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文化研究论文

第一篇：艺术文化研究论文

“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复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国民教育”和“人民精神”建设的问题。“人生艺术化”作为中国现代美学所提出的以艺术精神来建设国民人格和心灵的独特道路，在今天，仍有其合理和重要的意义。其所倡导的诗性之路在今天对于人格建设具有重要启迪。同时，我们又完全有必要将其诗性之维与现实的历史实践、社会改造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只有将改造外部世界的历史实践和发展塑造自我的主体进程相统一，人才能真正在历史实践的必然性中获得主体生命的自由性，从而达成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理想。为此，我们也只有将对人的精神与心灵的美学追求真正包容在人的现实实践中，我们才可能真正成就生命的艺术化与人生的诗意化。此时，不管是科学化，还是艺术化，都不再是人性的分裂，而是生命在其本真境界中向着自身人性的圆成，是生命与生命、生命与世界的诗意共舞。因此，真正的诗性超越既是审美的超越，也是现实的涅槃。

“人生艺术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文艺思想所提出的一个美学的、文学艺术的、也是文化的命题。所谓“人生艺术化”，也就是要以美的艺术精神来濡染人格与心灵，使人的整个生命境界成就为艺术般美丽而富有意义的诗性境界。

“人生艺术化”的核心精神源自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为学与做人》等文中率先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并将“生活的艺术化”的精神阐释为“无所为而为”的“趣味主义”精神，是“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喜欢做便做”。这种“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的境界梁启超将其誉为“趣味化艺术化”的境界。它的要旨是“责任”与“兴味”的统一，所谓“责任”是宇宙众生运化的大境界，“兴味”则是个体情感的激扬勃发。它倡导实践主体由情而动，有真性情，有大情怀，能将小我之兴味与众生宇宙之运化相融通，最终超越小我之成败得失而体会“无所为而为”的真生命创化之“春意”，从而使人生从烦闷至清凉，从平淡显灿烂。因此“生活的艺术化”非逃避责任，也非游戏人生，而是要求个体从生命最根本处建立纯粹的情感与人格，实现生命的大境界大价值，并从中体会到生命的美与意味。

“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与精神最早为朱光潜所承续。20世纪30年代初，朱光潜在《谈美》中专列了一节“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他较为集中而具体地发挥丰富了梁启超所提出的命题，并将其表述明确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提法日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逐渐定型为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朱光潜着重从艺术切入，强调艺术的精神就是“无所为而为”的审美精神，我们的学问、事业、人生都要像创造艺术品一样贯彻美的艺术精神。朱光潜对艺术的审美本质及其美感要素作了具体的阐释。他提出，“人生的艺术化”既是“人生的情趣化”，也是“人生的严肃主义”。

三四十年代，丰子恺、宗白华等也对“人生艺术化”命题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丰子恺提出了“真率人生”的命题，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白华则从意境出发对生命的自由诗境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阐释构建，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最为绚烂的华章之一。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是有自己孕生的历史语境的。一战结束后，1919年至1920年初，梁启超携学生赴欧主要国家20几个名城考察。梁启超本是中国现代较早主张文化开放的先驱者之一，他曾主张要对不同文化作无制限的输入。但是，这次欧洲之旅却使他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所潜藏的弊端，虽然他把中西文化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某种简单化的倾向，但他却极其敏锐且不无超前地提出了现代社会中精神文化与价值理想对于人类的意义问题，提出了情感与人格建设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问题。20年代，他以“趣味”为核心范畴，建构了“无所为而为”的趣味哲学与“生活的艺术化”理想。20年代至40年代，“人生艺术化”的理论得到当时文化界人士的热烈响应。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之时，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决定了这种美学与文化思想在当时不可能成为主流话语。直接投身到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更为有效而现实的道路。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路径，试图以民族和大众启蒙者的姿态来思考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答案。与梁启超一样，朱光潜、丰子恺、宗白华等也都是融通古今的饱学之士，同时也都有域外的经历，对西方文化有切身的体会。相对于国人，他们较早敏感到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所伴生的某些问题。他们所提出的“人生艺术化”的道路相对于当时的民族困境来看，不免过于高蹈，但这恰恰又是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真挚发言。而它的价值与意义在今天进一步彰显出来。

从人类的文化思想与历史实践看，对于人生的艺术化（性）追求并非只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化的专利。就其主导倾向与精神特征来区分，我以为其中大体呈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别。

第一类是对生活形式的艺术化（性）追求。主要是把艺术化理解为装饰性或新奇性。具体表现为对生活用品、生活环境及人体的艺术化装饰与修饰。如19世纪唯美派代表人物王尔德喜欢在自己的身体上装饰以向日葵，佩特则重视对日用器皿和居室环境的修饰。今天，对自己的头发、指甲、面部等身体各部位的修饰早已为人们所接受，而对生活用品、居住环境、购物环境等的艺术化追求也正成为一种能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情趣。“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类情趣的一种表现。这类艺术（审美）化追求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提升生活的品位与情趣，但其着眼点主要在生活的外形式上，对于形式的过分重视亦可能流衍为奢靡、颓废与媚俗。第二类是对生活技巧与社会关系的艺术化（性）追求。即把艺术化导衍为生存与生活的技巧，具体表现为生活方式、生存态度、人际关系等的处理艺术。如中国传统士大夫所推崇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生存方式与态度，实际上就隐含着处理现实关系的某种圆滑技巧。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本来应该是“学而优则仕”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是不能如愿的，这可能有多重原因。于是，士大夫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可进可退的，在某种情况下是明智的在某种情况下显然是圆滑的生存哲学。林语堂以“中等阶级生活”为基础的“生活的艺术”，以及种种所谓公关的艺术，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归于这个类别。这种艺术化化衍得当，确实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润泽，但过分重视则可能流为精神的退化。

这两种人生艺术化的理论倾向及其生活实践，严格说来是对生活中的局部艺术性要素的追求，而非人的整个生命境界与人格心灵的艺术化。

第三类则体现了对人格与心灵境界的艺术化追求，是人生艺术化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基本取向。这个艺术化就是人类对自我精神与人格之美的追求。这个艺术化的本质实际上隐含着的是对于美和艺术精神的理解与把握的问题。在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中，美与艺术的精神主要被阐释为以情感为根基、理想为品格的弘扬价值、追寻意义的诗性生命精神。这个精神包含了对真率、生动、热情、圆满、完整、和谐、秩序、创造、自由等品格的向往，要求超越粗鄙、麻木、虚伪的纯物质人生。

