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不满18岁”女性未成年被害人案件调研报告

第一篇：广东省“不满18岁”女性未成年被害人案件调研报告

女童遭受性侵害情况的调研报告

广东省妇联权益部部长

杨世强 广东省检察院公诉一处主任科员

王映

摘要：近年来，我省侵害未成年女性的刑事案件频发，社会危害严重，广受舆论关注。2012年初，省妇联与省检察院对此开展联合调研，调研组在对全省检察机关受理的此类案件样本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到茂名（重点针对农村留守女童）、深圳（重点针对流动女童、城市社区女童）两地基层进行实地调研，通过与基层工作人员座谈、剖析典型个案、走访被害人家属等形式，了解、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调研发现，在女童受侵害的刑事案件中，女童遭到性犯罪侵害的现象最为突出，占案件总数的75.34%，而且，其危害性和延续性较一般刑事犯罪案件更严重，对受害人及其家属后续的赔偿和救济也更困难。为使报告内容更加详实和准确，调研组在充分听取了基层意见的基础上，还召集省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对报告内容进行研究讨论，最终形成定稿。报告从心理、社会、家庭等层次对女童遭受性侵害的现状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同时对司法中存在的立法不完善、保护不到位、救济赔偿困难等问题予以揭示；最后从完善相关立法、加强预防和救助受害女童、严厉打击侵害女童犯罪行为等四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一、女童遭受性犯罪侵害的现状

1.近三年来遭受性犯罪侵害的女童人数多。

2008年至2011年6月期间，全省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涉及到“不满18岁”女童被害人案件共2267件2673人。其中涉及性侵害的案件高达1708件，占受理案件数的75.34%，排前列的分别为强奸、猥亵儿童、猥亵妇女、强迫、组织、引诱卖淫等性侵害案件。

2.受害女童中年龄不满14周岁的幼女多。

全省来看，女童被害人的年龄分布相对均匀，14岁以上人员比例略高。在2506名女童年被害人中，14周岁以上的1271人，占总人数的50.72%，而14周岁以下的1235人，占总人数的49.28%。

3.具有受害女童“熟人”身份的加害人多。

据调查数据，此类案件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属于“熟悉”关系的占65.74%。而属于“陌生”关系的占34.26%。侵害者包括邻里、朋友、同事、亲属、老师等，比如强奸案件，加害人与被害人存在主顾、客人和朋友关系的多；再如猥亵儿童案件，侵害者在多是邻里、亲属、老师等。

4.不满14周岁的受害幼女中在校学生多。

如茂名化州市检察院办理的此类案件中，未满14周岁的被害幼女占68%，而其中在校学生又占87%；深圳南山区检察院办理的此类案件中，未满14周岁的在校幼女学生占一半以上。

5.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地农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女童（外来务工人员或其女儿）受害者多。

如化州市此类案件中被害人，本地农村留守女童占94%，高州市院情况也类似；而在深圳宝安区，被害人是外来流动 人口的占88%。

6.20周岁以下和50周岁以上的加害人多。

性犯罪侵害女童案件中，加害人的年龄呈两极化分布，由50岁以上老年男性、20岁以下年轻男性作案的案件数量特别突出，年龄最小者14岁，最大者70岁，文化程度多为初中以下。

7.加害人以诱骗、胁迫手段作案，隐蔽性强且重发多发。加害人大多系受害女童的“熟人”，善于利用女童心智不成熟、缺乏分辨力、防范意识差的弱点，使用小恩小惠诱骗、施以轻微胁迫即可成功作案。尤其是，加害人以教师或家庭成员身份作掩护、有长期与被害人近距离接触的便利，不易引起社会、家长的警惕和防范，频频作案，被害女童由于敬畏心理，在遭受侵害时不敢反抗，事后往往也不敢及时告知他人或报警。

8.加害人作案的地点大多集中在被害人住所附近。茂名化州市、高州市、深圳市南山区统计的作案地点，在被害人住所附近的分别占52%、45.5%和40%；另外，将被害人带到宾馆酒店（化州，占31%）、出租屋和宿舍（宝安区，占42.55%）和郊外（高州，占36.4%）作案的，也比较多见。

9.女童遭侵害后的报案率低，还有不少加害人未得到惩处。

从妇联掌握和调研组走访调研反馈的情况看，女童遭受 性侵害后的及时报案率很低。不少女童遭受侵害后，或因年幼无知、或因耻于诉说、或因受到威胁，而不敢及时报案或告知他人；有的监护人在发现女童被侵害后，顾忌被害人及家庭名誉受损害，顾虑亲情关系或邻里、朋友关系受影响，或者受到加害方的胁迫利诱，往往宁愿私下了结也不及时报案。因此，还有不少加害人因为没有人报案、或者因为报案不及时未得到惩处。

10.受害女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维护，案结事难了。虽然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绝大多数被害女童的合法权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维护。一方面，案发后没有相应的机构或人员提供针对受害女童心理危机的心理干预和救济，同时在诉讼过程中也很容易发生“二次伤害”，为受害女童及家属提供的法律援助也不足；另一方面，受害女童及其家属基本未能得到加害人的经济赔偿，也难以获得其他途径的救济性补偿。因此，诉讼终结后，有些被害女童家属仍然不断上访申诉，案结事难了。

二、女童遭受性犯罪侵害的原因分析

1.从个体因素看，因生理心理发育的不成熟和一些生活的不良习气，女童容易成为性犯罪的侵害对象。由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大多数女童思想单纯幼稚，难以辨别他人行为的真实意图，也难以弄清自身行为的是与非，自我保护意识较差，轻信大人，容易受诱惑、被哄骗。例如，被告人杨某某以“我家有可爱的小狗”为诱惑，哄骗女童到家中猥亵多次，一直没有被发现。部分女童则因自身某些生活不良气，如饮酒、贪小便宜、贪嘴零食等，被人利用而成为性犯罪侵害对象。

