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廉政理论网
廉政理论网
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加快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制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实现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强化派驻机构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是对党内监督体制的重大改革，是强化派驻监督的重大举措。以此为标志，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有“统一名称”、由派出机关“统一管理”、进行“全覆盖”监督的新阶段。
第一，“实行统一名称”。长期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认真履行职责，不断加强对驻在部门的监督。在向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监察机构过程中，受法规制度等方面影响，派驻机构名称参差不齐，既不统一也不规范。有的双派驻机构被称为“纪检组监察局”，有的单派驻机构被称为“纪检组”或“监察局”，还有的被称为“监察专员办公室”，等等。随着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内容决定形式，名称反映职责。《实施方案》依据党章和行政监察法，对现有派驻机构统一设置形式、统一名称。在“统一名称”的同时，要求相应做好有关机构调整和职务设置工作。这些充分体现了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的精神，体现了对派驻机构的规范化管理，有利于派驻机构聚焦监督职责，进一步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
第二，“实行统一管理”。对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2001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了“纪律检查机关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决定。2002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先后在卫生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等8个单位开展统一管理试点。2004年，出台了《关于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实施意见》，对派驻中央国家机关的纪检组和监察局的业务工作和干部管理实行统一管理。这些年来，中央纪委扎实推进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取得了积极进展。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实施方案》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对推进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作了具体部署。比如，制定完善中央和地方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的文件，制定完善中央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的文件。比如，明确地方各级纪委加强派驻统一管理工作的进度安排，等等。这些重要举措进一步完善了对派驻机构统一管理，解决了派驻机构“受谁领导、向谁负责”问题，对于强化派驻机构的“身份意识”和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派驻监督“全覆盖”。党章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长期以来，中央纪委主要在政府部门设置派驻机构，在党务部门除个别单位外，基本上没有设置派驻机构。而中央一级党的机关，地位重要、权力集中、责任重大，同样存在滋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空间。特别是在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下，“四风”问题比较突出，不良作风积习甚深，权力失控、行为失范问题较为普遍，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党务部门，都不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局外人”。反腐败无盲区、无死角，任何单位都没有不受监督的特权。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如何实现全派驻？如何逐步实现对党务部门的全派驻？这是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实施方案》在深入调查、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根据部门实际和工作需要，主要采取向驻在部门单独派驻或归口派驻两种形式，实现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机构。这既充分考虑了不同部门的规模、性质、特点，又充分吸收借鉴了近年来地方派驻监督好的经验做法，切实找到了实现派驻监督“全覆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第四，强化监督职责。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改革和完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目的就是强化监督职责，促使派驻机构“瞪大眼睛”、“拉长耳朵”、“攥紧拳头”、“延伸监督触角”。因此，《实施方案》鲜明地提出，派驻机构要把监督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作为主要任务，加大查办案件力度。惩治腐败、形成震慑，没有查办案件这一手不行；严明纪律、弘扬正气，没有执纪问责这一手不行。为保证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责，《实施方案》提出，一是“派驻纪检组组长不分管驻在部门其他业务工作”。纪检组组长分管大量与纪检无关的工作，“副业”的工作量大大超过“主业”，容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仅模糊了监督者的身份，还造成了纪检监察工作上的“力不从心”。纪检组组长通过“瘦身”实现“健身”，不分管其他业务工作，专司监督之责，这样纪检组的身份才能更加明确、主业更加突出、精力更加集中。二是“派驻机构工作经费在驻在部门预算中单列”。要打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和“端人家碗、看人家脸”的难题，应该解决好派驻机构的工作保障和经费保障问题，最大程度地减少监督“顾虑”，充分保障派驻机构监督权的相对独立。《实施方案》从制度上为派驻机构履职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使纪检组的监督更有底气、更为超脱。《实施方案》还提出“建立健全派驻机构负责人与驻在部门和归口监督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及其干部进行廉政谈话和约谈制度”，以层层传导压力，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体现了“抓早抓小、治病救人”理念。总之，《实施方案》要求派驻机构既履行“派”的职责又发挥“驻”的优势，抓住了当前派驻机构履职尽责的“短板”，从顶层设计上剪除了妨碍监督的“羁绊”，创新了派驻监督的方式方法。
推进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既是党和人民的殷殷期望，更是纪检监察机关沉甸甸的责任。欲凤凰涅槃，必经浴火重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立行立改，抓紧落实《实施方案》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派驻机构改革，努力把派驻机构锻造成监督执纪的利剑，锻造成党和人民信得过的铁军。
第二篇：廉政理论
腐败的文化透视与廉政文化建设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唐晓清牟广东
[内容提要] 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廉文化的作用。廉政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文化和大众文化，必须面向全社会，强化社会效应；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与腐败文化的动态博弈过程，必须把批判和抵制腐朽文化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是针对腐败文化的消极效应健全相应的机制，通过机制创新来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持久深入开展。