前两种艺术化可以说是艺术因素对生活的渗透与泛化，而最后一种则是艺术精神对生命与人格的提升，它要求从根本上改造人格境界与生命境界。它所选择的武器就是美的艺术，它所追求的境界就是生命的审美超越。

“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核心是要将人的人格与生命境界成就为艺术，即要使人的生命在美的自由升华中获得诗意提升与诗性实现。这种人生理想与精神旨趣在其孕生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容讳言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在严峻的民族战争中，光靠“人生艺术化”是不可能力挽民族于危亡的。但是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人生艺术化”命题所深蕴的诗性光芒，却具有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意义。

与艺术化相对的是科学化。艺术化代表了情感的、个性的、整一的、生动的、诗意的等创造模式。科学化代表了理性的、统一的、逻辑的、规整的、现实的等实践方式。在人类早期，我们并未严格区别艺术活动与科学活动的界限。理性的实用的活动中就蕴涵着艺术的审美的因素。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艺术与科学逐渐区别开来。这种界限尤其在现代性进程中日趋严格。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伴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也自然而然地促生了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穷究宇宙的奥秘，科学与美并非不可通约。穷极人生的究竟，伦理与美也非互不关联。完美的人的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一认识在康德、席勒的人本主义哲学与美学中已明确提出。康德认为以情为本质的审美判断力是沟通纯粹理性的知和实践理性的意的桥梁。席勒提出可以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使人实现从感受的受动状态到思维和意志的能动状态的转变，成为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相协调的自由完整的人。“人生艺术化”理论正是顺着这一理路而来的。当然它所针对的不仅是西方美学所主要批判的人性分裂问题，更基础的还是在民族困境中的人性麻木、自私庸俗的无情俗情问题。而在对后者的探讨中，它也警觉到科技文明发展所可能带来的与西方社会相似的现代性问题。由此，“人生艺术化”命题也把人格建设、人性完善的历史实践问题和人生意义、价值信仰的形上问题一并提到了现代中国人的面前。

强调真善美的统一及其在审美中的人性升华，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基本理想。梁启超创造了以情感对理性和道德的涵摄与超越来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趣味美本体，并由此出发建构了艺术化的理想生命境界。此后，朱光潜以情趣人生、丰子恺以真率人生、宗白华以自由人生的思想阐释与理论建构，各具特色地共同丰富了对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格心灵与人生境界的想像。真善美最终都指向一个终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宇宙真境、生命至境、艺术美境本无间隙。从梁启超到宗白华，“人生艺术化”追求的是感性与理性、情感与道德、个体与众生（宇宙）的统一与和谐。这种美的和谐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是个体的人，其核心是以情感为枢纽的人性的完善和人格的圆成。但其终极目标是超越个体的，既指向现实的社会，也指向人类及其生存的整个世界。它的道路就是精神人格的艺术化，并最终将手段转化为目的，使整个生命获得美的升华。

在资本利益、科技理性、大众文化的围合中，艺术超越与审美超越正重新成为人文知识分子所关注的人类追寻自由与解放的重要路径。在西方现代文化中，尼采较早提出了“世界的存在只有作为审美现象才是合理的”的审美主义原则。之后，海德格尔提出了人的诗意栖居的问题，福柯提出了生存美学的问题，由此进一步拓展了西方现代文化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美学反思。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启蒙主义与审美主义的重奏，它在启蒙主义的意义上是反封建反蒙昧性的，在审美主义的意义上则是反实用理性的。它是关注现实的，它要求生命有艺术一样激扬的热情、舒展的感性与崇高的意向；它又是超越的，它企望生命如艺术一般不执著于现实功利，而去追寻自我的意义与精神的自由。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条从精神上寻求解放与自由的道路。其宏扬的是一种远功利而入世的审美人生精神，追寻的是一种审美的超越。

第二篇：口译文化研究论文

摘 要：口译是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交流时必须和必然的手段，文化传达是口译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文化传达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指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异文化交流。口译实践中要进行有效的文化传达，必须注意交际中的共性文化，特别是共性礼仪文化，同时，还要注意每个民族和国家在宗教、饮食、肢体、数字等方面的独特文化。

关键词：口译；文化传达；实践

Abstract：Interpretation is a vital and necessary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mong nations.Cultural exchange，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interpretation，mainly refers to communic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among nations and peopl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Effective exchanges of cultures necessitate not only much attention to the shared cultures，especially the shared etiquettes，but also a good command of the unique cultural elements of a nation in such fields as religion，food，gestures and numbers.Key words：interpretation；cultural exchange；practice

不同国家和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要达到沟通，就必须有翻译。翻译，作为人类交往的一个必须与必然的手段，作为不同文化传播的媒体，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翻译无论是在书面翻译还是在口译方面，长期以来大多定义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也就是传统翻译的“转换—替换”模式。这种简单保守的翻译模式，虽然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语言本身的含义，但在翻译过程中容易忽略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无形造成了新的隔阂和新的文化障碍。最近，对于“中国龙”和“北京奥运吉祥物”翻译问题的争论，就极好地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忽视文化背景而给翻译带来的理解差异，也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和各国所存在的文化差异[1]。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特别是口译就是利用所学语言进行文化传播的桥梁。如果译者不能很好地理解交流双方的文化差异，交流的障碍就有可能因译者的原因而产生。本文将在概括阐述口译历史、异文化交流以及交际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外语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内容。

一、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内容

口译伴随着人类语言的出现而诞生。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甚至不同民族的人在进行交流和沟通时，除了手势等肢体语言外，大多需要翻译作为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在社会和民族因素相对单一的时代，翻译只需要表达基本的含义，达到简单的沟通就可以了。但社会的发展却使各国呈现出文化发展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各民族和国家由于出现不同的图腾崇拜，也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使世界各种文化信息同享，文化资源共享，促使民族的、国家的文化融入世界，融入到人类共同的文化信息之中。这两种倾向就要求我们在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活动时，既要遵照国际共同的文化规则行事，又要尊重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也是对口译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口译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关注，可以说口译工作的认可是和所谓的地球村、万维网的发展分不开的，也是和口译工作者所具有的双重文化素质分不开的。随着国际交流的发展，更显现出在国际交流中不同文化交流，即异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性。

异文化交流是文化的相互交流或者跨文化交际的通俗说法，是指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之间的交流[2]。在当今社会中，随着异文化接触的增加，因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产生的问题也同时在增多。在交流体系方面，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有不同的规则和规定，在与异文化进行接触时，有本国文化圈不能预想的“陷阱”。比如在某种文化圈内被认为是有礼貌的行为，在别的文化圈内则可能被认为是无礼的行为；善意表达的语言，因文化的不同，可能会被理解为侮辱性的语言；同样的耸肩动作，会因国家不同而表达不同的含义。