2.从家庭因素看，家长无力监护或长期不尽监护职责，女童因没有得到家庭的庇护和教育而易遭侵害。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的受害女童的家庭监护都存在问题，由于家长无力监护或长期不尽监护职责，易导致女童因缺失家庭的教育庇护而受害。有两种情形比较典型：一是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孩子交给老人监护，甚至无人监护而遭到侵害；二是家长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又无委托临时代管人而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深圳南山区检察院的统计显示，家长监护不力导致案件发生的约占此类案件的四分之三；深圳宝安区院办理的此类案件中，有19件是加害人趁被害人无大人看管之机，将被害人骗至偏僻处猥亵。

除监护不力，家长疏于对女童的性知识、性安全和自我保护的教育，大部分受害女童缺乏对性侵害的最基本的分辨能力和防范意识，有部分女童在遭到侵害后仍不能辨识事情的性质和后果，甚至不懂如何向家长表达。3.从学校因素看，被害女童所在的学校几乎没有对女学生开展过防范性侵犯的专门教育，相关安保措施缺失。

实地调研中发现，茂名、深圳两地的学校大都缺乏对女学生的性知识和性安全专门教育，如深圳地区的公立学校大都在初中才对女学生进行性知识教育，而且缺失专门对女学生的性安全教育。但是，有相当部分受害女童是在小学教育、乃至幼儿园阶段遭到性侵害。两地公检法各机关与学校通过“法制进校园”、“法制副校长”等形式对学生所开展的法制教育，只是片面要求学生遵纪守法，没有防范性侵犯、性安全警示等加强学生自我保护的相关内容。

此外，部分学校、幼儿培训机构也缺失安全监管和安保措施。在幼儿园、拓展基地、农村分教点，甚至学校等教育培训机构内部发生过多宗性侵害儿童案。如陈某某利用其农村分教点教师身份猥亵了多名女学生；深圳市某幼儿园保安员荣某某则多次利用其保安员身份猥亵该幼儿园儿童；东莞市某拓展基地老师陈某某假借给学生做催眠试验，对多名儿童进行猥亵等。

4.从社会因素看，基层村居社区综治工作不到位，治安条件较差，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作案环境。

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某些社区，尤其是城中村地区，由于没有可临时托管孩子的机构，缺乏可供学生学习、娱乐、活动的公益场所，很多儿童只能选择在路边、工地、野外等 具有严重安全隐患的地方玩耍。这些社区的社会治安条件较差，监控有盲点，治安隐患多，使得这些地点和场所成为犯罪分子作案的高发地。在大量农民外出打工、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综治工作不到位，村居社会治安较差，对留守女童性侵犯的恶行不能得到及时发现、制止和惩治，易形成恶劣的示范效应。如茂名高州留守姐妹被村里恶人第一次闯入家中强奸后，犯罪分子还将其犯罪行为转告其他人，致使该姐妹又连续遭到多名加害人强奸，时间长达一年。

三、惩治性侵害女童犯罪行为的司法困境

1、取证难。

一是性犯罪案件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大多数只有加害人与被害人二人在场，一般没有目击证人；二是被害女童年龄小，不懂保全证据，有的孩子被侵害后及时洗清了加害人留在其身体上、衣物上的精液等证据，有的报案不及时，证据早已遗失；三是被害女童认知和表达能力欠缺，其陈述要么过于幼稚、叙述不清，要么表述过分成人化、易受质疑，证明力较低；四是不少被害人及其家属因顾虑名誉、二次伤害、加害人胁迫利诱等种种原因抵触调查，不愿配合取证，或者推翻原有陈述；五是加害人在庭审阶段时大多数翻供，百般辩解，拒不认罪。

2、保护难

一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即侦查取证、批捕起诉和法庭庭审等环节，对女童隐私权的保护措施相对欠缺，尤其是针对性侵害案件的被害女童。目前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缺乏保护女童被害人权益的配套措施或规章制度，司法人员身着制服、驾驶警车前往被害人的住所、学校取证的情况非常普遍，无形中使被害人的隐私被公布于众，使其处境更为恶劣；二是对被害女童的反复询问，给其造成“二次伤害”。有时，由于种种原因一次询问未能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者由于出庭的需要，对被害人进行反复询问，一次次地勾起被害人可怕的回忆，这无疑是对其的第二次伤害。

3、救济难

一是心理救济缺失。一般情况下，性侵害发生后，被害女童所受到的精神伤害远重于其身体所受伤害，但她们却不能获得及时的心理救济。因此，被害女童的心理创伤在案发后会不断加重，甚至长期走不出心理阴影。二是对被害女童的法律援助也同样缺失。目前，法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护较为全面，对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则十分薄弱，缺失专门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机制。因此，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被害女童及其家属难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家境困难请不起律师的被害女童，往 8 往因此失去最大程度获得经济赔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机会。

4、赔偿难

被害女童不仅身体受到伤害，精神损害也极为严重。但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刑事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实践中，被害人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赔偿的范围和数额都十分有限。调研发现，多数被告人及其家属因为没有赔偿能力、或者不愿意赔偿，使得身体上、物质上和精神上倍受伤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无法实现经济赔偿的诉求。