[关键词] 廉政文化 反腐倡廉 机制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从文化视角审视当前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反腐败不单纯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文化斗争，需要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因此，按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要求，准确界定廉政文化的内涵，突出廉政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加强廉政文化的机制建设，是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重要课题。
一、从文化视角审视腐败消极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不断加大，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和阶段性成果。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在反腐败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开始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如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反腐败的法规、条例和制度，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有效贯彻执行；惩治腐败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却仍然跟不上腐败的蔓延速度；在反腐败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许多人反而对解决腐败问题越发失去信心。反腐败似乎进入两难境地。面对上述种种问题，从新的视角审视和研究反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课题。
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研究表明，在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地区，腐败的发生与表现形式也存在明显的不同。[1]综观目前我国反腐败面临的形势，笔者认为，最大的难点是腐败现象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腐败文化。虽然这种腐败文化在我国当今的社会意识中没有成为主流文化，但它却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正是借助文化传播的社会性，腐败在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延伸和渗透，并开始形成了一系列消极效应。这种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
腐败文化的蔓延扩散效应。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渗透功能。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原因时指出：这种腐败决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这不仅是一种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一切空间弥漫的死症，它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欲、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这里所讲的实际就是腐败文化的蔓延效应。当腐败现象逐渐演变成腐败文化时，社会上对腐败的心理开始由不正常转为正常，大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也由开始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在这样的心理文化氛围中，腐败现象就会成为行为准则，成为生活方式，并向社会各个层面延伸，形成蔓延扩散效应。
腐败文化的群体压力效应。文化是一种软环境，客观上具有心理调控功能。当腐败现
象逐渐演变成腐败文化时，就会形成一种潜规则，谁破坏了这种潜规则，就会受到群体压力的作用，最终不得不从众，身不由己地按照大多数人的腐败行为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一些不贪不占、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干部时常会被孤立？为什么一些敢于与腐败斗争的人却为周围所不容？原因很简单，就是廉洁自律行为与坚持原则的人，与周边的腐败文化格格不入，破坏了腐败文化笼罩下的“潜规范”。在这种腐败文化氛围里，意志脆弱者想不腐败都困难，于是一些人不得不迎合风俗，随波逐流，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致使腐败现象日益泛滥。这种腐败文化的群体压力效应是腐败现象猖獗的深层文化诱因。
腐败文化的癌病变效应。文化具有内化作用和销蚀功能。当腐败现象逐渐演变成腐败文化时，就会像癌细胞那样渗透到肌体中，产生癌病变效应。因此，腐败文化也被称为“政治之癌”。对于执政党及其执掌的政权而言，当腐败文化逐渐形成后，就会侵蚀党的肌体，导致党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权力观发生蜕变，使党员产生政治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化、人生信仰迷茫的现象，并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力和整合力出现一定程度的淡化和弱化，甚至销蚀党的执政基础，降低人民群众对整个制度和政权的社会认同度，逐渐削弱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动员力。当腐败文化遍布并渗透到整个政治肌体时，就会出现癌病变效应，执政党和国家政权都将面临政治危机。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社会上存在腐败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腐败文化的形成。只要腐败文化存在，仅仅是惩处一些腐败分子，而不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荡涤腐败文化，反腐败就会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低级阶段，甚至出现腐败越反越多、越反在群众中的威信越下降的现象。因此，反腐败绝不单纯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文化领域的较量，反腐倡廉建设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继续深化源头治腐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营造社会氛围、净化从政环境、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二、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从文化视角研究当前的反腐败问题，首先要对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作出正确的认识和概括。近年来，理论界对廉政文化的内涵、外延、功能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理论成果。但笔者认为，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中仍存在概括不准确、理论与实际脱节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新的论证和分析。
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向和重点问题。所谓廉政文化，就是指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但从整体研究情况看，目前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向性概括却存在偏颇。如，廉政文化是以廉政制度为基础，以廉政理论为指导，以廉政理念为核心，以廉政教育活动和廉洁文化艺术为载体，教育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形成崇廉、尚廉的一种文化。再如，廉政文化是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廉政教育等方面的有机统一体，[2]等等。按照这种理解，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向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党政干部和公职人员，重点是预防权力腐败，基本途径和方法就是“进机关”、“进班子”。这种认识实际是曲解了廉政文化的本质含义，也是导致廉政文化建设长期疲弱的重要原因。
