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与启示
龙大轩 1965年生人，法学博士。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导，任《现代法学》副主编，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历朝历代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对当代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廉政建设进一步深化，有着重要的启示。
文化与廉政文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概其种类，有164种说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将文化当作名词来进行界定的。但笔者以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层面，即动词，取“文而化之”之义。最早的记载见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这是“文化”概念得以发端的源头。在早期文字中，“文”通皱纹的“纹”，意指人在年幼之时虽无皱纹，但也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逐渐有了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同时也有了皱纹。故“人文”就是指人类社会知识、智慧、经验、教训的积累，再用这样的积累去教化天下，天下之人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便是“文化”。文化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有了种种“文”的积淀，更在于用它去教化人，并使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可见，将“文化”一词作为动词来对待和理解，实具有鞭辟入里之功效，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文化的真谛。
传统中国社会，民众期盼清官、拥戴清官，官员集团亦以做清官作为道德指引，国家也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度，在选拔和考核环节加大道德评价的比重，从而形成一种社会认同，出现一种清官情结，进而成为传统廉政文化中最具说服力的内容。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清官可谓层出不穷，所以历代正史中常常会为之立传，《循吏传》便是其例。众人熟知的包公、海瑞、于成龙等，更是其中的典范。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就是要用在清官政治的实践中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去教化天下，使人们的思想认识随之产生变化，从而全面提高官员集团的道德修养和工作能力，推动政治清明和法制进步。
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换言之，乃是在追求做清官的价值导向之下，逐渐凝练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化品格，成为引导更多官员向清官的目标渐行渐近的成功经验。
（一）清廉：对待财富的品格
《广雅》中解释：“廉，清也。”即要求人对待财富要保持廉洁自律的心态，无论是对待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荣誉这种种利益，不能有贪心。这样的文化品格，刚好和贪官相对应。
宋朝的包拯，是位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克己奉公、刚正廉洁。因担心自己死后，会有子孙后代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去贪赃枉法，特意立下遗嘱，告诫后人说：我的后世子孙，为官者若贪赃枉法，便要将他从族谱上除名，死后不准葬入祖坟，还要将其丑恶“事迹”刻成碑文，立于堂屋东墙以警示后人。
明朝海瑞，在当县令时，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饱，母亲过生日，他只能买两斤肉去贺寿，结果这事都被当成“稀罕事”传到总督胡宗宪那里（《明史·海瑞传》）。清朝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赴任途中，居然要以萝卜充饥，仅有一袭官衣蔽体。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上述这些官员，身上有着一种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对待财富能保持廉洁的态度。可以说，为官清廉是传统廉政文化的第一层要求。
然而“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人都会有追逐利益财富的欲望。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简朴变得奢华，容易，因为这是在放纵欲望；由奢华变得简朴，困难，因为这需要克制欲望。作为官员，手握实权、占据资源，面临的诱惑远高于常人，真正要做到克制私欲、廉洁不贪，并非易事。正因如此，故而历代特别重视廉政文化的教化。
第一，将清廉作为高尚的品德来塑造。《增广贤文》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官员本应有高于常人的道德修养，故孟子就极力主张：“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东汉名臣杨震，高升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汉书·杨震传》）。
杨震在“暮夜无知”的私密环境，能扛住金钱的诱惑，正是一种高尚品德在起作用。儒家强调“慎独”功夫，是一种道德修养的途径。《礼记·中庸》中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即便在别人看不到的环境中也应当有所警惕，在别人听不见的情况下也应当有所敬畏。任何时候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自觉按一定的道德准则去行动。
第二，将清廉作为人生智慧来追求，《道德经》第九章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对待财富荣誉，需要保持正确的态度，追求过度，或许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反之，淡泊名利却能让人一生平安。楚汉战争时期，萧何、韩信和张良为刘邦争霸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史称“汉初三杰”。然而这三人后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萧何在争霸战争期间，为刘邦搞后方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草。因此在论功行赏时，他排名第一，封酂侯，赏赐大量金银财宝，还给他特殊荣誉：“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后来，刘邦带兵出去平定诸侯王叛乱，萧何留守关中。刘邦不放心他，经常派使者回来慰问萧何。有一次，干脆给他配备了一支五百人的卫队。萧何的谋士对他分析说：“君灭族不久矣！”（《史记·萧相国世家》）您来关中十余年，威信太高，皇上给您配备卫队，是不放心您。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便会功高震主，招致灾祸。于是萧何将自己以前得的赏赐全部捐作军费，并主动降低自己的威信，从而保得平安。这就印证了“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那句话。
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史记·高祖本纪》），是个常胜将军，因此也很高傲。大汉统一后，被封为楚王，“行县邑，陈兵出入”（《史记·淮阴侯列传》），到县乡视察工作，居然要排兵布阵前往，把场面搞得很大。有人告他谋反，刘邦趁机就把他抓了起来，降级为淮阴侯，到公元前196年，韩信被诛灭三族，享年36岁。印证了“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那句话。
张良是刘邦最得力的军师，史称他“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他淡泊名利，刘邦封汉王时，给他赏赐两斗金银珠宝，他分文未取；打败项羽后，封他为齐侯，他也不要，只要了个小小的留侯，在今天微山湖一带。57岁退隐山林，一辈子平平安安、善始善终。在历代开国功臣中，能得善终的不多，张良是其中的典型。这就印证了“功成身退，天之道”那句话。
通过比较可知，对财富荣誉看得太重，虽然能富贵一时，往往后果不好；反之，能做到淡泊名利，虽然生活平淡，却是能给人带来一生平安的智慧。
总而言之，传统廉政文化中“清廉”的文化品格，要求领导干部克制贪欲，这既是一种道德操守，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二）清明：对待工作的品格
《周礼·天官·小宰》对“廉”作如是解：“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廉能”指遇事能够明察，有解决困难的能力，故又有“廉明”的说法。有些官员，虽然能做到不贪不腐，显得清廉，却疏于职事、怠政懒政，自然算不得清官。故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要求官员对待工作事务要做到清明。遇到工作上的困难、棘手的案件，要迎难而上，发挥聪明才智，做到明察秋毫、明辨是非，还老百姓以清明世界，树领导干部以清明形象。清明的文化品格可和“昏官”相对。
历代衙门正堂上，往往会悬挂一个牌匾：“明镜高悬。”来源于《西京杂记》卷三中所记载的“秦镜”，有的官员为了标榜自己的清明，就在公堂上挂起“秦镜高悬”的匾额。由于人们对“秦镜”的典故不太熟悉，后来就将“秦镜”改为“明镜”。这种设置表明，历代统治者对各级官吏清明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期望值。唐朝考核官吏，有一条法律规定：“清慎明著”。即为官清明的升官；不清明的降级。正是有了这些要求，所以历史上涌现出众多为官清明的典型。人们熟悉的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他们都以办案如神著称，被老百姓称为神探，其实这都是为官清明的文化品格的表现。如何才能做到为官清明？
首先，要有一颗为民办事的公心。
《荀子·不苟》篇里有句话叫“公生明”。这句话又被后来的官箴所援用：“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该碑文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个人以为，“公生明”就是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要有一颗公心，然后遇事才能产生明察。古人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为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清廉、为民、务实”，都是要求领导干部要有一颗公心，一颗为民之心。只有这样，才能开动脑筋、克服困难，明辨是非。
