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要点

第一篇：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要点

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要点

一、指导原则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会要切实负责同业、理财(资管)等通道类业务的发展规划和风险管控工作。各机构要制定符合经济、金融发展实际和本机构风险管理能力的目标和规模，对本机构通道类业务近年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和总结，检查是否存在过激或与本行风险管控能力不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及规划。通道类业务发展速度和规模过高且风险管理能力明显跟不上要求的机构，应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计划。

(二)对于交叉性金融产品，总体原则是资金来源于谁，谁就要承担管理责任，出了风险就要追究谁的责任；相应监管机构也要承担监管责任。

(三)对于资金来源于自身的资产管理计划，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切实承担起风险管控的主体责任，不能将项目调查、风险审查、投后检查等自身风险管理职责转交给“通道机构”。

(四)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防范外部风险冲击方面，要管好自己的员工、自己的业务和自己的资金。尤其是要建立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之间的防火墙，不得为各类债券或票据发行提供担保。禁止将非持牌金融机构列为同业合作交易对手。

二、监管套利

监管套利是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违反监管制度或监管指标要求来获取收益的套利行为。

(一)规避监管指标套利 

规避信用风险指标。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1)是否存在通过各类资管计划(包括券商、基金、信托、保险、期货等)违规转让等方式实现不良资产非洁净出表或虚假出表，人为调节监管指标；

(2)是否违反监管规定或会计准则，通过调整贷款分类、重组贷款、虚假盘活、过桥贷款、以贷收贷、平移贷款等掩盖不良，降低信用风险指标或调整拨备充足率指标；

(3)是否存在低估抵债资产的损失程度或抵债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足的情况；

(4)是否存在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债权资产总额超过规定上限的情况；

(5)是否存在同业融入资金余额占比负债总额超过三分之一的情况。

2.规避资本充足指标。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同业业务、票据业务、理财业务未按照“穿透性”原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准确进行会计核算、风险计量并足额计提资本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违规提供同业增信，或通过借助券商、基金、信托、保险、期货等通道方，设立定向资管计划、有限合伙股权理财融资等模式；

(2)是否通过卖出回购或以表内资产设立附回购协议的财产权信托等模式，将金融资产违规出表或转换资产形态以达到调节监管指标的目的；

(3)转贴现卖出票据、卖断附带追索权的票据业务是否按照规定计提资本；

(4)是否存在以拆分时段买入返售相同票据资产，减少风险资产占用；

(5)是否存在利用第三方机构，将票据资产转为资管计划，以投资替代贴现，随意调节会计报表并减少资本计提；

(6)是否存在考察期末时点将风险权重相对较高的同业资金缴存央行，期末立即转回，人为调节会计报表和资产风险权重，虚增资本充足率及收益调节的情况；

(7)是否存在将不符合小微企业条件客户人为调整为小微企业，致使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不准确。

3.规避流动性风险指标。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利用票据业务，以票吸存虚增存贷款规模；

(2)是否存在通过同业业务倒存，将同业存款变为一般性存款；

(3)是否存在协助同业机构违规将同业存款变为一般性存款等；

(4)是否存在违规开展资金池理财业务，理财产品期限严重错配，通过滚动发售、混合运作、分离定价，发行分级理财产品或理财产品与代销产品之间相互交易，调节流动性，隐匿流动性风险；

(5)是否通过将非标资产人为调整按照标准资产核算，影响流动性指标；

(6)是否将理财资金转为一般性存款。

4.规避其他类指标。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通过理财业务与自营业务之间相互交易，规避信贷规模控制或将自营资产出表或减低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2)是否通过违规办理同业代理转贴现业务，隐匿信贷资产规模；

(3)表外理财业务违规通过人为调整将非标准化转为标准化，突破非标监管指标；

(4)是否存在利用“卖断＋买入返售＋到期买断”、“假买断、假卖断”、附加回购承诺等交易模式，调节信贷指标；

(5)是否存在倒换业务类型，提增中间业务收入等；

(6)是否存在多头开户、多头借款、多头互保突破集团客户集中度要求；

(7)是否存在通过重分类债券投资调整利润，债券投资未准确估值或提足拨备；

(8)是否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承销、开户、托管、资产划转、代理买卖、投资咨询、保险等服务；

(9)是否存在本行自营资金购买本行理财产品现象。

(二)规避监管政策违规套利

1.违反宏观调控政策套利。重点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是否贯彻落实国家行业调控政策和信贷调控政策。包括但不限于：

(1)信贷资金是否借道建筑业或其他行业投向房地产和“两高一剩”行业领域；

(2)是否通过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或拆分为小额贷款等方式，向房地产和“两高一剩”等行业领域提供融资；

(3)是否通过同业非标投资、理财投资等方式，继续对“僵尸企业”以及环保排放不达标、严重污染环境且整改无望的落后企业提供授信；

(4)是否违反落实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有关要求，通过产业基金、委托贷款等方式提供融资放大政府性债务，通过产业基金等进行非标资产投资等；

(5)是否发放虚假用途的贷款用于股票或理财投资；

(6)是否人为调整企业标准形态，完成小微企业贷款“三个不低于”目标。

2.违反风险管理政策套利。重点检查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放松风险管理或授信条件，以形式审查替代实质审查，为不符合条件的客户办理授信业务；

(2)是否放松信用证结算管理使企业挪用信用证结算回款，套取银行信用；

(3)是否给予企业进出口两端双重融资或开立与业务周期严重错配的信用证；

(4)是否开展三方或以上交易对手之间的买入返售或卖出回购业务；

(5)是否使用不符合监管规定的金融资产办理买入返售(卖出回购)业务；

(6)是否规避自营贷款尽职调查、风险审查和风险管理要求，通过非标准化债权同业投资业务和理财产品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投资提供授信融资；

(7)是否存在银行名义上代销主动管理类信托产品，实际主导相关项目选择、尽职调查、审批以及贷后管理，并与信托公司签订隐性回购条款的情形。

3.利用不正当竞争套利。重点检查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依据虚假的合同、增值税发票、银行进账单、他项权证以及审计报告等办理授信业务；

(2)是否向不符合固定资产贷款标准的企业和项目改为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3)是否与企业签订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为企业在会计报表中抵销金融资产和负债提供便利；

(4)是否与中介合作，离行离柜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票据贴现非法牟利；

(5)是否通过票据业务为他行隐匿、消减信贷规模提供“通道”；

(6)是否通过签订“阴阳合同”或抽屉协议等行为为非保本理财提供保本承诺；

(7)是否存在将本行票据业务完全授信给第三方非金融机构办理。

4.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套利。重点检查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强制设定条款或协商约定将部分贷款转为存款；

(2)是否以存款作为审批和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

(3)是否要求客户接受不合理中间业务或其他金融服务收取费用；

(4)是否将利息分解为费用收取，变相提高利率；

(5)是否在发放贷款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融资时强制捆绑搭售理财、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

(6)是否笼统将贷款利率上浮至最高限额；

(7)是否将经营成本以费用形式转嫁给客户；

(8)是否对小微企业贷款收取承诺费、资金管理费；

(9)是否对小微企业及其增信机构严格执行限制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费用；

(10)是否承担抵押登记费。

三、空转套利

空转套利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多种业务使资金在金融体系内流转而未流向实体经济或通过拉长融资链条后再流向实体经济来获取收益的套利行为。

(一)信贷“空转”

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以虚增存款和中间业务收入为目的为企业组合办理表内外融资业务，拉长融资链条、造成资金低效空转、增加企业负担的现象；

(2)是否存在以本行表内表外融资违规置换他行表内表外融资等方式，用于企业举新债还旧债，资金未被真正用于生产经营的现象；

(3)多头过度授信集团企业及个人信用贷款领域，是否存在信贷资金被挪用于委托贷款、理财、信托、证券市场等现象；

(4)是否存在违规发放“搭桥贷款”，套取银行资金进行民间借贷及投向高利率行业的现象。

(二)票据“空转”

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循环开立无真实贸易背景的承兑汇票并办理贴现，套取保证金，虚增存款和中间业务收入的情况；

(2)是否存在通过组合运用卖断、买入返售、买断转贴等方式，将票据在资产负债表内转移出去逃避信贷规模管控、赚取买卖差价的行为；

(3)是否存在借助跨业合作通道，通过信托、券商等“通道”模式，运用理财资金投资票据资产的行为；

(4)是否存在违规办理不与交易对手面签、不见票据、不出资金、不背书的票据转贴现“清单交易”业务；

(5)是否存在违规配合客户办理无风险敞口、无真实贸易背景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进行套利导致资金在银行体系空转。

(三)理财“空转”

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以理财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现象；

(2)是否存在非银机构利用委外资金进一步加杠杆、加久期、加风险等现象；

(3)是否存在理财资金为各类监管套利提供支持的情况；

(4)是否存在利用同业理财购买本行同业存单现象；

(5)简述本行理财资金委外规模(主要指购买券商、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等各类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计划)以及主动管理和非主动管理的规模情况，并列明简要交易结构。

(四)同业“空转”

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同业资金空转。

(1)是否存在通过同业存放、卖出回购等方式吸收同业资金，对接投资理财产品、资管计划等，放大杠杆、赚取利差的现象；

(2)是否存在通过同业投资等渠道充当他行资金管理“通道”，赚取费用，而不承担风险兜底责任的现象(信托公司开展的风险管理责任划分清晰的事务管理类信托除外)；

(3)是否存在通过同业绕道，虚增资产负债规模、少计资本、掩盖风险等现象。

2.同业存单空转。

是否通过大量发行同业存单，甚至通过自发自购、同业存单互换等方式来进行同业理财投资、委外投资、债市投资，导致期限错配，加剧流动性风险隐患；延长资金链条，使得资金空转套利，脱实向虚。