出现上述认识偏颇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混淆了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的关系。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廉政教育的指向是党政干部和公职人员，通过教育来启发国家公职人员廉政意识，使这部分群体不想腐败、不愿腐败，廉政教育指向错误，就会导致“上面有病，下面吃药”的现象；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向是社会公众，通过文化建设形成对廉政行为的普遍认同和社会评价，创造一种社会氛围和压力机制，使权力使用者不能腐败、不敢腐败，廉政文化建设指向偏差，就会出现“曲高和寡”，难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从这个角度理解，廉政文化比廉政教育所包含的外延及涵盖的范围更广。
基于这种分析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讲，廉政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内涵上，廉政文化应分为四个层面：一是廉洁的政治文化，即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廉洁意识和参政意识，使廉政成为全社会的政治共识；二是廉洁的社会文化，即在社会成员中营造“以廉政为荣，以腐败为耻”的社会风尚，使人们在廉政氛围中思想得到升华；三是廉洁的职业文化，即在各行各业形成爱岗敬业，克己奉公，洁身自爱的职业环境；四是廉洁的舆论文化，即借助文艺、广播、影视等媒介，弘扬廉政思想，在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根据这个本质内涵，廉政文化建设的目的是把廉政意识转变为一种社会文化，重点是强化社会效应，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环境氛围；廉政文化建设的途径是面向全社会，不断拓展工作领域，动员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使廉政文化建设与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和农村文化建设融为一体，辐射到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一种崇尚廉洁、贬斥贪污腐败的社会评价，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廉政建设的认同、支持，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倡廉建设，从而为廉洁从政营造良好社会文化氛围。
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针对性问题。廉政文化建设是针对腐败文化而言。从哲学的观点看，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有它的对立面。同样，廉政文化的对立物就是腐败文化。反腐败斗争既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一场十分艰巨的先进思想文化战胜腐朽没落思想文化的斗争，是廉政文化与腐败文化的动态博弈过程。要反对腐败，就必须反对腐败文化；要铲除腐败，就必须铲除滋生腐败的文化根基。不针对腐败文化的廉政文化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无地放矢。
明确廉政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就是要有效发挥廉政文化的批判功能，把批判和抵制腐败文化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首先，要深入认识廉政文化和腐败文化的关系，两者是一种水火不容的矛盾，通过两者的比较揭示廉政文化的本质、精神、价值和观念。其次，廉政文化和腐败文化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到处充斥腐败文化，就会大大挤压廉政文化的空间，因此，必须坚持破立结合的原则，用廉政文化建设来抵御腐败文化的蔓延扩散效应，形成正面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压力机制，从而有效地遏制和惩治腐败现象。第三，在实践中，要把清除腐朽思想作为建设廉政文化的前提，即在科学分析清楚腐败现象的类型及其滋生蔓延的条件的基础上，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教育活动，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效性。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只有增强针对性，廉政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才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在社会中才能产生共振和共鸣。
文化是一种“软约束”，必须借助硬性的制度和机制的力量才能发挥切实的效用。从近年来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看，许多地方往往停留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创建活动的层面，一些地区甚至采取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等形式。这些做法实际上是片面理解了“廉政文化”的含义，尽管形式上轰轰烈烈，但廉政文化的功效难以发挥出来。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是形成抵制腐败文化蔓延扩散和群体压力效应的相应机制。只有不断推进机制创新，廉政文化建设才能持久深入。
所谓机制，主要是指系统有效运转的各种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通过一定的互动、互补和互济作用形式表现出来，形成系统的整合功能和综合效率。当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就是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针对腐败文化的消极效应，健全和完善舆论导向机制、环境氛围机制和激励机制，构建充分体现廉政文化要求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完善反腐倡廉的舆论导向机制。社会舆论是社会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通过赞成、反对、希望或直接要求等形式来表达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态度。社会舆论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文化，并在特定的时期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导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廉政文化的生命。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完善反腐倡廉的舆论导向机制，就是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对反腐倡廉建设进行正面引导，对各种热点问题进行科学
分析、准确判断、妥善引导，强化揭露问题、鞭挞腐恶，激浊扬清，扶正祛邪、弘扬正气的主旋律；要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批评功能，在坚持什么、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有丝毫的含糊与妥协，形成针对腐败文化的强大舆论压力；要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新闻宣传部门的协调配合，有效整合和调控各种宣传舆论媒介，充分发挥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等新闻机构舆论宣传主渠道的作用，努力形成良好的反腐倡廉舆论氛围。
