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核心资源看短长
核心资源看短长——对飞行员培养的了解分析
2009-08-14 《中国民航报》 李军
近年来，飞行员短缺一度成为民航业内关注的话题，从中折射出的，是民航事业快速发展对专业技术人才的旺盛需求。从飞行员培养方式、培养途径、培养规模的变迁中，我们可以了解民航发展的一个侧面。本文谈谈我自己对民航飞行员培养情况的了解和分析。
短板凸显
著名的“木桶原理”告诉我们：一只木桶的盛水量并不取决于组成木桶所有木板的平均值，也不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它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事物的发展不取决于最大的优势，而是取决于最大的制约因素。民航是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人力资源是行业和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而飞行员作为最重要的高技能人力，是民航人力资源的核心。由于民航过去规模较小，加之飞行员的培养周期较长，在快速发展中，飞行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
这个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用数据来求证却不容易。一般是对运量、飞机与飞行员人数的增长进行比较。据民航生产年报统计，1980年至2008年，我国航空运输总周转量由4.3亿吨公里增长到376.8亿吨公里，年均增长率为17.3%；运输和通用航空飞机由393架增加到1743架，年均增长5.5%；飞行员（系驾驶员，不包括领航、通信和机械员）由2292人增加到14702人，年均增长6.9%。可以看出，飞行员人数的增长低于运输量的增长，但却高于飞机数量的增长。显然这种方法不可取，因为机队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小飞机居多，现在绝大多数是大型飞机。1980年，我国民航每架运输飞机完成运输总周转量306万吨公里，2008年为2993万吨公里。
我还试图用其他方法进行测算，但也不能说清。想来算去，还是来看飞行时间与飞行员的变化。1980年，我国民航运输和通用航空飞行时间共为20.5万小时，2008年为406.7万小时，年均增长11.3%，可以看出，明显高于飞行员人数的增长比例。这个比较能够说明问题。但是，也不能用这个数据简单推算飞行人员的缺口，因为新型大飞机比重增加，飞机的速度和利用率提高，对飞行员人数的占用系数也有所降低。
还有一种方法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美国和我国航空运输分别占世界第一和第二位。美国民航发展的一大优势是专业技术人员充裕，人力资源雄厚。目前，美国平均每架运输飞机的飞行员人数约为17人，比我国民航高20%左右。除有14.5万名运输飞行人员外，美国还有近50万名通用航空飞行员。而我国民航运输和通用航空飞行人员总和还不到2万名。
摇篮再织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是全行业飞行人员的摇篮，该院前身是民航飞行专科学校。自1956年创建以来，共培养飞行人员1.3万余人，占民航飞行人员总数的90%以上，其中还涌现了一大批领导骨干。一般学校说是“桃李满天下”，飞行学院可谓“桃李满天上”。民航在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一直非常重视飞行员的培养。1987年飞行专科学校改为飞行学院，1988年飞行人员培养从专科改为本科。从“八五”时期就开始扩建改造民航飞行学院。从“九五”时期开始更新教练飞机，改善教学设施。近年来培训能力大为提高，从初期每年培养100余人，到200人、300人，“十五”期间达到500人，2008年毕业800余人。这可以说是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摇篮。
民航飞行学院在四川广汉本部有一个分院，原有绵阳、遂宁、新津三个分院。由于四川雨雾天气较多，培训能力受到很大制约，因此决定在洛阳建立川外的第一个分院。洛阳分院从1992年开始建设，1993年11月投入运行，承担了大量的飞行人员训练任务。“十五”期间又对绵阳分院进行了迁址新建。目前飞院4个分院共有234架训练飞机，2008年飞行训练达到20万小时，为2000年的2.6倍，年均增长12.9%。
对洛阳分院建设，至今我清晰地记得随两位局领导去洛阳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大约是在1992年5月的一个周末，中国民用航空局（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简称“民航局”）分管规划的管德副局长和分管科教的李钊副局长带机关部门和飞院领导到了洛阳，与市领导商谈建院合作。民航局两位副局长为一个建设项目同时出差，过去从未有过，足见对飞行员培养的重视与倾心。我当时任民航局计划司副司长并主持工作。由于正值牡丹花节，住宿十分紧张。我与时任科教司司长的李振达同志和飞院一名领导挤住两人间，我睡在临时加设的钢丝床上，用浴巾卷叠当作枕头。那天我整夜没有入眠，与两位室友打鼾也不无关系。第二天在洛阳玻璃厂职工食堂请市府和机关领导吃饭。当时地方认识很不统一，记得白副市长明确表态支持。后来与机关和飞院同志谈起洛阳分院的建设，大家都感谢这位开明的地方领导。
多渠并开
为了缓解飞行人员紧缺状况，提高培训能力，民航还从各方面采取措施。主要是开辟新的培训途径，积极利用国内外教育资源。南航动手最早，1993年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开办了飞行学院，开始招收飞行学员，先在国内学理论，然后送到澳大利亚飞行培训机构完成飞行训练。目前南航大和民航大学都已开设了飞行专业。2009年，南航大、北航大和民航大学共毕业飞行员700余人。国内航空公司大都采取这种内外结合的培训方式增加生源。
航空公司在飞行人员引进方面，积极寻求军队支持。早期空海军也有能力向民航输送人才。我记得，为使这项工作有序进行，1984年8月一天，受国务院领导委托，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同志召集总政、空军、海军、民航局、军转办等部局领导开会研究，我随闫志祥副局长参加了会议。会上空军方面坚持设立年龄下限，即多少岁以上的才能转业到民航工作；民航方面则坚持设立上限，即多少岁以下的民航接收。会后由民航局代拟文件，国务院办公厅采纳了民航的意见。前些年估计有千名以上飞行员从部队转到民航，在飞行队伍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民航在人力资源和飞行员培训方面采取开放政策，积极借助境外力量。2002年10月，民航总局在修订《民用航空器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则》中，对为外国驾驶员颁发执照和认可证书作了明确规定。目前国内共有持有商用和航线飞行执照和认可证书的外籍飞行员880余名，其中深航数量最多。2006年中外合资的飞行培训机构北京泛美航空学校成立，但目前已停训。
