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回顾超导百年 共话产业发展
回顾超导百年
共话产业发展
“超导百年
西安论坛”在经开区成功举办
8月21日至23日,“超导百年西安论坛”在西安经开区东晋桃源国际酒店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以及全国各地30多个知名高校、科研院所、高新企业的院士、科学家、学术带头人以及众多的青年专家等百余名超导科技界精英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超导现象发现100周年。
本次论坛由中国超导材料研究学会超导材料技术委员会和国家超导技术联合研究开发中心主办,西安市经开区管委会、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和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原国家科技部超导专家委员会的三位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国桢、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廉,以及超导界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裕恒、上海电缆研究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崇祺参加了本次活动。国家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科技部ITER计划执行中心、中国工程院等单位领导光临指导,陕西省科技工委书记、科技厅厅长奚正平,西安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贾生林出席会议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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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材料研究技术是21世纪具有经济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也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在的商业运用前景的高技术产业。西安经开区作为我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承载区,以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和其创办的西部超导公司为代表,目前已形成具有国际先进、国内一流、规模化的超导新材料研发应用体系和生产基地,以及国际上目前唯一的低温超导合金棒材及线材全流程生产企业,并成为国际热核聚变项目用低温超导线材的供货商,制备的超导材料性能先后三次创世界最好水平。
自2007年经开区承担国家级陕西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建设工作以来,不断加大对新材料生产、研发型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和产业集群建设力度。目前已形成金属材料、光伏材料、光电子材料和非金属复合材料四大发展方向、产业特色鲜明、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发展格局,拥有国际一流的超导材料产业基地和亚洲最大的无缝钛管生产厂。其中包括西部超导、天力金属、西部钛业、西工大超晶、菲尔特金属等43家从事新材料研发、生产的企业。今年上半年,新材料产业,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2亿元,同比增长72.1%,预计到“十二五”末,新材料产业产值将突破200亿元,将成为全国重要的新材料产业基地,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超导材料产业基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 百年超导
魅力不减
有人认为21世纪电力工业的技术储备有两个,一个是超导,另一个是智能电网。超导体可以广泛用于能源、信息技术、生物医学、交通运输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在弱电应用方面,人类利用超导体的隧道效应,作出的器件能够检测出相当于地球磁场几亿分之一的变化,世界上找不到比它更灵敏的电磁信号检测器件,其灵敏度理论上只受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限制;利用交流超导隧道效应制备的电压基准已经代替了化学电池电压基准;世界上最快的模数转换器和最精密的陀螺仪都已利用超导体实现了。高温超导的微波器件已经得到较多的应用,高温超导的微波器件不仅在雷达等方面得到应用,也在移动通讯方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北美已经有几千台的超导滤波器应用于移动通讯基站;清华大学建立一个示范小区。
在强电、能源有关方面。超导技术是电力工业的一个革命性的技术储备;是新一代的舰船推动系统的基础;是磁约束受控核聚变不可替代的制备强磁体的材料。中国已经参加ITER计划。西北院能完全可以保障超导线的供应;多数医用核磁共振成像设备和高分辨率的NMR用的强场磁体也是超导的。超导磁悬浮列车也是很有优势的。那么这就是核词共振成像的磁体,是加速器用的磁体,这是用于自用电子激光器的超导谐振腔。在电缆方面,美国要建立一个超级变电站,把美国大陆上三个电网连接起来,建立一个新的巨大的智能电网,以吸收更多的硌带状能源,这个连接的导线,现在准备用超导电缆,最长度大概有45公里左右。
在面对空前的发展机遇的同时,超导发展也同样面临两大挑战。第一,对铜氧化合物超导体及新发现的超导体的微观机理的探究,会极大推动凝聚态物理学的新发展;第二,探索更适于应用或更高临界温度,如高于110K可实用化的超导体(LNG温区)甚至室温超导体。这两个方面就是两大挑战。
室温超导体能否找到,既没有成功的理论肯定,也没有成功的理论否定。而事实上,临界温度一直在提高,新的超导体在不断地被发现。对于金属氢可能是室温的研究也在不断有新的进展,如果发现室温超导体,其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有可能像集成电路那样成为带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超导已经开始造福人类并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21世纪一定有新的技术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在超导材料方面的突破有可能是候选者。对超导电性的深入认识,将会一直推动着量子力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又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发现的领域。中国科学家应该也能够为人类的文明作出新的、无愧于我们先人的贡献,探索高温超导体和解决其机理的问题就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ITER计划执行中心副主任罗德隆:
中国ITER计划执行进展
ITER计划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聚变实验堆,是最终实现磁约束聚变能商业化必不可少的关键一步。这项计划是我国参加的最大的大科学工程国际合作项目,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意义,充满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是2003年2月开始加入ITER计划谈判,在这之前我们国内的专家、学者们做了大量的调研,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最后国务院统一批准,由科技部牵头来参加谈判,当时在国际上已经是第8次谈判,在圣彼得堡参加了第8次谈判,前面是2001年开始谈,谈了7次之后中国加入。在我国加入ITER计划谈判以后,差不多4年左右的时间,经过艰苦的谈判,于2006年最后完成了谈判,各方由政府代表,我们国家当时是科技部的徐冠华部长代表中国政府签的,各方也都是由部长级的领导去签了《组织协定》及相关共识,所谓共识就是经费如何分担,还有厂址建在哪等等这样的一些共识。
2007年10月,ITER国际聚变能组织正式成立,它在国际上是一个全新的国际组织,享有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特权。同年,我国国务院专门批准设立ITER计划专项,对中国参与ITER计划给予经费和组织上面的保证。
我们参加ITER计划,并不是为了简单地把ITER装置建好,而是应该在我们国家形成一个自主创新,能够研发聚变能力的团队。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就专门安排了国内的配套计划,在以参加ITER计划为契机,能够培养我们的人才,加强目前国内两个主要的聚变研究核试验的能力,为今后ITER建好之后做好我们实验的准备,不要为别人做嫁衣,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现有的实验装置上做好实验准备。
ITER计划是解决未来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甚至世界和平问题的重要途径,关系到国际民生和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计划投资大、周期长,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超导体和线圈占我国采购包一半左右。目前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不够,我希望有一些年轻人也多关注ITER计划。我们国家想真正能够更多地获得知识产权的话,一定要派更多的人去,现在我们人相对还比较少,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派到ITER所里面去。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教授张平祥: 低温超导进展
我国低温超导材料的发展,是国际上低温超导材料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我国第一根单芯铌钛线是1965年做出来的,多芯线到1972年,那么到2003年、2004年以后,我们开始了产业化的建设。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做到了最好水平,90年代的时候,中式水平也应该说在各个产业公司里面最好的水平。那么ITER计划开始之后,从2004年,开始我们进行针对ITER的铌三锡的内锡法研究,2006年又开始青铜法的研究,就是标准了ITER的标准。