因此，没有对异文化的理解，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就不能真正进行有效的交流和交际。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文化，而单纯以本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交流的话，不仅会很难达到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目的，还很可能会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和摩擦。因此，国与国(也可指狭义上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要进行的相互理解的交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与文化的交流。而对于在不同文化交流中起桥梁作用的口译工作者，在口译过程中对这种异文化的理解和传达具有重要的作用。

口译中的文化传达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我国口译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局限于口译的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理论和授课方法的研究，忽视了对文化传达方面的研究。在近年的口译理论研究中，即使意识到了口译中文化传达研究的重要性，也大多因种种原因仅仅是一提而过，很少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近年来一直作为全国高校口译教材的《实用中日口译、即席翻译、同声传译》也只能看成是大量口译实例材料的汇编，而根本没有对口译理论，特别是口译中文化传达理论进行阐述。但在我国各外语专业的教学大纲中，都或多或少地阐述了文化传达在口译中的重要性，在《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对口译的教学目标阐述为“口译课要通过大量的汉译日、日译汉的听说实践，训练学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口译能力。同时还应注意提高学生的政策水平和涉外工作的能力”。对口译的教学要求阐述为“在无预先准备的情况下，能承担生活翻译；经过准备后，能胜任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翻译；忠实原意，语言表达流畅，并能区别各种不同的语感和说话人的心态”[3]。从该大纲的目标和要求可以看出，在口译过程中，对文化传达有明确的要求，也显示了文化传达在口译中的重要性。

二、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实践

口译工作者接受异文化的普遍形式是通过外国文学和历史来了解外国文化，但是文学和历史所反映的文化一方面范围有限，另一方面和现实的文化和社会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仅仅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学和历史的了解，也不能完全知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状。所以，口译工作者在口译实践的过程中，可以从国际交流中的共性文化(本文主要分析礼仪文化)和所学语言对象国的独特文化两个方面入手，来提高自己的异文化理解力。

1.共同礼仪文化的内涵

国际交流中共同文化主要是表现为外交活动中的礼仪文化。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是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从而使世界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另一方面是随着世界各国之间交流的加强，世界又表现出空前的统一化，各种局部的经济联合体以及战略伙伴关系出现，比如欧共体、上海峰会、ApEC等国际和地域组织也佐证了这种国际发展的趋势。当然，在各种国际交流中都有一定的行动规范，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所表现的共同礼仪文化，了解这种文化是外语口译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具体来说，共同礼仪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举止。在外交场合，举止是有很多规定的。在国际交流活动中，口译工作者应保持不卑不亢的举止和态度，具有较高的语言水准却因动作滑稽等引起他人注意的不是成功的翻译[6]。口译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让听众不太注意到译者的存在。除此之外，译者还应充分注意自己的站姿或坐姿的细节问题。在现代国际性会议和会见中，常用的会见礼仪是握手或拥抱，口译工作者，在自己了解该采用哪一种方式的基础上，也有告知自己的服务对象该用哪种礼仪的义务。②着装。在国际交流事务中，不同的场合对着装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在政治会谈或正式商务会谈时，通常是西装；在旅游兼商务的会谈中，可以是相对自由的便装；在多国文化交流的联欢活动中，可以穿自己的民族服装。译者应充分考虑自己服务对象的会谈性质和会谈内容，以便采取和与会者相符的着装方式。

③站位。在口译过程中，除会谈时的坐立翻译外，很多时候还要参加互赠礼品时的翻译，或者共餐时的翻译等。参加这些活动时，口译工作者的站位方式也很有讲究。比如在互赠礼品之后合影时，译者应该主动退后，这些看似小事却极为重要的站位方式直接关系着口译工作的成败。

虽然说国际交流的共同文化还是有分歧的，但是，任何文化规范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共同礼仪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践过程中，外语学习者或口译工作者应保持对它的敏感性，不断地学习和总结新出现的外交礼仪文化。

2.独特文化的基本内涵

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个体文化差别的内容主要包括宗教文化、饮食文化、肢体文化、数字文化等。

①宗教文化。国家和民族不同，所信仰的宗教也有所不同，在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各种社会纷争的今天，外语学习者和口译工作者应该详细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习惯，特别是某些禁忌习惯。比如，对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不能经常提及猪和猪肉，在信仰佛教的泰国不能摸小孩的头等等。如果不了解这些，不但不能进行很好的交流，甚至会在交流过程中因宗教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冲突。

②饮食文化。由于宗教不同或饮食习惯的差异，饮食文化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也显得非常重要，比如：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不吃猪肉和无鳞鱼，日本人不吃羊肉，东欧的很多国家不吃动物的内脏，阿拉伯国家做客不能喝酒等。外语学习者既要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的饮食习惯又要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有无因宗教信仰而忌讳的饮食。

③肢体文化。与人会谈时，我们一般用语言、声音和肢体语言三种方式进行沟通。有研究表明，沟通的55%是通过肢体语言进行的，38%是用声音完成的，只有7%是用语言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肢体语言在交流时的重要性。口译过程中，口译工作者除了注意自己的站位要适当、要保持良好的眼神、双手不要放到口袋里、双臂不要交叉在胸前、不要表现得懒散没有精神等常识性肢体语言外，还要根据所服务的对象来读解交流双方的肢体语言。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和民族不同，耸肩、树大拇指和微笑等所代表的意思也有所不同。译者只有在充分了解了所学语言国的这些肢体语言和肢体习惯后，才能在实践过程中更加准确地掌握双方所要表达的意思。

④数字文化。国家和民族不同，对数字的喜好也有很大不同，西方人认为“十三”和“星期五”是不吉利的，尤其是逢到十三日又是星期五的时候，最好不要举办任何活动。在日常工作中的编号，如门牌号、旅馆房号、楼层号、宴会桌次等，也尽量避开十三这个数字。其原因主要源于基督教传说，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为了贪图三十个银币，出卖了耶稣，结果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那天最后的晚餐上的第十三个人就是犹大，这天又是星期五，因此，人们将十三日又逢星期五的日子称为“黑色星期五”，有些人在这天会闭门不出，唯恐会出现不吉利的事情。日本和朝鲜、韩国以及中国人不喜欢“四”这个数字，因为在中文和日文以及韩语中，“四”的发音与“死”相近，因此，这些国家的医院里没有四号病房和病床。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大多会有赠送礼品、安排宴会桌次等活动，这时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数字禁忌，势必会引起一些不愉快，好事办成坏事。