瓶颈再破
我在民航总局工作期间，曾主持编制“十一五”规划。当时预期运输量年均增长14%，运力年均增长12%，5年需要补充飞行员1.08万人，能落实的为0.88万人，缺口为2000人（不像媒体报道的缺口1万人）。2006、2007两年，民航运输分别增长17%和19.5%。2008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特大地震灾害等因素的严重影响，增长率下降为3.1%；2009年上半年增长3.9%。4年总算将低于规划预期的增长速度。由于“十五”后期加大招生规模，近两年飞行人员毕业较多，似乎出现缓解迹象。我的看法是，在这种情况下，绝不能缩小规模和放松飞行员的培养，因为按合理的人机比例，并没有达到供求平衡。从长期看，我国民航仍是快速发展的趋势，应按长远需求规划飞行员的培养。人力资源供应充裕，有利于民航事业的发展，也才能形成较为宽松的环境，建立新的机制。这种高层次人才多一些是好事，完全可以向境外输送。近年已有我国飞行员到东南亚地区航空公司供职的个例。
目前由企业定向招生委托培训的办法有很多好处，但存在较大局限性。由于发展速度下降，企业经营亏损，减少飞行员的招生，致使所定“九五”院校培养计划未能完成，加剧了“十五”后飞行员的短缺。要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对飞行员培养既建立市场机制又加强宏观调控，真正体现统筹兼顾和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为使飞行员流动纳入健康有序轨道，应按照民航法和相关规章的要求，严格审核新设和已有航空公司的技术力量，规范市场秩序。
此外，在集中增加大批新飞行员的情况下，会出现正、副驾驶比例失调，对生产运行和飞行训练要科学合理安排，确保安全生产和飞行技术力量的成长。通用航空飞行员培养问题值得引起注意。1985年有通用航空飞行员1300余人，“七五”期间大约1000人转入运输飞行。2008年年底共有通用航空飞机484架，飞行员不到1000人，因此应适应发展要求，加大通用航空飞行员的培养力度。
（本文作者系东航集团公司党组书记）
（《中国民航报》原文地址）
第二篇：政治学观点看资源节约型
从汉堡店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
一、社会现象
在挪威，有一家特殊的汉堡店，店主在每个汉堡的简介上都会标明制作不同类型的汉堡所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其中以牛肉汉堡排放量最大，蔬菜类汉堡排放量最少。对于一般商人而言，由于牛肉类汉堡利润高，因此都希望顾客购买该类汉堡，而在挪威这位特殊的店主却希望顾客能够购买蔬菜类汉堡，因为制作该类型汉堡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少，有利于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而不过分依赖自然资源，构建一个自然生态的绿色环境。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全球变暖态势愈发不可收拾，而为了合理配置资源，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1世纪以来，“节约—环保”已成为全球性的话题，资源节约型社会这一理念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眼中。
2005年3月12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加快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自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开始，资源节约型社会已经慢慢出现在历史舞台，至如今“十八大”的召开，都强调了“绿色—环保”的观念，而“资源—产品—再利用资源”的循环模式成为全球各国研究的重要对象。
二、定义
1、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提高资源利用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环境友好型：就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核心，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
三、意义
1、必要性：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取得了积极进展，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但是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的增长方式基本上是属于粗放型的，资源消耗代价较高，浪费大，污染重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未来的十到二十年，我国仍将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资源消耗量与资源不足的矛盾将日趋严重，面对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生态环境的恶化，必须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否则当这一矛盾从量变升级为质变时将会眼中阻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稳定。而如今“十八大”的召开，也强调了这一话题，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时进行，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重要性：把建设资源介于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如今发展的主旋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将对中国实现社会、经济和环
境的协调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四、相关政治学原理