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心理氛围机制。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社会心理氛围是一种软环境，潜移默化地渗透于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意识之中，从而形成心理调控机制，主导着人们对腐败的认识和反腐败的态度。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传统的思想道德规范体系受到冲击，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完全构建成熟，因而在腐败加速蔓延的情况下，各种羡腐、纵腐、从众等消极心态出现，当这些心态变成一种“文化”氛围时，就会渗透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致使腐败行为被淡化、被认同、被怂恿、被放纵，从而助长腐败的扩散蔓延效应。为此，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同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机制有机统一起来。要在社会各个层面努力形成一种崇尚廉洁从政、贬斥贪污腐败的社会评价，营造“崇尚廉政、褒扬廉政”、“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崭新社会风尚，教育和引导群众追求积极健康的文化时尚，形成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正气氛围，为反腐倡廉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文化环境。
健全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人民群众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动力之源。然而，廉政文化建设的成效与其主体的主观动机直接相关。按照现代激励理论，需要产生动机，动机决定行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主动创立与反腐败需要相关的激励机制，有效激活反腐败的各种要素，达到增强腐败压力，抑止腐败动机，遏制腐败行为的综合效果。应当看到，我国现行反腐倡廉激励机制的严重缺陷是抑制群众参与动机的重要原因。为此，要建立反腐败表彰体系，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表彰机制存在的欠缺，加大树立廉政典型和反腐标兵的力度，大张旗鼓地表彰反腐败先进典型，发挥先进典型人物的榜样和示范作用，弘扬正气，营造舆论氛围；要建立利益激励机制，针对长期存在的利益激励缺位问题，应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准则的实名举报奖励制度，对监督举报属实、为国家挽回重大政治和经济损失者，根据挽回损失的数额，按一定比例予以重奖，使举报由高风险无收益的行为变为有收益低风险的行为。
构建体现廉政文化内涵的制度体系。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普遍认同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评价。而要实现这种认同和社会评价，就必须构建一套能够体现廉政文化内涵的制度体系。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了许多反腐倡廉的制度，但收效却未能令人满意。这其中有制度本身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制定制度和落实制度的过程中，缺乏文化的支撑，或者说是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文化资源短缺问题。从字面看，制度和文化解决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制度是一种规范、一种规则，它所要解决的是一个秩序、规则和规范层面的问题；文化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它所要解决的是人的心灵价值层面所追求的问题。但从本质上讲，制度与文化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当制度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反映了文化的精神、文化的价值、文化的观念；而当文化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采取制度、规范的形式。因此，没有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没有制度规则或制度规范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加强廉政文化的机制建设，必须认真研究制度文化问题，构建充分体现廉政文化内涵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真正使反腐倡廉制度获得社会文化心理的支持。
注释：
[1]吴丕．中国反腐败[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P285．
[2]陈瑛．廉政建设需要廉政文化的支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J]．2007，(7)．
第三篇：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
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
一、廉政文化的基本含义和历史背景
廉政文化是廉政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融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人们对廉洁政治和廉洁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精神追求，是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党的光荣传统的发扬和光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关于廉政文化，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崇廉尚廉的优良传统，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为五斗米折腰”，倡导“仁、义、礼、智、信、廉”等清官文化，为我们今天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我们党提出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比如倡导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党员干部中形成为民、务实、清廉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取向，这些都成为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廉政文化的战略意义和本质特征
反腐败斗争既是严肃的政治斗争，也是文化与道德的较量。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廉政文化的有力支撑。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有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有利于增强廉政建设的渗透力、影响力，有利于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也就是说，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拒腐防变的“预防工程”，是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改良工程”，是增强干部拒腐防变能力的“免疫力工程”，是反腐倡廉的“治本工程”。
廉政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深刻、影响广泛的先进文化形态，在内涵上包括以“八荣八耻”为标志的全民道德伦理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尺度的价值导向文化，以“廉洁从政”为目标的清廉文化，以遵守市场法则、健全市场体系、强化公平竞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健康文化，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为根本任务的政治文化，等等；在特征上表现为历史传承性、时代创新性、先进性、全民性、权力指向性等；在功能上体现了导向、约束、凝聚、激励、警示、监督、测评等，潜移默化，影响深远。
三、廉政文化的弘扬借鉴和中外比较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既要善于汲取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营养，又要研究市场条件对廉政的要求，做好新形势下的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既要抓好国家意识的创建与培育、宗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领袖人物与知识阶层的作用等关键环节，坚决反对腐败文化，着力培育廉洁精神和爱国情操，又要借鉴儒家道德教化思想，加强以崇尚廉洁为内核的政治伦理建设，等等。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基本共识，并且既有区域特色，又有民族特色；既有政党特色又有国家特色，但无论特色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打造清廉文化。这就要求我们放眼世界，从各
