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当干部就要为群众干实事(颜郁霖)

第一篇：5当干部就要为群众干实事(颜郁霖)

当干部就要为群众干实事

——记莲花县荷塘乡白竺村党支部书记颜郁霖同志先进事迹

颜郁霖同志出于1955年2月，初中文化程度。1986年任白竺村村长，87年入党，在村里工作20个年头中，颜郁霖同志爱岗敬业、脚踏实地、廉洁自律、心系群众、解百姓之忧、排群众之难、坚持党性、以身作则。他紧紧团结和依靠“村两委”班子，充分利用白竺自身优势，创造并制定了一系列适宜本村发展的措施和方法，带领全村人民开拓进取，促进并取得了全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改善、发展与进步。

颜郁霖同志自幼父母双亡，这位儿时几乎是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年青人，“报恩”——为乡亲们做些事情，就是他唯一而又朴素的初衷和想法。该同志于1972年至1979年在荷塘乡（时为南村公社）任电影放映员及水利干事。在此期间，有时为了让一部好的电影能及时普及，不惜摸黑探路，跋山涉水，连夜送至放影现场，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促膝谈心，从而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在水利干事任职期间任劳任怨，毫无私心，一心一意维护好全乡的水陂、水圳等水利工程设施，并协助当时公社挂点万里、严塘（原路边村）两村。

1985年冬任白竺村长，正月初一，他就利用拜年的机会到各家各户登门求教，调查情况。不到一个月，就向村委提出在本村修复一座小型水电站的方案。但当时老百姓还很穷，村集体欠债，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们哪能想象自己建电站，根本不相信，更不要说参加。颜郁霖同志自己出钱请水利电力专门人 才到实地考察论证，规划制图，三番五次找上级单位，去银行筹措贷款，不仅自己身先士卒，起早贪黑地埋头苦干并动员全家和有觉悟的村民们义务投工投劳，经近一年苦战，一个装机容量为45千瓦及五台变压器的小型水电站终于矗立起来。从此祖祖辈辈靠点松脂、烧煤油、光灯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接下来，颜郁霖同志又在村里筹建了一个设施较为先进的榨油坊，让老百姓吃上了便宜卫生的自榨油，并让村民大力发展油茶生产，使油茶成为了当地群众一笔不小的经济收入。紧接着，颜郁霖同志又趁民心大顺的气势组织全村男女老少齐动员把村里所有的山路都扎扎实实地整修了一遍，为以后的铺筑修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作为共产党员的颜郁霖同志着急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白竺村的孩子们建一座学校。此前，由于白竺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所有适龄儿童只有起早摸黑每天步行十多里山路到寒山小学读书。他深深懂得：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村委会上，他曾发誓，白竺村委就没有办公的地方，也要让孩子们有一座学校，村干部可以没有一分钱补助，也要让孩子们有条件上学。在颜郁霖同志积极倡导、努力奔波下，经乡镇教育等有关部门支持和广大村民齐心协力白村终于在1988年建起了历史上第一座占地五百平方米，拥有八间教室和一间老师办公室的白竺小学。从此五星红旗在莲花县的最西端冉冉升起，读书声在白竺琅琅回荡，白竺的孩子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希望殿堂，下一代的希望在此扬帆！

任职期间，颜郁霖同志一手解决了上几届村委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历史难题，解决了上届村委会党员干部几年的工资积 欠叁万贰仟余元，解决了白竺村与安泉村纠缠多年的山场纷争问题。但在当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山里人的传统观念难以改变，农民脱贫致富的路子也很有局限。只有走出去，增长见识、积累人际资源和财富资源才能更好地建设家园。颜郁霖同志毅然投下辞呈，一头扎进商海。在此期间的96年他见家乡走的是条羊肠小道，靠手提肩担、进出极不方便，他又一次性无偿拿出了3.9万元积蓄作为村里修筑公路的启动资金。当时悬崖峭壁、工程十分巨大困难度极高还找资糸以自己 的名义到银行贷款2万元。且他一人确确实实披星戴月艰苦奋斗了三个多月，终使修成了从张家里通往帽子山2公里长的宽大砂石公路，作为指挥员又是战斗员的他直到2003年才还清了贷款和利息。虽说这条公路并不长，但凭他一人之力，又由于白竺村地处省级森林公园的主景区，县委县政府对这一行为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把当年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在白竺工作战斗过的遗址都列入了红色旅游景点。

而就在刚刚还清贷款和利息的2003年冬天，村民们又一致推选他回村担任村委副主任。为了配合县里的红色旅游活动，给家乡红色旅游宣传造势，又为了让曾是三年游击战争旧址、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竺寺恢复旧貌。他又出寒山走茶陵到攸县入安泉，东奔西走募捐到18000多元钱，又贷款了2万元，再加上他自己捐资6千多元，把白竺“西竺寺”等红色景观修葺一新。而此前他多次自费到南京、湖南等地寻找当年在白竺生活战斗过的少将朱家胜同志、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段焕景和原湖南省统战部长潭汤池等老红军为革命遗址出具证明或签名题字，并很快使湘赣军事委员会旧址西竺寺等地列 为新的红色旅游重点景观。

