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顾：革命、意识形态与现代化

第一篇：百年回顾：革命、意识形态与现代化

百年回顾：革命、意识形态与现代化 作者：严寿澂 来源：燕南网

来源日期：2004-12-31 本站发布时间：2004-12-31 2:17:42 阅读量：279次

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可说是一个革命与意识形态的时代。先是反满革命，清廷倾覆，民国肇造，政权入於项城袁氏之手。国民党於是有「二次革命」，旋即失败。袁氏踌躇满志，欲以帝制自雄，遭致国人反对，不久病死。北洋系群龙无首，一再分裂，连年混战。孙文则据广州，倡「国民革命」，联俄容共，蒋中正继之，终至击败北洋，於民国十六年迁都南京，与其先前盟友共产党決裂，实行所谓训政，成党治之局。共产党则依赖苏联主导的第三国际，在江西建立所谓苏维埃政权（不知当时赣省农民对此洋名作何理解？），发动「土地革命」。内战再起，持续十年。倭寇大举入侵，国命危如累卵。国、共二党迫於形势，暂时合作，共御外侮，然而各有打算，貌合神离，摩擦不断。日本投降，不一年而双方又兵戎相见。共产党外有苏联之援，内得宣传与组织之力，终於战胜国民党，定都北京，放棄「民国」国号，代之以「人民共和国」之称，集中一切权力与社会资源，以建立其「无产阶级专政」（原先名为「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结合，真乃辩证法之妙用）。四十年间，号令三嬗，变化亦云速矣。共产党甫得天下，不遑宁处，立即投入不断的革命运动之中：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农业集体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等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所谓文化大革命而臻於极。这百年间天翻地覆的革命进程，第一个「果实」，便是有形（制度）及无形（意识形态）专政的不断加强与人民自由的不断丧失；第二个「果实」，则是大量的冤魂厉鬼，为数当不下五、六千万，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莫之与京」。呜呼！革命之功伟矣。

此一革命狂澜，发轫则在义和拳之乱。百年以前的庚子（1900年），拳民在清廷默许之下，横行京、津、豫、晋一带，「扶清灭洋」，焚教堂，杀教士，拆铁路，断电线。列强徵兵自卫，清廷遂向各国宣战。英。俄、德、日等八国组成联军，长驱直入，京师陷落，那拉後挟光绪帝奔西安。次年辛丑，和约签定。一齣闹剧，以巨额赔款与丧权辱国收场。清廷此役中的举措乖张与外强中乾，彻底暴露了传统政治的弊病。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从此丕变，排外之风顿息，崇洋之习则与日而俱增，革命形势至此成熟。在此之前多年，孙文即已谋革命，然而响应者多为会党及海外华侨。革命思想之深入国内读书人心中，则在庚子、辛丑以后。

庚子拳乱，表面看来，是因民、教冲突而起。（近世基督新教之入中国，挟著炮舰的武力与鸦片贸易的财力，自始即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初期入教华人，多为社会边缘成分，无赖、地痞之流，在洋教士前百般恭顺，对於同胞则欺诈压迫，多行不义。而中国北方，向来有好勇斗狠、结社习武的风气。民、教冲突於是不可避免，终至酿成义和团灭洋教之举。）然而深入一层看，可说是中国社会对强加於自身的现代化的最后反抗。自此以后，传统势力日益衰替，现代化趋向佔了绝对的上风。

庚子事变，肇端於戊戌维新中的政争；而戊戌维新，则导源於中日甲午之战。甲午惨败，创钜痛深，危机感弥漫於知识阶层，於是群趋改革之途，形成三股潮流：一是康有为倡率的变法维新，二是袁世凯主持的北洋新政，三是孙文领导的革命排满。三者的主张虽大有不同，却都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化趋势。所谓现代化或近代化，即是力图适应世界情势，改革神州旧法，亦即仿效西方，步上工业化之路。现代化与西化或工业化，大体上可以等同。三股潮流同異交错。康、袁二人所欲效法者，是德国与日本的现代化，亦即君主立宪、国家集权。当时的孙文所祈嚮的，则是民主政体、地方分治的美国式现代化。康与孙，一主保皇，一倡革命，然而同有理想主义色彩，都主张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有迫不及待之意（康氏所谓速变全变），至於社会是否能接受，似未暇多虑。袁氏则是现实主义型实干家，以增强实力为要务，不尚空谈（与后来的邓小平颇有几分相似），辛丑以后，主持北洋，为新政的领袖，在内政、军事、工业各方面成绩颇有可观。若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段历史实不可抹杀。

清廷虽迫於形势，推行改革措施（光绪三十一年的废科举，乃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然而缺乏诚意，不能得士心。宣统年间的亲贵揽权，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促使了清朝的灭亡。其时能为全国重心、且能顺应世界现代化趋势者，只有北洋系。辛亥秋，武昌新军革命，而后南北和谈，清帝退位，孙文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政权归於袁世凯。此乃大势所趋，不得不然，绝非如国民党宣传所谓孙文的大公无私，亦非如共产党宣传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欲明历史真相，必须破除神话宣传与意识形态的障眼法。

民国初年，在北京政府治下，内政革新与工业化自有其成绩。然而因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如人口过多，资金缺乏，能源产地交通不便，海关为外人控制等），工业化的速度毕竟不快。更严重的问题，则是发展的不平衡与内地民生的恶化。鸦片战争以后，互市大开，财富日益集中於沿海通商口岸，内地的萧条，则日甚一日。中国人口早已过剩，社会上本多无业游民与江湖棍徒。太平军之乱，汪士铎滞留南京，身历目睹革命的惨酷，深感作乱的温床，正是大量的游民与光棍。（见其《乙丙日记》）尔后历次革命，其实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与江湖棍徒结合所成之果。孙文结合会党，蒋中正利用青帮，毛泽东、彭湃在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更是以农村中各式光棍为主力。（孙、蒋、毛诸人，都是读过书的社会边缘人物。）乱源不塞，乱象不止。欲塞乱源，必须平衡经济发展，改善内地民生。而民初的北京政府与其后的南京政府，对此均未有足够的注意。现代化的失衡、游民与棍徒的日增、部分知识分子的日趋激进，三者相荡相激而不止。中国历史上最大棍徒毛泽东，把握了这一社会的脈动，利用西方文化中最激进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最严密的组织形式（列宁式共产党），终於夺得了江山，成为中国过去百年中第一号呼风唤雨的人物。

中国社会之多游民，多江湖上人，足见其不是封建。所谓封建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与近代以前的日本），指的是层次分明、上下相维的等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内，封君与民近，指臂相使，秩序井然；而人民则限制於固定格局之内，不得自由。中国自秦、汉以来，早已不再是封建，而是一个经济上放任、各阶层之间可自由流动的士农工商社会。传统中国，並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而是「天下」。大大小小的地域社会，相安於一个共同世界之内；此即中国人的「天下」。高踞於社会之上的是皇帝，尊严无比，然而与社会极为隔绝（俗语所谓「天高皇帝远」），实际影响力甚小（皇帝确是「专制」，但只能在其影响力所及范围之内专制，对於整个社会，则是欲专制而无由）。全国性的统治阶级，厥惟官僚，而官僚人数有限，与社会亦颇隔绝。国家的统治，实际上只能到县一级；秦、汉以降，直至1949年，都是如此。传统的中国，乃是无数自治社会的集合体；国家的职责，则是保障这一集合体大致上的和平与安宁。此即所谓大一统。大者，「有容乃大」之「大」；一统须「大」，亦即一统须包容，不容不能成其大。所以传统的中国，可以说是一国多制，国家只求在极小范围内统一（最主要的一点，是「天无二日」，亦即不许公然称尊），其余则听任各地方自行其是，社会与国家不相涉（〈击壤歌〉所谓「帝力於我何有哉」，郑板桥诗所谓「官租完了离城郭」，正是对此的写照）。在大体和平安定的共同世界之内，人人各遂其私，便是天下之大公。历代政治家所以「纲维天下」者，其实不过如此。这就是「无为」，乃为治的极致。