1、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不会以人的一直为转移，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是客观的，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性是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前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尊重自然、顺其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正确的意识能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3、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要把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正是人们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4、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要坚持联系的观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注重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5、事物是变化发展的，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尊重客观规律。人们的生活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不能以短浅的目光以为注重经济发展，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试图改变客观规律，要学会适应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提高。
6、新事物必将替代旧事物，而这正是发展的实质。以往的经济发展策略已不能适应现代需求，“资源—产品”的生产模式必将被“资源—产品—再利用资源”的循环模式所取代。
7、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推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既是缓解资源供求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
8、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要求我们创造条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从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变废为宝，提高资源利用率。
9、价值观对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具有导向作用。国家必须大力宣扬“环保—经济”的发展理念，使之深入人心。
10、整体和部分的相互联系，当部分以合理、有序的结构形成整体式，整体功能会大于部分功能之和。而循环经济正体现了这一点。
11、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准备，事物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质变。如果任由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而不加以扭转，必将对我们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12、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彭勇 2010126010020（大三信一）
第三篇：名人名言看核心竞争力
名人名言看核心竞争力-PMP专业辅导
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是1990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伦敦商学院教授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在其合著的《公司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发表在1990年的5月到6月的哈佛商业评论(the havord business review)上)中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对核心竞争力的定义是：“在一个组织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关于怎样协调多种生产技能和整合不同技术的知识和技能”。从与产品或服务的关系角度来看，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隐含在公司核心产品或服务里面的知识和技能，或者知识和技能的集合体。
1、企业真正价值在于人的才干、资料库、组织能力、形象以及它所建立持续发展的关係(所有的服务)。
——昆恩(James Brian Quinn)
2、核心能力包括一系列技能和专业，企业以此提供超乎寻常的价值。这多半涉及一套完整，且竞争者难以模仿的能力体系。
——杰洛米•霍普&汤尼•霍普―《笑傲第三波》
3、每个组织核心竞争力都不一样，但有一项核心竞争力是任何组织都不可缺少的，那就是：创新。
——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21世纪的管理挑战》
4、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y)是创造以及保护该企业竞争优势的专属资源与能力。
——普哈拉 & 哈默尔(C.K.Prahalad & Gary Hamel)―《竞争大未来》
5、每个组织核心竞争力都不一样，但有一项核心竞争力是任何组织都不可缺少的，那就是：创新。
——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21世纪的管理挑战》
6、过度注重福利国家的政策将成为竞争力的包袱。
——约翰•奈斯比(John Naisbitt)趋势大师―2000年《天下》杂誌专访
7、发达国家唯有靠教育技术人(technologist)，才能保有有价值，且能持续的竞争优势。
