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运会交通组织经验与启示[合集5篇]

第一篇：九运会交通组织经验与启示

摘要：本文系统总结了九运会交通组织的经验，涉及到方案拟定的过程，交通组织策略、车辆通行证的发放、方案的实施等。希望九运会的交通组织经验能够对类似大型活动的交通组织有所启发。

关键词：交通组织 交通总量控制 车辆通行证

第九届全国运动会（下称“九运会”）于2001年11月11日-11月25日在广东隆重举行。本届全运会实现了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环境、一流的组织、一流的成绩”的目标，同时也展示了广州交通的崭新面貌。根据九运会赛程安排，广州赛区除了承担大部分的比赛项目外，开幕式及闭幕式也分别在广州市区的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广州体育馆举行，交通压力非常巨大。从九运会开闭幕式和赛事期间的广州市的交通状况来看，交通秩序井然，运动员和裁判员都能顺利到达比赛场馆，特别是参加开幕式的观众和演员人数达到了10万人，吸引交通量达7000多pcu（标准小客车），在45分钟内就基本疏散完毕。应该说广州市的交通经受住了九运会的考验。本文对九运会的交通组织经验作一总结，希望对大型活动的交通组织能够有所启发。

一、广州市交通状况的改善为九运会交通组织提供了基础

最近几年广州市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重点建设好交通基础设施。基本形成了对外高速公路及内环路加放射线的道路主骨架路网，为九运会交通组织提供了道路交通设施条件。

1999年～2000年内环路及东西南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随后又相继建成黄埔大道放射线、增槎路放射线、东晓路放射线、广园东快速路等，市区的交通面貌有了较大改观。中心区机动平均行程车速由1997年的15km/h，提高到2000年底的20-30 km/h。同时地铁1号线也于1999年6月28日正式投入运营，平日客流为17万人次，高峰日达30余万人次，也分解了很大一部分地面交通压力。

二、成立九运会交通组织实施方案研究工作小组，并开展研究工作

为做到保证九运会的顺利进行，又能保持广州市正常的交通秩序，由广州市政府和“九运会”组委会领导，经广州市建设委员会和广州市公安局主持立项，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为课题研究主编单位，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所为副主编单位，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广州市公用事业局、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广州市市政管理局、广州市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珠江实业集团公司和市中心区交通项目办公室等单位为协编单位,成立九运会交通组织方案研究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从2000年10月正式成立，系统全面地进行了大型运动会期间的各项研究，及早地将交通管理介入到交通规划、交通建设中去，研究期间督促交通配套设施按照交通组织方案进行建设，对整个交通组织方案的顺利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整个项目研究的过程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1.研究立项阶段（2000年10月）

2000年10月市建委确定九运会交通组织实施方案研究项目，由市交警支队和市交通规划研究所共同提交了《九运会交通组织实施方案研究工作大纲》。

2000年10月25日，九运会交通组织实施方案研究大纲通过了市建设科技委组织的专家评审。

2.《初期报告书》编制阶段（2000年11月-2001年3月）

本阶段主要进行基础资料的收集，现状交通调查与分析，同时到国内有关城市学习举办大型运动会交通组织的经验，对九运会的两个主要会场--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广州体育馆提出相应的交通设施建设建议和初步的交通组织方案，提交初期报告。本阶段主要的工作内容如下：

1)工作小组对九运会的基本筹备情况以及各个场馆详细情况进行了调查，对重点研究场馆的周边道路交通、公共交通、停车场情况等进行了详细实地踏勘，并对两个重要场馆--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广州体育馆的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进行了调查，对整体的路网有了清晰的认识。

2)项目小组到北京、上海等地学习大型活动的交通组织经验。在北京通过交流、座谈等形式了解第十一届亚运会的交通组织、建国50周年庆祝活动的交通组织等；在上海市学习“八运会”期间的交通组织。通过考察学习对九运会交通组织方案的制定有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对制定九运会交通组织方案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3)提交道路、停车场和监控设施的建设建议。

4)拟定开幕式和闭幕式初步的交通组织方案。

2001年3月6日，《九运会交通组织实施方案研究（初期报告）》通过了市建设科技委组织的专家评审。

3.《中期报告书》编制阶段（2001年3月-6月）

根据初期报告评审意见，跟进交通设施的建设，同时和设计单位进行协调，并对九运会的广州赛区各场馆进行详细的交通组织方案设计，包括开幕式场馆内部交通组织方案、闭幕式场馆内部交通组织方案以及赛事期间广州赛区各场馆的交通组织方案设计，形成中期研究报告。

