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免农业税的另一种思路

第一篇：减免农业税的另一种思路

减免农业税的另一种思路

目前三农问题、农业税问题履见报端，各级政府也为了建设合谐社会、缩小城市农村收入差距在制定各项政策，温家宝总理连续两年将三农问题及相关政策作为国务院的1号文件下发，显示出了国家对改善农村、农业及农民问题的决心。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党的政策永远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在两会期间，我们常听到某省省长、市长或县长说农业税的减免能够为农民减负多少多少亿，乍一听，我们也觉得很高兴。因为农民要赚一点钱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脸朝黄土背朝天，一颗汗粒掉下来摔八瓣，辛苦一年也没有多少收入。如今政府一下子就减了几百亿，这要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喜讯啊。

但是单纯的减免一些农业税能起到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吗？我是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的，在农村生活了十八年，我对农村的情况太了解了。虽然说光减免农业税一项就能减轻农民几百亿的负担，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农民头上，变成了多少呢？我国农民的基数大啊。平均下来，是每个人50元钱，还是60元钱呢？如果我反问大家一下，不管是农民，还是城镇户口，如果每年让你多收入这50、60元钱，对你的生活会起到什么巨大的作用吗？50元钱能干什么？能多吃一个星期的饭吗？能买到一袋饲料吗？能买到一袋化肥吗？能买到一袋种子吗？能买到一瓶农药吗？那减免50元钱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我想无论是谁，仔细的想一下这个问题，可能都会得出一个结论来：那就是这个农业税的减免不会给农村的人均收入带来多大的影响，也不会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富裕。相反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很严重的负面作用，最为突出的是可能会导致乡、村等基层组织的瘫痪，很多诸如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停滞不前。

既然减免农业税又不会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实惠，又有如此严重的负面影响，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执行呢？我想，用两个字可以来概括，就是“德政”。因为我国农民的数量太大，这部分人的人心又最容易得到满足，所以执行这个政策，再加上舆论的炒作，就将这个“德政”一下子深入人心了，就更可以体现出我党的光辉形象了。

实际上，我想，即使不减免农业税，我国的农民，绝大多数的农民也是非常感谢党的。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就没吃过细粮，那时候我的家里很穷，一年到头也吃不着几次肉。所以那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因为一过年就有好多西吃，有新衣服穿。但是自从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的生活就逐渐的好起来了，吃穿不愁，很多人都盖了新房，买了很多的农业机械，逐渐的传统的耕种方式也被现代化的种植方式所取代，这些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说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感谢党的。

但这么多年了，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现在的农村仍然停留在吃穿不愁的阶段，也就是温饱阶段上，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变化最大的就是平常的时候，农村的壮劳力基本上都不在家，大多进城务工了。这些年来党中央及各级政府制定过很多的农村产业政策，为了农村的发展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很多的政策仅是政策，口号的性质多了一些，可操作性及具体可行的办法少了一些。当然了，仅靠国务院或者是最高领导人来制定这些具体可行的办法是不现实的，他们即使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但各级政府呢，数量庞大的专家及学者队伍呢，经济学家呢，企业家呢，他们为什么不提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来呢？

我记得前几年电视上宣传的是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我每看一次，就会提一次，大家都说调整，可是应该怎么调整呢？让农民自己来调整吗？每家只有三五亩地，可供使用的积蓄只有几千块钱（这还是多的），你让他怎么调整？要信息，农村的信息渠道是最不畅通的；要技术，农民的教育水平是最低的；要营销渠道，农村早已经习惯了春种秋收，然后把粮往粮库一送的形式。怎么办呢？

