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艺术的阴谋》再版序言+文化战争
《艺术的阴谋》再版序言——
文化战争，艺术作先锋
文化战争，几乎没听说过的名词。但在华夏大地上，文化战争犹如洪水汪洋，铺天漫地。而偌大一个中国，对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战，几乎不设防。外敌全面侵入，攻城略地，我方不仅没有抵抗，反而打着彩旗、拍着巴掌高歌“我家大门常打开”，热烈欢迎呢。曰：“开放”。
被西方灌了满脑子的“全球化”迷魂汤，今日中华大地，全面不设防。经济领域，28个国民经济主要产业，21个被外资主控。就连不需要“先进技术”的白酒业，如水井坊，也被外资收购控股。金融业，国门大开。农业（转基因作物）、卫生行业（疫苗），“友邦”说好当然就是好，绝无问题。艺术界，美国大力推广的“当代艺术”，官府也表示欢迎。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门成立“当代艺术院”。那些当代艺术明星，悉数当选院士。中国美协也专门成立“实验艺术委员会”，又是一种官方对当代艺术的肯定。上海市政府常年拿出不菲资金，举办上海双年展。最近喜逢文化大发展，成都市政府一次就出手三千万元，盛大举办成都双年展„„
文化战争，美国人专门有命名，叫作“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1947年开始的冷战，其实就是心理战。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专门设有“心理战略委员会”，投入大量精力，组织高级知识精英，制定诸如“特洛伊计划”等一系列心理战计划，运用书籍、电台、电影、戏剧、绘画等一切文化手段，批评共产主义“极权暴政”，宣传美国的“民主自由”。其目标人群，是对方的知识精英：大学教授、科学家、作家、记者、学生，乃至政府官员，给他们洗脑。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S.Sau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1），洋洋500多页，非常详尽地描述了美国实施心理战或文化战争的宏阔场面。
文化战争，就是软刀子杀人，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就被人灭了，国破家亡。文化战争，其实也正是那句被中国人遗忘了的警句：和平演变。
“友邦”三十多年来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文化战，非常成功。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预言：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这一预言，可以说已在中国基本实现。
今天的中国，正是杜勒斯先生所说的第三代第四代人的中国。这几代中国精英，整体上都被“友邦”洗脑。他们无限热爱美国，无比痛恨自己国家“专制”。他们爱美国之所爱，恨美国之所恨。美国遭攻击，他们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以人类、正义的名义加以谴责，自称“今夜我们是美国人”。美国打击别人，他们深感振奋，打得好，那是打击独裁专制暴君„„ 北大有位副教授J先生甚至发愿：
“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致美国兵》）生当美国兵，死做美国鬼。如此热爱美国的“精英”，在中国知识界比比皆是，甚至在政府内也大有人在。他们能有如此“独立”之思维，“自由”之人格，只能说“友邦”的文化宣传做得好。
枪杆子和笔杆子，是打胜仗的法宝。
毛泽东对枪杆子和笔杆子，运枪使笔，都是高手。读一读毛泽东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何等才识和文采。1958年毛泽东在杭州说：“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打完了仗搞建设，毛泽东依然没有放松笔杆子。思想文化和经济建设，首先是前者：“抓革命，促生产”。
而今天的中国一心搞经济，全面放弃了笔杆子，任由“友邦”在文化上大举入侵。
要灭亡一个国家，首先要搞乱这个国家的历史，颠覆这个国家的历史，让这个国家失去合法性。古语曰：“欲灭一国，必先去其史”。而“去其史”，正是靠笔杆子。
美国已成功使用笔杆子，让一个超级大国轰然崩溃。在美国悄无声息的的文化战争面前，苏联精英被洗脑，迷信“友邦”的善心好意，厉行“政治改革”，并请来美国经济学家实施“经济改革”，所谓“休克疗法”„„终于几年后，在导弹、核潜艇和百万军队完好无损的情形下，苏联土崩瓦解，陷入可怕的经济崩溃、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俄罗斯人均寿命减10岁。（2）对于美国对苏联实施文化战，俄罗斯的维·什罗宁将军写的《克格勃X档案》，有着非常详细的描述。其中引用杜勒斯的指示：“我们要在俄国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将一个情节接着一个情节地导演世界上最不驯服人民的灭亡……我们将千方百计地支持和发动所谓的艺术家们，他们将培植对色情、暴力、虐淫、叛卖，总之对任何不道德行为的崇拜„„”（3），与被曝光的《中情局十条戒令》高度对应。国内有知识“精英”辩称戒令是假的，但身为克格勃的什罗宁知晓中情局秘密档案，他的话可以证明《中情局十条戒令》高度可信。（4）
而今天，美国正在对中国完全复制当年针对苏联的文化战。
首先，利用西方话语权优势，实施话语概念的攻击。1975年，美苏搞缓和，开了一个赫尔辛基欧安会。美国在最后协议中塞进“人权”概念，苏联上了套。从此，“人权”概念成为美国攻击苏联的有力文化武器，直至苏联垮台。针对中国，美国更多动用的是“民主”概念，对中国实施“民主”攻势。因为前苏联和中国都采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人权、自由、民主（被认为是普世价值），构成苏联和中国的文化软肋。美国用这几个概念攻击你，那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而你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嘴之力。
美国也鼓励影响对方国内媒体知识界宣传这些概念。当年苏联有一份发行量巨大的《星火》杂志，还有《论据与事实》杂志，在苏联末期起到关键舆论作用。中国也有一份传媒界影响巨大的的报纸《南方周末》，宣传人权民主这些“普世价值”，深受“友邦”赏识。奥巴马访问中国时不接受任何媒体，单选《南方周末》一家接受采访，意味深长。
第二，抹黑对方的领袖，使对方失去民族主心骨。半个多世纪以来，苏联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被西方知识界彻底抹黑，尤其斯大林。当然斯大林肯定有错误，斯大林的负面形象也有赫鲁晓夫的功劳，但斯大林如今的恶魔形象主要是西方抹黑的结果。（当年的丘吉尔和今天的俄罗斯人民对斯大林评价甚高）。最近三十多年来，西方对中国故技重施，动用一切手段，发动国内外“知识分子”，抹黑、妖魔化毛泽东。
毛泽东什么人？中华民族的硬脊梁骨。西方列强打遍全世界无敌手，甚至把体块巨大的伊斯兰世界也分裂成松散小国，只有毛泽东的中国顶住了西方的武力，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并实现独立。抗美援朝一仗，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学者刘小枫高度评价为中国自汉武帝以来第一次对于“蛮夷”的胜利——“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毛泽东之前的中国，无论是晚清、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还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依附于列强，不是独立的中国。只有毛泽东的中国才是真正独立的中国。毛泽东无私产，不为家人谋私利，一辈子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的根本要义，由此实现人的真正平等。（当然消灭私有制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毛泽东文韬武略，把一个积弱积贫的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工业、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独立国家，给后三十年的和平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功彪千古。毛泽东是下层平民百姓的代言人，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伟人，让敌人胆寒、痛恨又不得不钦服。
最近三十年，国内外知识界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向毛泽东泼污水的狂潮。国外有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和定居英国的一位中国女人的信口雌黄，国内对毛泽东的污蔑造谣更是铺天盖地，尤其以“青年历史学家”Y某人和“经济学家”M某人登峰造极。对毛泽东的妖魔化谣言，在出版的书籍、报纸、杂志和门户网站里，肆意泛滥，相当程度还得到官府的默许，与苏联崩溃前苏联知识界向列宁、斯大林泼污如出一辙。
第三，制造假新闻和假知识，伪造历史。迷信西方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做梦都不会想到，西方是制造假新闻和假知识的高手。美国大学者乔姆斯基专门写过一本书——《论宣传》（5）。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里，也专门有一章“媒体控制——宣传之壮观成就”（6）。一战时，美英成立名为“克里尔委员会”的宣传机构，虚假宣传德国人“在撕碎比利时婴儿”，六个月时间成功地把民众变成“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无独有偶，1990年10月，一个名叫“纳伊拉”的科威特女子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哭诉伊拉克军队暴行，“把数千名还在育婴箱里的科威特婴儿取了出来，眼看着他们在冰冷的地板上死去。”后来被揭穿她是科威特石油大臣萨巴哈的女儿，而且她当时根本不在科威特国内。
在北约打击前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美国《时代》杂志登出一张塞族“集中营”的照片，一位瘦骨嶙峋的“波斯尼亚”人关在铁丝网后面，结果被揭穿他是一位患肺结核病、因抢劫而被关押的塞族人。
