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职务犯罪的认定[5篇模版]

第一篇：共同职务犯罪的认定

共同职务犯罪的认定

镇赉县纪委:贾作辉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以及《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有关共同职务犯罪的规定，结合相关《刑法》条文，对共同职务犯罪的案件应视情况而认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况：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共同实施职务犯罪的，无论是利用共同行为人单方或者是双方的职务，都应以国家工作人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共同职务犯罪分三种情况认定：（1）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实施犯罪的，以国家工作人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2）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职务实施犯罪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3）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各自的职务实施犯罪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处罚。三是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非单位人员共同实施的职务犯罪，只能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实施的犯罪，应当以国家工作人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四是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之间共同实施的职务犯罪，无论是一个或几个单位的行为人之间，也无论利用的是共同行为人单方的还是双方的职务，都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五是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与单位以外的无单位人员共同实施的职务犯罪，只能是利用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单位人员的职务，应当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共同犯罪定罪处罚。

第二篇：浅议职务犯罪自动投案的认定

浅议职务犯罪“自动投案”的认定

时间：2011-11-01 17:58:00作者：丁学平胡锋云 於蔚明新闻来源：正义网

——兼评关于职务犯罪自首认定的两个《意见》的适用

近日，笔者观摩了多起职务犯罪的庭审，发现辩护人辩论重点之一均在“自首”认定中“自动投案”的界定，同时，公诉人往往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仔细听之，原来双方各有理据，辩护人的依据系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22日单独发布《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称2010年《意见》），公诉人却是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12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2009年《意见》）为立论基点。下文将结合这个《意见》的适用分析一起典型案例，来阐释对职务犯罪“自动投案”认定的看法。

案情：2011年5月20日，某市检察院在掌握A某受贿线索后，电话通知涉案人A某到该院，A某在接受询问时，如实供述了其全部受贿事实。之后该院对A某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庭审时，A某辩护人提出A某在检察机关立案前如实供述其全部受贿事实，应认定为自首，法院采纳。A某被法院认定构成受贿犯罪，同时被认定为自首，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争议：检察机关已掌握其犯罪事实通知其在立案前其接受谈话后交代其主要犯罪事实能否认定自首？如何定性立案前的询问？

一、“自首”认定法律规定的基本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对刑法规定的自首要件之一“自动投案”，司法界认定不一。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6日出台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旨在规范自首的适用。从实践中看，该《解释》的出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首认定的一些盲点。但司法实践中出自首的认定仍存在一些疑难问题，检察机关与法院的观点经常背道而驰，法院对于自首的认定比较宽松，导致出现自首认定的扩大化趋势。两个执法机关的不同认识与做法，导致同类案件不一定能得到同种认识，导致法律适用不一，这不仅有害于我国法制的统一，而且对犯罪人没有做到公平。

为解决上述问题，规范对自首的认定，两高于2009年3月12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2009年《意见》）；之后，高法亦于2010年12月22日单独发布《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称2010年《意见》）。两个《意见》的颁布并未消减司法适用的争议，反而出现随意性适用的情况。

二、简析两个《意见》的地位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上述两个《意见》的地位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是司法解释，应该援引，另一种观点认为不是司法解释，只是指导性意见，可以选择适用。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待商榷，《意见》本身虽应定性为“司法解释性文件”，但是对司法实务的指导仍应视案情情况并在法律应有之义内予以适用。

首先，根据2007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意见”并未涵盖其内。同时，纵观两高发布的上述四种形式的司法解释，均具备两个行文特点，一是均系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会议通过，二是均具有法释【****】*号的编号。再者，从两份《意见》的行文用语来看，均表述系对“自首和立功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显然，“意见”虽由两高（或最高法院）发布，但并非司法解释，并不适用司法解释的适用规则，只能定性为“司法解释性文件”。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均要求对两个《意见》“认真贯彻执行”，但由于两个《意见》均只是“司法解释性文件”，并不具有法定强制力，因此，如何适用便成检法争议。例如在本案中，法院判决的依据是2010年《意见》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系“主动投案”。然而，却与2009年《意见》相冲突。因为该《意见》具体规定：“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这就涉及到这两个《意见》如何适用的问题。

三、结合两个《意见》的适用分析“自动投案”的认定

第一，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适用原则。2009年《意见》适用范围比较狭窄，仅适用于职务犯罪的自首和立功的认定，相当于自首和立功认定的“特别规定”，2010年《意见》适用范围比较广，不仅包括职务犯罪还可以适用于普通刑事案件，系“一般规定”。一般来说，对于这种“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有冲突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特别规定”。

当然，可能存疑的是，虽然2009年《意见》可认定为“特别规定”，但毕竟出台较早，理应优先适用后出台的2010年《意见》。但这不可一概而论，因为2010年《意见》并未明示废止2009年《意见》的适用，是否存在冲突情况下默示废止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二，就A某受贿案而言，两个《意见》的适用并不冲突。虽然检法对侦查机关立案前对A某的询问定性不同，但具体分析二者所引用的条款含义，应该说，检察机关的适用更符合案件实际和法律原意。

