基础违法的;④其他行政机关预先保留变更权、废止权的。
符合上述条件的,即适用信赖保护原则,但应采用何种方式保护当事人的依赖,则涉及具体个案中公共利益与私人依赖利益的衡量。通常,保护方式有两种;一是存续保护,即维持原来的依赖基础(行政行为),不论该依赖基础是否合法;二是依赖利益补偿,即撤销或废止原来的依赖基础(行政行为),但给予当事人适当的财产补偿。本案适用行政依赖保护原则,通过存续保护的方式,撤销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判决正确。首先,有依赖基础,当事人蔡维焕已将其项目申请报请街道、诸暨市发改局等部门,不仅获得了批准,而且相关部门还给予了正面积极评价与重点鼓励(绍兴市发改委将其列为“850重点工程),所以应该讲,蔡维焕不仅有信赖基础,而且这一基础是极为厚实的。其次有信赖表现,蔡维焕在征得街道与诸暨市发改局的同意后,已着手项目的运营,房屋已 经建好,表明其已经在相信其行为合法,并已开始运营这一项目。最后,该信赖值得保护,该项目系政策重点鼓励的项目,能促进就业活跃农业经济,且并无权益人欺诈或重大误解之类的瑕疵。
当然,本案案情复杂,涉及到的的法律关系较多,除以上的信赖利益保护之外。还存在程序正当,诸暨市国土局未依法组织听证等问题,二审法院充分考虑了以上因素,作出了撤销诸暨市国土局行政处罚决定的判决,是适当的,正确的。
第二篇:蔡维琴同志先进事迹
蔡维琴同志先进事迹
蔡维琴,女,汉族,1969年12月出生,安徽省金洋太阳能有限公司(原滁州市长虹节能设备厂)法人代表。
她先后办过采石场、经营液化气、小家电批发等。2004年9月,在外打拼多年的她怀揣梦想,在自己的家乡兴办起滁州市长虹节能设备厂,通过不懈的努力,规模不断扩大,效益年年攀升。如今,坐落在明光市工业园灵迹路中段的安徽省金洋太阳能有限公司是我市著名民营企业之一,所生产的“金洋”牌太阳能系列产品以品质保证,实现产销两旺。2011年销售收入1388万元,固定资产总额达1860万元,用工人数126人。
蔡维琴出生于明光市石坝镇胜利村,由于家里兄弟姐妹多,家庭经济拮据。1989年高中毕业后,她看到当时城镇及周边乡村修建道路需要大量的石子,而本村旁边的小横山上就有很好的石料,她说服了老父亲东拼西凑借钱购买碎石机办起了胜利采石厂。这位农村的孩子,有着父老乡亲勤劳朴实的个性,她不怕苦,不怕累,和父亲、弟弟们一同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到山上采石头、运石,回来后再机成石子往外拉。一分辛劳,一分收获。当年不但将外债还清还节约了5000多元,在当时,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1998年秋天结婚后,她见到城里人大都使用液化气做饭,于是,她将采石厂交由弟弟打理。和丈夫一道,投资数万元开办了家家乐液化气站。如何打开销售渠道,以崭新的面貌面对更多的客户,对于她来说又是一次艰难的挑战。在营造温馨家庭的同时,夫妻俩始终秉承诚实守信,礼貌待客,服务周到的经营理念,很快拥有了一大批客户,生意越做越红火。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蔡维琴为了发掘更大的收获,便逐步扩大经营范围。2000年,她那双敏锐的眼睛又瞄准了太阳能市场。毅然决然地在省会合肥安徽大市场开了个“天地人公司”,专门从事太阳能及小家电批发。为了收获更大的效益,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后来,她开了4个店,手边用工人数达20多人。
蔡维琴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一点点积累经验与财富,2004年9月,她和丈夫通过多方努力,在自己的家乡明光兴办起滁州市长虹节能设备厂,并将厂址选定在明光工业园开发区老明东。主要从事太阳能的生产与销售。“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她实施“以质取胜”战略思路,并向社会郑重承诺——“金洋太阳能,能用30年!”通过大力倡导“用心生产精品,提供优质服务、提高企业及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理念,用科技创新把“质量”和“服务”放在首位。组织员工认真学习产品质量有关法律法规,牢固树立“质量是企业生命”的价值观,增强质量法制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全体员工的严谨工作态度,一丝不苟地按照每道工艺流程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让广大消费者放心。由于她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其所生产的金洋牌太阳能不仅在省内畅销,还远销到江苏、河南、湖南、湖北等地。
