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应该讲赌博合法化立论

第一篇：中国大陆应该讲赌博合法化立论

从人类文明发展之初，公元前3000年的两河流域，赌博便萌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展至今，它早已深深生根。对于赌博，政府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对待，是选择现行制度下的全面禁止还是逐渐给予其发展的空间，选择使其不断合法化呢？

从流氓法的取消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我们发现，在综合考量了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和社会利益之后，政策的选择是在不断改变的。而社会氛围良好的新加坡从之前的严厉打击赌博行为到现在的允许公开开设赌场也告诉我们，法制的变更在今天的中国也是需要继续思考与探寻，所以对于赌博合法化，我们该抱着与时俱进的态度看待。

我方认为该将赌博合法化，是基于对原有政策的反思以及对于法律本身的思考。

1、现代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传统观念及文化理念，禁赌这样一项政策不再符合现代人的道德观。曾经盛行的“禁欲”思想早已破除。在现在经济下，很多人参与到股票这样一种同为投机性质的活动之中。而我们的国家也是选择了给予股票行业法律保障。赌博，同样需要如此。

2、在新的时代特征下，禁绝赌博是不可能，也不科学的。市场经济下政府，早已不再是过去统揽一切的全能政府。经济的发展，使我们穷其所能追求利益的多元化。周边国家赌场的开设也是将赌博推到了一个合情合理的位置。我们该做的，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综合考虑赌博给个人和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和其他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而不是盲目着眼于其可能带来的某一些危害。客观地正视赌博，正视我们的天性，研究赌博面临的新问题，而不是学习过去，一味禁止。11届全国人大代表胡森宝对于允许合法赌球的提案。肖龙江提出的将西部开发成为中国的拉斯维加斯的建议都给了我们要将赌博合法化的启示。

3、现行的禁赌政策没有遵照社会发展现状，不适应于当今这个社会，不适用于当今社会的人。强制性的禁止使禁赌的效果适得其反。在05年查获的一起地下赌球，共计金额1万亿元。而根据公安部门的数据，我们看到每年被查获的参赌人数就有9000余万，而没有被查到的更多。赌博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官员洗黑钱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的灰色收入更是惊为天人；地下赌场如雨后春笋，缺少政府管理给了不法分子可趁之机，产生很大的社会隐患。这些，都是因为现行的禁止政策，无视了参与者的真实心理，合法化，尊重了个人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正确引导。

再者，现行法律的制定存在矛盾，必须改变。国家对于其自己发展的博彩事业的支持和投入和对于相同性质的赌博行为的严厉制止，刑法303条的含糊不清置法律的权威性于不顾。

从以上几点中，我们需要意识到，现行的选择是错误的，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在合法化这条道路上摸索，也许前路充满荆棘，但必然是光明的。我们要看到澳门赌博特区的设立，赌博业发展的同时带动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新加坡将赌博合法化之后的相关经济的腾飞，单2010一年就带来的1160万的客流量。也看到在那些合法化的国家，犯罪率并没有上升。在政策改革的道路上，我们并不孤单。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赌博合法化，4000多个赌场的成立，给我们以经验家训。

我方提出的合法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由国家严格监控。而合法化的第一步，就是完善刑法303条，解释清楚其中的模糊概念，同时制定《博彩法》规范。具体措施如下，在第一个10年内开放赌马，对于参赌人员进行严格记录，对于他们参赌金额进行一定的限制，使赌博行为透明化，同时不允许没有经济能力的未成年人以及国家官员和党员参与。而赌马过程之中得到的利益则投入国家的公益事业。在此基础上第二个十年，开放赌球，最后允许赌场的开设，完成合法化的进程。

任何一个国家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不断否定完善中进行的，本着对社会进步负责的态度，我方在这里呼吁，将赌博合法化。

第二篇：当今中国大陆应该将安乐死合法化一辩稿

当今中国大陆应该将安乐死合法化 谢谢主席：

所谓安乐死，指的是使病人无痛苦、有尊严的死。合法化指的是对于公民的正当权益在法律上给予认可和保护。就今天的辩题而言，我方认为在基于人道主义、伦理道德等社会价值取向以及安乐死合法化在社会上的可行性上，当今中国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首先，安乐死必须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①从现代医学上看，病人患有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②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③必须经过法院等机构严格审查并通过； ④必须由权威专业人士执行； ⑤安乐死必须体现个体的意志