唐朝咸通（860—874）初年，江阴县令赵和是个著名清官。与江阴县隔江相邻的淮阴县发生一桩案件。“东邻”农民向“西邻”农民借钱万缗，同时以“庄券”（即地契）做抵押。后来，东邻农民先还八千缗钱给西邻农民，没有打收条。再后来，东邻归还剩下的两千缗时，西邻农民矢口否认已还八千缗的事实，且拒不归还地契。东邻无奈，只好诉诸公堂，然因“既无保证，又无文籍”“诉与州县，皆不能直”。无奈转而求助于江阴县令赵和。和曰：“县政甚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意思是自己是江阴县令，管不了淮阴县的案件，否则便是超越管辖权。东邻泣曰：“此不得理，无由自申。”
赵和见东邻冤屈难伸，便为他苦思对策。依照大唐法律，凡在江中犯罪，两边的县都有管辖权。江阴与淮阴隔一条江，为了受理东庄农民的案件，赵和给淮阴县去了一纸公文，说本县在江中破获一起“寇江”（江洋大盗）案，同案犯供认，贵县有个西邻农民也参与了此案，望贵县协助缉拿，押送本县听审。淮阴县衙旋即将西邻农民押送江阴县。赵和审问西邻为何参与“寇江”，西邻否认。又令其如实申报家中财产，西邻为解脱自己与“寇江”的干系，答曰：“稻若干斛，庄人某人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缗，东邻赎契者。”赵和见西邻说出实情，再叫出东邻对质，西邻只好承认还钱的事实，问题遂得妥善解决。（《棠阴比事》下篇）
赵和作为江阴县令，本无义务为东邻申冤，但他心里装着一颗为民做主的公心，所以才会采用巧妙的方法智断此案，留下千古美名。
其次，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官清明，除了要有“为民”的态度之外，还要有超强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困难，要开动脑筋，多想办法，甚至加班加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为官清明。
在传统社会，我们的祖先摸索出一套解决疑难问题、审理棘手案件的系统方法，叫作“五听”，又叫“五声听狱讼”。具体操作办法为：“观其言辞，不直则烦。观其颜色，不直则赧。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观其眸子，不直则眊。”（《周礼·秋官·小司寇》）即通过观察言辞、脸色、呼吸、听聆、眼神这五个方面来判断真伪，发现真相。这样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有效地开展工作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清正：对待压力的品格
《广雅》曰：“廉，稜也。”意指正直、刚直、品行方正，故而常有“廉直”的说法。传统社会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廉政文化之第三层含义，就是要培养官员廉直的操守，对待人为压力，要有正直、正气、刚正的品格，要讲原则，做到刚直不阿、公正执法。清正的文化品格正好和“庸官”相对。
东汉初年，69岁的董宣做了洛阳县令，在办理一桩“苍头白日杀人”案时遇到了极大的压力。当时的“苍头”，代指家奴。该案凶手是湖阳公主刘黄的苍头，而刘黄正是当朝皇帝刘秀的亲姐姐，权势炙手可热。此苍头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躲在公主府，没人敢去抓捕。董宣不顾压力，带着十几个狱卒，在公主的车队中发现苍头，正欲缉拿，遭到湖阳公主的强力阻拦。没想到董宣竟然“以刀画地”，强行拦住车队，将凶手缉拿下车，就地正法。那场面令人荡气回肠，大快人心！（《后汉书·董宣传》）
董宣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传统廉政文化中“清正”的文化品格。历史上，民间关于“南瑞北拯”的说法，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北拯指的是包拯，南瑞则指海瑞。传说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有三口铡刀：龙头铡专铡皇亲国戚、凤子龙孙；虎头铡专铡贪官污吏、祸国奸臣；狗头铡专铡土豪劣绅、恶霸无赖。该说法虽见于文学作品《三侠五义》，不能作为信史，但包拯公正执法、不畏权贵的品质则是妇孺皆知。海瑞任户部主事时，眼看嘉靖皇帝不理朝政，整日沉迷于长生方术，严嵩父子把持朝政，祸国殃民；官场昏暗不堪，民不聊生，遂准备好棺材，与家人一一告别，冒死上书：“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建议嘉靖皇帝下台。被激怒的嘉靖皇帝将其下狱，直到穆宗继位的时候，海瑞才得以释放并官复原职。
清正的文化品格虽然为世人所赞扬，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
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本性。
人生在世，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物欲、色欲、权势欲、名利欲，如此等等，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尺度。只有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做到清正。欲望多了，往往被迷住心窍，难以做到刚正。有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桩案件中，原告为了打赢官司，给县太爷送了五两银子；被告为了打赢官司，给县太爷送了十两银子。开庭审理时，原告一说话，县太爷就说：“你不老实，给我大刑伺候。”原告心想，我给他送了礼，怎么还要打我呢？于是举手叉开五指说：“老爷，我可是有理（礼）的呀！”一语双关，意思是我可是给你送了五两银子的礼的，怎么还打我呀！没想到县太爷也伸开五指，先用手心指着原告，再翻一下掌，用手背指着被告，说：“你有理（礼），他比你更有理（礼）。给我打！”暗含的意思就是你才送五两为礼，人家可比你翻了一倍。这个县官为物欲所奴役，自然也做不到公正。一个领导干部被这样的欲或那样的欲所控制，就难以做到清正。
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关系。
人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不是孤家寡人，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牵一发而动全身”。遇到问题，你想公正办理，别人往往会通过你的同学、亲友，甚至家人来说情。在各种关系的牵制之下，有的人就难以摆正自己的心态了；如果完全不顾这种种社会关系，恐怕在社会上乃至家庭中，就难以被人认同。
比如海瑞在出任南京右都御史时，老朋友何以尚前去拜见。这是何许人也？前面提到海瑞因得罪嘉靖皇帝而被打入死牢，何以尚上书为他求情，因此被打了一百板子，并关进监狱。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结果海瑞接见他时，把他座位安排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以示自己公正无私。何以尚看到如此场面，觉得海瑞这哥儿们太不近情理，气得当场离去，并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要想做到清正，老朋友都容不得你，况其他人乎！
如何才能做到清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查禁鸦片时在自己的府衙写的一副对联。我认为领导干部就是要有这种“无欲则刚”的态度，才能做到清正。“无欲则刚”源于儒家经典。“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第五》）人的欲望太多，是很难做到刚强正直的。
古人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海瑞敢于批评皇帝，那是把求生之欲看淡了，才有这份勇气；董宣面临湖阳公主的干涉，宁愿不要乌纱帽，也要顶住压力、坚持原则，那是把权势之欲看淡了，才有这份担当。一个人只有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才能像孟子说的那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有了这样的大丈夫人格，才能锤炼出为官清正的文化品格。
传统廉政文化的成因与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廉政文化，是受什么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呢？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又有哪些有益的启示？
（一）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成因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繁荣。诸子百家，各领风骚。说是百家，其实主要有十几家，比如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等等。其中儒、法两家的思想，对后世政治法制建设影响最大。那么，在这两家之中，清官文化主要是受了哪家思想而形成的呢？
两家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人与法”谁最重要的问题意见不同。
法家认为，治国安邦，法最重要，人的作用微不足道。提倡“垂法而治”“以法而治”；只要法律制定好了，官员们只要有“中人之智”（《慎子逸文》），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法家代表人物慎到的观点。
儒家认为，治理国家，法固然重要，但法需要靠人来运行，“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所以人最重要，提倡“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强调人在政治法治实践中的作用。既然人在政治法治实践中最重要，所以不能选道德品质很一般的“中人”出来做官，而要“举贤才”，要选个人修养好、品格高的人出来做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举贤才”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选拔官吏的重要原则。
一方面，国家制定的政策，要选拔道德高尚的清廉、清明、清正的人出来做官。汉武帝推出“举孝廉”的制度，就是要选拔孝顺父母和廉洁自律的人出来做官。还多次出台了举“贤良方正”的政策，就是选拔品行刚正的人出来做官。
另一方面，民众知道有这样的政策、制度，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官，无不都希望提升自己的品德，从而进入仕途。
还有一方面，做官的人也知道，只能不断锤炼自己的道德修养，在清廉、清明、清正等品格上进一步提升，才能升官。
于是，“做好官”“做清官”成了众多人的共同追求，清官情结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认同。汉朝有清吏、清白吏、循吏等概念，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清官这一准确概念。到了唐朝，清官的文化要素系统地转化为法律制度。比如唐朝考察官吏的标准叫作“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品德方面的要求，“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才能政绩的要求。考核标准为：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可见官吏考核时，品德方面的标准是最重要的，体现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在四善中，第二善就包括“清廉”“清明”的文化要素，第三善就是“清正”的文化要素。