我国的低温超导材料在研究上基本上和国际是同步的,水平也一直处在国际前列。以ITER计划为目标,2003年,我们成立了西部超导公司,开始了低温超导生产线的建设,目前这个生产线已经建成。今年已经正式开始了铌钛和铌三锡的批量化生产,现在在超导公司和西北院的超导所,专门从事低温超导材料研发及生产的有200多人的团队,从事钛合金的生产和研发。建成的超导生产线已具备了年产300吨铌钛和100吨铌三锡的能力。我们也去过国际上几家超导生产线,像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应该说这条超导生产线,在硬件装备上是最先进的。
未来想进一步发展我们国家的超导磁体的产业,在前年的MT21会议上,我国每年超导磁体消费采购10个亿,针对如此大的市场需求,西部超导公司和日本超导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西安巨能超导磁体有限公司目前是两种磁体,大磁体,希望通过这个提升我们国家的磁体技术,一个是MCZ,这个MCZ就是用于12英速以上单晶硅的磁体,那么大尺寸的单晶硅不容易做,影响因素主要两个方面,一个是液面的稳定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杂质元素,像氢氧氮这类杂质元素的提纯,那么在5000高速的超导磁体下,它能起到这两方面作用,一个方面是稳定液面,一个方面把氮等杂质元素,在磁场上,排在边上去,这个磁体的开发,后面对于我们国家制造大尺寸单晶硅的装备,提供了一个基础,那么目前,这个磁体非常大,六吨重,整个开口是一米多,中间把单晶硅的炉子放在中间,这个技术我们已经派人培训回来了,马上就开始生产。另外,我们认为稀土涨价以后,永磁的MRI价格很高,已经基本上停止了,这就给超导的MIR带来的非常大的机遇,应用在我们国家医疗方面,所以我们想抓住这个机遇,迅速开展磁体的生产,目前超导线生产已经没有问题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廉:
超导的未来
我国低温超导从实验室技术开始,基础研究和工艺研究已经走向工程化、产业化的最前沿,将对ITER项目发挥重要作用,63%的铌钛线是由西部超导公司提供的,百分之十几的铌酸锡也是西部超导公司提供,这个量还是有一定分量的。另外,我们的高温超导基础研究成绩更是斐然,特别是近3年,铁硒超导体发现之后,中国在世界上作出了非常好的成绩,今天我们铁硒超导体已占到世界领域中的“大半江山”。纪念超导百年的时候,世界上有很多活动,我看了一下英国的杂志社拿出25篇文章,其中有6、7篇文章是中国人的,是铁硒超导体,这样的成绩和贡献是很振动的。我们铁硒超导体最近几年在国际上有非常大的反响,目前中国超导研究在国际中的分量是举足轻重的。
在纪念超导体发现100年之际,我国的超导研究已进行了60年,这60年我国超导研究站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随着超导材料应用的不断宽泛应用,不仅让我想到超导的第二个百年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超导的发展依然是最令国际科研人员振奋的事情,也是最具有最挑战性的领域之一。国际上最近有很多新的进展,第一个就是目前的研究工具、研究手段,比如AIPES,以扫描电子透镜等为新型超导体的电子结构和相图提供了大量的观察结构。在铁硒超导体上有很多新的性质是别的所没有的,这为超导未来的探究带来了新希望;另外,对高温超导体的起因有可能会有许多新的认识,材料与科学工程新进展,会改进他们的使用条件,将会有优于现有超导体的新的一些类别出现。比如说加拿大最近卖给美国一个量子计算机,据说这个芯片已经不是硅了而是超导体,在这个第一屏的MRI上能够探索出肌肉的肿瘤,这也是很多民用的进展,很多很多进展。
我觉得中国应该继续重视超导技术研究、超导工程研究和超导应用研究。第一我们现在不是以前,20年之前,是有国家超导专业委员会,有超导中心的时代了,我想国家也应该制备一个特别的超导发展计划,而不是分散的,超导计划当中也应该有很多对接,你除了863、973,他们也有很多对接,所以在973当中我们列了一项超导引导计划,对新的超导体发现有很大的创新,以闻海虎教授为主力拿了1亿投资,现在的973当中又新开一个领域叫工程领域,这个领域将有可能列入我们的一些超导应用和低温制冷,比如超导电力、超导储能,也能得到批准,因为不在材料领域了,那就有可能批准。
最后我想说,超导的未来寄托于年轻一代,我们这些70岁以上老一辈超导研究者都把中国超导的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你们不应该太散,应该组织起来,有合力给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篇: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
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 ■林毅夫 胡书东/文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以来,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历时整整100年。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充满了无数的艰辛与曲折。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的一百年。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术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由盛而衰,与之伴随的是外来学术思想与理论在中国的广为传布。矢志于救亡图存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从外来的先进思想理论中探索建国、富强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开始。
经济学的传播:
危难中国的渴求
两次鸦片战争既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发展差距,从此以后,向西方学习、重振中华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潮流。这股社会潮流的第一件事情是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此后,经过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鼓呼,近代重商主义思潮得以发端,并达到了高潮,对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早在1867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讲授美国经济学家福塞特(H. Funcett)所著的《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于1880年出版。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除了《富国策》之外还有188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翻译的《富国养民策》(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作者为英国人W. S. Jevons),以及1889年英国人傅兰雅口述、徐家宝笔述的《保富述要》。
可惜的是,这些译作当时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开来。实际上,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经济学才像其它“新兴”学科一样真正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1905年以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加上科举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传统经书的羁绊,投身于社会现实之中,出国留学、兴办实业蔚然成风,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逐渐传播开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热潮,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国得以扩散开来。
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出版,中国经济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同时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
从19世纪80年代到“五四”运动前夕的40年中,中国出版了40部左右的经济学著作。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版了大约十六七部经济学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学著作,并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这反映了1905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上升。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几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比如1910年出版的《调查户口章程释义》(陶保霖著)、1911年出版的《中国国债史》(梁启超著)、1911年出版的《比较预算制度论》(吴琼编著)。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又有近20本经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三分之二,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译本则绝大多数来自日文著作。在1902年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多有省略,且常运用我国传统的旧经济概念与术语来附会经济学,更使人难于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从1902年以后,这类情况有所改进。随着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大量译介,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也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译整理,没有什么创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华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1914年到1919年,中华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698个发展到1759个,增加了157.7%;资本从3.3亿元增加到5亿元,提高了54.5%。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五四”运动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期间,中国经受了日本侵略、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一方面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疴积弊并没有消除。无论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北洋军阀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个期间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五四”运动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地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的初步繁荣:
30、40年代中国的折射
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第一,1919-1927年期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第二,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30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第三,30年代,针对中国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承继“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国内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的著作大量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论》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部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
胡寄窗老先生曾经对“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期间中国国内翻译和自编(撰写)的经济学书籍进行了统计研究。从中可以看出192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初步繁荣情况。这一时期之所以有这么多中文经济学著作问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1928-1936年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开始出现工业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国防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实业救国”一时蔚然成风,经济学当然就有了传播和发展的土壤。经济学译著以30年代最多,其中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译著。从国别构成看,到30年代为止,由日文翻译而来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以前有较大增加,但是已经不能像20世纪前10年那样高度垄断,其相对的重要性则已经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文。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译由西方贩运来的日文二手货,也说明由欧美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大学讲坛。
30、40年代经济学的繁荣还体现在专门性的经济学刊物的创办上。据胡寄窗先生估计,除了统计期刊外,1919年到1949年各类经济期刊约为112种,其中20年代有10种,30年代48种,40年代53种。不过,这些刊物创刊后一年内就停刊的在半数以上,能维持一两年之久就很难得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仍然很弱小,社会对经济学的关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支撑下来的经济期刊中,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国经济学社1930年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刊物。
在30年代,学界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生过争论。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围绕这些问题,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后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1937)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杨荫溥(1936)的《中国金融研究》、刘大钧(1934)的《我国币制问题》等。
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1928-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抗战爆发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富强,奋力探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途径。张培刚教授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吴景超的著作《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何廉、方显廷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等,都是很有见地和影响的著作。
解放前一大批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这其中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原因。解放前中国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情况,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的经济全貌。著名学者陈翰笙1928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发起成立了有500多名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于30年代曾就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问题,与几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争论。同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比如后来名噪一时的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许涤新等,都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不浅的渊源。此外,南开大学的何廉、方显廷等人也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何廉还被誉为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著有《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
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宝三的著作《中国国民所得》,是中国现代意义上GNP核算方面的开山之作;陈达的《人口问题》就人口理论、人口数量、质量、人口与国际关系等进行了分析之后,给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经济学在中国已经走出了单纯的学习、普及阶段,出现了一批既掌握先进经济学理论,同时又能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学者。总结解放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凡是在学术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被称为中国30、40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享誉国内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如马寅初所说:“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
早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中国零星传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在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是最早向国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家。1930年之前,先后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译著出版,也有不少关于《资本论》有关专题的介绍。在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同时,不少中国学者也在勉力进行本土化的尝试。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该书自1934年北平经济学社初版起至1947年共发行了11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是销行最广的一部,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王亚南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著作最丰富的一位,《中国经济原论》是其代表作。
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孪生兄弟