——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加州管理评论》
8、有效的管理是否存在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先进国家或开发中国家。
——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
第四篇：从静安区红色资源看建党初心
从静安区红色资源看建党初心
[摘 要]静安，党史资源丰富，红色题材众多。众多党史上的第一次在静安发生。静安，是党的领导人和仁人志士不忘初心之处；是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阵地和主战场；是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梦想启航之地；是党的宣传出版机构重镇和集聚地。本文从区域党史资源着手，以点带面，展现静安红色名片，凸显共产党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等优秀品质，彰显共产党人在上海的建党初心。
[关键词]红色基因；遗址遗迹；建党初心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6-0040-05
静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党史资源丰富，红色题材众多。静安，是党的领导人和仁人志士不忘初心之处；是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阵地和主战场；是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梦想启航之地；是党的宣传出版机构重镇和集聚地„„许多中共领导人与之结缘，党史上众多第一次在静安诞生。在今日37.37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静安红色基因呈现丰富性、独特性、关联性和延续性等特点，蕴含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无数难忘的史迹。
本文试图用部分代表性人物事件、遗址遗迹展现静安红色魅力，以点带面还原静安红色文脉，彰显共产党人在上海的建党初心。
一、敢为人先：开创众多党史上的第一次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拥有众多革命遗址和得天独厚的革命历史资源，以黄浦、静安、虹口、杨浦居多。静安区有99处革命遗址遗迹，其中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处，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2处。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众多“第一次”中有不少是在静安开创的。
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办事机构设在北成都路19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自诞生之日起全力推动全国各地分部机构的建立，并出版《劳动周刊》为劳动者呐喊发声。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开启了工人运动的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从成立之日起到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的四年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合法机构，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和领导者。
中共二大址纪念馆是静安区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制定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并通过第一个《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概括起来，有七个“第一”。如果组织章程决议案单算，还可以说八个“第一”。[1]
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辅德里625号成立。出版社由李达负责，先后编辑出版《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李卜克内西纪念》等15本革命书籍。1922年2月，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在辅德里632号A创办，与人民出版社同在一个弄堂。1925年6月，“国华印刷所”和“崇文堂印务局”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印刷机构同时在香山路香山里挂牌。1925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在宝山路宝山里创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五卅运动的机关报。1929年秋，中共中央第一座秘密电台在大西路福康里9号诞生，党的无线通信事业由此兴起。
中国共产党人在静安区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众多“第一”的出现，是偶然中的必然。这与静安便捷顺达的交通、宽松的政治环境、相对自由的空间等诸多客观因素相联，也与共产党人顺应时代潮流，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勇立潮头敢于担当，大胆实践的探索精神休戚相关。
二、坚定理想：党的领导人和仁人志士不忘初心之处
上海，是共产党人确立初心之地，许多仁人志士因静安历史底蕴深厚，精英云集荟萃等优势与静安结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党的领导人曾在这里工作、战斗、生活，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足迹。
