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院开展“大调解”工作的做法和思考
法院开展“大调解”工作的做法和思考
面对持续增长、类型多样、日趋复杂的各类社会纠纷,任何一种单独的方法或手段都不能独立、彻底地予以解决,实践证明,传统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官民结合的纠纷解决机制,抑或单纯的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多元化的中国社会纠纷现状,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满足社会解纷需求的需要,也是法院节省司法资源、减轻工作压力的需要,而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构,自然有责任参与其中。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法院也从自身的实践中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自觉踏上了征程。
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处理—法院工作思路的转变
蒲江县西距成都70余公里,属丘陵地区,也是典型的农业县,全县幅员面积较大,但人口较少且居住分散,农村交通不便。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社会各类矛盾纠纷也逐渐较多,纠纷类型主要集中在农村家庭邻里关系、土地承包经营和权属侵权等纠纷。虽然案件数量较成都周边其他区县法院少,但蒲江法院法官的工作压力仍然很大,因为在正常的审判、执行工作之外,他们还要付出许多精力和时间参加诉讼之外的纠纷调解——这些纠纷大多系农村社会的矛盾纠纷,虽然没有进入法院诉讼,但基于法院具有指导人民调解的责任和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特殊角色,这些纠纷的化解(特别是当中存在的群体性纠纷和相对疑难复杂的纠纷的化解)也需要法院的努力,法院有限的审判资源难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各种矛盾纠纷,被动司法的结果造成法院工作被牵着鼻子走,不仅没有减轻自身审判压力、提高审判质量,反而因片面追求结案率、当庭宣判率等指标以及执行效果不好而造成“案结事不了”的问题,引起群众和党委政府的不满。
如何才能改变被动的工作局面,既节约司法资源,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蒲江法院党组一班人进行了反复的调研分析,跑遍了全县12个乡镇、132个村和社区,最终于2003年底提出了创建“司法为民三级服务网络”(简称“三级网络”),把纠纷提前化解在基层的构想。
“三级网络”是以蒲江县法院为主导而建立的,以县法院、乡(镇)调解委员会和村(社区)调解委员会三级组织为支撑,以联系点和联络员为纽带,以及时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全县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实施司法救助、调处民间纠纷、指导民间调解等工作为主要内容的便民、利民、惠民三级服务网络体系。该网络体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覆盖面广,职能全面。该机制覆盖全县12个镇(乡)、109个村、23个社区共105个联络点,在职能上集“宣传、信访、调解、立案”四位一体。二是便于接近,反映迅速。对于基层调解组织按照“三三制”调解原则未能及时调处的纠纷,当事人可以采取致电、到网络服务中心和辖区法庭等方式要求解决纠纷,网络在1小时内作出反应,24小时内派员赶赴现场解决。三是职责明确,互动畅通。网络中心或辖区法庭接到来电后,应做好记录并将情况告知网络各相关支点,由当地“三级网络”联络员赶赴纠纷现场解决,法院视情况派员参加调解。
通过“三级网络”的实践,蒲江法院主动强化了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和与行政调解的联动,大力整合了社会资源,将大量民间纠纷化解在了基层,有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纠纷被提前化解了,法院的收案数减少了,法官的工作压力减轻了,办案的质量、效率和效果也都增强了,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也明显提高了。可以说,“三级网络”作为蒲江法院开展“大调解”工作的雏形,已经获得了初步成功。
融合四位一体—有声有色的“大调解”体系
开展“大调解”工作后,蒲江法院以深化“司法为民三级服务网络”为抓手,在着力构建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相互衔接运作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开展了社会调解工作,并多措并举落实了调解工作保障,构建和推进了有特色的四位一体“大调解”体系。
(一)优化“三级网络”,诉前分流化解矛盾纠纷
1、建立和完善三级网络调解模式,加强民间纠纷调解。蒲江法院对“三级网络”进行了优化整合,丰富了“三级网络”的内容与功能,并专门制作了“三级网络”通讯录、“三级网络”名片、“三级网络”宣传栏和宣传单,在加强三级网络内部联系的同时,向群众介绍了“三级网络”、宣传了法律知识,有效方便了民间纠纷的调解,真正让“三级网络”深入到基层调解人员和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在此基础上,法院建立和逐步完善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三级网络调解模式,使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前线堡垒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营造了“大调解”工作的良好氛围。今年1-8月,该院共新收各类案件814件,依托“三级网络”诉前分流化解纠纷449件,法院收案数同比下降了近10%;诉讼案件调撤率达75.35%,同比提高近6个百分点。
2、构建“执行三级联动”机制,有效破解“执行难”。蒲江法院在“三级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执行三级联动”机制,出台了《关于深化“执行三级联动”的实施意见》,并成功争取将执行工作纳入到了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核范围,在要求全县“三级网络”联络员积极提供执行线索,协助法院执行的同时,也有力督促了全县各部门和乡镇配合法院执行。1-8月,基层联络员共向法院提供执行线索82条,帮助促成执行和解67件。该院执行案件结案率达90.52%,执行和解率为49.21%,分别较去年同期上升17%和11%,执行工作质效从去年全市第17名跃升至全市第8名,针对执行工作的信访数同比下降32个百分点,群众对法院执行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二)拓展调解渠道,“四位一体”实现整体联动
蒲江法院专门制定了《关于开展“四位一体”大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以拓展调解渠道为着眼点,以大力开展委托调解、立案调解和指导人民调解等工作为载体,有效推进了司法、行政、人民调解与社会调解衔接运作,促进了“四位一体”大调解体系的顺利构建。
委托调解—借外力为我所用。按照“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大力推行委托调解机制。一方面,法院积极支持、指导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另一方面,对法院收案后不宜直接开庭宣判的案件,可以委托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及社团组织进行调解。同时,该院还积极争取县政法委的支持,出台了《关于开展委托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委托调解的工作目标、要求、程序和措施,为委托调解的开展铺平了道路。截止今年8月,蒲江法院共开展委托调解100余次,其中半数以上调解成功。
立案调解—快速分流化解纠纷。对起诉到法院的纠纷,在立案阶段可通过三种途径开展调解:首先是组织进行人民调解。县司法局在法院设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对进入法院诉讼的案件先行引导和组织进行人民调解,对达成调解协议的,尽力促成当场兑付;对当场兑付有困难的,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依法立案并出具调解书。其次,法院制定了《关于开展立案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开展立案调解的原则、要求、适用范围和调解举措,并成立了立案调解中心,从全院法官中抽调3名调解能手充实到了调解中心,调解中心法官可根据纠纷情况采取独任或组成合议庭等方式开展调解。对经人民调解不能而要求诉讼的民事纠纷,立案调解中心法官在立案审查期限内组织当事人调解,调解不能的,依法及时立案,调解达成协议后当事人要求出具法律文书的,依法立案并出具调解书。在立案后移送审判庭前,法官仍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当事双方调解。最后,对起诉来院的涉及县级机关、乡镇政府的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法院可建议由综治办出面将纠纷
分流到法院外调解。今年4月以来,蒲江法院共通过立案调解机制分流化解纠纷近100件,有效减轻了审判工作压力和当事人诉累。
社会调解—丰富“大调解”内涵。蒲江法院在强化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运作的同时,将眼光投向了社会调解这一广阔的领域,依靠妇联、共青团、工会、工商联等社团组织和一些行业协会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动员他们协助法院开展调解工作,帮助维护涉案妇女、儿童、老年人及职工的合法权益。同时,法院还建立充实了130余人的特邀调解员库,聘请人民陪审员、司法调解员、退休司法工作者、社会知名人士、社团组织代表等为特邀调解员,并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调解志愿者,应邀参与法院调解工作。通过定期座谈、通报工作情况、参加联席会议等形式,法院主动与社团组织、志愿者建立了日常联系机制,保证了社会调解的有序开展。如赵洪、赵江因抚恤问题的信访案,两人之父曾在法院工作,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受迫害自杀,其母亲也于1974年的一次上访中意外受伤死亡。后冤情虽得以纠正,但家属未得到抚恤。赵洪、赵江二人因生活困难要求解决社保、医保等问题未果而长期上访,并写信到中央、省、市有关部门反映,引起较大负面影响。该纠纷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到该院后,院党组高度重视,成立由院长任组长的信访化解小组,多次与民政部门和有关乡镇及村社协调,在共同做上访人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协作为上访人争取到了一定救助资金,使上访人自愿息访。今年4月以来,社团组织等应邀参与法院调解近40余次,特邀调解员参与法院调解130余次,成功调解100余起民间纠纷。