十八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嚮往的，正是这样一种国家不干涉社会生活、让人民自谋福利的境界。自由派经济学鼻祖亚当 斯密倡导放任主义，以法文名曰laissez-faire。斯密提出此一原则，乃受重农派经济学家魁内（Francois Quesnay）的濬发。而魁内的思想，则得自另一法国人波瓦伏尔（Pierre Poivre）的启迪。1740至1758年间，波氏广泛遊历中国各地，返国后向欧洲介绍中国思想。Laissez-faire一词，正是波氏用以翻译「无为」二字者。（见英国学者J.J.Clarke近著《来自东方的启蒙：亚洲与西方的思想邂逅》[Oriental Enlightenment: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7；p.50）中世欧洲，厉行封建制度，农工商各业，不得自由发展。工业革命既起，束缚之感愈甚。放任无为思想正适合当时需要，因此大有功於欧西的现代化。

反观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放任主义的。国家只求苟安，不图进取。一切改良与进步，皆出於社会的自动自为。国家若是越俎代庖，必定偾事。西力东侵以前，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远在周边地区之上，无须与他族争胜。近代与西方接触，纔觉我不如人。鸦片战争以后，接二连三对外失败。有识之士深感若不急起直追，不足以图存，现代化刻不容缓。然而中国苟且因循已久，而且幅员太大，人口太多，广大内地，更难在短时间内感受到非现代化不可的压力。若仍採用传统的无为政策，让社会自谋进步，则功成无期，国亡有日。於是现代化不得不由国家主动。洋务运动中的新式工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原因即在於此。

然而中国原有的国家体制，乃是为天下一统，而不是列国並争所设计，实在是不适宜於大有为（亦不适宜於专制压迫，所谓「封建专制」云云，都是受意识形态障蔽的无知妄说）。於是增强国家的功能与权力，便成为现代化的需要。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固然是出於个人野心，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仍是建立现代国家努力的一部分。不过袁氏奉为楷模的现代国家，不是英、美，而是德、日。他要当的皇帝，不是汉高、明太，而是威廉、睦仁。帝制失败，北洋系分崩离析，成一政客争权、军阀混战之局，国家权力更为削弱。

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与日本均图变法自强，建设现代国家。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进展甚速。中国的现代化，虽不可说绝对不成功，但与东邻相较，显然是瞠乎其后。不明事理或势利眼者，便以为国民性有优劣（如被捧为近世圣人的绍兴周某即为一例）。但是这类自命先知先觉而其实茅塞其心的人物，忘记了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中国远较日本为大，无论就地域或人口而言，相差何止十倍。变小较变大为易，应当是常识。就社会的複杂性而言，日本亦远不能与中国相比。其次，近世以前的日本，尚在封建之世，虽处於分裂状态，但社会的凝聚力远过於中国。而且日本还有一个「万世一系」的皇室，乃抟合各藩的最佳机构，统一自较易。一旦统一，上下相维，成功自然较速。中国的社会，久已是一盘散沙，抟聚不易。湘、淮军平洪、杨之后，汉人地方势力兴起，清廷政治上已不再能如昔日之中央集权，外重内轻局面逐渐形成。满洲统治者一方面对汉人新兴势力猜忌防制，另一方面自身日趋腐化（握晚清政柄五十年的那拉後即为腐化的典型），领导新政的核心力量不易形成。於是虽有同、光时期的自强运动，终於无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度长絜大。

袁氏殁后，北洋系段琪瑞、吴佩孚等人仍有武力统一之举。吴氏功败垂成，尤令当时不少人扼腕。（吴氏骨气之硬、操守之廉、爱国心之强，在民国以来政治人物中实罕见其匹。中、日战起，吴氏大义凛然，抗拒日寇诱降，卒以身殉。重庆、延安双方皆大加表彰。）统一固须武力，而徒恃武力不为功。北洋内部的纷争，因武力统一政策而更不易弥合，与南方的分歧亦更难消除。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世界，已进入了一个革命与意识形态的时代。受此时代潮流的鼓盪，新文化运动兴起，青年知识分子日趋激进。在此形势下，北洋人物愈显落伍与反动，不论吴佩孚如何清廉，且一度颇得舆论界的好评，又如何能集合全国英彦，形成为建设新国家的核心？

孙文领导的国民党於是奋起而代之。孙文先据广州，与南方的政客、军阀纵横离合，卒未有成。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共产党专政。孙文恍然有悟，知俄国共党之所以成功，得力於

（一）有一套革命的意识形态，（二）有严密的党组织，（三）党组织控制军队。於是依样做去，宣传所谓三民主义、孙文学说（究其实，不过是西方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的混合杂凑品），改组国民党，设立黄埔军官学校以建立党军，军中则设置党代表以宣传主义，外结苏联，内合中共，准备所谓北伐。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免遗憾。其后继者乘北洋派内讧，终於革命功成，统一南北，迁都金陵，国旗、国歌均行改易，党治行於全国。孙文以提倡「民国」始，以建立「党国」终，真是历史的吊诡。

不仅此时的中华民国实已改朝换代（故章炳麟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号），改组后的国民党，亦已与前迥異。国民党本有二大系，一为以黄兴为代表的新军，一为以陈其美为代表的会党。辛亥革命，新军之力居多，孙文则倾向於会党。南京政府成立，陈其美系掌握了「党国」，新军系遂日遭排挤，革命功劳亦大半被抹杀（辛亥革命的过来人陈敬第[叔通]对此深致愤慨［见其写印本《百梅书屋诗》自注］，黄兴女婿薛君度亦对此大感不平），江湖人物则弹冠相庆。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俨然以要人之身活跃於政、商二界，更是「党国」的一大特色。

在党治体制下，「革命」成了神圣名词。在此名义下，何事不可为！（孙文在广州发行纸币，云可兑换银元，流通之后则不准兑换。百姓怨咨。文则曰：「革命的货币是不能兑换的。」当时广东商会曾有揭帖，指责革命军政府的乖张暴戾行为。）而一为「反革命」，则罪不可赦。人民的自由，远较清末民初为少。革命愈进，专制愈烈，人民的自由亦愈少。这是百年来中国历史的铁律。

现代的革命政权，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撑。民国既已化为党国，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便成了国家的功令。其时的国民党，已由「以俄为师」转而为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为师，武有蓝衣社的横行，文有新生活运动的鼓躁，表面上轰轰烈烈，颇极一时之盛。然而在党组织与意识形态两方面，共产党都占了上风。经孙文改组后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相似，都是以列宁的俄国共产党为蓝本，但是一为旁支，一为嫡系。中国得俄共的真传，其组织的严密，行事的冷酷，迥非门外学艺的国民党所能及。现代中国二大革命政党的组织对决，国民党因先天不足，未战实已先败。