2005年，颜郁霖同志在村民的直接点名拥戴呼吁下当选为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种树当遮荫，当官要富民”。这个理念在颜郁霖同志身上又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上任不久，他就想方设法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湖南郴州的祝老板，邀请他来投资，但由于道路不通，矿石运不出，加上租货山场有些纠纷，半年不到祝老板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当颜郁霖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村民动员大会，并四处奔走，争取上级各单位领导的关怀、支持筹措了一笔资金。在施工过程中，虽然许多现代化机械上不去，但人心齐泰山移，带领全村村民“鸡叫打锹走，半夜带汗归”靠肩挑、锄挖的土方法，苦战9个月，终于使一条5米宽、12公里长的平坦公路公路彻底铺填好。祝老板也被当地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所感动，并欣然同意留在山里继续开发，并回郴州动员其它股东追加了200多万元资金。为了做好征地工作，颜郁霖又挨家挨户做工作，有些干部群众不理解，尽力设法捣乱，说肯定是得了矿场老板的钱，实际上他从未在矿上拿过一分钱，吃过一顿饭。

1、仅仅是为自己村有一个企业的发展

2、是要求将矿上选出的几千吨不能提炼的料石无偿供给村里修水泥路，这让祝老板非常感动，进一步坚定了投资的信心，并为本村群众得到了很大的实惠，06至07年祝老板给全村群众租地等款100多万元。

不久，又有外地老板慕名而来，在这里建起了铁矿。昔日沉寂的大山变得热闹起来，而村民们也靠着山场租货和矿上务工逐渐摆脱了贫穷。不久又通过乡政府引荐了福建泉州的刘老板搞竹林低改，村里与刘老板签订合同，由刘老板承包村里的 万亩竹林，每年按10元/亩的价格付给村民，资源利用费。竹林低改过程中的劳务用工，按30元/亩统一聘用本地村民，仅此两项，每年就为村民增收几十万元，等于是给村里造了一个绿色银行。

“要致富、先修路”，为了使全村和荷塘乡其它村更好地接洽，为了白竺的旅游发展及矿产等其它资源得到更好地利用，更为了使村民们更快地脱贫致富，2006年颜郁霖同志主持召开了全村动员大会，组织在全村的12公里长的村公路实施加宽，整填路基，修筑水泥公路，为全村建一条崭新的致富路，全程用款230余万元。为此，他日夜奔走，设法四方求援、自筹及向上级和社会各届争取到修路资金达百多万元，交通局支持90多万元。然而，尚缺修路工程款200多万元，下有沿路村民的居房、竹林和各种杂乱障碍需解决，中间又有各路老板洽谈修路事宜，大到几百万巨款，小到公路上一个拦路石，春上天阴雨绵绵，泥路坎坷，颜郁霖同志天天都亲自督战施工，每天起早摸黑，不辞辛苦，不怕累，忍受曲折和艰难，全部精力放在修筑水泥路上，其中万苦难述其一。为了修好这条路，他自己暗中垫出杂用开支和材料运费4万余元。颜郁霖一心为公毫无私心的举例：07年6月间在白竺做过筷子的朱老板送他小孙1000元礼，神人不知，他认为如他不在白竺买竹何有送此礼？就交给了村里公路理财组用于修路。为公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且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滥言滥语和干扰，真是受饱了气，挨饱了骂，的的确确瘦了一身肉，脱了一层皮。但不管旁人如何阻止，如何低素质的语言行为，他依然故我地一句话“一定要修好路。”在乡政府的重视倡导、交通局的支持 下，县委县政府的倾斜关怀下，经过近三年的苦战，带领群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终于在2008年6月25日一条贯穿白竺的崭新致富水泥路圆满竣工。

而在此期间的2007年他又千方百计沟通相邻关系，处处求援，四处奔走，为改变经济条件和交通方便，又修通了白竺通往湖南茶陵八团乡的口子公路，又为通往邻县、邻省的经济和交通打开了方便之门。

后来就在07年，他又争取县委组织部支持投资4万元，并筹款5万多元修建了白竺村委会办公大楼，并给室内各项配套装饰好，一座真正的基层战斗堡垒从此矗立在白竺的青山环抱之中，扎根在村民的心灵深处。

在艰苦奋战的2007年中，颜郁霖见本村多数村民粮田灌溉困难，年年受旱灾影响，粮食欠收，他又想方设法将上届村委错误地一千多元签约60年的老电站（也就是原自己艰辛改善之电站）求情收回，“给以加倍退回原约款”再找老板重建新电站，村与老板双方投资，修筑一条3余公里长的宽大水渠。一为老板发电需要；二为本村增收；三为本村灌溉五个组的粮田，解救了旱涝保收，获得了群众的好评，口碑善佳。

繁忙的2007年又找领导帮忙出面想方设法要求移动公司解决山区信息，并协配1万余元资金，在此基础上对村里的移动网络基站和中国电信、固定电话基站等设施，进行了建设和完善，让闭塞的乡村步入了信息化的新农村，山区也能享受现代化信息乐趣。

而在2008年在上级交通局不列项无补助的情况下，颜郁霖同志又想方设法，四方求助，又修架好笼边水泥路中石拱桥 梁，全工程用款近8万元，保持了水泥路畅通，解决了多年从河中渡河而过的难题。诚衷感谢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关心支持！