四、关联套利

关联套利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利用所掌握的关联方或附属机构资源，通过设计交易结构、模糊关联关系和交易背景等形式，规避监管获取利益的套利行为。

(一)违规向关联方授信、转移资产或提供其他服务

1.违反或规避限制性政策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以降低定价标准、贷款贴息、腾挪收益、显性或隐性承诺等方式变相优化关联交易条件的情况；

(2)是否存在向关联方的融资行为提供显性或隐性担保的情况；

(3)是否存在通过掩盖或不尽职审查关联关系、少计关联方与商业银行的交易、以不合格风险缓释因素计算对关联方授信风险敞口、“化整为零”等方式，规避重大关联交易审批的情况；

(4)是否存在借道其他银行、信托、证券等同业机构向关联方间接提供授信资金，规避向已发生授信损失的关联方授信的情况；

(5)是否存在通过投资关联方设立的基金、合伙企业等，违规转移信贷资产，并规避关联交易审批的情况；

(6)是否通过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调节收益及本行资产负债表等行为。

2.违反或规避关联授信集中度控制。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

(1)向关联方所在集团统一授信是否覆盖全部关联企业，是否存在通过掩盖或不尽职审查关联方的关联关系，规避关联授信集中度控制的情况；

(2)是否存在未按“穿透原则”认定关联方和关联方所在集团授信或未真实反映风险敞口，规避关联授信集中度控制的情况。

3.违反或规避股权管理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通过掩盖关联关系、股权代持、股权转让等方式，违规超比例持有商业银行股权、变更持股或股份总额5%以上股东的情况；

(2)在增资扩股、引入战投、员工持股、股权激励等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股权定价偏低、“低买高卖”等违规向关联方、高管层等输送利益的情况；

(3)是否存在以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等变相接受本行股权作为质押提供授信的情况；

(4)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是否存在高估股权价值，套取信贷资金、放大股权风险的情况。是否存在通过控制关联子公司并为子公司提供资金等方式间接控制本行或他行股权。

(二)违反或规避并表管理规定

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存在未将商业银行具有实质控制权的机构，或借道理财、代销、同业等渠道通过复杂交易结构设立且商业银行具有实质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合伙企业、合伙制基金等被投资机构，或业务、风险、损失等对商业银行集团造成重大影响的被投资机构等纳入并表范围，规避资本、会计或风险并表监管的情况，并表处理是否全面合规；

2.是否存在借道相关附属机构，利用内部交易转移资产，调节业务规模以及不良、拨备、资本等监管指标的情况；

3.是否存在利用境内外附属机构变相投资非上市企业股权、投资性房地产，或规避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限制性领域授信政策的情况；

4.同一或关联客户是否借道银行集团各附属机构，特别是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通过复杂交易结构和安排进行融资，形成不正当利益输送，侵害其他投资者或客户权益，或规避监管政策限制、关联集中度控制等情况；

5.是否通过购买QDII产品等投资国内房地产企业在境外发行的债券。

注：

[1]据中国证券网、网易财经、搜狐财经、新快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近日一份《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流出,要求银行对“三套利”自查,6月12日前报送自查报告,并在11月30日前完成问题整改。具体请参见http://gz.ifeng.com/a/20170412/5563657_0.shtml

[2]所谓交叉性金融产品是指资金在跨市场、跨机构、跨产品主体、跨地域之间流动的金融产品，一般而言，在这一过程中会容易产生期限错配、流动性转换、信用转换以及杠杆层层叠加等问题，构成了风险的重要来源。

[3]2016年11月，银监会发布了《关于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相关业务专项检查的紧急通知》，其中明确要求对“理财资金投资是否比照自营贷款管理要求”进行检查，以便强化对银行理财资金投向房地产领域的监督管理。

[4]2016年12月20日广东省银监局下发了《关于加强交叉金融产品业务、与非持牌金融机构合作业务风险监管的通知》，其中明确：禁止银行将非持牌金融机构列为同业合作交易对手，不得为非持牌金融结构的相关业务提供违规担保，严禁银行资金购买非持牌金融机构非公开发行的融资产品。

[5]非持牌金融机构又被称为“类金融机构”，主要指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并颁发许可证的金融机构以外的金融机构，如P2P网贷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一般不受“一行三会”监管的金融机构。

[6]同时常见的非标业务形式也包括买入返售票据、信托受益权转让、同业代付、保险协议存款等。

[7]作为对82号文实现“非标转标”的具体落实，《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条件》(银登字[2016]16号)第九条也明确规定“信贷资产及其收益权登记通过银登中心集中登记系统办理，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通过资产流转平台办理。合格投资者认购的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信贷资产收益权，按照《通知》要求在银登中心完成转让和集中登记的，相关资产不计入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统计，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中单独列示。”

[8]无论是82号文还是《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条件》(银登字[2016]16号)均明确了“监管资本不出表、会计上按真实风险报酬转移情况处理”的监管思路，”“出让方银行应当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在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后按照原信贷资产全额计提资本。”这意味着无论正常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还是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均按照监管资本不出表原则处理。因为其只是资产收益权的转移，资产处置权都还留在出让方银行。

[9]欧美国家对同业业务的界定通常仅包括金融机构的相互拆借，而国内则采用了更为广义的概念。127号文首次明确了同业业务的概念和范围，基本上将各类金融机构的相关业务都纳入到了同业业务，并将同业业务划分为投资和融资业务。

[10]按照《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的规定，该类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违规提供同业增信，或通过借助券商、基金、信托、保险、期货等通道方，设立定向资管计划、有限合伙股权理财融资等模式；

[11]《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规定：买入返售(卖出回购)是指两家金融机构之间按照协议约定先买入(卖出)金融资产，再按约定价格于到期日将该项金融资产返售(回购)的资金融通行为。买入返售(卖出回购)相关款项在买入返售(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会计科目核算。三方或以上交易对手之间的类似交易不得纳入买入返售或卖出回购业务管理和核算。

[12]《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开展买入返售(卖出回购)和同业投资业务，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13]2016年网传《商业行理财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九条(特定目的载体投资要求)：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特定目的载体的，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准确界定相关法律关系，明确约定各参与主体的责任和义务；

(二)理财产品客户应当同时满足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对特定目的载体合格投资者的相关要求；

(三)基础资产投资范围不得超出本行理财产品投资范围；

(四)所投资的特定目的载体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符合银监会关于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相关监管规定的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投资计划除外；

(五)切实履行投资管理职责，不得简单作为相关特定目的载体的资金募集通道；

(六)充分披露基础资产的类别和投资比例等信息，并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登记特定目的载体及其基础资产的相关信息。

[14]巴塞尔委员会建议银行对于单一私人部门非银行借款人、以及对一个集团户的敞口，都不能超过银行资本的25%，世界银行同时建议，对于无抵押授信的限额，应当设定为不超过银行资本的15%。巴塞尔委员会和世界银行都注意到，有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大额授信还从总量层面给予了限制，如有的欧盟国家要求，银行的大额敞口(在欧盟被界定为超过银行资本基础10%的敞口)的总量不能超过银行资本金的8倍。

[15]《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并表管理与监管指引的通知》(银监发〔2014〕54号)第六十四条规定：内部交易是指商业银行与其附属机构以及附属机构之间表内授信及表外类授信(贷款、同业、贴现、担保等)、交叉持股、金融市场交易和衍生交易、理财安排、资产转让、管理和服务安排(包括信息系统、后台清算、银行集团内部外包等)、再保险安排、服务收费以及代理交易。

[16]《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并表管理与监管指引的通知》(银监发〔2014〕54号)第八十七条规定本指引所称跨业通道业务，是指商业银行或银行集团内各附属机构作为委托人，以理财、委托贷款等代理资金或者利用自有资金，借助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银行集团内部或者外部第三方受托人作为通道，设立一层或多层资产管理计划、信托产品等投资产品，从而为委托人的目标客户进行融资或对其他资产进行投资的交易安排。在上述交易中，委托人实质性承担上述活动中所产生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安排、服务收费以及代理交易等。

第二篇：别了监管套利别了刚性兑付

别了，监管套利！别了，刚性兑付！月17 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导意见》），这应该是预期中的《指导意见》，今年2 月，《内审稿》曾经被媒体进行过披露，比如：实行净值管理、打破刚性兑付、消除多层嵌套和通道，避免监管套利等都有过阐述。当然，《指导意见》更具实操性。一、出台《指导意见》要达到什么目的？ 《指导意见》总体思路是按照资管产品的类型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对同类资管业务做出一致性规定，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最大程度地消除监管套利空间、打破刚兑、防范金融风险、强化金融对实体的支持力度，让金融回归本源。当然，目的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还有待观察。二、主要内容整理 1，明确提出打破刚性兑付。提出“金融机构不得以自有资本进行兑付”，要求“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兑付”，并出台详细的惩罚和举报要求。金融机构对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实行净值化管理，净值生成应当符合公允价值原则，及时反映基础资产的收益和风险。按照公允价值原则确定净值的具体规则另行制定。刚兑对金融与实体而言都有较大的不利影响，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社会的无风险收益率，实体企业在做投资时，会与其实体投资做比价，资本回报率偏低情况下，不少企业选择了将资金投向刚兑的资管产品，实体金融化的倾向较为严重。刚兑给金融机构自身带来了市场风险，同时也让负债成本居高不下，倒逼金融机构加杠杆、加久期、加风险，给金融体系带来不安定因素。《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资管产品净值化必须符合公允价值原则，要能反映基础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将过去“名净值实刚兑”的玩法禁止。同时提出了刚兑的标定义，即“违反公允价值确定净值原则对产品进行保本保收益”、“采取滚动发行等方式使得资产管理产品的本金、收益、风险在不同投资者之间发生转移，实现产品保本保收益”、“当兑付出现困难时，自行筹集资金偿付或者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代为偿付”这三点。