美国媒体曾大做报道的拯救美国女兵林奇，后被揭穿是一个有意制造、彻底的假新闻。
对美国政府近年虚假“宣传战”最具有揭露性的，是白宫前新闻秘书斯科特·麦克莱伦（S.McClellan）的回忆录——《到底发生了什么：布什的白宫内幕及华盛顿的欺骗文化》（7），还有兰顿（S.Rampton）和斯陶贝尔（J.Stauber）合著的《大规模欺骗性武器：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所使用的宣传》。（8）乔姆斯基说得妙：“歪曲历史是完全有必要的……我们在攻击和消灭某些人时，看上去却好像在自卫，是在抵抗侵略者和恶魔……当你牢牢控制着媒体，并且教育系统和学术界都听你的话，你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9）
西方学者制造假知识也达到惊人地步。法国学者巴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2011年专门写了一本《造假作伪的知识分子——谎言专家们的媒体胜利》，公开批评西方媒体和知识界肆无忌惮的造假：“谎言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合法手段。”（10）
美国学者苏珊·乔治（Susan George）在《戴锁镣的文化：世俗和宗教的右派如何攫取了美国》（11）一书，也揭露美国基金会“四姐妹”和“六兄弟”（12），专门包养学者教授，制造有倾向性的“学问”“知识”。
针对苏联，西方知识界更是肆无忌惮地歪曲、伪造历史。尤其鼓励苏联“知识分子”歪曲、伪造历史。早在1970年，索尔仁尼琴因写作《古拉格群岛》，声称“4000万人被枪毙”，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20世纪80年代，歪曲、颠覆苏联历史达到最高潮。
苏联女革命英雄卓雅的事迹被“考证”是假的：她不仅没有打击过德国人，反而烧掉了村民的木板房。青年近卫军英雄奥列格·科舍沃伊的事迹也被“考证”是假的：他并没有死，其实还活着，他的故事是他“精神失常”的母亲编造出来的。青年近卫军英雄的雕像被推倒（13）„„苏联政府要求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因为这些历史教科书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还有，说列宁是德国间谍。苏联10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一项秘密计划，列宁接受了德皇资助，从内部来瓦解沙皇的统治。斯大林是暴君。苏联革命史的大量数据被夸大。1945年全苏劳教所的人数被“漏掉了”一个小数点，从160万人变为1600万人（同上）当时苏联知识界都在谈论“恐怖统治”、“人民的政治奴性”、“僵死的社会停滞”、“我们的思想奴役”„„
俄罗斯学者利西奇金·谢列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14）一书中沉痛写道：“当你浏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种出版物时，你会感到仿佛是掉进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一个百般挖苦我们祖国的过去，嘲弄战场上的阵亡者，亵渎俄罗斯的光荣，戏谑俄罗斯的悲痛的世界。”
一模一样的情景，也在今天的中国知识界上演。中国“知识精英”通过书籍、报刊、网站等媒体，对中国历史和革命史进行了大规模的歪曲和颠覆。正的都说成反的，反的都说成正的。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的副教授“考证”刘胡兰的事迹是假的，称其不是死于国民党，而是死于众乡亲之手，简直是苏联颠覆卓雅故事的翻版。狼牙山五壮士被“考证”是假的，以致从小学课本里删除。还有，董存瑞炸碉堡是假的，抗美援朝的黄继光、邱少云也是假的，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是“志愿军俘虏”（其实抗美援朝战争像王成那样呼叫“向我开炮”的真英雄有好多位）„„刘文彩是大善人，黄世仁和周扒皮的真人原型都是大好人。„„尤其出现大量“传记”“口述记录”“揭秘”，利用当事人已死，任意篡改、添加当事人的说法。比如，毛岸英是因吃蛋炒饭而被炸死，原书第一版并无此内容。网络上，关于党史、军史、新中国历史的谣言，更是滔滔滚滚。中国在1959-1961年间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加上管理上的问题，局部地区确实出现了饥荒饿死人。但1983年国家统计局做出了一个事后证明是错误的人口统计，结果被美国教授夸大，中国知识界又将其夸大到一个明显违悖常识的数字。（15）当今中国，真的是伪史盛行，谎言浩荡，官府却不作什么追究。（16）
美国在对苏联和中国进行文化战争的同时时，也美化自己的历史，把自己打扮成自由、民主、正义的理想国。实际上美国是一个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国家，只是美国控制了世界主流媒体，美国的劣迹恶行很少被媒体报导而为人所知。美国的历史并不光彩。建国之初，对北美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以千万计的印第安人被屠杀，华盛顿甚至指示用印第安人的人皮做靴子，家里还蓄有316名黑奴。杰弗逊也是大奴隶主。林肯发动南北战争，下令北军对南方实行“焦土政策”，放火烧毁亚特兰大，烧死成千上万不愿离城的老人妇女„„但美国历史教科书，充满对这些开国领袖的“个人崇拜”。
表面上唱着威尔逊主义高调子，仿佛美国无意侵占别人领土，其实美国的历史，就是不停侵占别人领土的历史。蚕食墨西哥，兼并夏威夷，侵占菲律宾，太平洋上占关岛，印度洋上把迪戈加西亚岛的居民赶走作军事基地„„美国在全世界建有数百个军事基地，是今天真正的“日不落帝国”。表面崇尚和平，其实是把“战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乔姆斯基的一本书名）（17）。据乔姆斯基统计，从1846到2004年160年间，美国派兵军事干预、发动战争共47次，平均4年打一仗。1980到2003年，也有12次军事干预和战争，还没算利比亚战争，还有迫在眉睫的叙利亚和伊朗战争阴云„„ 表面宣扬“民主”，其实为了美国利益，到处支持独裁政府，如智利的皮诺切特、韩国的朴正熙、印尼的苏哈托、南越的吴廷艳、菲律宾的马科斯等人，同时颠覆真正民主选举的政府，如推翻伊朗的摩沙德政府和智利的阿连德政府„„ 表面声称反恐，其实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乔姆斯基语）。搞暗杀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长。据统计，从1949到1999年，美国暗杀或试图暗杀35位各国领导人，其中包括尼赫鲁、西哈努克、戴高乐、阿连德、切格瓦拉、周恩来。据约翰·帕金斯（John Perkins）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美国人毫不手软地制造空难，干掉不与美国合作的巴拿马总统奥马尔·托里霍斯和厄瓜多尔总统海梅·罗尔多斯。（18）表面上总拿“人权”说事，谴责别人“反人类罪”，事实上只有美国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只有美国在南越大量使用化学武器，残害平民，造成25万受害者。美国学者威廉·布劳姆（William Blum）公开指控美国是“流氓国家”（rogue state），写过一本《流氓国家——唯一超级大国指南》（19），揭露美国在1940年代就利用6万名士兵，做化学和毒气试验；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又使用毒气弹，殃及10万名美军士兵不同程度受沙林毒气感染„„二战后期，美英盟军专门轰炸平民目标也可谓“反人类”：德累斯顿大轰炸，超过10万德国平民被炸死（但今天德国教科书，说只有6000人死亡！），美国实施东京大轰炸故意使用燃烧弹，8万东京平民被烧死。纽伦堡审判时，德国空军元帅反咬一口，结果轰炸平民不算战争罪。美国总谴责共产党国家搞屠杀，从来不说自己在世界许多地方制造屠杀，比如在1965-66年，策动支持印尼的苏哈托政变，屠杀了50万共产党倾向的印尼人民。（20）
说别人是“流氓国家”或“无赖国家”，而布劳姆笔下美国的流氓无赖行径触目惊心。乔姆斯基里也指控美国是“无赖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里，大量描述美国的劣迹。法国学者巴迪（B.Badie）的在《人权外交》一书中，也揭露美国“新十字军的邪恶后果”。（21）美国支持过阿富汗伊斯兰吉哈德战士打苏联，里根还在白宫与吉哈德战士合影，今天则被称为恐怖主义。美国还支持过“独裁者”萨达姆，甚至支持过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见布劳姆《流氓国家》）读一读乔姆斯基的《善意理论》（22）、《失败的国家》（23）、《战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海盗与君主——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24）、《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25）等著作，一定会让中国的美国迷们看清楚，这个世界究竟谁是“无赖国家”。
历史上，美国对中国也坏事做绝。1844年，胁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1894年美国支持日本对华发动甲午战争，既贷款给日本提供战争经费，又是向日本海军派遣军事顾问，外交上支持日本侵占朝鲜。1900年，美国加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轰击故宫城门的是美国炮兵。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美国持纵容和默许态度，以怂恿日本进攻苏联。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一直向日本出口石油和废钢铁等战略物资，支持日本侵华。美国援华抗日，只是抗战后四年。
所以我们不能迷信世界主流媒体的知识。美国的道德正义形象，是大批笔杆子掩盖其恶行、虚夸其善行制造出来的。同样，前苏联和中国的邪恶形象，也是大批笔杆子人为夸大其错误、篡改其历史的结果。
一个新生的国家，就像一户人家一样，都有一个艰苦创业，甚至勒紧裤腰带打家底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创业时的艰苦，就说那时暗无天日。