经统计，自2005年以来，白竺村民的收入与村集体收入每年递增20%以上，每年的企业与农业创收均在250万元以上，农民人平均纯收入突破2000元以上，比95年增加1.5倍。随着路的修通村民们修复建筑盖新房的积极性已有着大幅度的兴起和提升，如今的白竺已改变新气象，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上级各领导关怀支持的成果！

2008年春节前夕，一场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降临南方，地处高寒地带的白竺灾情更是严重。在这次特大冰雪灾害中，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颜郁霖同志一直战斗在环境最恶劣、工作最艰苦、群众最需要的最前线，他曾步行七个多小时踏冰雪、冒严寒从村中赶到乡政府，在第一时间向乡政府做了准确而又详细的汇报，在乡政府领导的温暖关怀下，他和书记乡长等领导曾带领30多位青年劳力用双肩把救灾物资挑过几十里山路送到各灾民家中；他曾与灾民同吃同住；他曾借碾米用柴油机，又步行几十里买来柴油，解决受灾村民断粮的难题，他曾不顾疲劳带领党员群众一起吃住在现场连续奋战七八天，破冰十公里，把公路全部疏通，他曾组织干群运送电杆树160多根，栽好电杆树167根，预计两三月才能修好的线路在上级的大力关怀救助下，只用了二十多天就全部修好，是在县委书记、县长步冰踏雪亲临，视察灾情的关怀重视下，市救灾工作组的支持关心下，极时解救了全面瘫痪的电杆电线，恢复重建，并还增装2台变压器，确实比以往更有效，更规范地灌通全村用电，使白竺感恩世代铭记难忘！他曾大力宣传国家林业政策，制止 了灾后乱砍滥伐现象；他曾指导群众科学生产自救，邀请农技人员到村，将林果蔬菜等减灾技术送到各户，指导农户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将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做到了没出现饿死人、冻死人、压死人现象，维护了本村的稳定，保证了群众过上安定详和的春节。

2008年5月在县交通局无分文补助下，想方设法修好笼边石拱桥，使水泥路畅通。

2009年进一步改善了白竺的村级环境，全面打造了新农村建设（拆除公路两边障碍杂乱放），借新农村建设之东风，在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推动下，创建了白竺村产业基地房，组织群众发展“特色传统农产品加工”，利用高山天然绿色野果、高山绿色粮食、高山独特清泉和气候，生产加工野生杨梅酒、野生猕猴桃酒、野生金樱子酒，发展高山野外天然养殖基地（黑山羊、土鸡等），为发展白竺农家乐旅游创优铺路。

2009年海将白竺得天独厚的风光美景进行了整理、立牌及树简介，并设立了农家乐接待点，为全力打造白竺的农家乐旅游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县、乡政府的重视支持下，白竺将小有名气。

颜郁霖带领全村民开拓进取、真抓实干促进了全村的发展和改变，舍已为公，用辛勤的汗水和无悔的奉献换来了上级组织多次荣誉：

2006年7月“保持党的先进性”荣获全县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7年4月“一心为民的山村好支书”被评为萍乡市“十佳新人新事” 2007年7月县委授予奖荣获全县优秀共产党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2007年11月萍乡市政府授予市劳动模范称号； 2008年1月被评为江西省2004—2007年度全省森林防火工作先进个人；

2008年3月荣获全县抗冻救灾“先进个人”荣誉。为白竺村两委也获得多次先进荣誉。2006年被乡评为先进党支部，授予二等奖；2007年乡政府授予一等奖；2008年抗冻救灾中，被县、市评为先进单位荣誉；08年在三项创建中，被市评为“十面红旗”村荣誉。2008年乡政府授予综合考评一等奖。2009年乡政府授予综合考评二等奖。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上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更是上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给予颜郁霖良好栽培的结果！

所以颜郁霖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村书记的光荣使命，不忘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不饶人，颜郁霖同志的身体也不时出现这样和那样的病痛，然而在其位就必谋其职，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村民们耳熟能详：“山里的路还很长很长，村里的事还很多很多……”眼前09年迫切要解决进组的4条公路要硬化、新农村建设要实施、村部环境要美化、群众水利设施要改善、白竺特色产业化要发展、白竺天然景观要逐步打造，要遵照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发展好农家乐旅游而奋斗！

在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与倾斜关照下，在乡党政各位领导的悉心指导与重视支持下，如今的白竺已成为本县小有名气，颇具特色的生态绿色银行、资源开发宝库和人文旅游胜地！正朝着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管理民主、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新农村大踏步前进！秉承着中央的政策，依托着省、市、县、乡各级领导的英明决策，我们相信，在此以颜郁霖同志为首的竺村委必将让风景优美，得天独厚的白竺明天载入光荣的历史史册！

第二篇：习近平为群众做实事

采访组：您是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请问您和习近平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陶海粟：我是1971年从插队的村里被招聘为县上干部的。记得是1972年，我作为县上派驻文安驿公社上文安驿大队的工作队队员，参加了八九个月的路线教育工作。其间，听人说这个公社梁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里，有习仲勋的儿子，还有雷英夫的两个儿子，表现都不错。这引起我的兴趣，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传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结识一下他们的。

虽然当时他们都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习仲勋和雷英夫这样的人会是“反党分子”。上山下乡前，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见得太多了。有一次我们参加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批判大会，江青在台上讲话时恶狠狠地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当时贺龙已经因为“反党”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离江青隔几个座位的主席台上（余当时是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的）。这让我哭笑不得，觉得他们动辄给人戴帽子简直像儿戏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那些“反党”帽子也就不当回事了。