综合来看，未来资管产品打破刚兑势在必行，净值化将是未来的趋势。以后，大家买银行理财产品也需要至少先冷静半小时。2，合理控制杠杆水平。在负债杠杆方面，对公募和私募产品负债比例分别设定了140%和 200%的上限，分级私募产品为 140%，并不得以产品仹额进行质押融资、不得使用银行贷款等非自有资金投资，资产负债率过高企业不得投资。在分级产品杠杆方面，公募产品以及开放式运作或投资单一投资标的或标准化资产投资占比 50%以上私募产品均不得进行份额分级。对于可分级的私募产品，固收比例不得超过 3:1，权益类不得超过 1:1，商品及金融衍生类产品、混合类产品不得超过 2:1。3，加大服务实体经济。严格规范非标准化债券类资产，避免资金脱实向虚，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将资产管理产品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有助于缩短实体经济融资链条和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同时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资产管理产品募集资金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和降低企业杠杆率。

4，防范流动性风险。过去通过资金池进行以新偿旧、滚动发行等，风险难以控制，且有类庞氏之嫌，也是此前资管产品能够实现刚性兑付的前提。本次《指导意见》对资金池的规范做出更为详尽规定，尽量减少流动性和资金错配风险。①对封闭式资产管理产品最短期限不得低于 90 天。（避免极短期化产品和收益短期化，造成市场过度波动和流动性风险）。②对单个资管产品资金采用“三单”（单独管理、单独建账、单独核算）的规定。③同一金融机构多只资管产品投资同一资产的资金规模合集不超过 300亿元.5、消除多层嵌套和通道，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资产管理产品可以投资一层资产管理产品，但所投资的资产管理产品不得再投资其他资产管理产品（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除外）。三、这些规定可能会影响一个行业 1、互联网金融产品受监管针对互联网金融平台自行发行、销售“理财产品”等现象，《指导意见》第 29 条明确指出，资产管理业务作为金融业务，属于特许经营行业，必须纳入金融监管。而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行、销售资产管理产品。非金融机构违反上述规定，将按照互金整顿实施方案进行清理整顿，同时对构成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发行证券等行为，也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2、私募投资门槛再提升根据《指导意见》第 5 条规定，我国资管产品投资者将分为不特定社会公众和合格投资者两大类，并明确私募产品仅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发行，而在合格投资者的准入标准上，《指导意见》提出的要求无疑对私募市场是一记重击。原来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是：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且符合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或者最近3 年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万元。现在的门槛是：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或者近3 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40 万元，且具有 2 年以上投资经历；最近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的法人单位。这可能会直接减少合格投资者数量，相关产品规模也会受到牵连。

3、公募分级清盘倒计时《指导意见》第 20 条要求，公募产品以及开放式运作的、或者投资于单一投资标的、或者标准化资产投资占比 50%以上的私募产品均不得进行份额分级。为防止分级产品成为杠杆收购、利益输送的工具，要求发行分级产品的金融机构对该产品进行自主管理，不得转委托给劣后级投资者，分级产品不得对优先级份额投资者提供保本保收益安排。公募分级产品在牛市中疯狂发展，成为投资者青睐的产品之一。但是，由于其自身机制的不完善和助长助跌的效应，在股灾期间引发巨大亏损，招致投资者厌弃.为此，公募分级基金产品主要存在两种趋势，一是清盘，二是转型为其他类型的基金产品。

4、智能投顾须有上岗证。《指导意见》提到，金融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采用机器人投资顾问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应当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许可，取得相应的投资顾问资质，充分披露信息，报备智能投顾模型的主要参数以及资产配置的主要逻辑。这意味着智能投顾被正式纳入监管，从事相关业务需要经过监管许可、取得投资顾问资质。然而这对行业来说并不意外。《指导意见》还提到了对报备、信息披露、监控等方面详细要求，并指出要避免算法同质化加剧投资行为的顺周期性。

5、第三方独立托管增加有资质的商业银行，可设立资管子公司，该银行可以托管子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但应实现实质性的独立托管。

四、对股票市场影响

由于设置了过渡期，指意见对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影响总体偏心理层面。对于股票市场，少量的结构化安排和多层嵌套资金进入股市，如果彻底规范会受到一定影响，如利率快速上行会对股市产生明显负面影响。在新老划断的过渡期，老渠道的整固可能使得进出股市的资金规模变大，但整体上资管新规对过去“低风险、高收益”产品的资金挤出效应，会使得 A 股总的优质权益资产持续受益。值得一提得是，《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将按照新老划断原则设置过渡期，存续期内原有资管产品还可持续，与意见相冲突业务在过渡期内只要保持不净增加即可；过渡期持续到 2019 年 6 月30 日。这实质上是对市场的呵护，一定程度上平抚了市场情绪。附：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指导意见》答记者问全文

一、为什么要制定《指导意见》？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以下简称资管业务）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攀升，截至2016年末，银行表内、表外理财产品资金余额分别为5.9万亿元、23.1万亿元；信托公司受托管理的资金信托余额为17.5万亿元；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资管计划、基金及其子公司资管计划的规模分别为9.2万亿元、10.2万亿元、17.6万亿元、16.9万亿元；保险资管计划余额为1.7万亿元。资管业务在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支持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同类资管业务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不一致，也存在部分业务发展不规范、监管套利、产品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部门，坚持问题导向，从弥补监管短板、提高监管有效性入手，在充分立足各行业金融机构资管业务开展情况和监管实践的基础上，制定《指导意见》，通过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的监管标准，促进资管业务健康发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二、《指导意见》的总体思路和原则是什么？《指导意见》的总体思路是：按照资管产品的类型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对同类资管业务做出一致性规定，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最大程度地消除监管套利空间，为资管业务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指导意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减少存量风险，严防增量风险。二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目标，既充分发挥资管业务的功能，切实服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又严格规范引导，避免资金脱实向虚，防止产品过于复杂，加剧风险的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传递。三是坚持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监管理念，实现对各类金融机构开展资管业务的全面、统一覆盖，采取有效监管措施，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四是坚持有的放矢的问题导向，重点针对资管业务的多层嵌套、杠杆不清、监管套利、刚性兑付等问题，设定统一的标准规制。同时，对金融创新坚持趋利避害、一分为二，留出发展空间。五是坚持积极稳妥审慎推进，防范风险与有序规范相结合，充分考虑市场承受能力，合理设置过渡期，加强市场沟通，有效引导市场预期。

三、《指导意见》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包括哪些机构的哪些产品？《指导意见》主要适用于金融机构的资管业务，即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管机构等接受投资者委托，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为委托人利益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并收取相应的管理费用，委托人自担投资风险并获得收益。资管产品包括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子公司、期货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和保险资管机构发行的资管产品等。依据金融监督管理部门颁布规则开展的资产证券化业务不适用本意见。针对非金融机构违法违规开展资管业务的乱象，《指导意见》也按照“未经批准不得从事金融业务，金融业务必须接受金融监管”的理念，明确提出除国家另有规定外，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行、销售资管产品。

四、《指导意见》对资管产品分类的依据和目的是什么？对不同类型产品监管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对资管业务进行分类，明确何为同类业务，是统一监管标准规制的基础。《指导意见》从两个维度对资管产品进行分类。一是从资金募集方式划分，分为公募产品和私募产品两大类。公募产品面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风险外溢性强，在投资范围、杠杆约束、信息披露等方面监管要求较私募严格，主要投资风险低、流动性强的债权类资产以及上市交易的股票，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投资未上市股权。其中，现阶段银行的公募产品以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如发行权益类产品和其他产品，须经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私募产品面向拥有一定规模金融资产、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较强的合格投资者，对其的监管要求松于公募产品，更加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可以投资债权类资产、上市交易（挂牌）的股票、未上市企业股权和受（收）益权。二是从资金投向划分，根据投资资产的不同分为固定收益类产品、权益类产品、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混合类产品四大类。固定收益类、混合类、权益类产品的投资风险依次递增，分级杠杆要求依次趋严，根据所投资资产的不同，各类产品的信息披露重点也有所不同。

对产品依据以上两个维度进行分类的目的在于：一是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强化功能监管。实践中，不同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资管业务，按照机构类型适用不同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导致监管套利等问题，因此，需要按照业务功能对资管产品进行分类，对同类产品适用统一的监管标准。二是贯彻“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理念：一方面公募产品和私募产品，分别对应社会公众和合格投资者两类不同的投资群体，体现不同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另一方面，根据资金投向将资管产品分为不同类型，以此区分产品风险等级，并要求资管产品发行时明示产品类型，避免“挂羊头卖狗肉”、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

五、《指导意见》在哪些方面强化了金融机构开展资管业务的资质要求和管理职责？资管业务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金融服务，为保障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须符合一定的资质要求，并切实履行管理职责。一是规定金融机构开展资管业务，应当具备与资管业务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公司治理良好，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问责机制健全。二是要求金融机构建立健全资管业务人员的资格认定、培训、考核评价和问责制度，确保从事资管业务的人员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行业经验和管理能力，遵守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三是规定对于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意见规定的金融机构资管业务从业人员，依法采取处罚措施直至取消从业资格。