同样，一个新生的国家，不可避免都会犯错误，留下一些历史疮疤。我们不能以后见之明去指责历史。法国新生的共和国，罗伯斯庇尔专政，杀了多少人？1793-1796年，法国共和军镇压保皇的农民，屠杀二十多万旺代农民，巴黎公社也死了5万人，从未闻法国历史学家津津乐道这些史实。林肯发动南北战争并非天经地义（26），让总共只有3000万人口的美国死了60万美国青壮年，也未闻美国历史学家以此责难林肯。
都说中国有文革，但主流媒体从来不提，美国也有一场“文革”那样的政治迫害大运动：1950到1954年底整整5年，美国发生了麦卡锡主义。麦卡锡要揪“国务院里的共产党”，要“把炮弹打向国务院”，歇斯底里地到处揪共产党，近2000万美国人接受“忠诚调查”„„我看过一个历史资料片：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质询会议，质询者厉声发问，回答者低眉垂目，与文革批斗会全无两样。今天又有多少主流知识去揭麦卡锡主义的美国历史伤疤？
新中国前三十年，确实犯了不少左倾错误，走了一些弯路，但绝不是“黑暗的旧社会”，而是中国人民独立自强、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毛泽东和第一代共产党人给中国人盖了一座房子叫“国家”。（27）美国人一直千方百计要拆这座房，就像他们当年拆掉苏联房子一样。房里的中国“精英”抱怨房里太黑了，要与美国人里应外合，搞某某花革命，也要拆房子„„这个房子确实有问题，多有蛀腐。但房子真毁了，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美国对中国文化战，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地步。苏联崩溃前苏联知识界篡改历史、谣言横行的情景，已在中国重演。中华民族真地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们看到中国“当代艺术”中那些丑化领袖、丑化中国革命的东西，与当年为颠覆苏联起到重大宣传作用的苏联“前卫艺术”完全一个套路时，我们应当清醒意识到其背后美国文化战争的暗影。
艺术是文化战争的重要部分，也是文化战争的先锋。艺术的阴谋，也可谓文化的阴谋。
注解：
（1）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Granta Books, 1999)，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2002年
（2）为了让苏联崩溃，美国动用了各种手段，如降低世界石油价格使苏联外汇收入剧减，诱使苏联出兵阿富汗拖垮苏联，陷入美国越南式陷阱。而最致命的手段是文化战：扶植波兰团结工会，给苏联精英洗脑，忽悠天真汉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幸而后来出了一个普金，还有石油天然气可以卖，收拾烂摊子。（3）维·什罗宁：《克格勃X档案》，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63页。关于美国对苏联搞文化战，还可参阅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亚·舍维亚金：《苏联灭亡之谜》，东方出版社，2011年。（4）《中情局十条戒令》最早由香港《广角镜》月刊2001年7月刊曝光，《参考消息》(2001.7.24)刊载。其中有：“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蔑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邪教传布。只要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3.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邪教迷信……5.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6.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传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
（5）Noam Chomsky：De la Propagande, Fayard, 2001, Paris.（6）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7）Scott McClellan：What Happened: Inside the Bush White House and Washington's Culture of Deception, Public Affairs, 2008.中译本：
《白宫内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
（8）Sheldon Rampton/John Stauber：Weapons of Mass Deception: The uses of Propaganda in Bush’s War on Iraq, Jeremy P.Tarcher/Penguin USA, New York, 2003.（9）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
（10）Pascal Boniface：Les Intellectuels Faussaires—Le Triomphe médiatique des experts en mensonge, Jean-Claude Gawsewitch, 2011, Paris, p.38（11）Susan George： Culture in chains.How the Secular and Religious Right Captured America.法文版：Pensée enchaînée.Comment les droites laïque et religieuse se sont emparées de l’Amérique，Fayard, 2007, Paris.苏珊·乔治深刻揭示了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和经济自由，只是为富人谋利益，奴役穷人。（第31-35页）而今天中国经济学界，还像神一样膜拜哈耶克。（12）美国最重要的“四姐妹”基金会：Bradeley, Olin, Smith-Richardson和Scaife。“六兄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Hoover Institution of Stanford, Manhattan Institute, Cato Institute和Hudson Institute。其中Olin基金会20多年拿出5亿多美元资助“学术”。有的教授学者被包养20多年，资助金额最多者达280万美元。Olin基金会还凭空创造了一个大学学科——“法学和经济学”，1960年最早在芝加哥大学设立教席，宣传“市场经济”。接着，也在耶鲁、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等名牌大学开设这一学科。今天中国官府的“主流经济学家”清一色是是美国“培养”的产物。（13）转引自克尔白的悬诗：《苏联末期的“南方系”》一文。（14）西奇金·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5）据国家统计局1983年的人口统计，1960年比1959年，人口齐整整减少1000万。马上，美国教授科尔（A.Coale）宣称 “中国在1958—1963年期间共有27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美国人的说法一提出，“饿死三千万”直至“饿死七千万”的说法纷纷出笼。但后来，经过1990、1995、2000年的更为精确的人口普查，都是挨家挨户、有名有姓地统计，1960年出生的中国人越统计越多，到2000年，仍有1468多万生活在中国境内，比1983年统计的要多77万人。2002年，国家统计局出版新的人口统计表明，中国人口持续不断增加，从未有减少的年份。在新的更准确的数据下，1958-1964这七年，中国人口逐年增长：65346万、66012万、66207万、66457万、67295万、69172万、70499万。新的统计数据，已经证明国家统计局1983年版《年鉴》的错谬，“饿死三千万”的最初来源严重失实。参阅孙经先教授《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等文章。
（16）而今天俄罗斯人痛定思痛，不再容忍知识界篡改历史之风。2009年5月19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命令，专门建立“遏制损害俄罗斯利益、篡改俄罗斯历史的企图和行径委员会”，对篡改历史的“行径”要给予行政和司法追究。（徐元宫：《俄罗斯历史为何被篡改》一文）这其实是在吸取苏联亡国的教训。中国政府也应当建立这样的“遏制篡改历史”的委员会，对伪造历史、篡改历史之行径必须予以追究。否则，这个国家说亡就亡了。（17）Noam Chomsky：De la guerre comme politique étrantère des Etats-Unis.Agone, 2004.（18）约翰·帕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19）William Blum：Rogue State: A Guide to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Common Courage Press，2000.（20）参阅麦克·海德：《1965-66年，美国指挥下的印尼大屠杀》。
（21）Bertrand Badie: La diplomatie des droits de l’homme, Fayard, 2002, Paris（22）Noam Chomsky：La Doctrine des bonnes intentions, Fayard, 2005, Paris.（23）Noam Chomsky：Les Etats manqués, Fayard, 2006, Paris.（24）乔姆斯基：《海盗与君主——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25）乔姆斯基：《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26）林肯“保卫联邦”固然有理，但未必要发动战争，死这么多人。美国名将罗伯特·李将军坚决反对林肯“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纠纷”，不仅拒绝接受林肯恳请他担任北军司令，反而倒戈去了南方，担任南军总司令。（27）著名音乐人张广天对毛泽东有如此评价：一.给我们带了和平：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自1840年以来一个世纪的战乱、分裂。二.革命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反对权威、反对压迫，追求解放、追求平等。这个思想给尊重传统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开放的生机„„使一个从上到下的国家的人民敢于从下到上地去思考，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艰难中得到了前行的思想依据。„„这种解放的、颠覆的、标榜独立的精神将陪伴我们走过未来的漫长岁月。毛泽东思想是继孔子之后唯一可以在当今世界上影响中国以外地区人民的思想。三.让中国获得自性：毛泽东作为活着的中国的印象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无法磨灭的。他是我们的脸面和品牌形象，是中国和中国人的logo„„毛泽东是孔子中国之后当今中国的自我民族性„„