就意识形态的蛊惑力与控制力而言，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较之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更是逖乎后矣。现代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泛政治化，人间世的种种，皆透过其意识形态来观照，而赋予政治的含义。马克思主义更是独出冠时，声称人类至今的所有思想，都是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有局限性，不能如实映照事物真相，惟独其自己是「科学」，代表人类思维的最高境界，往古来今，宇宙界与人生界的一切，概不出其范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流弊，是科学拜物教，将科学作为膜拜的对象，此即所谓科学主义（人类一切思想活动，皆有其适用范围与限度，科学亦非例外。科学主义之弊，正在於越出科学的界限，侵入其他领域；而其所谓科学，亦只是一些教条，从未经过批判与反思）。马克思主义既自命代表科学真理，又有独断的宗教性（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与西方的一神教极为相似）；既有道德诉求（所谓解放全人类），又绝不宽容（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论当初如何「进步」，在现今无产阶级当令的时代，说到底，都是革命的绊脚石）。在民生凋敝、外族侵陵的近世中国，这样一个既否定旧有的一切、又自信代表未来万世的革命意识形态，对於激进知识分子，自然是大有吸引力了。

国民党政府治下，中国的现代化其实颇有进展。尤其是1931至1937年间，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可说是一片繁荣（西方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然而时间短促（日本大举入侵，东南财富之区悉入敌手），发展极不平衡，内地民生问题远未解决，加上当时山河破碎（东北陷於倭人之手，内蒙、华北亦岌岌可危），士气偾张，革命作乱，在文武两方面都不愁招募无人。共产党对此加以充分的利用，所以能屡败屡战，游刃有余，与国民党的优势兵力周旋十年之久。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有国际与国内派之分，一以王明为首，一以毛泽东为首。国际派恪守马列主义教条，对於党组织与意识形态的一套，固然是得心应手，然而不明白在中国而言革命，非发动江湖棍徒不办。历来的革命造反，必得有所谓江湖豪傑参加，方能成气候（所谓历史上的农民大起义，乃是惑於意识形态宣传的现代历史学家的发明。中国交通不便，农民分散各处，又无全国性的组织，试问如何能发动大规模的造反？）。毛泽东深解其中三昧，既能凭借革命的意识形态与党组织，又能利用江湖棍徒以发动群众，运用之妙，可谓出神入化。毛氏之所以成为新朝的太祖高皇帝，岂偶然哉！（然而凡事都是因缘和合而成，若无外在机缘，共产革命还是不会成功。这机缘便是日本的全面侵华。1961年，毛氏接见日本人，公然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得感谢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是为明证。）

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可说是充满了吊诡。共产党之取得中国大陆政权，即是一大吊诡。中共的壮大，意识形态居功至伟，然而其终得天下，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中共的骨干，一为激进知识分子，一为江湖棍徒（毛氏一身二任，自是当然领袖），与所谓无产阶级渺不相涉。工农群众，则是被动捲入。「无产阶级革命」云云，神话而已。马克思主义是否「放诸四海而皆准」，实不待辨而明。凡意识形态，其信奉者必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犹如一神教，必以为自己所奉之神乃唯一真神，禁锢思想，虐杀異教，即由之而起）。然而事实上，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内形成，不得不受时、地的限制，合於此者未必合於彼。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若要成功，必作修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正因大加修正之故，足证其決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然而其革命意识形态的性格，決定其必带宗教性，非坚持「放诸四海而皆准」不可。两难局面於是形成。中国党内所谓左与右、教条与修正、务虚与务实之争，都是此一两难局面的表现。

凡革命意识形态，必有乌托邦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基於两个概念，即前进与历史归宿：人类脱离草昧之后，由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至此无可再进，是为人类的归宿。共产党则是此一「规律」的先知，其任务是发动革命，最终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继续革命」，以国家权力摧毁原有社会有形无形的一切，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而后止。革命意识形态当道，此乃必至之数。

从破产边缘步入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则是唾弃了意识形态、以务实为归的结果。所谓改革开放，说穿了，正是返回百余年前李鸿章开启的洋务或自强运动之旧（邓小平所谓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确为至理，不过这也正是当年自强运动的宗旨）。数十年的「折腾」，几千万的人命代价，究为何事？

自康有为的「速变全变」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横扫一切」，其背后的理据，正是非彻底改造原有社会，不足以言现代化。而今日改革开放之际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恰恰不在主导彻底改革社会的国家，而在屡被革命、历劫余生的民间社会。此乃百年中国的最大吊诡。其中机括，有待后来史家的辨析了。

后记：

茫茫禹域，鼎鼎百年，穷乏之困、兵燹之惨、焚坑之烈、束缚之苦，可以凄怆伤心者多矣。固天运之有数，抑人谋之不臧？然人定胜天，剥极终复，升平富足之境，或不致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者乎。岁次己卯十月廿四日识於星洲寓所

（作者单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系，原载《百年》2000年一月号）

第二篇：百年革命 三封家书

百年革命 三封家书

梁 衡

《人民日报》（2011年06月23日版）

林觉民《与妻书》（局部）

聂荣臻给父母的信

一个八路军战士给妻子的信（局部）

林觉民（1887—1911），字意洞，福建闽侯人。少年时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回国，留下绝笔《与妻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聂荣臻（1899—1992），字福骈，四川江津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论时间，从第一封信算起已经整整100年，恰是辛亥革命百年祭；第二封已经89年，与共产党党龄相仿；第三封也已64年，比共和国还长两岁。而写信者当时都是热血青年，都是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准备牺牲的普通的战士。其结果，一个成了名垂青史的烈士，一个成了共和国的元帅，一个没入历史的烟尘，代表着那些无数的无名英雄。

细看就会发现，这三封跨越百年，不同时代的家书中都有一条红线一以贯之，就是牺牲个人，献身革命，为国家、为民族不计自己并家庭的得失。正是这一代代的前赴后继，不计牺牲才铸就我们这个民族，铸就中华文明。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历史精神，而它在革命，特别是战争时期更见光辉，又由代表人物所表现。唯此，历史才进步，人类才进步。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活动少不了拜谒故地，披览文物。

三月，我有事去褔州，公余又去拜谒了一次林觉民故居。林觉民的《与妻书》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文物。黄花岗72烈士，其事迹大多湮灭，幸有这篇美文让我们能窥见他们的心灵。广州黄花岗烈士碑上72人名单（随着后来的发掘，实际上已超过72人）中，林觉民三字人们抚摸最多，色亦最重。《与妻书》早已选入中学课本和各种文学的、政治的读本，我亦不知读了多少遍。印象最深的是“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他反复给妻子解释，我很愿与你相守到老，但今日中国，百姓水深火热，我能眼睁睁看他们受苦、等死吗？我要把对你的爱扩展到对所有人的爱，所以才敢去你而死。林家福州故居我过去也是去过的。这次去新增的印象有二。一是书信的原物。在广州起义前三天，1911年4月24日，林知自己必死，就着随手扯来的一方白布，给妻子陈意映写下这封信，竖书，29行。其笔墨酣畅淋漓，点划如电闪雷劈，走笔时有偏移，可知其时“泪珠与笔墨齐下”，心情激动，不能自已。其挥墨泣血之境，完全可与颜真卿的《祭侄稿》相媲美。二是牺牲前后之事。起义失败，林受伤被捕。审讯时，林痛斥清廷腐败，慷慨陈词，宣传革命，说到激动处撕去上衣，挺胸赴死。审讯官都不由叹道：“好一个伟岸的美男子。” 某日晨，家人在门缝里发现有人塞进来的《与妻书》，同时还有给父亲的一封信，只有几十个字：“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其壮烈而平静之举概如此。

福州之后又两月，有事去重庆之江津，才知道这是聂荣臻元帅的家乡，便去拜谒纪念馆并故居。聂帅抗日时主持被中央称为“模范根据地”的晋察冀根据地建设，解放后主持“两弹一星”研究，为国防建设立了大功。总其一生都是在默默地干大事。他在20岁那年离开家乡去法国勤工俭学，开始了探求真理、苦学报国的革命生涯。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同为我党领导集体中的早期留欧人员。聂帅留法时期的家书保存完好，现在收书出版的就有13封，且都有手迹原件，从中可以看到这批革命家的少年胸怀（去法国时聂20岁，周22岁，邓16岁）。现在故居前庭的正墙上有一封放大的家书手迹，是聂荣臻1922年6月3日写给父母的：

