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商贩是否应该合法化辩论赛材料

第一篇：流动商贩是否应该合法化辩论赛材料

当今流动商贩是否是合法的？

既定存在的东西，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古已有之，是不是就要合法化： 城市治安管理条例 城管管理 工商管理条例

没有必要去合法化，也不会去合法化——合法化是考验能不能成为个体工商户，但是又必然存在，所以通过行政力量如行政执法来解决 城管暴力执法——痛心，城管执法需规范，合法是存在的前提么？盗版行业一直存在，在当年是一种默认，限制管理，打击和消灭 让一个现象存在与合法化没有太大关系，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 就是为了让他们存在，就应该让法律做拖鞋么？

确实普遍存在也将长期存在，学长学姐摆摊子是合法的么？是非法的么？ 很多东西不是非黑即白 用法律去规范一种现象，是不是代表这种现象就合法了？不合法化是不是就代表法律不能来规范这种现象？

只有将其合法化才能继续存在吗？合法化是存在的前提么？

有那些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1、出台一部专门法律来规制流动摊贩、用法律的力量来规范流动摊贩（保护权益算不算）立法困难，制定法成本高，收效小，技术达不到。

2、城管暴力执法，与流动摊贩冲突很多。——流动摊贩合法化之后是不是说以后可以随意摆摊占道，无照经营，不用担心城管执法？

3、租金高手续复杂

登记与合法化的关系

合法化是不是说一定要登记？登记了是不是说就合法化了 配钥匙开锁公司需报备，报备后合法 管理以后的合法化是不是合法化？ 对方交税有什么影响？ 1.租金高，手续复杂

与生俱来的缺点规制掉，还叫不叫合法化

第二篇：当今中国,流动商贩应该合法化一辩稿

当今中国，流动商贩应该合法化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开宗明义，流动商贩，即指以流动的形式进行交易的商人和小贩，合法化，指让事物符合法律规范，而流动商贩的合法化指，让流动商贩们拥有营业执照从而获得法律许可的地位。今天，我方认为，当今中国，流动商贩的存在无可置疑，是有其必要性的。第一，流动的形式是流动商贩们最能维持生存的方式。因为固定商铺的经营方式成本过高，资本过重，而流动商贩中大部分是下岗职工及无稳定的工作者，他们难以负担。并且这些人往往年龄偏高，由于缺乏一技之长难以找到工作，政府和企业也很难解决其就业问题，面临着庞大生存压力且寻找正规就业无望后，他们只能选择经营成本低和门槛低的流动商贩行业养家糊口，摆摊卖小商品来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对于他们来说，摆小摊是既无奈又积极的生存行为，虽然收入不高，但对于摊贩个人和家庭来说始终是一条出路，这一点微薄的收入就是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和经济支撑，是其生存权的保障，而这种就业方式不仅有充足的存在依据，而且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不仅有利于创建社会文明和建设和谐社会，还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

第二，流动商贩的存在形式弥补了城市服务功能的不足。作为一种流动的形式，首先，他们为城市服务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方式，弥补了固定商铺所无法满足的需求。其次，他们填补了正在城镇化地区某些有限的功能。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收入水平差距，甚至发生两级分化，不可能所有人都进入大超市大商场消费，也不可能在一个商圈内满足人们的所有生活需要，所以，流动商贩的存在不仅适应了市场要求，还能满足市民多方面的需要，因此，为了满足低收入者和市区居民便利的需要，流动商贩必然长期存在。

第三，将流动商贩合法化，出台配套政策，将可以与不可以划清界限，鼓励支持流动商贩的正向功能，限制他们的危害，而不是全盘封杀，才能够更好的管理他们，保障他们可以更好的运转，更好的发挥必要性。且事实证明，流动商贩的合法化具有其可行性，如美国,韩国已相应出台流动商贩合法化的法律，细化管理规则，调整管理思路为服务型，这样不仅调动了商贩的积极性，增强城市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又最大限度的避免小商小贩因为乱设摊点而给城市带来不良形象和影响。中国同样可以通过如建立经营专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规定开放时间，开放地点，定期检查食品卫生等方式，对合法化后的流动商贩进行有效管理。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当今中国，流动 商贩应该合法化。