6.必须是病人承受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两者缺一不可

为何要将安乐死合法化？

第一，每个公民都享有人权。我们既然享有生的权利，那么死的权利也应当包括在内。有医生曾写下他的亲身经历：他主治一个肺癌晚期的老人，一次在例行检查时，将耳朵凑到老人跟前，听见老人虚弱地说道“让我走吧”。可惜的是，由于家属不同意，老人在痛苦中熬过一个星期后还是死了。所谓尊重人权，不是通过人工方式维持生命并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却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 第二，安乐死的合法化对于社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安乐死只是稍稍提前了无法挽回的濒危病人的必死结局，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却可以缓解病人的极端痛苦，让其有尊严的安乐的死去，并且使家属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同时可以使医生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安乐死合法化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民意愿。据中国法院调查，80%以上的中国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而且从1994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立法的提案，这无疑证明了人们对安乐死合法化问题越来越重视；再者，只有将安乐死合法化，才能更好的对其加以规范，不给谋杀犯罪及推卸医疗事故可乘之机。

若一个人曾经生如夏花般灿烂，也请让他死如秋叶般静美吧。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在当今中国，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对方观点：

1、安乐死的合法化不符合当今中国国情。

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对比荷兰，连这样法律已经和完善的国家都出现。。的现象，那么在中国。。反驳：如果两个颜值很高的成人生出了一个很丑的孩子，那按照对方辩友的逻辑是不是两个很丑的成人生下来的孩子就是怪物了呢？

对于犯罪问题，法制建设不完善的贫穷过度会发生，文明、法制先进的西方国家也同有会发生，因此对方举得例子根本没有可比性。

2、安乐死是不尊重生命权，安乐死合法化是对生命权的滥用

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治之症的垂危病人。他们的生命在短期内已确定将终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区别故意使人罪，性质、目的、实施者、主动方、手段等等都不同）

3、中国医患关系紧张

4、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

5、医疗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标准和安乐死判断难以确定（医生误诊）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安乐死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可以在具备条件的省、市制定地方性法规，试点性施行，分层次过渡，从而逐步在全国推广开来。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安乐死法律。这样做的好处是循序渐进，避免因条件不合而导致安乐死的滥用，从而造成“合法化杀人”，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

6、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

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都是通过实践本身，只有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我方论据：

请问对方辩友，若在生命的质量和长短上选择其一，你选什么？ 对于那些经济本不富裕的人来说，难道要为了一个已无生命意义的垂死之人砸锅卖铁，却让其他健康的家人饱受无家可归的颠沛流离之苦吗？

一个人健康的人，应当推动并满足病人的善终权，只有活人做好了，在他死的时候才能享受到这种善终权。

难道放任病痛在患者身上进行无休止的纠缠与折磨就是对方辩友所谓的人道主义（对生命权的尊重）吗？这反而是才是对生命权不折不扣的亵渎与不尊重

对方辩友如此以人道主义（尊重生命）自居，却看着患者被病毒一点点地侵蚀，这与满期的凌迟何异？

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3]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生命而不断用药，而患者的病痛不能减轻却还要变本加厉。这就是我们刑法所谓的合法权利得到应有的保护吗？

人类生命的尊严就体现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上。因身患绝症而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且处于巨大的身心痛苦之中的病患，其生命已无质量可言

一个人由于外界条件而无法选择生命的情况下，他应当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身患绝症，病痛难忍的患者所作出的安乐死选择，并非来自情绪冲击下的茫然行为，而是希望通过安乐死来摆脱痛苦的理性行为，是真实意思的表达。

家属对家庭成员有照料的义务，但是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过分的要求，对于上述种类的病人（指脑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属已承受极大的感情和经济压力，他们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安乐死或把他们从这种压力和为难境下解脱出来。

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有挽救价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适且合理，对本应适用安乐死的病人却不惜一切代价去赌资源，这首先就违背了社会发展必须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则。何所谓资源的有效性，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暂时的效用。有限的资源在绝症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续一段并不长久的却充斥着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而死亡或者造成残疾，这些有限的资源，对于这样地区的人们意义又是多么重大。