当文化转化为法律制度后，法律制度又会反过来极大地推动文化的传播。所以唐宋以后，清官情结越来越浓郁，每个时代都有典型的清官代表，其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廉政文化得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
通过梳理可见，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主要是受儒家“为政在人”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
（二）传统廉政文化的现实启示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对进一步完善现实的用人政策，推动廉政建设也很有启发作用。
《礼记·曲礼》中有“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句话后来直接演化为“为吏之道”，也就是做官的标准：“临财见利，勿取苟富；临难见死，勿取苟免。”遇到财富荣誉，不要苟且得到；遇到困难压力，也不能苟且逃避。“毋苟得”是一种名利观，指的就是“清廉”的文化品格；“毋苟免”是一种困难观，指的就是“清明”“清正”的文化品格。
其实考察一个官员很简单，不必用一些假大空的指标来考察，关键就看他对财富荣誉和困难灾难是什么态度。对待财富荣誉有“苟得”之心的人，对待困难压力有“苟免”之心的人，一定要慎用，甚至不用。用这样的方法来选拔干部，既简单易行，又能提高干部队伍的德行才能。
综上所述，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主要包括三重品格：对待财富荣誉要“清廉”，对待工作中的困难要“清明”，对待人为压力要“清正”。这些文化元素，对于推进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是极具借鉴意义的。
来源：光明日报
第二篇：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与启示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历朝历代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对当代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廉政建设进一步深化，有着重要的启示。
文化与廉政文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概其种类，有164种说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将文化当作名词来进行界定的。但笔者以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层面，即动词，取“文而化之”之义。最早的记载见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这是“文化”概念得以发端的源头。在早期文字中，“文”通皱纹的“纹”，意指人在年幼之时虽无皱纹，但也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逐渐有了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同时也有了皱纹。故“人文”就是指人类社会知识、智慧、经验、教训的积累，再用这样的积累去教化天下，天下之人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便是“文化”。文化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有了种种“文”的积淀，更在于用它去教化人，并使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可见，将“文化”一词作为动词来对待和理解，实具有鞭辟入里之功效，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文化的真谛。
传统中国社会，民众期盼清官、拥戴清官，官员集团亦以做清官作为道德指引，国家也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度，在选拔和考核环节加大道德评价的比重，从而形成一种社会认同，出现一种清官情结，进而成为传统廉政文化中最具说服力的内容。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清官可谓层出不穷，所以历代正史中常常会为之立传，《循吏传》便是其例。众人熟知的包公、海瑞、于成龙等，更是其中的典范。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就是要用在清官政治的实践中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去教化天下，使人们的思想认识随之产生变化，从而全面提高官员集团的道德修养和工作能力，推动政治清明和法制进步。
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换言之，乃是在追求做清官的价值导向之下，逐渐凝练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化品格，成为引导更多官员向清官的目标渐行渐近的成功经验。
（一）清廉：对待财富的品格 《广雅》中解释：“廉，清也。”即要求人对待财富要保持廉洁自律的心态，无论是对待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荣誉这种种利益，不能有贪心。这样的文化品格，刚好和贪官相对应。
宋朝的包拯，是位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克己奉公、刚正廉洁。因担心自己死后，会有子孙后代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去贪赃枉法，特意立下遗嘱，告诫后人说：我的后世子孙，为官者若贪赃枉法，便要将他从族谱上除名，死后不准葬入祖坟，还要将其丑恶“事迹”刻成碑文，立于堂屋东墙以警示后人。
明朝海瑞，在当县令时，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饱，母亲过生日，他只能买两斤肉去贺寿，结果这事都被当成“稀罕事”传到总督胡宗宪那里（《明史·海瑞传》）。清朝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赴任途中，居然要以萝卜充饥，仅有一袭官衣蔽体。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上述这些官员，身上有着一种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对待财富能保持廉洁的态度。可以说，为官清廉是传统廉政文化的第一层要求。
然而“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人都会有追逐利益财富的欲望。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简朴变得奢华，容易，因为这是在放纵欲望；由奢华变得简朴，困难，因为这需要克制欲望。作为官员，手握实权、占据资源，面临的诱惑远高于常人，真正要做到克制私欲、廉洁不贪，并非易事。正因如此，故而历代特别重视廉政文化的教化。
第一，将清廉作为高尚的品德来塑造。《增广贤文》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官员本应有高于常人的道德修养，故孟子就极力主张：“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东汉名臣杨震，高升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汉书·杨震传》）。
杨震在“暮夜无知”的私密环境，能扛住金钱的诱惑，正是一种高尚品德在起作用。儒家强调“慎独”功夫，是一种道德修养的途径。《礼记·中庸》中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即便在别人看不到的环境中也应当有所警惕，在别人听不见的情况下也应当有所敬畏。任何时候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自觉按一定的道德准则去行动。
第二，将清廉作为人生智慧来追求，《道德经》第九章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对待财富荣誉，需要保持正确的态度，追求过度，或许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反之，淡泊名利却能让人一生平安。楚汉战争时期，萧何、韩信和张良为刘邦争霸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史称“汉初三杰”。然而这三人后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萧何在争霸战争期间，为刘邦搞后方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草。因此在论功行赏时，他排名第一，封酂侯，赏赐大量金银财宝，还给他特殊荣誉：“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后来，刘邦带兵出去平定诸侯王叛乱，萧何留守关中。刘邦不放心他，经常派使者回来慰问萧何。有一次，干脆给他配备了一支五百人的卫队。萧何的谋士对他分析说：“君灭族不久矣！”（《史记·萧相国世家》）您来关中十余年，威信太高，皇上给您配备卫队，是不放心您。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便会功高震主，招致灾祸。于是萧何将自己以前得的赏赐全部捐作军费，并主动降低自己的威信，从而保得平安。这就印证了“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那句话。
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史记·高祖本纪》），是个常胜将军，因此也很高傲。大汉统一后，被封为楚王，“行县邑，陈兵出入”（《史记·淮阴侯列传》），到县乡视察工作，居然要排兵布阵前往，把场面搞得很大。有人告他谋反，刘邦趁机就把他抓了起来，降级为淮阴侯，到公元前196年，韩信被诛灭三族，享年36岁。印证了“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那句话。
张良是刘邦最得力的军师，史称他“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他淡泊名利，刘邦封汉王时，给他赏赐两斗金银珠宝，他分文未取；打败项羽后，封他为齐侯，他也不要，只要了个小小的留侯，在今天微山湖一带。57岁退隐山林，一辈子平平安安、善始善终。在历代开国功臣中，能得善终的不多，张良是其中的典型。这就印证了“功成身退，天之道”那句话。
通过比较可知，对财富荣誉看得太重，虽然能富贵一时，往往后果不好；反之，能做到淡泊名利，虽然生活平淡，却是能给人带来一生平安的智慧。
总而言之，传统廉政文化中“清廉”的文化品格，要求领导干部克制贪欲，这既是一种道德操守，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二）清明：对待工作的品格