再版后记
这次再版，去掉了克莱尔《论美术的现状》的译文部分，因为我已译完了整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单独出书。
同时添加了五篇新写的文章：灾难性的普利兹克奖、抵制蔡国强——把洋垃圾建筑引入中国、鄙视艾未未、帝国主义夹着尾巴要逃跑？吴冠中的画好在哪里？
还写了一篇再版序言，论述美国曾对苏联实施过的文化战争正在中国重演，把“艺术的阴谋”，置于文化战争的背景上，俾使读者对“当代艺术”有更广阔的解读视野。
第二篇：阴谋的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读后感
《货币战争》一书自出版以来，长期在畅销榜上居一席之地，同时亦广受争议。本人经济学基础较差，所以经过长周期反复研读，才略有感悟。本书的核心是阴谋论，以“国际银行家”谋求世界霸权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和现今的热点大事。我认为，《货币战争》所述内容和其中观点不可尽信，但从开阔思路，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视角来说，确实值得一读值得一看。该书在大众读者之中很有市场，其宣扬的观点也备受推崇。
尽管许多专家学者对此书颇多诟病，但对我来说，读完后还是很有收获的。第一，该书提供了一个看待西方政治和解读历史的新思路。以《货币战争》第二章和第四章为例，该章节讲述了在美国南北战争和一战期间，国际银行家与美国政府、欧洲列强之间的博弈。书中，“国际银行家”神通广大，他们凭借手中数量庞大的资金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甚至可以操纵战争。因此，战争的起因并非战争中宣扬的那样是为了民主和自由，也不仅仅是政治家们代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而是国际银行家们为攫取民众血汗而进行的“剪羊毛”活动。先不说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令人眼前一亮。所谓民主、法治、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终究只是表面文章，内在的还是利益的博弈。越大规模的战争，越是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其中就有越大的利益驱动。尽管书中国际银行家操纵战争的说法有待考证，但无需争论的是，在百多年来西方政治局势的变迁的背后，的确是赤裸裸的利益。这也提醒我们，在看待问题时要破除迷雾看本质，找到根源加以分析才能深刻理解、准确预测。第二，该书对“货币战争”的到来做出了警告。书中言道，日本的衰退是华尔街“金融核弹”造成的，而且07、08年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海啸，使中国、俄罗斯、冰岛等欧洲国家损失巨大，也是由国际银行家们一手策划的。更需警惕的是，中国是国际银行家们的下一个目标，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应对即将到来的金融、货币战争。尽管这种阴谋论饱受争议，但我认为其出发点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担忧也是有必要的。首先，由于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极大成就，许多人开始飘飘然，以为“太平盛世”而忽视了我们自身发展的瓶颈和国际环境中蕴藏的巨大风险。如果说阴谋论者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那至少还可以提高自身警惕，而被发展成果蒙蔽双眼，一味歌颂盛世的观点对发展而言毫无益处。其次，无可否认，中国崛起已经对欧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局势发起了挑战，彼方完全有动机也有实力发起这样一场货币战争。因此，有被而无患，重视金融安全并积极采取措施增强我国金融实力，势在必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心切经济发展，许多问题都被忽略了，经济安全问题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有不少外商或外资打压民营企业、攫取国有资产、压榨民众血汗的情况出现，但是在发展胜过一切的环境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如今，经济安全问题已经越来显现，如美国国债缩水，铁矿石涨价，稀土价格被外国操纵等现象也越来越得到政府和国民的关切。《货币战争》一书在国内的畅销正说明了人们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采取措施增强我国在金融方面的“战斗力”，势在必行。第三，这本书教给我们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作者宋鸿兵曾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对别人已经盖棺定论的说法进行权威思考。这种精神使他能够独辟蹊径写出这本风靡全国的畅销之作。我们很早就被告知，经济危机是随机产生的，无可避免也不可预测；而本书却大胆提出，经济危机是大资金施展阴谋的结果，是可以被预测的。且不说究竟哪种理论是正确的，这种敢于挑战权威、挑战人所共知的“常识”的勇气值得我们学习。无需赘言，有很多人都是推翻了之前被人们广泛认同的错误理论而成为各自领域的巅峰人物，敢于怀疑的精神在学术研究上是必不可少的。再看金融市场上种种迷惑人心的现象，被热议的“低碳阴谋论”，我们可以看到学会怀疑更是必备的生存技能。第四，从反面讲，这本书也给我们一些启示：要避免成为阴谋论者。所谓阴谋论，是指把一切利益分配都看做有人阴谋操纵的结果。把自身受到的委屈和不平都看做别人的阴谋，这是一种愤世嫉俗、一厢情愿的看法，会使自己的判断脱离客观和公正。判定某个事件由阴谋操纵并非不可，但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撑这个观点，否则很可能沦为毫无根据的歪曲。《货币战争》此书中的一些观点显然证据不足，很多都是作者的推断，这本书也因此多受诟病。正所谓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提出一种观点要令人信服，必须提供证据，做出证明，否则学术著作难免沦为演义小说。
第三篇：三国演义战争描写艺术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论《三国演义》描写战争艺术
论文作者：刘塑
准考证号：270112200029 作者单位： 指导教师：黄鹤
主考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年 月
论文题目 内容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他以魏、蜀、吴三国的兴亡为线索，描绘了三国时期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与战略决策。以人作为叙事的中心和灵魂，擅于描写战争是它的杰出成就。继承并发扬了《史记》、《左传》对战争的描写方法。全书共120回，共描写四十多次战争，都特色鲜明，摇曳多姿。作者着力描写战争，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政治斗争与战略决策，战略思想，谋略与战术合理运用，人物形象的刻画，都写的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符合冷兵器时代大小规模战争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以主帅“谋略”得失为成败关键的原则。尤其对重大战役更是着力描写。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更是决定了三国魏、蜀、吴的国运。虽然战争精彩纷呈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但作者更是以恢宏的笔调描述了战争的残酷的一面。通过作者对战争描写的研读，体会它对我们今天工作、生活的启发意义。
论《三国演义》描写战争艺术
一、乱世的起源—政治斗争与战略决策
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黑暗腐败和天灾频繁，爆发了黄巾起义，朝廷派兵镇压。虽然镇压成功但也动摇了汉朝的统治根基。紧接着宦官与外戚的争斗使汉朝走向崩溃的边缘。到了董卓进京时，汉朝已经开始瓦解。董卓的专权使各路诸侯联合起来讨伐董卓。在讨伐的过程中，各路诸侯为争夺天下，各据一方，经过战争的较量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之间又不断地进行斗争，最后相继灭亡，由西晋统一了全国。就如《三国演义》的开篇所写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样一段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过程。各个政治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是要统一天下，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就是战争。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三国演义》成功地描写了众多的战争场面大多形象鲜明，各具特色。每次战争之前或战争中，交战双方为了能使自己在交战中取得胜，总是先采取一些政治措施，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从而促使条件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转化。