有一天我抽出时间，自己到梁家河登门拜访了他们。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他们三个正好都在。当时，梁家河的十几个知青，大部分都已经当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几个没走的也待在北京不来，只有习近平和雷氏兄弟还在村里。我进了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上、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聊天过程中，我随手拿起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共产党宣言》打开翻了翻，只见里面几乎每页边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体写着批注，扉页上有“雷英夫”的签名。当时我暗自称奇，心想“共产党的干部里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孩子们的窑洞里到处堆着书自有其道理了。

采访组：当时他们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陶海粟：他们三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诚恳实在。习近平当时只有十八岁，比雷氏兄弟俩分别小四岁和两岁，但他看起来很稳重，讲起话来有自己的定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又不咋呼张扬。我认识近平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刚下乡时曾有过的一段迷茫徘徊阶段，心态比较稳定了。

从那以后，尽管交通和电话都很不方便，我和他们还是尽可能保持着联系。有机会时，我会到梁家河看他们，他们到县里办事，也会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那时业余生活非常贫乏，我和他们几个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我记得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有这么几个：一是听他们讲他们父辈的故事。例如有一次，习近平对我们讲起解放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故事。他父亲当时力克“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内地的经验，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这类故事，由于他父亲当时的处境，社会上是根本听不到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习近平在讲起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对父亲深深的爱戴之情。二是交流互换“小道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而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报刊广播上宣传的东西人们普遍不感兴趣，“小道消息”成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几个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息”资源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听多讲少。那时的“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讥讽“四人帮”的很多。他们几个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入不了党，但我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三是交流各自读的杂书的心得。这方面的很多细节记不清了，但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都在读的《世界通史》时，议论到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物，雷平生眉飞色舞地大谈“锤子阿炳”这个人物，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论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有很多共同语言。

第一个共同点是，比起北京，陕北农村给我们提供了政治上相对宽松、能够发挥个人潜力的天地。说实话，我们几个谁也不是怀抱“防修反修”、把自己锻炼成红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农村插队的，而是身不由己，没有其他路可走。习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品，当时都被关在监狱里。去延川之前，习近平已确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是因为当时少管所人满为患，让他先等着；雷榕生当时正在“黑帮子弟学习班”里关着，丧失了人身自由。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的环境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解脱。我在北京时的境况没有他们那么艰难，当时我父亲是军事院校的教员，但不是党员，祖辈又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山下乡前，有一个招兵机会，我想报名参军，当时驻我们班的工宣队的人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还想参军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另外还有十几个北京工厂的招工名额，但都被出身好的同学占据了，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没有一个下乡插队的。所以给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农村了。到了陕北以后，我们都感受到，那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称自己为“受苦人”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敞开了心扉。在他们眼里，评价一个知青，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比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都能派上用场。因此，虽然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世，总要干点儿什么，做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们那些“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精神的认同。第三个共同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高远，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个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此都梦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上大学这件事，当时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掌控的。1972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一个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直到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后来才听说，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戴帽下达”的。我也是几次申请上大学，但因为当了干部，县里不放。对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应该消沉应付，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雷平生做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您为什么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

陶海粟：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作，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1973年初，我是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县团委需要补充干部，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平。刘云清说：“可不敢！（陕北方言，意为“可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地主，我是个上中农，你再弄个黑帮子弟来，那还了得！”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成分”都是由过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所以即便父辈没有务过农，但祖辈的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分。延川县委能用我这样成分的人当县团委副书记，已经是很有魄力了，如果县团委干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所以我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

1973年下半年，我当了县团委书记。几个月之后，延川县委开始酝酿筹备，计划继1972年对部分大队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之后，在来年开展第二批活动，抽调县社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到另一批大队去蹲点整顿。当时的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是县委安排的第二批预定进驻的大队之一。因为赵家河原来就是我们县团委蹲点的大队，所以县里让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我被任命为队长，还需要一个队员，这个队员可以是脱产干部，也可以是不脱产干部。这时我又想到了习近平，就和他商量，由我们两个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大队开展工作。习近平说：“我还是团员，不是党员。”我跟他说：“没关系，县上并没要求每个工作队员都是党员。”他又很实在地说：“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我说：“没问题，我是队长，出了什么问题自然由我负责。你放手干就是，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我当时之所以推荐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从工作方面考虑，我们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给县团委的整顿大队工作搞得好一些，我了解习近平的为人和见识，相信他能胜任。第二是从他个人方面考虑，我非常想给他创造一个“锥处囊中”的机会。因为创造条件使他发挥才干，才能让县社干部更多了解他，以后被推荐上大学或是当干部，机会都会更大些。

到赵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经过县上和公社必要的会议和培训，1974年春节过后，各个工作队就开始进驻各自的大队了。我当时因为县上还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习近平就只身先去了赵家河，那个时候他是二十岁。我过了几天才去。

采访组：从您的角度来看，他在赵家河干得怎么样？

陶海粟：曹谷溪在他的访谈中已讲过习近平在赵家河修厕所的故事，这确有其事。习近平曾说过知青在农村要过四关，我看厕所关可以作为第五关。赵家河大队公窑外面的厕所，过去非常简陋，又脏又臭，难有下脚之地。我比习近平晚几天到赵家河，一到大队部外就看见他正在修那个厕所。我当时还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我之前经常来村里住这孔公窑，却从没想到要把厕所修一下。