我提出一种方案，虽然我并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也没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我希望我提的方案能够引起争论，并做为抛砖引玉，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提出建议或意见。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由政府主导，由专家、学者、经济学家、营销大师、企业家等来研究并制定方案，最后由企业家及农民来实施。各省、市、县都有着自己的历史记载，对于各地的资源、气候、什么样的作物适合生长等应该是有据可查的。这些数据建立一个集中的数据库，由政府牵头，由各行业的专业人士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要涵盖可用的资源、市场的调查研究、国际国内的需求及产品质量检验标准、生产者的情况、各产品的生产规模等一系列的情况，制定可行性方案，在各方案中优中选优，最后落实。关于经费的来源问题，我想如果能把现在减免的农业税的额度投入到这里面应该是足够的了。

把农业税减免政策落到实处

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开始试点，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04年加大改革力度，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日，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对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提出新的要求。预计今年将在去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免力度。在59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实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在其他地区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牧业税；对国有农垦企业实行与所在地同等的税收减免政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自主决定农业税免征试点。据新华社报道，截至1月24日，全国已有黑龙江、吉林、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福建、广东、江苏、河南、浙江、四川、山西、海南、宁夏、贵州、重庆、安徽、湖南、江西、青海等25个省、市、自治区宣布取消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加大农业税减免力度，对于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今年1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去年，全国减轻农业税负担220亿元，加上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年农民税负减轻280亿元。这成为去年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的一大亮点。今年，国家将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农村税费减免力度，必将有力地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取消国家贫困县的农业税，可使贫困地区农民休养生息，加快脱贫致富步伐；进一步降低其他地区农业税税率，可以更广泛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为全年的农业丰收奠定基础；取消牧业税，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做大做强畜牧业，促进牧区经济加快发展；对国有农垦企业实行与所在地同等的税收减免政策，可以减轻农垦企业负担，加快改革步伐，增强农垦企业的竞争力，更好地发挥国有农垦企业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有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减免农业税，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城乡统一税收制度，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有助于在宏观调控中加强和巩固“三农”。建立城乡统一税制，也是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建立城乡统一税收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加大减免农业税力度，为最终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创造了条件。

———有利于改善农村干群关系。多年来，沉重的税费负担成为影响农村干群关系的重要因素。税改后，干部不再上门催粮催款，因农民负担重而造成的恶性案件大幅减少，干群关系得到缓解。农民说，以前看到干部上门，大家都躲出去了，怕他们来“要钱、要粮、要命”；现在干部到村里来，不是来收钱，而是来送钱。这样的好事儿，千百年来只有共产党能办到。

当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央的农业税减免政策落到实处。

第一，要广泛开展政策宣传。采取多种形式把中央的农业税减免政策宣传到村到户，做到家喻户晓，让农民了解政策的基本内容，体会到党对他们的关怀。只有政策宣传到位，才能更好地推动政策落实。

第二，要认真做好政策实施工作。制定可行的操作方案，查账对账，实事求是地把减免税数额核算到户，张榜公布，得到群众认可。只有把工作做深做细，才能把减免农业税的实惠真正落到农民头上。

第三，要严格把握政策界限。在减免税过程中，不允许挪用、克扣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能违反规定抵顶农民历年陈欠。部分地方要注意与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的政策相互衔接，该给农民的补贴要直接给农民，该减免的税要减免在明处。只有采取群众认可的办法，才能避免在政策执行中产生新的矛盾。

第四，要加强政策落实的检查监督。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采取明察暗访等行之有效的形式，深入农村、深入农户摸清情况，了解实情。对落实得好的，要总结推广；对落实得不好的，要切实纠正。只有严明纪律，严格检查，才能保障政策的顺利实施。

第五，加快推进配套改革。减免农业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基础，还涉及上层建筑。目前，农业税的征收，关系到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关系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在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配套改革还不到位的情况下，仅把农业税一免了之，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当前要积极稳妥地搞好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公共财政制度改革，切实巩固农民减负基础，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为及早实现最终全面取消农业税创造条件。