毛泽东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上海是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点。党的创立时期，他来往上海11次之多，除参加中共一大期间居住在博文女校外，其余可查证的居住地均与静安有关。1920年5月，毛泽东入住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他曾多次前往霞飞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处拜访，与之探讨马克思主义。1923年9月，毛泽东一家居住香山路三曾里3号。在这里居住的还有罗章龙及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三户楼”成为美谈。三曾里还设有陈独秀的床位，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王荷波和时任团中央书记恽代英也常来这里开会。1924年6月，毛泽东入住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其间，除继续协助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外，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在甲秀里，毛泽东一家度过了一段难能可贵的美好时光。
周恩来的名字与上海紧密相连，他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从事中共中央工作长达4年之久。因中共中央机关大部分驻扎在静安，周恩来在静安的活动显得尤为频繁。他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开展隐蔽战线斗争，领导各地武装起义，为重建和恢复党组织，指导和支持苏区根据地建设等做出重大贡献。他领导中央特科在保卫党中央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等方面统筹协调。作为中央政治局负责人，他关注文件收发、批阅、保管等环节，也兼顾中央机关和党组织安全，开展通信联络。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举办干部培训班、军事训练班，为各地党组织和苏区输送军事政工人才。面对险峻严酷的环境，周恩来与敌周旋，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大无畏的奋斗精神，在隐蔽战线建立不朽的功绩。
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时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从事机要工作成为他人生的重要历练。他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掌握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地址，负责安排中央领导人与中央机关接头联系，责任尤为重大。他穿梭于上海的马路弄堂，以杂货店、古董店老板身份为掩护，机敏果敢、有条不紊。静安小沙渡路遵义里、青海路善庆坊、戈登路恒吉里等几处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都留下他阅读文件、参加组织生活的身影。同孚路柏德里中央政治局秘书处，是他和周恩来经常一起办公的地方。爱文义路望德里有着他出生入死的记忆。日后邓小平回忆“那是提着脑袋在干革命”“半分钟都差不得”。[2]
还有许多革命先烈与静安有着不解之缘，如项英、彭湃、恽代英、李立
三、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施存统、罗章龙、李达、向警予等。不同历史时期，刘晓、刘长胜、蔡元培、史量才、毛泽民、聂耳等人也曾在静安居住。
历史片断，虽不足以反映他们的战斗历程和精神品质，但足以说明，静安的革命旧址遗迹见证了诸多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他们在艰难曲折中前行，坚持远大理想、坚定革命信念、坚持不懈奋斗。静安，成为他们为初心奔走之地。
三、乘势而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阵地和主战场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最为集中的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祥地。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旧址、五卅运动初期上海总工会遗址、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遗址、上海总工会办公场所遗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湖州会馆指挥部遗址等红色遗址遗迹详实记录了当年上海工人运动澎湃发展的艰难历程，昭示中国共产党乘势而为的决心和艰苦奋斗的意志。
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总会设在广州，上海设立办事处。时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刘少奇被派往上海筹备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办事处设在宝通路顺泰里4弄30号。全总上海办事处，是全总派驻上海的领导机构，与各地工会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1925年7月至1927年4月，全总上海办事处在具体指导工人罢工斗争和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5年5月18日，上海总工会筹备会在会文路营业里18号召开；5月31日，委员会在虬江路46号召开联席会议。6月1日，上海总工会在宝山路宝山里2号公开挂牌。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上海总工会“对外以反抗帝国主义，对内以拥护国权为宗旨”。[3]它的诞生，对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五卅运动时，上海工人阶级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从分散罢工走向统一行动，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反帝主力军。据上海总工会调查统计，截止7月21日，工会人数从五卅运动前夕的2.6万余人迅速发展到25万人左右。上海总工会成为全国工会的一面旗帜。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而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全总上海办事处与上海总工会在中共中央特别军委委员周恩来、罗亦农等人的领导下负责具体工作。武装起义以工人纠察队为先锋，按预定计划进行。仅用3个小时，上海80万工人即实现空前规模的总同盟罢工。22日晚，起义工人经过30小时的激烈奋战，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尝试，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取得的用武装力量在上海建立人民政权的伟大胜利。