六、《指导意见》对资管产品投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限制和要求有哪些？目的是什么？是否会影响实体经济融资？部分金融机构发行的资管产品主要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具有期限、流动性和信用转换功能，形成影子银行特征。这类产品透明度较低、流动性较弱，规避了资本约束等监管要求，部分投向限制性领域，大多未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为此，《指导意见》规定，资管产品投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应当遵守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有关限额管理、风险准备金要求、流动性管理等监管标准。作出上述规范的目的是，避免资管业务沦为变相的信贷业务，减少影子银行风险，缩短实体经济融资链条，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与此同时，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七、《指导意见》如何防范资管产品的流动性风险？如何规范金融机构的资金池运作？部分金融机构在开展资管业务过程中，通过滚动发行、集合运作、分离定价的方式，对募集资金进行资金池运作。在这种运作模式下，多只资管产品对应多项资产，每只产品的预期收益来自哪些资产无法辨识，风险也难以衡量。同时，将募集的低价、短期资金投放到长期的债权或者股权项目，加大了资管产品的流动性风险，一旦难以募集到后续资金，容易发生流动性紧张。《指导意见》在明确禁止资金池业务、提出“三单”（单独管理、单独建账、单独核算）管理要求的基础上，要求金融机构加强产品久期管理，规定封闭式资管产品最短期限不得低于90天，根据产品期限设定管理费率，产品期限越长，年化管理费率越低，以此纠正资管产品过于短期化倾向，切实减少和消除资金来源端和资产端的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此外，对于部分机构通过为单一项目融资设立多只资管产品的方式，变相突破投资人数限制或者其他监管要求的行为，《指导意见》明确予以禁止。同时，为防止同一资产发生风险波及多只资管产品，规定同一金融机构发行多只资管产品投资同一资产的，多只资管产品投资该资产的资金总规模合计不得超过300亿元。考虑到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如超出上述规模，允许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

八、《指导意见》关于资管产品的资本和风险准备金计提要求与现有各类机构的计提标准是何种关系？二者如何衔接？ 资管产品属于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投资风险应当由投资者自担，但为了应对操作风险或者其他非预期风险，仍需建立一定的风险补偿机制，计提相应的风险准备金。目前，各行业资管产品资本和风险准备金要求不同，银行实行资本监管，按照理财业务收入计提一定比例的操作风险资本，证券公司资管计划、公募基金、基金子公司特定客户资管计划、部分保险资管计划按照管理费收入计提风险准备金，但比例不一，信托公司则按照税后利润的5%计提信托赔偿准备金。综合现有各行业的风险准备金计提要求，《指导意见》规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资管产品管理费收入的10%计提风险准备金，或者按照规定计提操作风险资本或相应风险资本准备。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产品余额的1%时可以不再提取。风险准备金主要用于弥补因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违反资管产品协议、操作错误或者技术故障等给资管产品财产或者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计提方式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执行。需要明确的是，对于目前不适用风险准备金或者操作风险资本的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指导意见》并非要求在现有监管标准外进行双重计提，而是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按《指导意见》的标准，制定具体细则进行规范。

九、如何打破资管产品的刚性兑付？为什么要实行净值化管理？刚性兑付严重扭曲资管产品“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质，扰乱市场纪律，加剧道德风险，打破刚性兑付是金融业的普遍共识。为此，《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对资管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净值生成应当符合公允价值原则，及时反映基础资产的收益和风险，让投资者明晰风险，同时改变投资收益超额留存的做法，管理费之外的投资收益应全部给予投资者，让投资者尽享收益。作出这一规定的原因在于，从根本上打破刚性兑付，需要让投资者在明晰风险、尽享收益的基础上自担风险，而明晰风险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产品的净值化管理。实践中，部分资管产品采取预期收益率模式，基础资产的风险不能及时反映到产品的价值变化中，投资者不清楚自身承担的风险大小；而金融机构将投资收益超过预期收益率的部分转化为管理费或者直接纳入中间业务收入，而非给予投资者，自然也难以要求投资者自担风险。为此，要推动预期收益型产品向净值型产品转型，真正实现“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回归资管业务的本源。《指导意见》还规定，根据行为过程和最终结果对刚性兑付进行认定，包括违反公允价值确定净值原则对产品进行保本保收益、采取滚动发行等方式使产品本金、收益在不同投资者之间发生转移、自行筹集资金偿付或者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代为偿付等。对刚性兑付的机构分别提出惩戒措施：存款类持牌金融机构足额补缴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基金，对非存款类持牌金融机构实施罚款等行政处罚。

十、如何管理资管产品的杠杆水平？为维护债券、股票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应当控制资管产品的杠杆水平。资管产品的杠杆分为两类，一类是负债杠杆，即产品募集后，通过拆借、质押回购等负债行为，增加投资杠杆；一类是分级杠杆，即对产品进行优先、劣后的份额分级。此外，持有人以所持资管产品份额进行质押融资或者以债务资金购买资管产品的加杠杆行为也需要关注。在负债杠杆方面，《指导意见》进行了分类统一，对公募和私募产品的负债比例（总资产/净资产）分别设定140%和200%的上限，分级私募产品的负债比例上限为140%。为真实反映负债水平，强调计算单只产品的总资产时，按照穿透原则，合并计算所投资资管产品的总资产。为抑制层层加杠杆催生资产价格泡沫，要求资管产品的持有人不得以所持产品份额进行质押融资，个人不得使用银行贷款等非自有资金投资资管产品，资产负债率过高的企业不得投资资管产品。在分级产品方面，《指导意见》充分考虑了当前的行业监管标准，对可以进行分级设计的产品类型作了统一规定：即公募产品以及开放式运作的、或者投资于单一投资标的、或者标准化资产投资占比50%以上的私募产品均不得进行份额分级。对可分级的私募产品，《指导意见》规定，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分级比例（优先级份额/劣后级份额）不得超过3：1，权益类产品不得超过1：1，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混合类产品不得超过2：1。为防止分级产品成为杠杆收购、利益输送的工具，要求发行分级产品的金融机构对该产品进行自主管理，不得转委托给劣后级投资者，分级产品不得对优先级份额投资者提供保本保收益安排。

十一、如何消除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资管产品借通道多层嵌套，不仅增加了产品的复杂性，导致底层资产和风险难以穿透，也拉长了资金链条，增加资金体内循环和融资成本。为此，《指导意见》首先从根本上抑制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的动机，要求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对各类金融机构开展资管业务平等准入、给予公平待遇，不得根据金融机构类型设置市场准入障碍，既不能限制本行业机构的产品投资其他部门监管的金融市场，也不能限制其他行业机构的产品投资本部门监管的金融市场。其次，从严规范产品嵌套和通道业务，明确资管产品可以投资一层资管产品，所投资的资管产品不得再投资其他资管产品（投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除外），并要求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管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指导意见》充分考虑了金融机构因自身投资能力不足而产生的委托其他机构投资的合理需求，明确金融机构可以将资管产品投资于其他机构发行的资管产品，从而将本机构的资管产品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进行投资，但委托机构不得因委托其他机构投资而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受托机构应当为具有专业投资能力和资质的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金融机构，并切实履行主动管理职责，不得进行转委托，不得再投资其他资管产品（投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十二、在加强对资管业务的监管方面有哪些举措？加强监管协调，强化宏观审慎管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实施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是规范资管业务的必要举措。一是人民银行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建立资管业务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宏观、逆周期、跨市场的角度加强监测、评估和调节。二是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资管业务的市场准入和日常监管中，强化根据产品类型进行功能监管，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三是按照资管产品的业务实质属性，进行监管穿透，向上穿透识别产品的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向下穿透识别产品的底层资产是否符合投资要求，建立覆盖全部资管产品的综合统计制度。四是加强监管协调，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指导意见》框架内，研究制定配套细则，配套细则之间要相互衔接，避免产生新的监管套利和不公平竞争。同时，要持续评估资管业务监管标准的有效性，适应经济金融改革发展变化适时调整。

十三、非金融机构开展资管业务需要符合哪些规定？当前，除金融机构外，互联网企业、各类投资顾问公司等非金融机构开展资管业务也十分活跃，由于缺乏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已经暴露出一些风险和问题。为此，《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资管业务作为金融业务，必须纳入金融监管，具体要求包括：一是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行、销售资管产品，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里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主要指私募基金的发行和销售，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指导意见》的要求。二是依照国家规定，非金融机构发行、销售资管产品的，应当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以及《指导意见》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向投资者销售与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相适应的资管产品。三是非金融机构和个人未经金融管理部门许可，不得代销资管产品。针对非金融机构违法违规开展资管业务的情况，尤其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分拆销售具有投资门槛的投资标的、通过增信措施掩盖产品风险、设立产品二级交易市场等行为，根据《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进行规范清理。非金融机构违法违规开展资管业务并承诺或进行刚性兑付的，加重处罚。