减免农业税政策一年到位 农民种地实惠

黑龙江省全部减免农业税和对农民实行补贴等政策的实施，使各地农民干劲倍增，连日来，铁力、汤原等地的农民在忙着备耕的同时，还纷纷算起了效益帐。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村三组的农民蒋永变这些天显得格外高兴，他今年包了180亩水田，目前已经打好了苗床，浸了种吹了芽，只要天气稍一转暧，就能马上摆盘下籽育苗。老蒋还粗略地算了一笔帐，他今年的180亩地大约减免农业税近5000元，还可得到国家粮食补贴近2000元，这样今年较往年可增加收入7000元。汤原县竹帘镇吉利村农民张书印去年只种植了15十五亩水稻，今年他一下子增加了45亩，他给自己算了一笔帐，种植一亩水田过去要交25.13元的农业税，今年我种植60亩就是1507.80元，取消了农业税，就等于多收入1500元。前两天，张书印又与黑龙江省香兰米业公司和汤原县新发粮库签订了水稻收购订单，水稻还没下种，就找到了销路，张书印手里掐着订单，心中更充满了希望。高树文是黑龙江省肇东市臻柴村有名的种田大户，今年他家不但购买了大型农机具，还新打了一眼水井。这两天正忙着购买优质种子、化肥和农药。按照国家直接政策，高树文给自己算了一笔帐，以每亩补贴10元计算,今年他可以得到1250元。肇东市五里明镇财税所所长曾祥臣这几天成了大忙人，来向他咨询减免农业税和实行补贴等相关政策的农民络绎不绝。

第二篇：农业税减免 问题 对策

《 减免农业税政策 》

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白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实行了48年之

久的《农业税条例》，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提前全部免征农业税。

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加快减免农业税步伐。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

减免农业税。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因减免农（牧）

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主要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予以补助。今年中央财政为此

新增支出140亿元，用于这方面的支出总额将达到664亿元。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

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增

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对重点粮食品种继续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中央财政还将安排150亿元，增加对产粮大县和财政困

难县的转移支付。这项政策对于这些地区的基层建设和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摘自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本文来源：中国政府网）

农业税开始征收：

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何取消农业税：

早在汉代，我国曾废止过农业税。“上复从其（晁错）言，以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

年，遂除民田之租税”；“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田之租”。但当时属于暂时停征，而我们这次属于永久免除。

现在，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彻底取消这个曾经是王朝国家主要财政支

柱的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

首先，国家有钱了，而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2003年，我国财政收超

过2万亿元，2006年，达到4万亿元，而农业税只有400多个亿，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一从

古代历史上的第一税种下降成为一个小税种。因为国家有钱了，所以，取消农业税对国家政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政府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

力。

其次，国家的财政基础发生了变化。国家财政主要不再依赖农业，而是非农产业，包括工

业、商业和服务业，以农业为基础的时代已经结束。非农产业提供的税收，工商业方面的税

收以及关税、个人所得税等构成国家税收的主体

再次，税收观念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税收都是有权的人和有钱的人剥夺穷人的手段。农民一直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又是收入增长最缓慢、生活最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不管是干部还是农民，都非常明确地认可所谓的皇粮国税。中国一直都是向穷人收税，来养活富人。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他国家在税收的观念上早已发生了变化。税收不再是向穷人剥夺的手段，而是成为了调节两极分化的手段；从向穷人征税转变为向富人征税；不再是穷人口袋里的钱流向富人，而是富人口袋里的钱流向穷人。当然，2002年以后，国家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一种全新的税收观念，和其他国家一样，税收越来越成为国家调节两极分化的基本手段。相关政策：

财政部、农业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最近联合发出通知，明确了2004年农业税减免政策。财政部、农业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出通知，明确2004年在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内蒙古、辽宁等11个粮食主产地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并主要用于鼓励粮食生产；其余地区总体上降低农业税1个百分点。沿海及其他有条件地区可以根据地方财力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征收牧业税的地区，要按照农业税税率降低的幅度，降低负担水平。因免征和降低农业税而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通知要求各地将降低税率后的农业税及其附加张榜公布，公示时间不得少于10天。在得到农民认可之后，再将纳税通知书下达到农户。