除此之外，在个性文化中，还包括了色彩文化、图案文化等等，对于这种个别国家的独等文化，外语口译工作者除了可以和文学作品相结合进行解释外，还可以通过专题的方式来理解和思考。

三、结语

口译中文化传达的理论和实践才刚刚起步，只有在口译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才能真正实现口译中的文化传达。外语口译工作者不但要有很好的语言功底，还要对本国和所学对象语言国文化有的深刻理解。口译过程中忽视了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文化的传达，就会成为一种不完整的口译。

如今的世界，文化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可能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翻译特别是口译就是要越过社会文化差异的障碍，来进行跨文化的无障碍翻译，这是翻译工作者追求的最高境界，更有助于人们的相互理解，构建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陆永昌.翻译：不能再增文化障碍[J].译林，2006(3)：211-215.[2]锅仓健悦.异文化间入门[M].东京：丸善文库，1999.[3]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3-5.[4]高见泽孟.初めての日本语教育基本用语事典[M].东京：讲谈社.1997.[5].外国人との[M].东京：岩波新书，1996：194.[6]刘连娣.职业道德与翻译资格[J].上海翻译，2006(1)：74-77.

第三篇：口译文化研究论文

口译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口译是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交流时必须和必然的手段，文化传达是口译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文化传达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指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异文化交流。口译实践中要进行有效的文化传达，必须注意交际中的共性文化，特别是共性礼仪文化，同时，还要注意每个民族和国家在宗教、饮食、肢体、数字等方面的独特文化。

关键词：口译；文化传达；实践

Abstract

：Interpretationisavitalandnecessarymeansofcommunicationamongnations.culturalexchangeanindispensablepartofinterpretation，mainlyreferstocommunicationofdifferentculturesamongnationsandpeopleswithdifferentculturalbackgrounds.Effectiveexchangesofculturesnecessitatenotonlymuchattentiontothesharedculturesespeciallythesharedetiquettes，butalsoagoodcommandoftheuniqueculturalelementsofanationinsuchfieldsasreligion，food，gesturesandnumbers.keywords：interpretation；culturalexchange；practice

不同国家和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要达到沟通，就必须有翻译。翻译，作为人类交往的一个必须与必然的手段，作为不同文化传播的媒体，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翻译无论是在书面翻译还是在口译方面，长期以来大多定义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也就是传统翻译的“转换—替换”模式。这种简单保守的翻译模式，虽然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语言本身的含义，但在翻译过程中容易忽略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无形造成了新的隔阂和新的文化障碍。最近，对于“中国龙”和“北京奥运吉祥物”翻译问题的争论，就极好地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忽视文化背景而给翻译带来的理解差异，也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和各国所存在的文化差异[1]。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特别是口译就是利用所学语言进行文化传播的桥梁。如果译者不能很好地理解交流双方的文化差异，交流的障碍就有可能因译者的原因而产生。本文将在概括阐述口译历史、异文化交流以及交际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外语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内容。

一、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内容

口译伴随着人类语言的出现而诞生。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甚至不同民族的人在进行交流和沟通时，除了手势等肢体语言外，大多需要翻译作为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在社会和民族因素相对单一的时代，翻译只需要表达基本的含义，达到简单的沟通就可以了。但社会的发展却使各国呈现出文化发展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各民族和国家由于出现不同的图腾崇拜，也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使世界各种文化信息同享，文化资源共享，促使民族的、国家的文化融入世界，融入到人类共同的文化信息之中。这两种倾向就要求我们在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活动时，既要遵照国际共同的文化规则行事，又要尊重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也是对口译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口译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关注，可以说口译工作的认可是和所谓的地球村、万维网的发展分不开的，也是和口译工作者所具有的双重文化素质分不开的。随着国际交流的发展，更显现出在国际交流中不同文化交流，即异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性。

异文化交流是文化的相互交流或者跨文化交际的通俗说法，是指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之间的交流[2]。在当今社会中，随着异文化接触的增加，因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产生的问题也同时在增多。在交流体系方面，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有不同的规则和规定，在与异文化进行接触时，有本国文化圈不能预想的“陷阱”。比如在某种文化圈内被认为是有礼貌的行为，在别的文化圈内则可能被认为是无礼的行为；善意表达的语言，因文化的不同，可能会被理解为侮辱性的语言；同样的耸肩动作，会因国家不同而表达不同的含义。

因此，没有对异文化的理解，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就不能真正进行有效的交流和交际。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文化，而单纯以本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交流的话，不仅会很难达到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目的，还很可能会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和摩擦。因此，国与国之间要进行的相互理解的交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与文化的交流。而对于在不同文化交流中起桥梁作用的口译工作者，在口译过程中对这种异文化的理解和传达具有重要的作用。

口译中的文化传达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我国口译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局限于口译的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理论和授课方法的研究，忽视了对文化传达方面的研究。在近年的口译理论研究中，即使意识到了口译中文化传达研究的重要性，也大多因种种原因仅仅是一提而过，很少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近年来一直作为全国高校口译教材的《实用中日口译、即席翻译、同声传译》也只能看成是大量口译实例材料的汇编，而根本没有对口译理论，特别是口译中文化传达理论进行阐述。但在我国各外语专业的教学大纲中，都或多或少地阐述了文化传达在口译中的重要性，在《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对口译的教学目标阐述为“口译课要通过大量的汉译日、日译汉的听说实践，训练学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口译能力。同时还应注意提高学生的政策水平和涉外工作的能力”。对口译的教学要求阐述为“在无预先准备的情况下，能承担生活翻译；经过准备后，能胜任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翻译；忠实原意，语言表达流畅，并能区别各种不同的语感和说话人的心态”[3]。从该大纲的目标和要求可以看出，在口译过程中，对文化传达有明确的要求，也显示了文化传达在口译中的重要性。

二、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实践

口译工作者接受异文化的普遍形式是通过外国文学和历史来了解外国文化，但是文学和历史所反映的文化一方面范围有限，另一方面和现实的文化和社会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仅仅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学和历史的了解，也不能完全知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状。所以，口译工作者在口译实践的过程中，可以从国际交流中的共性文化和所学语言对象国的独特文化两个方面入手，来提高自己的异文化理解力。

