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医患关系中的法理思考

第一篇：浅议医患关系中的法理思考

浅议医患关系中的法理思考

华东政法大学2011级政法干警研究生班：黄宁

学号：116100011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有机会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然而由于医患沟通方面的种种障碍，医患纠纷依然每天都在发生。2010年6月23日凌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金志春遭愤怒的患者家属李昌彦用匕首刺伤胸部，虽经全力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这一本可避免的事件还是让人感到扼腕惋惜；2012年4月福建南平的医患纠纷也一度有些“白热化”。患者家属与医院的矛盾甚至发展为群体冲突，震惊全国。为减少冲突事件，紧接着南平先后推出诸多举措，其中包括加强打击“医闹”甚至聘警察出任医院副院长，后因舆论批评而“流产” ；2012年5月初，一段时长约3分20秒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被传播。视频中作检讨的是一位医院的院长，而死者是曾在其医院就医的患者。之后，这位院长和随行的几十名医护人员一起下跪、磕头。“医生、检讨、集体下跪、羞辱”这些字眼连同视频一起刺激了大众的神经；2012年随着反映医患关系的电视剧——《心术》在全国各大卫视播出，医患关系再次引起全社会的热议和民众的关注。所谓医患关系是指以医师为主的群体的一方，予以患者为中心的群体为另一方，基于医师为患者提供疾病诊疗服务而形成的法律关系。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加快, 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 医患纠纷诉诸法律不断增加。因此, 笔者从法理学角度对医患关系进行分析。

一、医患关系中的法与科技的关系原理。

法律与科技的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和显著。

（一）科技进步对法律的影响。科技进步对立法、司法、法律思想、法律方法伦等方面产生诸多影响，尤其在立法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一些传统法律领域提出了新挑战。例如。现代医学突飞猛进，人工受精、试管婴儿、人类器官移植等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标志着人类自主干预生殖过程成为现实。但是，人工受精的广泛应用和试管婴儿的大量诞生，从而形成新型父母子女关系、抚养关系以及继承关系等，使传统婚姻家庭和继承方面的法律受到了极大冲击。同时医患纠纷不断增多，涉及到处理具体医患关系矛盾的法律法规仍然很缺乏，这也是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的因素之一。因此我们要在新的医学领域和处理具体隐患纠纷方面上加强和完善立法。理论上说，医患纠纷不是没有合法的解决途径：卫生系统，司法系统„„但这些渠道往往被患者一方拒绝：“我们不信”。如今，人民调解的方式受到“重用”。不管是医院还是患者，都期待一个说话公正的裁判者。2011年8月23日，上海全面启动医患 ①① 柳经纬、李茂年：《医患关系法论》，中信出版社2002版，第1-2页 纠纷人民调解，虽然这一机制并非上海首创，但与各地主要靠民间组织性质的医调委(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调解不同，上海更突出 “政府主导、第三方调解”的纠纷化解机制，在司法局下新成立医调办(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办公室)，指导管理医调委工作，并协调等各有关方关系。2012年3月，上海将建立健全医患纠纷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上海市司法局将积极配合公安、卫生等相关职能部门，出台现场应急处置预案和规范；同时，司法部门将进一步研究把医疗机构所在地司法所统一纳入医患纠纷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体系，及时处置医患纠纷突发事件，防止医患矛盾激化。因此随着相关立法工作的完善，相信医患关系一定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医患关系简单讲是指以医生为中心的群体（医方）与以患者为中心的群体（患方）在医学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协调匀称的相互关系。通俗一点就是指在医学活动的过程中医生与病人之间接成的和睦、融洽、相互理解信任的一种人际关系。

（二）法律对科技的影响。法律对科技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法律管理科技活动、法律有助于科技成果商品化、法律对科技活动和科技发展所引发的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抑制和预防。针对在医学科技领域，比如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受理患者起诉法院在手术中主刀医生让其博士学生在旁观摩手术侵犯隐私权等案例。由此引发社会讨论该行为是否侵犯隐私权的权利，笔者认为针对这种行为，需要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如果有制度保障的话，既得到救死扶伤的目的，又能保护患者隐私权等其他权利。比如在医生带领学生在手术室进行案例教学前要提前告知患者，并经其同意的书面文件等制度规范，同时也要规定医务人员侵犯患者隐私权等权利时法律后果并提供患者的救济途径等制度。相信在充分利用规章制度的规范下诸如此类问题会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的。