由于制度不健全，被害女童也难以获得来自国家的救济性补偿。大多数被害女童的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许多被害人家庭因案发陷入更大的困境，在得不到救济性补偿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威胁利诱而改口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妨碍司法公正，严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据深圳市院反映，深圳宝安区政府一年拨款三千万元，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救济基金，但因为缺少相关的启动机制，至今没有用于救济被害人。与此同时，有不少被害人及其家属，因诉讼过程漫长和赔偿困难而陷入困境，向妇联求助。

五、定性难

受害女童中，有相当部分是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加害人利用她们思想心理不成熟的弱点，以给予小额金钱、物品或其他好处相利诱，哄骗与其发生性关系，案发后则以嫖娼 行为辩解，极力否认是强奸行为以逃避刑事责任。由于刑法规定的强奸罪和嫖宿幼女罪互相矛盾，立法存在的冲突，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种情形的定性产生分歧，甚至难以定性，放纵犯罪行为，不利于保护被害人。

四、若干对策建议

1．建立针对女童被害人的刑事诉讼保护制度。未成年被害人有其特殊性，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受性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更需要特别的保护措施。建议借鉴现行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有关规定，出台保护受性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的可操作性文件，建立、完善相应保护制度。一是建立专门的女童被害人刑事犯罪案件办案组，由一定比例的女性侦查人员或检察官、法官组成，有利于化解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抵触情绪，更好地了解案情。二是在侦查、询问、审判过程中建立对被害人隐私权的特殊保护制度，如禁止泄露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身份情况，向被害人及其家属取证时应穿着便衣、不使用警车，在向被害人及其家属发送告知书等文书时注意不要写具体罪名等。三是建立取证的一次成像制度，尽可能在第一次制作笔录时就问清案情，并在制作笔录的同时进行录像，此后在各诉讼环节都尽量不再对被害人进行询问，如果在庭审时必须被害人作证的，应当安排录像作 证，从而避免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2.完善对被害人的救助机制。

一是加强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由于此类被害人及其家属大多生活比较困难，对法律了解不多，难以充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建议把对此类案件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作为原则规定，除被害人或其监护人不同意，或被害人及其监护人已另行聘请代理人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被害人的代理人，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帮助。在具体操作上，自立案起，可以由侦查机关指导被害人向提出法律援助申请，或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代理律师。二是建立心理援助制度。做好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心理的保护和疏导工作。建立司法机构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比如团委、妇联）的沟通和合作，在征得被害人及其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由相应司法机关通知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介入提供心理援助。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应安排专业人士，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工作方案，为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必要时进行心理辅导、治疗。三是完善对被害人的补偿和救济制度。建立、完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把受性侵害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国家补偿的重点对象，给予优先补偿。对被害人家庭经济困难的，由政府优先提供生活保障。四是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目前，实践中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有违上位法的规定，对于受到性侵害的当事人来说，更是不公平的。3．建设预防未成年人受侵害的综合预防体系。从社会、家庭、学校、社区的角度，开展综合治理，努力建立预防未成年人受性侵害的预防体系。一是加强社会宣传。面向社会，通过文艺表演、举办讲座、张贴宣传挂图等形式，大力宣传保护女童的法律规定，以及女童预防性侵害的注意事项、技巧，提升群众保护女童责任意识，增强女童自我保护能力。重视媒体、网络在宣传教育上的特殊优势，注意营造有利于保护女童的舆论氛围。发挥典型个案的示范教育作用，以案说法，增强宣传实效。媒体把保护女童免受性侵害纳入公益宣传内容。二是落实家庭监护。加强家长监护责任法制教育，强化家长监护意识。教授家长预防、判断子女受到性侵害的知识，以及保留证据的知识。通过家长，教育未成年人预防性侵害。建立、落实学校和家长的联系制度，密切关注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情况，及时掌握动态，提供必要帮助，不断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辨别是非、抵制诱惑的能力。留心孩子的变化，发现子女可能受到性侵害的及时报案。三是强化学校教育。把预防性侵害纳入教学内容，保障每学期不少于一课时。教育内容可区分不同年龄阶段，对幼儿园、小学以性安全警示教育为主；初中以上可以逐渐增加知识量，进行性知识和性安全教育。加强法制教育，预防未成年人间性侵害。四是完善社区保护。建立社区未成年人信息登记档案，制定相应的监护和帮助制度。建设 社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保障未成年人课外活动的安全健康。根据人口密集程度，在社区规划建设相应的公益性的公园、小型图书馆、球场、康乐室、绿色网吧等未成年人活动场所。

4．严厉打击对女童性侵害行为。

一是加大打击力度。对女童受性侵害案件作为重点督办案件，加快侵害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办理进度，做到快破、快审、快判。定期选取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布，起到警示作用。二是加强安全防范工作，在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和学校周边地区加强巡防。根据社区面积、人口密度，增设监控设备、保安岗亭、警务站等，提高社区治安监控力度，预防犯罪。多部门联动，重点整治学校周边、社区内非法经营的娱乐场所，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三是加强教育机构和工作人员管理。加强对各类培训教育机构的管理，尤其是对幼儿、托管机构的监管，对无资质的教育培训机构坚决予以取缔；对有资质但安保措施不达标的要及时予以整改。完善教育机构内部安全保卫制度，强化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管理，提高工作人员遵纪守法意识，减少对女童性侵害可能。

第二篇：关于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的调研分析

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他们所受到的伤害最大，既有经济上的，也有身体上的，更有精神上的。这些伤害有如阴云一样笼罩在他们的头上，久久而挥之不去。然而，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被害人的保护还远远及不上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保护，对被害人保护的缺失，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判决常常成为“一纸空文”，赔