1.共同礼仪文化的内涵

国际交流中共同文化主要是表现为外交活动中的礼仪文化。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是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从而使世界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另一方面是随着世界各国之间交流的加强，世界又表现出空前的统一化，各种局部的经济联合体以及战略伙伴关系出现，比如欧共体、上海峰会、APEc等国际和地域组织也佐证了这种国际发展的趋势。当然，在各种国际交流中都有一定的行动规范，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所表现的共同礼仪文化，了解这种文化是外语口译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具体来说，共同礼仪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举止。在外交场合，举止是有很多规定的。在国际交流活动中，口译工作者应保持不卑不亢的举止和态度，具有较高的语言水准却因动作滑稽等引起他人注意的不是成功的翻译[6]。口译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让听众不太注意到译者的存在。除此之外，译者还应充分注意自己的站姿或坐姿的细节问题。在现代国际性会议和会见中，常用的会见礼仪是握手或拥抱，口译工作者，在自己了解该采用哪一种方式的基础上，也有告知自己的服务对象该用哪种礼仪的义务。

②着装。在国际交流事务中，不同的场合对着装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在政治会谈或正式商务会谈时，通常是西装；在旅游兼商务的会谈中，可以是相对自由的便装；在多国文化交流的联欢活动中，可以穿自己的民族服装。译者应充分考虑自己服务对象的会谈性质和会谈内容，以便采取和与会者相符的着装方式。

③站位。在口译过程中，除会谈时的坐立翻译外，很多时候还要参加互赠礼品时的翻译，或者共餐时的翻译等。参加这些活动时，口译工作者的站位方式也很有讲究。比如在互赠礼品之后合影时，译者应该主动退后，这些看似小事却极为重要的站位方式直接关系着口译工作的成败。

虽然说国际交流的共同文化还是有分歧的，但是，任何文化规范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共同礼仪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践过程中，外语学习者或口译工作者应保持对它的敏感性，不断地学习和总结新出现的外交礼仪文化。

2.独特文化的基本内涵

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个体文化差别的内容主要包括宗教文化、饮食文化、肢体文化、数字文化等。

①宗教文化。国家和民族不同，所信仰的宗教也有所不同，在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各种社会纷争的今天，外语学习者和口译工作者应该详细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习惯，特别是某些禁忌习惯。比如，对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不能经常提及猪和猪肉，在信仰佛教的泰国不能摸小孩的头等等。如果不了解这些，不但不能进行很好的交流，甚至会在交流过程中因宗教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冲突。

②饮食文化。由于宗教不同或饮食习惯的差异，饮食文化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也显得非常重要，比如：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不吃猪肉和无鳞鱼，日本人不吃羊肉，东欧的很多国家不吃动物的内脏，阿拉伯国家做客不能喝酒等。外语学习者既要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的饮食习惯又要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有无因宗教信仰而忌讳的饮食。

③肢体文化。与人会谈时，我们一般用语言、声音和肢体语言三种方式进行沟通。有研究表明，沟通的55%是通过肢体语言进行的，38%是用声音完成的，只有7%是用语言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肢体语言在交流时的重要性。口译过程中，口译工作者除了注意自己的站位要适当、要保持良好的眼神、双手不要放到口袋里、双臂不要交叉在胸前、不要表现得懒散没有精神等常识性肢体语言外，还要根据所服务的对象来读解交流双方的肢体语言。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和民族不同，耸肩、树大拇指和微笑等所代表的意思也有所不同。译者只有在充分了解了所学语言国的这些肢体语言和肢体习惯后，才能在实践过程中更加准确地掌握双方所要表达的意思。

④数字文化。国家和民族不同，对数字的喜好也有很大不同，西方人认为“十三”和“星期五”是不吉利的，尤其是逢到十三日又是星期五的时候，最好不要举办任何活动。在日常工作中的编号，如门牌号、旅馆房号、楼层号、宴会桌次等，也尽量避开十三这个数字。其原因主要源于基督教传说，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为了贪图三十个银币，出卖了耶稣，结果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那天最后的晚餐上的第十三个人就是犹大，这天又是星期五，因此，人们将十三日又逢星期五的日子称为“黑色星期五”，有些人在这天会闭门不出，唯恐会出现不吉利的事情。日本和朝鲜、韩国以及中国人不喜欢“四”这个数字，因为在中文和日文以及韩语中，“四”的发音与“死”相近，因此，这些国家的医院里没有四号病房和病床。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大多会有赠送礼品、安排宴会桌次等活动，这时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数字禁忌，势必会引起一些不愉快，好事办成坏事。

除此之外，在个性文化中，还包括了色彩文化、图案文化等等，对于这种个别国家的独等文化，外语口译工作者除了可以和文学作品相结合进行解释外，还可以通过专题的方式来理解和思考。

三、结语

口译中文化传达的理论和实践才刚刚起步，只有在口译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才能真正实现口译中的文化传达。外语口译工作者不但要有很好的语言功底，还要对本国和所学对象语言国文化有的深刻理解。口译过程中忽视了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文化的传达，就会成为一种不完整的口译。

如今的世界，文化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可能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翻译特别是口译就是要越过社会文化差异的障碍，来进行跨文化的无障碍翻译，这是翻译工作者追求的最高境界，更有助于人们的相互理解，构建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陆永昌.翻译：不能再增文化障碍[j].译林，XX：211-215.[2]锅仓健悦.异文化间入门[m].东京：丸善文库，1999.[3]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3-5.[4]高见泽孟.初めての日本语教育基本用语事典[m].东京：讲谈社.1997.[5].外国人との[m].东京：岩波新书，1996：194.[6]刘连娣.职业道德与翻译资格[j].上海翻译，XX：74-77.

第四篇：文学翻译文化研究论文

关键字：译者 归化 异化 文化 内涵 语言 读者 翻译 传达

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 we do not hang together, we would be hanged together.”中，hang 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 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 Leahs to get

one 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奈达把语言文化的特征分为五类：Ecology（生态学）、Material Culture（物质文化）、Social Culture（社会文化）Religious（宗教文化）Linguistic

Culture（语言文化）[5]这显然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所以，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的因素也分别来自精神方面的思维的差异，与迥然的物质因素影响。

西方思维自苏格拉底开创思辩的方式起，惯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中国则偏重形象思维（此点在中西方文字形式的差别上可见一斑），加之迥然的历史及宗教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使得对于原文的理解难度加大。当然这种挑战更加针对译者，对读者来说，只能体会其洋味了，让读者充分的体味这种文化差异也正是翻译欣赏的目标之一。针对与较抽象的思维影响来说，物质因素对翻译欣赏的影响更加琐碎，更加具体。诸如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的物质化反映等几乎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和煦温暖的，代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有英译法为：

Hard it was to see each other--

harder still to part!