二、医患关系中的法与道德的关系原理。

法律和道德是两个联系十分密切的现象。法律是国家颁布的行为规则，但它不是纯粹的技术和抽象的规范，它不可能脱离道德。同时道德不是抽象的善恶观念，而是归根到底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一）法律对道德的作用。法律对道德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立法，赋予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以法律强制力和通过法律的实施活动，可以弘扬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观念。从法和道德的关系看，应该在医学领域中保留一定的道德空间。比如器官移植和 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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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博胜：《美国医生和美国的医患关系》2009A版, 第8-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页。捐献是一种道德行为，是人的奉献和人格高尚的体现。现以法律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是以法律的手段加强和固化了这样的一种道德观念。法律承载着一定的价值目标，法律在规范人的行为的同时，也评价人的行为，法律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

因此，我们要医患纠纷中道德无法解决的领域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没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监督机构，会让少部分医务人员有机可乘。管理混乱使医疗活动失去准绳，医院整体医护素质差，所以政府和相关部门有目的及时完善以“病人为中心”，“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仁心仁义、方便为怀”的规范体系和相关规章制度，有助于改善当前较为不满意的医患关系现状。

（二）道德对法律的作用。道德对法律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道德对法律创制具有导向作用、道德对法律的实施具有保障作用和道德对法律的漏洞具有弥补作用。在医学领域和医患纠纷处理中很多方面法律的规定是空白的，在法律这台机器“失灵”时，需要道德来发挥它的“引擎制动”的作用。在隐患纠纷中很多矛盾不是我们医院设备不行、医务人员专业水平不够，相反很多是我们的医务人员的道德素质“滑坡”导致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和深入发展，人们的商品意识增强了，物质水平提高了。少数医务人员以行医作为谋私利的手段，坑害病人，导致病人意见很大，有的花了很多钱，医不好病，在心理上很不平衡，与医护人员发生冲突，此其一。其二，由于客观上正常收入不能满足医生物质需要，少数医生趁治病机会搞行业不正之风： “回扣”、“红包”，损害了患者利益。其三：部分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不够高，对患者冷、硬、推、顶，使患者发生不满心理，冲突、纠纷不可避免发生。这是由于部分医务人员存在封建恩赐思想：你来求医，是在求我，你得听我的，这种没有丝毫同情心的思想，肯定会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其四：部分医生爱病不爱人，只关心对己之科研、课题有用病人，对其他病人爱理不理，这对于敏感的病人无疑是一个打击，肯定会发生纠纷。

为此，我们要改善医患关系和解决医患纠纷，切实需要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和技术水平，改善服务态度，本着同情、安慰的心理医治患者，特别在今天已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情况下，对医生的要求更高了，既要医好患者的病，更要了解、疏通病人的心理状态，满足病人的合理要求，使患者感到住院时有一个良好的心境，配合医生治疗，我们感得“将心比心”是很有说服力的，当你无视病人的痛苦时，多想一想，要是你生病，希望医生怎么对你，另外，医学科技迅猛发展，医务人员要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事业心，努力掌握先进的医学科技，为患者服务。在仪表上、行动上、语言上、医疗工作过程中，使患者放心、满意、高兴，这对医院的两个效益很有好处。然而在医患双方矛盾问题上，医方固然有责任，但患者有时也是冲突主要挑起者。主要表现在：(1)医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有代价的。目前世界上还有许多疾病都没有找到发病的根源，更没有研究出有效的检查和治疗手段。有些病症即使能够治愈，也不能做到立竿见影、药到病除，当患者的疾病和治疗要求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患者在失望之余就会把不满情绪发泄到医务人员身上而导致医疗纠纷甚至过激行为。例如有些患者对医疗期望值过高，认为是小病应治愈，有的是道听途说，这种病怎么医成这种样子，产生不满心理。在医院闹了起来。有些道德素养较差的家属会侮辱医生等。（2）不信任心理：有些患者希望老资格医生为其治病，一旦得不到满足，出了一些合并症，将认定是年轻医生造成的，发生纠纷。（3）有些病会产生不良心理影响，如癌症、慢性病、长期不愈，患者发生不满，绝望心理，将会迁怒于医务人员。因此在医院里面，患者相对是弱者。需要医生的关心、爱护。我们认为，只要医护人员对得起患者，便几乎没有患者对不起医生的。要加强对患者的宣教活动，包括医学方面的常识，医院的规章制度。使患者慢慢与医生配合，互相尊重，互相关心的重要性。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从孟子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发现治理国家必须把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也就是古代所实行的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因此在改善医患关系和解决医患纠纷工作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的双重作用。