“五心”联动—会诊共调大要案。为深入推进“大调解”工作,蒲江县委、县政府下发《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在全县设立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公安接访、群众信访督导五个指导中心。要求五个中心每月召开分析会总结分析本中心纠纷调处情况,在此基础上由县综治办主持召开“大调解”工作例会,汇 5
总、交流全县调解工作,解决调解中遇到的问题,对起诉到法院但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或法院不宜参与调处的纠纷,由综治委出面协调分流。同时,为进一步整合调解合力,达到会诊共治大要案件的目的,蒲江法院着力采取措施努力实现“五心”联动:
一是积极指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着力提升各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纠纷调处能力。二是大力支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工作,对直接起诉来院的纠纷,引导其先进行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并依法审查、确认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达成的协议;根据调解实际,各调解组织可以邀请法院法官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具体的调解工作,达到“以案讲法”的效果。三是针对日益增多的交通事故类案件,法院主动加强与公安交警部门的联系,可适时邀请公安交警部门派干警协助法院开展调解工作,今年4月以来,法院与公安联合调解交通事故类案件14件,占同期同类型案件的20%。四是建立与信访部门的联动接访机制,对涉及法院的重大、群体信访案件,法院可邀请信访部门参与接待调解。今年4月,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雅分公司与保利(成都)石象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因场地租赁等问题发生纠纷诉至蒲江县法院,双方矛盾尖锐,处理难度很大。成雅高速横穿蒲江,是该县重要的交通命脉,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保利(成都)石象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是蒲江县的旅游支柱企业,对该县旅游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纠纷的处理结果,关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利于纠纷化解,蒲江县法院充分利用立案审查期限开展诉前调解,并第一时间向县委进行汇报。后该院依托“大调解”机制,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邀请政府有关领导参与纠纷调解,将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溶为合力,促使纠纷双方的对立情绪慢慢化解,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截止8月,该院共为行政机关、基层调解组织开展专题法律培训20次,具体指导人民调解31次,指导行政调解5次。
(三)健全保障机制,双管齐下争取各方支持
蒲江法院专题向县委、人大汇报了开展“大调解”工作情况,获得了县委、人大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大调解”工作争取了有力保障。
1、积极争取经费,为“大调解”提供物质保障。县委、政府联合下发的《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中,明确将全县“大调解”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做到专款专用,并将按纠纷调解成功数发放调解工作补贴。同时,县财政每年拨付20万元的司法调解专项经费给法院,用于法院强化司法调解工作并按案件难易程度给予法官办案津贴。
2、加强队伍建设,充实“大调解”工作力量。蒲江县法院积极争取县委、人大对法院队伍建设的关心支持,及时对调入调出人员和晋职人员进行职务任免,并支持法院招录人员,有效解决了法院编制空缺、职位空缺等问题,使法院真正实现了“满编”运行,为“四位一体”大调解体系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3、加大宣传力度,打造“大调解”亮点工程。县委定期听取法院开展“大调解”工作的汇报,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帮助分析和解决面临的困难,要求法院认真总结工作经验,加大宣传力度,将“大调解”工作打造成法院工作的名片和亮点。为此,县委书记施跃华还曾批示要求县委宣传部门关注和大力宣传法院工作。
进得来、分得出、化得了—对深化“大调解”工作的建议
构建一个国家主导的,以司法为支撑,以社会为依托的合力、协调的纠纷解决机制,可以说是中国纠纷解决体系的基本改革目标。当前“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构建,即是在朝着这一目标而努力。通过对本院前期开展“大调解”工作的总结和思考,我们发现,要真正构建好“大调解”体系并使其发挥出应有作用,“首要之处,似乎在于充分关注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利益,而不能仅仅为了减轻法院负担进行案件分流,也不能仅仅为了实
质性的纠纷解决而不计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们认为,决定“大调解”体系效果与成败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构建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社会调解相互衔接的“大调解”体系,首先必须有利于纠纷当事人利益诉求的尽量满足,换句话说,既要真正有利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又要尽量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便利条件,不能给当事人增添负担,增加纠纷解决成本。二是要实现司法调解主体与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社会调解主体的共赢,即要把握好四个调解的关系,妥善处理好法院与其他调解主体的关系,使沟通渠道保持畅通,给各个调解主体都带来方便。三是开展“大调解”工作始终必须关注法院自己的成本,要完善法院内部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激励措施,增强法官队伍的积极性。
因此,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大调解”工作体系,我们有以下建议:
一是要大力争取党委领导和各方支持。“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构建,涉及司法调解与众多非司法调解组织,不是仅仅靠法院就能支撑和发展的,要真正把众多非司法调解组织吸引到“大调解”之中,使其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如前所述,既要使其感受“大调解”的成效,也要让其感受“大调解”的方便,这就需要各个调解组织的有机衔接和相互协作,就需要有完善而有力的制度保障,而这显然离不开党委的领导和各方的支持。因此,法院应积极寻求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一方面要争取建立对非司法调解组织的调解协调网络,形成固定有效的“大调解”机制,另一方面也要争取从人、财、物上为“大调解”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完善考核和激励机制。
二是要大力支持非司法调解组织。具体而言,1、法院可以在“大调解”下设立调解指导小组,以定期、不定期的指导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和社会调解等非司法调解,提高其解决纠纷的积极性,增强其解决纠纷的能力。
2、对非司法调解组织主持或开展的调解活动,如果当事人或非司法调解组织主动邀请法院进行指导或协助,法院应积极予以支持。
3、对合法的调解协议,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法院应依法赋予其法律效力。
三是要充分借用非审判资源解决纠纷。构建“大调解”体系,就是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借用各种非审判资源来共同化解矛盾纠纷,在减轻法院负担的同时,达到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因此,在开展“大调解”工作中,法院不能处处以“主导者”自居,对调解工作实行“大包大揽”,要善于借他人之力为我所用,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首先,法院可以与非司法调解组织协商,鼓励其在法院设立非诉调解窗口,方便其开展非诉调解工作;其次,在开展委托调解、邀请调解等工作时,要注意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保障工作的稳定性;再次,要努力建立并充实调解资源库,聘请人民陪审员、退休司法工作者、社会知名人士、社团组织代表、调解志愿者等为特邀调解员,委托他们参与调解工作,适时提供培训指导,并可通过给予适当调解补贴等形式完善激励机制。
