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依法治国的阻力与目标

第一篇：中国依法治国的阻力与目标

中国依法治国的阻力与目标

中国律师 陈有西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审议总书记主导下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详细描绘法治中国新图景。习近平的依法治国观的形成

认真梳理一下中国改革开放期间逐步形成的依法治国理论，和习近平从主政浙江期间首次明晰化的“依法治省”政治理念，其法治观基本上可以清晰地概括为：党的领导、人民权利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最近他又增加提出了“德主刑辅”，法治和德治的统一。这些观念貎似有一定的矛盾性，但用阶段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发展观去理解，就能基本理清脉络。

依法治国的观念，最早来自法学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法学界总结文革教训，提出了限制权治、祟尚依照法律规则治国的思想。1979年9月，法学家李步云、王德祥和陈春龙发表了《论以法治国》文章，从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两方面，详细论述了应当在中国实行以法治国的方针。此后，中国政治高层致力于经济建设中心，政治领域和法学领域关于治国方略的研究基本停顿，全国人大立法偏重于刑事法和商法，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政治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也一直没有很好的开展。

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开始第一次出现了依法治国的提法。决议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的关系。随后，中共浙江省委提出了依法治省的目标要求。11月2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实行依法治省的决议》。其渊源动因，就是“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认为实行依法治省，是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方针的坚实步骤，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将依法治国的方略提升到国家层面。大会报告中高度概括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最后这句话，明显来自于邓小平。2000年，浙江省委作出关于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省的决定。2002到2007年，习近平主政浙江，先后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浙江工作三年后，2005年初，习近平在省委提出了“法治浙江”的理念。他亲自主持“法治浙江”重点课题，先后深入基层40多个乡村、社区和单位开展专题调研。2006年浙江省委作出了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决策，颁布《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开始大胆实践与探索创新。习近平2007年2月3日在浙江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的讲话中说：“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只有不断推进人民民主，提高法治化水平，才能确保发展健康安全、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中共十八大之后不久，2012年12月，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讲话》中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高度，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

2013年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他强调：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

2014年2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60条决定中，有5条专门涉及到八个方面的法律问题。（详见陈有西2014年02月18日《中国民商》文章：《宪法法律权威的原则已经确立》）第一个内容就是落实宪法和宪政问题。第二个内容就是行政执法的改革问题。第三个内容就是司法独立问题。第四个内容是司法方式改革问题。第五个内容关于人权保障。第六，废除劳教问题。第七，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第八，强调了加强和完善律师队伍。

这次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近二十年来依法治国的探索，直接上升为中央全会的主题。这在中共执政65年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依法治国应厘清权治和法治的矛盾

依法治国是一个很庞杂的命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就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逐渐形成并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治国命题。这十六字方针其实包含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

但是，在中国三十年大举立法，产生了近300部法律，基本做到“有法可依”的情境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三项内容却一直被损害和违反。甚至出现了法治的倒退。滥用法律工具为“权治”张目的事例大量出现，出现了以“法治”面目出现的人治，“法治”变成了有权的人“以法治你”、“以法治百姓”的变种工具。权治一直在扭曲法治，“法治、依法办事”，都成了掩盖权治的漂亮口号。

最典型的大实话，是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说出来的： “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重庆的打黑，表面上都是依法办事的。有侦查，有起诉，有辩护，有开庭，有上诉，全部是按照《刑事诉讼法》来的。但是，是实质，又是赤裸裸的“人治”。“法治”只是外衣。在全国，只有重庆这样全面地摧毁了民营企业的基础。打出了那么多“民营企业黑社会”。法院、检察听公安的，公安听书记的，一个人的权力，可以让一个直辖市翻江倒海。让全市人民回到红色海洋。薄、王下台，重庆马上变了基调。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人治”例子。没有“法治”的稳定和理性的基调，而是一种狂热的运动。但是，由于表面上走了法律程序，司法各个环节的人，都被错案共同责任裹挟绑架，集体都有了责任，所以重庆的冤假错案，无法及时平反。