The east wind has no force，the hundred flowers wither.(INNES HERDAN)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part;

The east wind is too weak to revive flowers dead.(许渊冲)

（参见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

这种译法在西方人眼中无疑失去了那种淡淡幽怨之韵。因为缘于英国的地理位置，东风在英国人的眼中是凛冽的刺骨寒风，而西风采温煦、和暖。这样的直译扭曲了中文的文化意境。

英国诗人John Mansfield也有一首Ode to the West Wind

It’s a warm wind, the west wind, full of birds’ cries;

I never hear the west wind but tears are in my eyes，For it comes from the west lands, the old brown hill，And April’s in the west wind, and daffodils.（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

我每一次听到了西风，就不禁泪水哟盈眶。

因为它来自那西土，那苍老而暗黄的山峦，西风吹来了四月，也吹来了水仙。——余光中 译）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此译文中的西风无疑是个让人迷惑的意象, 与整诗抒情的怀乡基调不符，显得形容突兀。而在英国的文化环境下则恰到好处。

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翻译中一般有两种出路：即：归化策略（domesticating method）和以美国翻译论家Lawrence Venuti为代表的异化策略（foreignizing

method）。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是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在强势文化中较多采用这种方法。比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翻译理论中注重强调译者的创造。他最有影响的译作《中国》（Catchy，1915）不能严格的当作翻译作品来看待，因为译文中没能充分的传达中国的文化。蒲伯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时也大胆采用了归化的手法，应用了英国读者所熟悉的英雄双韵体，和18世纪英诗中常见的词汇。译文中归化的现象很多，有的恰到好处有的却有弄巧成拙之嫌。鉴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必要的语序上的归化是很必要的。比如：History

o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就要作必要的归化而译为“美国现代文学史”；同样中国俗语“情人眼中出西施”英译时就要调整语序以符合西语习俗，译成“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与归化相比，在中国当代翻译中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异化是指对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如上句中，“西施”这一文化内涵丰富的词（cultural

item）就被异化了。再如，英语中很多植物，尤其是花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如：金盏花虽然美丽却象征痛苦与悲哀。茉莉花在中国象征纯洁，入梦则没特别的指意，而在英国却象征一段浪漫的恋爱将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的归化将彻底遗失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只好采用注释的办法以指示(而非传达)“洋味”。

谈到我国的翻译史，异化与归化的例子都不鲜见。著名的傅东华的《飘》的译本采用的就是归化的手法，傅先生为了是文学作品深入大众，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上了中国传统的姓，译成了“郝思嘉”“白瑞德”……并解释说归化手法的“目的是忠实于全书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瓢》序）。严复译《天演论》论时，为了模仿中国史诗的风格故意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赫胥黎”。张友松、张振先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译本中，（第十七章）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I bet you can’t spell my name,” says I.“I bet you, what you dare I can,” says he.“All right,” says I, “go ahead.”

“George Jaxon—then now,” says he.最后一句被译为“荞麦的荞，自治的自，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这种翻译在当今自然不太可取，但也提供了归化翻译的例型。以色列的特拉维拉派的Evan-Z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认为强势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弱势多元系统内者多用异化或阻抗式翻译策略。[6]在英美这种强势文化系统内，归化翻译是一种强劲的流派，而在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归化却并不可取，容易造成读者的心理误解。有着悠久的自闭传统的中国是一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翻译大都以西方为中心，着力于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化，传达翻译的洋味。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内涵词语（cultural

items：即含有特定的文化典故、来源的词语）包括一些西方实物的象征性内涵（如：玫瑰一词原在西方文化下具有特定含义，后被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等。

具体的翻译实践走过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文本（含有原文化内涵）——译者——译者构造的文本（含被译者理解的文化内涵）——译者传达的文本（包括译者能够传达的文化内涵）——读者的接受（包括读者所能理解的内涵），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停泊在读者身上的，而文化翻译更是针对读者的。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7]

而翻译得成败只能有读者来校验。也就是说读者是所有以上的因素的综合衡量者。安德列·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是译文读者看得懂。理想的翻译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其中就包括文化效应。所以，文化效应的终点也是读者。由此可见，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文化传达更应该是以读者为第一优先考虑。

事实上，重视读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赛罗，在他的修辞三要素中就包括了听众，即：翻译工作中的读者。然而不同的读者会对同一原文的翻译做出不同的要求。精英读者（即：对原作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了解较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内涵的较专业读者）对文化阐释的要求很低，不经处理的文化知识也不会造成理解的障碍，而普通读者则会对译者的文化传达的处理提出较高的要求。王宁老师在97年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倡翻译要走出知识分子的局限，走进人民大众，实现后启蒙，使中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这无疑是倡议翻译的读者群要以普通人为中心，走出精英圈的内部交流的误区。这个倡议对翻译实践的文化传达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8]在检验的阶段无疑读者才具有最大的发言和评判的权力。校验的标准就是奈达的著名的“动态对等”或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是力争朝着“最高层次的对等”的靠近，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则是基本要求。这些对等都受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限制。当代读者反映论，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参与作用。在功能对等翻译中，译文受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在翻译道路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性的一环）。当读者理解一篇译文时，他们因受姚斯的

“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制约会不可避免的对应他们母语的用法或他们的本民族文化习惯的知识。所以，与其说译文的读者能否正确理解译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文化。所以，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即是归化还是异化就成了理解译文的文化内涵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都各有道理，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不能绝对的摈弃任何一方。总的说来，归化大都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为了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在文化传达上，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策略。但是，说到底在文化传达问题上的异化是为了最终使得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做到真正的归化，也就是说使读者把原语经译者所传达的异域视野经自身的文化视野过滤、对比、沉淀而后引起视野的从新定位，在对比中做到对自身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再认识，即在文化意义上的完成真正的归化。

第五篇：格萨尔说唱音乐艺术研究论文

一、如何评价音乐在《格萨尔》说唱艺术中的作用

建国以来，由于国家的重视和众多专家学者的长期努力，使举世闻名的史诗《格萨尔》的抢救、整理和研究等工作取得了惊人成就。但对作为该史诗主要艺术形式的音乐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却十分薄弱。

众所周知，在任何艺术作品中内容要起到主导作用，但其形式绝非可有可无，恰当完美的艺术形式能够把真、善、美的艺术内容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以致产生深刻而持久的社会作用。《格萨尔》音乐为传播这部史诗的基本内容起到了这样一种典型的巨大作用。

1、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如果说《格萨尔》的基本内容是该艺术的灵魂，那么音乐就是它的躯体或血肉，因此它们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格萨尔》文学唱词和音乐的语调风格、节奏规律和结构格式，不难看出它们都具有源于同一个地区文化艺术的明显特征，即都是由吸收和借鉴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西藏康区和牧区广为流传的山歌、牧歌和强盗歌的内容和形式而成。两者不仅语调风格完全相同，而且每句唱词的头尾两处各有一节拍的单词和中间有三个每节拍双字的节奏规律，同时它们又都是八字一句，四句一首的结构格式，说明音乐与史诗的渊源关系。在昌都山歌《林中的杜鹃》的一段藏语唱词唱