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来说,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就越大。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经济,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多出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心和著名经济学家的产生地也就逐渐随之转移到美国。
自1920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开始系统搜集宏观经济数据,以及1947年萨谬尔森出版《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以后,国际上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开始大踏步朝向实证化、数理化方向发展。然而,中国的经济学自1949年开始,随着国土和政治的分裂而走了不同的道路。有些经济学家随着国民党政府搬迁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等学校继续教授现代经济学;有些则漂泊海外,当中一些人对国民党政府在台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不少影响;也有如蒋硕杰、费景汉、张五常、邹至庄、刘遵义、李龙飞、萧政等一些新、老经济学家在货币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领域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
大陆本身则走向了另外一种发展方向。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经济体制就开始全面向计划经济转轨,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除了继续翻译出版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围绕总路线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核心内容。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快速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家领导人优先考虑的对象,也自然成为经济学界的中心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特别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二是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支持现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对后者加以诠释,增强其在理论上的合法性。
这一时期经济学界比较著名的理论争论有三起,即50年代后期围绕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争论,50年代末、60年代初围绕李平心“生产力理论”的争论,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围绕价值规律和孙冶方价值规律论展开的争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核心观点是主张人口增长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反对人口盲目增长。本来无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能推出这一结论,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受到批判,与马寅初持相同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吴景超甚至被批判为“帝国主义的走卒”。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核心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内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将生产力的“社会联系”看成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在那个特别强调生产关系的年代,这一点被批判为将生产关系当成生产力的附庸。至于围绕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引发的争论,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理论和意识与不能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对孙冶方的批判,只是因为他坚持价值规律高于计划规律,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强调计划规律高于一切相冲突。用今天的标准看,50、60年代发生的三大理论争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从学术上讲,基本上都属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诠释上的分歧。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非颠倒,经济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一部分经济学家秉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以论证和诠释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职志,特别是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为改革开放寻求理论支持。公允地说,这些研究虽然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是针对性很强,在一定时期确实起到了从理论上证明改革开放合法性的作用。另外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眼界也大大拓宽,而且随着中外经济学学术交流的迅速扩大,现代西方经济学文献大量流入中国,年轻的中国经济学者们从中受益颇多,有的还留学海外,纯粹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圭臬的年轻学者基本上没有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越来越成为时尚。随着西方经济学的重新普及,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并呈逐渐增多之势。他们的研究同样对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90年代以后,许多改革措施都凝聚着他们的智慧。而且,即使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墨守传统理论的已不多见了。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中国经济在下个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经济的时候,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实际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断言,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以世界上最早出版并且最权威的七个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和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为例,它们在70年代总共发表主题是中国问题、或者主题不是中国问题但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文章数为78篇,80年代为82篇,而90年代就增长到134篇。
在60年代中期以前,华人学者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是很少的以后随着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崛起,到国外留学研习经济学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开始上升。8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对外开放,到海外留学的华人更多,华人经济学家队伍不断壮大,因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就进一步提高了。十分可喜的是,已经有一部分华人经济学家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有的还是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见长。可以预期,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国内经济学界将来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会越来越大。
21世纪:
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100年了,回眸百年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令人感慨万千!“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实际处于起步阶段,社会的重视程度也很有限。“五四”运动以后,国外社会科学思潮纷纷进入中国,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的经济学迎合了国内实业救国的需要,也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在30年代,经济学在中国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那时的中国政局较为平静,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第一次卷入了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之中,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历程,从研究范围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而使现代经济学在大陆的正常发展中断了。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开始普及,并在年轻一代取得主流地位,出现了迅速弥补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趋势。然而,由于长期封闭落后,在短短10年、20年的时间里既要消化国际经济学界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又要努力追踪其发展前沿,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难免不走弯路。比如照抄照搬国外理论,而忽视了任何理论的分析都以特定的制度和发展阶段为前提;或以概念代替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理论争论常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争论等。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整个社会出现失序、浮躁、急于求成的风气,一些经济学者也受其影响,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经常出现抄袭和缺乏深入的逻辑分析、经验实证等现象。