父母亲大人膝下：

不得手谕久矣。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狂！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二十一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私位饱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睹此？男也，虽不敢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叩禀

金玉安

男荣臻跪禀 6月3号

我拜读这封89年前海外游子的家书不觉肃然起敬。那个时代的有为青年留学到底为了什么？“决非一衣一食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这与林觉民“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何其相通。

要考察一个人的思想，家书大概是最可靠的。因为对亲人可以说真话，而且他也想不到日后会发表这信件。看了林、聂的两封家书又使我联想到五年前在河北涉县参观八路军129师师部旧址时见到的另一封家书。那是一个不知名的普通八路军战士（或是干部）在大战前夕写给妻子的一封短信，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与妻书》。从重庆回来我就赶快翻检所存资料，终于找出那张发黄的照片，但手迹还清晰可辨，全信如下：

喜如妹：

我俩要短期之分开了。这是我们的敌人给我们的分开之痛苦，只有消灭了我们的敌人，才能消除这个痛苦。

我的病暂时也没有什么要谨（紧），因病得的很长，一时亦难除根。我很高兴在党和上级爱护之下给我这五个月的时间休养很不错。我这此（次）决心到前方要与我们当前的敌人搏斗，拿出最大决心和牺牲精神与人民立功。我第二个高兴是你很好，特别是对我尽到一切的关心和爱护。同时我有两个很天真活泼的小孩，又有男又有女。你想这一切都使我很满足，永远是我高兴的地方。

战斗是比不得唱戏，不是开玩笑，是有牺牲的精神才能打垮和消灭敌人。趟（倘）我这次到前方或负伤牺牲都不要难过，谨记我如下之言：

无产阶级的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只是时间之长短，但也不是很长的。家人一定要翻身。要求民主与独立，这是全世界劳苦大众都走革命这条道路，苏联革命成功是我们的好好榜样。

就是我牺牲了也是很光荣的，是为革命而牺牲，是有价值。在任何情况下我是不屈不挠，坚决□□□部队与敌人战斗到底。一直把敌人消灭尽尽为止。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多吃饭，不生病，我就死前方放心。同时希你好好扶养丰丰小儿、小女雪雪，长大完成我未完之事。一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社会。谨记谨记。

我生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即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家居安徽省霍山县石家河保瓦嘴□。

茂德

一九四七·四·二·□于魏□

临别之写

这封信写得很镇静、乐观又有几分悲壮。作者和林觉民一样也是抱定必死的决心，但其悲剧气氛要少些，更多的是充满胜利的信心。刘、邓领导的129师1940年6月进驻涉县时不足9000人，到1945年12月挥师南下时已发展到30万正规军，40万地方部队。这个署名“茂德”的作者，就是这支大军中的普通一员。也许他真的已经在战火中牺牲，那一双可爱的小儿女丰丰、雪雪现在也该是古稀老人。这封上战场前匆匆写给妻子的信，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人的真实生活。

我把三封家书的手稿影印件放在案头，轻抚其面，细辨字迹，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感慨良多。这三件文物，都是用毛笔书写，所书之物，一件是临时扯的一块白布，一件是异国他乡的信纸，一件是随手撕下来的五小张笔记本纸页，皆默默地昭示着其人、其地、其时的特定背景。论时间，从第一封信算起已经整整100年，恰是辛亥革命百年祭；第二封已经89年，与共产党党龄相仿；第三封也已64年，比共和国还长两岁。而写信者当时都是热血青年，都是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准备牺牲的普通的战士。其结果，一个成了名垂青史的烈士，一个成了共和国的元帅，一个没入历史的烟尘，代表着那些无数的无名英雄。细看就会发现，这三封跨越百年，不同时代的家书中都有一条红线一以贯之，就是牺牲个人，献身革命，为国家、为民族不计自己并家庭的得失。林信说：当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聂信说：决非为一衣一食，而为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茂信说：我或负伤牺牲你都不要难过，是为革命而牺牲，是光荣的，有价值。百年革命，三封家书，一条红线，舍己为国。我们还可由此上推1000年，政治家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推2000年，思想家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目的不同）”。其一脉相承的都是这种牺牲精神——为理想、为事业、为进步而牺牲。国歌唱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还有一首歌唱道：“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正是这一代代的前赴后继，不计牺牲才铸就我们这个民族，铸就中华文明。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历史精神，而它在革命，特别是战争时期更见光辉，又由代表人物所表现。唯此，历史才进步，人类才进步。

我从百年历史的烟尘中检出这三封革命家书，束为一札，献给祖国，并祭先烈。这是一束永不凋谢的历史之花。

（2011年6月15日）

第三篇：百年党史回顾心得体会

百年党史回顾心得体会

——感怀党恩,不忘初心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将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回顾前瞻,硕果累累,一代代领导人用他们的智慧和热血为我们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城墙。

坐在电脑屏前，静气凝神，仿佛经历着百年前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了发表重要讲话。

1999年10月1日，江泽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的群众流行队伍挥手致意。

2009年10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2019年10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包头，一个美丽富庶的地方,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被誉为草原明珠的基地--包钢。

1959年的金秋10月,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塞外“鹿城”包头。他健步登上包钢一号高炉平台，为高炉出铁剪彩······霎时间，铁水奔流，金花加四溅，映红了蓝天，映出了草原人民的笑颜。从此，内蒙古结束了“手无寸铁”的历史，包钢成了边疆各族人民的骄傲。

5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包钢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钢铁基地之一,是内蒙古草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包钢的建设和发展，彻底改变了包头市贫穷落后的面貌，包头的工业产值，1985年就突破了30亿大关。市属6个区和两个旗县及一个市(昆都仑区、青山区、东河区、九原区、石拐区、固阳县、土默特右旗、白云鄂博市和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拥有上千个工业企业。包钢的所在地昆都仑区，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稀土工业基地；青山区建立了以机械、发电为主的新型工业体系。此外，东河区发达的商业，白云鄂博的石拐的采矿业以及郊、县、区兴旺的农业，也使包头凭添色彩。

蓝天上飘着朵朵白云，白云下面是美丽的草原包钢，今日的包钢，不仅成为塞外钢城发展的“骨架”，而且也是自治区四化建设的“脊梁”。

身为包钢的一员职工我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几年下来，身在其中的我深深的热爱上了这里。领导的体恤，工友的互助、互爱，以及职工们对这份事业的认真态度也感染了我的热情，为了包钢的建设和发展每一位职工都在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高唱“工人伟大,劳动光荣”,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发扬“工匠精神”、“劳模风采”，严格要求自己执行各项标准、制度，精心管理，创新工作。将工作安排的井然有序，不求回报，用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胞奉献着，热爱着自己的所拥有的工作岗位。这同样也是每一个普普通通包钢人的精神和理想追求。

面对现如今日益膨胀的多元化新型材料,包钢的主导形势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生产优良的产品,创新卓越的品牌成为包钢首要的任务,这就要我们每一位职工和领导团结一心,鼓足干劲,一起努力,立足本岗,夯实本领,以坚定的信念和全新的面貌迎接新的挑战,再创辉煌。用一颗诚挚的心去对待工作，向身边的劳模学习。致敬，用他们的精神感染、鼓舞大家，凝聚力量，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超越自我,坚忍不拨是每一个包钢人共同的精神理念,愿我们把这份包钢情埋于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包钢喝彩，为包钢人喝彩。

