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本案阻止工商人员工作构成何罪

第一篇：中华民族本案阻止工商人员工作构成何罪

本案阻止工商人员工作构成何罪?

案情：

被告人杨同兵、赵景喜于2002年12月30日17时许，乘坐由被告人葛玉华驾驶的苏N-J0626号货车装载500箱“福”酒和100箱“小醉仙”酒到如皋市天平市场进行销售，被接到举报的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监督检查大队(以下简称“经检大队”)检查发现，经检大队经初步核查发现该批酒的标贴及外包装盒上所表述的内容与被告人赵景喜等人提供的手续不相符，经对该批酒作初步检测发现，该批酒的质量严重不符合标贴上明示的要求，经检大队随即对该批酒进行抽样取证，并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该批酒和汽车予以扣留在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待后处理。2002年12月31日，经检大队将抽样样品送至如皋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进行检验，经鉴定：送检的“福”酒和“小醉仙”酒酒精度指标未达到GB10781、1—89标准规定的要求，判该样品不合格。经检大队即要求被告人杨同兵等人按规定预缴待处金等待处理。被告人杨同兵等人为逃避处罚，多次商量策划，欲由杨实施限制门卫的人身自由，不让其报警，由赵、葛强行到工商局大院内将被扣的汽车及拉走。2003年1月5日21时许，被告人杨同兵等人来到工商局，根据分工，被告人杨同兵将工商局传达室外的电话线扯断，阻止报警，并将工商局电动大门强行推开，由被告人葛玉华以天气冷，以免水箱被冻坏要将汽车水箱内的水放掉为借口，骗得工商局传达室门卫的信任，进入大院，将卡车发动预热，由被告人赵景喜驾驶，将卡车强行开走，门卫陈仁和欲阻拦时，被告人杨同兵上前抱住，将其推进传达室，限制其自由，不让其报警，并对陈进行威胁。至22时许，被告人杨同兵与同伙联系，得知被告人赵景喜、葛玉华已驶离如皋时，方从工商局传达室逃离。

该案分歧的焦点在如何定性?

第一种观点认为，杨某等人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理由是：杨某等人违法经营被查处，因对工商部门执法行为不服，强行抢走工商部门监管中的财物;其行为不仅侵犯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1

同时，杨某等人采用暴力手段非法软禁扣留财物保管人，其行为还侵犯了工商局工作人员的人身权利。客观上，其实施了以暴力的方法阻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主观上，明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扣行为是执法行为而故意实施暴力，致使查扣的财物被抢走，阻碍执法人员执行职务。因此，对杨某等人应以妨害公务罪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杨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因为被查扣物品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可视为原财物所有人此时已丧失了所有权。从主观上方面看，杨某等人非法占有被扣财产的故意很明确;客观方面，杨某等人对看管人员被扣财物的陈某实施人身强制，使其处于不能反抗的境地，从而劫走公共财产，其行为不仅侵犯工商部门管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同时还侵犯了保管财产的陈某的人身权利。因此，杨某等人以暴力手段强行抢走财物，应以抢劫罪论处。

第三种观点认为，杨某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本罪只要行为人以剥夺他人身自由为目的，非法拘禁他人，不论时间长短，都是本罪既遂。时间长短可作为一个情节加以考虑。本案中的杨某等人为逃避处罚，多次商量策划，欲由杨实施限制门卫的人身自由，不让其报警，当门卫陈仁和欲阻拦时，被告人杨同兵上前抱住，将其推进传达室，使陈某在一定时间内失去行动的自由。这种强制性，表现在违背他人意志，强行使他人处于被管束之中。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杨某等人的行为更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

1、本罪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

2、客观方面，行为人具有以拘禁的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3、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4、本罪的主观方面，出于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动机不同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第二篇：中华民族私分村委公款构成何罪

私分村委公款构成何罪

案情：2004年10月，某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兼出纳赵某伙同村委会委员兼妇女主任沈某，将村财物旧铅线、废铁出售得款3万元，并与村主任朱某商量，以买个人保险为由进行私分。经朱某同意，赵某、沈某分别得款1.2万元，其余6000元归朱某个人所得。为了隐瞒这一事实，赵某未将该笔收入入账，只是空开了一张购买春节年货的凭证作为该款用途。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赵某、沈某在征得村主任朱某同意后，采用收入不入账的方式，三人共同私分村集体资金3万元，属违规私分集体财产，但因刑法没有规定私分集体资金罪，故不宜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赵某等三人均是村委会成员，具有一定职务，三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进行私分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应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三人的刑事责任。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