第三篇：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观众，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讨论的辩题是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我方认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开宗明义，概念先行。让我们先明确两个概念。首先，什么是安乐死？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安乐死是指医生应无法救治而又极为痛苦的病人的主动要求，停止主动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它针对的都是处于极大痛苦中的濒死病人，因此安乐死与其说是对生与死的选择，不如说是对死亡方式的选择。其次，什么是合法化？合法化是指合法性的客观基础被质疑的时候达成关于合法性的某种共识的努力。

基于以上对概念的分析，我方将从以下三点进行论述。

第一，从情理上看。安乐死实质上是一种患者和家属在特殊条件下做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对于患者来说，安乐死是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继续生存则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延续生命的长度。所以安乐死对患者实际是一种对安乐的死去还是痛苦的活着的判断和选择。对于家属来说，是否同意患者安乐死实际上是以自身情感为出发点做出的一种抉择。如果患者和家属在判断和选择上达成了统一，安乐死对于利益相关者就没有危害性，因而是患者本人一种正当的权益。据调查，安乐死最主要群体是晚期癌症病人。我国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癌症死亡率已占死亡人口的1/5。临床上，中晚期的患者往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如肺癌患者，肺逐渐被癌细胞代替，肺就失去了肺原本的功能。这种病人常常是被活活憋死，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下，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的活着。

第二，从法理上看。法律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公民越来越多的合理诉求予以认可和保护，使其成为正当的权利。安乐死建立在包括患者和家属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共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之上，没有社会危害性，并且从人道主义角度看有其重要的存在意义，是一种正当合理的诉求。安乐死合法化体现的是法律对公民意愿的尊重，这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证明。

第三，从程序上看。为了防止无意愿安乐死被滥用的可能，彼特·辛格曾提议到：建立一套以登记制度为主的严格程序制度，使得不想被安乐死的病人意愿能被记载，有效遏制无意愿安乐死决定权的滥用。荷兰、澳大利亚等国据此制定出了严谨的程序，规定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基于患者真实的、明确的意思要求，而且要经过医疗与司法机构的严格认证与审查。它需要经过多项程序，这些程序为安乐死合法化的操作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由此可见，安乐死在情理和法理上有其正当性，在实施过程中又有一定的程序能够予以保障。我们没有理由无视在绝症中苦苦煎熬的病患对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的诉求，而将安乐死拒绝在合法化的门槛之外。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第四篇：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从语义上分析，“安乐死”是希腊文 “Enthansia” 的中译，其愿意为“美好的死亡”。韦氏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安静而容易的死亡”或“引致安静容易死亡的举动”。从中文的字面意义上来看，也体现了中译者宽厚仁慈的内心本质。（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汉中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从此安乐死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近期以来，由于对安乐死的许多问题仍争执不下，加之法律对其没有进行应有的关注，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逐渐冷淡下来，研究陷入了一种停滞的局面。在实践中，或许人们已经将安乐死作为一个事实，已经将其作为一种私权来对待，但由于仍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它还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应该体现一种人文精神。对于安乐死问题，法也应该体现其应有的人文关怀。

一、安乐死概念的界定

对于一切问题的探讨，概念是其基础。仅有字面而无内在的界定，会造成人们对具体问题理解的混乱。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问题，从而形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因而，概念的界定是必要的，安乐死亦是如此。关于安乐死的概念，中外学者都曾企图给以科学的界定，综观学者们见仁见智的观点，（2）可以看出安乐死的讨论范围十分广泛，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几种行为：（1）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其死前的痛苦而主动采取积极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2）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其临死前的痛苦，应患者的要求而采取积极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3）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治疗给其带来的痛苦，放弃治疗，不再人为地延长其生命。这几种行为中，最后一种也被称为消极的安乐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在实践中也极少对这种行为人追究其法律责任。因此，这种消极的安乐死已经合理存在，因而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对于第一种行为，由于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也由于这种行为容易产生流弊，极容易被犯罪分子或者丧心病狂的政客所利用，借安乐死之名，行杀人或种族灭绝之实，而且这种行为本身也是极不人道的。（3）因此，这种行为不应包括在通常所说的安乐死之列，因而也就丧失了讨论其存在的基础的必要性。通过上述排除，本文所论及的安乐死是指对患有无治愈希望的绝症的病人，为减轻其临死前的无法忍受的痛苦，应病人真实、自愿的要求而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的行为。这个概念是本文存在的基础，笔者在下文将从历史趋势的角度、个人权利自由选择的角度和法律人文精神的角度，围绕这一概念，展开对其合法化的理论基础的探讨。