市场经济就是法律经济。在中国的国有经济主导的模式下，过去主导市场、担任市场裁判员的政府，已经不只是“守夜人”，而是经济竞争的直接参与者，是一个营利性的“政府大公司”，自己直接卷入盈利活动，成了交易的一方。国有土地的出让，矿山资源的占有，媒体业的政府垄断，国有公司的交易行为，政府都成了利益相关方，而不是超脱的裁判员。这种现实，导致必须要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有一个独立、客观、超脱的裁判。和一套衡定的治理标准。这就是法律，就是独立的法庭。政府不能在出让土地时，是卖方，在发生土地买卖纠纷时，自己又成为法官，判自己有理。这就需要独立的法院、能够超脱地、不受影响地、审判政府的法院。需要有独立的事先制订法律规则。不能让政府随心所欲地在事中、事后去解释法律，不能让政府自己担任自己的法官。要让法院在审判时，有一个稳定的事先明确的标准。企业、政府、法院，都要无条件地遵守。这就是按照规则治理，而不按照权力治理。不因权废法，不因人废法。只有这样，市场经济的铁的法则，才能建立，公平竞争的秩序才能维护。这就是法治的基本含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产生了对法治的强烈需求。十八届四中全会要制订的依法治国的方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势而为。习近平依法治国观的核心内容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思想，是从地方到中央，局部到全局，逐步形成的。这次全会如果通过《决议》，将会成为全党的意志，也将迅速成为指导政府和司法机关行为，引导全国人民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国家意志。因此，知道其内涵，理解其真实的含义和特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构想的“依法治国”含义是什么呢？全会《决议》公布以后，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轮廓。从他最近的一系列讲话中，其实也已经展示了基本的精神。他说：“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指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凡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概括这些讲话，四中全会将要倡导的法治的基本含义是：

1、依法治国将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和主导，党的意志要通过制订法律来实现；

2、人民主权和政党意志的高度一致，认为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了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了人民主权；

3、法律至上，宪法至上，党和政府等一切权力机构，都要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把权力关进法律规则的笼子。

4、改革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行为要于法有据，行事要有法度。

5、法治和德治并用，德主刑辅，德治为体，刑治为用，相辅相成。

可以看出，这些基本思想，尚没有完全理清和正面解决“权治”和“法治”的矛盾问题，政党意志和法律意志如果发生冲突，由谁最后决定的问题，法律的权力属性因素被突出，规则因素尚无明确的保障。但是，这种务实的从今日中国国情出发的渐进式的法治，在当前中国是最为现实的、能够为全党接受的将国家带向法治的一种阶段性目标方法。依法治国的长远目标和现实阻力 法是人的意志。法的适用也要靠人，徒法不足以自行。因此，法治也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法治”本质上也要靠“人”去“治”。从这个角度看，法治也是人治。那么，权治和法治，人治和法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有三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法治是多数人之治，法律是大家合意的表示，全民意志的表示；而人治是一个人的意志，凭批示，我这个领导要怎么办就得怎么办，这就是人治。多数人之治和个人之治，都是治理，但意志来源和代表性不一样。这是法治和人治的最重要的区别。第二个特征，是事先之治还是事后之治。法治是按照事先建立的法律规则进行法律适用，“十二铜表法”，“商鞅立信”，都是事先立了规矩，向社会宣告颁布，令出必行。包括立法者自己，也要坚决遵守，这都是事先立法。而人治是事后立规，便宜行事。发生事件之后，再随机出台处理原则，随势而为，政策治国，跟着社会状况，随时变化。

第三个区别是理性之治，还是运动之治。法治是将矛盾带上法庭，理性管理国家。让国家按照秩序，以法治的渠道来解决，稳妥而衡定。而人治是搞运动，像到处游行，把嫌疑人拉到广场上宣判，公开处理大会，一下子从重打击，一下子从轻放过。我们强调法治，就是要限制那种不受制约的随心所欲的权力。即习近平多次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依法治国，包括用法律规则治国，用已经形成的成文法原则和规则治国。用法律的头脑、法律人的思维治国。规则是事先制订的，任何即时的权力都要遵守法度，这就必然会制约权力。对权力的限制，限制的方法，必将成为今后中国法学界政治界反复争议的焦点问题。当权力和法律冲突时，政治家能够收敛权力，而服从规则。这就是法治的长远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