第三篇：《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

如果是我们生命垂危、意识模糊，医生要对我们进行安乐死，我们的亲人会愿意吗？将心比心，只要还有一线生机，谁都不能放弃！

17岁的少年子尤，胸腔穿刺数次，大小手术无数，承受着极大痛苦的他没有选择安乐死，而是笑着离开。子尤从未放弃微笑，那我们呢？

坚持下去就有希望！很多人选择安乐死，就是因为感到现实的绝望。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终会有所转机。

4很少听说有人在战场上自杀，也许正是因为战士们见多了生命的毁灭，比谁都更懂得珍惜。在选择安乐死之前，请想想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否真的比战场还残酷！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谁忍心让白发苍苍的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逝去？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来，为了咱爸咱妈。

植物人也好，绝症加身也好，只要还有一丝呼吸，就让身边的人感到希望的存在，就像黑暗中微弱的烛光一样。别熄灭我们心中的烛光。

街上有多少乞丐连四肢都没有！有多少人和癌症抗争了大半生！我不言败，不去想如何死亡，只想如何走好漫漫人生路。

张国荣的纵身一跳和安乐死带给周围人的心灵之痛是一样的。人们可以接受自然的裁判，却无法忍受自我的了断。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弃生存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心灵死亡的人，才是最可悲的。

选择安乐死，是死亡战胜了勇气；选择坚强面对，是勇气战胜了死亡。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一、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2、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笔者认为，目钱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第二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即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这两个问题奠定了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

这种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这种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吗？不！因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一个人不但有生的权利，也应当有死的权利。人们渴望“优生”，也需要“优死”。当一个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难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其缓解痛苦。我们必须从病人利益出发，不应该为所谓的“社会公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从而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毕竟，这种做法比那种靠人工方式维持生命从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啊。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会压力，在眼看着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时也不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因为怕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孙”。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显然不！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则否。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从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但违背了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我们应当支持安乐死，从而一方面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到职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医生“救死扶伤”时不但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要重视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绝症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及当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我们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难发现，安乐死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因此安乐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普通接受。

三、安乐死在中国立法的几项建议

（一）进行安乐死的宣传教育

实施安乐死因为涉及人命，必须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在立法前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从而为立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宣传的内容包括：

1、安乐死本质的宣传

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

2、安乐死目的的宣传

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安乐死在法律上非犯罪性

1、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否定犯罪的社会政治评价，而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对社会来说，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将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乐死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安乐死区别于故意杀人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

2、安乐死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而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国家对于具备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应有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惩罚性。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讲，适用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他人，防止类似主观恶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适用刑罚，必须有需要改造的主观恶性。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3]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

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这种无尽的痛苦与煎熬，也是“欲罢而不能”，而我们早期唯物主义者培根曾说过：“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而安乐死正是帮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医生职责的所在之处，不对安乐死予以肯定和认可，这对于患者和家属是多大的一种残忍。

患者在忍受自身痛苦的同时，还要花费昂贵的医疗费用，对于患者家属来说，在承受精神痛苦的同时，将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家属对家庭成员有照料的义务，但是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过分的要求，对于上述种类的病人（指脑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属已承受极大的感情和经济压力，他们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安乐死或把他们从这种压力和为难境下解脱出来。”[7]

3、安乐死对于社会的价值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今天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正一天天减少，而维持人类社会的可待续发展，因此，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有挽救价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适且合理，对本应适用安乐死的病人却不惜一切代价去赌资源，这首先就违背了社会发展必须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则。何所谓资源的有效性，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暂时的效用。有限的资源在绝症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续一段并不长久的却充斥着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而死亡或者造成残疾，这些有限的资源，对于这样地区的人们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因而，从社会效益角度而言，将大量的医学资源用来勉强延长一个生命意义丧失，不可避免要死亡的患者的生命，是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无论是从刑法本身出发，还是从我们社会的仁义道德出发，从情理出发，安乐死本身都在不违法的同时又能对病人本身以及其家属，以及社会资源配置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积极性和必要性。

四、结语

有学者认为我国将安乐死合法化还不具备基础和条件，认为“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医疗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标准和安乐死判断难以确定”“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8]等一系列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都是通过实践本身，只有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介于我国医疗科技的发展也为安乐死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我们应尽快将其安乐死合法化，笔者认为可以将安乐死放置在排除犯罪事由的被害人承诺部分，再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使其进一步完善化。

安乐死是个久盛不衰的问题，它只所以不衰是因为久久不将其合法化，而致使争论双方经久不息的辩驳。然而，理论上再长久的争论也只是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我们立法者则应该密切审视一下，希望尽快给予安乐死一个定论，让安乐死在法律上能够真正的安乐！