三、医患关系中的法律关系原理

所谓法律关系, 是指根据法律规范所产生的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内容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即权利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它是由法律规范、权利主体、法律事实三个要素构成的。医患关系中的法律规范是国家颁布或认可的、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所应遵守的行为规则。当前它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执业医师法等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和全国医院工作条例、医院工作制度、医院工作人员职责及国家认可的规范性文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事实是当患者到医疗机构就医时, 医患间的法律关系就产生了;随着医疗工作的开展，患者病情逐渐好转、康复、结帐出院或抢救无效死亡、结帐出院, 或病情不见好转, 患者结帐、转院, 则此次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履行完毕, 医患间的法律关系就宣布终止。这里讲的医方包括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如果患者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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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朱爱荣：《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之对策探讨》延安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2009: 168-169.⑤⑥ 孟

子： 《孟子·离娄上》第一章

徐永康：《法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395页。欠费而私自离院, 或患者在住院期间, 因医务人员的技术原因或严重不负责任, 造成患者死亡或严重损害了患者的身体健康;或患者及其家属因对医院、医务工作者的工作不满, 而实施对医院和医务工作者有损害的行为时, 医患间的法律关系就会出现变更, 从而引起一种新的法律关系。

四、简单结语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是伴随社会的发展、法律的完善、制度的健全、医务人员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的共同的促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通过多方努力，最终才能构建和谐的隐患关系。不断探索和建立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医患关系，创建社会主义医德新风，促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永康主编：《法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沈宗灵主编，张文显副主编：《法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3］付子堂主编：《法理学进阶》（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4］柳经纬、李茂年主编：《医患关系法论》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5］方鹏骞、孙杨著：《中国转型时期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6］牛忠志主编：《科技法通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7］徐青松主编：《卫生与法》（第三版）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第二篇：用法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用法、理、情调解医疗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和谐，在辩证法上是指事物矛盾对立统一里的同一(一致)性，是对立斗争过程中使对立的双面“和衷共济”地转化，达到“双赢”效果。所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应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民主法制，掌握民情人心，依法用和平的手段，通过说服教育的办法去解决。

医患双方是矛盾对立统一体。纠纷就是对立，和谐就是统一；纠纷是暂时的，和谐是永久的；纠纷是个体性，和谐是群体性。愿景是纠纷越来越少，和谐越来越多；在解决纠纷中构建和谐，在和谐中又会有新的纠纷发生。

虽然纠纷是不和谐的音符、是少数的。但如果不加谨慎处理，可能会由点及线到面，由医疗机构的点波及到卫生系统的线扩大到社会的面。通观近年来我局处理的医疗纠纷案例，我们的体会是：用法、理、情调解医疗纠纷，可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一、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必须依法依规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才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一）法律法规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石

社会的和谐，既不能靠强权来建立，也不可能靠强权来维系。依法治理才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最根本的途径。因为，宽容作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只能由法律来确立和维护；平等作为社会和谐的条件，也只能由法律来确立和维护；协商作为达致和谐的方法，更需要法律来规范和调整。医患双方既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力，又要履行法律要求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法律和法治，构建出和谐医患关系来。