偿屡屡遭遇空白，虽然刑诉法规定了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到的物质损失，有权提出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如果被告人没有履行判决的能力，或者因为冗长的司法程序导致被害人无法及时地获得赔偿，那么谁又能来维护脆弱的未成年被害人的应有权利呢？被害人因为遭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身体上受到严重的损伤，精神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经济上又陷于极度的困境，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维护他们的权益，那么社会的和谐必将因为这些矛盾的处理不当而被打破，必将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犯罪的种子，上访、报复、甚至是引发新的犯罪。被害人救助机制的缺失，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的再次的伤害。

一、相关数字分析：

2001年至2006年以来，石景山区检察院共受理了各类刑事案件3255件4809人，涉及的罪名分布较广，共有81个罪名，其中有被害人的案件，涉及的罪名包括以盗窃、故意伤害、抢劫、诈骗等罪名为主的共计29个罪名，涉及的案件数为2634件。有被害人的案件占受理的总案件数的80.83％。

以2006年为例，共计受理各类刑事案件633件974人（嫌疑人数），有被害人的案件数为449件620人（被害人数）。未成年人、女性、老年人作为被害人中的弱势群体，对他们的保护就显得更加的必要。2006年一年的时间，其中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有53件61人；

被害人为女性的有129件179人；被害人为老年人（以60周岁以上）的有12件15人。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占到有被害人的案件总数的11.8％，可见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的紧迫性。

二、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特点：

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抢劫、盗窃、伤害等罪名上，这三个罪名就占到了总数的66％，主要是侵财性犯罪，尤其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这一段正好处于保护的真空，未成年人由于年龄小，身体发育还不成熟，再加上现在生活好了，家长一般都会给孩子们买手机、mp3等贵重物品，这样一来，就给了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可乘之机，他们正是抓住了未成年人抵抗能力较弱，保护自己的意识薄弱的特点，对他们进行侵害，劫取财物。针对未成年女童的侵害也不可小视，犯罪分子主要抓住这些家长疏于防范，利用父母上班、外出，而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之机，用一些“小恩小惠”接近被害人，在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后，对她们实施猥亵、强奸等犯罪行为。针对未成年人的侵害，绝大多数时候，给被害人精神上带来的伤害远远比物质和身体上的伤害更为严重，主要表现为无法克服的恐惧、焦虑、抑郁、羞耻或者不信任等感受，长此以往，造成他们不愿意与人交往、接触，性格也由此变得孤僻和封闭，严重的会出现精神萎靡、举止失常、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也可能由此下降等等。

三、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主要侧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保护，而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相对薄弱，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存在诸多方面不完善之处，尤其是缺乏从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出发考虑特殊的保护措施。比如：

1、侦查取证过程中未成年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措施相对欠缺，尤其是针对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实践中，公安机关身着警服、驾驶警车前往被害人的住所、学校取证的情况非常普遍，无形中使被害人的隐私权被公布于众，还有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一次询问未能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对未成年被害人还要进行反复的询问，反复地重复着案情，一次次地勾起被害人可怕的回忆，这无疑是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而这再次的伤害在某种程度上说有可能远比第一次更严重。

2、我国目前尚未建立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机构，目前的法律法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护较为全面，而对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的保护却相对薄弱，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专业机构为未成年被害人进行法律帮助、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这使得未成年被害人尤其是那些家境困难请不起律师的被害人失去最大程度获得经济赔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机会。

3、通过司法程序获得的赔偿范围和数额十分有限，并且出现经常无法“兑现”的情况。相关法律规定，被害人只能就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和因身体伤害造成的损失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而对精神损害赔偿未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精神损害赔偿未被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被害人受到侵害后，不愿意到司法机关报案，选择忍气吞声；或者即使

报了案，为了能够得到侵害者较高数额的赔偿也往往会和侵害者“私了”，这都直接影响着对被害人保护的力度和打击犯罪的效果。

4、知情权和案件参与权被忽视，告权的过于简单和缺乏可操作性，不能使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及时获得案件进展的相关信息，严重影响着对他们合法权利的行使。

5、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国家救济制度不健全，相当多数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因为没有赔偿能力或者不愿意履行法院判决，使得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愿望落空，身体上、物质上和精神上本就倍受伤害的被害人，还不能获得经济上的赔偿，这样极易引发他们的敌对心理和绝望情绪，进而仇视社会，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是不相容的。

6、不负责任的媒体和个别办案人员对未成年被害人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不强，出于种种目的和原因，将被害人姓名等相关信息予以披露，严重侵害着他们的合法权益。

7、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相对缺乏，受到犯罪行为的伤害，有了心理问题，却又得不到及时正确、科学的，同时也是必要的心理咨询帮助，这极易使得他们的心理问题加剧，甚至形成心理疾病，因此，建议设立相关的心理咨询服务机构，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必要、科学的帮助，以促使受到伤害的被害人早日走出犯罪的阴影

四、措施设想

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地关注对刑事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护问题，而对于被害人的保护却重视不足。我们青少年维权部门，不应该仅仅把目光投放在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上，对那些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最深的被害人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以保障他们合法权益的实现。

相关研究表明，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很难愈合，所以就要通过专业人员的帮助，为他们提供一个倾诉和寻求帮助的机构。笔者认为，可以尝试着设立针对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救助咨询服务机构，在公、检、法、司、街道、高校等相关部门聘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为被害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同时开展心理辅导，以帮助他们度过人生中困难的时期。

针对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未成年被害人利益保护重视程度不足的情况，应该与侦察机关和有关部门一起协商，研究并制定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侦查询问规则、着装规范、警车警灯使用等规则，使得具体操作有章可循，避免出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再次伤害。