十四、《指导意见》的过渡期如何设置？“新老划断”具体如何实施？为确保《指导意见》有序实施，设置过渡期，按照“新老划断”原则，允许存量产品自然存续至所投资资产到期，即实行“资产到期”。过渡期内，金融机构不得新增不符合本意见规定的资管产品的净认购规模，即发行新产品应符合《指导意见》的规定，为确保存量资管产品流动性和市场稳定、且在存量产品规模内的除外。过渡期为《指导意见》发布实施后至2019年6月30日。过渡期结束后，金融机构的资管产品按照《指导意见》进行全面规范（因子公司尚未成立而达不到第三方独立托管要求的情形除外），金融机构不得再发行或续期违反本意见规定的资管产品。上述规定充分考虑了存量资管产品的存续期、市场规模，同时兼顾增量资管产品的合理发行，使资管业务按照《指导意见》平稳过渡，有序规范。综合招商、兴业、平安、联讯等券商研报整理

女巴菲特？还是让我们从容嬷嬷和司马迁的角度谈换名的玄学国家下决心强监管，17.8万亿市场面临清理外资私募纷纷设WFOE深挖中国市场机会

第三篇：监管资本套利和国际金融危1

监管资本套利和国际金融危机

——对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

(下)

2010-2-8

银行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绝妙的盈利机会，开始大量持有这些所谓的信用等级高、收益率也高的证券化产品，而这些证券原本是以银行自己资产为抵押发放并意在售向市场的(IMF，2008)。据估算，到发生危机前的2007年，银行持有的“AAA”级CDOs已占到市场份额的25%，一跃成为该类证券化资产的最大持有者。其结果是：经过资产证券化及证券回购，发起银行以“摘樱桃”的模式将基础资产置换成为资产抵押证券(包括股权级、“AAA”等级优先级及部分中间级)，基础资产的风险大多又回聚到银行，几乎没有分散出去。

这种“直接增信+‘摘樱桃”’的套利方法大大减少了银行的资本要求。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关于CDO分层和评级一般情况的调研结果以及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规定，我们可以对银行监管资本的节约量进行估算(参见表2)。假设基础资产的绝对额为1000元，分层前银行持有的基础资产所占用的监管资本为80元(1000X8%)，收益为6元(1000X0.6%)，分层后银行在持有全部3类CDO产品的情况下，所需要监管资本50元(30+5.6+14.4)，收益总计为5.9元(30X12%+70X2%+900X0.1%)。与最初持有基础资产相比，银行在持有资产证券化后的之后全部CDO产品之后经济风险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体现在其市场收益水平也基本保持不变，但监管资本要求却减少了30元(37.5%)。

与养老保险基金、固定收益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等市场投资者相比，银行属于高杠杆率的金融机构，大量持有市场波动很大的资产抵押证券极具风险性，更何况这些证券还隐含着没有表现出来的风险。但银行为何愿意选择这一策略?答案不言而喻：监管资本套利，即银行希望在基本持有原有风险的前提下，绕过资本监管减少资本支出。

(二)发起银行对SPVs的流动性支持：间接增信的变体

如前所述，资产证券化的间接增信可以实现监管资本套利的最高境界——监管资本占用为0。巴塞尔协议之所以对间接增信没有资本要求，其原因即是它是有条件的，对SIVs及管道发行的资产抵押证券的增信很弱。以流动性便利为例，最常见的条件即是要求基础资产必须是优良资产，即只有在SIVs及管道的证券化资产保持优良的情况下发起银行才有义务进行流动性支持。一般看来，如果证券化资产是优良的，银行也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流动性支持，为此巴塞尔协议没有将这种似乎是流于形式的增信提出资本金要求。

但在实践中，银行根据间接增信的条件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了改良，使得间接增信也具有了几乎与直接增信同样强的效力。仍以流动性便利为例，证券化资产是否优良常常取决于评级结果，评级为投资级以下的资产才可被认为是不良资产(Viral and Philipp，2009)。为了促进资产抵押证券的销售，发起银行当然会想方设法地提高证券化资产的信用等级，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采取在货币市场上滚动发行短期ABCPs的方式融资，证券期限越短，风险就越小，就越容易提高信用等级，这些票据的期限缩短至平均1—4天；二是与评级机构保持更紧密的利益关系，以此为ABCPs获得更为理想的评级结果。这些努力在实践中卓有成效，评级机构甚至在证券化资产风险已经显现的时候，仍然为其保持较高的信用评级(Crotty and Epstein，2008)。2007年7月，在美国市场上约1500种不同的资产抵押证券，发展到金融危机已经爆发并为各方所关注的2008年1月，只有18种证券的信用评级出现了下降，而且并非全部下降到投资级以下(Viral and Philip，2009)。在证券化资产持续保持“优良”的情况下，发起银行就有义务对SPVs进行流动性支持。

正是这种隐性支持，确保了SIVs和管道能够顺利地面对投资者发行ABCPs，保证了零监管资本要求套利模式的可持续性。银行既可以通过设立SlVs或管道间接获取收益，同时也可以免受资本监管约束，但另一方面，基础资产的风险却仍然保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也正因为只有银行受监管资本约束，他们比非银行机构有更强的激励通过设立间接增信下的“管道”绕过资本监管。经验研究表明，在美国市场上商业银行是最大的“管道”发起方，其发起的“管道”资产达到了9200亿美元，占到全部“管道”资产的73%(Viral and Philipp，2009)。

上述两种套利方式，事实上都使资产证券化中“真实销售”(true sale)和“破产隔离”(bankruptcy remote)的基本原则趋于失效。在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包装过程中，银行对基础资产可能出现的不良实际上也给予了高度警惕，并设法获得保险公司、政府担保以及信用评级等多方保证或支持。其结果是：银行通过证券化操作将资产的个体风险分散出去了，但却保留了具有尾部特征的、系统性的风险(tail-natured，systematic risk)。换言之，只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个体风险可以通过滚动发行(在信用评级等的支持下)以及外部保险或担保掩饰过去。但是，系统性风险的确发生了。

四、监管资本套利、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危机

本世纪初，美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创造出了大量的以中低收入群体为对象的次级按揭贷款，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各式证券化产品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2004年以来，美联储开始提高基准利率控制过度投机，大量次级按揭贷款人无力偿还贷款，贷款违约率开始上升。在宏观政策及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形势下，曾经维系了银行高盈利、高增长模式的监管资本套利开始为银行带来巨大损失。

一方面，银行持有的大量证券化产品迅速缩水。次级按揭贷款等基础资产的贬值迅速传递到相关衍生产品上，曾经所谓的“高等级”次级按揭抵押资产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MBSs)以及相关CDOs的隐性风险就迅速暴露出来。从2007年7月底开始，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导致各种“AAA”级CDOs市场价格大幅缩水，发展到2008年底，资信等级曾被认为堪比国债的CDOs已跌去20-60%，给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

另一方面，银行不得不对证券化资产进行流动性支持。次级贷款和MBSs的贬值，也大大影响了以此为抵押的ABCPs的市场信心，货币市场投资者开始停止购买ABCP，AB-CP的滚动发行遇到了困难，几乎在一夜之间市场流动性出现了困难。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发布了一篇关于美国证券化市场流动性蒸发的报导，导致几乎一夜之间ABCP的隔夜拆借利率从联邦基金利率上浮10个基点上升到150个基点(Bloomberg，2008)。

货币市场流动性冻结使得SIVs和管道难以再通过滚动发行ABCP进行融资，但由于此时间接增信的条件大多仍然有效(如流动性便利中ABCP的评级仍然在投资级以上)，发起银行就有义务对SIV和管道进行流动性支持。如在2007年底，花旗银行在经营出现困境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以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为代价收回其所控制的SIVs以及相关资产，已对其资本金实力造成冲击(AFP，2007)。此时，由于银行既没有充足的流动性也没有足够的资本金支持回购资产，开始集中抛售所购资产以及其他相关资产，因而引发了资产价格的继续下降。这样，由次级贷款违约所导致的抵押证券的贬值，进而由市场信心缺失引起的流动性枯竭，再引起市场抛售导致的证券继续贬值，形成了恶性循环。为解决日趋紧张的流动性问题，银行开始削减面向企业和个人的贷款，信用危机延伸引起了实体经济的衰退(Kashyap et al，2008)。

在这一系统性风险爆发之后，是银行而不是其他市场投资者承担了证券化资产的主要损失。经验研究表明，在2007至2008年间，只有涉及1.9%的SIVs和管道(3.4%的资产)因为没有受到发起银行的增信而遭受了损失(Viral and Philipp，2009)。也就是说，银行承担了几乎全部证券化资产的风险，但是却没有持有足够的资本金去抵御这些风险。回头来看，如果资产证券化的确实现了风险分散，“真实销售”和“破产隔离”原则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由次级贷款违约引起的相关证券化资产贬值就会被市场投资者所吸收，那么银行就仍然可以稳健运行，市场的波动就不会如此大地影响到实体经济，上世纪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或许也可以避免发生。由此可见，银行以规避资本监管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监管资本套利可以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五、政策建议：反思银行监管

如前所述，银行通过监管资本套利绕过资本监管，创造出了巨大的隐性风险，这些风险在市场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给银行造成了巨大损失，进而引发了经济衰退。在此情况下，资本监管甚至银行监管没有能够对银行隐藏的巨大风险以及即将到来的危机进行有效监控和预警，我们需要对现行监管制度进行反思。至于政策建议，以下两方面值得关注：