总结我国百年来的经济学发展,国人自撰的出版物大多属于述而不作的性质,真正的理论创新少,介绍国外理论或以国外现成理论为框架研究中国问题或就事论事地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占绝对大多数。按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推论进行严谨的经验检验的研究和著作还不多见。后者是我国经济学研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并同时对国际经济理论发展做贡献的必由之径。只要在研究规范上自觉改进,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致力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必然能迎来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第三篇:2013年产业发展回顾与2014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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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产业发展回顾与2014年展望
2013年产业发展回顾与2014年展望
2013年,我国GDP实现了7.7%的较高增速,其中,第一产业增长4.0%;第二产业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3%,第三产业取代第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展望2014年,在外部需求好转,国内需求继续平稳增长的背景下,我国产业将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一、2013年中国产业发展情况与总体特征
(一)农业保持稳定增长,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农产品贸易逆差有所减弱
农业生产克服南方高温干旱和北方洪涝灾害的等多种灾害考验,2013年实现增加值增长4.0%,比2012年下降0.5个百分点,农业增长稳定。粮食生产实现连续十年增产,粮食总产量再创新高。粮食总产量60193.5万吨(12038.7亿斤),比2012年增产1235.6万吨(247.1亿斤),同比增长2.1%,虽然较前三年的增速稍有回落,是自2004年来的第十年保持增产。土地生产率提高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原因。2013年,我国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5376.8公斤/公顷(358.5公斤/亩),比2012年增长1.4%,单产提高对粮食增产贡献率为68%。油料、糖料等农产品实现全面增产,畜牧业在经历H7N9禽流感冲击后企稳回升,渔业稳步发展,主要“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稳定。与此同时,受国际农产品供应充足、国内农产品出口价格上升等因素影响,2013年农产品贸易逆差同比减少1.1%,农产品贸易逆差增速显著降低。
(二)工业保持持续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有所改善
工业生产克服各种困难,实现持续较快稳定增长。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虽然比2012年增速下降0.3个百分点,仍然增长9.7%。从全年具体情况看,受本轮“换届效应”启动较慢、企业“去库存”周期拉长和“去产能”进度迟缓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并没有延续2012年三季度后国家扩大内需政策下的持续性反弹,工业增速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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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高小幅波动。从主要行业月度同比增速看,烟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工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下半年上升势头明显,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等上游资源类行业工业增加值仍然持续走低。与此同时,工业企业效益有所改善,但上下游行业分化明显。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行业主营活动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2个行业主营活动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2个行业由上年同期主营活动亏损转为盈利。利润总额负增长的行业主要是采掘类等上游行业,其他一些下游行业如汽车制造业(增长23.7%),医药制造业(增长18.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8.2%)等,都有较快增长。总体来看,工业行业大致形成了上游亏损、下游盈利的局面。
(三)服务业实现强劲增长,服务进出口贸易较快增长
受工业较快增长、居民对服务业消费不断增长等因素影响,2013年服务业实现强劲增长,增速首次同时超过GDP和二次产业增速,同比增长8.3%,较2012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是三次产业中唯一止住连跌势头的产业。服务业内部增长存在较大差异。2013年1—3季度,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实现较快增长,但住宿餐饮业发展速度较慢,各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7.2%、10.4%、10.4%、7.3%和5.1%,住宿和餐饮业垫底第三产业内增速。部分新兴服务业迅猛发展,以文化产业的电影业为例,2013年电影票房收入高达218亿元,同比增长高达28%。受惠于“营改增”政策范围的扩大、《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出台,信息服务业、非传统金融业、健康服务业发展迅速,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业态也不断涌现。与此同时,服务进出口贸易增长较快。服务进出口总额比2012年增长14.7%,其中,出口总额比2012年增长10.6%,增速比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7.5%,增幅与上年基本持平。
(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不断推进,产业转移继续有序推进
2013年是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最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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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高达46.1%,比第二产业所占GDP比重高了2.2个百分点。工业领域,继续加大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治理力度,结构调整优化不断推进。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继续在结构调整优化中发挥积极作用。2013年1—11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7个百分点,持续高于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高科技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深入融合,实现互补发展。以新通信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国家积极引导产业转移有序推进,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发展日益缩小。2013年,国家发改委在前期6个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基础上,批复甘肃兰白经济区、四川广安、江西赣南等3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通过区域差别化政策引导产业转移。2013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为10.7%和11%,分别比东部地区高了1.8和2.1个百分点。
二、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耕地污染等农业资源安全问题凸显,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多发