1925年6月到1927年3月，上海总工会因遭遇北洋军阀政府强行查封，办公地点发生多次变化，从宝山路宝山里2号到共和路和兴里27 号、金陵路358号、中华新路顺成里25号、会文路湖州会馆。不论办公地点如何变化，上海总工会始终把革命力量汇集到自己旗帜下，肩负组建工会、领导罢工、发动武装起义的使命。几经博击，屡败屡战，保持不掘不挠的革命斗志，显示出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大学是反帝爱国运动的堡垒，始终站在反帝斗争的前沿。“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上大成为民族运动史上最光荣的一页”，[4]在五卅运动中，为国捐躯的何秉彝，领导各队到租界演讲的多数队长，以及捕房拘押援助罢工的大部分人员，都是上大的学生。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上大师生同北洋军阀的反动军队进行英勇战斗，同样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上海大学还为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1922年至1927年，上大校址在静安区几经变迁，青岛路青云里、西摩路时应里、青岛路师寿坊见证了上海大学广大师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全过程。
四、睿智拼搏：早期中共中央梦想启航之地
中国共产党28年的民主革命历程中，党中央有12年主要设在上海。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设在上海并非偶然，城市的多元性格局为中共在上海的孕育与繁衍提供了生存空间。而“一市三制”的特殊环境给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的长期存在提供了先决条件。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除有几次为时短暂地迁离上海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都设在上海，并且与静安有着密切的联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中央设在上海。辅德里625号成为中共中央局集体办公地点之一。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成立，局机关地址为原大沽路356、357号，施存统担任负责人。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5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央领导机关由北平迁到上海。党的机关都转移到宝山路和宝通路一带。[5]7月，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其领导机关设在中兴路三曾里。[6]中共四大后，中央局机关设在宝兴里。1927年9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从武汉迁到上海，中央机关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路）附近。政治局联络处在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中央组织部在成都路丽云坊54号。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政治局常委会议机关设在陕西北路332弄29支弄云上?1号。
静安的红色资源，既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人在血雨腥风中浴血奋战的记录和见证，也成为传承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共中央在静安的驻扎，是中国共产党在敌情严重、社情复杂情况下艰苦斗争的探索，反映了共产党人在革命的道路上践行理想、睿智拼搏的决心和斗志。
然而，中共中央在上海并非一帆风顺。大革命失败后，身处上海白色恐怖之中的中央机关、党组织及共产党人的安全同样受到极大威胁。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被捕，后壮烈牺牲。这是中央迁至上海后遭到的第一次严重破坏。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告密，设在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的中央军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4人不幸被捕，不久于龙华英勇就义。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召开，自此开始了“左”倾错误在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对党的工作造成极大威胁。6月21日，向忠发叛变，导致中央机关的陈琮英等被捕。
面对种种挫折与损失，中央没有气馁，而是及时加强领导，调整组织，改变工作方法，继续开展工作。一方面，中央决定将陈赓、李克农、李强、钱壮飞、胡底等尽快撤离、转移。另一方面，中央决定由陈云协助周恩来处理危局，在隐蔽战线与敌周旋，继续保障党中央安全、撤离暴露同志、调整内部组织、获取情报、惩处叛徒、支持与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
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于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军事活动等问题已经十分关注。中共中央依靠召开党的会议、健全军事组织、制定文件、发指示信等组织形式，实施了对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组织和领导。静安，也因此成为早期中共中央梦想启航的地方。