《周礼·天官·小宰》对“廉”作如是解：“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廉能”指遇事能够明察，有解决困难的能力，故又有“廉明”的说法。有些官员，虽然能做到不贪不腐，显得清廉，却疏于职事、怠政懒政，自然算不得清官。故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要求官员对待工作事务要做到清明。遇到工作上的困难、棘手的案件，要迎难而上，发挥聪明才智，做到明察秋毫、明辨是非，还老百姓以清明世界，树领导干部以清明形象。清明的文化品格可和“昏官”相对。
历代衙门正堂上，往往会悬挂一个牌匾：“明镜高悬。”来源于《西京杂记》卷三中所记载的“秦镜”，有的官员为了标榜自己的清明，就在公堂上挂起“秦镜高悬”的匾额。由于人们对“秦镜”的典故不太熟悉，后来就将“秦镜”改为“明镜”。这种设置表明，历代统治者对各级官吏清明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期望值。唐朝考核官吏，有一条法律规定：“清慎明著”。即为官清明的升官；不清明的降级。正是有了这些要求，所以历史上涌现出众多为官清明的典型。人们熟悉的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他们都以办案如神著称，被老百姓称为神探，其实这都是为官清明的文化品格的表现。如何才能做到为官清明？
首先，要有一颗为民办事的公心。
《荀子·不苟》篇里有句话叫“公生明”。这句话又被后来的官箴所援用：“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该碑文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个人以为，“公生明”就是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要有一颗公心，然后遇事才能产生明察。古人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为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清廉、为民、务实”，都是要求领导干部要有一颗公心，一颗为民之心。只有这样，才能开动脑筋、克服困难，明辨是非。
唐朝咸通（860—874）初年，江阴县令赵和是个著名清官。与江阴县隔江相邻的淮阴县发生一桩案件。“东邻”农民向“西邻”农民借钱万缗，同时以“庄券”（即地契）做抵押。后来，东邻农民先还八千缗钱给西邻农民，没有打收条。再后来，东邻归还剩下的两千缗时，西邻农民矢口否认已还八千缗的事实，且拒不归还地契。东邻无奈，只好诉诸公堂，然因“既无保证，又无文籍”“诉与州县，皆不能直”。无奈转而求助于江阴县令赵和。和曰：“县政甚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意思是自己是江阴县令，管不了淮阴县的案件，否则便是超越管辖权。东邻泣曰：“此不得理，无由自申。”
赵和见东邻冤屈难伸，便为他苦思对策。依照大唐法律，凡在江中犯罪，两边的县都有管辖权。江阴与淮阴隔一条江，为了受理东庄农民的案件，赵和给淮阴县去了一纸公文，说本县在江中破获一起“寇江”（江洋大盗）案，同案犯供认，贵县有个西邻农民也参与了此案，望贵县协助缉拿，押送本县听审。淮阴县衙旋即将西邻农民押送江阴县。赵和审问西邻为何参与“寇江”，西邻否认。又令其如实申报家中财产，西邻为解脱自己与“寇江”的干系，答曰：“稻若干斛，庄人某人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缗，东邻赎契者。”赵和见西邻说出实情，再叫出东邻对质，西邻只好承认还钱的事实，问题遂得妥善解决。（《棠阴比事》下篇）
赵和作为江阴县令，本无义务为东邻申冤，但他心里装着一颗为民做主的公心，所以才会采用巧妙的方法智断此案，留下千古美名。
其次，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官清明，除了要有“为民”的态度之外，还要有超强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困难，要开动脑筋，多想办法，甚至加班加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为官清明。
在传统社会，我们的祖先摸索出一套解决疑难问题、审理棘手案件的系统方法，叫作“五听”，又叫“五声听狱讼”。具体操作办法为：“观其言辞，不直则烦。观其颜色，不直则赧。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观其眸子，不直则眊。”（《周礼·秋官·小司寇》）即通过观察言辞、脸色、呼吸、听聆、眼神这五个方面来判断真伪，发现真相。这样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有效地开展工作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清正：对待压力的品格 《广雅》曰：“廉，稜也。”意指正直、刚直、品行方正，故而常有“廉直”的说法。传统社会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廉政文化之第三层含义，就是要培养官员廉直的操守，对待人为压力，要有正直、正气、刚正的品格，要讲原则，做到刚直不阿、公正执法。清正的文化品格正好和“庸官”相对。
东汉初年，69岁的董宣做了洛阳县令，在办理一桩“苍头白日杀人”案时遇到了极大的压力。当时的“苍头”，代指家奴。该案凶手是湖阳公主刘黄的苍头，而刘黄正是当朝皇帝刘秀的亲姐姐，权势炙手可热。此苍头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躲在公主府，没人敢去抓捕。董宣不顾压力，带着十几个狱卒，在公主的车队中发现苍头，正欲缉拿，遭到湖阳公主的强力阻拦。没想到董宣竟然“以刀画地”，强行拦住车队，将凶手缉拿下车，就地正法。那场面令人荡气回肠，大快人心！（《后汉书·董宣传》）
董宣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传统廉政文化中“清正”的文化品格。历史上，民间关于“南瑞北拯”的说法，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北拯指的是包拯，南瑞则指海瑞。传说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有三口铡刀：龙头铡专铡皇亲国戚、凤子龙孙；虎头铡专铡贪官污吏、祸国奸臣；狗头铡专铡土豪劣绅、恶霸无赖。该说法虽见于文学作品《三侠五义》，不能作为信史，但包拯公正执法、不畏权贵的品质则是妇孺皆知。海瑞任户部主事时，眼看嘉靖皇帝不理朝政，整日沉迷于长生方术，严嵩父子把持朝政，祸国殃民；官场昏暗不堪，民不聊生，遂准备好棺材，与家人一一告别，冒死上书：“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建议嘉靖皇帝下台。被激怒的嘉靖皇帝将其下狱，直到穆宗继位的时候，海瑞才得以释放并官复原职。
清正的文化品格虽然为世人所赞扬，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本性。
人生在世，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物欲、色欲、权势欲、名利欲，如此等等，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尺度。只有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做到清正。欲望多了，往往被迷住心窍，难以做到刚正。有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桩案件中，原告为了打赢官司，给县太爷送了五两银子；被告为了打赢官司，给县太爷送了十两银子。开庭审理时，原告一说话，县太爷就说：“你不老实，给我大刑伺候。”原告心想，我给他送了礼，怎么还要打我呢？于是举手叉开五指说：“老爷，我可是有理（礼）的呀！”一语双关，意思是我可是给你送了五两银子的礼的，怎么还打我呀！没想到县太爷也伸开五指，先用手心指着原告，再翻一下掌，用手背指着被告，说：“你有理（礼），他比你更有理（礼）。给我打！”暗含的意思就是你才送五两为礼，人家可比你翻了一倍。这个县官为物欲所奴役，自然也做不到公正。一个领导干部被这样的欲或那样的欲所控制，就难以做到清正。
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关系。
人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不是孤家寡人，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牵一发而动全身”。遇到问题，你想公正办理，别人往往会通过你的同学、亲友，甚至家人来说情。在各种关系的牵制之下，有的人就难以摆正自己的心态了；如果完全不顾这种种社会关系，恐怕在社会上乃至家庭中，就难以被人认同。
比如海瑞在出任南京右都御史时，老朋友何以尚前去拜见。这是何许人也？前面提到海瑞因得罪嘉靖皇帝而被打入死牢，何以尚上书为他求情，因此被打了一百板子，并关进监狱。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结果海瑞接见他时，把他座位安排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以示自己公正无私。何以尚看到如此场面，觉得海瑞这哥儿们太不近情理，气得当场离去，并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要想做到清正，老朋友都容不得你，况其他人乎！
如何才能做到清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查禁鸦片时在自己的府衙写的一副对联。我认为领导干部就是要有这种“无欲则刚”的态度，才能做到清正。“无欲则刚”源于儒家经典。“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第五》）人的欲望太多，是很难做到刚强正直的。
古人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海瑞敢于批评皇帝，那是把求生之欲看淡了，才有这份勇气；董宣面临湖阳公主的干涉，宁愿不要乌纱帽，也要顶住压力、坚持原则，那是把权势之欲看淡了，才有这份担当。一个人只有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才能像孟子说的那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有了这样的大丈夫人格，才能锤炼出为官清正的文化品格。
包拯
传统廉政文化的成因与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廉政文化，是受什么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呢？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又有哪些有益的启示？
（一）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成因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繁荣。诸子百家，各领风骚。说是百家，其实主要有十几家，比如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等等。其中儒、法两家的思想，对后世政治法制建设影响最大。那么，在这两家之中，清官文化主要是受了哪家思想而形成的呢？
两家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人与法”谁最重要的问题意见不同。