四是要着力防范和惩治恶意调解。实践中,有部分纠纷当事人明知自己理亏、“打官司肯定会输”,便恶意参加调解,以达到拖延时间、降低违约成本、甚至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等目的,不仅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也损害了司法权威。鉴于此,在开展“大调解”过程中,法院要积极引导各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防范恶意调解,避免让当事人陷入恶意调解的陷阱。同时,我们也应加强有关防范和惩治恶意调解方法的研究,不断净化调解环境,确保调解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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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大调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用以调代判,久调不决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法官为了片面追求调解率,对判决没有把握的案件,为了减少上诉、改判率,便利用调解手段,有意或无意地采用压的方法进行调解,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但案件达成协议后,当事人有想法和意见,至始个别案件调解达成协议又反悔,合议庭只能重新合议下判,这样更加拖延了案件审理时间。
(二)调解中单兵作战,人民调解作用发挥不明显。有的是不愿多做调解工作,对法院调解缺少协助,使诉讼调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一些案件中,一些基层组织对法院调解工作支持不够,9
同时也存在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员工作指导不够。
(三)较少考虑当事人的履行能力,导致调解案件执行难。有的被告方利用调解机会,拖延付款或要求原告放弃部分诉讼请求。且由于大多数调解协议缺乏相应的制约条款,致使协议对被告无约束力,容易让被告“钻空子”,许多被告在调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不主动履行,权利人只能请求法院强制执行。而由于原告对调解协议的依赖性高于判决书,许多原告是基于对被告的信任而与其达成协商的,而一旦达成协议,则对调解协议产生依赖心理,有时甚至会贻误申请执行时机。
(四)认识不到位,大调解成效不高。有的领导干部对于“大调解”在整合调解资源、强化调解职能、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功能与作用上,缺乏足够的认识,思想上存在着形式主义,工作上务虚有余务实不足,从而对“大调解”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开支等方面,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成了“花架子”、“样品工程”。
(五)群众热情不高,心存余悸。许多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包括行政调解在内参与热情不高,原因是调解不成还得打官司,调解成功了一方当事人不自动履行也得打官司,浪费时间和精力,所以一旦有了矛盾想到的还是法院。
(六)责任追究未落实,存在相互推诿。有些矛盾纠纷久拖不决,久调不解,耽误了最佳调解时机,有些小事甚至拖成了大事,最终在追究责任时,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不承认是自己工作的消极被动导致严重后果。
四、推进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的思考
社会矛盾往往需要社会合力共同解决,两级人民法院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政府支持,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充分发挥司法的推动作用,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纳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整体部署。两级人民法院要深刻认识调解在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价值,切实转变重裁判、轻调解的观念,把调解作为处理案件的首要选择,把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和执行的各个环节;贯穿于一审、二审、执行、再审、申诉、信访的全过程,把调解主体从承办法官延伸到合议庭所有成员、庭领导和院领导,把调解、和解和协调案件范围从民事案件逐步扩展到行政案件、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国家赔偿案件和执行案件,建立覆盖全部审判执行领域的立体调解机制。“案结事了”是调解的目标,因此正确处理好调解与裁判这两种审判方式的关系,将考验法官的智慧。在处理案件过程中,两级人 10
民法院的法官要努力实现调解结案率和息诉服判率的“两上升”,实现涉诉信访率和强制执行率的“两下降”,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发展。同时要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0]16号《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对在全面推进“大调解”工作中建议:
(一)加大人民法院诉讼调解的力度。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对凡具备有调解条件的案件都要尽力做好调解工作,同时要切实注重规范执法办案行为。在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庭后调解和执行和解各个环节体现司法为民。
(二)坚持矛盾纠纷排查制度。全市坚持定期排查与经常性排查相结合,集中排查与普遍排查相结合,重点排查与“拉网式”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
(三)坚持矛盾纠纷信息快报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和调解组织,坚持落实专人负责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汇总和报送工作,对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牵涉党政领导较多精力、为社会舆论所关注的热点纠纷;可能导致突发性事件和激化为“民转刑”案件的重点纠纷;涉及人数较多、容易引发群体性上访闹事事件的重大纠纷;严重干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疑难纠纷;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线索,特别是10人以上的群众性矛盾纠纷信息,必须在第一时间内逐级上报,提出处理方案,赢得工作主动权。
(四)坚持矛盾纠纷及时调处制度。每逢重大节日、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和敏感时期,司法行政机关和调解组织,坚持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分清矛盾纠纷主次和轻重缓急,都要组织专门力量。
(五)坚持矛盾纠纷分析报告制度。每半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分析例会,针对排查发现的矛盾纠纷信息,按照性质、类型以及易激化程度进行逐条梳理,分析归类。同时根据矛盾纠纷的季节性、倾向性和潜在性特点及动态,进行分析预测,对有可能引发自杀、凶杀、群众性械斗和群众性上访的矛盾纠纷隐患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主动提出防范措施和处理方案。并及时编发社会矛盾纠纷情况分析报告,报同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政法委领导及有关部门,及时为各级党政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六)建立重点人员回访制度。各级调解组织开展对每年调处结案的矛盾纠纷当事人,进行一次全面回访,真正达到案结气消、息事宁人、定纷止争的目的,切实巩固调解成果。
(七)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目标管理考核机制。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开展情况列入市委、11
政府科学发展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检查考核的重要内容,明确职责,落实责任。
(八)矛盾纠纷分级预警机制。全市各级调解组织根据矛盾纠纷的不同规模以及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坚持实施分级预警。将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导致突发性事件或激化为刑事案件和群体性事件、严重干扰正常工作、生产、生活秩序、危及国家和公共安全的重大矛盾纠纷,确定为一级预警信息;将跨地域、跨单位有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确定为二级预警信息;将常见性、多发性有可能激化的一般纠纷,确定为三级预警信息。按照预警等级,各级分别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由相应的“大调解”中心或调委会调解处理。
(九)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责任追究机制。全市各级对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过程中,因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与个人实行责任追究制。
第二篇: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经验做法
细心调解求和谐,案结事了保平安
**法院地处**省**平原,是一个人口、农业大县.受理的绝大部分案件的当事人是广大农民群众,文化低、观念落后,缺乏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能即败诉的证据意识,对诉讼风险认识不足,认为只要一纸诉状递交人民法院,其就可以什么也不过问了,一切事情应由人民法院负责办,将败诉和无法执行的责任都归咎
于法院,因此如何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诉讼调解,对维护人民法院司法权威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简况