现在先将依法治国这个概念完整地呈现，上升为执政党的全党意志和目标，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重要战略步骤，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总书记的大多数构想，在法律强势控制的基础上，能够逐步实现。余下的问题，在深化改革中，再一步一步改进和消除，通过制度设计，慢慢解决。（注：本文作者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一级律师，本文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第二篇：依法治国中国梦演讲稿

梦想，与法制同行

正值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之关键时期，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闭幕会和五四主题团日活动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这些话可谓恰逢其时，意义深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明了航向。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健全的法治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对此，总书记说“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这是在制度层面上对法治建设提出的一大创举。

在法治建设上，反腐，历年两会都是热点，今年更是百姓关注的焦点。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同时，反“四风”成效显著，公款吃喝、送礼等群众“身边的腐败”无处藏身。实实在在的变化，让百姓看到中央反腐的决心。2014年，如何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还会有哪些“大老虎”被揪出，如何真正用制度管住权力，如何将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人们无比期待。因此，对我来说，梦想，需与法治同行。

回首中国的历史，从人治、专制再到法治，我们的党走过的是一条艰苦奋斗的道路。动荡飘摇的文革时期，法治混乱，四人帮兴风作浪，有多少人失去基本的人权，成为制度缺失下的牺牲品。再到90年代后期，我国的腐败官员肆无忌惮，省部级高官接连落马。先有***滥用职权、生活作风腐化堕落，视法律而儿戏；再有黑老大刘汉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当年一个电话就让警方放人，在法治面前狂妄而又目中无人；还有最近炒得火热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渎职贪腐，包养情妇，在山西金业的百亿并购案中故意放水，致使数十亿元国资流失，与法治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巨额的经济损失，构成了对政府合法性的严重挑战，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这一桩桩，一件件践踏法律尊严的事件向我们叫嚣着，即使在今天，我们的法治梦仍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实现，法治的道路还很长。正如温家宝同志指出的那样，“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被清除，如果不实现法治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现。

“不要让太平盛世麻痹忧患意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当今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以至于多少人在这张温床上安逸享乐，不再为祖国繁荣添砖加瓦。对于我来说，中国梦和法治梦是一张宏伟的蓝图，我们的党和政府则是在上面***321挥彩泼墨的执笔者，如果一味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脱离群众，假公济私，法治社会就会名存实亡。应对这些危险和挑战，只有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推动党内民主建设，保持党组织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才能促使我们在取得辉煌成绩的情况下，去认真思考法治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危机，探寻解决之道，永葆政治的先进性。1.法治梦也是一个青春梦。我作为在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基层公益性岗位的人员，心中有很多感慨和感激。作为一名有志青年，我们承担着对党和人民的光荣使命，因此更要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党的建设，铭记党的教诲。我们的党不仅仅希望我们以青春的勃勃英气，续写法治中国的煌煌篇章，更是因为法治对于这个历史上只有人治与专制的中国来说，恰恰是青春的事业，还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空间。青春梦与法治梦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广大青年要努力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弘扬者。自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自身的文化底蕴，利用自身的优势，向那些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地区，向那些文化程度还不高的人们去传播先进文化，对他们进行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宣传教育，使我们的法治得以普及。

责任重于泰山，践行始于足下。我们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有三十年的发展奇迹，我们是亿亿万万拥有梦想的青年，在当今不断完善的法制建设中，我们有理由去相信，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国富民强，健全法制不再是一个梦。大仪司法所 曹芙蓉 2014年4月28日篇二：“中国梦 法治梦 我的梦”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梦 法治梦 我的梦”

首先，我想借用某部电影中很销魂的一句话问大家一声“你还有梦想吗？”，听到这个，可能有的人偷偷笑了，有的人在心里悄悄问自己却不敢让别人知道，怕像我这样被人嘲笑，就像西方谚语里讲的“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是，伙伴们，环顾四周，谁是我们的上帝呢？你的外边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幸福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而梦想就是让你感觉到幸福的东西。