同时她致富不忘乡亲,安排了百余个农村劳动力,实现了他(她)们在家门口“打工挣钱”的梦想,缓解了当地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为外出打工返乡的农民提供就业门路,有效解决了照顾家庭和经济收入两不误的难题。她积极回报社会,奉献爱心,每月都主动及时纳税且年年递增,2010年实缴税金32万元,2011年实缴税金41万元。每年都积极参加工商局、个私协和工商联组织的社会公益事业,开展向贫困学生、白血病患者捐款、捐物,到老年公寓、敬老院进行慰问,今年春节前夕,她为信德老年公寓的老人们送去价值7000多元的太阳能热水器2台,以帮助老人们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双手铺就致富路,勇立潮头攀高峰。蔡维琴的不断追求、勇攀高峰的思想境界,和不辞辛苦的创业经历,给我市的妇女们带好了头,也显出新时期妇女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强大的人格魅力。金洋太阳能有限公司在她的经营下,自 2008年以来,先后赢得了安徽省科技企业、安徽省质量信得过企业、重合同守信用单位、明光市质量协会理事单位等荣誉称号。企业全面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金洋”商标被评为知名商标,分别获得“中国著名品牌”、“名优品牌”、“热水器百强品牌”、“行业十佳品牌”、“安徽市场最具影响力品牌”、“安徽省名牌产品”等一系列称号。安徽工商导报、滁州日报、明光报及明光政府网、滁州先锋网等媒体进行了报道。2011年7月,滁州电视台还对她进行了专访,拍摄了专题片在《滁州人》栏目播出,讲述了她如何创业的故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第三篇:反面案例--蔡某
一、基本案情
客户
二、存在问题及涉及风险点
(一)为不具备个人经营性贷款的借款人办理融资
(二)抵押物价值评估虚高。
本案中对抵押物的评估价值仅以评估公司提供的报告为准,客户经理未通过内部评估或同类比较等方式对外部评估价值的合理性进行尽职调查,造成评估价值虚高,易造成融资的第二还款来源落空。(三)抵押物现场调查不到位
(四)企业实际经营情况
三、防控措施
(一)贷前调查中对借款人借款企业的历史演变情况应调查详尽
(二)抵押物。
一是要加强对外部专业评估机构的准入和管理,避免客户或银行工作人员与外部评估机构串通太高抵押物评估值,确保评估价值的合理性,二是要对抵押物的外部评估价值开展内部评估,或与同一区域类似评估价值进行对比,控制评估价值的差异度。(三)注重现场调查。
发票、凭证等(四)加强借款人资质有效性审查
加强贷前申请人自身实力及业务合规性的分析判断,严把客户准入关
四、案例点评
该案例暴露了客户经理在贷前调查环节明显失职,仅凭客户提供的资料作出调查结论。
第四篇:行政案例
行政案例
一、1990年3月,东鄂村村委会向某县林业局申请采伐树木,作为增建村小学教室用。经县林业局批准并发给采伐许可证,同时指定东鄂村委会在该村北公路林间采伐榆树200株。伐后补栽幼树,村委会获准后遂于4月20日组织村民按林业局指定的区域如数采伐。后该县公路站发现,于6月26日以村委会滥伐树木为由,对该村作出补栽幼树200棵,没收已伐榆树200棵,并处违法所得3倍罚款,计人民币18000元的处罚决定。村委会不服,于7月6日向某市公路局申请复议。市公路局复议认为.县公路站认定事实属实,但适用法律不当,于8月3日作出复议裁决:责令东鄂村委会在被伐路段补栽幼树200棵,并处违法所得3倍罚款,计18000元。村委会对复议裁决不服,于9月1日以市公路局为被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市公路局复议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据《行政诉讼法》、《公路管理条例》及《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驳回村委会起诉,维持市公路局复议裁决,原被告双方均服从判决未上诉。
问题:1.本案中,人民法院如果认为县林业局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有无权力宣布其无效和判决撤销?
2.本案中,人民法院未审查县林业局具体行政行为,有可能导致什么后果?
3.县林业局在本案中是否具备第三人的法定条件?