伴随着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着重调解到现在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的法律原则的演变。我院的民事调解工作也经历了一个起伏的阶段。90年代以前强调以调解为主,绝大部分民事案件在法官不厌其烦的说服劝导下均以调解方式得以结案。90年代以后,随着以司法规范化和技术化为代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一些法官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官不再重视调解,认为调解是法律水平不高和庭审驾驭能力久缺的表现,而强调裁决权的行使和判决的说理,追求快审快结,使一部分可能调解的案件“一判了之”。案件调解率逐年下降,大量判决的案件进行执行程序,增加了法院工作的难度和诉讼成本。2005年以后,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推进,以及大量判决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无法得到圆满结案,有些判决成为一纸空文,造成当事人信访增多,成为不安定的一个因素。强调以调解方式结案和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方式再次受到重视。我院也制定了鼓励和倡导调解的规章制度。在院领导亲自参与和指导下,我院民事案件调解率逐年提高,2006年调解率为56%,2007年为66.4%,2008年达到75%,走在了全省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前列,涌现出众多民事调解能手,其中民一庭助审员李先芳、润河法庭负责人蒋晓被评为全省民事调解工作先进个人。民事调解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法律效果。
二、**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主要做法及经验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也是我国多年司法实践成功经验的总结,其承载着诸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在当前的调解机制下,调解的公正与效果需要法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律素养、敬业精神和对调解规律、技巧的理解和掌握。我院的具体做法是:
1、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调解案件的范围、调解程序、审限计算、调解方式、方法、调解原则、调解协议的制作及效力确认,调解书形式的使用及制作都认真规范、防止调解乱、乱调解。
2、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案件的全过程,除法律规定不能调解的案件外,对有可能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都进行调解。并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调解方式,立案时,开庭前,庭审中,庭审后,甚至在宣判时都不遗余力地做当事人工作,努力促成调解,最大限度地追求案结事了,化解双方矛盾。
3、不断加强职业道德、业务能力培训,熟练掌握调解艺术。首先我院要求所有法官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做到真正执行法律、真诚对待当事人,使当事人理解法官为他们解决纠纷的良苦用心,从“法官乐于调解,善于调解”向当事人乐于调解发展,以促使他们相互宽容谅解,息诉罢讼,握手言和。其次吃透案件,找准焦点,抓住关键,把握心理,认真梳理并分析纠纷的成因,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当事人诉讼的目的,案件所涉及的法律,以寻求调解的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因势利导地做当事人思想工作,努力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第三,在调解时间上,我们采取全天候方式,只要当事人有调解意愿,可以随时进行调解。在调解方式上采取面对面、背靠背调解。在调解方法上,我们推行根据案件和当事人的不同特点,因人而异,因案而异地进行调解,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失、辩法析理,胜败皆服。
从我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经验来看,调解作为社会治理中的一个环节,在现有司法体制和司法环境中,虽不可能如理论设计的那样达到一种理想状态,但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仍具有着无限的生命力。下面截取几起调解成功的案例,可对我院调解工作的开展情况略见一斑
心系群众息纷争
2006年以来,在和谐司法工作的要求下,我院将调解工作放在民事审判工作的首位,但是我们并不简单地将调解作为一种结案方式,更多的是能让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感受到法官的真诚,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真正使当事人在结案后做到相互谅解而和平共处。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靳亚章”案件是一起靳亚章于1997年起诉其所在村民委员会为渔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因当时立案手续不完善等种种原因,该案一直未能开庭审理。2007年5月被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
第三篇:法院法官调解工作经验做法
法院调解工作是指在人民法院法官主持下,各方当事人根据平等自愿的原则,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就争议的事项达成协议的诉讼活动。民事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结案方式。法院调解不仅能够终极解决纠纷、有效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而且对息诉后当事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建立长久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大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加强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完善调解方法,拓宽调解渠道,是民事审判工作者应深入思考并须付出实际努力的责任所在。下面谈谈自己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一、几个调解方法
一是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单位和个人协助调解。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不可能每一个案件都能顺利调解。在调解遇到困难时,除法官自身努力外,根据个案情况,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某种特定关系且其非常信任的亲朋好友协助调解,这样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调解效果,此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们与当事人的关系较为密切,对当事人所想、所做、所求都非常了解,由他们协助法院做调解工作,当事人不需要从心理上对他们加以防范,容易接受他们的调解意见,从而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相对于单纯由法官主持的调解而言,由于一方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存在利益冲突和心理纠葛,他们往往对法官不信任,担心法官偏袒另一方当事人,甚至可能由于法官在调解中的某一不经意的言差语错而使当事人产生不公正处理的合理怀疑。因此,在法院调解遇到困难或障碍时不应硬行调解,而应另辟蹊径,邀请有关人员协助调解,使调解具有更大的空间和余地,这无疑是法院调解的一种好方法。
二是以“面对面”与“背靠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解。所谓“背靠背”式调解,是指法官在不同的时间内分别征求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在双方意见相近或吻合时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方式。“面对面”式调解是指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当面质辩,当面交流沟通,从而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方式。人民法院调解民事案件采用何种调解方式,应根据案件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而定。对双方当事人之间争议不大、事实清楚的案件,宜采用“面对面”式调解,而对那些争议较大、民事法律关系较为复杂且当事人对立情绪极易激化的案件,则采用“背靠背”式调解较为稳妥。这两种调解方式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对某些案件可兼而采用。如在采用“背靠背”式调解后,如当事人对立情绪趋于缓和,且所持意见较为接近时,再采用“面对面”式调解,这样往往会收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效果。
三是法官自行调解与合议庭集体调解相结合。法官自行调解是指在一名法官的主持下对案件进行调解。司法实务中,大多数案件都是由法官自行调解的。法官自行调解不仅适用于简易程序,也适用于普通程序。其特点是调解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合议庭集体调解是指由合议庭集体成员主持下的调解。这种调解方式仅适用于普通程序,其特点是能够发挥集体的智慧,集思广益,多点开花,以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法官自行调解或是合议庭集体调解,都可在庭审前、庭审中进行,甚至可在庭审后、宣判前抓住案件情况的转机及时调解。庭审后的调解较之于庭审前、庭审中的调解,往往会出现“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效果。四是坐堂调解与就地巡回调解相结合。坐堂调解就是在法庭进行的调解。就地巡回调解是指法官到当事人的住所地或案件发生地实地了解案情,当场调解纠纷。就地巡回调解是我党群众路线在民事调解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优良传统。这种就地调解的方式不但能够使习惯于坐堂问案的法官深入群众,了解民风社情,增加生活阅历,磨练品德意志,而且有利于具体深刻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掌握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并在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协助下,使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化解。同时在法官调解案件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案说法,向人民群众宣传法律知识,使人民群众增强法律意识,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