针对未成年被害人通过审判程序获得的赔偿数额和范围十分有限这个问题，可以积极筹集社会资金设立专门的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基金，对那些因犯罪受到伤害而又不能通过赔偿程序获得补偿的未成年被害人给予救助，以化解因赔偿问题而引发的矛盾。

加大对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相关媒体的监督力度，以减少不负责任的媒体和个别办案人员出于种种目的和原因，将被害人姓名等相关信息予以披露，严重侵害他们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

第三篇：婚姻家庭案件调研报告

婚姻家庭案件调研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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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婚姻家庭案件的妥善处理有利于有利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社会的安定及伦理道德的维护。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得婚姻家庭关系日益的复杂，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本调研报告以宜都法院近三年的审判实际为落脚点，总结婚姻家庭案件的特点和案件审理中面临的问题，分析相关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我院审理的婚姻家庭案件的特点

（一）案件数量大

表一 **-**年各类婚姻家庭案件结案情况统计表

略

婚姻家庭案件作为传统的民事案件，案件数量大，占我院民事案件的30%以上，向来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点。婚姻家庭类案件以离婚纠纷、抚养纠纷和赡养纠纷为主，特别是离婚案件，占到婚姻家庭案件的85%以上，案件数量居各类民事案件之首，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推动了婚姻道德观念的变化，离婚的社会认同度变高，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变小，一旦婚姻家庭生活中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离婚便成为很多人的必然的选择。赡养、抚养二类案件数量也有所上升，赡养案件由**年的8件，上升至**年的14件；抚养案件主要包括变更抚养关系和抚养费纠纷，由**年的10件上升到**年的18件。其他案件主要包括确认婚姻无效纠纷、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确认/解除收养关系纠纷等，案件数量维持在1-5件。

（二）案件调撤率高

表二 **-**年婚姻家庭案件调解、撤诉情况统计表

略

由于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性，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有着亲缘或血缘关系，但双方间的矛盾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因此，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更加注意运用调解的方法来解决此类纠纷，以求达到最好的社会效果。婚姻家庭纠纷通常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调解工作也相对容易开展，特别是离婚案件中，随着当事人思想观念的开放，双方通常能够以正常的心态对待离婚，财产的处理和子女抚养争议不大的情况下，通常都能达成调解。

（三）案件起诉人多为女性

略

近三年以来，我院受理的婚姻家庭类案件中，女性提起诉讼的占60%以上，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一方面反映了女性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性仍在婚姻家庭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四）离婚案件中判决离婚率抵，调解离婚率高

表三 **-**年离婚案件处理结果统计表

略

从我院近三年的离婚案件统计数据来看，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而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达到80%以上。为了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对于初次起诉离婚，没有达到法定的离婚条件，且有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的案件，法院一般都会判决维持婚姻关系，给双方当事人恢复感情的机会。但是，随着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观念的逐步开放，多数当事人面对离婚情绪相对平稳，容易接受调解并能够达成一致，和平分手。

二、婚姻家庭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证据不易取得，事实难以查清

由于婚姻家庭案件涉及男女间的婚姻及亲属间的血缘关系，矛盾常常积累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是一种持续的时间状态，双方当事人本是一家人，一家人在屋子里发生的事，不可能写什么字据，也不可能时时、事事让别人看到。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以外的人一般也不愿作证。当事人的家庭内部事务只有当事人本身最清楚，加上法律意识的欠缺，在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中当事人往往容易忽略证据的收集。如起诉离婚，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绝大多数只有结婚证一份，双方感情破裂与否，全凭当事人的陈述。在诉讼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使得法官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认定难以把握。另外，对于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过错行为，受害人取证也面临很多困难，许多当事人又不懂得如何收集证据、应该收集哪些证据，使得无过错方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支持。又如赡养纠纷案件中，被赡养人年龄普遍较高，文化水平低，作为弱势群体在举证能力受限的情况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仍然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使得赡养案件事实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当事人陈述，其他相关的书证和证人证言较少。

（二）缺席审理案件较多，案件执行困难

在我院**年判决结案的108件婚姻家庭案件中，缺席审理26件，缺席审判率为24.1%。的审判实践中，缺席审理主要有一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一方长期在外打工，不与家人联系，处于下落不明状态，采取公告送达而缺席开庭审理；二是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缺席审理。缺席审理过程中，仅有一方当事人到庭，法庭往往无法调查核实案件的真实情况。以离婚为例，仅凭原告的陈述和证据审理，难以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财产、子女等问题均难以查明，无法处理，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缺席审理的案件往往不能实际执行，特别缺席审理判决的赡养和抚养费纠纷，无法解决案件当事人的实际困难。

（三）连带问题多，情、理、法矛盾突出

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情即为感情，是基于人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抚养、赡养关系所产生的母子之情、夫妻之情、兄弟姐妹之情等这些人类特有的感情。自从有了婚姻家庭关系，情就一直在起着调整家庭成员间关系的作用。所谓理即依据民间的习惯和礼俗所认定的“是”与“非”，也就是伦理道德。法是经国家制定或认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行的规定人们之间权利义务的行为规范。正因为如此，婚姻家庭纠纷有别于其他民事纠纷，其中的权利和义务相对复杂，不能简单地以权威性的裁判来分清是非，或者即便分清是非，纠纷也不一定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甚至有时表面上的纠纷解决了，却带来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同时，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相对滞后，立法不完善，法律规定针对性较差，多是一些原则的规定，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考虑诸多的情理因素，以法律为依据，但从结果和过程两个方面来看注重合理性，要符合人情，加大了审判的难度。