法院认为侦查机关的询问系“一般性排查询问”，首先，何谓“排查”？新华字典将“排查”解释为“为侦破案件，对一定范围内的人进行逐个审查”。由此可见，“排查”应理解为一个案件发生后，在犯罪嫌疑人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对有犯罪可能的人进行逐个审查。然而，由于职务犯罪尤其是受贿犯罪“一对一”的特质，往往获得的举报线索所指向的对象是明确的，并不存在逐一排查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侦查机关所进行的立案前询问一般都是为了查询该犯罪嫌疑人有无实施犯罪线索所指向的犯罪事实。由此可见，2010年《意见》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一般性排查询问”并不适用于A某受贿案。

同时，从办案实践来看，受贿案件的侦办规律一般为侦查机关收到某某涉嫌受贿的案件线索后，先行询问行贿人了解具体情况后，再传唤涉嫌受贿的具体犯罪嫌疑人。A某受贿案的发案也不例外，侦查机关先掌握A某受贿线索后，5月17日询问了行贿人，行贿人对行贿事实供认不讳，5月20日才有电话传唤受贿人A某一事。A某归案后主动供述了其受贿事实后，才予以立案。因此，电话传唤A某到案的行为，并非为了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一般性排查询问”；其主动供述行为的定性，只能适用2009年《意见》，系调查机关调查谈话期间主动供述，不能认定为自首。

四、从证据补强的角度加强“自动投案”的司法规定适用的确定性

应该承认，造成A某受贿案等一系列职务犯罪被法院不当认定为自首问题的一个成因，系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往往欠缺案件发案、侦破经过的相关说明。一则，在移交法院的证据中，由于涉及到保护举报人隐私，一般也不会出现侦查机关事先掌握犯罪嫌疑人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同时，由于立案前的言词材料只有经过转换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立案前询问行贿人的材料一般也不存留于移送法院的案卷，只存于检察内卷，从而导致法院的确很难判断侦查机关是否系已掌握线索后才传唤被告人进行调查谈话。在证据补强这一方面，作为侦查机关的检察机关更恪尽职守，着重思索如何在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前提下，做好自首认定的相关证据采集工作。

第三篇：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裁判要旨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将夫妻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一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双方均无法证明该笔债务是否用于债务人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

案情

异议人罗晓珊与被执行人陈军于1997年12月25日结婚，后于2010年6月20日离婚。2004年夏天，被执行人陈军之妹陈晓丽以自己名义为丁守军从洪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信用社）贷款30万元。2004年11月24日，陈晓丽发生车祸成植物人。后经被执行人陈军和丁守军共同偿还，该笔贷款还剩12.5万元未还。2005年6月信用社通过借贷还贷的方式将剩余贷款从陈晓丽名下转至被执行人陈军名下，并由本案另外两名被执行人黄华和张正楼进行担保。2006年6月被执行人陈军通过偿还利息再借贷的方式对该笔贷款进行转贷，还款时间为2008年5月26日。该笔贷款到期后，陈军未能及时还款，信用社诉至洪泽法院，并于2012年4月19日向洪泽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洪泽法院以该笔债务系异议人罗晓珊与被执行人陈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为由，于2012年6月14日裁定追加异议人罗晓珊为本案被执行人，并于同日冻结异议人罗晓珊银行存款23万元。异议人罗晓珊于2012年7月6日向洪泽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裁判

江苏洪泽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已证明该笔贷款并未用于异议人罗晓珊与被执行人陈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共同生活消费或生产经营，故本案并不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不能将该笔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被执行人陈军于2005年和2006年与申请执行人信用社两次签订借款合同，异议人罗晓珊均未到场，更未签字，故申请执行人信用社未能证明异议人罗晓珊与被执行人陈军具有举债的合意；另一方面，异议人罗晓珊提交的证据及洪泽法院的调查已证实被执行人陈军并没有将该笔贷款用于家庭共

同生活消费或生产经营，而是将该笔贷款用于偿还其妹陈晓丽在信用社的剩余债务。洪泽法院裁定异议人罗晓珊的执行异议成立，撤销追加异议人罗晓珊为本案被执行人的（2012）泽执前督字第156号民事裁定。

评析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依此规定，若债权人主张共同债务，需证明债务人夫妻是否合意举债或该笔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现实生活中，债权人可以通过要求债务人夫妻共同签字来确认债务人夫妻是否合意举债，但对于一方举债后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则毫无办法，债权人对此很难举证，造成很多共同债务无法认定，法律在此丧失了应有的公正性。

2003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此规定将该债务是否用于债务人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务人夫妻，并且已明确表示出债务人夫妻无举债合议。根据举证责任规则，这一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双方均无法证明该笔债务是否用于债务人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如果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债务人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或债务人能够证明该债务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直接适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即可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判。如果此时还机械地坚持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那么债务人不但要证明该笔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还要证明夫妻双方没有举债合意，明显违背立法本意，显失公平。

本案现有证据已证明该笔贷款并未用于债务人陈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共同生活消费或生产经营，故不应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而应直接适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认定该笔贷款为被执行人陈军个人债务，与异议人罗晓珊无关。