附图

门，第一门叫做宗教门，我强盗不入这一门，手中没有供品不开门。”诸如此类的各种唱词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很显然，这与《格萨尔》中的任何一种唱词完全相同。对《格萨尔》说唱音乐而言，由于说唱音乐与山歌、牧歌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它虽然没有直接吸收山歌、牧歌等音乐素材，但仍利用或吸收了该地区的其他传统民间音乐。如以昌都民歌《美酒献给好头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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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首《达岭大战》中一个名叫阿滚的牧养人所唱的人物专用唱腔——《牧养随风悦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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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对以上两首歌曲的基本艺术风格、音阶旋法、调式调性和节奏形态等进行比较研究，从中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两者不仅是同一个地区的姐妹艺术，而且还可看出它们在艺术实践中相互借鉴或吸收的渊源关系。这两首歌曲虽然在结构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美酒献给好头人》是八字一句，一句一首的较为原始的歌曲，而《牧养随风悦耳曲》是八字一句，四句一首的结构趋于完整的唱腔。但是两者间的这种差别正好说明了它们各自先后产生的历史年代以及彼此吸收、借鉴的基本传承情况；就音阶旋法和节奏形态等方面实际存在的共同特征的确清晰可见，一目了然，特别是调式、调性方面更是不谋而合地成为极其相同的歌曲。在《格萨尔》说唱音乐的旋律中，诸如此类的情形比比皆是。

2、丰富多彩的《格萨尔》音乐为传播和发展史诗的内容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人会问：“《格萨尔》音乐还有什么丰富可言，无论何种人物，不分男女，也不分人畜，更不分环境和感情的变化不都是使用那几首有限的唱腔曲调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根据史诗中的明文记载，《格萨尔》唱腔音乐本来丰富多彩，但它由于完全依靠原始的口传形式保存于民间，未能以文字形式一一记录下来，使其失去了众多的唱腔。而广大的民间仍保存着许多类似唱腔。根据近代许多“仲堪”(《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说唱表演，他们为了讲述更多更长的史诗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内容方面，对于音乐唱腔的使用还远远没有做到人物专曲专用的基本要求，因而发生各种人物共同使用几首唱腔的情形，但这绝非是《格萨尔》音乐的真实情况。根据目前这部史诗的所有说唱记载，都是为了更好地塑造和表现众多人物的艺术形象与思想感情，在每段重点唱段前不仅明确了唱腔的标题名称，而且有的人物对自己所使用的唱腔作出了种种解释或赞美。如在《霍尔岭大战》中，当格萨尔王从羌塘回到岭国时，蓝色的猎鹰在对国王的唱段中唱道：“我很想唱首《洁白的六声曲》，但我嘴角坚硬不能唱，现用首《猎鹰六声曲》唱出家中发生的诸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这一现象。如《赛马称王》全书共由56个唱段组成，其中以人物特定标题性专曲专用的唱腔就达36首之多；《霍尔岭大战》全书共由233个唱段组成，其中以人物特定标题性专曲专用的唱腔就有46首，等等。如果按此方法对《格萨尔》中的所有音乐唱腔进行统计，那么可以肯定《格萨尔》的音乐唱腔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数多量大，是一种十分庞大的曲调群体。关于不同人物所使用的特定标题性专曲专用的问题，在《格萨尔》中有了简略的说明。如在《达岭大战》中，岭国要人米琼唱道：“深明行道是**曲，大@①九声是咒师曲；母虎吼叫是官人曲，吉祥八宝是僧人曲；我唱喜鹊扬声曲。”反映了不同人物使用标题性专曲专用的习惯。另外，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每个主要人物又有众多特定标题性唱腔，而且为了表达不同的感情使其成为不同的种类。在《赛马称王》和《霍尔岭大战》中格萨王使用几十个不同种类的唱腔，如《大海盘绕古尔鲁曲》、《金刚古尔鲁曲》等是显示人物特殊地位的唱腔；《宛转的情曲》、《终生无变曲》、《吉祥八宝曲》是表现人物谈情说爱的曲种；《呼天唤地曲》、《呼神箭歌曲》是祀祭用的曲种；表现人物在大庭广众叙述实例的专用曲种有《大河慢流曲》、《欢聚江河慢流曲》、《高亢宛转曲》；表现人物战斗激情的专用曲种有《攻无不克的金刚自声曲》、《威镇大地曲》，等等。类似情况在《格萨尔》说唱艺术中处处可见。所有这些充分说明，音乐以其独有的艺术手段或功能塑造了众多不同人物的艺术形象，为史诗的内容增添了无比辉煌的光彩，为《格萨尔》的传播、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二、吐蕃时期民族古典音乐与《格萨尔》音乐的比较研究

《格萨尔》说唱音乐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标题化”民族曲艺说唱音乐艺术作品，这是它的特点之一。为了便于论述，首先简略地说明标题音乐的基本含义以及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纵观国内外民族音乐的发展历史，“标题音乐”这一专用名称出现于19世纪西方音乐大师们的作品中，它是主要用来说明器乐作品内容的一种体裁名称之一。每个乐章有一个小标题——这些标题就是为了提供或引导广大听众探索它们的内在含义。如以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为例，《到达乡间而引起的快感》为第一乐章、《溪边景色》为第二乐章、《大雷雨》为第四乐章。

在藏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中，虽没有见到标题音乐作品，但以种种专用标题作为歌曲特定名称来说明歌曲旋律所包含内容的声乐作品还是特别繁多，如《格萨尔》中所出现的音乐的标题名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关于民间音乐与民族音乐的关系问题，民间音乐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民族音乐是民间音乐的创新与发展，换句话说，民间音乐是民族音乐的根基，而民族音乐则源于民间音乐。《格萨尔》音乐是经过有人专门创作的民族说唱音乐。如果要问《格萨尔》音乐的这种特定标题名称又源于何处呢?对此只要对吐蕃时期民族古典音乐与《格萨尔》音乐进行比较研究，就可以找到其答案。