回顾党的100年的光辉历程，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神州大地的凝心聚力，就没有草原儿女与全国各族人民的血肉联系，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更没有全国各族人民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如今让我们以满腔的热血为包钢的美好明天而不懈努力奋斗。

精整丙班闫奇佐

第四篇：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

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 ■林毅夫 胡书东／文

自１９０１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以来，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历时整整１００年。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充满了无数的艰辛与曲折。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的一百年。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术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由盛而衰，与之伴随的是外来学术思想与理论在中国的广为传布。矢志于救亡图存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从外来的先进思想理论中探索建国、富强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开始。

经济学的传播：

危难中国的渴求

两次鸦片战争既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发展差距，从此以后，向西方学习、重振中华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潮流。这股社会潮流的第一件事情是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此后，经过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鼓呼，近代重商主义思潮得以发端，并达到了高潮，对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早在１８６７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Ｗ． Ａ． Ｐ． Ｍａｒｔｉｎ）讲授美国经济学家福塞特（Ｈ． Ｆｕｎｃｅｔｔ）所著的《Ａ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于１８８０年出版。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除了《富国策》之外还有１８８６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翻译的《富国养民策》（Ｐｒｉｍｅ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作者为英国人Ｗ． Ｓ． Ｊｅｖｏｎｓ），以及１８８９年英国人傅兰雅口述、徐家宝笔述的《保富述要》。

可惜的是，这些译作当时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开来。实际上，直到１９０５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经济学才像其它“新兴”学科一样真正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１９０５年以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加上科举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传统经书的羁绊，投身于社会现实之中，出国留学、兴办实业蔚然成风，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逐渐传播开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热潮，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国得以扩散开来。

京师大学堂在１８９８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出版，中国经济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１９１２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同时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

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到“五四”运动前夕的４０年中，中国出版了４０部左右的经济学著作。从１９０１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版了大约十六七部经济学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学著作，并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这反映了１９０５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上升。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几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比如１９１０年出版的《调查户口章程释义》（陶保霖著）、１９１１年出版的《中国国债史》（梁启超著）、１９１１年出版的《比较预算制度论》（吴琼编著）。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又有近２０本经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三分之二，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译本则绝大多数来自日文著作。在１９０２年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多有省略，且常运用我国传统的旧经济概念与术语来附会经济学，更使人难于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从１９０２年以后，这类情况有所改进。随着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大量译介，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也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译整理，没有什么创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华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１９年，中华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６９８个发展到１７５９个，增加了１５７．７％；资本从３．３亿元增加到５亿元，提高了５４．５％。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五四”运动之后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期间，中国经受了日本侵略、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一方面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疴积弊并没有消除。无论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北洋军阀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个期间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五四”运动之后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地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的初步繁荣：

３０、４０年代中国的折射

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从“五四”运动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第一，１９１９－１９２７年期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第二，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３０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第三，３０年代，针对中国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承继“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国内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的著作大量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１９１４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５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１９２３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论》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部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

胡寄窗老先生曾经对“五四”运动以后至１９４９年期间中国国内翻译和自编（撰写）的经济学书籍进行了统计研究。从中可以看出１９２９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初步繁荣情况。这一时期之所以有这么多中文经济学著作问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１９２８－１９３６年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开始出现工业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国防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实业救国”一时蔚然成风，经济学当然就有了传播和发展的土壤。经济学译著以３０年代最多，其中１９３０年一年出版了６３本译著。从国别构成看，到３０年代为止，由日文翻译而来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以前有较大增加，但是已经不能像２０世纪前１０年那样高度垄断，其相对的重要性则已经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文。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译由西方贩运来的日文二手货，也说明由欧美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大学讲坛。

３０、４０年代经济学的繁荣还体现在专门性的经济学刊物的创办上。据胡寄窗先生估计，除了统计期刊外，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４９年各类经济期刊约为１１２种，其中２０年代有１０种，３０年代４８种，４０年代５３种。不过，这些刊物创刊后一年内就停刊的在半数以上，能维持一两年之久就很难得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仍然很弱小，社会对经济学的关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支撑下来的经济期刊中，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国经济学社１９３０年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刊物。

在３０年代，学界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生过争论。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５年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围绕这些问题，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后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１９３７）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杨荫溥（１９３６）的《中国金融研究》、刘大钧（１９３４）的《我国币制问题》等。

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期间，国民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抗战爆发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富强，奋力探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途径。张培刚教授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吴景超的著作《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何廉、方显廷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等，都是很有见地和影响的著作。

解放前一大批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这其中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原因。解放前中国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情况，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的经济全貌。著名学者陈翰笙１９２８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查。１９３３年陈翰笙发起成立了有５００多名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于３０年代曾就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问题，与几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争论。同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比如后来名噪一时的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许涤新等，都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不浅的渊源。此外，南开大学的何廉、方显廷等人也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何廉还被誉为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著有《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

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宝三的著作《中国国民所得》，是中国现代意义上ＧＮＰ核算方面的开山之作；陈达的《人口问题》就人口理论、人口数量、质量、人口与国际关系等进行了分析之后，给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经济学在中国已经走出了单纯的学习、普及阶段，出现了一批既掌握先进经济学理论，同时又能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学者。总结解放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凡是在学术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被称为中国３０、４０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享誉国内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如马寅初所说：“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

早在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中国零星传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在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是最早向国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家。１９３０年之前，先后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译著出版，也有不少关于《资本论》有关专题的介绍。在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同时，不少中国学者也在勉力进行本土化的尝试。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该书自１９３４年北平经济学社初版起至１９４７年共发行了１１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是销行最广的一部，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王亚南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著作最丰富的一位，《中国经济原论》是其代表作。

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孪生兄弟

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来说，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就越大。自１８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经济，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多出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心和著名经济学家的产生地也就逐渐随之转移到美国。

自１９２０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开始系统搜集宏观经济数据，以及１９４７年萨谬尔森出版《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以后，国际上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开始大踏步朝向实证化、数理化方向发展。然而，中国的经济学自１９４９年开始，随着国土和政治的分裂而走了不同的道路。有些经济学家随着国民党政府搬迁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等学校继续教授现代经济学；有些则漂泊海外，当中一些人对国民党政府在台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不少影响；也有如蒋硕杰、费景汉、张五常、邹至庄、刘遵义、李龙飞、萧政等一些新、老经济学家在货币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领域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

大陆本身则走向了另外一种发展方向。自１９５３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经济体制就开始全面向计划经济转轨，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除了继续翻译出版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围绕总路线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核心内容。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快速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家领导人优先考虑的对象，也自然成为经济学界的中心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特别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二是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支持现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对后者加以诠释，增强其在理论上的合法性。

这一时期经济学界比较著名的理论争论有三起，即５０年代后期围绕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争论，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围绕李平心“生产力理论”的争论，５０年代后期、６０年代初围绕价值规律和孙冶方价值规律论展开的争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核心观点是主张人口增长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反对人口盲目增长。本来无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能推出这一结论，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受到批判，与马寅初持相同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吴景超甚至被批判为“帝国主义的走卒”。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核心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内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将生产力的“社会联系”看成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在那个特别强调生产关系的年代，这一点被批判为将生产关系当成生产力的附庸。至于围绕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引发的争论，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理论和意识与不能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对孙冶方的批判，只是因为他坚持价值规律高于计划规律，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强调计划规律高于一切相冲突。用今天的标准看，５０、６０年代发生的三大理论争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从学术上讲，基本上都属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诠释上的分歧。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非颠倒，经济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一部分经济学家秉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以论证和诠释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职志，特别是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为改革开放寻求理论支持。公允地说，这些研究虽然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是针对性很强，在一定时期确实起到了从理论上证明改革开放合法性的作用。另外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眼界也大大拓宽，而且随着中外经济学学术交流的迅速扩大，现代西方经济学文献大量流入中国，年轻的中国经济学者们从中受益颇多，有的还留学海外，纯粹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圭臬的年轻学者基本上没有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越来越成为时尚。随着西方经济学的重新普及，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并呈逐渐增多之势。他们的研究同样对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９０年代以后，许多改革措施都凝聚着他们的智慧。而且，即使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墨守传统理论的已不多见了。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中国经济在下个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经济的时候，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实际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断言，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以世界上最早出版并且最权威的七个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政治经济学杂志》（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经济学杂志》（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经济学季刊》（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计量经济学》（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经济研究评论》（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经济和统计学评论》（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为例，它们在７０年代总共发表主题是中国问题、或者主题不是中国问题但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文章数为７８篇，８０年代为８２篇，而９０年代就增长到１３４篇。