（二）普法宣传，教育民众，全社会的责任。

法律法规成为公共知识，成为人们“行动”时不假思索的选择，需要宣传和普及教育。卫生行政部门要依法行政并督导医疗机构依法行医。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对发生纠纷和有信访诉求的民众不仅要进行卫生法律法规宣传，还要进行公共秩序相关法律法规（如：信访条例、治安处罚法、维护医疗秩序通告等）的宣传教育。使法律法规成为公共经验、公共知识、公共信念。服从法律规则成为“行动”指引和维度。这样，规则/秩序/法律才成了公共知识，才成为事实，成为人们行动的坚实基础。让法律在调控社会矛盾中发挥基础和主导作用。

（三）政府职能部门要依法、公正、有效、权威解决纠纷。卫生行政部门在化解医疗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充分发挥卫生行政部门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

第一，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卫生行政部门“依法”解决纠纷，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在解决各项纠纷时不仅要遵守实体法，而且要遵循程序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第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卫生行政部门必须“公正”地解决纠纷。在调查处理工作中做到公正和效率的统一，法律公正与客观公正的统一，实现有效率的公正，确保公正、公平处理。

第三，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卫生行政部门“有效”地解决纠纷。要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切，从法律精神和公平理念出发，寻求法律与情理之间的和谐交融点，寻求平衡利益的最佳途径。充分发挥调解的优势，积极运用和谐方式化解矛盾，减少对抗、缓解讼累，提高息诉率，实现息诉止争、钝化矛盾的社会目的。进一步落实便民利民的措施，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加大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第四，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卫生行政部门必须“权威”地解决纠纷。大力增强政府职能（卫生行政）部门的社会公信力，加强舆论监督和

社会监督，坚持和依靠党、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对信访工作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积极争取政协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共同维护卫生行政部门权威。

法治是一种科学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和谐社会得以形成的根本保障。我们应该把构建和谐社会与加强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法律法规在解决纠纷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健全完善民主法制建设，顺利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战略目标。

二、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必须合理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诉求，才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晓之以理”――“天理”，具体来讲，也包含有公共道德、社会共同行为规范，如习惯、规则、习俗。判定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合“理”，一般只从其行为内容是否为了私欲，即义与利两个标准来判定，凡是为了私欲，均是不义的，也就是不合“理”，凡是合于义的，“去私”的即是合“理”的。

在医疗纠纷调解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理却是比律条更重要的依据，用现代的话来进制表达，理才是立法本意，是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样，理也是评价人的主观动机、目的等人情是否正常的标准。

医患双方在对医疗卫生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诊疗规范、技术流程的认识、掌握、运用上，患方是弱势群体，纠纷中，理自然不公正。一旦患方过度自我保护和过度维权，甚至出现违法行为，医方也是弱势群体，纠纷中，理自然也不公正。医学的特殊性、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医疗供给的特殊性，造成纠纷中理难以公正。

裁决机构（法院、卫生行政部门等）只要弄清原则，确立理的所在，纠纷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三、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必须用情调解医患双方的矛盾，才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民众的情，社会的情。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也可以将社会舆论、社会的一些基本状况、乃至我们经常说的习惯法和大家公认的一些风俗习惯或公认的一些权利包括进去。这些是医疗纠纷处理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

人之常情，即我们经常说的人性、人的本能、本性这方面。在个体和群体、弱势和强势、个人和社会的辨正关系中，以人为本，在法、理、度内，充分考虑人的情感、人性等因素。这是医疗纠纷处理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因素。

情面或人情，它可以更多地涉及到一些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关系案、人情案就是包含这一层的意思。人情、人际关系往往影响到法律实施，影响到纠纷处理过程和结果，是必须杜绝和掘弃。这是医疗纠纷处理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造成不和谐医患关系的因素。

法生于义，义适于众，众适合于人心――“法顺人情”。在纠纷处理实践中，把民众和社会的情与人之常情统一，把民众和人情统一，才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四、用法、理、情调解医疗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现在，在解决医疗纠纷过程中，情为基础，理为本，法为末被部分采用，出现了大量不和谐的声音。构建和谐社会，使不和谐声音出现的频率、程度和力度等变得越来越少、越小、越低，要追求理为本、法为用、情为末。