二、几点心得体会 一是要精诚所至。法院调解的宗旨就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司法保障。作为一名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不但要重视法院调解,争取以调解方式结案,而且要更加注重调解效果,使法院的调解工作服从服务于大局。近几年来,我在民事审判工作中一直把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好方式和首选办法,尤其注重调解效果。20xx年以来,年调解结案率均在70%以上,20xx年达到78%。调解结案案件无上访、无申诉、无矛盾激化,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主要心得是对当事人要热心诚心,对调解案件要细心耐心,对处理结果要有公心和信心。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当事人的理解和认可,从而赢得民心,最后才能让党和人民放心。
第四篇:法院关于民事调解工作经验做法总结材料
法院关于民事调解工作经验做法总结材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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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地处**省**平原,是一个人口、农业大县.受理的绝大部分案件的当事人是广大农民群众,文化低、观念落后,缺乏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能即败诉的证据意识,对诉讼风险认识不足,认为只要一纸诉状递交人民法院,其就可以什么也不过问了,一切事情应由人民法院负责办,将败诉和无法执行的责任都归咎于法院,因此如何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诉讼调解,对维护人民法院司法权威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简况
伴随着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着重调解到现在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的法律原则的演变。我院的民事调解工作也经历了一个起伏的阶段。90年代以前强调以调解为主,绝大部分民事案件在法官不厌其烦的说服劝导下均以调解方式得以结案。90年代以后,随着以司法规范化和技术化为代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一些法官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官不再重视调解,认为调解是法律水平不高和庭审驾驭能力久缺的表现,而强调裁决权的行使和判决的说理,追求快审快结,使一部分可能调解的案件“一判了之”。案件调解率逐年下降,大量判决的案件进行执行程序,增加了法院工作的难度和诉讼成本。2005年以后,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推进,以及大量判决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无法得到圆满结案,有些判决成为一纸空文,造成当事人信访增多,蚂!蚁范文网成为不安定的一个因素。强调以调解方式结案和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方式再次受到重视。我院也制定了鼓励和倡导调解的规章制度。在院领导亲自参与和指导下,我院民事案件调解率逐年提高,2006年调解率为56%,2007年为66.4%,2008年达到75%,走在了全省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前列,涌现出众多民事调解能手,其中民一庭助审员李先芳、润河法庭负责人蒋晓被评为全省民事调解工作先进个人。民事调解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法律效果。
二、**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主要做法及经验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也是我国多年司法实践成功经验的总结,其承载着诸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在当前的调解机制下,调解的公正与效果需要法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律素养、敬业精神和对调解规律、技巧的理解和掌握。我院的具体做法是:
1、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调解案件的范围、调解程序、审限计算、调解方式、方法、调解原则、调解协议的制作及效力确认,调解书形式的使用及制作都认真规范、防止调解乱、乱调解。
2、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案件的全过程,除法律规定不能调解的案件外,对有可能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都进行调解。并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调解方式,立
案时,开庭前,庭审中,庭审后,甚至在宣判时都不遗余力地做当事人工作,努力促成调解,最大限度地追求案结事了,化解双方矛盾。
3、不断加强职业道德、业务能力培训,熟练掌握调解艺术。首先我院要求所有法官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做到真正执行法律、真诚对待当事人,使当事人理解法官为他们解决纠纷的良苦用心,从“法官乐于调解,善于调解”向当事人乐于调解发展,以促使他们相互宽容谅解,息诉罢讼,握手言和。其次吃透案件,找准焦点,抓住关键,把握心理,认真梳理并分析纠纷的本篇文章来源于 蚂蚁范文网|成因,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当事人诉讼的目的,蚂$蚁,范文网案件所涉及的法律,以寻求调解的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因势利导地做当事人思想工作,努力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第三,在调解时间上,我们采取全天候方式,只要当事人有调解意愿,可以随时进行调解。在调解方式上采取面对面、背靠背调解。在调解方法上,我们推行根据案件和当事人的不同特点,因人而异,因案而异地进行调解,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失、辩法析理,胜败皆服。
从我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经验来看,调解作为社会治理中的一个环节,在现有司法体制和司法环境中,虽不可能如理论设计的那样达到一种理想状态,但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仍具有着无限的生命力。下面截取几起调解成功的案例,可对我院调解工作的开展情况略见一斑
心系群众息纷争
2006年以来,在和谐司法工作的要求下,我院将调解工作放在民事审判工作的首位,但是我们并不简单地将调解作为一种结案方式,更多的是能让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感受到法官的真诚,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真正使当事人在结案后做到相互谅解而和平共处。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靳亚章”案件是一起靳亚章于1997年起诉其所在村民委员会为渔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因当时立案手续不完善等种种原因,该案一直未能开庭审理。2007年5月被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以“十年未开庭的官司”予以报道。给我院带来很大负面影响。靳亚章在案件被报道后,精神压力也极大,经常提出一些超出诉讼范围甚至近似无理的要求。民一庭同志接手此案后,在分管副院长李盛泉同志亲自指导协调下,多次到靳亚章家中认真听取意见,充分体谅其难处,并及时为其解决了生活中的困难,将案件一直未开庭的原因向其进行了解释。同时数十次前往靳亚章所在村民委员会说明情况,进行法律释明,两次前往合肥市进行渔业专业知识方面的咨询,为公平、公正审理此案打下基础,真正把“为民、利民、便民”的工作方针贯彻到工作中去,最终双方当事人被我院领导和具办人的真诚耐心和无私所感动,通过调解圆满解决了纠纷。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在其后期的节目中也对我院的调解工作予以肯定报道。重塑了我院高效、公正、文明执法的新形象。
耐心调解促平安
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变革的不断发展,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也不断扩大,诸如各类人身损害赔偿、劳动争议、征地拆迁补偿、土地调整等大量矛盾突出的纠纷涌入人民法院诉讼程序,相对于这些法律问题复杂的案件来说,婚姻家庭关系案件仍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中的“重头戏”。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细胞。如处理不当,往往容易引发恶性案件。民一庭助审员李先芳同志就是处理这类案件的能手,她不但注意调解,而且善于做调解工作,她总是用情去听,用理去劝,用心去感受,去化解。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使其对调解得以应手。多少对剑拔弩张,感情破裂的夫妻,在她的耐心劝解下平和分手,多少对尚有感情的夫妻在她的劝导下破境重圆。