（四）婚姻家庭案件中财产和债务处理困难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财产呈现出内容新、数额大、资来源复杂的特点。因各种形式而产生的债务都可能在婚姻家庭案件中产生，共同债务的认定处理也成为复杂的问题。离婚纠纷、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等案件中涉及财产债务处理的问题认定和处理通常比较困难。婚姻家庭案件中争议最多的财产是房屋，农村在老房宅基地基础上所建的房屋，一方父母或成年子女与其共同生活，离婚案件或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案外人中主张诉争房屋为家庭共同共有，要求参与不动产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夫妻共同财产不能一次性分割，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

离婚案件引起的债务纠纷中，哪些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找亲戚朋友所举债务没有借据的情况难以认定、一方在离婚时伪造债务以减少另一方在共同财产分割中的份额难以查清等问题也很常见。亲朋间的债务一般考虑“面子”一般不出具借条，当债务人的婚姻出现问题，这些债务人只能是补打借条。这种白条从证据认定角度来讲，债务人配偶一般否认债务的真实性，法院也不易认定，解决此种纠纷也变得很复杂。

除此之外，婚姻家庭纠纷还常常涉及彩礼的返还问题，彩礼在我国大部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实务中因彩礼引起的纠纷也不在小数。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未对彩礼定性，理论上和实践中也存在争议。《婚姻法》相关解释中仅规定了返还条件。即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其次关于返还的主体，因彩礼或者收受彩礼的主体有时不是婚姻的男女双方，可能是双方父母、亲友或媒妁的行为，那么一旦发生纠纷，谁来返还?最后关于诉讼时效如何把握，有的男女双方结婚多年子女也已出生，法律也未明确婚后多年彩礼可以不返还，故一旦离婚也会有一方提出返还的问题，这时到底如何返还，返还多少，实践中如何处理各有不同。

三、婚姻家庭案件审判中问题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对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引导

针对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诉讼能力差异大，社会影响大，收集证据困难的特殊性，在诉讼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引导十分必要。一方面，要强化庭前引导，做好释明工作，提高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了解举证责任，知晓证据不足的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对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必要证据，经其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后，凡符合条件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并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另外，在庭审过程中，适当的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确保庭审的效果。

（二）进一步强化婚姻家庭案件的调解工作

调解重情感，判决重规则，鉴于婚姻家庭纠纷人身性、道德性、情理性强的特点，调解对于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更具有优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将婚姻家庭纠纷纳入调解前置程序的框架，也是基于对婚姻家庭案件该种特殊性的考虑。庭前调解便于法官及时了解当事人的婚姻家庭情况，诉讼原因，是否有调解的希望，做到心中有数“对症下药”。婚姻家庭类案件的处理中，常常出现人情、道德与法律的交织，贯彻“能调则调，多调少判”的原则，往往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三）建立多元化调处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机制

婚姻家庭关系的人身性和社会性增加了这类案件的审理难度，同时也为这类纠纷的解决方式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在强化婚姻家庭案件诉讼调解的同时，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当事人和案件特点，广开调解渠道。如邀请当事人共同尊重、家庭成员中资历较深、威信较高的亲戚朋友参与调解；邀请当事人所在单位领导或妇联等基层组织、当事人所在乡镇社区办公人员或邻居协助调解；邀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乡镇基层组织、乡镇司法所积极参与调解。正对婚姻家庭案件建立专门的共建联调机制，通过各方力量，从根本上解决婚姻家庭中的冲突和矛盾。

（四）重视巡回审判，扩大案件社会效果

婚姻家庭案件审理涉及社会稳定和家庭伦理，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适宜公开审理的婚姻家庭纠纷，赡养纠纷开展巡回审判，除了能够方便群众，更能以案说法、以案释法、以案普法，扩大社会影响，真正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引导群众自觉履行义务，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和谐。）

第四篇：案件审理调研报告

提高案件审理工作的几点做法及建议

调研报告

作为调查处理违犯党纪政纪案件的必经程序、最后环节——案件审理工作，是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定性、处理及办案程序在调查结束后，所进行的审核工作。案件审理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对违纪人员的处分是否恰当。切实坚持案件审理制度可以保证案件质量，使所办案件经得起检验，对于正确执行纪律和维护纪律的严肃性，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谈一下案件审理工作中的问题及建议。

一、牢固树立做好案件审理工作意识

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工作，是对调查结束的违犯党的纪律和行政纪律的案件，所进行的审核处理工作，同时肩负着纪检监察机关内部监督的职能。特殊的工作特别要求审理人员，要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责任感。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秉公办案、不徇私情，敢于同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主观臆断，坚持调查研究，不偏听偏信，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要耐得住寂寞能坐、守得住关口有原则、有超凡的胆识敢斗争。因此审理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做好审理工作的意识，才能在原则面前能坚持、在压力面前不退缩、在委屈来时能承受。

一是深刻认识案件审理工作的重要性，增强案件审理工作的责任感。每一个案件审理工作人员，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从树立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高度，来认识案件审理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案件审理工作的责任感，用严格的审理、严肃的执纪保证案件质量，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健康发展。