法家认为，治国安邦，法最重要，人的作用微不足道。提倡“垂法而治”“以法而治”；只要法律制定好了，官员们只要有“中人之智”（《慎子逸文》），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法家代表人物慎到的观点。
儒家认为，治理国家，法固然重要，但法需要靠人来运行，“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所以人最重要，提倡“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强调人在政治法治实践中的作用。既然人在政治法治实践中最重要，所以不能选道德品质很一般的“中人”出来做官，而要“举贤才”，要选个人修养好、品格高的人出来做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举贤才”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选拔官吏的重要原则。
一方面，国家制定的政策，要选拔道德高尚的清廉、清明、清正的人出来做官。汉武帝推出“举孝廉”的制度，就是要选拔孝顺父母和廉洁自律的人出来做官。还多次出台了举“贤良方正”的政策，就是选拔品行刚正的人出来做官。
另一方面，民众知道有这样的政策、制度，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官，无不都希望提升自己的品德，从而进入仕途。
还有一方面，做官的人也知道，只能不断锤炼自己的道德修养，在清廉、清明、清正等品格上进一步提升，才能升官。
于是，“做好官”“做清官”成了众多人的共同追求，清官情结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认同。汉朝有清吏、清白吏、循吏等概念，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清官这一准确概念。到了唐朝，清官的文化要素系统地转化为法律制度。比如唐朝考察官吏的标准叫作“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品德方面的要求，“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才能政绩的要求。考核标准为：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可见官吏考核时，品德方面的标准是最重要的，体现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在四善中，第二善就包括“清廉”“清明”的文化要素，第三善就是“清正”的文化要素。
当文化转化为法律制度后，法律制度又会反过来极大地推动文化的传播。所以唐宋以后，清官情结越来越浓郁，每个时代都有典型的清官代表，其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廉政文化得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
通过梳理可见，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主要是受儒家“为政在人”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
（二）传统廉政文化的现实启示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对进一步完善现实的用人政策，推动廉政建设也很有启发作用。
《礼记·曲礼》中有“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句话后来直接演化为“为吏之道”，也就是做官的标准：“临财见利，勿取苟富；临难见死，勿取苟免。”遇到财富荣誉，不要苟且得到；遇到困难压力，也不能苟且逃避。“毋苟得”是一种名利观，指的就是“清廉”的文化品格；“毋苟免”是一种困难观，指的就是“清明”“清正”的文化品格。
其实考察一个官员很简单，不必用一些假大空的指标来考察，关键就看他对财富荣誉和困难灾难是什么态度。对待财富荣誉有“苟得”之心的人，对待困难压力有“苟免”之心的人，一定要慎用，甚至不用。用这样的方法来选拔干部，既简单易行，又能提高干部队伍的德行才能。
综上所述，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主要包括三重品格：对待财富荣誉要“清廉”，对待工作中的困难要“清明”，对待人为压力要“清正”。这些文化元素，对于推进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是极具借鉴意义的。
第三篇：廉政文化经验材料
大力弘扬廉政文化促进廉政文化建设
XXX区纪委监察局
（2010年4月）
近年来，XXX区积极寻求廉政文化与廉政建设的结合点，努力探索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在教育的内容、载体、领域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践探索，不断增强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明确思路，加强领导，把建设廉政文化作为构建惩防体系的重要工作来抓
1、加强领导，健全机制。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将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列入全区文化建设的大格局之中，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以关注和支持，2009年，区委、区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成立了区委书记XXX为组长的马村区廉政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明确了领导机制，进行了责任分工，为廉政文化建设创造良好条件，确保廉政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有效推进。各级各部门也分别成立了领导小组，明确了分管领导具体抓，专人负责，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区委书记李XXX，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XXX等领导同志十分关注全区的廉政文化建设，多次过问、察看廉政文化建设进展情况，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区纪委充分发挥党风廉政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加强对廉政文化建设的组织协调，认真谋划，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精心组织。
2、强化责任，严格要求。区委、区政府坚持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作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列入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区纪委、区委宣传部不等不靠，主动承担起牵头责任，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协调督办，纪委、组织和宣传部门通力协作，文化、教育、新闻、党校、共青团、妇联、机关工委、工会、民政、农业等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各展所长，群众广泛参与，整体联动，上下互动的工作机制。同时，我区建立健全廉政文化建设的目标管理、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细化目标，量化管理，变“软任务”为“硬任务”，形成一套完整、科学、操作性强的目标管理体系。并把廉政文化建设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实行重分值调控，作为评价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的依据，进一步增强各级党委、政府抓廉政文化建设的责任意识。
二、突出重点，拓展领域，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中央纪委在十七大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制定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增强全社会反腐倡廉意识。”因此，我区进一步开拓视野，丰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内容，拓展领域，延伸触角，坚持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与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农村文化、机关文化、家庭文化、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重点开展了廉政文化“六进”（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活动。
1、廉政文化进机关，打造廉政机关。我们在全区政府机关中广泛开展了以反腐倡廉为主题，以多种文化活动为载体，以打造为民务实、清廉高效的和谐机关为目标的廉政文化进机关活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一是制作廉政文化标牌，营造良好环境。XXX国税局在楼梯、走廊等醒目位置悬挂32块廉政文化标牌，为中层以上干部制作16个廉政台签，增强了大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二是构建廉政网站，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在安阳城乡、北办、教育局等试点单位建设了廉政网站，充分利用区、乡二级廉政教育网络，设计制作了廉政文化建设主题网页，开设廉政文化建设论坛，并在全区征集廉政警示格言。三是结合单位特点，创造性开展活动。区XXX为全院53名领导干部及干警制作了“亲情助廉”警示卡，印制了富有亲情味的廉政警示格言，及时提醒身处特殊岗位的干部要经受住各种考验诱惑。马村XXX印制了廉政文化监督卡，让广大群众和纳税人监督全局干部，确保机关廉洁高效。四是实行了廉政文化作品会前欣赏制度。在全区性会议以及乡科级单位全体人员会议会前10至15分钟，利用多媒体显示屏、CD等现代传媒设施，播出格言、漫画、歌曲等反腐倡廉作品，供与会人员欣赏学习，扩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通过各单位的共同努力，全区
机关廉政文化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形成了浓厚的舆论宣传氛围，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反腐倡廉教育。