我知道，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资源，给家人更好的医疗保障，住环境好一点的房子，尝尝据说很好吃的美食，到向往已久的地方旅行，到国外旅行生活不受歧视，遇到大灾大难被不离不弃的救助，等等，这千千万万中国人共同的梦想，汇聚成了我们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俗的说就是国家富强，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可是我们总是遇到很多恼人的问题，奶粉有毒、房子强拆、人贩猖獗、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医保卡没钱....，太多的社会问题，在日益富强的国家发展中凸显出来，抽丝剥茧后发现根源都在立法不易、执法更难、司法不彰，公民素质有待提高，社会管理公信力丧失、管理效率滞后，法治建设迫在眉睫，习主席说“中国梦不仅意味着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富足，更重要的是人民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是

法治梦。”无数的法制工作者都在中国梦中编织着这个法治梦，期待着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坚强的保障。

求学时，每读黑人领袖马丁路德的演讲”i have a dream”，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颤抖，当时不懂得政治民主，感受的仅仅是马丁拥有清晰梦想和明确奋斗道路的幸福。我以为，我们每个人可以小富即安、循规蹈矩、静守时光度日，也可以发大财、当大官、混的风生水起，但我们不可以没有

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管理自己的能力，不可以不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层次。不远将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手上都会有一张神圣的选票，我的梦想是经过自己的分析知道投给谁，而不是标个价卖出去，即使我这辈子实现不了，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一代一代将学习提升的能力传下去、将法制建设的知识发扬下去，梦想总会有实现的那一天。篇三：演讲稿：我的法治中国梦

我的法治中国梦

每一年，在时间的轴线上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坐标。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2013年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丽蓝图，总书记一句朴实的“中国梦”，喊出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声，新一届领导集体正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带领中国人民在新的起点踏上民族复兴的追梦之旅。我们不得不说，这是法治的美好时代——法治中国在这一年砥砺前行，依法治国在这一年步履铿锵，无数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人权尊严在法治光辉的朗照中熠熠生辉。

点滴推动法治，瞬间成就永恒。我们深知法治思维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法治精神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体公民一点一滴的共同努力。假以时日，当法治真正成为公民的一种思维，一种习惯，一种方式，一种意识，我们的法治蓝图就不再遥远。

回到我们的工作，检察事业是法治中国的重要构成。“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一代又一代的检察官正以他们的热情和热血为共和国描绘一幅幅美丽的法治新图景。

你看，为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法治中国而付出过的前辈们，他们通过自己的坚守和努力，让他们的梦想，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他们都是中国梦的兑现者，也是让中国梦这个大词变得有质感的人，他们的梦想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民族梦想的延续和实现。

正是传承着他们的精神、紧随着他们的脚步、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他们的敬意，我们无数的检察干警在自己的岗位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将“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价值观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从进入单位的那天起，我就立志要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国家的法治事业，十年的检察工作经历，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志业和梦想，我愿将我的全部智识和生命为国家法治建设添砖加瓦。于是，在工作中，不再自视清高、不再高谈阔论，从基本功开始，从点点滴滴开始，培养自己的实际工作本领，将自己的梦想雄心收回来，揉碎了，融到每一件小事上，重新成为社会大学校中的小学生，成为一个单位的学徒工，把自己锤炼成法治中国大道上一块合格的、坚定的铺路石。我想，到那时，我、我们会是不朽的；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梦想将会永放光芒。

第三篇：司法公正与依法治国

内容提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而推进司法改革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司法改革在赋予司法机关独立权的同时也须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以保证司法公正,在司法活动中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关键词：依法治国 司法公正 司法改革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重大发展,也是党的十五大对全民族的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作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法治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行政,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等,都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则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

一、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法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①天平与宝剑共同构筑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原因。②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司法公正,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而不公正的司法,则是对法治的否定和背叛,是司法权滥用的结果,它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会造成人们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借鉴了各种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树立法律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在中国实现和树立法律权威做出了贡献。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首次提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新党章总纲中也再次重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又反复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这就是说,邓小平一贯不主张“个人至上”,而强调法律权威,并在讲话中多次使用“法律权威”一词。因此可以说,树立法律权威是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题词和讲话中强调法治和法律权威问题。现在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权威无疑是个核心问题。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不仅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特性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树立法的权威性有赖于完善的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法的尊严,发挥法的作用,实现法的价值,通过制度来限制人的随心所欲,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治”对法的权威性的损害。