理生于情，理寓于情，理以节情，理以化情，以情为基础，以理为指导。在纠纷调解中，通情达理，合情合理是最重要的。在纠纷调解中，法、理、情三者都作为重要依据加以考虑了，三者兼顾了，和谐统一了，才是完美解决了。

但是，情理法也有发生冲突的时候，作出灵活性让步和妥协的是必须和正确的。在民事纠纷调解领域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允许老百姓有一种高度自治，允许老百姓用一种习惯、风俗，情理式伦理规范加以调整，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裁决机构（法院、卫生行政部门）也

要非常注重本地的情理和伦理道德。

在我们处理的纠纷里，不乏此类情理法融合的案例。例如：十岁女孩在门诊治疗时死亡，医患双方发生纠纷。我们卫生行政部门收到信息，马上主动介入。调查结果：1.该门诊是依法持证机构，医技护人员为注册的，诊疗行为基本规范，但有缺欠（事后证实：重症肺炎门诊治疗，风险评估不足和告知不详）。2.家属违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聚众示威拉横额等。

我们的处理是：1.合法机构和人员适用卫生法律法规，否则移交司法部门处理。2.家属违法结果危害不大，经批评教育，家属认识到错误、撤走并表示歉意，情有可原，建议医疗机构放弃诉讼权力。3.为了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应依理进行尸解。医患双方诚然接受，纠纷暂时平稳。

在等待尸解报告过程中，家属反复多部门、多次上访，我们的局长、主管副局长等人员，进行多次接待，答复，同时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告知（如：《信访条例》等）。经过我们大量细致的、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工作，家属接受了我们建议，耐心地进行等待。纠纷又暂时趋于平稳。

在接到尸解报告后（由于尸解证实死亡和疾病本身关系），家属在门诊同意进行人道补偿后，继续进行纠缠、上访、小范围“闹事”。我们为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连续3次召开调解会，希望医患双方平息事态，但由于补偿费用数额无法达成一致，事件仍无法完全平息。江门市人大代表、卫生局局长、党委书记毛炯，卫生局主管副局长宋华亲自参加调解。在调解会上，毛炯局长就此次医疗纠纷进行了情、理、法的分析，在深深打动医患双方基础上，补偿数额已非常接近，但仍有两千元的差距，难以进一步协调，调解陷入了僵局。毛炯局长以人民代表身份，当场个人捐出壹千元，交到家属手中，这一举动，感动了家属，全体人员要下跪叩谢，被毛炯局长搀扶制止。门诊负责

人也马上以个人身份捐壹千元。纠纷解决后，医患双方纷纷向有关部门致电（信），赞扬我局在医疗纠纷实践中，人性化运用情、理、法的做法，堪称经典和完美体现（家属哥哥是法律管理双学士），赞扬毛炯局长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法、理、情在调整医疗纠纷，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运用，充分证明，依法、合理、重情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有效办法之一。

第三篇：医患关系的思考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有激化趋势是不争的事实。医疗纠纷数量明显上升，但和医疗事故并不成比例。这反映技术问题不是主要原因，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概括说来应该是：中国人要求医院提供与西方接轨的医疗待遇，国家却只支付了“世界倒数第四”的医疗投入，剩余费用全部由患者和医院买单；中国媒体把一切都归咎于医德沦丧，而相关法律体制的不健全导致的“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潜规则无异于火上浇油。政府对医院投入严重不足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医改把“国家出钱为老百姓免费看病”变成“自己掏腰包”时，失败的悲剧就在酝酿中，简单的小学数学原理，国家既然节省了资金，必然要从百姓腰包补出来，这可是一笔占GDP 4-5%的天文数字的医疗费用啊，百姓看病能不贵？把医院变成“靠从百姓腰包赚钱生存”的商店，又不给他们经费，医生怎能不“向钱看”？医院没有资金购置先进医疗器械及药品，没有资本吸纳人才，没有资金发放工资还要维持一个庞大机构的正常运转，不靠提高治疗费用，不靠“以药养医”还有别的什么法子？医院要增收，必然要多收治病人；病人越多，每个病人的诊疗时间越短，和冰冷的医疗器械相处的时间远大于医生，如何不让病人感到人情冷漠？医生工作强度大，收入却远不成比例，有时工资还要与开提成药、个人或科室“营业额”挂钩，如此情形，医生怎能不开提成药，怎能不开各项必要或不必要的检查单？由此看来，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我认为，医改的不合理，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太少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