二、历史的必然趋势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在先前文化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4）因此，对安乐死的追根朔源，可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安乐死最早可以追朔到原始社会的加速死亡措施，他们在迁移时往往将病人和老人留下，任其自生自灭，或者以原始的方法加速他们的死亡。在古希腊、古罗马，人们有权处死有缺陷的儿童，甚至形成了“畸形儿不是人”的法律格言。到了中世纪，这种原始的习惯仍在一些地方流行着。古代的这些习惯虽然与现代所说的安乐死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它们相通的一面，其中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私权理念对于现代安乐死的理解，无疑具有一种启蒙的作用。

中世纪以后，尤其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一些思想家从理论上阐释了安乐死的内涵，蒙田、培根、科罗纳罗、莫尔、休谟等都曾对这一问题直接或间接的作过理论阐释。如培根认为：“医生的职责不仅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的健康和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的死去。”这些思想家的经典论述，影响了人们对于生命的看法，使人们不但追求高质量的生存，而且追求高质量的死亡。这些论述也成为安乐死出现的催化剂，成为人们为安乐死辩护的理由。

在法律上提出允许安乐死合法化的要求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欧美一些国家的人们开始积极倡导安乐死。如1936年，英国民间出现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上议院提出了法案，率先开始开展安乐死立法运动；1838年，美国牧师波特尔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等等。虽然这些努力由于这一时期安乐死已经被纳粹分子作为种族屠杀的借口而遭受挫折，但是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合法化仍未丧失信心，仍有不少学者、医生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而努力。

二战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安乐死又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立法的呼吁也再度出现，这正式拉开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的序幕。在美国，1969年爱华达州的立法机关讨论了安乐死的法案，1973年俄勒冈州讨论了安乐死法案，1975年发生在新泽西州的昆

兰案直接促使了“自然死亡法”的问世，1976年加利福利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在司法实践中，美国不承认对安乐死可以进行合法辩护，但实际上仍然将其不同于一般的杀人罪来看待；在英国，虽然议会对安乐死法案迟迟不能通过，但是其中的努力仍是有目共睹的，从1936年到1970年，英国议会曾多次对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进行辩论。人们对安乐死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支持，1998年英国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72％的人认为安乐死在特定条件下是可行的；在法国，1986年有76％的人希望把安乐死从违法行为中排除掉，而刑事法院也大多对实行安乐死的行为人宣告附缓刑的最低刑；在日本，虽然法律还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但1960年的一个著名的安乐死案件的判决确定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条件，成为后来日本审理安乐死案件的基础；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让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2000年11月，荷兰议会下议院通过了安乐死法案，2001年4月，荷兰议会上议院通过该法案，并定于7月生效；比利时参议院也于2001年3月由参议院的司法及社会事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安乐死的一项法律提案；在我国，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安乐死问题还没有受到注意，从1987年发生了首例安乐死案件后，这一问题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案件发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的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收到了350多封观众来信，其中90％的人明确表示赞成安乐死。有学者曾对某医学院的172名学生就安乐死问题进行了民意测验，其中持赞同态度的占77％。可见在我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占绝大多数。（5）

可以说，安乐死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谨小慎微到大胆突破，从医学实践到立法确认，可谓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从发展趋势上来看，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和呼声在全世界成为一股潮流，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数越来越多；安乐死协会也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起来，其会员人数呈不断的上升趋势；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也已越来越多。1976年，安乐死的支持者们甚至在日本举行了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其在宣言中明确强调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可见，历史已经在向我们展示：安乐死合法化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三、个人的自由选择