答案:1.对本案判决,尽管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但是,由于法院未以县林业局的行为作出评价和判决,故使两个行政机关两种效力相同而结果相反的行政行为同时存在:
(1)市公路局对原告的复议裁决行为,该裁决认定原告采伐其村北国道公路边树木行为为违法行为,并依法对该行为追究了原告的法律责任;
(2)县林业局对原告所作批准采伐和发放采伐许可证的行为。因为市公路局没有也无权撤销县林业局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本案人民法院审查的仅仅是市公路局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判权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只能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能对没有进入诉讼程序的任何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因此,本案中。即使人民法院认为是林业局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也无权宣布其无效和判决撤销。
2.根据人民法院判决,原告必须履行被告复议裁决所确定的义务,如数补栽幼树和缴纳罚款。而原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因县林业局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应获得行政赔偿。
3.本案人民法院依职权通知县林业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就能避免上述两种情况的发生。而且县林业局具备第三人的法定条件。
二、2010年,原告孙某在未向该甲市某县城市规划部门申请办理建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动工,在宅基地上扩建三间杂房,并修建围墙把空地围住,其围墙和三间杂房正压在该县修筑公路规划的红线内,将有碍公路规划实施。2011年该县土地公路的建设。公路指挥部几次向原告发出拆除杂屋及围墙的通知,原告拒绝执行。2011年3月,被告该县人民政府根据《城乡规划法》下达了一个通告:(1)通知原告拆除三间杂房及围墙;(2)原告房屋前面的空地属闲置用地,无偿予以收回。原告对通告不服提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通告,后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在某县政府的压力下,县法院认为此“通告”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但在某县政府的压力下,县法院认为此“通告”属于于抽象行政行为,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原告向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问:(1)、本案行政复议的机关是谁?
(2)、本案是否应由甲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3)、被告该县人民政府下达此通告的行为是否为抽象行政行为?
(4)、县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人民法院应如何判决此案?
(1)、某县政府上一级机关甲市人民政府。
(2)、本案应由甲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行政诉讼法》第14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被
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案件,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4条第三项规定的“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本案的被告即为该县人民政府,而且被告对县法院受理案件已施加了压力以致其不敢受理,所以本案也不适宜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而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3)被告下达通告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抽象行政行为。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基于法律、法规的授权,针对特定的人或事作出具体处理决定,并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事制定和发布的具有普遍适用的行为规则的行为。二者的重要区别在于针对对象即特定的事和特定的人作出的行为。本案中,被告的行为虽然以通告的形式作出,但其针对的仅是原告孙某的“违章建筑”一事,行为的对象是特定的,所以是具体行政行为。
(4)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管理违章建筑及闲置用地的应是相对应的政府职能部门,而不是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对此没有管理权限,所以该行政行为是一个超越权限的违法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超越权限的,法院应判决撤销。
第五篇:行政审批案例
案例一
浦东的实践与思考
2001 年以来,浦东新区作为上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先后进行了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革。行政审批事项从最初的724 项减少到244 项,改革率达到了66.3%。回顾近十年来浦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特别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新区审改工作在探索制度创新,推进流程优化,促进公开透明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其主要做法和成效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实行“告知承诺”制度,降低企业准入门槛
2001 年上海浦东新区工商分局率先在全国试行用“告知承诺”代替以往的行政审批,其基本做法是,由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门式受理,通过书面形式,把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相关技术规范中规定的企业设立、开业应当符合或者达到的条件、标准和要求,以及企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清楚地告知申请人,申请人对照许可条件进行准备,“承诺”履行相关告知事项后,审批机关根据申请人的承诺作出认定,并在7 个工作日内由审批机关和工商部门分别颁发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成效表现
目前,经上海市政府批准并进行实际操作的审批事项为19 项,占浦东新区目前有最终审批权的50 项前置审批事项38%。