2010年6月23日凌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金志春遭愤怒的患者家属李昌彦用匕首刺伤胸部，虽经全力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这一本可避免的事件还是让人感到扼腕惋惜。行凶者名叫李昌彦，他三岁半的女儿李思格由于上呼吸道感染并发败血症入院后，于2010年6月10日下午抢救无效，死于重症肺炎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孩子因为病重死在医院，家属十分悲恸，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没有详细了解孩子的病程经过的情况下，家属就要求医院“对孩子的死负责任”并要求80万元的赔偿，不仅使得死去的孩子无法安息，还严重地扰乱了医院的运营秩序。同时，由于院方未能与死者家属进行良好的沟通，加之院方保安对家属的心情未能充分理解和尊重，甚至动粗，使得一起本不该属于医疗纠纷的事件，逐步升级成一起暴力流血事件。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医患沟通不畅所导致的。

医患沟通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患者三方共建、理解和信任。只要善待患者，加强沟通，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为患者提供温馨、细心、爱心和耐心的服务，就会赢得患者对我们的尊重和认同，和谐的医患关系就一定会建立起来。

（一）政府要完善法制、健全机制、理顺体制

1.完善卫生法制，健全运行机制。

2.改革卫生体制，转变两个模式。

（二）医患危机预防模型从医患关系互动着手，建立“病人投诉管理系统

（三）加强医师职业道德建设，进一步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养

（四）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医疗卫生体制的完善

1.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加大政府对医疗服务领域的资金投入，为医疗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奠定基础。

2.医保、医疗、医药三改联动，创造医疗保障制度实施的良好环境

3.发展社区卫生事业，理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社区卫生医疗服务具有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六位一体的功能。

（五）深化卫生体制改革

1.完善立法规范医患行为。明晰医患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防止医疗纠纷产生的关键

2.准确定位医疗市场。市场经济条件下卫生事业是集社会服务性、公益性、经济性于一体的

第四篇：换位思考医患关系

换位思考医患关系

又一次走进医院，走进心内科病房，空气中依然弥漫着熟悉的化学味道，我们一行人走到护士站，找到当天负责带我们的护士老师，简短交流后我们被分到不同的病房。同其他人一样，我走进病房后正打算与我负责的病人作一个自我介绍，虽然平日在学校里还算活跃，可一见到床上的阿婆满脸病容，话到嘴边有咽了下去。阿婆似乎有所察觉，见者两个陌生的面孔也愣了，还好搭档反应快，迅速走上前去，和阿婆解释了来意。

经过一次磕磕绊绊的交谈，我们了解到，阿婆姓黄，已住院一周，问她是什么疾病入院时，她摇头说不清楚，只知道在家时一劳作后容易头晕，心慌，不得已才被家人送进院里。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见阿婆针水已尽，便赶紧想管床的护士汇报，一会儿工夫，进来一位年轻护士，她已经身怀六甲，依然挺个大肚子，熟练地为阿婆换了针水。完事后她端起盛放药水的盘子，说阿婆下周有几个检查要做，要我帮忙去预约一下。之前也有过志愿者经历，大致流程也知道，所以很快就应了。手里拿着检查单，一份B超，一份CT和一份MRI，简直无法想象，先是费用就是一大笔，更何况是一个身患眼疾的老妪要不断在各个楼层、各种机器之间穿梭，对病人的心理来说，又是一次多么大的考验。我想，她的内心除了恐惧，就只有麻木了。