国优秀廉政文化建设中吸取经验。
四、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路方法和实践经验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组织领导上，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各展所长，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参与，形成整体合力”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目标指向上，要培育全党全社会的廉洁价值理念，营造崇尚廉洁的社会风尚；在建设理念上，要树立廉政文化的市场意识和市场观念，以市场为导向培育和打造符合市场规律、人们普遍接受的优秀廉政文化建设品牌，增强吸引力，扩大影响力；在实现方式上，要做到政党特色与大众特色、历史特色与时代特色、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制度特色与情感特色并重，以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主旋律、鞭挞假恶丑，确保廉政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和完善廉政文化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巩固和发展全党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必须将廉政文化建设自觉融入全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中，全面部署，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必须开展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寓教于乐，喜闻乐见，增强感染力；必须建立健全廉政文化建设制度，提高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水平；必须坚持开拓创新，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廉政文化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
具体实施起来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突出指导性
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只有在理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在实践中有所发展。因此，我们注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如何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含量，这是深化廉政文化建设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必须加快廉政文化研究人才培养步伐，加强与党校、高校、社科院的联系，努力培养一批廉政文化研究人才；加强廉政文化的学科建设，组织专家学者对社会廉政文化、政府廉政文化、公职廉政文化以及廉政价值观、廉政法规体系、廉政队伍建设、廉政活动及评价机制等基本内容进行科学研究，着力构建廉政文化体系，为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一本适用教材；加大廉政文化精品创作力度，高起点规划和组织实施廉政文化理论研究、廉政文化文艺创作，努力创作一批廉政文化专著、理论文章、影视、戏曲等精品力作，打响廉政文化品牌。
2、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突出创新性
要注意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原则，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优秀的历史廉政文化，用创新的理论去研究历史廉政文化，用丰富的载体去展示历史廉政文化，将历史上的廉政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廉政文化发展优势；同时，要具有世界眼光，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深入研究挖掘廉政文化内涵。力求使廉政文化建设“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把公平正义、效率诚信和民主法制等富有时代特征的新观念、新道德，作为廉政文化继承和创新的内在核心，使廉政文化建设更具科学性、时代性。
3、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结合，突出统筹性
廉政文化是一项量大面广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没有整体规划，没有统筹协调，就不可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始终坚持用统筹的理念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4、注重高雅与通俗的结合，突出大众性
要紧紧抓住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尤其是廉政修养这个根本，把先进性的要求与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一手抓高雅廉政文化建设，以理想信念、道德修养、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情操为核心，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文化素质和道德情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先进性意识、实践先进性要求、树立先进性形象；一手抓通俗廉政文化建设，根据不同群体对廉政文化建设多层次的需求，与建设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村镇文化、家庭文化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创作一批为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廉政文化产品，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渗透力、有效性。几年来，我市各地结合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文艺活动，寓教于乐。
5、注重务虚与务实的结合，突出实效性
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细活实活，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具有阶段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征。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坚持虚事实办，虚功实做。要求实务实，从市情、县情、区情出发，谋划廉政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任务，既高起点提出工作的努力方向，又注意区分轻重缓急，切合工作实际，不提盲目的高指标；既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以点带面，力求使制定的措施和规划的项目做得到、行
得通、办得成；既要造声势、聚人气，又要抓落实、出成效，使廉政文化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既要努力抓好当前工作，又要着眼长远，使廉政文化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第四篇：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理论总结
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理论总结
为切实加强对廉政防范管理，有效提高预防腐败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按照区委工作部署与要求，我在我所扎实开展了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现将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主要做法