司法执法制度是法的权威性能否树立的关键,司法公正与法的权威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说一次犯罪是污染了水流的话,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西方哲人的这一比喻是形象的,更是发人深思的,它告诉人们:司法不公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二、推进司法改革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

当前司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没能提供应当提供的救济;公民的法律信仰阙如；司法公正未能达到必要的程度;司法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司法部门本身亦受到腐败的侵蚀;执行难往往使司法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这些不良司法现象的产生,除了各种社会外部原因以外,主要产生于司法制度本身。因此,笔者建议应主要围绕信仰、专业、独立、公正、统一这五大目标,对有关司法制度作相应的改革。但颇令人遗憾的是，“在缺乏理论和知识准备的情况下，许多改革所起到的常常是负面的作用。”“我们与法制发达地区之间在司法制度上最大的差异乃是，在中国，建立在法律知识专业化和司法人员职业化基础上的司法独立还是一个正在争取的目标，维护这种独立的相关制度还远未建立，学术界与司法实务界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③“司法的良窳关系着民心的向背，司法能获得人民的信赖与尊重，是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力量。” ④因此，“只有将每一项改革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今天的改革才不至于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⑤在司法改革的方式上笔者建议采取以下

人员是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少数法院和少数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着执法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执法环境看,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对人民法院执法活动的干扰和影响是非常普遍的。当事人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托人说情,请吃送礼；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也给法院执法造成了很大障碍。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人情的拉拢,导致枉法裁判;此外,有的法官审判业务素质不过关,运用法律有偏差和失误,也容易造成执法不公。为此，“要使每一位审判员都成为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维方式、丰富的司法经验、广博的社会阅历、高尚的人格和职业操守的优秀法官。”⑨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一名职业法官的追求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方针正在进一步落实。法律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日益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保证司法公正,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至关重要。

四、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使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切实使监督机构能行使监督职能,更要在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当前在加强监督制约,防止司法权力滥用上,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全面理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二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明确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监督的思想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理论家提出的权力制约学说的合理因素。即,国家权力机关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不是几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的关系,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相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当然,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对于非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人大应予以制止,支持法院实现司法公正。关于公民的监督应当看到,公民是最广泛的监督主体,在不危害国家的安全和不侵犯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当逐步扩大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范围,增强国家机关活动的透明度、公开性,使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享有较充分的知情权。鉴于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对权利及时、公正、有效的救济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公正,同样离不开公民的监督。人民法院一方面要通过公开审判增加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建立、健全一些必要的制度,如法官违法违纪举报制度、当事人评议法官制度等以确保公民监督权的实施。

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不仅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作为公民的行为准则或规范,更重要的是,法治的存在以其本身的价值取向为支柱,它蕴含着人类对公平、文明、秩序、和平等理想的追求,要求法从制定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对任何社会主体都是公正的。司法作为使法治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关键环节,是实行法治的保障,要求其公正是必定无疑的。因而,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保障。(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①梁慧星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2页。

②刘晓军：《改革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以审判委员会为考察对象》，载 中国民商法律网—首页>>程序法学>>青年学术2002年 9月26日。

③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4日，第3版。

④翁岳生：《迎接新世纪从尊重人性尊严出发，建立温暖公正全民信赖的司法》，载《法令月刊》2000年第1期。

⑤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4日，第3版。

⑥张志铭：《当代中国的司法独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6月7日第三版。

⑦邓科：《司法改革：现实与可能》，载《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5日第7版。

⑧胡玉鸿：《马克思恩格斯论司法独立》，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3页。

⑨崔积明：《提高审判员个体素质之我见》，载《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2003-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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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