那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还讲着一口比我地道的陕北话，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六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当然还是在县委和冯家坪公社党委的指导下，重大事情还是要公社批准的）。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近平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安驿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支部书记。

习近平在赵家河带领群众办识字夜校、打坝以及他和群众的密切关系等等，你们采访的赵家河村民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复，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另一方面的事情。那时“文革”正处于“批林批孔”的高潮时期，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所谓的“大批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但我和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到什么“阶级敌人”，也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包括我们共同工作期间和此后习近平独立负责期间，我们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也没有斗争过任何人。当时农村各个地方通行的做法是，即便没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迹象，但只要某个时候需要营造斗争气氛了，就会把村里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拉出来揉搓一遍，这些人永远是一些人搞“阶级斗争”的现成靶子。赵家河虽然也有过去的富农，但岁数都很大了，而且都是老老实实干活的人，我和习近平觉得无故欺负人家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

那一年，按上面的说法，最大的阶级斗争任务就是“批林批孔”。可是老百姓对那些“抑孔尊法”“抓现代大儒”之类的东西，说实话根本弄不明白，也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幸亏当时还有另一句大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和习近平在队里的工作，对“批林批孔”之类的不过是支应一下，主要精力还是花在了“促生产”上。

我现在仍然记得一件事。有一次我和习近平，还有赵家河的干部及部分社员，到公社所在地参加一个全社规模的批判大会，邻近一个生产大队的社教工作队送去的批判对象是几个队干部，他们的罪名是“不重视妇女工作”。大会上，他们几个低着头站在台上接受批判。当时我和习近平都感到很不理解，我们俩议论说，不重视妇女工作，充其量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用得着采取这样的办法整人家吗？我当时和习近平说：“我真想上台去把他们的批判会冲了！”习近平跟我说：“不要不要。”当然我也只是说说气话而已。

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还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差点儿把他自己搞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那是他熟悉的一个文安驿公社干部有事到冯家坪公社来，见到了习近平。习近平托他回文安驿时把一封信捎给雷平生。没想到这个干部私自拆了信，见到里面有议论江青的内容，威胁要告发。这有可能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在知青内部的圈子里，议论讥讽江青其实是家常便饭，谁也不会当回事，但是地方上的干部对上层的斗争没有多少概念，也没有接触这方面信息的渠道，所以会把这种事当成反对“文革”、反对党中央的了不得的大事来看待。后来通过共同朋友在中间做工作，给那个干部送了两件在当时比较稀罕的军大衣才算把事件平息了。这也算是习近平在年轻时代经历的一次惊险的“淮阴之辱”吧。

习近平从赵家河回到梁家河时，雷氏兄弟都已经先后上大学走了，他成了村里唯一的北京知青。但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他的生活更忙碌、更充实。1975年在梁家河开沼气现场会时，我也随各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去参加了。看了他在村里搞的沼气，确实有模有样。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沼气这个事是很难搞的，因为那时燃料稀缺，做沼气所需要的秸秆之类大都被做饭取暖烧掉了；当地土质疏松，群众又买不起水泥，渗漏问题也很难解决。在其它公社（包括我当书记的公社）推广沼气的阻力很大，大多是敷衍应付，虎头蛇尾。而他们村里办的沼气还真的把一些农户家的灯点亮了。可见习近平在这上面付出了很多心血。

习近平对于他在赵家河整队的这段经历是很珍视的。我1992年去福州看他和2008年在北京见他时，都是先和他的秘书聊天等待，这两任秘书都对我说，领导跟他们说起过，在延川赵家河参加整队工作，是他走入政界的第一步。2009年，到延川插队四十周年之际，我回访了赵家河，给我们当年住过的窑洞及现在的村貌、当年一起栽种现已成林的树木、村里老乡等等照了一些照片。回京后我通过习近平的秘书告诉他，想把照片及当地的一些土特产送给他，他答复说：“照片送来吧，土特产就不必了。”2012年他请几个清华的同学和我一起吃饭时，很带感情地向他的大学同学讲述了在赵家河工作的前前后后，还开玩笑地说：“我当时是个团员，整队结束时却把一个三八年入党的老支书换下来，让一个年轻人上了。”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前后的事情。陶海粟：1975年大学招生，习近平填报志愿的时候，三个志愿填的都是清华大学。当时因为他上大学的事，在推荐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这方面其他人已经讲的不少了。但推荐上去是一回事，后面还有关口，到底能不能上还是未知之数，谁也不能给他打保票。在这种抉择的当口，他做出三个志愿都填清华的选择，表现了独特的性格和自我人生设计上的理念。他这么做，加大了能不能上大学的不确定性，但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上不了大学在农村继续干下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不像很多人那样，把待在农村看得凄凄惨惨戚戚，能有离开机会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顾得上挑挑拣拣呢。经过七年的磨练，他在这里已经有情似亲人、贴心知己的父老兄弟，已经有殚精竭虑、日思夜想的干不完的事情，即便走不了又有什么呢？在他被批准上大学、梁家河乡亲们依依不舍他离开时，他甚至跟乡亲们说出过“要不然我不走了，继续留下来干”的话，我相信那是肺腑之言。