个人是社会中最基本的单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个人可以分为本人和他人，他们由社会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中和平共处、团结友爱的生活。社会是个人的上位概念，社会由个人所构成，但社会绝不受个人所控制，它影响着个人的生活，促使人们又是为着他的利益进行选择或者放弃。个人的自由选择无疑会引起他人的利益变化，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也会造成社会对个人的这种选择的整体评价。因此，对安乐死的个人选择的合理性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从本人、他人、社会这三个角度展开。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的功能，绝不仅是生命，因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求解的，乃是人持有的功能，因为生长养育的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甚至牛及一切动物也都具有，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且具有理性的生活。”（6）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人的生命意义在于根据理性原则进行理性的生活，也就是强调了人应该按照其自主的意志符合规律的生活。帕斯卡尔在其著作中论证了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的观点，从他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人因为有了思想才伟大，人的思想是人的尊严的源泉。而对于生命垂危，受痛苦煎熬的病人自愿选择安乐死，既是其思想的表现，也是其尊严应有的内容。相反，使一个人违背自己的意志，活在他人的利益权衡之下，既失去了理性，又失去了思想，这就是生活的异化，背离了人生活的真谛。进一步说，人的生命在于“生活”而不是“生存”，“生活”是有意义的生命创造活动，“生存”则是无意义的生命适应活动，“生活”是人应有的内容，尤其是现代社会，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只有当他能够自己拿主意，并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时，才可能存在。（7）否则真正意义上的人将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就安乐死而言，它是患者出于自主意志的自愿选择，是其应有的权利，而且法治社会的政府有责任为公民更好的生活创造条件，而没有权力强迫其公民为适应他人而痛苦的活着。选择“体面的死亡”既是每一个公民的内在自由，又是其道德权利，谁干扰了人的这一内在自由，谁就侵犯了他的内在尊严，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任何形式的显著限制他的选择自由的强制，都是对他的人格尊严的冒犯，选择自由是人道的核心要素之一。”（8）因此，从本人的角度来说，应该给与个人以安乐死的权利，此为其一。

其二，从他人的角度来说，本人的这种权利的行使并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只有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任何社会都不会允许其成员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个人自由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孤立的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意味着平等。”（9）个人自由必然永远与平等结合在一起，以使社会中的所有的人都平等的拥有这样的自由，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只能由个人单独享有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就安乐死而言，由于这是一种个人权利的处分，它并不会对他人的权利造成任何侵害。从他人的角度来说，这种个人权利的形式也不会侵犯其利益，也即其私人利益并不会因为此权利的行使而减少。并且由于这种自由权利在社会上是平等的，任何社会上的人都可以平等的行使这一自由权利，它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而且这种平衡永远都不会因为一

个人行使了这一权利而被打破。因此，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安乐死权利的普遍化并不会给他人带来损失，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安乐死存在的合理性。更进一步来说，当一个人处于危难中无法自我救助而需要帮助时，他人应该给与必要的帮助，这是人道主义的要求，是善的道德应有的体现。

其三，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得不出对其限制的充分理由。个人的自由不仅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不能侵犯整个社会的自由才是合理的。如果将人基于内在自由选择而请求实施安乐死的社会代价与社会利益、集体利益进行比较，结果对安乐死进行限制是不必要的。因为患者请求对其实施安乐死，结束的是自己的生命，是人格尊严的排他性处置，不会对社会造成直接损害。仅以“将安乐死作为杀人工具”有害于社会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因为它仅可以作为杀人的手段而不能成为杀人的目的和动机。私人小汽车可能会肇事杀人，但我们不能因而停止生产小汽车或者禁止私人使用小汽车，这会是十分荒谬的。更何况“这既没有赋予集体以完全不顾个人价值的权利，也没有赋予集体为了整体而戮害个人价值的权利。”（10）换句话说，“社会普遍利益不能成为剥夺权利的正当理由，即使讨论中的利益是对法律的高度尊重。”（11）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个人的这种权利的行使，还会给社会节约大量的资源，从而将这些资源运用到最需要它的人的身上去，做到社会资源的最合理的配置。另外，主张对安乐死进行限制的种种理由，也经不起社会正义的检验。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区分为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其中分配正义是指对待不同人之间的相对平等，它至少需要三人，其中一人高于其他二人之上，向他们授予利益或者设定负担。（12）罗尔斯则认为“正义主要是社会的正义，也即社会制度的正义。”（13）就限制患者请求实施安乐死而言，社会分配给他的负担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得到的利益是痛苦的活着，这种分配的正义显然是不平等的，它不应该为社会所赞扬。需要强调的是，患者基于自由意志选择安乐死，并没有妨碍社会的共同幸福，请求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也没有违背社会的善良风俗，没有被指责的理由。就社会制度正义而言，被禁止实施安乐死者并没有因此而带来补偿利益，所以，基于健康状况不同的这种禁止也是不符合罗尔斯关于不平等情况下衡量社会正义的原则的。（14）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对这种患者的请求的支持或维护是应该的。