2、廉政文化进学校，从小树立廉政观。我区坚持采取“七个一”措施，扎实开展廉政文化进学校活动。一是每季度组织教师进行一次以廉政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教育，充分利用周三师德教育和政治学习，学习《实施纲要》，学习党政纪条规，增强全体教师的廉政意识。二是每两个月上一堂廉政教育专题课，每学期组织对学生开展一次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思想道德教育，把廉政文化纳入课堂教学，增强廉政教育的经常性和规范性。三是每学期组织教师、学生观看一次反腐倡廉电教片，并组织讨论，撰写观后感，通过现代化手段开展廉政文化教育。四是开展一次廉政警句、格言征集活动，在校园制作警句和格言宣传牌，营造廉政文化氛围，提高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五是全区各校图书馆设立一个“廉政图书专柜”，每个教室建立一个“廉政文化角”，并充分利用墙报、黑板报、教育园地等建设“廉政文化教育园地”，方便师生阅览廉政书籍，学习廉政知识。六是每学期组织一次以廉政文化为主题的班团队活动，把廉政教育融入学生班团队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自觉学习廉政知识。七是每学期开展一次以廉政文化为主题的课外活动，通过组织书画比赛、讲故事比赛、漫画比赛、演讲比赛、儿歌创作比赛等形式，增强校园廉洁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3、廉政文化进社区，人人把好廉政关。为了使更多的人感受到廉政文化，让廉政教育渗透到领导干部的八小时外，渗透到寻常百姓中，使廉政教育真正能入情入理、入脑入心，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探索在廉政文化进社区方面，因地适宜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一是组建一支社区廉政文化建设志愿者队伍。组织辖区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干部建立一支廉政文化宣传服务队，宣传反腐倡廉形势政策，宣传廉政文化建设开展情况。XXX街道办事处组建了一支老妈妈廉政宣传队，每周都要深入家户、走进繁华街区，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社区居民宣传廉政文化，增强社区居民廉政意识。二是建设一个廉政文化示范社区。通过绘制廉政宣传漫画、刊登廉政文章、编排廉政文艺节目等形式，建设一个廉政文化示范社区，以点带面，在整个办事处居民群众中间扎实开展廉政教育XXX街道办事处在人口较为集中的XXX社区绘制了20余幅反腐漫画，形成强有力的阵地开展宣传活动。三是开展一系列党员创建活动。开展党员示范楼、党员示范苑、党员示范岗等创建活动，组织每名社区党员主动投身社区服务工作，在文明创建、爱心帮困、义务服务等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形成党员带头、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四是举行一次廉政文化竞赛活动。开展演讲、书法、绘画警言征集等社区廉政文化主题比赛，鼓励社区群众积极创作、积极参与，大力营造廉政文化氛围。XXX办事处正在积极筹备6个家庭共同参与的廉政文化家庭知识竞赛。五是制作一个廉政文化精品电教片。组织学有所长的社区居民自己动手开展廉政文化电教作品创建活动。XXX办事处结合辖区教师较多的特点，将现代化教育手段融入廉政文化建设，制作出多媒体计算机辅助廉政教育片，寓廉政文化教育于生动形式之中、于娱乐活动之中，让廉政教育更具有人性化、亲和力。
4、廉政文化进农村，倡导社会新风。农村是党风廉政教育的一个相对薄弱点，以多种形式传播廉政文化，增强廉政文化的渗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显得尤为重要、尤为紧迫。为此，我们在廉政文化进农村中，我们要求全区各村要加强廉政文化硬件建设，待王镇的东孔庄、张弓等村在干部群众经常聚集的村委大院悬挂了多幅格言警句，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同时，将廉政文化与农村干部教育培训、村务公开、村纪检小组建设等活动结合起来，增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农村的生命力。区纪委近年来先后分两次对全区190余名农村干部进行廉政教育培训，培训专设了廉政文化课程，变生硬说教为娓娓道来，增强农村干部接受廉政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年，区纪委分批对三个涉农街道办事处的纪检小组成员进行业务培训，要求纪检小组在加强对农村重大事务监督的基础上，还要当好廉政文化宣传员，在本村扎实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活动，增强廉政文化的社会效应。
此外，在廉政文化进企业活动中，我们在企业的职工文化园地中专门建立了廉政文化园地，供职工借阅，并重点地对各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和重点岗位工作人员进行反腐倡廉专题教育。在廉政文化进家庭活动中，我们发放了反腐倡廉公开信、倡议书，举行了廉政文化家庭知识竞赛，切实从源头上防治了腐败。
三、创新载体，注重效果，增强廉政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我区在开展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紧紧围绕“为民、务实、清廉”这个主题，不断挖掘资源、创新
方法，设计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教育载体，把纪律教育学习与地方文化资源紧密结合起来，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活泼有趣的教育学习活动，我们开展了正反典型教育，开展了反腐倡廉歌曲、廉政对联、廉政警句、格言制作比赛；召开学习构建惩防体系实施纲要、加强农村纪检小组建设研讨会；举办以“倡导廉政文化、促进廉洁从政”为主要内容的演讲比赛、征文比赛、反腐倡廉书画展等活动。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开展“两个纲要”知识测试；开通了XXX纪检监察网站，开展网上征集廉政公益广告词活动等，为严肃、理性的教育注入了活力与感性，不断增强教育的针对性、生动性、科学性和实效性，确保了廉政教育富于亲和力、吸引力、渗透力，使广大干部群众乐于和易于接受，使廉洁理念、廉政意识真正入脑入心。
通过实践和摸索，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廉政文化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具有永恒而无穷的独特魅力，它应该成为我们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大量的事实也让我们进一步领悟到，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针对XXX的实际，对下一步如何建设廉政文化，努力在全区营造尊廉崇廉的良好社会氛围，提点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进一步发挥各种文化阵地和艺术形式的作用。这是在全社会培育廉政文化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和学校、社区等各种阵地，讲廉政事、唱廉政歌、写廉政书、拍廉政片、倡廉政风。要让廉政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家庭，从娃娃抓起，从每一位公民抓起，不断扩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廉政宣传教育都要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寓教于理、寓教于文、寓教于乐，富于亲和力、吸引力、渗透力，使广大干部群众乐于和易于接受，使廉洁理念、廉政意识入脑入心。
（二）进一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好廉政信息平台。运用互联网，通过有效的信息交流，解惑释疑，引导广大网民关心、理解和支持党风廉政建设的大政方针，树立正确的廉政理念；运用手机短信，快速传递传播廉政信息，有针对性、个性化地进行宣传教育。借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增强廉政宣传教育的直观性、灵活性、全面性、有效性，是廉政文化建设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也是反腐倡廉工作加大科技含量的具体体现。
（三）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人物的榜样和示范作用。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梁雨润、张建国等楷模，体现着时代精神，闪烁着廉洁奉公光彩。大力宣传这些典型，有助于在全社会弘扬正气，引导党员干部向他们看齐，增强用先进典型激励自己、对照自己、警示自己的自觉性，从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先进典型的树立、宣传，对廉政文化的培育可以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和导向作用。
（四）进一步建立完善廉政测评机制。设计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成效评价体系，建立定期走访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行风监督员、特邀监察员制度。结合部门和行业特点，制订科学的测评办法，对部门和行业风气定期进行调查、测评。对一些专项的廉政教育活动也要进行测评，根据活动的次数、知晓度、认知度、理解程度等，评估宣传教育的效果。廉政测评，不仅可以吸引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关心廉政建设，参与廉政建设，支持廉政建设，弘扬廉政的社会氛围，量化方式本身也是一种最直观、最便捷、最科学的方式，大力倡导这种方式，对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和搞好廉政文化建设，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第四篇：廉政文化经验
从探索特点规律入手
一、加强领导
二、创新载体
三、注重结合
发挥先进典型人物的榜样和示范作用。既以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梁雨润等先进人物为楷模，又充分挖掘、积极提炼在日常工作及“金税三期”工程中涌现的廉政勤政先进典型事迹。通过广泛地宣传学习，发挥先进典型和榜样群体在地税廉政文化建设中的精神辐射、带动作用，正面影响引导干部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形成和巩固；从而振奋精神，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地税系统形成学先进、赶先进，争一流、创一流的浓厚文化氛围。
四、突出特色
第五篇：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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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文学院吴洁
［摘要］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对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应当推动反贪立法，不断健全廉政制度；多设监控渠道，不断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官德建设，不断增强执政能力。
［关键词］传统廉政文化；现代价值；实践意义