2007年她处理一起原告王某与其丈夫赵某离婚案件,王某已是第三
次到法院起诉与其夫赵某离婚。案件一到法院,王某就哭着说:“李法官,请给我作主,这一次就是死我也要离婚了”。第二天,赵某就气势汹汹地跑进法院说:“我坚决不同意离婚,谁判决离婚,我就同王某同归于尽。”并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水果刀。面对情绪激动的两个当事人,李先芳经过多次接待,发现他们确实感情不合,多年不在一齐共同生活,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丈夫认为妻子看不起他,有外心,严重伤害了其自尊心,就是拖死对方,也不离婚。案子的重点就是做好丈夫
本篇文章来源于 蚂蚁范文网|思想工作,慢慢劝其同意离婚。李先芳耐心听取赵某的倾诉,多次到其家中长谈,劝其树立自强自立的观念,只要自己振作起来,将来一定还能找到更合适的意中人,再建幸福家庭,并数次和其子女对话,说明父母长期不和,维持这种名存实亡的关系对双方均是痛苦,劝其父亲振作起来。在李先芳同志的耐心劝导下,双方最终平静地协议离婚了。一枚不稳定的“定时弹”被拆除了。
诚心调解换和谐
作为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接触的是最基层的人民群众,处理的是一些简单琐碎的纠纷。润河法庭负责人蒋晓就经常面对很多“不起眼”的小案件和法律知识欠缺,又请不起律师的当事人。但他从不轻视这些小案件和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因为小案件往往涉及到百姓生活和社会安定和谐。对此他总是以宽容的态度诚心对待,充分尊重他们的尊严和利益。针对不同的案件,认真进行矛盾分析,做好调解工作,化解矛盾。他所处理的案件,调解、撤诉率均在70%以上。相邻关系这类案件就是看似一些琐碎小事,但往往隐藏着巨大危险的案子,如不能准确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2008年蒋晓同志处理一起双方当事人均是同一村民小组成员的房屋相邻关系纠纷案件。原告建房时,其房顶上的花墙比被告房顶上的花墙高出一砖。被告认为按当地风俗习惯,这是原告故意压制其,双方为此多次发生争吵,相互诋毁,结怨很深。而被告在建院墙时,原告认为被告故意不给其留出路,影响其通风采光,多次阻止被告建院墙,并召集亲朋数十人准备械斗,双方冲突一触即发。蒋晓同志在处理此案时,多次到现场实地勘查,在分析双方过错的基础上,数次组织调解,并通知双方亲朋和基层组织的领导到场,共同做双方思想工作。指出邻里之间本应团结互助,尊重善良风俗,共同搞好生产生活,双方再闹下去,不仅要承受巨大精神压力,而且经济上也会受到严重损失,破坏亲朋和邻里之间的安定生活。在蒋晓同志多次真心调解下,双方当事人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识到人民法院确实是在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被告主动给原告留出走道,原告也无偿拆除了高于被告房屋的花墙,双方握手言和,并保证今后和睦相处,永作好邻居。
如今,调解在我院蔚然成风,走进各业务庭办公室,只见当事人在和平的氛围中真情诉说,真心交流,法官始终保持着说理释法不说情,公平公正不交易的调解原则。这里处处洋
溢着尊重与温暖,共同谱写着和谐新篇章。
本篇文章来源于 蚂蚁范文网|http:// 原文链接:http:///GZZD/2009/0527/article_427_3.htm近年来,为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县法院始终把民事调解工作作为化解矛盾纠纷、减少涉诉信访的重要举措,不断提高调解意识,讲究调解艺术,丰富调解手段,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调解工作经验,有力地指导了民事诉讼。2005年,该院共受理民事案件2279件,调解、撤诉1858件,调撤率达到了81.5,创历史最好水平。今年1至8月份,该院民事案件调解率又创新高,达到了84.8,涉诉信访案件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8.4。
一、更新理念,提高调解意识
——县法院党组熟悉到,民事调解作为一种民事审判结案方式,在国内素有“优良传统”的美誉,在国外则被誉为“东方经验”,从目前看,调解已成为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司法手段,已从一种优良的司法传统升华为一种现代审判理念。基于此,该院把更新干警的司法理念,提高全员调解意识作为重点抓在手上。一是强化调解优先意识。近年来,该院一直把全程调解、优先调解贯穿在民事审判工作的各个五一节,坚持立案时、开庭前、开庭中、判决前均进行调解工作,达到了不放过任何一个调解机会的目的。二是强化以人为本意识。要求全院干警都要坚定司法立场,把群众观点贯穿于各项工作中,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司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做到了廉洁勤政、主动服务,减少了诉讼的冷漠和生硬,为审判工作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三是强化维护稳定意识。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的新形势下,该院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探索案件调解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把调解作为结案的主要方式,从而充分发挥了案件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四是强化有机结合意识。该院不断加强民事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联系,积极推进人民调解、诉讼调解和行政调解“三位一体”的调解机制的建立。同时,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未发生久调不决的问题。对于当事人不愿意调解、虽愿调解但双方要求差距过大的案件,全部及时做出了判决,未发生超审限案件。
二、合法规范,把握调解原则
近年来该院的调解工作严格贯彻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方针,产结合工作实际确立了“合法、公开、效率、规范”的“调解四原则”,对指导调解工作规范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正确把合法原则。该院坚持在事诉讼调解的过程以及在法官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做到了不违反社会公德,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集体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未出现强迫当事人调解的问题。二是正确把握公开原则。即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都做到公开调解;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调解的,可以不公开调解。三是正确把握效率原则。该院坚持以及时、便捷的方法开展调解工作,明确规定以调解为名而拖拉办案的法官,按照有关纪委规定予以处理,有效地防止了调解效率低下的问题。2005年以来,该院调解的案件,80以上均在两个月内结案,有效地提高了办案效率。同时,对于当事人不愿意调解、不适合调解的案件以及经调解不成的案件,都能够及时做裁判,防止了因久调不决而造成案件审限过长甚至超审限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当事人诉累,节省了审判资源。四是正确把握规范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办案法官坚持仪态庄重,着装规范,使用“法言法语”,没有出现行为和语言失范问题,树立了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在制作调解书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规范来进行制作,防止了调解书失范。近年来,该院正确把握“调解四
原则”,调解工作做到了合法规范,没有发生违法调解、强迫调解问题,没有出现超审限案件,也没有出现调解书不规范的问题,更没有发生因调解工作而出现的信访上访案件。
三、建立机制,拓宽调解渠道
为抓好民事案件调解工作,——县法院建立健全了调解治理机制,努力营造“大调解”的工作氛围,并通过运用社会资源,不断拓宽渠道。一是领导重视,成立了调解工作领导机构。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以主管民事的副院长为副组长,各民事审判庭庭长为成员的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全院的民事案件调解工作。落实了分级负责制,层层抓落实。非凡是明确要求各法庭的庭长,在亲自办案
l的同时,还要具体指导本庭的调解工作,从而逐步营造了“全员调解”的良好氛围。二是奖优罚劣,把调解工作作为考核内容。把案件调解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目标,列入规范化治理考核缺席,明确规定达不到既定标准的庭和人员予以扣分处理同时,还对年终调解率高的庭予以表彰并给予物质奖励,从而产生了良好的导向作用,大大提高了干警调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005年,访院12个民事业务庭中,有五个业务庭的调解率超过了85。三是交流经,组织从事民事审判的同志谈自己调解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并以在院工作情况上刊登调解经验、介绍个案的调解方法等方式,宣传调解典型,开拓调解思路,从而开辟了一条总结交流调解经验的有效途径,使全院干警的调解水平普遍提高。今年已涌现了17名调解率在80以上的调解能手。四是构建网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强化调解效果,该院通过培训人民调解员、召开调解工作会议、选任调解助理员等方式,逐步构建起一套协助调解网络。近三年来,该院九个基层人民法庭先后为全县12个镇钓200余名人民调解员进行了21场次的培训,有力地增强了人民调解员的法律意识,提高了调解水平。直辖市各镇召开民事调解联席会议12次,化解群体性纠纷17件。三年来,通过人民调解员的努力,先后解决诉前矛盾纠纷200余起,有力地减轻了法律工作压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同时,于今年开展了选任调解助理员工作,从12个镇分别选取2个村作为试点,聘任村中有威望、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协调能力强的村民为调解助理员,协助各人民法庭进行调解工作。今年以来,24名调解助理员已协助调解案件69件。