四、法律的人文关怀

既然从个人的权利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既可以证成安乐死可以合法化也不能证伪安乐死不能合法化，那么法律就应该体现其固有的人文关怀精神，关注这种权利，将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保护。

现代法治社会，法应该体现一种人文精神，它是一套观念体系，也是一种崇高的理念，其要义是：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和制度的主体；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应放成为个人、群体、社会和政府的终极关怀；作为主体的个人和团体，应当有公平、宽容、诚信、自主、自强和自律的自觉意识和观念。人文精神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人的权利的平等尊重和关怀为特质。现代法律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人文精神是近现代法律产生和不断改革的强大动因，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以及以“自然法”、“自然权利”观念为核心的人权理念，都是人文精神的伟大体现。人文精神在法律中的含量是法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法必须以人文精神为基调，并不断的充实这种精神要素的含量。（15）就安乐死而言，患者最为迫切的需要就是结束自身的痛苦，而自愿选择死亡来实现解除难以忍受的痛苦是无危害性的，更是基于尊严和现实需要而不容置疑的应有权利。法应该尊重和确保人的这种选择权利，对人的这种应有权利进行认可和维护。病人也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法律同样也应该以他们为出发点，以他们的需要为中心，把他们作为制度的主体，弘扬其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他们的权利同样的予以尊重和关怀。反之，如果法律对人的这种应有权利选择漠视的态度，则辜负了其应有的使命；如对其进行限制，对相关无过错者处罚，就表现出残暴，就辜负了其应有的人道。所以，为了切实对请求安乐死的患者予以关怀，我们必须弘扬法应有的人文精神，对其选择予以尊重，对相关者给与宽容。

正如上文所述，法的人文精神首先体现为：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综观我国各个部门法，找不出哪一门法律明确禁止个人在这种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极端痛苦的情况下，选择终结自己生命的权利，因而这种权利应当是被允许的，法律不应该因此而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个人的自由如果没有受到不必要的限制的法便是良法，便体现了其应有的人文关怀精神。

法的人文精神的另一体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主要是针对刑法而言。刑法是强制性法律，其条文都是一种否定性规定，它所规定的行为都是不允许去做的行为，一旦人们做了这种行为，违反了刑法的规定，则会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因而刑法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对其范围的规定应该慎之又慎。对安乐死也是如此，一旦安乐死被列为刑法的禁止性行为，则当现实生活中发生这种情况时，就会遭到来自国家的强制。值得欣慰的是，刑法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即使是帮助实施安乐死的医生的行为，也不能充分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其合理的主观意志支配下的行为不具社会危害性而不能以犯罪论处。反之，如果惩罚这种行为，则将导致客观归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有违法的人文关怀精神。而且，就帮助实施安乐死行为而言，它内在的反映了该医生的内心善良和对患者的关爱，惩罚这种行为也有背现代刑法的人道性。（16）

但是在这种不能证伪的合理性下，权利还是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当法律对权利给与足够的关注时，它才能为人们所重视，才能为人们毫无顾忌的行使。因此，对安乐死进行立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务之急。对安乐死的立法应该早日提上日程。

第五篇：《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

如果是我们生命垂危、意识模糊，医生要对我们进行安乐死，我们的亲人会愿意吗？将心比心，只要还有一线生机，谁都不能放弃！

17岁的少年子尤，胸腔穿刺数次，大小手术无数，承受着极大痛苦的他没有选择安乐死，而是笑着离开。子尤从未放弃微笑，那我们呢？

坚持下去就有希望！很多人选择安乐死，就是因为感到现实的绝望。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终会有所转机。