2001年6月7日，《九运会交通组织实施方案研究（中期报告）》通过了市建设科技委组织的专家评审。

4.《最终报告书》编制阶段（2001年6月-9月）

根据中期报告专家评审意见和设施的建设情况，修改完善开幕式、闭幕式和赛事期间的交通组织方案，同时根据九运会组委会提供的最新赛事安排等，制定运动员、裁判员的往返比赛场馆路线交通保障方案。

结合相关的活动对交通组织方案进行检验和完善，如2001年7月11日、7月14日针对广州体育馆落成后的首次大型演出活动进行了跟踪调查，及时发现广州体育馆中存在的交通问题，提出相关的改进建议，并提交交通运作评估报告。2001年9月22日九运会主会场--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落成庆典晚会，是开幕式交通组织的一次演练。项目组对本次晚会的交通组织进行了调查分析，并提交了交通运作评估报告，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同时项目小组又于2001年8月到北京观摩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的交通组织，为九运会的交通组织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2001年9月28日，《九运会交通组织实施方案研究（最终报告）》通过了市建设科技委组织的专家评审。

5.实施、完善、评估阶段（2001年10月-11月）

本阶段主要是将《最终报告》提出的方案具体实施，并跟踪评估，加以完善；同时做好交通组织的宣传工作和编制《交通指南》手册。

结合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2001年10月5日的九运会开幕式彩排、11月8日的九运会开幕式预演和11月11日的九运会开幕式3次大型活动，进行了跟踪调查，并都提交了交通运作评估报告。对2001年11月23日和11月25日在广州体育馆举行的九运会闭幕式预演以及闭幕式进行了跟踪调查，提交了交通运作评估报告。

三、制定科学合理的交通组织方案

1.目标

1)确保“九运会”期间各大赛场交通的有序畅通，维持广州市正常的交通秩序。

2)确保在60分钟内疏散“九运会”开、闭幕式散场集中的人流、车流。

3)根据“九运会”赛程安排，预测各项赛程的交通需求，制定相应的交通组织实施方案。

4)为参加“九运会”的首长、来宾、代表团、裁判员以及运动员的交通引导和交通安全保卫工作提供建议。

2.方法及技术路线

本项目是一个综合性的交通研究项目，涉及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在研究工作中，不但要考虑技术--经济的因素，还要协调上述各方面之间的矛盾，以保证实施方案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在工作方法上，要注重和体现出本项目的特点，以定量、定性的交通分析和规划方法为基础，从实际出发，结合和尊重现有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计划，根据具体的交通需求，提出合理的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和有效、可行的交通组织方案。

项目的工作方法和过程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在收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预测不同时间、不同方式的交通需求，结合有关的道路交通情况，制定九运会开、闭幕式及各项赛事期间的交通组织原则和策略。

2)将预测的交通需求分为时间、空间、方式、政策等方面的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提出相应的供给方案（如停车场建设、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交通管理政策等），以满足实际的交通需求。

3)充分考虑九运会期间的各种活动和赛事安排，提出九运会开、闭幕式及赛事期间的交通组织方案、交通设施设置方案及交通管制措施。

4)通过成熟的交通研究理论方法和交通分析模型，定性、定量分析具体的交通组织方案，寻求最佳方案和进行方案评价。

根据上述工作方法和过程，制定如图1所示的技术路线。

3.原则 优先满足重要来宾车辆的停车需求和提供快捷的疏散线路；

充分利用现有道路交通设施，依托高容量的高、快速路和主干道向外疏散交通； 优先选择大运量的集体交通和公共交通疏散人流；

动、静态交通结合，实行就近停车和人车分流，保证安全； 各种不同性质的交通流向明确，管理上简单可行； 交通管制措施尽量减轻对市区正常交通的影响。4.主要内容

1)九运会主要交通通道整治规划和保证九运会顺利举行需要的配套设施建设建议

2)开、闭幕式及各项赛程交通需求分析与预测 根据“九运会”的赛程安排，预测开、闭幕式及各赛项相关道路的交通需求。

3)开、闭幕式及各赛项交通组织实施方案制定的原则与策略

明确交通组织原则、交通分流与交通调整改善策略。

第二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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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骚乱、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缔造城市的未来。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大规模房屋改善计划让市民和社区组织参加优先事项的决策过程。当城市面临的问题超越城市行政区的范围时，则需要从区域角度进行统一协调。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９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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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外农业产业化经验与启示