习近平临走之前，我正好在县上开会，和他在县委招待所里话了别，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出了门目送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远去的身影，心里有一丝怅惘，但更多的是为他走上了人生的新阶段而高兴。不管等待着他的前路是什么，我相信他是做好了准备的。

采访组：他上大学时你们有联系吗？

陶海粟：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第一次招生考试，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后，不久就去清华大学找习近平。他把我带到学校附近五道口一个饭馆吃饭聊天。当时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布了“文革”的结束，但仍然坚持了“文革”中形成的某些错误的方针政策。我们俩那天的长谈中，基本上都是在谈论国家正在发生的各种大事情，也谈到了他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他明确表示，他不准备做和化工专业相关的技术性工作，还是要进入政界，继续在陕北农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些更能影响老百姓命运的大事情。

习近平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曾担任过陕西渭南市长的仵西居，在2012年那次和习近平一起吃饭时和我相识，此后我们来往很多。他曾经和我说起过习近平和他同学时的一些事情。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大班，后来大班分成两个小班，习近平任其中一个小班的党支部宣传委员，他是组织委员。他说习近平在清华时的生活特别简朴，同学三年多，他从来没见习近平穿过新衣服，使他感到很惊奇，因为仵西居自己是从农村来的，有时还会穿新衣服。他还说，习近平在学校时，在专业之外广泛阅读政治经济类书籍。那时候，仵西居从家里带到学校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近平见到后就跟他借阅，后来仵西居就把这本书送给他了。他还特别讲到，习近平在政治上也非常稳重成熟。当时，清华大学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四人帮”对清华管控很严。1976年发生的纪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期间，他们班里有好几个北京同学也参与其中，传抄了天安门诗词。习近平在北京同学里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给那几个同学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提醒他们要注意策略，注意保护自己。仵西居是这次事件之后负责清查工作的，正是由于习近平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那几个同学得到很好的保护，都没有受到伤害，顺利过关了。这次事件以后，“四人帮”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一轮折腾。当时清华各级都成立写作组，有组织地写作批邓文章，仵西居询问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当即就以自己不善写作为借口，拒绝参加。（下转4版）

采访组：习近平担任耿飚的秘书一段时间以后，他决定到正定工作。您了解他当时为什么要去基层吗？

陶海粟：1982年初，我快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一天，习近平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决定要下基层、回农村去工作。他还说，他向耿飚谈自己的打算时，耿飚曾经挽留他说，下基层锻炼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战军去嘛。但他还是坚持要到地方上去。习近平跟我说，他之所以要下到农村地区去做基层工作，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国家已经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地方上会比在军队里接触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陕北干了七年，知识和工作经验最丰富的积累，还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农村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前沿，还是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

说了这些想法之后，他还说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听他说这番话，我很感动，但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选择从政道路的人谁都明白，虽然都希望在这条路上能不断进步，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开创更大的事业，但能否如愿不光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还有各种外在的环境因素和机遇因素制约，这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当时由于十年**对干部队伍和大学教育的摧残，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有一批高干子弟通过特殊途径得到快速提拔，被称为火箭式的干部，比起下基层，这似乎是一条不确定性较小、快速占据制高点的路。但习近平不愿意走捷径，他觉得自己虽然做过大队支部书记，但积累的到底是最基层的工作经验，历练和视野还不够全面，从县一级起步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虽然这样做，前面的路不确定性很大，但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习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择和自我设计上的不同常人之处，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只要有这一条垫底，而且为群众做事又是自己的乐事，那么个人前程的不确定性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我看他下去的决心已定，就对他说：“那好啊，你既然已经决定要下去，我给你带一个人来，给你介绍一下农村改革的情况。”我说的这个人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邓英淘，他当时是农村发展研究组的成员，这个研究组主要由在农村插过队的在校大学生组成，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农村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习近平同意后，第二天我就和邓英淘从学校骑自行车又到了习近平家里。那天，邓英淘跟习近平谈得很投机，给他分析了农村改革的形势，提了很多建议，习近平听了觉得很有帮助。三十年之后，2012年习近平和我见面时，还跟我提起这件事。当时邓英淘刚刚去世，习近平表达了惋惜之情，并告诉我，他还读过邓英淘写的书。习近平去正定后不久，我也从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工作。几个月后，我记得是夏秋之际，习近平有一次从正定回北京办事，又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和我聊他在正定工作的情况。当时我看他情绪很好，谈起正定的各种事情带着一种兴奋的语调。虽然去的时间还不算长，但他已经对推进正定的经济文化建设形成了很多设想，其中之一是在正定建一座荣国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动这个事情有关。

1992年我去福州看习近平时，他和我说起过他在正定任职时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担任了正定县委书记之后，有一次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邀请了三个县委书记去他那里座谈，这三个书记都是从北京下到农村工作的年轻干部。会上三个人分别汇报了所在县经济改革的情况和各自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会后当天晚上，有熟人就打电话告诉习近平，老杜听了三个县委书记的汇报后说：“还是小习讲得最实在。”我听了这个事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在陕北农村共事时我就知道，习近平做事总是沉稳务实的，他不喜欢“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讲究吃透实际情况，循序渐进。