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1996年3月全国人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确定为治国方针；同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就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再次作出决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深刻影响世纪之交我国建设与发展的大事。从理论上弄清，在实践中处理好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法治”是对“人治”而言的。由于我国历史上法治传统薄弱，解放后几十年来我们又对法治重视不够，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们法治意识逐渐提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客观形势进一步呼唤法治。十多年来，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和积累的问题说明，发展经济和教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能够化解和缓和许多矛盾，但还有许多矛盾只有靠法治才能解决。这是由于法律具有规范化、制度化的效能，它通过规范各相关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能够从根本上最终回答和落实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如何合理、有效和安全地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正因为法律具有如此效能，所以当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方针后，很快就被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但从全国看，发展并不平衡。“依法治国”尚须进一步强调。

“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历史上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都有自己的精神文明，否则物质文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更高形态的社会，当然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内容很广泛，它包括教育、科学、思想、道德和文化。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是思想和道德。思想道德是与社会发展和要求密切关联的，是分层次的，有的是少数人可以做到，有的则要求绝大多数人必须具备。少数人做得到的，国家可以提倡；要求多数人做到的，则要形成一定的大众舆论压力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形成规范。对于纯属道德领域的行为，不可要求过急，更不可施以法律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思想道德以及党风政风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我们正处在体制转轨过程之中，解决这些问题就显得更加紧迫。社会主义思想不是自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当前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已作出的决议更具有操作性，真正变成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实际行动。

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息息相关、联系密切。二者都是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提出的；二者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并为之服务；二者在内容上相互渗透，密切关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保障；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指出二者的共同点，并不是抹煞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区别。依法治国主要靠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执行法律；精神文明的核心部分则是思想道德。法

律具有国家强制力，法律贯彻靠他律，有刚性特点；而思想和道德则主要靠自律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特点属柔性。在实践中，二者应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不可偏废，更不能相互贬低或排斥。不认识和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理论上各执一理，实际中相互排斥，势必陷入我国历史上“法治”还是“德治”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是一切有识之士所不愿看到的。

既然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建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末，二者就必然会在体制改革和完善制度过程中相交汇，从而自然地提出制度文明建设问题。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他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党的十三大还专门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决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改革滞后了。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某些行政机关执法不严，某些司法机关司法失衡，一些官员和公职人员贪污腐败屡禁不止，对国家权力监督不严，人民群众有一定程度的不满等等，无不与此有关。现在，当党和国家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时，我们就应以此作为切入点和契机，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响亮地提出建设制度文明，稳妥、安全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向前推进，更好地实现振兴中华的目的。

第五篇：依法治国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发展历程

依法治国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发展历程

【摘要】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本文重点阐述依法治国的理念，以及中国的法制建设所经过的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一、依法治国的含义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前提是有法可依，依据宪法和其他法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依法治国的核心为依宪治国，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国策，以有法必依为中心环节，依法行政、执法必严是其权威性的体现与关键所在，违法必究是其强制力的体现。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做了高度概括：“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二、中国古代的法治发展历史

“法治”的理论，中国古代最早是由春秋时期法家的先驱者管仲提出的，他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1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为中国文化扎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弊端。追溯我国法的起源，具体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西周时期，甚至是夏商时期。一路走来，法律的发展史是十分的坎坷与曲折。各种主张也形成了众多的学说和思想，主要主张有“以礼治国”、“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等。其各种主张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在夏商时期，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实现统治和保障皇权，以神权来宣称“王权神授，代天行罚”的思想来维护皇权的统治。西周时期主要统治思想是“礼治”，周公制礼、以礼治国等宗法制度已成为维护统治和治理国家的核心。“礼治”的基本特征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其中虽然主张所有贵族和享有特权的人一律不得给百姓增加义务、王孙贵族犯了罪必要时候也要受到刑罚的平等条列，但是贵族和享有特权的人通常能享受到各种的特殊对待。