1.完善资本监管。关于资本监管失效是否是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理论界以及实务部门对此有许多争议。我们知道，巴塞尔协议以及新资本协议的主要宗旨即是确保银行拥有足够的资本金以及吸收预期损失，维持银行的清偿能力(Kevin，2009)。我们注意到，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7年，西方主要银行还实施的是巴塞尔协议，新资本协议并未正式推广。新资本协议中的许多规定的确有助于对监管资本套利行为进行监控，如为保证资产证券化中风险隔离原则的落实，新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的增信行为实施更严格的界定，主要包括：1)转移的资产必须在法律上与发起银行相分离，以确保当银行清算时，被转移资产与银行债权人的索取权无关；2)抵押证券资产被转移至一个独立的SPV机构；3)发起银行对被转移资产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权。即使满足这些条件，新资本协议还赋予监管者自由裁量权，即监管者如果认为发起银行仍然可能涉及相关风险，有权要求发起银行提供足够的监管资本(Allen，2004)。显然，这些规定能够有效地对银行间接增信(隐性担保)实施监控。另外，巴塞尔委员会也在研究对新资本协议进行修订，如增加对高等级证券的资本要求，严格监管按揭贷款中的“发起一分散”模式，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等等(Kashyap et al，2008)。

2.完善公司治理。资本监管在银行风险管控方面也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任何管制控制的监管体制都会创造绕过规则的激励，如监管套利”(Kashyap et al，2008)。金融创新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对资本监管制度的利用和超越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资本监管无论设计多么精巧，它只能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只能够在特定阶段事后减少资本套利行为，但不能从根本上对资本套利所产生的风险进行预警和监控。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银行以后将不再会通过SIVs和“AAA”级次级按揭CDO实施监管资本套利，下一次金融危机也将不会由此而引发，更新型的金融工具也许很可能被创造出来(Kashyap et al，2008)。

鉴于此，我们认为在加强资本监管的同时，更应当关注对银行公司治理的监管，这突出表现在对银行风险激励政策方面。银行从事监管资本套利的动机在于对高额利润无止境地追求，而这与银行家们的风险激励政策息息相关。目前，西方国家银行管理层的薪酬大多与银行短期的盯市利润(market-to-market profits)而不是与长期收益相挂钩，这显然导致了银行家经营策略的短期化，大大刺激了银行追求高风险策略的动机。“银行已经在追求短期利润的趋使下将监管套利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Viral and Matthew，2009)。由此可见，加强对银行公司治理的监管、建立长期视野的的风险激励政策是防范监管资本套利风险、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行的根本之策。

作者：中国银监会 宋永明 来源：《金融研究》200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李蕊

第四篇：46号文：银监会“三套利”专项整治要点概述

课后测试

如果您对课程内容还没有完全掌握，可以点击这里再次观看。观看课程

测试成绩：80.0分。恭喜您顺利通过考试！单选题

1.通过多种业务使资金在金融体系内流转而未流向实体经济来获取收益的套利行为,叫做（）√ A B C D 监管套利 关联套利 期限套利 空转套利

正确答案： D 多选题

2.银监会“三套利”专项治理工作，指的是（）√

A

B C D 监管套利

关联套利

期限套利

空转套利

正确答案： A B D

3.以下属于规避监管政策违规套利行为的有（）× A B

C

D 规避信用风险指标

违反宏观调控政策套利

违反风险管理政策套利

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套利

正确答案： B C D

4.以下属于关联套利行为的是（）√

A 违反股权管理规定 B C D 违反并表管理规定

规避流动性风险指标

违反行业调控

正确答案： A B

5.空转套利，主要涵盖以下哪些业务（）√

A

B

C

D 信贷“空转”

票据“空转”

理财“空转”

同业“空转”

正确答案： A B C D

第五篇：引入杠杆率限制能遏制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吗

引入杠杆率限制能遏制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吗？

内容摘要：巴塞尔委员会与中国银监会都已决定引入杠杆率限制作为内评法的补充，以遏制商业银行的监管资本套利行为。对于该目的是否能够实现，各国学者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但大多缺乏严谨的理论证明，尚不足以给出答案。本文研究表明，在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存在信息不对称时，杠杆率限制有助于遏制监管资本套利，其将通过两条路径实现：降低商业银行有限责任制度所带来的卖权的价值；增加商业银行因监管资本套利而被惩罚的威慑力。关键词：监管资本套利；杠杆率；信息不对称；巴塞尔III

一、问题的提出

监管资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是金融机构在不违背资本监管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某种金融设计，在不改变其实际风险水平的情况下降低监管资本要求的行为。监管资本套利产生于资本监管框架的缺陷, 根源于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不一致性。监管资本是监管部门规定商业银行所必须持有的最低资本数量，经济资本是在不存在监管资本规定的情况下银行自身的最优资本数量。出于金融稳定等社会性因素的考虑，监管部门往往要求商业银行持有比其自身最优资本数量更多的资本。由于税收、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的存在，资本成本必然大于负债成本。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这种差距被商业银行视为监管税收。就像面对其他税收一样，银行也会设法降低监管税收，于是便产生了监管资本套利的动机。

1998年BaselⅠ推出以来，作为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监管资本套利在西方发达国家非常迅速的发展起来。其降低了资本监管制度的有效性，加剧了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并最终推动了BaselⅠ向BaselⅡ的过渡。BaselⅡ引入了具有高度风险敏感性的内部评级法，旨在实现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一致性，从而消除监管资本套利。但是由于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制定目标本身具有内在的不一致性，监管部门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监管资本的制定目标，而商业银行以其自身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经济资本的制定目标，所以BaselⅡ的一致性目标无法实现，激励相容约束尚未形成。进一步而言，如果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实现了一致性，那么资本监管制度本身将不再具有存在的必要。内部评级法的思路是，商业银行比监管部门对于其资产风险具有更多的了解，允许银行自己测算资产的风险性将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模型的风险敏感性，监管部门则通过回溯检验进行审查，对被检测出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商业银行进行惩罚。其实早在BaselⅡ引入内部评级法之前，BaselⅠ已经开始使用内评法计算交易账户的市场风险，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BaselⅡ将该模式运用于信用风险，却未能有效遏制监管资本套利，笔者认为原因在于：一方面，BaselⅠ仅仅将内评法运用于银行整体资产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发现监管资本套利，监管部门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的惩罚，而BaselⅡ几乎将内评法扩展到商业银行的全部资产，如果发现套利行为，银行可能已经处于危机之中，监管部门则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惩罚；另一方面，交易账户中的资产大多具有日数据，监管部门可以较为即时的检测出监管资本套利行为，而诸如贷款等其他类型的资产，数据频率非常低，导致监管部门很难通过回溯检验作出即时且有效的判断。次贷危机爆发前5年，欧美主要商业银行的总资产翻了一番，而用来计算资本充足率的风险加权资产仅仅上升了大约25%，且直到危机前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多在10%以上，远远高于监管部门8%的最低要求。表面安全的数据下面却蕴藏着巨大的风险，这说明商业银行可能进行了大量的监管资本套利，资本监管效率已被严重削弱。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2010年发布的BaselⅢ决定引入杠杆率限制，规定2013年开始执行，2018年全部达标；中国银监会2011年发布《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引入杠杆率，并规定于2012年开始执行，2016年全部达标。杠杆率不具风险敏感性，是BaselⅠ颁布之前各国资本监管较为常用的指标，所以与其说是引入，不如说是回归。在BaselⅢ颁布之前，一些国家一直执行着杠杆率监管，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前者虽然实施了杠杆率，但依然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后者被普遍认为正是由于杠杆率的执行，才避免了此次危机。国际经验未能对杠杆率的作用作出一致的判断。巴塞尔委员会以及中国银监会希望通过将杠杆率限制作为内评法的补充，以遏制商业银行的监管资本套利行为。但对于该目的是否能够实现，各国学者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二、文献综述

关于监管资本套利，Jones（2000）首次系统性的讨论了监管资本套利的概念、方法与程度，是该领域的经典作品[1]。Jackson(2002)、Elizalde(2006)和Jacobson（2006）等指出即使在BaselⅡ下，因为监管部门要考虑金融稳定等目标，监管资本必然高于经济资本[2][3][4]。Jacobson（2006）研究了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差异产生的决定因素[4]。Basel委员会、国际证券业协会以及国际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1）指出了银行、证券、保险三部门间在会计准则、监管资本要求、资本的定义、风险度量、监管范围等方面存在的跨部门套利空间[5]。Danilo Drago和Marco Navone（2008）指出与固定的资本监管规定不同，市场上的信用风险价差随时发生变化，在1993年—2005年90%的交易日内存在监管资本套利机会[6]。Johnson和Feldman（2008）基于异质监管框架，提出了机构分拆、资产置换与结构化产品等手段[7]。在国内，宋永明（2009）介绍了国际上常用的几种监管资本套利的方法和途径[8]；杨军（2010）分析了通过不同账户对损益处理方式的差异性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手段[9]；沈庆劼（2010，a）提出了基于风险度量模型、主体类型、资产形式、资本种类以及股权投资形式的监管资本套利手段[10]。沈庆劼（2010，b）运用均衡思想讨论了显性套利收益与隐性套利收益归宿、监管套利顾客以及套利者驱逐非套利者等问题[11]。翟光宇与陈剑（2011）通过对2007-2011年14家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指出银行规模越大监管资本套利程度越高[12]。沈庆劼（2012）通过对1994-2011年我国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指出资本压力与股权结构对其监管资本套利决策具有重要影响[13]。