解决的问题：

一、在当前农民收入水平总体偏低、农民负担过重，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全面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使广大农民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从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二、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农业面临严峻挑战。取消农业税，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强农业竞争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三、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加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步伐，逐步实现基层政府运转、农村义务教育等供给由农民提供为主向政府投入为主的根本性转变，有利于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解决三农问题。

四、取消农业税是缓减农村社会矛盾的需要。以往的经验证明，在农业税存在的情况下，因

为农民社会在结构上的缺陷，地方政府事实上向农民征收过多的税费，而中央政府常常无法对地方政府实行节制，农民产生了极大抱怨，也引发政令统一的危机。干脆取消农业税，不失为一个釜底抽薪之举，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农业税的遗留问题：

(一)县乡财政压力加大，公共品供需矛盾突出县乡财政收入萎缩，基层政府运转困难。加大了省市县各级财政支出的压力。公益事业负担重，基层财政难以承受。

(二)土地矛盾日益凸显，承包纠纷明显增多

(三)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萎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已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四)乡村集体债务沉重，依靠自身财力化解债务的难度很大

(五)制约惠农政策落实的因素依然存在，农民增收的形势不容乐观农业税免征后，农民的其他税收负担仍然存在。农民的其他负担仍然很重

解决免征农业税后所出现的新问题的对策建议 ：

(一)积极推进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农村公共资金筹集机制

(二)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

(三)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四)构建城乡一元化的税收体系，减轻农民税收负担

问题补充：

问：减免农业税对总税收的影响？

增加的财政负担如何解决？

答：国家有钱了，而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2003年，我国财政收超过2万亿元，2006年，达到4万亿元，而农业税只有400多个亿，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一从古代历史上的第一税种下降成为一个小税种。因为国家有钱了，所以，取消农业税对国家政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政府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力。

国家的财政基础发生了变化。国家财政主要不再依赖农业，而是非农产业，包括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以农业为基础的时代已经结束。非农产业提供的税收，工商业方面的税收以及关税、个人所得税等构成国家税收的主体。

第三篇：我国古代的农业税减免

我国古代的农业税减免

农业税（田赋）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和最重要的税种。夏、商时期已初现雏形。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是征收农业税的最早记载。此后，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税，在加强征管的同时，每遇鼓励农业、减轻灾歉损失等情况，都会出台相应的减免农业税政策。

西汉初年，汉高祖接受秦朝赋税20倍于古，迅速走向灭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田赋税率降为“十五税一”。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为鼓励农业发展，宣布免除当年一半的田租（赋）。到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国库充盈，于是下诏“（免）除田之租税”（《汉书·文帝纪》），此后12年未征田赋。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复收田赋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以后定制，从而为“文景之治”繁荣局面的形成做出了贡献。隋唐时期主要以自然灾害税收减免为主。《隋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关内七州旱，免其赋税”。《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初在推行“均田制”和“租（田赋）庸（纳帛布代役）调（户税）制”时，就以制度化形式规定了农业税减免政策。即一般灾情在四成以上，免租；六成以上，免租、调；七成以上，租庸调全免。

宋、元时期灾歉减免开始流于形式。宋代常常是“蠲（免）赋之诏无岁无之，而百姓未沾实惠”（《宋史》）。腐败的官吏往往在民已完税后，才公布免赋诏书，“是以宽恤之诏虽颁，悉叹之声如故”。元代实行的灾歉税收减免，百姓实际上也是受益甚微。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流亡百姓回家归耕，免除3年田赋。后凡遇水旱灾荒，全免田赋。明孝宗弘治时（公元1488~1505年）规定，全灾免七分，九分灾免六分，八分灾免五分，以下递减至四分灾免一分，并成为定制。

清初，顺治帝为鼓励垦荒，规定开垦的荒地6年内免征田赋。康熙时，改为10年内免征田赋。同时，他还3次普免了天下田赋。到乾隆时期，国家富足，先后5次普免了全国田赋。此后，主要是以灾歉减免为主。