预约检查是件考验人耐心的事，CT、MRI要去三楼，B超在六楼，楼上楼下跑得也够呛，这还不算上排队的时间。估计前台护士也不耐烦了，不断地有人过来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到我们检查？我们都等了半天了！一开始，护士的还是友善的，渐渐地，声音也放大了起来，家属见状，也只得乖乖回座位等待未知的检查通知。从六楼跑下三楼搂着阿婆预约CT、MRI，迎面而来的又是一个问题，一切事项办妥后护士问我要病人或病人家属的联系方式，说到时通知病人用，因为管床护士也没有和我说过这一茬，打算再跑回病房问清楚，忽然想到搭档还在病房，便一个电话过去，一番解释之后才把所有的检查办妥。

不得不感慨，还好我对医院比较了解，若是换成病人家属，多绕几圈也是常有的事儿，人家不发活才怪。我大致也了解到了大多数人不喜欢医院的原因。医务工作者本身也是人，也是会产生情绪的，但带有情绪工作就不对了，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对于被病痛折磨的病人，我们应多一些宽容，多一点爱心，多一次微笑，用真心待人，这样才能建立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也是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第五篇：“非典”中的医患关系及伦理学思考

“非典”中的医患关系及伦理学思考

[摘要] 在抗击非典中医患之间形成了超越现实社会环境要求的亲人加战友般的关系，医务人员以可歌可泣事迹重塑“白衣天使”崇高形象，受到社会赞扬和爱戴，改善了医患关系。抗御非典折射出新世纪义务道德的精髓。“非典”的出现使医患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也使人们对如何改善医患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伦理问题是影响医患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

[关键词] 非典；医患关系；伦理道德

猪流感来了，来势汹汹。短短几天，整个地球都感到了恐慌，让人不禁联想到2003年的非典。在“非典”这场看不到硝烟的战斗中, “白衣天使”与“非典”一样成了备受关注的高频词,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面对防治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广大医务工作者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舍生忘死,竭尽全力地抢救患病者。人们在把泪水和崇敬撒向医务工作者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我国的“医患关系”,引发我们对于“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进行新的认识与思考。一． 继承和弘扬了优秀的医德传统

医者必须以病人的利益为根本是历代医家都强调和重视的医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非典”时期,面对SARS病毒对人类发起的疯狂进攻,站在“非典”一线的广大医护人员,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奋不顾身、身先士卒的英雄气概,比战争年代那些舍生忘死的先烈毫不逊色;在灾难面前他们忘却了物质诱惑,用无声的行动向人们诠释着他们的职业内涵,弘扬了医学人道主义的医德传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传统医学伦理之真谛:“医之处世,唯以救人,非为利己,乃业之本旨。不思安逸,不图名利,唯舍己以救人,保全人之生命,医疗人之疾病,宽解人之苦难,其外非所务也。” 二．医疗纠纷产生的主要因素是伦理问题

医疗纠纷历来存在。然而不良社会风气侵入医患关系,医患人员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倾斜,随之而来的是医患矛盾愈演愈烈。一些医护人员的道德缺失,过于注重实利,淡泊了医者的职业道德,收入第一,金钱至上,医生在执业时态度生硬,不体恤病人,收红包、拿回扣,收礼受请;医院管理混乱,法律道德意识淡薄,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凡此种种,导致人们怨声载道。人们对医生的职业道德已丧失了信心,认为道德的“软约束”对于保护自己的权益已无能为力,转而纷纷从法律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医患关系。而随着有关医患关系的立法日益完善,人们的法律意识愈来愈高,但医患关系却没有因此得到根本的好转,甚至更加激化。“非典”时期医患关系空前好转证明,医患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医疗纠纷的主要因素是伦理问题。当医患关系因医务人员的道德缺陷而发生冲突时,仅有法律和经济的手段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医患冲突,使医患关系根本好转。这是因为伦理道德观念是医患之间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来源, 尊重和维护人的生命、促进人的健康是医学道德的根本,其对调整医患关系和约束医患关系的范围远比法律广泛得多。而且医患之间良好的道德关系对于增进医患之间的理解和信任,缓和医患冲突,更好地处理医患纠纷有着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而且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的伦理道德及由其建构起的人的是非标准和内心信念,是维护、加强和实施法律的重要基础和精神力量。由此可见,伦理关系是医患关系的重要特征,高尚的医德是维持良好医患关系的重要手段,否则,单靠法律处理医疗纠纷,改善医患关系是苍白无力的。因此,一味注重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而忽视医患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只能使医患关系走向死胡同。