一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廉”在古汉语中是指堂屋的侧面，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用通俗的语言对这一含义做出了明确表达：“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1］。由于“堂之侧边”的特点是平直、方正、有棱角，因而“廉”又做正直、方正、干净、节俭等道德含义之解，从古至今，“廉”都表达着人们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其基本要义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而“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2］，即正直公道的基本原则是治理一方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可以将廉政理解为一种源于传统清廉观的为政之德和政治氛围，而廉政文化，则正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并与之形成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风气都产生了行之有效的促进，并对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端低下，氏族和部落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意识，却有着强烈的为民父母的原始公仆意识，他们不仅广泛听取民众意见，而且以戒言、铭言诲人律己。尧曾有过有“尧戒”：“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址”，［3］认为继承人必须有极好的德行，必须能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而不后退，因为日后他是千万臣民的公仆，而不是高压于人上的至尊。舜也曾告诫他的臣子要清明正直，并每三年对公职人员进行一次考核，清正廉明的就升迁，否则就降级。上述可谓中国廉政思想文化的最初萌芽，说明“廉”作为一种朦胧的为政道德活动，已经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
“廉”作为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后，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及贪贿现象的盛行应运而生的。商朝提出重民用德，不任用贪财聚货的人，而任用努力为臣民生财造富的人。周朝清醒的认识到夏商灭亡的原因在于暴政压迫和贪污腐化，倡导勤政廉政，并采取了保民、任贤和勤政等措施，认为一个明智的统治者应当尽力接触小民，了解他们的疾苦，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这种勤政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可贵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大变动和文化大繁荣，廉政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管仲在《管子?霸言》中明确提出了“以民为本”的论点，认为既然人情是欲利而避害的，为政者必须能顺民所欲，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使人民得到快乐、富贵、安定。孔子、孟子等这一时期的儒学大家也是廉政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并实践着廉政文化。孔子认为，为政者欲把政治搞好，就要自身廉洁，不以权谋私，为民做出榜样。孟子则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认为人民才是国家中最可贵的，人民是政权之本，而国君的地位完全次于人民，并且还提出了给民以恒产,施教化，救济穷人等具体措施。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由于阶级社会的本质所限，社会战乱不止，衰世
长而盛世短，贪污腐败现象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中长期盛行，但真正的清官、廉吏和博学志士依然坚守着清廉之志，不断发扬着优秀的廉政文化传统。
战国时期的商鞅认为国家的法令应当统一，并使其家喻户晓，这样违法乱制的举动就无处藏身，官吏也就不敢枉法为邪了。西汉的贾谊创立了自己的民本思想体系，认为“廉”是为人为官都应具有的一种道德品质，为政者必须注意自己的品行，作为国君要做到“闻善而行之如争，闻恶而改之如仇”［5］。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是一位仕途并不如意的政治家，但他却在充分了解民族和封建官僚机构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去贪致廉的措施，如举贤进能、量才授职、厚禄均俸、养廉去贪，并实行不速迁、不久次的任官政策，这些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现今的反腐倡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6］，虽屡遭贬黜，仍然奋进不息，其一生为政清明、勤劳奉公，个人生活也十分节俭，他未给子孙留下什么遗产，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廉政思想和实践在当时有着明显的进步性，诸如精简机构、抑制侥幸、裁减冗官冗费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而宋代的欧阳修则提出“廉”应当是为官者应具备的根本道德品质，如果因为利欲熏心而不能保持廉德，那么也就丧失了其从政的个人品质。明朝的海瑞一生宦海浮沉、坎坷不平，但却为官清廉、秉公执法、为民伸冤，深受百姓拥戴，被誉为“海青天”，他认为要彻底扭转官场中的贪污腐化之风，在提倡廉洁奉公的同时应大力严惩贪官，对贪赃枉法者处以重刑，同时鼓励百姓对贪赃官吏放胆来告，并且能在权贵面前严格依律秉公执法，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是十分可贵的。
二
纵观我国古代的传统廉政文化，从仁义廉耻的从政道德到节俭重民的优秀品德，从举贤任能的用人之道到克己奉公的修身之志，从公正无私的执法态度到心忧天下的鸿鹄之志，我们不难看出其深刻内涵和重要影响。作为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为当今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支持，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1、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首先，传统廉政文化经过历代人们的探索、加工和改造，在不断与贪污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发展、深化，形成了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内容，许多已融入到现代思想文化中、渗透到各个行业领域。中国古代民贵君轻、勤政廉政等思想文化已为人们所熟知和倡导，成为当今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和思想源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很好地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一以贯之，并不断发扬光大。因此，传统廉政文化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
其次，在我国，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影响根深蒂固，有着强大的习惯力量，而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传统廉政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更是对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爱民厚生”等传统廉政思想引导、激励人们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自觉地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因此，传统廉政文化也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不断深入开展的潜在动力。
此外，中国传统的廉政文化尽管有着丰富的内容，但也不全是精华，也有着消极的方面，如传统的廉政文化中有许多针对官员的廉政建设思想，但却缺少对专制君主廉政勤政方面的监督，各种廉政思想、措施的出发点往往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人民仅被视作统治的对象和权力斗争的工具，就连民本思想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固封建统治。对这些糟粕，我们在丢弃的同时也应了解其历史原因和阶级局限性，并加以总结，从而不断提
升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水平。
2、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传统的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有着巨大的影响，深得民心，传统廉政文化的长期熏陶和真实的历史教训，使得人们充分认识到：官员的廉洁勤慎与否，历来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反腐倡廉应当是当前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工作，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只要我们在全社会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弘扬传统廉政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必能赢得人民群众对我们反腐倡廉工作的支持。
其次，传统的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智力支持。我国的传统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中意义深刻的廉政思想和卓有成效的廉政制度都很值得我们在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中加以借鉴和运用。比如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思想和多层次监察的意识，以及设官分职、激励勤政的官僚制度等传统廉政文化中的精华所在之处，对我们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很有借鉴意义。