关于杠杆率监管，Furlong和Keeley（1989）以期权视角看待存款保险，认为资本金监管的意义在于降低了期权的价值，从而迫使商业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并降低资产的风险水平[14]。Rochet（1992）从商业银行有限负债角度出发，指出内评法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但还需要引入最低最低资本要求才能保证内评法的有效性[15]。Sheldon（1996）通过对1987-1994 年219家银行的实证研究，说明缺乏风险敏感性的资本监管会导致了银行资产风险的增加[16]。Hovakimian和Kane（2000）指出缺乏风险敏感性的资本监管无法有效降低商业银行风险倾向[17]。Kupiec 和Brien（1995）针对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出预先承诺机制，银行可自主确定其资本水平，但如果损失超过承诺水平，将收到惩罚[18]。Marshall和 Prescoot（2006）对该种惩罚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19]。Estrella等人（2001）通过经验分析表明杠杆率监管与风险资本充足率的结合，可以提高资本监管的有效性[20]。Bichsel 和 Blum（2005）认为在监管资本套利以及银行所提供的风险报告有待证实的情况下，杠杆率指标可以弥补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缺陷[21]。Blum（2008）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了自评法中存在的道德风险，所以杠杆率指标可以成为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补充[22]。Hildebrand（2008）也建议引入杠杆率监管，认为其可以作为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补充[23]。在国内，中国银监会课题组（2010）指出杠杆率监管操作简单，有助于确定银行风险承担的最低限度从而降低道德风险，并限制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24]。党均章（2011）指出杠杆率监管还有助于降低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顺周期性与模型风险，并能遏制监管资本套利[25]。陈梦雯等（2011）讨论了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结合的影响，指出当资本充足率要求更严格时，实际上是在执行资本充足率；当杠杆率监管更严格时，实际上又是在执行杠杆率。并将鼓励银行持有风险资产，无法遏制监管资本套利[26]。黄海波等（2012）运用线性规划方法说明，得出了与陈文同样的结论，并指出杠杆率监管不但不能阻止监管资本套利，反而会滋生商业银行从低风险资产向高风险资产转换的监管资本套利行为，杠杆率监管是在顺周期性与监管资本套利之间的一种权衡[27]。陈文与黄文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对杠杆率监管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章，但他们都未考虑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如本文将要给出的结论所言，在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引入杠杆率监管将不具有任何积极作用。

三、模型

本文考虑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监管部门由于在期初无法识别商业银行的真实风险，所以只能依赖于银行自身的报告。由于资本具有较高的成本，所以商业银行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有动机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监管部门在期末通过对银行风险类型的甄别，对具有监管资本套利嫌疑的银行给予惩罚。期初商业银行选择资本结构，期末投资回报展现。模型表明，只要监管部门的事后甄别机制具有不完全性，商业银行就会进行监管资本套利，而此时引入杠杆率限制将有助于遏制其监管资本套利行为。

（一）基本模型

假设存在两种类型的商业银行，风险银行与低安全银行。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银行知道自己的类型，而监管部门只能在事后作出一定甄别。无论是风险银行，还是安全银行，总资产都相等，标准化为1。总资产由存款与资本两部分组成，商业银行可自行决定两者的比例，即有：

1DW

（1）

其中D表示储蓄，W表示资本。假设银行所有存款都被存款保险完全覆盖，即存款无风险，存款利率等于无风险利率，标准化为1；资本的机会成本高于存款利率，记为cw，有cw1。

假设两类银行都具有风险中性特征，追求期望利润最大化。安全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为1+x，风险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存在两种情况，对应的收益与概率如下：

1x, p=R 1x, 1p

（2）

12其中x0，意味着风险银行可能出现亏损。p，意味着风险银行的期望收益率12pxx始终大于无风险收益率1，否则理性的商业银行将退出市场。进一步假设风险银行的期望收益率12pxxcw，意味着在任何资本结构水平，风险银行都不至于主动退出市场。

监管部门通过回溯检验甄别商业银行的风险类型。假设在事前，监管部门不具有任何关于银行类型的信息；在事后，其通过对已实现的总资产收益率的观测作出判断。但由于风险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可能与安全银行相同，都为1+x，此时监管部门只能在一定的概率下识别出风险银行，事后甄别机制具有不完全性。

最后假设当银行资本W0时将发生破产，破产所导致的社会成本为C。商业银行的有限责任制度使得其股东只需承担部分社会成本，因而银行的风险具有外部性。

（二）不存在资本监管时 安全银行的利润为：

s(1x)(DW)DcwW

（3）

利润最大化的解为，W0，D1，sx。表明安全银行将不持有任何资本，而使用储蓄作为全部资金来源。由于模型假设其不存在亏损的可能，所以不会发生破产，安全银行0资本运营既是个体最优，也是社会最优。

风险银行的利润为：

p(1x)(DW)DcwW(1p)max(1x)(DW)DcwW,0（4）r利润最大化的解为，W0，D1，rpx。表明风险银行业将与安全银行一样，不持有任何资本。与安全银行不同，风险银行在(1p)的概率下可能出现破产，将导致社会成本C。意味着风险银行无资本经营将为社会带来(1p)C的期望成本。如要保证风险银行不出现破产可能，其需持有的资本，应能够弥补投资亏损x1，并给付储蓄利率D，所以需持有的资本为W来说，将12x的储蓄转变为资本将导致期望利润降低

cw1212x。对于商业银行

xp。为使模型具有经济意义，在此假设x2，从而保证W1；同时假设银行破产的社会成本足够大，从而保证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通过使商业银行增加资本防范风险，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

(1p)Ccw12xp

（5）

即，Cp2(1p)(cw1)x

（6）

（三）仅存在杠杆率监管时

杠杆率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持有其资产规模相应比例的资本，在本文的模型中假设各银行资产规模相等，且均标准化为1，所以杠杆率监管将要求安全银行与风险银行都持有最低资本Wmin。为了防范银行危机，将最低资本数量确定为：

Wmin12x

（7）

但此时，对于安全银行来说，其持有最低资本既内部不经济也外部不经济。这说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监管部门的杠杆率规定是在银行危机所导致的社会成本与为安全银行带来过度资本成本之间的一种权衡。从模型可见，如果全社会大量银行都为安全银行，杠杆率监管相对于无资本监管状态，可能更不具有效率。杠杆率监管是一种缺乏风险敏感性的方法，相当于BaselⅠ中资本监管模式的一种极端情况，所以BaselⅠ实际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四）仅存在内评法监管时

内评法要求商业银行持有与其资产风险相对应的资本水平。本文假设了两种不同风险水平的银行，监管部门要求安全银行持有的最低资本水平为0，要求风险银行持有的最低资本水平为x。但是由于监管部门在起初无法判断商业银行

21的类型，所以依赖银行自身的报告。安全银行必然会报告其真实情况，但对于风险银行来说，存在两种选择，如果报告真实情况，其将被要求持有

12x的资本；如果进行隐瞒，其将被允许持有0资产。设如实报告的期望利润为r(risky)，隐瞒报告的期望利润为r(safe)，显然有r(risky)r(safe)，所以商业银行存在通过粉饰风险状况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的动机。

为了降低风险银行的监管资本套利动机，监管部门在期末对银行总资产收益率进行回溯检验，甄别银行风险类型，并对被甄别出隐瞒行为的商业银行进行惩罚，惩罚金额记为F，为期末银行资本余额的确定比例，则有：

FsW

（8）

其中W为银行资本金在期末的余额。假设监管部门对于投资失败的风行银行能够做出完全的识别；对于投资成功的风险银行，因为其总资本收益率与安全银行完全一样，所以只能以概率q进行识别。

此时，如风险银行选择如实报告，其期望利润为：

(risky)r3cw2px

（9）

如果风险银行选择隐瞒，期望利润为：

(safe)p(xqF)

（10）r此时，Wx，将（8）式带入（10）式，得：

(safe)(1qs)px

（11）r理性的商业银行会在（9）与（11）之间进行选择，从而决定是否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即当满足一下条件时，商业银行将如实报告：

3cw21qs

（12）

cw12qs化简可得，（13）从（13）式可以看出，只有当监管部门的甄别能力q以及惩罚力度s都较大时，内评法才能够遏制监管资本套利。如果监管部门的甄别能力极弱（q0），意味着监管部门无法在投资成功的风险银行与安全银行之间做出任何识别，那么无论惩罚有多高，内评法都无法遏制监管资本套利。如果资本成本极高（cw3），则无论监管部门的甄别能力有多强，惩罚力度有多大，都无法遏制监管资本套利。

（五）同时存在内评法与杠杆率监管时

在内评法的基础上引入杠杆率，要求所有银行，无论是风险银行还是安全银

ˆ，与仅存在杠杆率监管时的W相比此时的行，都持有一个最低的资本规模Wminminˆ最低资本要求要低，有Wmin112x。对于如实报告的风险银行来说，其依然被要求持有内评法下的最低资本x。其他银行，包括安全银行以及隐瞒报告的风险

2ˆ。银行，则被要求持有Wmin此时，如果风险银行选择如实报告，其期望利润仍为（9）式，如选择隐瞒，期望利润变为：

ˆ)(1qs)cWˆˆr(safe)p1x(1W

（14）minwminˆ

（15）ˆr(safe)(1qs)pxp1qscwW变换形式可得， min由于有1qscw0，比较（11）与（15）式可以证明ˆr(safe)r(safe)。这意味着，引入杠杆率限制后，风险银行如实报告的期望利润未发生变化，而隐瞒报告的期望利润显著降低，这可能导致商业银行放弃监管资本套利。

进一步比较（9）与（15），为遏制监管资本套利，需要有ˆr(safe)r(risky)，ˆ满足下式： 即要求Wmin12qscwˆWpx min(1qs)pcw

（16）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给定监管部门的甄别能力q与惩罚力度s，在内评法的ˆ，则可以有效基础上引入杠杆率监管，且杠杆率要求大于（16）式所确定的Wmin遏制监管资本套利。将（16）式对q求导数，可得