国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及启示

郭生河

（龙岩市农业学校福建龙岩364000）

摘要：农业产业化是目前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本文列举了美国等国家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通过分析，对如何提高我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启示。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经验启示

农业产业化，国际上通常称之为“农业一体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和龙头企业带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公司、农户和基地相结合的农村经济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农业一体化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国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

1.1 美国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美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起步于20世纪五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产布局区域化、生产高度专业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的产业化大格局已全面形成[1]。其经营形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农业的合同制经营。这种形式是通过工商运输大公司与农场主签订合同的办法，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与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联结起来，形成产供销（或产加销）的有机综合体。美国的绝大部分农产品如饲料、肉鸡、水果、蔬菜、蛋等都是根据合同生产的。二是农场主合作社经营。这种形式是由若干农场主自愿联合组成合作社，通过合作社联合经营农业。这种合作社并不改变家庭农场的经营地位，它主要为农场主提供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收购、销售、储运、加工等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服务。三是农工商综合企业。这种形式是指大公司（工业、商业、或金融垄断资本）直接投资经营大农场，并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农业生产本身、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乃至科学技术研究等各个环节联结起来，组成有机的农工商综合体。这种农工商综合体的特点是实行完全垂直一体经营，生产技术水平比较先进，经营规模也较大[2]。

1.2 日本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群岛国家，农业经营的土地规模十分狭小，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个体经营为主[2]。日本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农业产业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成功地创造了一条不同美、英、法、德等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小规模家庭经营

1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日本如此之快地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的作用是息息相关的。日本农协是一个具有二重属性的农业合作社，一方面它是农民自愿联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政府借以推行农业现代化及其他农业政策的中介机构。农协围绕产前、产中、产后开展一系列的服务，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情。比如：农协组织可以为组员集中采购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价格上可以得到优惠。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农协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发展农业和农村社区福利，开展了包括对农业经营进行宏观和微观上指导、生产资料购买、资金存贷、农产品仓储、运输、加工、销售、保险，以及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的问题研究、出版和教育活动，深受农民的欢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农协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这与日本政府对农协在税收、价格、信贷、流通以及设施等方面，有许多优惠政策，给予补贴有关[3]。如：在税收上，日本对农协法人采用特殊税制，农协所得税率为23%，事业税率为8%；而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40%，事业税率为12%，等等。

1.3 泰国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泰国是我国的近邻，经济上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泰国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GDP中所占比重一般为50%--60%。泰国模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特点是实施农业工业化战略，并经外向型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实施战略的突破口和关键。其经营形式主要有：农业合作社；“政府+公司+银行+农户”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生产模式。农业合作社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由农民自愿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并为农户提供有偿服务的。政府不干涉合作社具体事务，但在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合作社在实际运行中尽可能为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提高了经济和政治地位。“政府+公司+银行+农户”经营模式实现了政府、银行、公司和农户四者之间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和紧密合作，这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组织分散的农户进行农产品生产，发展产加销“一条龙”的生产经营。家庭农场在泰国具有相当的规模，这些农场经营管理水平高，技术先进，商品量大，在农村商品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4 荷兰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荷兰是一个位于欧洲大陆西北的发达国家，享有“欧洲门户”之称。荷兰虽然农业人口少，农业增加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但它却是一个农业和农村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农业为国民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的食品，农业净出口要占全部产品净出口（不含服务出口）的90%左右[3]，是世界上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这主要得益于它充分采

用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发展高效农业，走农业产业化之路。荷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大农场经营，实行高度集约经营和专业化经营；二是农业合作社组织。荷兰采取以家庭农场为主的集约化、专业化经营模式，一方面是因为荷兰人多地少，特别是农用地的缺乏；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农业人口少，大约71%的农场平均不到2个劳动力，但是，农民普遍接受了较高文化教育，国家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机构也十分发达，并且建立了完善的农业科技服务网络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合作社组织是荷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且广泛存在并作用于农产品加工、销售、贸易和农业信贷、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领域。合作社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5 以色列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以色列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该国不仅耕地少，而且水资源严重缺乏，气候对农业生产十分不利。然而，以色列的农业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以色列农业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其因地制宜地走自己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道路。以色列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是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作为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重要措施和根本保证，除此之外，还与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直接或间接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进行宏观调控及建立农业区域合作组织和农业专业组织等支撑与服务体系是息息相关的，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以色列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有效地发展。国外农业产业化的启示