具体到每一场战争并不是静止或孤立地单纯写战争，并不是一味的写交战双方的打打杀杀，而是特别重视战略决策的作用。谁能在战争中决策得当，决策正确，谁就能取得相当的主动权，谁就能在战争中取胜；反之谁决策失当，决策失误，谁就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这期间最经典的是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前夕，孙策死前把东吴托付给孙权。东吴根基不稳，又逢新主。孙权听从诸葛谨之言“勿通袁绍，且顺曹操，然后乘便图之。”于是与曹操结盟。袁绍听后大怒，起七十余万人马，攻取许昌。曹操起军七万迎敌。就这样官渡之战打响了。战前田丰狱中上书谏言：“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绍怒，欲斩田丰。在官渡之战中，战争一开始，双方的力量对比，客观条件的优劣差别都不利于曹军。袁绍兵多粮足，主动攻打曹操，曹操兵少粮乏，被动应战，粮草成了影响双方胜败的关键。对这一点，双方谋士都看得很清楚。袁绍的谋士沮授说：“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矣。”曹操的谋士荀攸说：“绍军虽多，不足惧也。我军俱精锐之士，无不以一当十，但利在急战，若迁延日月，粮草不敷，事可忧矣。”但对于各自谋士的正确分析与判断，双方主帅在决策上却有天壤之别，袁绍听了沮授的话是“怒曰”，曹操听了荀攸的话是“所言正合我意”，由此，双方主帅的谋略见识，决策能力高下立判。经过两个月的战斗，曹操“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有返回许昌之意，问之于荀回信要曹操坚守待变，曹操于是“令将士死守”。后来曹操从袁军细作处得知韩猛将运粮来前线，派徐晃半路拦截烧了韩猛所押粮草，“曹操大喜，重加赏劳。”而“绍大怒，欲斩韩猛。”袁绍的谋士审配说：行军以粮食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乌巢乃屯粮之处，必得重兵守之。“一个因粮草短缺而欲退兵，一个因粮草被劫而大怒，此时，粮草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然而，在决策上双方却出现了巨大的差别。袁绍派出性刚好酒的淳于琼守乌巢，而淳于琼并没有感到自己肩挑的是一副事关战役胜败的重担，”既至乌巢，终日与诸将聚饮。“另一方面，许攸劫获曹操密报，劝袁绍趁虚攻击曹操，袁绍却不与理会，后因小事要斩许攸。许攸夜投曹操，曹操听从许攸建议，亲帅大军往袭乌巢，将袁绍乌巢之粮一把火烧个干净，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二、战略思想
战争是战略思想的具体表现，只有战略思想而无具体的战争去实现，无疑是一种空想；而没有战略思想指导的战争。东汉末，天下群雄并起。强者如官渡之战的袁绍拥有冀、青、幽、并。起70多万大军征战天下。勇者如虎牢关下的吕布英勇无敌，那怕傲气无双的关羽也不得不如张飞、刘备等联军首战吕布。贵者如刘表，正中的皇族。坐拥荆州，精兵强将以固守荆土等。以上种种三国时却只有北魏、蜀汉、东吴从中崛起。根本原因在于其他诸侯没有总的战略思想。北魏、蜀汉、东吴的确立是因为都有各自的战略思想，并在这一总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方法、措施。主要体现在战争上，就是战略思想确定之后，必通过具体的战争战术加以实施。
（一）北魏的崛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思想。
曹操在诸侯割据时以由东汉的寄人篱下的小官吏，逐渐地壮大实力，成为一个实力较大的诸侯。但还有许多敌对的诸侯如吕布、张绣、袁术、袁绍，特别是袁绍掌握了七八十万兵马，是当时全国实力最大的诸侯，如果没有所转变只会如过眼烟云被其它诸侯所吞灭。但曹操迎来了人生中最重大转折——献帝还驾洛阳。曹操与谋士商议奠定了“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思想。迎献帝移驾于许都，由于掌握了汉献帝，曹操发动战争就可以借助皇上的“圣旨”，达到出师有名，指挥战斗得心应手，并依次战胜了与曹操敌对的诸侯，使曹操不断扩充实力来达到统一北方。统一北方后曹操随着实力的增强，敌人的减少。野心也大了起来，由原来的“奉天子以令诸侯”战略思想变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战略思想，并屡次发动南征之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曹操与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是曹操一方“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中国战略思想与另一方联吴抗曹的战略思想的较量。
（二）蜀汉的崛起—联吴抗曹战略思想
刘备在诸侯割据中，虽有皇叔之名，却无皇叔之实。诸侯中偏于弱小，在征战中败多胜少，多次投靠于其它诸侯。但屡败屡战得以在乱世中挣扎直到三顾茅庐，见到诸葛亮时，在隆中决策出属于自己的战略思想—联吴抗曹。诸葛亮先分析当时的两大势力，北方的曹操和江东的孙权。“孔明：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江东，以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 不可图也。”指出曹操以弱胜强是说明曹操雄才大略，现在又“挟天子以令诸侯”要战胜是不可能的；东吴的孙权，从父兄开始经营了三世，其地势险要，民众归附，要战胜也是不可能的，只能作为盟友团结。接着明确指出刘备应以荆、益之地作为根据地，东联孙权，北据曹操的联吴扩曹的战略思想。刘备采纳后，实力逐渐扩大以至于成就三分天下的局面。
（三）东吴的崛起—据天险以图天下。
《三国演义》中东吴是独特的。它的创立是由父、兄、弟经营所来。它不同于蜀汉的皇室正统、北魏的强大实力，始终处于不弱不强的状态。但它却又属于自己的精彩，三国中三大战役其中的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都是通过东吴所发起的。江东不被诸侯吞并始终稳定源于它独特的战略思想。孙权接手江东时根基未稳。周瑜向孙权推荐鲁肃，与鲁肃谈论，终日不。，一日，夜半，权问肃曰：“方今汉室倾危，四方纷北，孤承父兄余业，思为恒文之士，君将何以教我？”肃曰：“昔汉高祖欲尊事父帝而不获昔，以项羽为 也。今之曹操可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恒之乎？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血半。今乘北方多多，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部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 也后来江东的稳固起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谋略战术的合理运用。
《三国演义》于战争描写中体现了谋略的运用。三国统帅皆通兵学，在他们指挥的战役中，兵学理论与军事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三国时期大小战役中，“反间计、离间计、火攻、空城计、苦肉计、美人计、连环计等各种军事奇计屡屡运用。特别是赤壁之战中、军事谋略和战术运用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作用。
赤壁之战前，曹操消灭了袁绍、袁术、吕布等诸侯平定了北方，并且多次发起南征之战。当刘表病逝，荆州内部不稳，曹操挥师而下。刘琮惧怕曹操不敢应战。曹操在新野打败刘备后，一方面巩固攻下占领的荆州地盘，另一方面追杀刘备。败刘备于当阳。降刘琮于襄阳，得荆州之战、江陵之资后。曹操亲帅水路大军83万，号称“百万雄师” 意在一举消灭刘备、孙权统一南方，志在必得。形式有利于曹操，孙刘一方兵微将寡，形式岌岌可危，加上刘备在新野遭败。孙权在战与降的问题犹豫不定，可谓是雪上加霜。但就在此时，战争的形势随着孙刘联盟的建立已发生了变化。危机初现时，刘备派遣诸葛亮出使东吴。诸葛亮采用激将法使孙权下定了抗曹的决心。又使同样方法获得了周瑜的支持和争取，终于建立了孙权联盟，为这次决定孙刘生死存亡的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曹军和孙刘联军的对峙局面形成后，周瑜派甘宁率军在三江口挫败曹军锐气，孙刘一方增加了胜利的信心，曹操在三江口受挫之后，为了弥补自己的军队不可水战的弱点，由张允蔡瑁训练水军。曹操为了试探孙刘联军的情况，派蒋于去见周瑜。而周瑜为铲除熟知水军之法的张祭二人。巧计计谋，在群英会上使将于中计，借曹操之手杀害张蔡二人。破坏曹操训练水军的计划。使曹操的主动战局陷入极大被动。诸葛亮以天文知识和鲁肃相助。使曹操损失了水战军非常重要的十几万之箭，弥补了孙刘联军军需不足。使曹操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孙刘双方达到“火攻”的策略后，由黄盖施展苦肉计，取得曹操的信任。蒋干第二次入吴后，周瑜又巧设计谋，使庞士元得以实行连环计这就大大增加了战争的打击力度，从而消灭曹操的有生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的情况下，诸葛亮巧借东风。决战的条件都已成熟，只等决战时刻的到来。于是孙刘联军在谋略与战术的合理运用下，终于以少胜多，歼灭曹军主力，是曹操的势力局限在黄河流域，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
四．战争描写的人物塑造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人物塑造。战争的艺术终究是人的艺术，是主帅、谋士和猛将的艺术。《三国演义》很成功的塑造了曹操、诸葛亮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一些主要人物，无不是个性突出，形象鲜明，有血有肉。放射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描写的既是主帅、谋士和猛将，这些人物的一切活动自然都与战争有关。人物塑造和战争描写是相辅相成，分割不开的。在《三国演义》中有许多精彩的例子加以佐证。如吕布的“辕门射戟”、赵云的“单骑救幼主”、张飞的“威震长坂桥”、关羽的“温酒斩华雄”等等。
（一）描写人物的具体化、完整化。