在６０年代中期以前，华人学者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是很少的以后随着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崛起，到国外留学研习经济学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开始上升。８０年代以后，随着大陆对外开放，到海外留学的华人更多，华人经济学家队伍不断壮大，因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就进一步提高了。十分可喜的是，已经有一部分华人经济学家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有的还是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见长。可以预期，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国内经济学界将来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会越来越大。

２１世纪：

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１００年了，回眸百年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令人感慨万千！“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实际处于起步阶段，社会的重视程度也很有限。“五四”运动以后，国外社会科学思潮纷纷进入中国，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的经济学迎合了国内实业救国的需要，也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在３０年代，经济学在中国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那时的中国政局较为平静，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第一次卷入了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之中，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历程，从研究范围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而使现代经济学在大陆的正常发展中断了。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９０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开始普及，并在年轻一代取得主流地位，出现了迅速弥补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趋势。然而，由于长期封闭落后，在短短１０年、２０年的时间里既要消化国际经济学界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又要努力追踪其发展前沿，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难免不走弯路。比如照抄照搬国外理论，而忽视了任何理论的分析都以特定的制度和发展阶段为前提；或以概念代替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理论争论常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争论等。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整个社会出现失序、浮躁、急于求成的风气，一些经济学者也受其影响，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经常出现抄袭和缺乏深入的逻辑分析、经验实证等现象。

总结我国百年来的经济学发展，国人自撰的出版物大多属于述而不作的性质，真正的理论创新少，介绍国外理论或以国外现成理论为框架研究中国问题或就事论事地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占绝对大多数。按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推论进行严谨的经验检验的研究和著作还不多见。后者是我国经济学研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并同时对国际经济理论发展做贡献的必由之径。只要在研究规范上自觉改进，随着２１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致力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必然能迎来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第五篇：教学设计研究 百年回顾与前瞻

教学设计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

张 华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论著选摘

【摘 要】 20世纪教学设计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教学设计研究与不同区域的整体文化风格有着内在关联,北美与欧洲大陆的教学设计研究尽管有联系,但差异是主要的。教学设计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理念层面，建构主义认识论正在取代客观主义认识论而成为教学领域的基本观念；在技术层面，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引起教学领域的深刻变革；在基础层面，教学论已不再只是教育心理学的应用学科，其研究开始置于多学科的基础之

【关键词】

教学设计

客观主义

建构主义

仪器中心

学习者中心

一、20世纪教学设计研究的发展线索

20世纪是科学的世纪。在科学的世纪里，世间的一切都深深打上科学的烙印。如果说17世纪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教学论确立的时期，那么20世纪则是科学化的教学论确立的时期。所谓“教学论的科学化”，是指用典型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对教学进行研究，把教学论置于科学（主要是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如果说20世纪以前的教学论的研究重心主要是宏观的教学哲学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当教学论在20世纪进入科学化时期以后其研究的重心不再只是宏观的哲学层面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微观的“教学设计”问题。这是20世纪的教学论与以往时期教学论的重大区别。这里先分阶段对20世纪教学论研究的历程进行全景透视，以把握当代教学论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现实状况。

（一）20世纪上半叶：科学教学论的早期发展。

在西方世界，教学设计研究存在两种典型风格：一种风格是信奉“经验主义”哲学观，主要流行于美、英等英语国家；另一种风格则信奉“理性主义”哲学观，主要流行于欧洲大陆。“经验主义”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强调经验在学习中的重要性，因而把“量的研究”作为学习和教学设计研究的主要方式。“理性主义”强调理智的适切性（这种理智或多或少是与生俱来的），强调与理智相关的人的心理的结构与认知过程，因而在对学习和教学设计研究方法上“量的研究”不占主流，“质的研究”则成为重要方式。

在北美，形形色色的教学设计研究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建立一座能够沟通学习理论（如行为学习理论、认知学习理论）与教育教学实践的知识的桥梁。教学设计因而发展为一种“规范科学”，旨在把关于人的学习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与具体的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解决连接起来。这样，20世纪的教学论也就逐渐成为教育心理学的应用学科。

20世纪上半叶，北美教学设计研究起源于几个心理学家试图把心理科学运用于教育情境的努力。杜威和桑代克为教学设计研究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杜威早在1910年出版的《我们怎样思维》中就设想建立一种特殊的“连接科学”，能够把心理学研究与教育教学实践连接起来，这种“连接科学”当然是研究如何设计教学的。与杜威相比，桑代克的贡献更为突出，可以说他是美国科学教学论的奠基人、开创者。桑代克认为，通过动物实验所建立起来的“联结主义学习理论”可以直接运用于教学过程之中，他根据其学习理论建立起一整套包括任务分析、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测量的教学设计体系。这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为教学设计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欧洲，德国教育学家拉伊同样在1903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实验教学论》，另一位德国教育学家梅伊曼于1914年出版了三卷本介绍“实验教育学”及其心理学基础的讲演稿，他们两人倡导“实验教育学”、“实验教学论”，主张把教育教学研究建立在生物学、生理学、实验心理学的基础上，运用实验、观察和统计方法，从而使教育学成为“科学的教育学”――“实验教育学”。这开启了欧洲科学化教学设计研究的先河。

（二）进制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兴盛与“三大新教学论流派”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教学设计研究在西方世界兴盛有重要的社会背景。第一，“二战”以后人口出生率迅速啬。对当时的教育教学体制形成挑战；第二，“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防、科技领域的竞争，必然引起教育方法、教育技术和教学设计科学化水平的竞争；第三，50、60年代，西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当时北美的科技文化领域有一种把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向社会科学领域移植的风潮，而此时的心理学领域。行为主义心理学占主导地位，所以，当谋求教学设计科学化的时候自然会把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范式运用于教学领域。

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试图把行为主义心理学与教学技术整合起来，把教学设计建立在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和先进技术的基础之上。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开发一种教学程序系统以准确分析学习者的行为表现、确定要达到的行为目标、设计教学以达到预先确定的具体学习结果。这种理论还吸收了自动控制理论和系统论的因素，把教学视为各构成因素、流程和信息控制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这种教学设计理念早在“二战”期间就被一些心理学家用于开发军事训练材料。

1954年，美国杰出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斯金纳发表了一篇题为《学习科学与教学艺术》的论文，该论文迅速掀起了一个关于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开发的运动。斯金纳在文章中提出了“小步子、循序渐进、序列化、学习者参与、强化、自定步调”6个教学设计原则，从而确立了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的基础。北美教学设计理论早期发展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加涅、格拉泽、帕期科无不受斯金纳的影响。程序教学的浪潮也不可避免地波及欧洲，在欧洲引起广泛讨论。但是，由于欧洲大陆的教育教学研究受“理性主义”哲学支配。其教育学更多表现为“人文科学取向”。因此，当北美的教育科学和程序教学传到欧洲以后，除一些热心的支持者从教学技术的角度对之赞同以外，许多教育学者则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对之批评。当程序教学运动衰微以后，更强化了许多欧洲教育学者和教师反对教学技术的偏见，这种状况持续至今。