四、创新方法,丰富调解手段
在近年来的审判实践中,——县法院逐步完善并推行了抢抓要害法、利益平衡法、辩法析理法、案例诱导法、借力使力法、组织助力法、冷却处理法和温情感化法共八种调解方法。在具体调解工作中,该院坚持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将这些方法巧妙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一是抓住要害找准点。对于一些争议标的不大而案情却相对复杂的案件,并不固守查清事实这一教条,而是本着利益平衡的原则,在尽量查清案情的同时,寻找双方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平衡点,围绕这个平衡点进行调解,取得了较好效果。二是辩法析理善诱导。在民事调解过程中,根据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理出头绪,讲明法律,说清道理,通过及时耐心的启发疏导和说服教育以及相关案例,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如该案审理的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剑拔弩张,情绪激动,矛盾随时可能激化。对此,该院办案人员分头到原被告家中,在指出双方均有过错并做其思想工作的同时,向双方讲述了一起因琐事互殴,打人者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五年而被害人致残的案例,教育双方摒弃前嫌。最终通过引导和说服教育,双方当事人互相道歉,握手言和。三是借力使力巧开锁。一件案件到了法院,双方当事人都托人的为数不少。对此,该院借助双方“说情人”,利用他们来开当事人的“思想锁”,为案件调解创造有利条件。同时,积极请基层组织、人民调解员或调解助理员来协助调解,并针对当事人比较相信代理人、律师的特点,通过代理人和律师协助法院做当事人的工作,促成调解等方法,取得了较好效果。四是冷热有别重感化。针对不同案件的特点,准确把握
调解时机,分别适用“冷处理”、“热处理”、“温处理”等不同方法。所谓“冷处理”,主要是对于打架导致的人身伤害等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或矛盾较为激化的案件,不急于调解,而是先放一段时间,使当事人的情绪“凉”下来,从而使当事人能够冷静下来,正确分析形势,从而愿意接受调解。所谓“热处理”,就是在当事人已有调解意愿,但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热调解”。“温处理”,主要是指在与当事人接触进行调解的时候,要出以真心、付出真情,让当事人相信办案人员是他的贴心人,会为他主持公道,从而愿意讲出真实的想法,愿意接受法官提出的调解意见。
五、加强协调,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在办案中,坚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确保调解工作取得最佳成效。一是处理好审判各个环节的2 3
关系。在立案、送达、审理、执行等各个环节,都要建立起密切的衔接关系,使立案庭、审判庭、执行局等各部门分工不分家,相互配合,相互鉴定,共同做好调解工作,并努力提高调解案件的即时履行。今年以来,该院由立案庭在正式审理前进行调解而结案的案件占全部调解案件的21,并通过立案庭工作息诉12起。而在调解协调达成后,即时履行率达到了80以上,有效地减轻了执行工作的压力。二是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调解和判决都是法定的结案方式,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该院坚持不走极端主义路线,做到既不无限夸大调解的作用,在办案过程中片面追求调解率,甚至导致办案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又做到不将诉讼调解制度视为可有可无,不在庭审中走过场,坚持用最有利于维护当事人权益,最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来结案。三是正确处理法律规定与调解实际的关系。在审判实践中,在坚持依法办案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法律规定与当地的风谷习惯之间的关系。只有双方当事人自愿,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尊重当地风谷习惯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确认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进一步提高了调解率。
六、政策倾斜,支持调解工作
针对调解相对判决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的实际,该院实行了政策倾斜,大力支持调解工作。一是人员全理配置。选调了一批年富力强,有经验、素质高、善调解的审判人员充实到人民法庭,并通过合理调动,实现了人民法庭正副庭长全部异地任职,减少了“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使人民群众更加相信法庭从而愿意调解。二是加强后勤保障。去年以来,新建了两个人民法庭,并对其他人民法庭进行了修缮,为所有法庭配齐了警车、电话、微机等办公设备,并于今年上调了人民法庭的办案经费,为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县法院的调解工作,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使法院的各项工作副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出现了“三降四升”的良好局面。该院的案件发改率、信访案件发生率、当事人申诉率都较往年有较大幅度下降,而案件质量、办案效率、案件执结案、社会满足度都有所上升,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法律的严厉性,树立了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
《法院加强民事案件调解工作情况汇报》来源于文秘站,欢迎阅读法院加强民事案件调解工作情况汇报。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第五篇:法院调解工作先进经验
法院调解工作先进经验
法院调解工作先进经验介绍
县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好范文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以人民满意为目标,把加强民商事调解工作作为司法为民、利民、便民的有效途径,依法加大调解力度,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为全县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2003年至今,全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2468件,以调解和调解后撤诉方式结案2000件,占收案总数的81,与前几年同期相比调解结案率整整提高了30个百分点,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开创了民事调解工作新局面。我们的主要作法是:
一、党委重视营造一种氛围
前几年,由于学术界曾经对调解制度提出了“否定与替代论”质疑,一些法官对调解工作的认识也一度出现偏差,在对案件的处理上往往简单地一判了之,不愿意做深入、细致的调解工作,从而导致案件上诉多、上访多、申诉多、息诉少的“三多一少”不良局面。去年以来,院党委审时度势,高度重视民事调解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在全院范围内努力营造了一个“人人重调解,全员齐参与”的良好调解工作氛围。
第一,推出一项制度。院党委针对一些法官存在重判决、轻调解的观念,在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于去年初出台了《衡阳县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并将之纳入了全院目标管理综合考核体系,把调解业绩作为评判民事审判活动、考核民事审判人员工作成绩及工作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民事调解各个环节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对调解率、即结率、息诉率进行综合考核,将“软任务”变成了“硬指标”,切实增强了审判人员做好调解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成立两套班子。为加强民事调解工作的领导力度和提高审判人员的调解水平,院党委经研究决定,分别成立了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及调解课题调研小组两套班子。其中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凌玉良亲自任组长,主管民商(请登陆政法秘书网)事审判的院领导为常务副组长,全体党委成员为副组长,民一庭、民二庭庭长为成员,负责协调全院民事调解工作的日常事务、基层法庭的调解业务指导、组织调解人员专项培训等工作。调解课题调研小组同样由院长亲自任组长,主管调研工作的院领导任常务副组长,全体审委委员任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为成员,负责召开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研讨会,组织业务庭开展专项调研,提高全院调解工作水平。去年以来,我院已开办专项培训班6期,组织参加上级法院业务培训30人次,召开调解经验交流会3次,研讨会8次,组织专项调研2次,撰写调解工作调研报告、论文5篇,全部被《人民法院报》、《湖南审判研究》等报刊、杂志刊登,营造了良好的调解工作氛围。
第三,给予三种倾斜。为使调解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院党委想方设法,根据我院实际情况,从三个方面对民事审判工作给予关照。一是力量上倾斜。考虑到民事案件数量多、工作压力大及调解率的高低与审判人员素质有直接关系等因素,院党委尽量把精兵强将派往调解一线,充实调解工作力量。如民商审判庭就安排了19名同志,平均年龄35岁,100具有法律本科文化,是全院力量最强的集体之一。二是物质待遇上倾斜。我院规定:调解一线人员的各项福利待遇一律优先落实;每年组织一次“调解能手”评选,对“调解能手”予以重奖。去年,我院评选的一名“调解能手”不但拿到丰厚奖金,还被推荐评为全县政法系统“十大杰出干警”。三是政治待遇上倾斜。对调解工作做得细致,社会反响良好的法官,我们在提拔使用干部,评先、评优时予以优先考虑。去年底,我院有17名调解工作成绩突出的法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3名成绩特别突出者,分别被院党委提拔为庭长、副庭长。