第一，从主观方面看，私分集体财产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决策者与直接责任人员必须具有非法占有集体财产目的，即通过集体私分达到个人侵占的目的。私分集体财产，有时表现为在单位或部门内将一定款项分给一定范围内的人员，但这只是决策人为了掩盖个人侵占集体财产真相而采取的手段而已。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人是否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综合分析：(1)看决策者和参与者是谁，对于少数人决策、少数人私分的，应由决策者和直接责任人承担责任;(2)看私分人员的范围，对于在决策范围内私分的，应认为该范围内的人员具有非法侵占目的;(3)看决策者个人私分所得额。对于在几个决策者之间私分的，不论个人所得额差额大小，均可以认定为是 1

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本案而言，该三人通过共同决策，以买个人保险福利为由，将集体财产出卖后占为己有，无疑具有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目的。

第二，从客体方面看，私分集体财产的侵占行为，具有侵犯财经管理制度和集体财产所有权的双重性。私分集体财产的行为特征是违反财经管理制度，但私分手段可以多种多样：有的是收入不入账，有的是虚增支出，有的是伪造、涂改账据，有的是私设小金库，等等。这些行为虽属违反财经管理制度的行为，但不能因此把违反财经管理制度与行为的违法性割裂开，这类行为实质上侵犯了集体财产所有权。本案三人采取收入不入账、空开支出凭据的方法将村集体财产占为己有，应认定为职务侵占。

第三，从客观方面看，私分集体财产的决策人，往往都是单位、部门的负责人，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会计、出纳)也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而参与共同策划，无论决策形式如何，他们均属利用主管、经手、管理集体财产的职务之便进行侵占的。本案三人分别是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妇女主任，他们利用主管、经手、管理集体财产的职务之便，共同决定私分集体财产，完全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客观特征。

综上，本案中赵某、沈某和朱某三人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构成职务侵占罪。

浙江省桐乡市检察院·沈俊夫

第三篇：中华民族未经单位批准发放奖金构成何罪

未经单位批准发放奖金构成何罪?

「简要案情」

曾某、宁某和刘某系重庆某事业单位员工。2000年5月，该单位设网络中心，任命曾某为网络中心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宁某为网络中心员工。2002年7月，刘某大学毕业后也分到该网络中心工作，全网络中心员工共三人，具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限。2003年10月网络中心对外开放，并收取适当上网费，即每小时一元，收费后上缴单位设备处，再由设备处上缴单位财务处。此间，因网络中心工作量增加，且其他科室有收费提成的情况，曾某、宁某和刘某以网络中心名义向单位领导请示提成部分费用由网络中心支配。在尚未得到单位明确答复提成比例的情况下，宁某向负责人曾某建议将部分上网费先予以分发。曾某即与宁某、刘某共谋，由曾某决定将部分上网费以发奖金的名义分发，宁某负责记帐，三人均在宁某记录的账本上签字领钱。至2004年10月止，曾某、宁某各分得人民币49400元，刘某分得人民币47400元，以上共计所分人民币146200元。

2004年11月25日，重庆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以曾某、宁某和刘某构成共同贪污为名，向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分歧意见」

曾某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罪名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曾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主要理由有以下两点：一是宁某等人在私分上网费前曾向单位领导进行请示，在单位领导没有明确表态且收费提成现象在该单位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对该上网费的私分应当视为单位领导对其请示或者私分行为的默认，因此，该私分上网费行为由于等到了单位领导的授权，当然是合法的。二是从该行为的社会公正性来看，曾某等在网络中心的工作非常辛苦，工作时间长、长期加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然而，作为对其辛勤劳动的回报，曾 1

某等并没有得到应当获得的奖金、加班费和工作补贴。因此，换一种角度讲，曾某等对该财产的私分，在某种程度是对他们长期辛勤劳动的补偿，而且这种补偿也是合理的，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每人分得的数额也不超过5万元。因此,该私分行为具有正当性，而不能认为是犯罪。

第二种意见赞同本案公诉机关的意见，认为曾某等人构成共同贪污罪。主要基于以下四点：一是曾某等人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员工，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要件;二是曾某等人的行为在客观上造成国家财产曾一度被其占有，并给单位的声誉和正常活动带来了重大影响，符合贪污罪的客体要件;三是从曾某等人的作案行为、事后对该财产的占有，以及其在侦查机关的供述来看，其主观上都有侵吞国家财产的故意，符合贪污罪的主观要件;四是曾某等人以窃取的方式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客观要件。因此，根据我国犯罪认定以犯罪的四大构成要件为标准，曾某等人的行为构成贪污罪已无可争议。