我国长期奉行数量主导型发展模式,不惜代价提高产量,过度开发农业资源、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农膜、超采地下水、侵占湿地,导致地力下降、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安全成为影响农业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据2013年环保部发布的《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显示,我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中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另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超过5000万亩耕地为中、重度污染。在河北等小麦产区,部分农业灌溉机井已经打到几百米深,而灌溉方式依然是大水漫灌,过度开采和浪费严重。在当前农业发展方式转型滞后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多发。2013年我国农产品重金属超标、农药残留超标、非法加工制售肉制品等质量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加重了人们对农产品安全的担忧,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数量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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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已经严重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
(二)产能过剩问题依旧存在
2013年,国家加大化解产能过剩的治理力度,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下发了《关于坚决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的通知》(发改产业([2013]892号),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治理力度进一步加大,但产能过剩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除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煤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外,一些近年来政府鼓励发展的新兴行业产能过剩矛盾日显突出,已经引发企业破产倒闭等严重后果。数据显示,2013年1—6月,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6%,是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点。其中,电石、焦炭、水泥、平板玻璃、粗钢、风电设备和造船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70%,光伏与电解铝的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60%。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突破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藩篱,呈现出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双过剩的新局面,不同于2000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能过剩”,也不同于2003—2004年和2006年前后在经济过热下产生的“非周期性产能过剩”,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既是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落后产能和一般水平产能占较大比重的问题(“结构性过剩”);又有因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彻底遗留下来的“体制性产能过剩”;还有因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导致的局部产能过剩问题。
(三)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尽管服务业在2013年实现了数量上的快速发展,但传统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占据服务业主体地位,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大发展的基础仍然不稳固。长期以来,房地产业占服务业比重高居在13%左右,传统服务业中的餐饮、商业零售、交通运输等占服务业比重高达40%左右。传统服务业一方面存在过度竞争问题(可以经常看到商场打折销售等),另一方面受外部宏观环境变化影响大(今年以来受国家政策影响,餐饮业影响比较大);现代服务业如电信、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会展、信息技术、中介服务、文化产业、研发设计业等对服务业的贡献仍然不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快,但总体占比仍较低且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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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仍不高。现代服务业对服务业的贡献偏低,一方面是传统服务业的基数大,另一方面则是存在制约现代服务业大发展的许多因素(有些因素也制约了整个服务业的发展),除了我国工业发展素质有待提高,从而对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拉动有限外,服务业税负较重,体制机制还不健全,部分服务业行业进入管制和垄断问题较为突出等因素,制约了服务业大发展。
三、2014年产业发展形势展望
(一)影响因素
1、外贸需求相比2013年有所好转
2014年,各机构的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将延续2013年的缓慢复苏态势。联合国报告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0%;IMF预测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有望达到3.59%,比2013年的2.9%高出0.71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2014年我国外贸需求相对乐观。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已经有所恢复,预计2014年还会继续加速。同时应该看到,2013年以来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疲软放缓,需求偏弱。我国过去5年出口增量的43%来自新兴经济体。预期2014年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仍将不容乐观。结合来自国内的劳动力、环境、汇率等成本的压力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抬头、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偏弱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我国外贸需求相比2013年有所好转,但整体上仍然难以有大的提高,部分出口拉动型产业如纺织、电子、机电等产业的增长相比2013年能够保持更快增长态势。
2、国内需求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投资需求有望保持2013年的增长水平。2014年,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推动的背景下,我国公共投资包括在城市轨道交通、大气和水污染治理、城市排水、保障房(包括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着极为迫切的需求,多种公私合作模式的推广运用将极大地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城市交通运输、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服务业投资有望保持较快增长。但由于目前投资基数已经较高,国家正在实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措施,而新的增长点长期技术储备不足,而且国家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投资成本上升,整体上看,实体经济的投资领域的需求并不强。具体来看,新型城镇化建设(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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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绿化安防、供气供水和污水处理、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管网等)、服务业(铁路运输业、邮政和物流业、健康服务业、养老服务业等)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信息消费行业、光伏产业等)等领域投资空间较大,明年有望实现较快增长。而受制于产能过剩(《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部署)、地方债务风险、房地产等三大关键问题,一些制造业、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将有所减速。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仍将保持平稳态势,但增速和2013年基本相当。
消费需求相比2013年将有所加快。2014年,我国就业形势比较稳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财政支出不断向社保、公共卫生、教育、低保等民生领域倾斜,有助于推动消费稳定增长。而且,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消费需求增长和居民消费升级将进一步加快。具体来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信息家电等已形成新的消费热点,文化、教育、医疗、养老和旅游等服务类需求增长迅猛,住房汽车等消费持续增长。网购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则有力地促进消费潜能的释放。201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发挥,消费需求总体保持旺盛态势,相比2013年有所增长。
(二)产业发展态势
整体上看,2014年的产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相比2013年有所好转,产业发展形势将更为乐观些。