来源：中国税务报2005.01.21伏杰

第四篇：党国英：减免农业税意义重大

党国英：减免农业税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2004年，中央决定在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这一做法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取消农业税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要义之一是公平正义。向农民征

收农业税是不公正的，更谈不上正义。纳税的本质是公民向政府“购买”政府的公共服务，而中国农民从政府得到的公共服务远远少于城市居民。大量农民事实上没有得到政府的公共服务。

而另一方面农民却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收益”，例如良好环境、廉价食物和战略物资等。为此，政府本来应该向农民提供补偿，而不是要他们纳税。当农民收入提高以后，他们从政府获得公共服务会增加，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要向政府交纳所得税，而所得税与农业税根本是两回事。

其次，取消农业税是缓减农村社会矛盾的需要。以往的经验证明，在农业税存在的情况下，因为农民社会在结构上的缺陷，地方政府事实上向农民征收过多的税费，中央政府常常无法对地方政府实行节制，产生了农民的极大抱怨，也引起政令不统一的危机。取消农业税，来一个釜底抽薪，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最后，取消农业税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需要。农民收入水平本来很低，农民积累能力很弱，农产品市场又往往是买方市场，农业的风险很大，总体上说，农业是一个不挣钱的行业。政府取消农业税，并给予可能的补贴，提高一点农民的积累能力，无疑会推动农业的成长。取消农业税并给农民种粮提供补贴，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中国开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反哺农业的政策已经初露端倪。

党国英指出，有些人对取消农业税存在一些疑虑，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担心庞大的乡村债务没有办法解决。当然，取消农业税之后，一些地方的债务压力会加剧，全国乡村两级债务达数千亿元。但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关键是不能发生新的债务。旧债务可以在中央、地方和乡村几个级别的财政上分开来负担。

二是担心农村公共品的供应能力会下降，农民将得不到很好的公共服务。公共品的供给当然需要政府，但不一定需要一个大政府。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处理。取消农业税引发的乡镇改革并不见得不要政府，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如何产生，职能如何确定。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职能和产生方式变化以后，政府不见得要花多少钱才能运转。不能把教育方面花的钱看作是政府自身花的钱，教育、医疗、防疫和部分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应该依靠更高层次的政府财政。

三是担心农民的纳税意识的丧失。公民纳税，是对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一种费用。只是因为征税成本的因素以及现代社会的某种价值观的影响，公民的纳税数量与他享受到的公共品数量常常不成比例。但如果一国的公民太穷，纵使他们有纳税意识，收税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现代国家在设置收入税时总会确定一个起征点，使穷人不去纳税。

概言之，我们没必要担心农民缺乏纳税意识。如果以后农民的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收益提高，征收农民的所得税有了可能性，农民自然会交纳所得税。法律的力量由不得农民不交这个税。

第五篇：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目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仍然属于试验性质，这项改革仍然是在旧的城乡利益格局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背景下进行的。税费改革后的农业税是按土地的常年总产量计征，既不是对农民从事农业的净所得征收所得税，也不是按商品流转额征收商品税，税制不科学。与其他产业和社会阶层承担的税负相比，对农民按土地常年总产量征收8.4％的农业税，税率偏高。农业税并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在税收制度上对农民明显不公。因此我们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税制的要求，逐步统一城乡税制，以税惠农。我国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税制的要求，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取消专门对农民设置的税制体系，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逐步统一城乡税制。城乡统一税制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考虑到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建立城乡统一的税收体系，可采取分步到位的方式。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特产税的条件，要及早取消农业特产税。下一步农业税的改革，可采取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的方式，在一定期限内实现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取消对农民单独征税的税种后，把农民的税收负担纳入相应的税收系统。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长期以来农民负担重，农村需要休养生息，不应把从农业中征税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在税收政策上对农民应该有所倾斜。这种“以税惠农”的办法最能保证农民直接受益、管理成本低、可操作性强。建国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农业税制度，它对我国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现有农业税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经济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说，它已经构成了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障碍。改革农业税制度已经成为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农业税的目的及性质出发，分析我国农业税制运行中的问题，指出我国的农业税制度改革涉及到整个农村的税费改革，并根据我国的客观经济情况分析我国农业税制发展的方向。