（一）领导重视，健全组织。为切实抓好我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根据区纪委的安排部署，我及时召开了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全市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亲自作动员讲话，全面安排、布置我所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成立了太平所廉政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日常工作，使该项工作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
（二）大力宣传，营造氛围。廉政风险点查找是一项崭新的工作，要求高、涉面广，时间紧、任务重。工作中，我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切实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所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形成工作合力。召开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动员大会，层层落实会议精神和工作任务，做到领导高度重视，组织机构健全，工作重点明确、目标任务具体；通过召开会议、印制文件资料、设置宣传栏等形式，对廉政风险的定义、风险防控的主要措施、如何开展风险防控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宣讲，让干部职工学习、了解、掌握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知识，有效地防止腐败行为发生。
（三）严格程序，认真查找。在工作中，我以查找岗位风险、业务流程风险、单位风险为突破口，按照规定的程序、环节、要素、逐一查找，并及时进行公示，做到“风险定到岗，制度建到岗，责任落到岗”，保证实效。重点围绕我所固定资产的管理、处置、使用，履行政府委托的行政职能，干部选拔任用，大额经费开支，大宗物品采购等方面，从我所领导班子、科室、干部职工个人三个层面查找存在或潜在的廉政风险点。各科室负责人认真查找本科室的制度机制风险和岗位职责风险，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每个人结合工作职责，认真查找个人的思想道德风险和岗位职责风险。通过自身找、相互帮、领导提、集中评、组织审，分别在重大事项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权、干部任免、新党员发展、办公用品采购管理、印章管理、档案管理、资金管理等环节查找出几个方面的廉政风险点。在廉政风险点评估工作上，做到“三做到”。一是做到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亲自抓、亲自过问，分管领导亲自做、具体做好；二是做到措施有力。在班子会上定期研究，以会议、书面两种方式安排布置工作，开展宣传教育，做到全员参与，从领导班子到各股室到干部职工个人，开展沟通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进工作；三是做到客观实在。根据风险点的关注度、影响力、涉及面，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将风险点确定等级。
（四）建立风险预防机制
1.完善措施。在查准、查全、查深廉政风险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建立我所廉政风险信息库，对可能在行政、业务、管理、岗位等环节上发生的廉政风险情况进行常态化分析，建立廉政风险分析机制；完善预防廉政风险的工作机制，在认真梳理单位职责权限、业务流程和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工作实际，建立健全在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使用等方面的议事规则、工作程序和规章制度。制定出了防范措施。
2.建立机制。要求干部职工在廉政方面做出廉政承诺，风险等级评估，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进行自查自纠，将廉政工作情况进行公开，对梳理出来的问题和业务流程、办事程序，向单位职工和移民群众进行公示，实行“阳光”操作；建立问责制，对已经审核的廉政风险，凡因制度不健全、工作不到位，导致廉政风险发生的，将一律按照党风廉政的有关规定严格问责处理。
二、工作成效
开展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极大的提高了我所干部职工的廉洁从政意识，促进了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切实转变了全体干部职工的工作作风，为移民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三、存在的问题
（一）廉政风险点查找工作，总的情况比较顺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个别同志在思想认识上有一定的偏差，认为廉政风险与一般工作人员无关。这是该项工作的难点，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已澄清了这种模糊意识
（二）开展廉政风险点查找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广泛开展，长期坚持，使廉政风险能防能控，竭力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建立机制、完善制度。
第五篇：理论
Face-Negotiation Theory
最早系统地探讨面子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Goffman)，他通过戏剧做比喻，认为人们与他人进行交往时总希望利用一定的手段和技巧给他人留下特定的印象，这就好比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利用合理的演出技巧操控观众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所谓面子，就是人们在与他人的交际过程中，展示出的一种外在的“自我形象”（an image of self）这种关注是影响我们日常交往行为的主要心理因素。
Stella Ting-Toomey于1998年提出的面子--协商理论，这是一种多元化的理论。该理论认为面子的建构必须是双方协商的过程，成功与否取决于交际双方的努力。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积极建构自己的面子，同时也需要给予对方面子，维持自己的面子与维持对方的面子是相辅相成的。
Ting-Toomey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进行过专门的研究,面子--协商理论是少数几个明确提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感知和处理冲突上存在差异的理论之一。她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对他人“面子”的关心程度会有所不同，这种关心程度的差异导致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冲突，这一评论可以成为我们理解面子--协商理论的基础。
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谈话制约理论由韩国学者Min-Sun Kim于1994年提出，Kim的谈话制约理论主要是来源于西方学者布朗和列文森(Brown&Levinson)所提出的礼貌理论。他认为谈话制约是个体在交际的过程中，关于信息构建方式的最基本的关心。这种关心会影响个体参与的每一次谈话的特点，并影响个体的总体交际风格。事实上，这一理论所关注的并非是“要说什么”，而是“如何表达要传递的信息”。
Kim认为在交际过程中，存在五种谈话制约，包括：对于明确性的关心、对于如何将强加事物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关心、对于避免伤害他人情感的关心、对于避免使听话者形成负面印象的关心、对于交际有效性的关心。
基于上述五种谈话制约，Kim把谈话规则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任务导向型关系谈话制约和社会关系型谈话制约。上述五种谈话制约的第一种和最后一种属于任务导向型关系谈话制约，其余三种属于社会关系型谈话制约，即任务导向型关系谈话制约强调谈话的清晰明确（如信息被清晰表达的程度）和交际的有效性；社会关系型谈话制约强调对他人的关心，注意避免伤害听话者的情感，并尽量不要把意见强加给听话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注意根据不同的交际情景，选择不同类型的谈话制约形式。
Y．Y．Kim指出，跨文化适应过程是交际者面对陌生文化环境带来的压力，不断作出自我调整，逐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最终形成跨文化认同(intercultural identity)的过程。衡量跨文化适应效果的标准有三个：功能的健全(functional：fitness)、心理的健康(psychological：health)以及跨文化身份的出现。跨文化认同把不同的文化元素整合到一起，拓展了交际者的文化视野，提高了他们的交际能力，为人们回应全球化的身份诉求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