6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期，北美的教学设计研究依然建立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基础之上。这些研究试图确定在教学中实施行为主义“刺激－反应－强化”模式的最有效的手段和程序，以保证达到规定的学习结果。这些研究的主要目标集中在行为主义的任务分析和开发学习的行为目标。行为分析的目的是确认学习者成功地守成教学任务所需获得的一毓细小的、循序渐进的技能或称“亚技能”，设计指向于获得这些“亚技能”的具体的目标，使这些“亚技能”的获得序列化，以使学习者最有效地达到预先规定的学习结果。这些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寻找关于学习者个性差异的变量。

在50、60年代，不仅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蓬勃发展，而且在西方世界还产生了一些对教学实践很有影响的教学理论流派，统称为“新教学论”。其中最有影响就是所谓“三大新教学论流派”――前苏联教育学家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的“发现教学论”、德国教学论专家瓦根舍因和克拉夫基为代表的“范例教学论”。“三大新教学论流派”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改革课程结构与教学体制培养獐优异的智力，进而推动个性整体发展。

（三）20世纪70年代：认知性教学设计理论的兴盛。

从60年代未期开始直到整个70年代，行为主义在心理学领域的主导地位渐被认知心理学所取代，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学设计理论开始兴盛起来。到美国90年代，各种建构主义理论已经对美国的教学设计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欧洲，行为主义心理学从来就没有像在北美那样取得过主导地位。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发展起来的认知理论到70年代依然保持强劲影响，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在欧洲的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所以，欧洲的教学设计主要是建立在认知理论的基础上的。

但是，70年代以后兴盛起来的认知性教学设计理论并非是对以往的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在新的理论基础上的超越。在北美，“任务分析”由分析人的行为表现以确定行为目标，转向于理解不同知识和技能领域中“能力表现”的发展阶段，研究者用“任务分析”去确定一个学科领域中能够把“新手”和“专家”区分开来的不同的学习水平。许多研究描述了像注意和记忆等认知过程的复杂的结构和序列，并且发现，在具体的领域中，知觉在那些高度熟练的人的能力表现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欧洲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任务分析”的方式，比如有人开发出了内容取向的“任务分析”法，并将这种方法与标准参照测验联系起来。

加涅和布里格斯是70年代认知性教学设计理论的代表人物。加涅早在60年代就是教学设计研究领域中的杰出人物，不过这个时期的加涅是倾向于行为主义的。自60年代未以来，加涅把认知理论整合于其教学设计理念中，成为认知性教学设计理论的重要代表，加涅与布里格斯认为，教学设计应具备四个前提条件：第一，必须为个体而设计；第二，设计应当包括短期和长期的阶段；第三，设计应当实质性地影响个体发展；第四，设计必须建立在关于人们如何学习的知识的基础上。加涅认为人的学习是包括不同层级的。不同类型学习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是不同的。加涅的教学设计理论正是基于其“学习层级说”的，教学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不同学习结果或能力的产生提供最佳学习条件。加涅和布时格斯的教学设计原理在70年代影响深远。

（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走向整合的教学设计理论。

进入80年代，北美的教学设计理论有一个基本趋势，那就是把不同教学设计理论的因素与认知科学和教育技术学的发展综合起来。那种开发唯一的、对所有教学情境都最有效的教学方式的理念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这样的理念：根据知识和认知过程的我开发出适合于具体的、明确限定结果的最好方式。基于每一个学习者的进步和需要的教学变量和条件受到强调，教师的角色继续变化，以对学习情境作出更灵活的反映。当教学设计研究者与计算机程序专家合作设计互动教学系统的时候，教学技术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虽然许多教学设计专家（如加涅）继续修改其理论以使其能够适合于所有学习情境，但许多专家在80年代改变了其努力方向。这些研究者致力于分析既存教学设计理论，以确定其对处理具体教学情境的优势与劣势。这些研究者不是把现存理论中的因素综合为一种新的“杂交理论”，而是试图把最强有力的理论组合起来，以形成一种大规模的、包容许多可能策略的富有变化的系统。各种策略以新的方式组合起来，以便于确定哪些组合和序列明确限定的教学情境是最有效的。教学设计者进而能够从这些大规模的、事例起来的教学理论中选择某些具体环节以直接运用于他们所需要的学习结果中，这就使教学设计具有了很大灵活性。

学习者与媒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成为80年代教学设计关注的重要问题，该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80年代未和90年代早期的研究者继续研究各具体知识和技能领域中的“能力表现”的过程和结构，并开发教学程序以培养这些能力。这类研究有两个根本前提：第一，学习应当是情境性的，并且是一个指向于特定问题解决目标的积极的知识应用过程；第二，将问题解决策略模式化的重要性，与为新的学习提供动力的过程中冲突或错误的作用具有总体的一致性。总之，与行为主义者把学习者视为被环境所创造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认知本位的研究者研究学习者积极改变环境并由此促进学习的方式。

二、教学设计研究的发展趋势

教学研究或教学设计研究的一般趋势可以从理念、技术、基础三个层面加以概括。在理念层面，建构主义认识论正在取代客观主义认识论而成为教学领域的基本观念。在技术层面，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引起教学领域的深刻变革。在基础层机，教学论已不再只是教育心理学的应用学科，其研究开始置于多学科的基础这上。

（一）在理念层面，建构主义认识论正在取代客观主义认识论而成为教学领域的基本观念。

在理念层面，建构主义认识论正在取代客观主主认识论而成为教学领域的基本观念。

传统教学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认识论观念，不论是行为主义还是认知主义，都属于客观主义的范畴。客观主义认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实在”的性质来看，“实在”是客观的，是外在于人的心灵、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心灵、意识、思维是主观的，是被“客观实在”所决定的；第二，从知识的性质来看，知识即是对“客观实在”的摹写或反映，知识的趔性是由其与“客观实在”符合的程度决定的，知识因而是客观的。由“客观主义”知识观必然派生出决定论的知识观和还原主义知识观；第三，从科学的性质来看，科学是知识的代表或典范，是“真知识”、有价值的知识。科学的使命是发现与“客观实在”相符合的“价值中立”的“客观真理”；第四，从人际互动的性质来看，真理是由少数科学家、专家学者经过严密的科学发现过程而获得的，“趔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芸芸众生只是接受和传播专家们所发现的“真理”，这必然导致权威与服从的人际关系。

在客观主义认识论看来，教学过程即是传递客观知识的过程。作为知识传递过程的教学也具有客观性，它是由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教学结果完全是可预期的、可重复的。因此，教学应遵循客观规律，遵循固定的程序和步骤。由于复杂知识可以还原、分解为简单知识，因此可以对知识教学进行细密的程序设计，这显然是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基本观点。受客观主义认识论所支配的教学必然具有控制性质。教学是传递固定的、程式化的“客观”知识的过程，学生的心灵是被教学过程塑造的对象，它需要忠实地接受以分辨别类的学科形式体现出的“客观真理”。这样，学生必然是被动的，教学即是对学生施加控制的过程。

建构主义认识论是对客观主义的根本超越。建构主义的基本内容也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概括：第一，就“实在”的性质而言，人的心理表征与外部世界一样拥有“真实”的存在状态；第二，就知识的性质而言，知识是个体建构的，它内在于人的心灵之中，而不是外在于世界之中；第三，就科学的性质而言，科学是一个创造意义的活动，这种活动像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也是带有偏见并经过人的价值观念的过滤的。价值是中立的，与意义无关；第四，就人际互动的性质而言，我们依赖于共享的或协商的意义，这些意义在本质上是合作产生的，而不是依靠权威或经过操纵而产生的。