文章来源：律师在线咨询

第四篇：关于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

关于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

各水管单位：

根据省、市人民检察院、水利部门联合通知精神，为了做好我市水利系统预防犯罪工作，努力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特提出如下具体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领导好范文版权所有

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重要举措。各有关部门、单位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与队伍建设、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切实加强领导，以确保这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加强工作机制和预防网络建设

延州市人民检察院与延州市水利水产局共同成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指导小组”，由检察院主管检察长杨连玉担任组长，市水利水产局纪委书记陈金星任副组长，成员由检察院反贪局、渎侦局、预防科和水利水产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对水利系统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指导；审定双方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计划、方案；传达上级有关预防工作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认真抓好贯彻落实；通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分析形势，研究措施，协调、督办重要事项；总结交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先进经验等。

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和水利水产局的纪检、监察部门为预防职务犯罪指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双方日常工作的联系和协调。

预防职务犯罪指导小组工作方式主要是“联席会议制度”。召开联席会议，除指导小组成员参加外，可根据工作需要，邀请有关方面人员列席。联席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特殊情况临时确定。

三、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宣传和廉政警示教育

检察机关与水利部门应通过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查办职务犯罪和双方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情况及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增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社会效果。水利部门应将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纳入本单位干部队伍的教育、培训之中；检察机关可采取典型案例警示、犯罪分子现身说法、举办职务犯罪展览、提供法制宣传材料和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积极配合水利部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教育使水利系统干部职工进一步了解法律知识，增强遵纪守法意识，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四、加大工程专项预防力度，积极开展“双签、双优”活动

在重大工程中，要共同开展“工程合同、廉政协议”同签，“工程优质、干部优秀”同创活动，实行阳光作业，以公开促公正。检察机关和水利部门的纪检、监察部门，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招投标、资金使用、材料采购、质量监理、竣工验收等重要活动实行跟踪监督，以便发生问题及时提出纠正意见，防止和避免违规违纪和违法现象的发生。

五、加强协调配合，做好查办案件工作

在查处水利系统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中，好范文版权所有检察机关与水利部门要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对构成犯罪或违纪条件的案件和案件线索，经单位领导审定后要及时相互移送，严禁瞒案不报，压案不查。查办违法违纪和犯罪案件需要抽调对方有关人员介入配合的，需经派出人员一方的主管领导批准。违法违纪和犯罪案件及案件线索的相互移送，要依据办案的有关规定，由检察机关的反贪局、渎侦局和水利部门的纪检、监察部门分别承办。

六、加强职务犯罪预防的调查和对策研究

检察机关和水利部门要发挥各自优势，针对水利系统职务犯罪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书面调查、召开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共同开展调查研究，深入探索制度、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提出从源头上防范职务犯罪的措施和对策，为领导正确决策服务。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双方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推动水利系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深入开展。

第五篇：职务犯罪中村党支部人员的认定问题

职务犯罪中村党支部人员的认定问题

时间：2012-01-29作者：郑永文

来源：正义网

目前,随着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的粮食补贴、石油价格补贴等日益增多,农村基层组织中涉农资金职务犯罪也日渐凸显,在实践中,就有村党支部人员的认定问题。

从农村基层组织的状况看,由于基层党务、公务、村务和经济事务等均由村支部、村委会等组织承担,有时任职可能交叉,甚至分工界限不明确,尤其是村党支部在村事务中不论党务、公务均起绝对领导作用,村书记才是村里的主要负责人,故适用刑法时必须结合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一并把握其刑事立法和立法解释的精神。笔者认为,党支部人员属于立法解释规定中所指的基层组织人员。

有观点认为村党支部是否属于村基层组织在立法解释中无明确规定,因而不能将村党支部理解为立法解释规定的基层组织。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内容看,其对党支部已有明确的规定,党支部完全属于立法解释中所指的村“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此处所说的“基层组织”与立法解释中的“基层组织”应属于同一个法律概念。另外,根据我国宪法序言的规定和政治生活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领导力量,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更是在法条中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即村支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因此,按照政治生活的实际,如果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组织,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罪可以构成贪污受贿罪,而对其实施领导的党支部人员反而不能对其职务行为承担刑事法律责任,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立法解释的表述是“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这一表述意味着村基层组织不限于村民委员会。根据我国的政治和法制实践,执政党的组织与其所领导的同级的法律意义上的组织,一般而言,在刑法上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即行使相应的权力、承担相同的责任;但因立法技术原因,立法文件往往不在法律文件中将党的组织进行表述(如刑法上只讲“国家机关”,而未表述为党和国家机关;同时,个别法律文件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国防法和公司法等少数法律也对党的组织作了规定)。不管有无明文表述,人们均将党的组织赋予与同级法律意义上的组织相同的性质。比如,人们在执行刑法时,从来没有怀疑过乡以上各级党委这些党组织属于刑法上所指的国家机关。因此,将村党支部的工作人员视为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这一观点,在法理上和实践操作中基本无争议。

作者单位:安徽省寿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