纵观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其共同的特点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按照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在纵向上实行“产加销一体化”；在做法上实行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要素的集约经营，形成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经营一体化、产品商品化、企业规模化、管理企业化和服务社会化的经营方式[4]。借鉴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成功经验，对提高龙岩市及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农民增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1 政府部门对农业产业化要积极扶持和引导

国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政府部门通过制订政策、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直接或间接地对农业生产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农业产业化发展。如，（1）政府给合作社各种优惠政策。（2）实施农业信贷支持政策。（3）采取低税收优惠政策。因此，要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政府部门要制定和落实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关政策，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力度和引导。

2.2 重视大型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培育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龙头企业是关键环节。它一方面连接着国内外市场，另一方面连接着生产基地的千家万户，担负着开拓市场、疏导生产、深化加工、延长农产品销售时间、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供服务等综合功能。龙头企业经济实力的强弱、竞争能力的大小和带动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产业化经营的规模与成效。例如，泰国正大集团就是农业产业化的最佳典型。

2.3 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之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本质，是维系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在美国，通过农业的合同制经营、农场主合作社经营和农工商综合企业等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和利益调节机制，使农业生产的供、产、加、运、销等部门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在泰国，特别是通过“公司+农户”的经营形式，把小农的个体经营纳入公司社会化大生产的协作范围，并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荷兰，农村家庭农场与合作经济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效益结成利益共同体，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2.4 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

从各国农业产业化的成功实践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国家，合作社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从基层到全国都比较健全，这些合作社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项服务，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得合作社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据着重要地位。例如，在美国，有5/6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而家庭农场一般都参加几个不同性质的合作社，平均每个农场参加2个合作社；在荷兰，每人平均至少是3—4个合作社的成员；泰国70%的农民参加了农业、土地、渔业等各种合作社，另有奶牛、农产品、菠萝等合作社；以色列80%的农产品是由集体或合作组织生产的。因此，政府应积极引导和帮助组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2.5 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是基础

纵观国外农业产业化发达的国家，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都非常突出，这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化农业的国家，其通过长期演进，已形成玉米带、棉花带、畜牧带等10个各具特色的农业带。在美国50个州中虽然有37个州从事商品蔬菜生产，但主产区比较集中，并且形成西南冬季蔬菜基地、中南冬季蔬菜基地、东南冬春早熟蔬菜基地和北方冷凉蔬菜产区四大产区，以上

四大产区的蔬菜产量约占美国蔬菜总产量的90%左右[3]；荷兰是农业产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区域化布局突出。全国由西向东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生产带，即西部沿海园艺生产带、中部奶类生产带和东部、南端畜牧生产带[2]。各地发展农业产业一定要根据实际，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合理规划，实现区域化布局，集中连片种植。

2.6 农业服务社会化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西方农业发达国家，农民进入市场都是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一般是通过合同方式将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的服务统一起来，形成综合生产经营服务体系。如在农工商综合体系中，农业生产者一般只从事某一项或几项农业生产作业，而其他的工作都是由综合体提供的服务来完成。这种一体化的全程服务，不但经营风险大幅减少，而且也使综合体的整体效率大大提高。例如，在美国，农场主的某种需要通过打电话就可经按时得到高质量的服务。

2.7 加强教育，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教育是强国之本，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应用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必由之路。例如，以色列就非常重视教育，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色列的文盲率只有1%，高素质的农民不仅能很快地掌握新的农业技术，而且能在实践中创造和发明新的技术和方法。这是以色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强有力保证，也是以色列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荷兰的高效农业之所以取得举世关注的成效，这与其重视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要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就必须加强教育，特别是对农业人口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使他们掌握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提高效益。

参考文献：

[1] 何肃雅.发展特色农业加快花生产业进程[J]，河南农业，2005，（5）：34-36.[2] 赵保佑，张成智主编.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与实践[M]，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4.[3] 赖作卿 著.产业分化与企业成长—农业产业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1.[4] 胡雪梅，王滨等.国外农业产业化对中国的启示[J]，商业研究，2004.4.作者简介：郭生河，男，1964年生，龙岩农校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长期从事作物栽培学、遗传育种学的教学工作。联系方式：***；guoshenghe45@sina.com