2012年时，他在饭桌上还和我们说起，当时有一个外县的县委领导带代表团到正定来交流改革经验，所有团员都是西装革履，并且在和正定的干部交流时鼓动正定干部也应该都穿西服。习近平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他虽然不反对穿西服，但这终究是表面的东西，没有必要把这作为改革的措施来强求一律。他还说起与此相关的一件趣事，他刚到正定的时候是县委副书记，书记是个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干部，习近平对他很尊重。习近平那时经常穿一件军大衣，戴一顶鸭舌帽，有一次老书记请他到家里，坐在炕头上喝酒，老书记说：“你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帽子……”习近平听了后，觉得这不是大原则问题，就欣然听从了老书记的建议，不再戴那顶帽子了。

我的一个朋友吕日周当时是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曾到正定搞过调研。他最近告诉我，他当年到正定调研时接触到的干部群众，普遍对习近平给以很高评价，有的年纪大的农民说，近平是我们农民的儿子；年轻人则说，近平待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吕日周跟习近平在正定谈了很多，他说习近平当时曾跟他说：“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吕日周至今对这几句话印象深刻。

今天就先谈这些吧。最后我想说几句的是，我和习近平的友谊虽然延续了几十年，但近距离接触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少的一些片段而已，不过就从这些不多的片段中，我确实感受到，为群众做实事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是什么被灌输的教导，而是早在陕北七年里，在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扎着生存的普通老百姓牵手共度时艰中，就油然而生的、铸入血液中的信念。对他来说，这不是自己升迁业绩的筹码，而是没有其他任何兴趣能够替代的人生乐事。毋庸讳言，习近平在陕北的七年正处于我们国家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黑白颠倒、美丑错乱的时期。但是，在延川这个全国贫困县的贫瘠土地上，却在同时期中走出了习近平、孙立哲、路遥、史铁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这并不是“文革”的成果，不是极左路线和乌托邦理论的成果。中国自古以来，不管是在盛世还是衰世，不管环境多么荒谬，总是有悬壶济世的良医出现，总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良吏出现，这是我们的民族能够生息绵延的脊梁所在。我们现在回忆这些青年人当年的脚步，不是歌颂什么虚幻的口号和运动，而是认可那些在艰难困苦之中仍然顽强地寻找和实现人生的意义、“男儿当自强”的精神。

2008年我在北京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曾对他说：“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关于你的故事写一写。”他当时笑着对我说：“我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他的话我完全能够理解。习近平行事低调，从不愿意过多宣传自己，他在福建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此前已经拒绝过大概上百次采访。加之现在他肩负重担日理万机，讲他的故事这样的事确实算不上什么急务。不过我觉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领导人，不仅看到他们在台上作大报告的样子，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甜酸苦辣和内心世界，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所以，我觉得中央党校做这个系列采访实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第三篇：为群众做实事进展情况汇报

文章标题：为群众做实事进展情况汇报

200x年，我局承担着全县为群众所做x件实事中的x件、x项专题工作。年初局班子高度重视，将其做为全年工作重中之重。实行一项专题一个小组，每项专题分别明确由分管局长主抓，坚持按季汇报调度、定期总结分析、研究解决办法。截止到目前，这x件实事、x项专题工作已完成或基本完成，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一、医疗保险解民忧

一是于x月份启动实施了《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大病医疗救助办法（试行）》。为把县委、政府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我局组建了专门的医疗救助工作小组，对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按政策严格把关，做到不重不漏。目前已有x家企业的x人被列入救助范围，按照规定将于年底予以救助，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我县困难企业退休职工报销医药费无着落这一老大难问题。二是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多次征求经贸局、总工会、体改办、财政局等有关单位的意见，先后几易其稿，以县政府[200x]x号文件正式出台了《x县企业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障办法（试行）》。此举成功地将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开始运行、近年来一直靠借支养老保险基金勉强维持运做的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医疗统筹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轨，二者实现了顺利衔接。同时解决了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医疗费一直无处报销问题，困扰我们多年、各级领导头痛的难点问题，也是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得以彻底解决。不仅消除了不稳定因素，而且解除了企业退休人员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实际问题，此举是十件实事外又一大突破，全市首创，为今后企业改制过程中的退休人员安置问题铺平了道路。《x县企业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障办法》的出台和落实，必将对企业的改制、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就业再就业帮民富