这是《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一大优点。作者在描写正面人物的时候不能避其缺点，写反面人物的时候能不避其优点，使人物形象更生动。例如：曹操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是一个反面人物，是一个奸臣。一举一动都似隐藏着阴谋诡计。在他年幼时与叔父耍心眼可看出他的奸诈。作者借书中许劭的话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又在刺杀董卓未遂逃跑到吕伯奢家时，误杀吕伯奢全家后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的话。《三国演义》还描写了嫉贤妒能，随意乱杀下属，多疑成性等方面缺点。但作者并不应为他是反面人物而抹杀他过人的才能。并对曹操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才能所描写也是相当生动。在作者笔下，曹操也有英雄的本色。曹操在政治上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曾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他胸怀大志，已实现天下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刘备暂投曹操时，曹操看出刘备是跟自己争夺天下的劲敌。从内心想法说，是想杀刘备的。但在郭嘉以全局来劝谏曹操后，曹操果断了杀害刘备的考虑。这说明曹操是从长远看待问题的，是雄才大略的。在官渡时，善于纳谏。常常亲临前线，身先士卒。渴求贤才，广泛地招贤纳士，因而造成“文有谋臣，武有勇将，威震山东”的胜利局面。
（二）通过人物的活动和人物相关系，采用对比、烘托、渲染等手法，突出主要人物形象。例如：诸葛亮
诸葛亮在作者笔下是智慧的化身，作者用大量的章节去塑造诸葛亮。而诸葛亮的智慧、才干特别是预见性，恰恰是战胜强大的对手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在空城计的情节中，司马懿在夺取街亭后率十五万大军压进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诸葛亮在危急情势下，机智果断的设置了“空城计”。司马懿见城门大开，诸葛亮在城楼上神情自若的弹琴后退兵而走。当司马昭向司马懿询问缘由时，司马懿称诸葛亮为“平生谨慎，不曾弄险”。另一方面，诸葛亮见司马懿退兵后，拍掌大笑。笑司马懿无能并叙述使用空城计的原委。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叙述内容完全一致，用词也多有相同。作者这样描写说明诸葛亮完全料定了司马懿在“空城计”面前的判断和处理方法，突出地表现了司马懿的高明，但诸葛亮棋高一着。作者把诸葛亮用计的想法写在最后，设置了悬念，增强了情节的惊险性和奇特性。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也是一个才智高超的强者，诸葛亮的智慧在于强者的较量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五．战争描写的残酷性
《三国演义》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酿成的军阀混战。作者虽然没有具体描写战争给底层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给社会生产带来的巨大破坏。但是从作者的寥寥数语中，我们还是可以一窥战争的残酷和对社会生产的巨大破坏。例如：董卓迁都长安而焚洛阳的就是非常典型的描写。“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第四回中写到董卓的残暴“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于城门下焚烧人头，以妇女财物分散众军。”又如曹操为报父仇，悉起大军，洗荡徐州“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在第九十一回作者借当地土人和诸葛亮之口说：“自丞相经过之后，夜夜只闻得水边鬼哭神嚎。自黄昏直至天晓，哭声不绝。瘴烟之内，阴鬼无数。因此作祸，无人敢渡。”“此乃我之罪愆也，前者与岱引蜀兵千余，皆死于水中；更兼杀死南人，尽弃此处，狂魂怨鬼，不能解释，以致如此。吾今晚当亲自往祭。”由此可见战争的残酷之一斑。这些描写即反映了作者朴素的反战思想，也是对我们的警示。
六．结束语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描写历史题材的典型代表，其对战争的描写具有横高得艺术性，值得细细研读。对于我来说，在写论文的过程中，让我明白了要想写完一篇值得肯定的论文，就要大量的查阅资料，不懂得地方就得询问为什么。比如我在写战争的时候，不知道要写什么`，如何写的完整的时候，我就去图书馆查找资料、查证找据，仔细研读《三国演义》原著是自己更深入的了解三国。通过阅读作者的战争描写艺术，使我认识到，现实生活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虽没有战争的生死拼杀，也没有战争的谋略、战术。但一个人的好坏，生活质量的高低，人际关系的通融等等，都需要我认真、仔细地思考与运作，从而赢得人生的成功。当然，一部《三国演义》，囊括了百年的战争历史，非一言而能明细。还需要经过时间去慢慢品味这一段值得我们记忆传承的文化。
参考书目： 1 罗贯中 《三国演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2 周先慎 《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演讲稿）2005.5.9 3 陈寿 《三国志》 中华书局 2005 8
第四篇：体会战争中的艺术
体会战争中的艺术
--《战争与和平》读后感
触书生感，果真是触书生感。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在托尔斯泰的这部著作中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慢慢体会。从微观来说，这部小说中描写了很多战争和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从宏观来看，小说刻画了19世纪俄国的社会生活。
小说的人物刻画中运用了很多对比的手法：有渐渐由有许多不良嗜好一步步蜕变为一个顶天立地男子汉的比埃尔，在国难当头只是仍然寻欢作乐、沉迷于奢华糜烂生活而无法自拔的艾伦等贵族。在描述他们的时候，作者是想通过描写来表现自己心中美好的愿景的，但是他还是会从一个人不成熟的一面写起，这样也更加的真实动人。
1805年，法国和俄国之间关系恶化，即将发生战争。然而在俄国上层社会，人们的生活依旧恬静悠闲，社交舞会依旧正常举行。
青年公爵安德烈决心干一番事业，就提任库图佐夫将军的副官向前线出发去了，他期望这次战争能为自己带来辉煌与荣耀。在奥斯特里茨，他参加联军与法军的会战，还受了伤在伯爵家，他爱上了充满活力的娜塔莎，爱情使他振作起来重新投入生活和事业。俄法战争爆发，安德烈奔赴沙场，在波罗金塔会战中受重伤。他忽然体会出死亡就是人生的清醒过程。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慢慢退潮，平静地走到终点。
与安德烈的故事平行发展的另一个主人公比埃尔是一个热血冲动、善良真诚的年轻人，凭着继承一笔可观的遗产，他成了俄国上流社会的瞩目人物。意志薄弱但又向往理想的道德生活的比埃尔在荒淫的贵族群中屡次受挫。自卫战争中，比埃尔组织民团并经受了战火考验。后被法军逮捕。最终他被俄国普通大众人民深深的感动。在俄国人民的打击下，法军溃败。比埃尔被游击队救出，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结婚之后，他参加了秘密组织，娜塔莎也成为了一个贤妻良母。
《战争与和平》教给了我许多东西，包括人生的启发、心灵的慰藉以及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比埃尔这个人物，并且在精神上把他当作一个知心朋友来对待。他随和、善良、落拓不羁、贪享受却又没有贵族老爷的架子，常常沉浸在精神世界里以至于魂不守舍，这些特点都让我感到亲切。娜塔莎也很可爱，不过略微显得轻浮了一点，所以一经诱惑便放弃了对安德烈的爱情。经历了战火洗礼后的娜塔莎沉稳多了，也成熟多了，但同时她也失去了以往的活泼与快乐。安德烈则是另一种性格，他冷峻、聪明、善良、敏感，但遇事往往缺乏比埃尔的那种宽容的气度，所以常常后悔。安德烈的死很可惜，但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结局来安排他，毕竟在临死时他彻悟了。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战争与和平》它不是传奇，也不是长诗，尤其不是历史传记。《战争与和平》只是作者想借以表达和能够在其中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内容的那种形式。”他说的是实话。辞能达意，就这么简单。托尔斯泰认为文学只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形式，作为形式，它远不如内在的灵魂重要。后人读《战争与和平》，往往称它为史诗，那样其实正好违背了托尔斯泰的意愿。真正读懂《战争与和平》的人，最终会发现，这是一部思想的结晶，却非文学。而小说的作者托尔斯泰，则久仰其鼎鼎大名。这次有幸拜读了他的作品，终于让我领教了他的大师级水平。
为什么非要有战争呢?不论是正义或非义，一切战争的进行与结果都是血腥、残忍、灭绝人性的。当人类为了某种利益或为了满足内心的某种欲望，他们挑起了一次又一次战争。在血溅兵刃和炮火冲天中，无辜的生命被屠杀，平静的生活被打破，美丽的家园被支离，我们的国土被践踏，被蹂躏!战争就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昂然穿行于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里它都散布下仇恨的阴影，看到这种毒蛇就应该在它滋生前扼杀。
在《战争与和平》中，作者充分的写出了因为战争而受苦受难的俄国百姓的生活。充分的写出了大家对作战争的厌恶。然而，战争的残酷和现实性令他们无可选择;战争的戏剧性又令他们时喜时悲。
可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和平年代里的我们无须牵挂流弹的侵袭，警报的骤鸣，然而和平年代里依然有着硝烟的火药味，例如，当代大学生毕业时面临的种种竟争压力；已介不惑之年的成年人所惮忌的企业亏损下岗问题;永远作为世界焦点问题的地球环境污染，还有生态平衡的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正日趋衰老、颓败;还有世界局部地区依旧进行的局部战争。
于是，在和平年代里我们依然期盼和平，呼唤和平，维护和平。爱自己的同时也去爱这世界，爱这人间，尽管生活有时会欺骗你。
虽然和平的年代不需要让我们为战争牺牲，但那从无数牺牲中总结出来的不变的意志与信念是万万不能由我们来放弃的。只有把握住自己的理想与目标，凭借坚强的意志奋斗、拼搏、才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才能理直气壮的对自己说：“我成功了!”