ˆWminq0，表明随着监管部门甄别能力的提高，ˆ随之降低。在q1的极端情况下，为实现激励相容约束所需的最低资本要求Wminˆ有W0，说明当监管部门具有完备的事后甄别能力时，内评法可以有效遏制min监管资本套利，内评法加杠杆率监管退化仅存在内评法的监管模式；在q0的ˆ极端情况下，有Wmin12x，说明当监管部门完全不具备事后甄别能力时，内评法完全不具有效率，内评法加杠杆率监管退化为仅存在杠杆率监管的模式。所以得出结论，在内评法的基础上引入杠杆率，是对监管部门甄别能力不足的一种补充。监管部门的甄别能力越低，所需引入的杠杆率要求越高。

为了进一步分析杠杆率引入对于遏制监管资本套利的作用，对（14）式重新ˆ上升如果影响隐瞒报告的风险银行的期望利润： 变换，以研究Wminˆ)cWˆˆ)

（17）ˆr(safe)p1x(1Wpqs1x(1W minwminminˆ的上升通过两条路径产生作用：第一，随着Wˆ的上升，上式左可见，Wminminˆ)cWˆ1x(1W半部分p随之上升。在不考虑惩罚的情况下，风险银minwmin行因为被迫持有一定数量的资本，导致成本上升，即使在投资成功的情况下，期望利润也随之下降。进一步分析，这是因为资本越多，在投资失败时，商业银行自身所需要承担的损失就越高。即杠杆率的上升，将降低银行有限责任制度所带

ˆ)随ˆ的上升，上式右半部分pqs1x(1W来的卖权的价值。第二，随着Wminmin之上升。这里表示的是对监管资本套利行为的惩罚，银行持有的资本越多，能够被用来接受惩罚的金额就越高，所接受的惩罚就越重。

四、结论

本文赞同巴塞尔III与中国银监会引入杠杆率限制作为内评法补充的决定。研究表明，在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引入杠杆率限制有助于遏制监管资本套利，其将通过两条路径发挥作用：

第一，降低了商业银行有限责任制度所带来的卖权的价值。对于高风险的银行而言，被迫持有一定数量的最低资本，使其在危机发生以后，至少需要用这些资本去承担部分危机带来的社会损失。从而降低了监管资本套利的收益水平。

第二，增加了商业银行因监管资本套利而被惩罚的威慑力。杠杆率所要求的最低资本数量，保证了其监管资本套利行为被甄别后可能被惩罚的程度。从而保证了惩罚制度的威慑力。杠杆率监管是对内评法下监管部门甄别能力的补充，甄别能力越低，所需的杠杆率要求越高。两种极端情况是，如果监管部门具有完备的甄别能力，则内评法本身可以有效遏制监管资本套利，无需引入杠杆率；如果监管部门不具有任何甄别能力，则内评法完全失效，仅需使用杠杆率监管。

引入杠杆率监管也是有成本的，表现为要求低风险银行持有比最优水平更多的资本，无论从商业银行个体角度还是社会整体角度考虑，这都是一种资本的浪费。所以实际操作中应权衡考虑遏制监管资本套利与节约资本成本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1] Jones, D., 2000, ―Emerging problems with the Basel Capital Accord: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and related issu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4(1), 35-58.[2] Jackson, Perraudin, Saporta, 2002,‖Regulatory and economic solvency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6, 953 –976.[3] Elizalde, Repullo, 2006, ―Economic capital and regulatory capital: what is the difference?‖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4770

[4] Jacobson, Lindé, Roszbach, 2006, ―Internal rating systems, implied credit risk and the consistency of banks’ risk classification policies‖.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1899 – 1926.[5]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2001, ―Risk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Regulatory Capital‖

[6] Danilo Drago and Marco Navone，2008，‖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standardized approach in 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Australasian Banking and Finance Conference [7] Johnson and Feldman, 2008，‖Capital Arbitrage Across and Within the Various U.S.Regulatory Capital Regimes ‖ RMA Journal

[8] 宋永明.监管资本套利和国际金融危机——对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J].金融研究, 2009,(12)[9] 杨军，龙鸣，李飞燕；金融危机中的监管资本套利分析[J].风险管理, 2010,综合5（总第7辑）: 69-75.[10] 沈庆劼;新巴塞尔协议下是否依然存在监管资本套利[J].上海经济研究, 2010,(05):13-22.[11] 沈庆劼;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的均衡分析[J].经济评论, 2010,(06): 49-58.[12] 翟光宇,陈剑.资本充足率高代表资本充足吗?——基于中国上市银行2007～2011年季度数据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 2011,(10).[13] 沈庆劼;资本压力、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基于1994-2011年我国商业银行混合截面数据[C].第五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中国北京，2012.11 [14 ] Furlong F T，Keeley M C．“Capital regulation and bank risk taking : A note”，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89，13(6)．

[15] Rochet，Jean． Charles．“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the behaviour of commercial bank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2，36．

[16] Sheldon G.Capital Adequacy Rules and the Risk-seeking Behavior of Banks: A Firm-level Analysis [J].Swis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6（132）

[17] Hovakimian A，E J Kane.Effectiveness of Capital Regulation at U.S.Commercial Banks，1985-1994 [J].Journal of Finance，2000（55）

[18] Kupiec Paul, O’Brien, James.A Pre-commitment Approach to Capital Requirements for Market Risk[R].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95-36,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95.[19] Marshall David, Prescott Edward.State-contingent Bank Regulation with Unobserved Actions and Unobserved Characteristics [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06(30), 2015－2049.[20] Estrella Arturo,Park Sangkyun, Peristiani Stavros.Capital Ratios as Predictors of Bank Failure[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0(July), 33－51.[21] Bichsel Robert，Blum Jürg.Capital Regulation of Banks: Where Do We Stand and Where Are We Going? Swiss National Bank.Quarterly Bulletin, 2005，42－51.[22] Blum, Jürg, 2008.Why ‘BaselⅡ’ May Need a Leverage Ratio Restriction[J].Journal of Banking &Finance ,2008（32）,1699－1707.[23] Hildebrand，P．“Is Basel II Enough？ The Benefits of a Leverage Ratio”，Lecture presented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2008，15 December．

[24]中国银监会课题组,王兆星,韩明智,王胜邦.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三):建立杠杆率监管标准 弥补资本充足率的不足[J].中国金融,2010,03:68-70.[25]党均章.杠杆率监管对商业银行影响几何?[J].银行家,2011,08:18-21+6.[26]陈梦雯,郭宇冈,Philippe Dorbaire.《巴塞尔协议Ⅲ》中的杠杆率指标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1,09:251-256.[27]黄海波,汪翀,汪晶.杠杆率新规对商业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 2012,07:68-74.Can Leverage Ratio Help to Reduce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Shen Qingjie(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Basel Committee and the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have both decided to introduce a leverage ratio restriction as a supplement to the 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 so as to reduce the commercial bank's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About whether this purpose can be achieved, schola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re engaged in a fierce argument.But most of them are lacking in rigorous theoretical proof, thereby still not enough to give the answer.This study shows that when there is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commercial banks, the leverage ratio restriction helps to reduce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 which w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two paths: to reduce the value of the put options resulting from commercial banks’ limited liability system;to increase the deterrent of commercial banks’ punishment for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Key Words: 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Leverage Ratio;Information Asymmetry;BaselⅢ 作者介绍：

沈庆劼（1983.12-），男，江苏镇江人，金融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讲师，金融风险管理师(FRM)，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加州大学富乐顿分校保险研究中心研究员。目前围绕监管资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问题，已经发表CSSCI论文10余篇，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

[1] 沈庆劼;商业银行最优资本结构研究——基于资本监管与特许经营权价值视角[J].经济体制改革(CSSCI),2011,(05):138-141.[2] 沈庆劼;监管套利的动因、模式与法律效力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CSSCI), 2011,(03):123-128.[3] 沈庆劼;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商业银行资本决策的影响——基于特许经营权价值的动态最优化[J].上海金融(CSSCI),2011,(04):51-57.[4] 沈庆劼;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的均衡分析[J].经济评论(CSSCI),2010,(06): 49-58.（人大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全文转载）

[5] 沈庆劼;监管资本套利的动因与经济效应研究——兼论对我国新资本协议实施的启示[J].财经论丛(CSSCI),2010,(06):29-35.[6] 沈庆劼;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的动因、模式与影响研究[J].经济管理(CSSCI), 2010,(11):1-6.[7] 沈庆劼;新巴塞尔协议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的实证模拟——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的比较[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2010,(03): 58-65.[8] 沈庆劼;监管套利:中国金融套利的主要模式[J].人文杂志(CSSCI),2010,(05): 80-85.[9] 沈庆劼;新巴塞尔协议下是否依然存在监管资本套利[J].上海经济研究(CSSCI), 2010,(05):13-22.[10] 沈庆劼;次贷危机生成机制研究：监管资本套利视角[A].滨海金融探索 [C].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06）:152-168 [11] 刘乐平;沈庆劼;AIG危机风险因素分析:基于监管资本套利视角[A].金融危机：监管与发展——北大赛瑟（CCISSR）论坛文集·2009[C].中国北京:,2009:52-64 [12] 沈庆劼;监管资本套利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CSSCI),2009,(09):05-09.出版专著：

沈庆劼，巴塞尔协议与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Solvency II 框架下非寿险准备金风险度量与控制研究”（71171139）

联系电话：*** 作者邮箱：shenqingjie@gmail.com 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25号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30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