People usually think the conversation is a simple thing in their life.In fact, it is a traditional way to talking with others by people's expected.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conversation, people often us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The theory was propose by W.Barnett Pearce and Vernon Cronen whose a professor of American Communication.They think that communication was limited and guided by rules, therefore, the rule 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is theory.本文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具体分析两种语言在实际运用上存在的差异，以及使用不同礼貌用语时出现的语误现象，并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丰富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资源。但由于语言是不断发展的，本文对于跨文化交际中礼貌用语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大家在跨文化交际中既礼貌表达，又不失原意。
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的地域性与区域性，群体性与民族性，决定着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造成了文化发展中的不断冲突与交融现象。文化的发展过程似乎是一种不断抽象的过程，从部落文化上升到世界文化，正是通过文化的不断冲突与交融来实现的，所以，文化冲突是文化在发展的表现，反之，没有文化冲突，人类的文化就会像死水一潭。
文化是人创造并由人推动着向前发展的，但文化又在影响和塑造着人。在文化的作用下，人不再只是自然人，同时还是历史人和社会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血缘关系，利益关系也渗透了文化内容，被文化关系所包容，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说到底是文化的冲突。心理、情感、思维及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信仰，个性气质，生活态度和习惯等，是人与人联系或冲突的内在决定因素，这种主要表现在精神领域里的冲突或联系，是由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的个体差异造成的。总之，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血缘关系、利益关系、精神关系被文化关系所包容，而人与人之间每时每刻都在普遍地发生的冲突从深层来看都是文化冲突。
人类的许多冲突是没有目的没有理由的。似乎就是为了冲突而冲突，这种情况正是由于不同质的文化造成的。长期积淀在人类意识、心理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元素每时每刻都在对人发生着作用，使人对自己所做的一些事难以解释。
4.6 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
1975年，Berger和Calabrese最早提出了“减少不确定性”理论（URT）。1985年，古迪昆斯特（Gudykunst）将之同“社会身份”理论整合在一起，把这一理论扩展到跨群体交往的范围，迈出了“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UM）的第一步。1988年，Gudykunst提出了一个概括性理论，即用“不确定性”（如无法预测或解释他人的态度、行为和感受）和“焦虑”（如感到不安、紧张、担心或忧虑）来解释人际或群体际有效交流的问题。这就要求将误解减少到最小。在AUM理论里，跨文化交际是跨群体交际的一种。Gudykunst（1988, 1993, 1995, 2005a）又使用Simmel（1908/1950）提出的“陌生人”概念（如个体存在于某一环境下，但却并非是该群体的成员）作为理论设计的核心概念，并将这一原理应用到外交领域。
Gudykunst（1993）加入了能力指标框架扩展了该理论，并首次使用了“AUM”一词。在该理论版本中，Gudykunst把以往的超理论假设进行了细化。该理论的假设避免了极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立场。Gudykunst（1993）增加了理论中公理的数量，以使理论更易理解和应用。该理论也包含了伦理问题以及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最大和最小限度（如有效交际要求交际者的焦虑和不确定应介于最大和最小限度之间）。当焦虑和不确定性高于最大限度时，就无法有效交际（例如因为我们过分关注焦虑或者不能预测陌生人的行为）；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低于最小限度时，由于不在意发生的事件（由于焦虑小）或是过于自信所作预测（由于不确定性小），也无法有效交际。对最小和最大限度的关注致使理论核心从“焦虑和不确定消减”转向了“焦虑和不确定管理”。
Gudykunst又引入了Langer提出的“留意（mindful）”这一概念，作为AUM和有效交际的折中点，Langer（1997）认为“有意识”包括“接纳新信息”、“察觉各种变化”、“对不同语境保持敏感”、“留意各种视角”以及“适应当前环境”。他假设个体的交际受到他的文化和群体身份的影响，但只要留意，他也可自己选择与他人交际的方式，能够把焦虑和不确定性控制在最大和最小限度之间，并和陌生人协商信息内涵。
Gudykunst分别于1995年和2005年两次修改了“焦虑/不确定性理论”。继Lieberson（1985）之后，Gudykunst谈到有效交际有“基本”和“表面”因素。他认为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包括留意）是实现有效交际的基本因素，它调节有效交际的其它“表面”因素（如身份、移情能力、吸引陌生人、尊重陌生人）的作用。个体对自身行为的留意程度控制着焦虑和不确定管理对交际有效性的影响力以及在提高交际有效性实践中的应用。因此，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小和最大限度之间时，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控制一种基本因素（如移情力）来提高交际质量或者有意识地与陌生人协商信息内涵。
该理论1995年的版本囊括了94个公理（47个关于人际交际和群体交际，47个关于文化多变性），而2005年的版本则只涵盖了一半（只有47个）。Gudykunst删减了一些不太必要的公理，并将文化多样性的公理的使用范围缩小至有效交际的基本因子上。
4.8 跨文化调适理论（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早期的文化调适研究是由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所组织的，并且一般都是集体层次上的研究，他们探讨的通常是一个较原始的文化群体，由于与发达文化群体接触而改变其习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心理学家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主要是最近几十年来的工作，他们通常更加注重个体这个层次，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虽然从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对文化适应的定义来看，文化适应的过程实际上对发生相互接触的这两个不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影响程度大不相同，对一直生活在主流文化（host culture/dominant culture）中的群体影响很小，对新到这个文化环境的群体的影响相对而言就大得多，这一过程甚至可以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与此相对应，已有的文化适应研究实际上主要探讨的就是文化适应过程对这些新到一个文化环境的移民或者暂居者的影响。近二十多年来，Young Yun Kim一直致力于发展她的交际与文化调适理论。她最早的理论对韩国移民在芝加哥地区文化适应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调查。此后，她基于开放系统的视角不断地对理论加以改进，主要是增添了移民“压力—调适—成长”过程的理论，并将注意力放在移民“跨文化”的转变上。此外，现阶段的理论正尝试着将“实现跨文化适应”描述为是“陌生人与接受陌生人的环境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4.9 文化身份理论（Theorizing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文化身份理论的代表人物是Collier（1996）。文化身份理论是跨文化交往中如何处理文化身份的理论。文化身份理论同人类行为超理论相一致，强调主观经验与个人对行为的阐释。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是通过构成特性（由标志、解释和意义组成）和规范特性（由行为指向和行动能力组成）相互融合而得。该理论相信人类行为超理论中的一条原则——“开放心灵原理”（opening soul doctrine）, 表明人们留心自己的行为又能对此行为做出解释。文化身份理论的优点是它的启发性价值与富有代表性的有效性（即交际结果与交际行为判断的一致性）。