第三种意见认为：曾某等人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第一，曾某等在截留并私分这些财产时，都是以网络中心单位的名义并经过研究决定将该笔上网费私分给个人的，其行为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客观要件;第二，曾某等人对上网费的私分都是以员工具体参与网络中心工作量的大小进行平均计量分配，且将该分配办法和分配标准在网络中心予以公布，具有明显的公开性，并不符合贪污罪的秘密窃取性;第三，在主观上，曾某等人都一直认为所分得的财产都是自己应当分得的奖金、加班费或者奖金提成，并不认为该财产是非法的，否则也不会将该分得财产登记造册。因此，曾某等人在主观上并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而正好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要件。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根据我国《刑法》第396条第1款的规定，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私分国有资产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中新设罪名之一。在此以前，这种私分国有资产行为是按照贪污罪处理的。在刑法新设私分国有资产罪以后，私分国有资产罪与共同贪污犯罪如何正确辩析，一直是司法实务中的难点。同时，鉴于我国在司法实务中实行罪刑法定原则，且犯罪的认定以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四大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因此，对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的辩析，我们不妨结合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在犯罪对象上。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对象是国有资产。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公共财物。公共财物的外延范围更大，不仅包括国有资产，而且还包括其他公共财产。

第二，在犯罪客观方面。私分国有资产一般在本单位是以公开的、表面合法的形式集体私分给个人，即以单位名义进行私分，所谓“以单位名义”，是指经单位领导、负责人或者单位决策机构集体研究决定或者是单位全体成员共同议定后，由单位统一组织进行私分。所谓“集体私分给个人”，是指将国有资产分配给单位的全体成员或者大多数成员，该“私分”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如果是少数人暗中进行分配，则应定贪污罪。同时，私分国有资产罪除了会采取一些措施对付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外，在其他方面一般不做什么手脚。而贪污往往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秘密进行。

第三，在犯罪主体上。私分国有资产罪是单位犯罪，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贪污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具体来说，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第四，在犯罪主观方面。在私分国有资产案件中，有些客观上参与私分国有资产的人员，在主观上并不明知自己取得的财物是非法的，他们只认为是单位发放的合法财物。而贪污案件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对侵吞共财物都是明知的，具有共同犯意联络。

第五，在刑事处罚上。私分国有资产罪虽然是单位犯罪，但处罚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贪污罪是个人犯罪，处罚的是参与贪污的行为人。

笔者认为，根据犯罪构成的四大构件来看，私分国有资产罪和贪污罪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犯罪的主体和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二者在犯罪的客体和主观方面比较容易区分，这可从本文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本案中，曾某等人所在的网络中心性质为业务科室，虽隶属设备处，但具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限，即该网络中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现行法律上并找不到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必须是法人单位的规定，根据我国罪刑法定和有关司法解释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可以认定本案网络中心能够作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适格主体。同时，从本案的犯罪客观方面看，曾某等人的私分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和集体性。首先，从网络中心上网费的截留和私分决定的形成上看，该截留和私分决定的形成都是由网络中心全体员工共同研究决定的，由网络中心统一组织进行私分的;其次，从本案截留和私分的名义上看，曾某等人在截留和私分这些财产时，都是以本部门奖金提成的方式进行截留和私分的，并以员工具体参与网络中心工作量的大小进行平均计量分配;第三，从截留和私分的形式上看，从2003年3月到2004年10月，曾某等人对上网费的截留和私分都作了详细的记载。换言之，本案应当被视为以登记造册的方式对网络中心的上网费进行私分的，具有明显的公开性。所以本案中，曾某等人的行为在犯罪主体和犯罪的客观方面上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规定。因此，结合本文前面所述的曾某等人在主观上一直认为其所分得的财产都是自己应当分得的奖金、加班费或者奖金提成，并不认为该财产是非法的(否则也不会将该分得财产登记造册)，从而排除了非法占有单位财产的故意的分析，笔者认为曾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而是构成了私分国有资产罪。

第四篇：存款罪本案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范文

本案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一般民事借贷纠纷的界限

[案情]

孙某因其公司急需周转资金50万元向银行贷款，又因诸多原因未果，便以个人名义分别向周围的亲朋好友及熟人以高息(1.5-5分不等)筹措资金，总共借取资金50万，所有借款均以个人名义分别打下借条。后因公司经营不善，所有借款均未能偿还，受害人向司法机关举报。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起诉至法院。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就被告人孙某究竟是否构成犯罪，形成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孙某变相吸收他人资金，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176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孙某虽然以高息向他人借取资金，但孙某不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其行为并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应以一般民事借贷纠纷处理。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评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二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相同，即都是还本付息的活动。“非法”一般表现为 1

主体不合法(主体不具备吸收存款的资格)或者行为方式、内容不合法(如擅自提高利率吸收存款)。“公众”是指不特定对象，包括不特定的个人与不特定的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2章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1991年7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有公民之间相互借贷，而且有企业及其他组织集资建房、修路或者开展公益事业，以及企业改制过程中职工出资入股等情形。这些虽然也体现为吸收资金并且也有利益回报，特别是公民之间的借贷一般都约定有利息但并不违法，符合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不需要银行管理机构的批准。