一是建全组织网络。在组建就业服务局的同时，建立起完整的就业服务和信息发布网络，投资x多万元，安装了电子显示大屏幕，购置了相应的现代化办公设施，对劳动力交流大厅进行装修改造。在各乡镇（街道）组建了劳动保障事务站，配备了x名专兼职工作人员。在对其进行业务培训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加强乡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站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在每个行政村确定了1名兼职劳务供求信息联络员，从而形成了全县上下贯通、一体化管理的就业再就业工作新格局，为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x月份召开了再就业工作调度会议，分析了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通过采取联查、抽查、督导等方式方法，有效地促进了工作的开展。二是摸清工作底数。依托劳动保障事务站，在对全县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剩余劳动力基本情况进行详细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根据求职意向和专业特长分别建立了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信息资源数据库，实现了数据库的动态管理。三是开展就业再就业培训。按照多轨道运行，多元化投资，多家机构办学的原则，与矿山安全局、x技校、x技校、县职校、县党校及我局阳光工程培训学校等骨干培训机构，举办家政服务、电气焊、采矿知识、计算机应用等培训班x期，培训下岗失业人员x人，超额完成全年培训x人的任务。四是重点扶持。多次跑京进省，联系较大企业集团，采集用工信息，拓宽用工市场。制定了《促进南部地区农民增加收入的意见》，落实了免收或减收求职登记费、报名费、中介费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五是务求创新。经过与x集团反复协商，达成了为我县在x各矿的x余名农民工缴纳养老、医疗保险的协议，现已全部落实到位。消除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受到了用人单位特别是我县农民群众的好评。x月份省劳动厅对我县农村劳务输出试点县检查评估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到x月底，已向北京、天津、x等地的煤炭、保安、餐饮等行业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x人，完成全年任务的x，年可为农民增收近x万元，全县共帮助x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x。对未能实现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在开发公益性岗位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公开招聘了x名下岗失业人员（其中“4050”人员x名）担任社区劳动保障协助员，为符合条件的404人发放了《再就业优惠证》。对暂时不能实现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按时发放救助金和救济金。确保基本生活不出问题。尤其是在晶品链条集团改制后，我们对该集团x名职工及时进行失业救济，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今年已为x人次发放救助金x万元，为x人次发放失业救济金x万元。通过不懈努力，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x以内，比任务目标降低了一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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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市质监局为群众大办实事好事

市质监局为群众大办实事好事

在主题教育中，阿克苏市质监局根据群众的需求，从以下几方面为群众办实事好事活动，受到群众的好评。

1、把加强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管理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组织开展了涉农执法专项整治行动，集中开展农用物资防假打假，加强对种子、饲料、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生产流通环节的检查管理，严防欺农、骗农、坑农、害农现象发生。

2、送信息。将不同农时农作物生长施肥与注意事项，不同农作物市场行情信相关知识为主要内容，如何识假辩假化肥、农药等内容编印2000余份；在各种宣传场合发放到需要的农民手中。

3、送肥料。为定点帮扶单位送去了有机肥5000公斤、复混肥2000公斤。为部分农民群众解决了当前春耕缺肥的燃眉之急。

4、规范收费。进一步强化措施，加大收费管理力度，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强化收费的规范性、严肃性，杜绝了违规违纪行为发生。

5、强化服务。领导班子分片负责，督促各单位加快落实优化发展环境和扶持民营经济的相关措施，进一步加大帮扶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发展环境工作的力度，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工作任务，提高质监部门形象。

6、走访沟通。根据工作实际，制定了走访方案，印发了走访任务分解表，将五大班子、重点企业列为重点走访目标，特别是曾处罚过的企业，局班子成员亲自带队，在全局筛选沟通能力较强的干部职工，承担重点走访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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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五篇：1004+ 2020年为群众做好事实事清单

1004+

2020年为群众做好事实事清单

x.全力推进x水库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建设，同时做好二期工程前期准备工作。

x水库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土石坝、溢洪道、供水隧洞，计划xxxx年溢洪道、供水隧洞全部完成，土石坝填筑完成xx%。二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取水泵站、输水管线、净水厂、配水干线四个部分，今年完成招投标工作并开工建设。

x.启动x河净水厂升级改造及配水管网改造建设项目。

在x河净水厂原址建设净水间、综合车间、臭氧破坏间等x座建（构）筑物，总面积xxxx.x平方米。日供水能力增加至x.x万立方米；升级水处理工艺，对供水水质进行深度处理，达到国家规定的xxx项供水指标最高标准。改造建设配水管网xx.x公里。

x.启动x至x公路x镇至一面坡段改建工程。

x至x公路x镇至一面坡段改建工程全长xx.x公里，改扩建为二级公路，路基宽xx米，沥青混凝土路面宽x.x米。工程分两年完成，今年完成路基工程和桥涵工程施工，xxxx年完成路面工程和附属工程施工。

x.建设x市公路客运南站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在x高铁站对面，占地面积x.xx万平方米，建筑面积xxxx.xx平方米，今年完成项目征地、施工图设计、招标和施工建设。

x.全面完成市人民医院外科楼、市妇幼保健院综合楼建设并投入使用，改善医疗设备设施和条件。

完成市人民医院外科楼、市妇幼保健院综合楼内部装修和工程收尾验收工作，年底全部投入使用。

x.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完成x个小区改造任务。

改造老建委小区、尚小前楼、鹏翔小区、劳动服务公司家属楼x个老旧小区。

x.启动并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研究制定智慧城市建设三年规划，且完成招（投）标等前期准备工作，率先完成教育信息化建设，整合推进城市管理、应急指挥中心建设。

x.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程。

修建、硬化农村道路x条，全长xx.xx公里，新建和改造农村危桥xx座，对x至平林等xx条农村公路xx.x公里进行安全生命防护改造。

x.优化和升级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为民服务功能。

将国土、环保、住建、规划、发改部门等投资项目综合审批，农机车辆登记、年检和驾驶证办理、公共场所卫生审批业务及国地税核税、定税相关业务进驻中心办理。优化运行机制，努力推进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探索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行网上预约、网上申报、网上公示、网上投诉等业务，为群众办事提供自助式、人性化、信息化的办事环境。

xx.实施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工程，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完成园区内供热设施建设，解决园区集中供热和企业用蒸汽问题，提高开发区基础设施保障和园区承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