第四篇：《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正方观点

《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理 论 建 议

一、理论核心

建议将“人的权利生来平等，安乐死是人权的重要体现”作为正方立论的基础，也是打破反方观点的基本锐器。

这实际上是一个判断标准的争论，即站在哪个角度上来判断的问题。建议正方紧紧抓住一点，就是赞成还是反对安乐死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安乐死对象的自主选择，因为这属于他自己的人权，而人权平等，则是法治社会的根本理念。

所有反对安乐死的基本理由，无非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通过延续患者的生命，来体现旁观者的爱心。这一出发点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以旁观者的选择来代替安乐死对象自己的选择，从而侵害了、抹杀了、否定了安乐死对象的独立人权。

二、基本观点

1.概念

安乐死的现代含义是指，对于现代医学条件下无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符合立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为减少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自愿选择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生命的行为。

定义的关键点在于：①生命无可挽救；②患者自愿选择；③立法规定一定的条件和程序。这些是反驳反方绝大多数观点的锐器。

2..安乐死合法化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现代社会良好的法律体系，最根本的就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充分运用法律来实现公平公正，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而生命的自决权更是人性尊严的内涵之一。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死亡权和生存权、发展权一样，都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活着要有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死亡也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权利。面对生与死的选择，就好像选择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和成长道路一样，只有他自己才有权作出自由独立的决策，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越俎代庖。

我们不能剥夺一个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哪怕他患有先天性的残疾；我们不能剥夺一个公民合法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哪怕他是一个正在服刑的囚犯。同样，我们也不能剥夺安乐死对象选择有尊严地死亡的权利。这是个人尊严和独立人权的最后体现，是生命中自由选择的最后辉煌。尊重这种个人选择的权利，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

安乐死合法化率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这一事实说明，法律体系仅仅“重生”、“优生”已经不够，必须还要重视死亡，重视死亡方式的选择，使每一个公民都有“善始善终”的基本人权。

3.安乐死合法化促进了现代文明道德的建设

人生自古谁无死。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什么样的死亡方式才是最好的？这个问题在时候道德中却是长期空缺。“好死不如赖活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传统观念依然成为大部分人关于死亡方式的判断标准。

医生“救死扶伤”的前提是生命存在着希望，然后才是不丢弃不放弃。如果靠着维生仪器延续着毫无希望的生命，对病患还是病患的家属那都是一种巨大的折磨。如果不能给病人生命的希望，却延长病人惨绝人寰的痛苦，请问，医生奉行的还是人道主义吗？

为什么会出现“久病床头无孝子”的现象？因为绝症患者失去了生命的希望，忍受着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双重痛苦，长久以往性格脾气会变得暴躁，常常会伤害到家人。有些家庭更因承受不了巨额的治疗费用而陷入了深度的矛盾中。恶性循环久而久之，家庭关系就会崩溃。儿女孝顺父母的本来目的是让父母享受快乐。但是反对安乐死的所谓孝顺却违背了父母的选择意愿，加重了父母的痛苦煎熬。请问，这种借口孝顺来长期摧残父母身心的儿女，还真的是孝顺吗？

4.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安乐死既是垂死病人的个人权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社会权利。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不管投入多少资源来设法推延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着极其痛苦。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医疗资源长时间会十分短缺。如何把有限的医疗资源更科学合理地使用，不仅是安乐死对象对社会的最后贡献，也是社会的权利和责任。

曾是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说，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万分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北京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患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因为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安乐死者占到60％以上。在北京卫生部门所做的、公众对安乐死合法化基本态度的历次抽样调查中，每一次调查公众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率都不低于80%。

5.安乐死合法化是社会生死观的重大进步

在人的生命旅程中，“不丢弃、不放弃”是一种美德，也是一个高尚的原则。但是如果仅仅理解为“好死不如赖活”，那就失去了这一原则的本来意义。在任何困境下都坚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当然很难，但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了尊严而放弃生命，则是难上加难。

其实，我们的前人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好的认识。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种激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死观，既是关于生命价值的社会标准，也为我们选择合理的死亡方式提供了道德依据。

三、关于安乐死必须的条件和程序，请自行上百度搜索并做好准备。

第五篇：同性恋是否应该合法化 结辩

感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当今中国同性恋婚姻是否应该合法化一题展开整场辩论。比赛进行到这一阶段，我或许是最后代表本方强调我方立场：对于同性恋群体，我们决不歧视，但对于同性恋婚姻，在当今中国，我方坚持认为它不应合法化。