由此看来，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具体的哲学流派，而是当今许多哲学思潮的共同主张。从英美哲学来看，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后分析哲学、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哲学思潮在认识论上都有建构主义的性质；从欧洲大陆哲学来看，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批判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潮也都有建构主义的性质。因此，可以说建构主义认识论体现时代精神。

在历史上对建构主义理念作出突出贡献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包括皮亚杰、布鲁纳、维果茨基等。当代西方的建构主义则是在充分吸收了这些学者的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像后结构主义、解释学、批判理论等哲学思潮以及认知心理学的最新成就。由此形成形形色色的理论主张，如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信息加工建构主义、社会文化认知观、控制论系统观等等。

为了进一步理解形形色色的建构议的性质，可以从知识形成的两个“连续体”进行区分。第一个连续体是“外部输入――内部生成”连续体。知识是从外部输入人的心灵的，还是人的心灵内部生成的？这是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分水岭。客观主义认为，知识是从外部输入人的心灵的，人的心灵具有受纳的性质，学习过程就是要接受来自外部的刺激或信息，接受人类已有的知识体系。建构主义则认为，知识是人的心灵在与外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从内部生成的，人的心灵具有自觉能动性，学习过程是主动建构过程，是对事物和现象不断解释和理解的过程，是对既有的知识体系不断进行再创造、再加工以获得新新的意义、新的理解的过程。尽管所有的建构议者都雍知识是主体与客体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主动建构和内部生成的，但不同建构主义者对主客体的关系的理解存在差异。如果认为人的心灵在知识形成过程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而外部世界则没有任何独立性，那么这种建构主义就是“激进建构主义”。

知识形成的第二个连续体是“个体――社会”连续体。建构主义都认为，主客体的交互作用是知识形成的基本机制，但对这种交互作用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有人区分了三种知识建构：个体的建构――个体与其环境的交互作用；个体间的建构――儿童与儿童、儿童与成人间的交互作用；公共知识建构。持第一种建构的主张可统称为“个人建构主义”，这种观点强调认识活动的个体性质，只有个体与其环境的交互作用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知识。持第二、三种建构的可统称为“社会建构主义”，这种观点强调知识建构的社会性质，强调合作、交往和共享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

这样，从知识形成的两个连续体我们可得出四种基本的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温和建构主义、个人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这四类建构主义彼此之间是相互交叉的，如个人建构主义往往持激进建构主义的主张，社会建构主义则往往持温和建构主义主张。

如果说客观主义使教学成为人的控制过程的话，那么建构主义则使教学成为人的解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知识建构的主体，通过知识建构过程而不断提升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二）在技术层面，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引起教学领域的深刻变革。

21世纪人类将全面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以计算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深入运用为特征。在教学领域，尽管人们对计算机的不恰当运用不无担忧，但是，计算机在教学领域运用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表现在引入了一种新的教学媒体，更根本的是引起了教学交往方式的深层变革、教学价值观的深层变革。

“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将引起教学领域的革命。信息社会是一种“网络化社会”，“网络化社会”的基本交往方式可以称为“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这种交往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不同地域、甚至不同时代的人展开便捷的交往，使人们很容易与世界上著名的信息资料中心联系起来。地球变小了，人类彼此之间在心灵上靠近了，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这种变革所带来的社会意义和精神意义仅仅是初露端倪，还并未充分表现出来。“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运用于教学领域将会引起一系列深刻变革：第一，教学成为“网络化交往”。面对面的、发生在真实时间之中的交往仅仅是教学的一种形式、一个组成部分，把学校与社会隔离的藩篱已被“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彻底拆除，教学成为全球化、网络化的交往；第二，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及相应的讲授教学法已不适应网络化教学的需求，需要新的多样化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第三，课程囊括了学校资源和社会资源。当教学成为“网络化交往”之后，课程就不再只是局限在学校范围，更不会局限于书本知识。通过计算机网络，全球范围的课程资源尽收眼底，教育因而出现了新的面貌；第四，“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为远距离教育提供了新的方向。它比传统的远距离教育方法更加互动，也更迅捷地提供教育信息。当然，“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对教学所带来的实证性影响还远未充分表现出来。但仅根据上述影响就足可预知：“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将成为教育和培训的一种新的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过分运用“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也存在潜在的危险和不利因素。比如，这种交往排除了许多非语言交往的因素，而在面对面的讨论中，非语言交往是很重要的。再比如，过分运用“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可能会影响人的社会化过程的某些方面，从而对人的性格和人际交往技能的发展造成损害。

“智能教学系统”或“智能计算机辅助教学”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尽管在斯金纳程序教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渐趋式微，但随着计算机智能水平的提高和新的软件的不断开发，“智能教学系统”表现出新的微型机和省略。新时期的“智能教学系统”超越了斯金纳程序教学理论的限制，积极吸收了新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如建构主义），并把“计算机为媒体的交往”整合于自身之中，从而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未来教学的发展方向。

尽管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浓度和广度向教学领域中渗透，但教学设计者将越来越指向于发展“学习者中心的”教学技术观，而不是“仪器中心的”教学技术观。“仪器中心的”教学技术观是极狭隘的，是早期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基本特征。当今的教学技术越来越强调学习者中心，通过不断开发与硬件相适应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软件，日益提高人机协作和互动的水平，日益提高计算机传递系统的效率。新教学技术的利用，比如互联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可以建构丰富的、反思性的学习情境，从而为学生的自由探索创造机会，可以说，计算机的最大教育价值在于使学生成为课程与教学的主体，让学生获得学习自由，为学生提供可以自由探索、尝试和创造的条件。这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技术的发展趋势非但不会降低未来教学设计中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反而会为日益进步的教学技术找到意义之源。

（三）在基础层面，教学论已不再只是教育心理学的应用学科，其研究开始置于多学科的基础之上。

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教学和教学设计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教育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教学论因而成为教育心理学的应用学科。这种教学论是受“科技理性”所支配、受客观主义认识论所控制的，因而这种教学论是受效率驱动的，指向于对教学和教学设计过程的有效控制。当教学论走出“科技理性”的狭隘视域的时候，它不再只是效率驱动和控制定向的，更主要的是指向于对教学和教学设计过程的理解。这时，教学和教学设计研究开始置于多学科的基础之上。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系统动力学、传播学。等等，都成为理解教学和教学设计过程的基础学科。

从研究方法看，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将不再支配教学领域，代之而起的是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局面，各种形式的“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的结合将是教学研究方法的主要趋势。

注：

① See Tennyson,R.D.,Schott,R.,Seel,N.M.,and Dijkstra,S.(eds.)(1997).Instructional Design;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Volumel: Theory, Research, and Models).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pp.1-16.② See Wilson,B.G.(1997).Reflections on Constructivism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In Dills,C.R & Romiszowsky, A.J(eds.)(1997).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 Paradigms.New Jerse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Inc.p.65.③参阅陈琦、张建伟：《建构主义学习观要义评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④ See Romiszowsky, A.J.(eds.)(1997).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 Paradigms.New Jerse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Inc.pp.xxviii-xxix.⑤ Ibid.,pp.xxxix-xxx.⑥ See Tennyson,R.,Schott,F., Seel,N.,Dijkstra,S.(1997)(eds.)Instructional Desig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Volume 1: Theory, Research, and Models.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pp.11-12.⑦ Ibid.,p.12.文章选自《教育科学》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