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一般民事借贷纠纷的界限，即判断一种借贷行为是否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关键是看行为人是否有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吸取资金的行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什么是“社会不特定对象”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所谓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取资金，应当是指包括近亲属(民法意义)在内的所有人吸取资金的行为，但应当将直系血亲的近亲属排除在外。也有人认为，应当是指行为人所熟悉的以外的人，亲朋好友不应当包括在内。笔者认为，判断是否属于“社会不特定对象”，应当结合行为人的吸取资金的方式来界定其内涵。即当行为人意在指向社会不特定人，而发出欲吸取资金的要约邀请(书面或口头)，任何人只要依据这一要约邀请向行为人发出欲提供资金的要约，行为人均会与其建立资金借贷关系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提供资金的人是否与行为人相识，均可被认定为“社会不特定对象”。如果行为人没有要约邀请行为，而是向分别向借款人单独去协商借款，就不属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 2

取资金，无论借款人与行为人是否相识。因为原来的“社会不特定对象”由于行为人的要约行为而转变为特定对象。也就是说，只有行为人有要约邀请的行为才可能构成本罪。理由如下：

一是符合本罪的立法本意。当初本罪立法本意，一方面是为了防止银行类金融机构之外的主体抢占银行业务，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没有雄厚资本金的主体开展存款业务，给社会带来太大风险。银行吸收存款与一般民事借贷的本质区别就在于银行有向社会不特定人发出吸收存款的要约邀请行为。如果行为人有向社会不特定人发出吸收存款的要约邀请行为，就可能会抢占银行业务，并且由于行为人通常没有足够资金保证，会造成吸收的存款无法兑现;二是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本罪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只有行为人具有向社会不特定人发出吸收存款的要约邀请行为，才可能会对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构成威胁，从而才有科以刑罚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社会不特定对象”，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否则，就难以避免这样一个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的机械推理的局面——对一个人或单位向十个人借款甚至向一百个人付息借款，按民间借贷处理，不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对其向更多的人借贷却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处理。也正像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著名的法学家江平说所说的那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正常的民间借贷有什么区别?我向20个人借行不行?有没有一个界限?现在看没有。如果我向50个村民借贷是不是就变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结合本案来看，被告人孙某因其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以个人名义分别向不同的个人以高息筹措资金，其行为属于一般的民事借贷行为，符合民法自治原则，应当受合同法调整。虽然孙某最终未能偿还所有的借款，但其并未实施向社会不特定人发出吸收存款的要约邀请行为，从而危害到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因此，孙某筹资的行为不属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不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

第五篇：成何罪本案制假报销单应构

本案制假报销单应构成何罪

某厂采购员王某在一次出差采购货物回厂后，将这次旅差费填写了5张报销单，并附有相关凭证，总数额为12000余元。经领导签字同意报销之后，王某在此5 张报销单上用“退字灵”修改金额变成22000元，这样实际上虚报了10000元，后到财务领取了22000元。后案发，在就本案如何定性，有以下几种不意见。

第一种意见：王某应当构成职务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的行为。身为企业工作人员，利用报销旅费用之机，虚报冒领本单位22000元，这是利用了采购员这一特定职务上的便利，如是非本单位人员无法能及的。数额上已达到较大的标准。

第二种意见：王某在领导已签字5张报销单制假，故意隐瞒真相骗过了财务人员，从而骗得了10000元，从主客观要件上看，构成了诈骗罪。

笔者亦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

1、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骗方法，包括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导致他人陷入了错误认识，并作出了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且行为人获得财产，而使他人的财产受到了损害，数额较大的行为。

2、诈骗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发生侵害他人财物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主体要件是已满16周岁。

4、侵犯的客体是他人财产所有权。

本案王某为了非法得到10000元钱，在其领导已签字的报单上，虚加数字，采用的虚构事实，到财务报销时又隐瞒其真实出差支付费用的真相，采用的是隐瞒真相，这种欺骗的方法让对方陷入了错误的认识继而骗到了10000元钱。本案中容易迷惑的是，王某是采购员这一特定主体，易误认为应构成职务侵占。仔细分辨一下，不难发现，王某是采购员不假，他的职能是出差采购货物，出差回厂后，这时职务行为已履行完毕。报销旅差费与职务有一定的关联，但不具有职务上的本位性和直接性。

纵观本案，王某非法得到数额较大的财物，最主要的是使用了欺骗手段骗取单位上的财物，不是职务上的便利。因而王某应定性为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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