关于今天这个辩题，我们已经辩了好久，可能某一个或是某一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场下各位的心声，也有可能有些观点或数据突破了传统的认知，甚至有些问题在感性与理性间不好权衡，因为这个辩题体现了太多特殊性，下面，请听我一一道来。

第一，一个极大的特殊性就是在同性恋婚姻在一些国家已经合法化，而这对于中国处理这一问题有没有影响、有哪些影响。我们知道由于各国间基本国情的不同，这里包括立法程序、经济发展水平、传统价值观念、社会信仰、教育程度等等方面的不同。因而在此问题上，中国民众表现出了极大的抵触，1998年我国在法律上认可同性恋的非罪化，2001年，我国承认同性恋非病化，但是至今为止，社会上、或者说就在我们身边仍有大部分人不认可同性恋者，对于同性恋者间性行为的后果、甚至对于艾滋病的传播介质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大家又了解多少，包括我国目前对于同性恋问题的研究、对于社会接收程度的调查真的少之又少，使得中国在同性婚姻立法上的讨论显得过于简单，支持也好反对也好翻来覆去就那几点，受个人的主观影响尤为明显而非真正考虑到这一问题与社会的融合程度，所以在立法底子太薄，舆论环境不同，所以不适合盲目跟从其他国家的做法，但是其他国家的合法化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有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也体现了第二个特殊性，即合法化行为的特殊性，多米诺骨牌效应。

由于法律本身的权威性，使得这种效应更加明显。如荷兰，在容许同性结合以后，现在更进一步容许三人的结合，如 瑞典于1994年接纳同性结合，现在更容许同一家庭内兄弟姊妹合法结婚。如葡萄牙于2001年接受同性恋结合，现在连多人结合亦合法化，而结婚年龄限制则下降至14岁。如丹麦于1989年接纳同性结合，现在不仅同性之间有性行为被视为正常，学校甚至教导孩子接受异常性行为。2006年有报告指，丹麦已成为欧洲人进行人兽交的圣地。当年同性婚姻倡导者口号说：「二人相爱，为所欲为」。现在相爱者也可换成动物。这里重点不在于，同性婚姻必然引致多夫多妻，近亲结婚，性交限制打破，问题在于这令公众混乱，不明婚姻的本质与意义。法律可以教导或不成功教导文化。而同性婚姻令公众对婚姻的概念愈含糊。这是我们所应注意的。

所以第三个特殊性就在于婚姻的特殊性，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立场，支持同性恋恋爱但不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世界主流社会中，婚姻是人类关系的基石，婚姻自由不是说随意结合都叫自由。因为婚姻制度本身并不是一个“私人的东西”，它涉及到公共制度、社会文明甚至社会法则。如今很多夫妻结婚后可以申请一些住房的优惠但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义务，作为社会组成中的小单位，婚姻维系社会稳定，延续社会发展，一夫一妻制也体现自然法则中的阴阳平衡关系。阴阳结合繁衍子嗣这一缺陷是同性恋婚姻的禁区却是家庭生活和人类社会发展所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同性恋没有走出结婚这一步，关键不在法律，法律可以主观制定一个准则、永远不能改变客观规律甚至在一些传统认知面前都略显苍白。

（所以）同性恋婚姻的社会性不只体现在它自身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的执行上，还体现在它作为一种社会中的家庭模式不可能脱离社会舆论的存在，社会的舆论在任何程度上都对其造成影响。当大众认知与合法化的问题发生冲突时，先得到大众认可后立法还是先立法后争取大众认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件事情上法律不能强行改变大众的看法，如果强行立法只会适得其反更不能达到保障同性恋家庭权益的目的。

最后，我们说下同性恋群体的特殊性，同性恋群体和那些由于智力、体力等问题而丧失某种生活能力或是由于客观原因导致势单力薄的弱势群体不同，它特殊在它属于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一部分，因而对于这部分群体与对残疾人士、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群体不同，我们不能歧视，但不等于无限度的包容，我们今天所作的一切努力，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好、为解决问题作出的努力也好都是放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兼顾大群体与小群体的利益，而非只保障某一部分的权益。在合法化问题的考虑上更要如此，同性恋婚姻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有利的产物，我们不应通过合法化确认这种行为并作为一种社会导向，综合以上种种特殊性加之之前从立法各个环节的论述，我方认为当今中国同性恋婚姻不应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