二、积极探索更新两种观念
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以前调解工作成效不佳的原因时发现,墨守成规是制约调解工作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此,我们深刻领会审判方式改革精神,在审判实践中积极探索,尝试在调解工作中引入新观念、新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方面,更新“庭审调”观念,不拘一格调解。以前我们的调解工作几乎只限定在庭审中进行,使大量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简易纠纷进入审判程序,由于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现象,审判人员往往不堪重负。针对这一现状,我们更新观念,打破“庭审调”这一常规,引入庭前调解机制,以方便当事人为原则,将调解贯穿于立案、送达、保全等各个环节,灵活运用调解方式,力争在庭审前就息诉止争。
一是立案时调解。在案件立案时,我们通过审查起诉状、询问有关情况,了解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摸清当事人的性格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对于不必要开庭和有调解可能的纠纷,在立案时及时进行调解,防止诉讼中矛盾升级。去年以来,我们在立案时调解处理了此类纠纷134件,占所调解案件数的6.7。
如王某以其妻李某有外遇为由起诉离婚一案,我们在审查诉状时,发现王某仅仅只是为了一条手机短信生疑,并没有确凿证据证实,双方婚姻基础还是比较牢固。王某已经为此打了李某,李某娘家兄弟听了很气愤,准备找王某“算帐”。我们分析此案有调解可能,而且尽快调解还可以防止其他纠纷生成,于是一个电话将李某也叫到了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一方面批评了王
某的家庭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引导双方回顾恋爱的过程,使双方重归于好。
二是送达时调解。在向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同时,利用接触当事人的机会,讲解法律、组织调解,争取消除矛盾,息诉止争。去年以来,我们在送达时成功调解的案件有160多件,占所调解案件数的8。如原告李某某诉被告王某等3人赡养纠纷一案,由于被告3兄弟不和,竟都不赡养母亲,致使老人寡居破屋,衣食无着。我们召集3名被告,集中送达应诉文书。在送达时,耐心地释明法律,讲清道理,并以“今为人子、明为人父”为比喻。由于切中3兄弟要害,令他们羞愧难当,送达时即调解结案。
三是保全时调解。对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案件,我们不是简单地一裁了之,而是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做好法制教育的同时,依靠强制措施的震慑力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去年以来,我们在财产保全时调解了200件案件,占所调解案件数的10。原告廖小兰诉被告李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案,我们在依法扣押李明的营运的士时,对李明肇事后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告诉他如果不能提供有效担保,的士可能要扣押至结案时。李明慑于法律的威严,经权衡利弊,在保全中与廖小兰达成了调解协议,原告当天就撤了诉。
另一方面,更新“单一调”观念,多管齐下调解。以前,我们的调解模式固定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法官说、当事人听,方法单一,调解效率低下。针对这一现状,我们更新观念,创新调解方式、方法,多法并用,提升了调解结案率。
一是多方配合,促成调解法。当事人作为社会个体,不可避免地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实践中,我们认真分析,掌握每一起案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调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在调解时,利用当事人可亲、可敬、可信的关系人,邀请他们配合法院做工作,促成调解。
二是找准症结,对症下药法。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大多是原告经过反复考虑,为达到一定目的而诉诸法律的。因此,我们注重查明事实,掌握纠纷形成的症结、焦点,揣摸各方当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运用法律心理学知识,因人因案而异,区别情况,“对症下药”,使当事人达成协议。
三是掌握时机,冷热处理法。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准确掌握时机,分别情况采取“冷处理”或“热处理”的方法,对那些不及时处理会影响生产、生活以及矛盾有可能激化的案件,采取“热处理”,多方启发,因势利导,趁热打铁;对那些因一时冲动而起诉的案件,在审限内采取“冷处理”,“以静制动”,待当事人心态趋于缓和时,组织调解,化解矛盾。
在工作中,我们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多管齐下,调解了一大批民事纠纷。去年以来,我们采用此法调解了1506件民事案件,占所调解案件数的75.3。如2003年农历12月26日,我们受理了龙山县65名民工诉西渡镇某村机砖厂老板曾某拖欠工资案。当时已临近年关,65名民工在县政府门口静坐,案情重大。院长、主管领导与民一庭的同志认真研究,确定了“热处理”的指导思想,决定尽快调解。一方面迅速派员调查被告的关系人,以便邀请他们配合法院促成调解;另一方面派员调查被告不付工资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通过调查,了解到被告所在村的支部书记在村里很有威望,同时又是被告的表叔;未发工资的根本原因是被告有一笔5万元的红砖债权未收回。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一路找村支部书记,邀请他配合法院调解;另一路找被告进行法制教育,同时向其承诺法院年后将会全力帮其追回债权。通过多管齐下的调解,曾某在村支部书记的规劝下,主动付清了民工工资,该案得以圆满了结。好范文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
三、措施得力彰显三种效应
由于我院高度重视民事调解,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并灵活运用到审判实践中,使调解工作彰显出三种效应。
一是“稳压器”效应。靠调解方式结案,可以减少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防止矛盾激化和升级,有利于在解决民事纠纷时维护当事人的友好关系,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实现“双赢”结果。去年以来,我院通过调解,牢牢地稳住了各类矛盾、纠纷。调解后再审率为0,涉法上访率为0,矛盾升级率为0,防止民转刑案件21起、防止群体性械斗33起、阻止自杀事件1起,有力的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如王某诉李某离婚一案,双方为婚前一万元彩礼款应否返还的问题争执不下,在诉前各自的亲友就已经为此发生过一次打架。诉讼中,王某扬言此款如不返还,将炸死李某全家。而李某认为按习俗,“男反女,不退礼”,表示如法院判决返还彩礼,就服毒自杀。我们见此情况,没有急于判决,而是组织双方坐下来,释法释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让互谅,最终促使他们达成了调解协议,使一例极有可能诱发更大冲突的婚姻纠纷圆满调处了。
二是“助力器”效应。靠调解方式结案,可以减轻诸多方面的工作压力,实现助力作用。一方面,减轻了上级法院二审民事审判工作压力。以我院为例,目前的判决率不到19,由于在调解过程中已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当事人的服判息诉率也比较高。去年以来,我院判决的民事案件实际上诉率仅为2,大大减少了市中级法院二审民事案件收案数。另一方面,又减轻了审判委员会研究疑难民事案件的压力。2002年我院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民事案件为33件,2003年以来由于调解工作得力,至今共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民事案件数仅为7件。此外,还可以减轻执行工作压力。由于调解结案率的上升,使义务自动履行率大大提高,很多案件都是当庭兑付、自觉履行。去年以来,我院成功调解的案件中,70以上具有给付内容的当事人,自觉履行了调解协议所确定的义务,没有进入执行程序。
三是“节能器”效应。调解能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达到案结事了、息诉止争的效果,因此能有效地节约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与高判决率所引起的上诉多、申诉多、上访多等现象相比具有显而易见的节能效应。如前年我院审理的刘某诉李某财产损害赔偿一案,双方为琐事发生口角后,李某将刘某家的玻璃全部打烂,实际鉴定价值160元,刘某起诉非要索赔1000元。此案因刘某拒不接受调解而不得不判决,判决后刘某不服上诉,经二审判决维持后,刘某还是不服,又提出再审请求,被驳回后,刘某又进行无休止的上访、告状,共花费诉讼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各项费用5000余元,耗时1年,刘某得不偿失,后悔莫及。今年刘某又与黄某发生争执被打伤,向我院起诉后,主动请求法院调解,结果仅用1天就结案了,刘某只负担了50元诉讼费。刘某最后主动和我们讲,前年都怪自己没有听法官的意见,导致损财又呕气。
我院的民事调解工作在院党委的高度重视下,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深知,与兄弟法院相比,我院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我们将锲而不舍,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调解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衡阳,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作出更大的贡献,争取更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