五、百折不挠：党的宣传出版机构的重镇和集聚地
上海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发展过程中始终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结合。静安，因革命志士的汇集，前沿信息的聚拢，精粹思想繁衍生息等诸多因素，成为当时党的宣传出版机构的重镇和集聚地。
加大党的宣传工作，办好党报党刊，创办党的专门出版机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应运而生。12月，《妇女声》半月刊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刊出版。1922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其最早的发行所设在宝山路宝山里。1923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出版领导机构迁址宝山里邓中夏住所，封面“中国青年”出自邓中夏之手。1923年11月，上海书店正式营业，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后因影响逐日增大，转移至宝山路。1924年8月，上海书报流通处在浙江北路华兴坊上海店员联合会内成立，实为上海书店最大的分销处。1925年6月，宝山路宝兴里郑振铎住所成为《公理日报》编辑部。同月，《热血日报》创刊，其编辑委员会短暂入驻宝山里，瞿秋白任主编。这一时期，中央宣传部创办的国民通讯社设在华兴坊56号，也曾成为《公理日报》《热血日报》发行所所在地。1925年6月，崇文堂印务局（又称国华印刷所）成立。1925年10月，因扩充筹办印刷所之需，印刷机构一分为二。其一专事浇版印刷，地址设在新闸路鸿祥里，取名中兴印刷所。另一处为全能机构，设在新闸路西斯文里，改名文明印务局。1927年2月，上海总工会的机关报《平民日报》创刊，发行所设在会文路湖州会馆。1927年3月，中央决定在上海恢复一批公开出版发行机构，上海长江书店成立，宝山路宝昌路口设临时发行所。1928年2月，《布尔塞维克》印刷所在西藏北路开封里创办。1928年8月，中共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春晖里协盛印刷所创立，毛泽民兼任负责人。
当年，静安的这些进步的出版发行机构所处的环境险恶，但它们却在困难中坚守，在曲折中前行，虽然存在的时间都不算长，却成为党中央生生不息的宣传阵地，也是共?a党人执着信念和顽强意志的极好见证。
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曾扮演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它出版发行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影响诸多革命志士从事革命。茅盾、陈云、郑振铎、叶圣陶和徐梅坤等从这里开启革命生涯。很长一段时间，商务印书馆是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之一，各地党组织寄给中央的函件均由这里转交处理。商务印书馆还是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地方之一。1925年5月，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建立党支部。1925年6月下旬，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商务印书馆建立支部时有30余名党员，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商务印书馆共产党员发展到100多人。[7]商务印书馆，曾一度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镇。
面对静安丰厚的红色资源，如何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成为静安区红色文化品牌打造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2011年7月，中共中央早期在沪革命遗址纪念标志揭幕仪式在静安雕塑公园举行。2016年7月，“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启动，提出将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彭湃在沪革命活动地）辟为纪念场馆向公众开放。静安区委、区政府将以推进“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为契机，进一步保护开发红色资源，提升红色文化软实力，赓续传承红色基因。
参考文献
[1]李忠杰.中共二大：第一部正式的党章[M]∥党章内外的故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11.[2]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七十九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16.[3]沈以行，江沛南，郑庆声.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225.[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大学（下卷）[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784.[5]许德良.关于早期上海地方党的一些情况[M]∥党史资料丛刊：第四辑（总第十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5.[6]徐根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J].观察与思考，2015，75（4）：88.[7]肖?`.中共早期历史探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18.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赵 菲
第五篇：从两大资源战略看煤矿安全发展
从两大资源战略看煤矿安全发展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公司金华山矿
许刘晓
李胜会）