当然，有机会的话我将尽可能地多读一些关于战争的书，也许会读出更多战争的其它意义。为了更好地在这和平的国度里生活，但愿人人都热爱生活，热爱和平!
第五篇：第三章 再现战争的艺术画卷(
第三章 再现战争的艺术画卷
一、战争文化规范与小说创作：
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在50年代以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通过几十年的战争才建立起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1949年以后宣传现代革命史的重要内容，马背上的英雄也成了时代的骄子。新生的政权理所当然地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要求作家们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点来反映中国现代战争史，并通过艺术形象向读者宣传、普及有关新政权从形成到建立的历史知识。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直截了当地呼吁作家：“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周扬认为，只有这样写战争历史，才算达到了黑格尔所说的，站在“时代思想水平”上了。周扬的话流露出当时的文艺界官员对未来中国文学创作走向的设计：描写战争，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表现历史的本质的发展（即黑格尔的所谓“时代思想水平”）。1949年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候，一切新的生活都刚刚开始，唯一与新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历史，就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胜利了的昨天的战争。
战争小说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解放区，主要是军队里的随军记者和部队文艺工作者，也有个别作家直接担任过军队的指挥工作。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也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他们特殊的文学创作风格。他们的出现不仅充实了新文学以来的作家队伍，同时还改变了新文学的传统格局：他们除了自身的战争生活经验以外，还带来了把他们滋养成作家的战争文化的背景。也就是说，他们在战争文化背景下不仅获得了有关战争的知识，而且获得了认识战争和表现战争的美学观念。五六十年代，由于中国政府一直卷入了支持邻国反对美国军事干涉的战争，同时东西方冷战、中苏意识形态的论战、以及当时流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解放全人类”的思想观念的影响，都促使了战争文化传统在中国和平建设时期不但没有失去生命力，反而更加深刻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意识中，不但支配了作家们的创作过程，也支配了大多数读者的审美接受过程。战争文化规范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把这一题材牢牢地置于固定的审美模式之下，虽然十多年来战争小说在数量与篇幅上不断有增长的趋势，但从艺术多样化的要求来衡量，却很少突破英雄主义基调和人物程式化的模式。描写战争而回避了对生命的直接的感性的体验，不能从战争中生命力的高扬、辉煌和毁灭过程里把握它的美感，那么，充其量只能起到普及军事知识和历史知识的宣传教育作用，很难在审美意义上产生真正的力量。
战争文化规范下的审美模式，也是在创作实践和不断开展文艺批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保卫延安》只是反映了这种文艺实践所达到的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之前或之后，也一直有不少战争小说的作者都试图对这样一种审美模式有新的突破和新的探索。比如，革命军队里的战士身上有没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能不能描写军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私人感情？能不能打破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艺术模式写出反面人物的复杂精神世界？能不能暴露军队里的阴暗面？能不能写战争给人的精神和命运带来永远的创伤？„„这些领域的问题，在《红日》这样曾经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作品中，也作过可贵的探索，但直到8 0年代以后才被一批军人作家逐一实现，并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收获。在50年代的文化环境里，这样的艺术探索，哪怕是极为微弱的探索，都会遭到无情的批评和否定。今天还值得一提的是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作品以志愿军侦察兵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生活为背景，通过新兵王应洪与老侦察班长王顺以及纯洁热情的朝鲜姑娘金圣姬的故事，从志愿军士兵之间的感情写到军人与朝鲜姑娘的男女之情，在“友情”和“爱情”两个层面上探讨了个人幸福与战争的关系，部队纪律与个人情感的关系，在当时文学创作普遍不重视人物心理，特别是完全忽视个人感情的氛围下，更显得特立独行。小说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上也别开生面，它正面描写侦察员在洼地上与敌人战斗的场面，完全摒弃了英雄传奇的成分，同时在战斗过程中不断地插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将各种心理变化都无遗地展示出来。这是一部打上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印记的作品。但正因为它的艺术追求不符合当时的战争文化规范，也因为胡风冤案的株连，所以小说一面世就遭到无情的否定。
二、战争小说的巨构性探索：吴强《红日》
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4 在用艺术形式表现重大战役方面作了较好的探索。它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情节的发展主线，体现出作者对现实战争小说的“史诗性”的艺术追求，即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出战争的独特魅力。这三次战役中，解放军有败有胜，各具特点，作家的描写也有略有详，各有侧重，在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体现了其在小说结构上的匠心。作品采用先抑后扬的方法，先以涟水撤退来表现当时国共双方力量的悬殊和解放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发生于1946年底的涟水战役，以国民党军队攻占涟水，解放军因伤亡惨重而被迫撤退而结束。涟水撤退在整个国共军事冲突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但作家将它一开始就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悬念和吸引力，使后面战事的发展成为读者共同关心的焦点。而且，作家通过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既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山东战场上力量的强弱对比，为解放军的最终胜利造成强烈对比，以说明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同时也为进一步刻划国共双方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作了很好的铺垫。作家一开始就把解放军放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之中，这样的结构布局在当时习惯于描写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文学作品中显得独特而又真实，体现出这位战争小说作家在当时的时代共名下对表现现代战争的独到眼光。然后，作品再以莱芜大捷的胜利作为过渡，最后以集中描写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达到高潮，三次战役虽有主有次，却浑然一体，作家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形象地完成了对时代共名的印证和阐述：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艰难曲折，经过了无数的牺牲，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红日》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在应和时代共名的同时，小说在战争观念和小说美学上体现出来的创新性和探索性。首先，以宏大的现代战争场面的描绘替代传统战争小说中的传奇性故事。其次，小说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丰富性有较好的刻画，突破了当时同类创作中存在的局限。第三，小说在战争与和平场赴的相互对照、转换的描写中，既在叙述上体现了适度的节奏感，又在战争观念上隐含了对时代共名的某些偏离。
三、战争小说的传奇性：曲波《林海雪原》