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30～797年)时期是藏族文化得到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据《西藏王统记》记载，787年建成桑耶寺时，从国王至臣民百姓每人都演唱一首歌曲，“国王赤松德赞唱《国王欢乐之歌曲》……王子牟尼赞普唱《人间明灯曲》，王子牟底赞普唱《雪狮傲相曲》，王后们唱《柔枝松石绿叶曲》……莲花生大师唱《威镇鬼神曲》……壮年的男子们唱《九座虎山重叠曲》，年轻的女子们唱《鲜艳的花环曲》……”《五部遗教》中还将当时所演唱的歌曲归纳分类成“4种咒师之曲、13种首领欢歌、9种天神之曲、5种人间之曲、13种龙神之曲，以及八瑞祥物婚礼曲”等共计45种民族古典音乐。因此藏族特定标题性声乐曲的历史特别悠久。众所周知的“古尔鲁”是吐蕃时期赞普们专用的一种诗歌艺术，据记载这种诗歌都配有音乐旋律，藏语中称其为“古尔鲁”，是藏族声乐的古典歌曲之一。在《格萨尔》说唱音乐中将《大海盘绕古尔鲁曲》和《金刚古尔鲁曲》等唱腔都作为格萨尔王所特有的唱腔，说明了藏族古典音乐与《格萨尔》音乐的传承关系。又比如莲花生大师在桑耶寺竣工大典上唱的《威镇鬼神曲》和王后们唱的《柔枝松石绿叶曲》与格萨尔大王的专用唱腔之一《威镇大众曲》和珠姆王后的专用曲之一《杜鹃六声曲》的基本形式、风格特色有着前后传承的渊源关系。遗憾的是这些民族古典音乐旋律未能流传后世，使今人无法听到民族古老音乐的优美动听的旋律。

三、《格萨尔》说唱音乐的艺术特色

《格萨尔》说唱音乐具有极其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强有力的艺术表现能力，而且显得特别概括与简练。这说明它的曲作者赋有很深的观察生活、表现生活以及以高度集中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艺术形象的本领。艺术要用形象来表现内容，这就是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殊手段。如果没有反映内容的形象，艺术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了。《格萨尔》说唱音乐在塑造众多人物的艺术形象方面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色。格萨尔王是该史诗中的第一英雄人物，如何在一首高度概括与简练的曲体中塑造这一英雄人物的基本形象呢?这对当时的曲作家们来说是一个难题。但是，那些无名的曲作家们早已以通观全局、高度概括、有所侧重的手法，即用最少的材料表现出最丰富的内容。如在格萨尔王的专用唱腔中，每当他与敌人面对面地进行生死搏斗时有几首唱腔，其中有一曲叫做《攻无不克的金刚自声曲》，该曲的基本旋律为：

附图

此曲的整个规模虽不大，但它简练而准确地塑造了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英雄人物形象。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到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首先从基本节奏中清楚地看出曲作者为它精心设计了一种具有巨大推动力的节奏，这种节奏为这首唱腔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因为节奏就是音乐的灵魂。这四句一首的唱腔中，每句头一拍的节奏极为突出地采用了一种既有强烈而独特的弹性，又能够暴发闪光的切分节奏，使它在全曲音乐旋律中仿佛起到勇往直前的推动作用。为了适应说唱音乐的特殊需要，音乐旋律特别流畅处 仅仅在十度音域之内(@②-@③)进行。当全曲使用特定的节拍，以进行曲的速度演唱的 时候，音乐像排山倒海、气吞山河般的气势显示出一幅幅气势磅礴的战斗图画，借助音 乐塑造出格萨尔王带领他的将士勇往直前的高大艺术形象。这首著名的音乐唱腔至今仍 在流传。

珠姆王后的专用唱腔中有一首充满情意、优美动听的唱腔，被称为《杜鹃六声曲》。此曲在《格萨尔》的众多女性人物唱腔中属于特别典型的唱腔之一，其基本旋律为：

附图

藏族认为杜鹃是春天的使者，是大地复苏、万物生长、春暖花开的季节，用表现春天的音乐旋律标题来描绘或塑造温柔多情、如花似玉的珠姆王后是非常适合的。每当人们听到这一水晶般透明闪光、充满情意、优美高雅的音乐旋律时，情不自禁地带到春光明媚的意境中，那动听的音乐旋律深深地打动着人们的心灵。这是一首五声音阶羽调式的唱腔，全曲仅在十度音域之内进行，它那流畅上口、回环曲折、乐句巧妙呼应的旋律，以及对终止音的变化处理，令人感到起落有序，表现出珠姆这一人物光彩夺目、绰约多姿的美丽形象。

四、抢救、整理和研究《格萨尔》音乐迫在眉睫

《格萨尔》说唱音乐在藏民族众多音乐种类中作为一个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庞大的曲调群体，在漫长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使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渐渐地走向衰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能歌善舞的古代藏民族，虽然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文化，但由于当时还没有一种能够适当记录音乐旋律的谱号或文字形式，使许多珍贵的民族传统音乐未能流传下来，今天已失传的吐蕃时期的众多古典音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格萨尔》说唱音乐虽然在广大民间以口传形式流传，唱腔的标题名称也完整无缺地出现在史诗之中，而它的许多唱腔曲调已渐渐地失传。

2、和平解放西藏以前，历代统治阶级对于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缺乏最起码的保护意识，许多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这也是《格萨尔》音乐厚古薄今的主要原因。

3、解放以后，国内外各种新的文化艺术不断传入我区，一方面极大地丰富和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新文化艺术的传入，使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受到了空前的撞击，享受现代文化艺术生活的藏族新一代对古老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减退，于是传统文化艺术“人死艺亡”的状况更加严重。

根据以上情况，对音乐遗产的抢救工作迫在眉睫。要想抢救、整理和研究《格萨尔》音乐，首先必须抓紧抓好音乐唱腔的抢救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整理和研究工作，否则它在史诗研究领域中仍将处于一种特别薄弱的环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特别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曾采取各种重大措施，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使史诗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果。但对这部史诗的整体艺术中具有重要价值的音乐的抢救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它的抢救工作既缺乏领导的足够重视，也缺乏应有的经费投入和专人负责管理等。如果这“三缺”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那么《格萨尔》音乐的抢救工作无疑将是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结语

根据本人长期搜集《格萨尔》说唱音乐的亲身体会，结合对史诗中有关音乐的分析研究，《格萨尔》音乐绝非是由东拼西凑、寥寥无几的少数曲调所组成的，它是一种属于特定标题性民族传统说唱音乐，即以独特的艺术形式，以人定曲、专曲专用的庞大的唱腔群体。它曾吸收或借鉴了吐蕃时期民族古典音乐，体现了藏民族在音乐方面所赋有的特殊才能和智慧。分析《格萨尔》音乐，其始终运用音乐固有的特殊功能，塑造出众多人物的艺术形象，为史诗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使这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充分显示出本民族艺术的特点，努力从事史诗《格萨尔》说唱音乐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口右牛

@②原字6下面.@③原字1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