三．为认识和改善医患关系带来新的契机 1.医患之间从误解到充分理解

在医护人员以自己的生命对抗SARS病毒时,保护医护人员的生命成了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命题。尽管与生命比起来,经济补助、子女升学、职称评定算不了什么,然而这充分体现了广大公众对医护人员及其职业的理解和爱戴,支持和理解的新型医患关系得到重塑。2.医患关系从偏激到理性和谐

（1)“非典”时期,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人们对医学科学的认识更趋理性,从而走出医学已经无所不能的思想误区。尽管现代医学科学已经有了飞速发展,增强了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能力。然而,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的疾病、疾病机理和疾病治疗未被医学科学完全认识。人的疾病是复杂的、多样的、不断发展的,新的疾病不断出现(如艾滋病、疯牛病等),旧的疾病也有新的变化,疾病的发展又总是比医学的发展“先行一步”,这些疾病从发现到找到治疗方法往往需要几个月、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医务人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以采用,只能用效果并不明确的常规手段缓解病情或“铤而走险”大胆使用新的治疗方法, 其风险性可想而知。(2)“非典”的出现,将使我们更加理性地认识医疗风险及其原因。2003年5月3日通报的疫情中,全国3971个病例中, 医务人员有810例,甚至有段时间一线医务人员感染率达30%,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使人们认识到医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医生同样面临“非典”病毒侵袭下的人身安全风险。“非典”面前“,白衣天使”的健康和生命受到侵害,甚至成了这场战争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面对疾病的侵害,医务工作者倒下了。一时间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备受关注,也促使人们对医疗风险有新的认识,灾害性后果的产生与医务人员的诊疗护理行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具有不可避免性,是医者能力不能及的遗憾,故这种损失无论多么严重都不是医者的责任。因此,我们要树立“看病要担风险”的风险意识,把医疗风险一味归因于医院和医务人员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平的。理性地看待医疗风险,将有利于消除医患之间由此导致的误解和医患纠纷,从而建立更趋理性信任的医患关系。

四．“非典”过后对医患关系的思考

“非典”的出现,对于修正医患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未来的医患关系却不容乐观。人在危难的时候,会寻找他人的帮助,更容易对他人产生依赖和信任。而当危难过后可能会随之改变甚至消失。因为医患毕竟是两个利益主体,很容易产生矛盾, 非典期间，医生被奉为“白衣天使”，非典过后立即贬为“白衣狼”。

良好的医患关系需要在“非典”过后继续培育理解信任是医患之间“隐性合同”的一部分,是良好新型医患关系的前提和重要特征,是医疗工作顺利进行的保证,也是影响疗效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信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它难以获得,却容易失去,一旦失去,就很难恢复。“非典”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一大批优秀医德的实践者，出现了近年来医患关系少有的和睦景象。但是非典过后，人们冷静的头脑就有了发问：这种和谐能存在多久？近日，对医疗行业的批评之声渐渐鹊起。“现在的医患矛盾实际上是患者与体制之间的矛盾。”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的一句话说透了不满的本质：不解决根源问题，只靠一次突然而来的非典，医患矛盾不可能真正缓解。

医患关系要真正持久地改善，还需社会诸多方面的关系、理解和支持，还需要医患间的真诚相待。医患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如果双方均能以真心、理解去重构医患关系，彼此多一些同情、关爱和理解，少一些冷漠、猜疑和对立，我们坚信，在对抗疾病和渴求生命这一永恒的目标前提下，一定能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创造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医生和对医生充满信任的患者”的理想的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