第五篇：“和谐拆迁”的经验与启示

近年来，我省因征地拆迁引发的到省进京上访居高不下，约占全省信访总量的30%；而长沙、衡阳、娄底等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尤为突出，以长沙为例，今年1至6月长沙市征地拆迁信访问题占到了市本级上访总量的70%以上，占该市进京非正常上访的75%，部分上访老户“抱团成势”、“缠访闹访”已成为困扰信访工作的一大难题。

做好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征地拆迁及其引发的信访工作，就抓住了降低我省进京非访的“牛鼻子”，也就找到了加速推进我省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遵照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孙建国同志的指示，7月22日至24日，省联席办牵头，组织长沙、衡阳、娄底三市的联席会议召集人、信访局长和长沙市城内三区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区长以及市征收、征地办主要负责人等21名同志，组成考察组专程赴安徽省合肥市学习取经。考察期间，安徽省省长王学军和副省长方春明先后接见了考察组成员；合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进同志全程陪同考察并介绍了相关经验。我们先后走访了滨湖新区建设指挥部、拆迁安置小区，并与包河区党政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互动式”、“提问式”座谈，初步了解了合肥市征地拆迁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合肥市征地拆迁工作的主要做法

通过考察，我们深切感受到，合肥市征地拆迁工作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让利于民、让民作主，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财产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2006年至2012年底，合肥市累计完成拆迁面积3000万平方米（包括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涉及13.55万户群众，拆迁总量与长沙市大体相当，没有因拆迁引发进京非正常上访，没有出现一起拆迁群体性上访事件。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坚持“先拆违后拆迁”的原则。从2005年7月起，合肥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坚持“有偿拆迁、无偿拆违”的原则，确定“集体土地房屋征迁严格认定人均60平方米为有效建筑面积，国有土地房屋征迁实行拆一安一”政策，按照“先拆公后拆私，先拆官后拆民”的工作步骤，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带头，“不拆违的先撤职”，全社会参与监督，打响了为期一年多的“大拆违”攻坚战，全市共拆除违法建筑1380万平方米，一律实行“零补偿”。“先拆违后拆迁”，体现了依法补偿和公平公正，杜绝了征拆中“违章建筑要补偿、不补偿就上访”的现象，减少了征地拆迁引发的信访突出问题。

（二）坚持“集中实物安置”的原则。从维护群众的长远利益出发，合肥市在补偿方式上坚持群众更易于接受的“以产权换产权”方式，其中，对城市危旧房改造项目拆迁，按照商业开发住房建设标准，实行就近集中安置，并且努力做到 “安拆同步”，让老百姓能够在房屋拆迁后马上能够住进补偿安置的新房，尽量减少老百姓因临时安置、周转而产生的抵触心理。对社会公益及征地项目拆迁，实行异地集中安置，做到“先建后拆”，有效解决了拆迁群众的住房需求，破解了高房价给拆迁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护了群众的既有产权利益和未来的产权增值收益，让群众全过程感受到了政府的让利于民，赢得了被拆迁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三）坚持“三榜公示”的原则。在每个项目拆迁中，都将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以及拆迁通知书、红线图、补偿安置方案、拆迁许可证等公开，让群众一目了然。根据《合肥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屋认定程序实施意见》规定，被拆迁人的住房面积和人口情况，分别在所在的社居（村）、街道（乡镇）和市委机关报《合肥日报》上进行“三榜公示”，受理群众举报。市和区政府分别组建由建设、规划、国土、房产、公安、监察、审计和财政等8个部门参加的市、区两级“房屋拆迁证照确认小组”，对上报的“三榜公示”程序和拆迁安置户资料及补偿金额进行审核，2006年以来,通过公示、审核程序核减的安置面积数和户数分别达到了27％和17％。为防止工作人员的优亲厚友，在工作推进中，实行以组为单位“集体把关”，杜绝一人上岗、一人谈判、一人拍板；建立了集体复核、审批、过会制度，纪检监察部门抽查制度；合肥市瑶海区还从2010年开始，设立官方微博，对棚屋区改造项目进行动迁实况直播，让群众随时监督。