4很少听说有人在战场上自杀，也许正是因为战士们见多了生命的毁灭，比谁都更懂得珍惜。在选择安乐死之前，请想想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否真的比战场还残酷！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谁忍心让白发苍苍的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逝去？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来，为了咱爸咱妈。

植物人也好，绝症加身也好，只要还有一丝呼吸，就让身边的人感到希望的存在，就像黑暗中微弱的烛光一样。别熄灭我们心中的烛光。

街上有多少乞丐连四肢都没有！有多少人和癌症抗争了大半生！我不言败，不去想如何死亡，只想如何走好漫漫人生路。

张国荣的纵身一跳和安乐死带给周围人的心灵之痛是一样的。人们可以接受自然的裁判，却无法忍受自我的了断。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弃生存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心灵死亡的人，才是最可悲的。

选择安乐死，是死亡战胜了勇气；选择坚强面对，是勇气战胜了死亡。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一、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2、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笔者认为，目钱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第二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即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这两个问题奠定了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

这种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这种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吗？不！因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一个人不但有生的权利，也应当有死的权利。人们渴望“优生”，也需要“优死”。当一个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难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其缓解痛苦。我们必须从病人利益出发，不应该为所谓的“社会公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从而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毕竟，这种做法比那种靠人工方式维持生命从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啊。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会压力，在眼看着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时也不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因为怕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孙”。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显然不！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则否。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从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但违背了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我们应当支持安乐死，从而一方面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到职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医生“救死扶伤”时不但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要重视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绝症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及当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我们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难发现，安乐死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因此安乐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普通接受。

三、安乐死在中国立法的几项建议

（一）进行安乐死的宣传教育

实施安乐死因为涉及人命，必须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在立法前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从而为立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宣传的内容包括：

1、安乐死本质的宣传

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

2、安乐死目的的宣传

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安乐死在法律上非犯罪性

1、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否定犯罪的社会政治评价，而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对社会来说，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将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乐死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安乐死区别于故意杀人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

2、安乐死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而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国家对于具备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应有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惩罚性。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讲，适用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他人，防止类似主观恶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适用刑罚，必须有需要改造的主观恶性。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3]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

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这种无尽的痛苦与煎熬，也是“欲罢而不能”，而我们早期唯物主义者培根曾说过：“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而安乐死正是帮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医生职责的所在之处，不对安乐死予以肯定和认可，这对于患者和家属是多大的一种残忍。

患者在忍受自身痛苦的同时，还要花费昂贵的医疗费用，对于患者家属来说，在承受精神痛苦的同时，将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家属对家庭成员有照料的义务，但是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过分的要求，对于上述种类的病人（指脑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属已承受极大的感情和经济压力，他们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安乐死或把他们从这种压力和为难境下解脱出来。”[7]

3、安乐死对于社会的价值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今天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正一天天减少，而维持人类社会的可待续发展，因此，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有挽救价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适且合理，对本应适用安乐死的病人却不惜一切代价去赌资源，这首先就违背了社会发展必须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则。何所谓资源的有效性，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暂时的效用。有限的资源在绝症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续一段并不长久的却充斥着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而死亡或者造成残疾，这些有限的资源，对于这样地区的人们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因而，从社会效益角度而言，将大量的医学资源用来勉强延长一个生命意义丧失，不可避免要死亡的患者的生命，是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无论是从刑法本身出发，还是从我们社会的仁义道德出发，从情理出发，安乐死本身都在不违法的同时又能对病人本身以及其家属，以及社会资源配置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积极性和必要性。

四、结语

有学者认为我国将安乐死合法化还不具备基础和条件，认为“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医疗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标准和安乐死判断难以确定”“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8]等一系列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都是通过实践本身，只有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介于我国医疗科技的发展也为安乐死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我们应尽快将其安乐死合法化，笔者认为可以将安乐死放置在排除犯罪事由的被害人承诺部分，再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使其进一步完善化。

安乐死是个久盛不衰的问题，它只所以不衰是因为久久不将其合法化，而致使争论双方经久不息的辩驳。然而，理论上再长久的争论也只是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我们立法者则应该密切审视一下，希望尽快给予安乐死一个定论，让安乐死在法律上能够真正的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