如目前在浦东开办一家连锁超市,一次可以同时办理公共场所卫生、食品卫生和酒类商品零售3 个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时限为7个工作日。而按原有审批方式办理的话,要分别跑3 个政府部门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如不发生申报材料退、补情况,办好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周期在45天左右。同时,实施告知承诺制,改变了政府机关“重事先审批、轻后续监管”和“重管理、轻服务”的状况,加强了对企业的行政指导和服务,并强化事后监管,提高了社会对政府管理的满意度。
(二)优化行政审批流程,提高基建工程审批效率
近年来,浦东新区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中,着重从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简化行政审批手续等方面着手,提高基建工程审批效率,加快基本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促进新区经济发展。具体举措包括: 1.精简环节、缩短时限。
2.实行技术审批与行政审批相分离。
3.探索建设项目“相对集中联合验收”工作机制。
成效表现
目前,新区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81 个工作日压缩到了50 个工作日以内。同时,推行分类管理的方式,对控制性详细规划已批准的区域范围内的生产性项目、研发机构以及临时性建设项目试行60 个工作日的简易审批程序。
以建筑工程消防审批的改革为突破口,将技术审查的工作向有资质的社会技术中介组织转移,积极探索技术审批和行政审批相分离。据市消防局介绍,这项改革措施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肯定,并在《消防法》的修改中被采纳。在对基本建设审批环节审批服务的满意度评价调查中,消防部门以79.17 分位列第一。
(三)实施“零收费”政策,推进行政事业收费改革
对行政事业收费的改革,始自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2004 年实施的“零收费”政策。在张江高科技园区改革试点的基础上,新区政府通过对各收费项目的改革建议逐一进行研究和论证,形成了《浦东新区行政审批和服务收费改革方案》,在全区范围内停止征收一批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发展要求的收费项目。成效表现
2008 年7 月1 日,浦东新区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停止征收148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同时,除资源补偿类、教育类、惩罚类收费外,又于2008 年8 月1 日增加停止征收62项收费项目。经市政府协调,再于2009 年4 月1 日起停止征收涉及市和国家财政的22 项收费项目。据此,新区共停止征收232 项收费项目,进一步降低了商务成本,优化了政府公共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提升政府审批信息公开和服务水平
浦东新区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中,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整合信息系统资源,以提升政府审批信息公开和服务水平。具体举措包括: 1.加快“浦东新区企业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实现管理信息共享。2.建立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3.建立浦东市民中心办事导航系统。
4.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一体化”互动服务机制建设。
(五)深化企业年检制度改革,提高审批监管效能
浦东新区为了更好地方便企业,更好地提高审批监管效能,不断深化企业年检制度改革,具体改革措施有: 1.实施“四个一”的联合年检方式。2.实行企业分类年检制度。3.推行企业年检申报备案制度。成效表现
经过四轮审批制度改革,浦东新区从最初从最初的“一门式”年检,到“一口受理、分别审查”的方式”,再到“一口受理、一套表式、一网运作、一次办理”的“四个一”联合年检方式。实施“四个一”联合年检后,浦东企业年检集中办理事项从8 项增加到15 项,并实现了三个突破。存在问题
浦东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总的来说,浦东行政审批的现状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发展自主权有限
浦东是上海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在发展的初期主要依靠的是国家政策优势,浦东自身也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在促进其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浦东囿于市辖区的特殊性质,其先发优势在不断弱化,许可设定的权力在和特事特办的空间在缩小,尤其是浦东没有独立的立法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发展自主权有限,使得其在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上受到一定的限制。
同时,还需承担部分区政府层面无法调整的、由上级政府委托或依法代行的相关审批事项,如海关、金融、工商、税务等属于中央和上海市政府垂直管理部门的事项,因此,需要进一步争取中央和上海市有关部门支持,以进一步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二)行政审批职能的实体界定尚不够清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政府职能转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需要其他各项工作的配合和协调。而当前浦东新区政府内“条”与“块”之间依旧存在较多的协调问题,如“条”与“块”之间部分事项分段管理,边界模糊区域就容易出现“真空”,从而造成大量协调成本。此外同时涉及到两个及两个以上事项的执法,容易出现互相推诿或者同时执法的情况。“块”内委办局之间职责权限划分不尽合理,造成事权与责任脱节,协调性事务人为增多,导致协调成本增加。
(三)行政审批的程序性制度尚不完善
从行政机关实施审批和登记行为的规范角度来看,每一项审批和登记事项都具有完整的专业性单行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法规性文件作为依据,每一次审批和登记行为都符合受理、审查和批准的基本程序,以及在法律文书、申请材料、档案要求等方面的规范。而从公民和企业方便办事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市场准入和建设项目审批等具有密切关联性的领域中,由于缺乏统一、完整、协同的程序性制度,给公民和企业造成了较大的不便。(四)行政审批的监督机制尚不健全
行政审批监督机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行政机关行使审批权力的监督机制;二是对审批之后的项目执行情况的后续监管机制。针对第一个方面的监督机制,浦东新区已于2006 年实施行政效能投诉、行政首长问责、行政审批电子监察、行政效能评估制等监督制度,建立了行政效能投诉中心。但内部监督往往缺乏制约和强制性保障,人大、政协、司法机关、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为监督主体的外部监督作用还不够明显。尤其是缺乏专门针对行政审批的责任追究制度,对行政审批权力的运行及程序性规定的执行予以监督。
案例二
杭州国土资源局行政审批改革