二是有“四心”准备增强做好审理工作的自觉性。一要全心全意工作，对纪检监察事业有“热心”。有一句话说的好“你对工作以什么心情工作，也将回报给你什么心情。”带着不良情绪去工作，只会越做越乱越做越忙，如果对工作充满热情，带着愉快和信心去工作，必然收获多效率高。案件审理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阅卷和钻研法律、法规、政策等书面资料，没有十分的热情坐不住、看不进，觉得枯燥无味，必将“工”无所获，相反带着热心去做，弄懂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难题、处理一个案子，心情也会无比舒畅。二要扎扎实实工作，对审阅案卷有“耐心”。阅过案卷资料后能否对整个案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能否确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最终作出准确的定性、量纪，给予违纪人员以恰当的处理，全在一“看”之间，因此必须要耐心、细致注意点滴，寻找联系，解开一个个疙瘩，使案子变得清晰明了。三要公平公正的处理每一起违纪案件，充分体现一颗“公心”。每一起违纪案件从初查、立案、审理、审批等各个环节除正常的认识上偏差以外，可能或多或少的受到外界的非正常干扰，这就要求我们审理人员必须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精神，时刻保持公正的立场，不偏不倚的提出审理意见。四要心平气和工作，对违纪人员有“诚心”。即使是犯了错误也有自己的权利，不满或申辩、申诉作为审理人员必须切实保障他们的这种正当权利，与他们接触时要做到心平气和，认真做思想工作，坦诚与之交换意见，听取他们的申辩，消除查办处理与被处分人员之间的误会、矛盾，使他们深刻认识所犯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三是树立六种意识，努力提高案件审理工作水平。树立政治意识、加强党性锻炼、提升干好工作的思想深度，从审理工作的好坏关系、纪检监察工作是否有效的高度，增强做好审理工作的使命感。树立质量意识，提高依纪依法审理案件的工作水平。树立公正意识，从切实保障党员和监察对象的权利的角度，做好审理工作。树立政策意识，多学习、深探究，推进审理工作的规范化进程。树立监督意识，强化审理内部监督的职能作用，处理好复杂的“人”“事”关系，建立完善内部监督、协调机制。树立创新意识，不断开拓审理工作新思路，建立健全“乡案区审”工作制度，探索“公开审理”的工作方式。

二、深入把握案件审理工作核心

始终坚持把提高案件质量作为审理工作的核心和首要职责任务，并在案件审理的每一个环节，时刻想到这一点、时刻牢记这一点，既严肃惩处违纪行为，又注意保护广大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并在工作中重点把握三个方面、处理好三个关系，使查办的案件做到组织满意、各方认可。

一是坚持原则、秉公执纪。处理好严肃执纪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既不能因为查办了一批违纪的领导干部，使一个地区的工作处于瘫痪，也不能因为怕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对违纪违法行为置之不理。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能，就是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秉公执纪惩处违纪干部，警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的工作、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坚持原则，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从而有力的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贯彻落实，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

二是坚持依纪、依法办案，处理好严肃执纪与保护干部的关系。纪检监察机关担负着“教育、监督、惩处、保护”干部的职能，在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从而更有效的发挥案件查处的治本作用，对每一个案件的处理，都要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四”字办案基本要求，做到不偏、不错、不软、不过，使被处分人员吸取教训、受到教育。三是讲政治、顾大局，处理好严肃执纪与区别对待的关系。既保证严肃纪律的执行，又注重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给犯错误党员干部一个改错的机会，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好地为地方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案件审理工作职能，做到社会、政治和经济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稳步提高案件审理工作质量

围绕案件审理工作中心，贯彻落实各级案件审理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和工作中的不足，多措并举提高案件审理工作水平。

一是细心制定工作计划，不断推进案件审理工作。在认真学习上级纪委案件审理工作要点的基础上，必须突出特色突出工作重点，做到月月有计划、周周有总结、天天有进展。

二是更新观念，勇于实践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方法。纪检监察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案件审理工作很多时候必须循规蹈矩。但随着社会 的发展，法规的日益完善，公民的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对审理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增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创新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通过大胆探索实践，来提高审理工作水平。

三是加强对审理干部的管理。纪检监察干部要“公正无私、刚直不阿、不徇私情、敢于碰硬”，审理干部更应如此。因此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注重自我学习、自我提高，通过平时工作中的影响和锻炼，使审理干部具备“坐得住、能静心、严把关、有原则”的基本素养，自觉抵制利的诱惑，排除情的干扰、防止权的滥用、警惕丑的侵蚀、顶住势的压力，在审理案件时真正做到公心、公平、公正。

四是坚持审理工作制度。坚持“一案三审”制，保证“二十四”字方针的落实，确保案件质量。案件进入审理环节，首先确定一名主审人员进行“初审”，主要是针对案件材料，进行事实、证据的应证，初步定性量纪，其次是在审理室内进行“二审”，由其他人员向主审人提问，所提疑问全部解决后进入“三审”环节，由审理小组成员在一起讨论，互提疑虑、互解难题，最后提交纪委常委会。坚持“首诉必受有申必答”制度，认真办理申诉复查案件，切实保障申诉人权利。坚持“乡案区审”制度，加强对基层纪委的业务指导，提高基层纪委办案水平，确保整体案件质量。

四、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对进一步做好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近几年，审理工作在从上到下分外重视的大环境下，虽然取得了 一些成绩，审理工作人员也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锻炼和提高，业务能力不断增强，但力不从心的感觉仍时常侵扰着审理干部，原因是：

一、业务的专业性不够。纪检监察干部是行政干部中的一支特殊队伍，对专业的要求比其他部门要强的多，但很多纪检监察干部都是各行各业的半路“出家”。审理工作是纪检监察部门中业务性最强的一个科室，对审理干部来说，单纯的靠平时找书本进行学习，加上摸索状态的成长，总觉得系统性不够，不能进入审理工作的深层讨论研究，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工作效率不高，工作压力大，无形中使审理工作人员感到力不从心。审理室作为“纪委的法院”，不仅要代检察院公诉、代当事人申诉、代当事人律师辩诉，还要代合议庭做出最后的“判决”，综合性强、功能性强、专业性强。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没有缜密的思维、没有慎重的态度、没有坚持原则的勇气，是干不好审理工作的，这些都需要从学习中汲取。