最后，传统廉政文化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形式。几千年来，在我国廉政文化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教导方法和灌输方式，并深得群众的喜爱，比如格言、传说、戏曲、诗歌、小说等形式，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又宣传了廉政思想，震慑了贪官污吏，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很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借鉴。此外，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所注重的一些人伦道德和修身原则，如淡薄寡欲、见利思义、克己奉公、勤政爱民等，都可以运用到当前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工作中去。
3、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对我国的官德建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清廉价值观的形成。“公仆意识”是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当代清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领导干部最大的官德。在官德建设中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培养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可以增强其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从而遏制消极腐化观念及其行为的发生与泛滥。抵制消极腐朽文化对人的侵蚀，有利于清廉价值观的形成。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在心目中确立了廉政文化的主体地位，才能树立清廉的价值观，自觉反对和抵制腐败诱惑。
其次，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自我约束能力。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约束、规范、引导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我国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不但包含着古代廉吏的高尚品格和浩然正气，还包含了种种廉政制度规范，其一旦根植于官员的心中，将起到法律制度和空洞的廉政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传统廉政文化潜在的熏陶、引导、渗透作用，才能感化、优化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使其树立不愿腐败的思想观念，不断增强自我约束力。最后，传统廉政文化有利于遏制腐败风气的蔓延。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廉政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价值观、道德观、道德准则一直按照自身的传播规律和渠道，深深地影响着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人们，直到今天，包含着清廉价值观等诸多内涵的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仍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评价周围的人和事，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腐败等不良风气的蔓延。
三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在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其现实作用，在实践中加以继承和发扬，进一步推动我国廉政事业的发展。
1、推动反贪立法，不断健全廉政制度
在皇权支配一切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十分重视通过制定重法严肃官纪，从《秦律》
开始，就规定了详细的以惩治渎职和贪污腐败为主要内容的法规，对各级官吏的违法行为都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以轻罪重罚为特色的惩罚标准；两汉时期有《刺史六条》、《三互法》等专门的监察法规，分门别类地针对各种贪贿行为予以惩治；在明代，更是出台了惩治贪污的特别刑事法规《大诰》。这些法规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贪欲的膨胀，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目前我国的腐败案件呈高发态势，立法上虽然在《刑法》第八章中对贪污腐败犯罪做出了相对严厉的惩治规定，但却缺少有关的程序法保障，给证据采集、案件侦查、法庭审理带来不便，从而导致了办案效率低下，警示教育作用甚微。因此，我国亟待出台一套较完整的惩治贪污腐败犯罪的专门法规，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及办案程序做出比较周全、缜密、具体的规定，明确区分罪与非罪，从严规定有罪标准和处罚措施，从而才能有效地威慑隐形犯罪和预谋犯罪；另一方面，专门法的制定也能够方便人民群众了解和举报腐败罪行，有利于执法机构及时立案查处。
2、多设监控渠道，不断强化监督机制
近年来，众多政府监督部门的高官、反贪局长的纷纷落马，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谁来监督监督者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完整的监察机构和完备的监督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依赖监察机构，尤其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对监察机构、监督者的监督不可或缺。从我国由古至今几千年的反贪实践来看，人民群众无疑是最公正、最称职、最积极的监督者，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贪官污吏的斑斑劣迹绝不可能逃过民众雪亮的眼睛。历史上无数贪污腐败的大案都是在人民的检举揭发下败露的。两汉时期就有授权民众进京告发地方官吏横行不法的“言变事”制度，甚至把民间舆论即所谓的民谣作为陡黜官吏的依据之一。因此，我们应将人民群众的监督纳入到现有的监督体系中来，不仅要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工作，而且要通过法律对相关程序加以明确，在保证人民行使监督权力的同时保障好监督者的人身安全。目前在我国检察系统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便是很好的监督形式，并且也取得了良好成效。此外，我们还应加强立法、行政、司法等各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之间的合作，实行互相监督、协作办案，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质量，从而形成较严密的廉政监督体系。
3、加强官德建设，不断增强执政能力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一个政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就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就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只有惩治腐败，才能深得民心，党才能长期执政，国才能长治久安；而唯有加强官德建设，培养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才能从根本上反腐倡廉，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同志将党的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集中概括为“三常”警句，即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7］，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官德建设的内涵。常修为政之德，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的复杂形势下，自觉用党纪国法来约束自己，加强政德修养。修政德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8］，充分表明了官员的为政之德对人民、对国家的重要性。常思贪欲之害，就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时刻保持应有的警惕性，抵制各种诱惑。早在宋代，清官包拯就对贪欲之害有着深刻认识，认为廉洁的官吏是人民的表率，而贪赃的官吏则是人民的盗贼。当前，腐败之风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有所抬头，若任其发展不加节制，势必会使人民丧失对我党长期执政的信心，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因此，广大领导干部只有在心中常敲警钟，才能保持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常怀律己之心，就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常怀廉洁之心。“律己廉为首，立世德为先”是古人对为官者在律己方面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要求。只有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才能真正做到清正廉洁，才能在执政过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仪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姜涛.管子新注［M］.山东：齐鲁书社，2006．
［3］刘安等.淮南子［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4］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G］.北京：中华书局，1980.［5］贾谊著.于容智译注.贾谊新书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6］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M］.湖南：湖南出版社，1995.［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金池.《论语》新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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