（四）坚持“群众利益优先”的原则。合肥市把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在安置补偿的具体标准上，向被拆迁群众给予了优惠。其中，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迁，住宅类安置房的套型面积与拆迁房屋面积不一致的，安置时在使用面积“增加5平米至减少3平米”的范围内予以增减；对拆迁户人均面积低于合肥市最低拆迁安置保障标准的，予以补齐；采取异地产权调换的，根据安置点的距离远近因素，按10-40%的调整系数给予安置面积补偿。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按征地转户在册人口每人30平方米建筑面积安置，允许每人再优惠增购15平方米。

（五）坚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原则。将“要不要拆”、“怎样拆”等重大事项交由群众做主，在每个项目拆迁前，都召开听证会、拆迁户代表会、居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就拆迁安置补偿、复建点选址、房屋户型等问题广泛征求意见。有的还以村居选举方式，成立拆迁改造项目群众自治小组，逐户征集群众改造意愿和具体想法，真正做到“拆不拆”由群众说了算。其中，改造项目必须有超过90％以上群众同意才能启动，在合肥市万达广场附近一个地块，准备进行改造，经过入户调查，有６８％的群众不同意改造，最终放弃改造。总之，做到了“是赔是赚，帮助群众算；是明是暗，做给群众看；是留是搬，群众作决断”。

（六）坚持“社会统筹保障”的原则。合肥市将保障拆迁群众的生活生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针对集体土地上的征地拆迁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政策，其核心是做到“四个一律”，即，将符合条件的拆迁群众一律纳入城镇非农人口管理体系，建立“农转非”制度；将拆迁群众一律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医疗；将符合条件的拆迁群众一律纳入全市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自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的次月起，可按月领取最低基本生活保障金，并随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调整而调整；将符合条件的拆迁群众，年龄在16岁以下的，按每人1.2万元标准发放抚养费，16周岁以上（含16周岁），按每人1.2万元标准发放自谋职业补助费，同时一律纳入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实行优先就业。

二、学习合肥经验的几点体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合肥之行，让我们深有体会，既看到了差距，更看到了希望。我们认为，合肥市的经验有以下五个方面，值得在今后工作中学习借鉴。

1、工作责任落实得好。一是领导高度重视。合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征地拆迁工作，在“大拆违”攻坚战中，时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的孙金龙同志亲自部署动员，亲自约谈督促市直部门领导带头拆违，并坚持亲自调度重大项目，处置信访突出问题。二是强化了“建管分离、分级负责”的责任。建立政府主导下的统一分级管理体制，对全市所有项目拆迁安置由市政府统一管理，并按照“权力下放、重心下移、责权统一”原则，实行市、区政府分级管理，其中，区政府负责拆迁安置建设的具体组织实施以及拆迁信访维稳工作，市政府负责统筹拆迁安置的整体规划、综合管理和资金保障。三是上下左右协调联动、相互配合。合肥市对涉及省直机关的拆迁，强化涉拆部门“一把手”责任，法院、公安、城管、工商、税务等职能部门的协同配合。相比之下，我省有的地方征地拆迁工作责任机制不健全，大多数市州的主管部门的机构设置没有理顺，公安、工商、税务等职能部门的协同配合亟待加强，甚至有的地方给违章建筑颁发了经营许可证，人为增加了拆迁的难度。

2、政策执行落实得好。合肥市的经验表明，在依法办事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群众合理诉求，统筹制定和落实好政策，对于征地拆迁工作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合肥市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90%以上采取了产权调换方式，并坚持就地就近安置。而我省的长沙等地区倾向于鼓励群众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尽管安置补偿的整体价值和失地农民最低基本生活保障金都要高于合肥市的标准，但群众故土难离的心理得不到满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拆迁难。同时，长沙市对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安置补偿，以2008年4月1日为分水岭，之前适用市政府60号令，之后适用103号令，由于同一城市新旧政策的差异太大，被拆迁群众要求攀比沿用60号令进行重建地安置，不愿意接受公寓式安置，再加上个别地方政策执行不到位，还存在60号令的遗留问题，引发了不少信访矛盾纠纷。