二、工作中探索创新不够。纪检监察队伍不是一支专业化的队伍，探索创新必须有领导的高度重视，有各级审理人员的共同参与，而目前由于各级审理人员联系的缺乏，协作探讨不够，创新也就缺乏应有的动力，这就势必造成各级审理部门和审理人员，产生依赖思想，上边怎么说下边怎么做，争取完成任务就行，对工作的总结没有形成习惯，深入基层进行调研的力度不够，没有更多的获取第一手材料，对结合实际的创新缺乏主动性。

因此我们建议应该加强对审理干部的培训，有针对性、有目的的培训，以不断增强审理干部贯彻上级精神的能力，不断提高审理干部 审理案件的水平，不断减轻审理干部应对繁重工作的压力，使审理工作真正发挥好“三口”作用。

一是一把手要高度重视审理工作。审理部门肩负着审核把关、内部执纪监督的重要任务，因此一把手要高度重视审理部门的审核把关工作，为审理部门履行内部监督职责，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定期分阶段的组织审理干部培训。建议上级审理部门编印适用性强的教材书籍，从审理工作的一般程序、党政纪条规典型案例分析、公文制作、与被处分人谈话、案件归档、特殊情况程序无法到位如何处理等方面予以规范。不定期的举办业务培训，有针对性的对下一级纪委审理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尝试“以案代训”的培训方式，定期的抽调下级纪委审理人员，到上级纪委进行短期的跟班培训，在培训期内全程参与案件审理工作，从而给基层审理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学习和锻炼机会。

三是建议加强对下级纪委审理工作的指导。上级纪委加强与下级纪委审理人员的联系、沟通。对下级纪委在审理案件中，遇到的各种条规、理解、运用问题的咨询时，上级纪委要认真及时查找条规依据，给予明确答复。

四是进一步完善审理工作制度。如错案责任追究制、审理前谈话制度、案件主审人协审人制度、行文前谈话制度处分送达、宣布、执行制度、回访制度、案卷归档制度等。通过制度完善，进一步规范审理工作程序，强化审理工作责任，迅速推进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第五篇：(01)广东省法院关于执行案件不预收申请执行

广东省法院关于执行案件不预收申请执行费

以及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 提供司法求助的暂行规定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39次会议通过）

2001年11月2日

第一条

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当事人不必要的诉讼支出，维护人民法院公正执法形象，不收取实际不能执行的案件的申请执行费，取信于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等规定，结合本省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依法收取申请执行费。执行案件在立案受理时，执行法院一律不向申请执行人预收申请执行费。

第三条

执行法院可以按照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的标的额，依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的标准，计算出全案的申请执行费数额，并从首期已经执行到的款项中收取，收取的申请执行费数额计算入应执行的标的金额中，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一并执行。

执行法院在对案件裁定中止、终结执行时，应当以执行到的执行款项为基数，依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标准计算出该案应当收取的申请执行费数额，对于多收取的申请执行费，应当及时退还给申请执行人。

第四条

需要裁定以物抵债而被执行人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的，执行法院应当按照以物抵债金额为基数，计算应收取的申请执行费，并通知申请执行人限期交纳。申请执行人不具备本规定第七条所列情形而逾期不交纳的，执行法院不下达以物抵债裁定。

第五条

因中止、终结执行的情形消除，依当事人申请而恢复执行的案件，参照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收取申请执行费。第六条

被执行人为下列人员或单位之一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减免申请执行费：

（一）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

（二）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孤儿或者农村“五保户”；

（三）系国家规定的优抚对象，生活困难的；

（四）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领取失业救济金，无其他收入，生活困难的；

（五）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或者家庭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

（六）为福利院、孤儿院、敬老院、优抚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等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的；

（七）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减免申请执行费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因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本案债务而被裁定中止、终结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有本规定第六条规定情形和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对已经预扣的申请执行费中减扣或免扣申请执行费。

（一）申请执行追索养老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而生活确实困难的；

（二）申请执行人为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和物质赔偿，本人确实生活困难的；

（三）申请执行人为其他特困企业的。

第八条

免交申请执行费的措施只适用于经济确有困难的自然人、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

第九条

当事人申请减交，免交申请执行费的，必须向人民院提交《申请书》等书面材料，《申请书》应当载明减免申请执行费的事实、理由和请求，并提供足以证明存在减免申请执行费情形的证据材料。

第十条

承办案件的执行机构应当及时组成合议庭对当事人的上述申请进行审查后提出处理意见，逐级报主管副院长审批决定并在收到申请书后15日内书面通知案件当事人。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自作出减免申请执行费决定后一年内，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不存在本规定第六条情形的，应当裁定被执行人限期交纳申请执行费。被执行人逾期不交纳的，执行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第十二条

因案件执行的需要而实际支出的执行费用，由申请执行人交纳，此类费用不予缓交和减免。已经交纳的实际执行费用金额计人执行标的额中，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条一并执行。

因被执行人或案外人提出申请而进行鉴定、检验、评估和审计的，由提出申请的一方预交，在案件执结时由执行法院裁定有过错的当事人承担该费用。

执行法院必须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范围以及实际支出费用数额向当事人收取实际执行费用，不得变相增加收费标准和收费项目。

第十三条

全省各级法院办理受托执行案件，适用本规定收取执行费用。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2年1月1日起执行。本院原有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