Collier和Thomas就在跨文化交际中如何处理好文化身份提出了解释性理论。他们的理论包括六个假设，五条规律和一个命题。Collier（2005）详述了自从该理论产生以来，影响她思索文化身份问题的各种因素。在最新的理论版本中，她运用了批评理论视角，但没有阐明理论命题。她关注的是“实践智慧”。
4.12 共文化理论/文化共存理论（Co-Cultural Theory）
Orbe（1998）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了共文化理论。共文化理论建立在缄默群体理论(Muted Group Theory)（比如说社会阶层的分化使一些群体有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特权；
Ardener，1975；Kramarae，1981）和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比如说特定的社会地位会使人们以某种主观的方式观察世界；Smith，1987）的基础上。共文化理论将非白色人种、女性、残障人、同性恋者以及那些较低社会阶层的人群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且研究对象仍不限于此。
Orbe（1998）指出，“大体上说，共文化交际是指未充分代表的（underrepresented）群体成员与主流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交际活动”。共文化理论的主旨是提供一个框架“让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交际和企图使缄默的人协商”。
3.2 Theoretical Background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scholars have a qualitative leap on th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1983, the preliminary discuss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was first appeared in th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ubsequently, the research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getting better,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make it development in leaps and bounds.3.2.1 Face-Negotiation Theory Goffman is the first scholar who was systematic discussion on face theory.He use drama as a metaphor, he think people often want themselves to look good and impress others by using some certain means and skill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Just like the performer, they usually use some rational workmanship to manipulate the thought of the audience.The so-called face is an exterior image of self, it is the mainly influencing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daily interactions.In 1998, Stella Ting-Toomey propose the face-negotiation theory, the theory holds that build the face is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of both parties.He said the success of the face might depend on joint efforts.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people are energetically to build their face,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also should give face to others, the two are complement each other.In a field multi-cultural communication, Ting-Toomey think the face-negotiation theory is one of the few theories which shows tha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differ in feeling and also the way settling conflicts.The face holds a central position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3.2.2 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In 1994, the scholar Min-Sun Kim who is from Korea was propose the 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the theory was from Brown & Levinson's politeness theory.Kim think the 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is fundamentally concerned about formation of information.In fact, this theory was not concerned about “What do you say”, but “How to express what you mean”.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concerned about five parts: What you really want to do or care about;avoiding negative politeness;avoid harming others emotion;avoid others negative thoughts about ourself;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munication.Based on the above five parts, Kim divided them into two types: Task-oriented and social relations-oriented.Task-oriented emphasizes th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expressio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munication;social relations-oriented emphasizes our caring, avoid harming others emotion and do not impose our view on others.Therefor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 should choosing different 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form in different type of communicativ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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