1、粮食增产难度加大,农业增速小幅回升
在连续十年增产后,我国粮食产量基数已经很高,继续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当前没有全局突破性、区域带动性强的新品种和新技术,2014年全年粮食不具备大幅增产的基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如果不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年粮食产量与2013年可能基本持平。与此同时,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为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势必为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如果不发生全局性极端气候事件和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全年农业经济有望继续平稳发展,增速也将有所回升,预计全年农业增加值实际增长4.2%左右。
2、工业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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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下移中寻找新平衡,将保持8%左右增长
2014年外部国际形势有望逐步回暖,但外部经济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出口对我国工业增长拉松作用将较为有限。国内需求增速有一定增长,但也非常有限。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矛盾彻底化解尚需时日,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结构性问题凸显使工业转型升级成为必然选择。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仍需等待时机和时间。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条件下,工业经济效益和增速阶段性下移的趋势逐步形成,综合判断,2014年工业增长速度和2013年相当,或将在8%左右增长。
3、服务业发展空间较大,将实现 8.5%左右增长
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为标志,国家大力促进服务业改革,逐步开始探索“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模式,并积极培育健康服务业、养老服务业、信息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为服务业进一步大发展奠定了基础。2014年,随着国家通过逐步放开服务业的管制以及“营改增”政策覆盖行业的增多和实施范围的扩大,服务业有望进一步优化内部结构,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力量。预计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约为8.5%左右。
四、政策建议
(一)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
以保护农业资源环境为重点,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研究制定农村土地质量保护和管理的专门性法律法规,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大力发展保护性耕作,尽快全面开展耕地污染治理,建议提取土地出让收入等筹集资金,建立土壤生态补偿基金,专项用于指导农民恢复和提高土壤功能、对污染的农村土地进行补救治理等。加大土壤污染防治宣传和培训力度,增强农民土壤保护意识。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地下水超采漏斗区综合治理,大力推进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等节水农艺措施,积极发展农村用水合作组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加快推进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划分和分级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对规模化养殖场污染排放限制,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城市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加快完善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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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决定性作用。另外,要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二)综合施策,根治产能过剩问题
治理产能过剩,需要分业施策、多管齐下,综合运用行政、市场的“组合拳”,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一是对部分新兴产业的过剩问题通过采取完善消费环境等方式来扩大需求以缓解过剩问题。二是对于大多数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治理,则主要从供给角度加快推进“去产能化”来缓解。三是进一步鼓励企业并购重组,尤其是跨区域的重组,在税收、信贷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使得相关产业在并购重组中淘汰落后产能,减少过剩产能。四是完善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尽快建立落后产能退出的补偿机制及其实施细则,建立激励机制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五是要加快完善政府考核机制。把反映能源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程度、社会全面发展情况的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将淘汰落后产能目标完成情况和措施落实情况纳入政府绩效管理。六是要加强信息预警制度建设,加大产业信息发布的频率和范围。定期公布产品的市场供求信息、各产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各类资源价格差异以及相关的政策等信息,来引导和调节市场供求。披露行业的经济技术指标以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的情况,来促使产能过剩行业加快采用先进的技术工艺以淘汰落后产能。
(三)加强体制创新,推动服务业结构调整优化
服务业发展要加快结构调整力度,降低对传统服务业特别是房地产业的依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要把完善体制机制作为当前促进服务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点。按照“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及研发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面向工业生产的现代服务业。一是选择试点,进一步打破邮政、电信、金融、保险、铁路运输等现代服务业的垄断,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相关领域。二是进一步深化服务业“营改增”改革试点,结合服务业不同行业具体特点的差异和改革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及时总结和完善试点政策,推动服务业的税收负担和运营成本降低,增强服务业对优质资源、优质要素和资金的吸引力。三是完善促进新兴服务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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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论文 的财税机制。要扩大政府采购范围,把服务业领域如公务消费、会展、会议、物业管理、培训、国际机票、公务旅行、公务员体检、企业代理记账等纳入其中,引进竞争机制,面向全社会服务行业公开招标、投标,以刺激这些行业改善服务态度、优化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项目,引导服务业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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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5年养老产业回顾
2015年养老产业回顾
【内容摘要】关于顶层设计中长期照护保险。长照险的目的是控制医疗费用过度膨胀把没有治疗价值的退行性疾病需要长期照护的群体与医疗分开。青岛从结余医保中分出部分作为长期护理险正在成为榜样被推广和效仿。
【关键词】养老产业
关于顶层设计中长期照护保险。长照险的目的是控制医疗费用过度膨胀把没有治疗价值的退行性疾病需要长期照护的群体与医疗分开。青岛从结余医保中分出部分作为长期护理险正在成为榜样被推广和效仿。
1.如果医保亏空怎么办?
2.如果作为国家制度性安排是否适合全国?
中国医养结合推进埋藏着巨大风险和隐患,即医保支出的迅速恶化。试想过去看病拿药花医保不方便现在送上门来了老人们还会放过它吗?养老不是离不开医疗而是离不开长期照护。养老不是治病而是生活方式?长期照护之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之后另立门户出现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思考。
长期照护需要解决5大问题:
1.政府谁是责任主体?
2.钱从哪儿来?
3.如何评估使用者?
4.如何提供及传递服务?
5.如何监管。
拿医疗体系举例反推长照体系:
1.卫计委是责任主体;
2.钱有医保和自费;
3.医生是评估使用者是否需要的判断者;
4.可以在社区医院地区医院城市大医院分别接受服务;
5.有医院管理条例监管。
为了避免政府部门互相推诿扯皮发达国家都相继成立了老年事务部或类似专门独立机构作为长照体系构建及实施主体。当一个国家老龄人口将达到30%以上时,为这个群体设立政府职能部门或机构是前瞻性预判性决策。中国有民政部但老年只是工作之一权利又有限。中国也有老龄办但在民政部之下更无法承担?卫计委可以承担长照体系构建吗?否。
一是13亿医疗问题都焦头烂额谈何长照?