陕西煤化集团铜川矿业公司金华山煤矿位于渭北煤田铜川东部，地处铜川市印台区红土镇，东与徐家沟矿接壤、西与王石凹煤矿毗邻，走向宽约4.5公里，倾斜长约5公里，井田面积约23平方公里。矿井于1958年7月开工建设，1963年11月建成投产，设计生产能力45万吨/年，后经1977年9月至1987年10月改扩建，设计生产能力90万吨/年。矿井开拓方式为斜井、立井、多水平石门联合式开拓，立井为辅助提升，红土主斜井为主运煤系统。
近年来，金华山矿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技兴矿战略，加大资金投入，夯实安全基础，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干部职工队伍整体素质，安全生产取得显著成绩，连续三年突破百万吨大关，矿井跻身国家级质量标准化先进矿井行列。经过几年来矿井环节系统的改造，机械化装备的升级，现如今，金华山矿形成了（三综掘两综采）科学合理的生产布局，四个掘进队保证矿井接续，三个综掘头保证综采生产。但是，随着机械化升级改造、矿井产量的逐年提高，煤炭资源质量变化较大，分布也不理想，矿井有限的资源将逐年减少。如何实现煤矿安全发展、科学发展、健康发展这一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笔者从事煤矿技术工作多年，结合矿井实际，以为，只有重视资源性企业两大资源暨煤炭资源和人力资源，发挥资源优势，科学合理安排生产，调动人力资源积极性，才能实现煤矿安全生产，实现矿井长治久安。
现浅谈一二，仅供学习交流：
一、煤炭资源的合理使用：
1、从目前设计、回采、延长矿井使用寿命等环节抓起。煤炭资源是一次性资源，不可回收再利用。受生产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生产过程中煤炭资源的浪费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为了充分合理使用煤炭资源，应从目前设计、回采、延长矿井使用寿命等环节抓起。矿井设计，生产布局，环节系统等统筹规划时一定要多深入调研，多借鉴先进单位经验，掌握第一手详实资料，科学决策，规划矿井设计；生产过程中，抓好生产现场全过程的管理，加大回采力度，保证煤炭资源的回收，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杜绝设计不合理、急功近利、贪大求全，回采过程浪费严重等现象，延长矿井使用寿命。
2、解放开采保护煤柱（当然得有相当的技术力量）。井下的保安煤柱既是煤炭资源，又为地面建设和群众生命财产起到重要作用。多年来，保安煤柱随着矿井的延伸，采煤面的回撤，矿井的结束等等深埋井下，无形中造成资源的浪费。煤炭资源是在特定环境下生成的，需要成千上万年的时间。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在具备相当科学技术、先进生产设备的基础上，采取安全施工方案，解放保安煤柱，合理开采了煤炭资源，又保证了保护煤柱原有的安全支撑作用。
3、积极争取深部的扩大性资源。随着生产战场的延伸，浅水平的煤炭资源先后被开采。由于种种原因，深度资源无力挖掘，造成深埋千年无人问津。在现有的基础上，积极争取深部的扩大性资源，把有限的资源开采上来。当然，做到这一点，需要科学严谨的施工方案，高素质的技术人员队伍，先进的生产工具，安全高效的施工方案。在施工过程中，既要保证资源的回收利用，又要保证安全生产。
二、人力资源包括：
1、技术工种。加大技术工种安全学习教育和培训力度，不断提高技术工种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积极开展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活动，努力造就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发挥技术工种“传帮带”作用，以老带新，签订师徒合同的同时，制定奖励机制，使技术工种发挥技术所长，又为矿山培养了后备力量。
2、技术人员；要重视技术人员，发挥他们在矿山安全生产中的技术力量，做好技术工作和质量管理工作。千方百计为他们学习、培训、工作、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提高他们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同时，技术人员必须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根据施工现场的自然环境条件、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出科学合理、安全有效的技术方案，在生产现场及时发现掌握生产设备及其环境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不断优化、改进生产方案和生产工艺，从而提高安全生产的安全性。要在安全生产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各种技术控制措施，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督促施工单位按照施工安全生产法规和标准组织施工，制定、落实各项安全技术措施，有效地杜绝各类不安全隐患，杜绝、控制和减少各类伤亡事故，实现安全生产。
3、管理人才。大胆使用技术管理人员，把那些德才兼备的技术人员充实到管理人员队伍中，使他们发挥技术优势，尽显聪明才智，组建“智囊团”，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充分发挥高层管理人员拉动作用，营造出优秀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优良成长环境，为矿井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保证。进一步加大向技术能手的政策扶植力度，优先享受晋级、脱产学习、参观考察和技术交流，设立光荣榜，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使管理人才成为矿井的“香馍馍”，留住人更要留住心。
总之，只有将煤炭资源的开发和人力资源的合理使用相结合，才能把有限的煤炭资源效益最大化。从矿井的设计、生产全过程，到技术人员的参谋作用，技术工种的合理配置，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科学决策，都为煤炭资源的可利用回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煤炭企业，只有明确工作方向，规划发展蓝图，合理生产布局，优化生产结构，培养、挖掘和使用优秀人才，让他们为矿山经济建设再做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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