马念珍，《浅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想与当代的依法治国》，《法学探索》1997年第3期(二)在秦朝时期，主要治国思想是“法治”。历史上第一位统一全国的君主秦始皇，他以法强国最终统一了六国。其后有‘车同轨、书同文’的改革，以便其统一治理国家，以此可见法的重要性。在秦时期，商鞅以《法经》将“法”改为“律”，在古代法强调内容上的公平正直，律则偏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这与我国现今的要求颇为相似，这在当时为律例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商鞅的变法使当时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富强的国家，为后来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商鞅在《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为秦国的法治奠定了基础。后来秦始皇也继承了商鞅、韩非的“法治”思想并将其推向了极端。法家李斯当时任秦国丞相，他主张“君主必须独治天下”，而当时秦始皇主皇帝独揽大权。秦始皇认为人们一切活动都应该依法律规定的模式运行，所以当时有“法繁如秋荼，而网密如凝脂“的说法。李斯主张”法治“并且法应从严才能达到惩戒的目的。

(三)两汉时期的治国思想除沿袭了一定的尚法任刑之外更注重的是德行。故其主张治国思想是“以德治国”。后来在汉武帝时期，为了满足大统一的需要，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以儒家思想为主提出“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其表现主要在立法上，例如“三纲五常”等都是从道德方面来限制人们的行为，也是道德律例化。

(四)在后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其法律制度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主要治国思想是将道家、法家、儒家他们所主张的“礼治”、“法治”、“德治”三者杂糅在一起，综合的治国思想。其比较活跃，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后来各个时期的治国思想也颇为相近。在后来各个时期中，只有在特殊的阶段有一定的变化。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更强调的是“礼治”和“德治”，“法治”虽然在实践中一直被广泛使用，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受到推崇。相比较而言，将“法治”作为治国核心的只有战国时期的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法治”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注意的是秦国的法治在刑罚上都偏重，要与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区分开来。

三、中国近代受西方影响的法制建设

(一)中国近代法学,并不是国人在继承中国古代法学(律学)之基础上诞生的,而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学发展的经验和成果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着特别巨大的启蒙意义。

1.在中国近代,比较早将西方的法学观传进来的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1839年,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为了知己知彼,就曾组织人员将瑞士著名国际法学家瓦特尔(E.De.Vattel)的《国际法》一书中的部分章节译成中文,其中,就涉及了西方的主权观念和法治观念。林则徐的好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在1842年完成的《海国图志》一书,积极地宣传了西方的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梁廷的《合省国说》一书,也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美国的共和政体、选举制度、宪政理念和三权分立观念。

2.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称为“洋务运动”时期。在该时期,一批启蒙思想家也在林则徐、魏源等人活动的基础上,掀起了新一轮的传播西方法学观的浪潮。从而对光绪的法律改革的思路的确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3.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也大力传播西方的法学观和法学思想。尤其是在1904—1909年完成面世的《孟德斯鸠法意》一书中,对西方的宪政制度、权力分立、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和观念,都作了宣传和阐述。

4.“五四”运动前后,一批更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于上述活动。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在该杂志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传播了许多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学观念。与陈独秀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也通过一系列论文,开始了在中国宣传西方法学观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活动。2

(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法学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萌芽和诞生所起的奠基作用的活动。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 虽然带有两重性, 但作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包括法和法学知识)的携带者和传播者,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介绍、宣传和阐述西方近代法学的使者,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者, 是中国近代变法活动(如戊戌变法、清末修律等)的积极参与者。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 他们的活动催生了中国近代法学尤其是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法学、诉讼法学和国际法学等学科的诞生与成长。3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中国建设

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法律经济成本都付不出的穷国, 但也不属于可以付出足够法律经济成本的发达国家;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都不具备的愚昧国家, 但也不属于完全具备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的国家;我国不是一个处于乱世的国家, 但波澜起伏的社会变革对法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

4此, 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是一种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 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好国家, 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始终是党的领导集体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领导人民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开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伟大事业。

(二)“文化大革命”中, 国家法制惨遭破坏。针对这种现象, 以邓小平同志 23 何勤华，《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法学》2004年第12期

何勤华，《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4年第5期 4 郝铁川，《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 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坚定地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性任务, 确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局面从此打开。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1996 年2 月8 日下午, 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的总结讲话中,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 并对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指出: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5

(四)2008年5月4日，应中国政法大学学生邀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在与中国政法大学生讨论依法治国时，温家宝总理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标志。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仅是我们的基本治国方略，而且是每一个百姓自身权利和自由的根本保障。”

(五)2014年2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五、结语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法制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肖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求是杂志》2007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