3、司法保障得好。合肥市切实加大了对征拆工作的司法保障力度。对重大征拆项目，由法院派出法官到现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让被拆迁群众知法、懂法、守法。对依法需要强拆的“钉子户”，及时立案受理、及时裁决和执行到位，对个别“缠访闹事”典型，从庭审听证、庭后调解、现场执行等，逐一将整个司法强拆程序在电视上全程直播，充分运用法律依据和公开手段，弘扬正气，维护公平，不让阻碍拆迁的“钉子户”占便宜、得实惠，树立了“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非法诉求得不到支持”的正确导向。

4、媒体舆论引导得好。这次考察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合肥市媒体在征地拆迁工作中与政府的良好互动，减少了大量征拆矛盾。安徽省非常重视对媒体的引导，省、市媒体主动积极服务政府中心工作，准确定位社会舆论监督者的角色，大力宣传政府的拆迁政策和拆迁中的正面典型，对反面典型进行曝光。相比之下，我省有少数媒体放弃公正立场，罔顾事实真相，对征地拆迁个案的报道失真、失实、失度，甚至恶意炒作，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助长了“缠访闹访”的气焰，导致一些地方拆迁老户串联抱团进京向地方政府施压的活动越演越烈。

5、群众利益维护得好。合肥市委、市政府坚持“拆迁为了建设，建设为了发展，发展为了民生”这一理念，在推进城市建设发展的同时，坚持发展成果与民共享，充分调动了群众支持、参与拆迁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再难的拆迁也做到了“拆得掉、迁得动、安得稳”，征地拆迁工作真正取得了最大共识，得到了最大拥护，基本上没有发生一起强制拆迁。就我省而言，除长沙市以外，覆盖全省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备，相关制度建设需进一步规范。

三、工作建议

征地拆迁是一项政策性和群众性很强的工作，是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民心工程。为做好我省征地拆迁工作，在借鉴合肥市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湖南实际，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大力推行合肥市“三榜公示”的做法，严格规范征拆工作。征地拆迁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涉及群众千家万户，群众反映最突出的是工作不规范、信息不透明带来的暗箱操作、弄虚作假和人情补偿问题。对此，合肥市把“公开公平”原则融入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创新管理机制，规范操作程序，强化责任落实，实现了依法拆迁、阳光操作和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建议学习借鉴合肥市经验，进一步扩大张榜公布的范围，将需要公开公示的资料，在网站、电视、报纸等媒体进行公示，其中，市一级党委机关报应当免费发布重大项目的拆迁公示。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征地拆迁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对安置补偿不到位、甚至暴力侵占群众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件要公开曝光，倒查追责。

二是进一步科学统筹安置补偿政策，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建议省住建厅、省国土厅等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征地拆迁政策的梳理和研究，严格政策标准，加强政策指导，并根据市州同志的意见，尽早出台国务院〔2011〕590号文件的配套办法，防止因政策的不连续、不周全和政策不落实引发信访问题，同时，建议各级党委政府在征地拆迁中，应当坚持“群众利益优先”和“以土地换保障”的原则，因地制宜采取产权调换、货币补偿两种安置方式，积极探索产权入股等多元化的安置补偿，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有效平衡利益冲突，维护好群众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

三是在全省集中开展一次拆违控违的专项整治，加大对缠访闹访行为的依法打击力度。针对一些地方违法违章建筑阻碍了拆迁工作、制约城市发展的问题，建议在全省开展一次拆违控违的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党政干部、机关单位的自建违法违法建筑，并进一步加强后续跟踪管理，严格责任追究，杜绝“边拆违、边建违”的现象发生。同时，对经过司法终审裁决和信访三级终结的征地拆迁问题，信访部门不再受理、通报；对串联、煽动组织到省进京越级访的挑头人物和恶意阻扰拆迁的行为，公安机关应按照湘公通〔2012〕45号文件和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大依法打击力度，维护正常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

四是在市、县两级建立征地拆迁工作协调联席会议制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明确由政府主管领导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定期沟通，商讨研究政策措施，协调处理突出问题；对大型项目的征地拆迁，建立市级领导联点制度。同时，进一步理顺征地拆迁主管部门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完善相关绩效考核管理办法，严格执行纠纷排查责任制，形成政府主导、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五是进一步加强对媒体的引导和监管，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当前，由于舆论引导失范，我省一些非主流媒体的过度聚焦和恶意炒作，持续放大了征地拆迁个案，激化了群众对政府的对立情绪。建议各级宣传主管部门重视媒体从业人员管理，加大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力度，加强对互联网、手机等网络舆情的监管，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形成和谐拆迁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