《林海雪原》同样是一部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来表现战争的成功之作。这当然不是说，它已经摆脱、或者突破了当时战争小说的一般审美模式，相反，它正是以塑造出一批流传广泛的英雄人物形象为成功标志，以截然分明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来构造布局，以宣扬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为创作基调。这也不是说，它在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方面获得了完全成功，相反，小说有许多缺点都与它的民间叙事特点与生俱来，比如过于夸张和煽情的描写，过于陈旧的表现英雄人物的模式，特别是对小分队的指挥员少剑波的描写，作家浪漫得过了头，竟按照旧小说的“儒将”形象来刻画：少剑波不仅会指挥打仗，还会写浪漫主义的诗歌，而且在诗歌里自称“少帅”，为了成全“英雄美人”的传统理想模式，作家还特地配置了一个美丽多情的女卫生员。故事当然很好看，但从“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的现代审美理想来衡量，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林海雪原》仍然给普通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阅读快感，它在浪漫传奇的审美趣味上统一了战争小说的一般艺术特点，使原来比较刻板、僵硬的创作模式融化在民间的趣味下。如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是《林海雪原》的一大特色，但与一般的战争小说相比，虽然作家在表现剿匪小分队战士的英雄特征时也注意到了所谓“阶级本质”等程式，但在人物性格配置上又受到了民间传统小说的“五虎将”模式这一隐形结构的支配。自从传统小说《三国演义》首设“五虎将”模式以后，五种性格构成的主要英雄人物常常是古典武侠小说的基本人物模式，《林海雪原》也不自觉地套用了这“五虎将”的结构。“五虎”之首当然是忠诚（政治方面）勇毅（个性方面）双全的少剑波；依次是骁勇威猛、谋略不足的刘勋苍，胆识过人、百战百胜的杨子荣，身怀绝技、粗俗诙谐的栾超家，忠厚老实、刻苦耐劳的“长腿”孙达得。“五虎将”当然都是英雄人物，每个人物身上突出一种主要性格，有的是忠，有的是勇，有的是谋，有的是技（才），有的是德，等等，有主有次，互为衬照。那时还没有流行文化大革命中“样板戏”的所谓“三突出”创作原则，“五虎将”模式往往使每个人物都有独立的经历和故事。如刘勋苍猛擒刁占一，袭击虎狼窝，活捉许大马棒等一系列故事，突出了他的“勇猛”；杨子荣从智捉小炉匠到化装土匪里应外合智取威虎山，突出了他的“智勇”；而栾超家作为攀山能手，则在飞越绝壁，出奇制胜上突出了“绝技”„„英雄个个性格鲜明，传奇经历也不重复，以致读者读罢掩卷，脑子里留下了个个鲜活的印象。因为是明显借鉴了民间小说的传奇手法，所以读者也不会在真实性上过于苛求，完全能够接受这样的艺术处理。
在结构布局上，《林海雪原》也带有比较明显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而且在传奇的意义上更加夸张了所谓“好人特别的好，坏人特别的坏”的模式，恰如小说里漂亮多情的女卫生员白茹与丑陋淫乱的女土匪蝴蝶迷的对照。但由于传奇作品本身所追求情节的曲折生动与故事的浪漫夸张的传统，正反两方的强烈对比反而强化了这种艺术效果。如围绕着奇袭奶头山的战斗一波三折：作品一开始通过渲染土匪许大马棒血洗杉岚站的悲剧，使作品沉浸在压抑悲痛的气氛之中。紧接着杨子荣智捉小炉匠，刘勋苍猛擒刁占一，虽给急于报仇的小分队带来了希望，可奶头山险恶的山势却又使大家一愁莫展，而久居深山的蘑菇老人的指点和林业工人出身的栾超家的攀援本领，使故事情节急转直下，小分队犹如从天而降的天兵，战斗激烈而痛快。围绕着智取威虎山的战斗，情节发展则更加扑朔迷离：从刘勋苍活捉“一撮毛”，杨子荣冒充许大马棒的饲马副官，以缴获的联络图为见面礼，单枪匹马闯进威虎山，到少剑波率领小分队在夹皮沟发动群众，一切都有惊无险。但天有不测风云，由于火车遭到伏击，小炉匠乘乱逃走，情况万分危急。杨子荣却临危不惧，处惊不变，巧施离间计，终于化险为夷。作品这种节外生枝，险象环生的故事处理方法，与民间说书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故事大起大落，情节大开大阖，人物大忠大奸，情绪大悲大喜，把艺术各种要素都推向极致，反而产生了引人入胜的魅力。
四、战争小说与人性美：茹志鹃《百合花》 茹志鹃是50年代少数几个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描写战争的作家之一。短小斧致的结构与细腻独特的视角浑然而一体，体现出这位女性作家独有的明朗秀丽风格。这位在1943年参加新四军部队文工团的女作家，对战争的关怀和理解都别具一格，她似乎并不在意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进退胜败，而专注于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
短篇小说《百合花》写作于1958年初春，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作家知识分子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作家本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相比之下，战争硝烟之中的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
《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作家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因此，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通过生活的侧面写生活中的普通人，写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这是茹志鹃一生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百合花》是她早期作品，虽然写的是战争，却已经包含了刻画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的美学追求。那两个连名字也没有的小通讯员和农村新媳妇都是这样的普通人。在当时提倡写“英雄人物”的战争文化背景下，茹志鹃有意识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写成“英雄”，或者说是不把他们当作“英雄人物”来写，这是与她对“英雄”艺术形象的认识直接相关。在她的眼里，英雄应该与平常的人是一样的，战斗英雄只有在战斗时才是英雄，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就是平常的人，也会脸红，也会带有女孩儿的忸怩姿态，他们所谈的也只不过是些家常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通讯员也可以说是一位英雄。由于作家避开了战斗场面，她就不用去写他的英雄行为，而只是写他平常的一面。她还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必须是能够站立得起来的艺术形象，然后才谈得上是不是“英雄”.如果把小通讯员当作“英雄”来写，那就得写他的英雄事迹，突出他在战场上勇猛的一面，小说叙事者只能与“英雄”的同行，不断发现他的优秀品质，也只能成为“唱颂歌、受教育”的机会，而且，按当时审美习惯，作家是不可以让新媳妇随便笑话“英雄”的，虽然“英雄”可能有暂时的失败（如借不到被子），但受到嘲笑却会有损于“英雄”形象。所以，作家有意回避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而不受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所左右，这正是茹志鹃的可贵之处。
由于作家摆脱了“英雄”概念的束缚，小说里的主要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感都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现。小说主要刻画的是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圣洁感情，但两者之间穿针引线的是小说叙事人“我”.这篇小说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就是女性视角，即“我”是个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一开始就写在战争爆发前，因为“我”是女性，才被团长安排到前沿包扎所，才引出了小通讯员的护送。小通讯员是个刚参军一年，只有十九岁的农村青年，质朴憨厚、不善言辞，特别怯于与异性的交往。为了突出他的后一特点，作者用较大篇幅描写了他与“我”和新媳妇两位女性的关系。在小通讯员送“我”去包扎所的路上，是初步展示小通讯员的性格的重要阶段。作者有意地把这段行军路程安排在白天而不是夜晚，安排在总攻之前而不是炮声呼啸的战斗之中，使得小通讯员不愿与女性接近的个性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微微有些女性特有的撒娇，如走不动路啦，主动与小通讯员认老乡啦，甚至带有挑衅性地问他娶媳妇没有等等，表现出一种战争年代思想感情开放的新女性特有的“泼辣”，以反衬小通讯员的外表腼腆淳朴和内心荡漾着对女性的喜悦。小说写了这么一个情节：小通讯员完成了任务（护送“我”与借被子）后要回团部，他对这次与女性接触的经历充满兴奋和感激。善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是这篇小说常为人称道的艺术特色，但这篇小说在叙事上的特色却很少被注意到。从结构上说，两个主人公是被言说者，他们的心理世界是通过叙事者“我”的眼睛看出来或感受到的，所以“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小说前三分之一是写“我”眼睛里的小通讯员形象，中间三分之一还是写“我”眼中的通讯员和新媳妇，而他们俩唯一的一次单独接触则完全被虚写，读者并不知道新媳妇对通讯员的真实态度。直到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小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的感情才汹涌澎湃地爆发。但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感到突兀，似乎只有这样表现才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这种读者心理上的逻辑，却是由“我”来完成的。小说写了一个小通讯员衣服被挂破的细节，这个细节先是出现在“我”的眼睛里：“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而新媳妇对那个破口子有什么想法并没有正面表达。可是当通讯员的尸体出现时，新媳妇正是从那破口子上认出了他。这以后，“我”反而退到了很不重要的位置上，重彩放在描写新媳妇缝衣服上面。这似乎是一个暗示：“我”眼中看到通讯员肩上的破口子而引起的“后悔”，也就是新媳妇心里的“后悔”，表面上叙事人在写自己对小通讯员的感想，其实是暗示了新媳妇的内心世界。虽然小说没有正面写新媳妇对通讯员的心里感觉，但叙事人的心理活动却处处起到了借代的修辞作用。以此类推，小说前三分之一写“我”眼中的小通讯员，也不仅仅是一般的介绍人物，而是通过“我”对小通讯员的接触方式和感想，读者可以联想到小说虚写的那个新媳妇与小通讯员初次接触的场面以及新媳妇对他的感想，有了这种借代作用，才会有新媳妇一出场时“笑个不停”的暗示。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表达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感情交流，显得含蓄优美，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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