综观杭州国土资源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路,大致经历了以设立办事窗口为标志的探索起步、以土地证当场办结为标志的浅层量改、以行政审批集中办理为标志的深层量改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探索起步阶段(1998-2002年)
1998年7月1日,召开政务公开窗口办文制度新闻发布会,创设统一对外的办文窗口,将建设用地审批、土地资产处置、登记发证等审批服务事项,由各处室、单位分散受理改为窗口统一受理,成为杭州市最早建立窗口办文制度的部门之一。
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到机关办事“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的“三难”顽症得到初步治理。但是,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整体上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第二阶段:浅层量改阶段(2003-2009年)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加快转型,以全面推行招拍挂制度为标志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步入“深水区”,土地政策上升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国土资源部门在保护与保障、管理与服务方面的任务更加繁重。为此,2003年开展了以窗口微笑服务为统称、以提速增效为手段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适应新时期国土资源部门繁重工作任务的需要。
第三阶段:深层量改阶段(2010年至今)
回顾上述两个阶段的改革,主要是一场自上而下、国家层面明确改革方向和政策设计来推动基层的渐进式改革。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进程中,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实践,一方面圆满完成了国家和省、市确定的改革任务,另一方面也尝到了改革成果的甜头、累积了较为丰富的改革经验,特别是以窗口服务品牌为标志的服务效能、以土地证当场办结为标志的办事效率,迄今仍独树一帜,保持全省一流、全国领先水平。
主要成效
从上个世纪末改革之航启程,到2006年土地证当场办结措施的推出,直到2010年“集中审批”模式的践行,在这十余年的改革进程中,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用变革求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时代精神、杭州特点、国土特色的改革之路,初步构筑了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监督有效的行政审批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1.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
实施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办理后,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的职能作了重大调整,其主要职能也相应地转变为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对审批权力的监管。通过这一调整,有利于政府机关职能转变,解决权力缺位、错位、越位问题。与此同时,政府机关的服务职能进一步凸显,通过审批事项、职能、人员和服务的全面集中,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由“中转站”、“收发处”转变为便捷、高效的“办事处”,提高了为民服务水平。2.行政效能进一步优化
行政审批处的成立,意味局机关处室、事业单位职能的重构和优化,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行政效能的显著 提升。目前实行集中审批的31个事项,在行政审批处成立之前涉及10个处室、单位,共计60人左右在从事项目审批;行政审批处成立后,目前实际从事具体项目审批的只有15人,行政效能大幅度提升。3.办事效率进一步提高
将所有审批服务项目集中到一个处室办理,在“物理集中”的同时为“逻辑集中”创造了条件,从而有效 突破了体制机制“瓶颈”和障碍,为进一步提速增效开拓了新的广阔空间。据统计,实行审批集中后,31个审批服务事项办理时间再次提速18%左右。4.权力监管进一步强化
根据《作业指导手册》,所有审批事项均明确了流程图、办理标准和时间节点,不得擅自突破,并以此为依据开发了业务办理系统。任何一个经办环节超过时间节点的,在业务办理系统和数字监察系统中就会亮起“红灯”,从而启动问责程序。
案例三
广州市政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广州市分别于1999年、2002年、2006年开展了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对2700项行政审批备案事项进行清理,精简了70%。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2009年又启动了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取消转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下放、合并等方式,共减少审批事项566项,备案事项200项,精简率分别达到67.3%和69.2%。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275项,备案事项89项。深化行政审批改革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促进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基本做法
(一)强化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职能,实现一站式服务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涉及公共权力的再分配,部门利益的再调整,管理资源的再组合。广州市政府在统一各行政审批职能部门认识的基础上,组建了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实行集中统一办理行政审批事项,收到了好的效果。
(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2006年后特别是从2009年以来,广州市政府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坚持在减少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下放审批权限、缩短审批时间、简化审批手续、优化审批方法、加大监督力度等方面深化改革,有效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1.精简审批事项,简化审批手续。2.推行并联.批制度,缩短审批时。3.下放审批权限,管理中心下移。4.网上审批,提供零距离服务。5.预约审批,协同办理。
(三)创新审批理念,创新服务便民措施
广州市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努力创新行政审批服务理念,创新行政审批服务体系,有效地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1.深入进行党的宗旨教育,创新服务理念。
2.实施“政务惠民”工程,落实便 3.积极回访,全程跟踪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