二是医疗资源的稀缺性昂贵性决定了本不应与长照混淆。
以上推理不难看出民政担不了长照,卫计委也担不了长照,医养无法真正结合?两部委自身利益权利决定了无法顾及13亿人的利益权利?体制不改不动手术根本问题无法解决。解决方案就是成立国家老年事务部,全身心做一件事服务一个群体没有之一。
或将老龄委升格直接在国务院领导下开展工作,将各部委意见统一收纳转化为可落实可实施的解决方案下发,基层执行者只需要对1个部委而非8部委10部委。部委越多一线越不知如何操作?都在管都不管是旧常态,横向整合是新常态。
第五篇:2016展联年会在重庆召开 共话产业发展新路径
2016展联年会在重庆召开 共话产业发展新路径
2016年12月14日,2016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与重庆会展业交流活动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以下简称“重庆国博”)开幕。国内会展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展会主承办机构、场馆等160余名业内人士出席了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同期开展了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2016年年会、“重庆欢迎您”城市会展业合作发展交流会、智慧场馆办展新体验、O2O2O模式能否成为组展新趋势、“趣”逛国博―新春庙会等交流活动。
年会聚焦 行业创新发展
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以下简称“展联”)2016年年会由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展联2016轮值会长张力主持,展联秘书长张效林、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副会长陈涛、北京国际会议展览业协会副秘书长张羚出席了本次年会开幕式并致辞。
张力在开幕式上就2016年展联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展联会员展会的总体情况向参会人员做了介绍。张效林总结了2016年展联的工作成就,据张效林介绍,2016年展联会员单位在全国41个城市举办了109个专业展会,展览总面积超过六百万平方米。张效林强调,2017年展联将继续大力整合行业会展资源,推动行业发展,此外,还将用互联思维转变办展思路和观念,实现展会的改革创新。张效林还介绍,中国机械工业国际合作咨询中心和上海电缆研究所也加入了展联,成为了展联的会员单位。
年??还选举出了下一展联轮值会长,由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副会长陈涛担任。在即将到来的新一年里,在展联领导和各会员单位的齐心努力下展联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干货分享 多个沙龙透视会展业
12月16日下午,活动还开展了以“展馆智能化建设与组展方需求的契合点”、“O2O2O模式能否成为组展新模式”为主题的全体会议活动,旨在针对我国展览业目前的形势和国家对下一步引导展览业发展的部署,共同探讨我国展览的发展之道,包括在互联网大趋势下,如何促进互联网技术在展览业中的实际应用,例如“互联网+会展”、“互联网+场馆”等,并根据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互联网的三大技术要求:真实、安全、共享。现场嘉宾就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现场气氛热烈,与会人员表示受益匪浅。
智慧场馆能为办展带来怎样的新体验呢?以国内首先提出打造智能化场馆的重庆国博为例,目前,重庆国博依托查询机、智能手机、PC等智能终端设备,实现物品的自助租赁及服务申报等系统功能。记者了解到,国博中心还在致力于打造动态立体交通系统、展商与观众的交互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等智慧化系统。其中,动态立体交通系统可以帮助观展者快速找到目的地实现准确定位导航,可以享受到路径导航、反向寻车、智能缴费等一系列便捷服务。展商与观众的交互系统则可利用物联网技术判定观众的位置和兴趣点,以及大数据技术实时分析,实时匹配展商和观众,实现展会“前展后延”联动。在此基础上,为每场展会专项定制,建立专业的展商、观众、展品的分类标准,用信息化技术促使观众与展商线上交互,已达成更精准的对接和交易。
大数据分析系统则可以实现专业观众引流,进行客流统计分析,并分析参观人员的参观路线等。同时,主办方将可根据观展者的行为,对展位的布局进行调整,易于更精准寻找目标观众。正在完善的还有动态立体交通系统、展商与观众的交互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等智慧化系统。可以实现提升观众观展体验、提升观展便利度的同时,让展商能够根据数据更加科学布展、策划展会亮点。那么,在会展业正在变革趋势下,O2O2O模式能否助力会展业升级?与会专家介绍,O2O2O办展模式即线上精准配对和邀约,现场专业交流与贸易对接,再回到线上进行基于信誉保障与金融支付为核心的贸易和服务;即展前精准配对、专业邀约,展中邀约交流、组团洽谈、贸易撮合、个性服务,展后促进合作、商业服务等。通过服务方式的提升,实现从参观展会到体验展会,直至享受展会。
沙龙活动结束后,还举办了6场签约仪式,分别是: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与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与中国(重庆)国际塑料工业展览会合作协议、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与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与重庆北展会展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长江会展研究院与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战略合作、机械汽车展览联合会与西安远华软件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合作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