一、我国现行农业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农业税制度的目的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我国农业税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并有利于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显然，这些词句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说明农业税制度的目的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通常来说，税收的目的在于规范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分配关系、筹集财政收入进而为社会公众提供适度的公共产品及服务。而农业税制度的目的则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范政府与农村居民的分配关系，规范政府与农民在农业收入上的利益关系；二是保护农村居民的土地使用权益，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三是为基层政权的运转提供一定的财力基础，但不是其全部财力基础。总的说来，现有农业税制度的目的已经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2．农业税制度的性质不清晰

根据农业税的性质，可以将农业税分为三种类型，即收益型农业税、流转型农业税和土地（财产）税。第一，收益型农业税是对农业生产的收益进行课税，它有总收入与纯收入课税之分。第二，农产品流转税是指将农产品流通纳入税收分配体系，欧共体实行的增值税将课税范围扩大到农业，就是这种性质的农业税。第三，土地（财产）税是指对土地本身进行课税，可以分为土地财产税（狭义）、土地使用税、土地转让税等。狭义的土地财产税是对土地所有者的课税；土地使用税是对土地使用者的课税；土地转让税包括土地所有权转让税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税。

农业税制度的改革方向取决于农业税制度的性质，而目前我国农业税制度性质则相对比较模糊，无法确认现行农业税属于上述哪一种类型。按照现行农业税法，我国的农业税根据农业生产总收入进行课税，属于总收益型的农业课税。但是，由于受到征管水平的制约，农业税的征管不可能按照每年的实际产量进行课征，而是确定了一个常年产量；且现行税制不是根据每一块地分别确定常年产量，而是对某个地区实行一个相同的常年产量。这样，将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就名存实亡了，也就模糊了其总收益课税的性质。以统一的常年产量为基础，按照土地使用面积来征税，与其说是总收益课税，不如说是土地使用税。上地使用税是以调节级差收益、保护土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税种。我国按照比较大的行政区划来确定常

年产量，具有调节级差收益的性质：它不以农业收入为直接课税对象，因而在中国更具有保护上地使用权的性质。但是，现有的农业税制正好忽视了其最本质的特点，因而造成无法有效地实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规范农村分配关系的目的。

3．农业税的管理混乱

按照税法，现行农业税应当依照农村实际耕地来征收。但是由于垦荒、筑路、城市化等原因，农村实际耕地与早年确定的计税面积存在很大的差别。“有地无税”与“有税无地”现象普遍存在，降低了农业税的公平性

现有农业税很大程度上是委托当地财政部门和粮食收购部门来征管的，征实与折征代金并存，征管效率低下。由于征管难度大，基层政府及村组干部大量涉入农税及相关负担的征收，增加了农业税征收中的非规范性操作。而基层政府及村组干部在征管过程中的某些非合规性行为则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农民负担，使政府与农民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更加复杂，从而降低了农业税的权威性。农业税收管理的无序性增加了税收征管成本和农民的纳税奉行成本，极大地降低了税收效率，构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4．农村税费负担比较重

目前，农村税费主要包括四项内容，即农业四税、村提留、乡镇统筹及其他收入。据对四川某县的调查，2001年农村税费收入合计数为14043万元，人均负担为117．101元（含两工）。其中农业四税为2436万元，占17．35％：村提留为2006万元，占14．28％：乡镇统筹收入为2242万元，占15．97％：其他收入为7359万元，占52．40％。而其他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入237万元，各种集资112万元，以劳折资3377万元，其他社会负担3633万元。由此可见，农业税在整个农村税费中的比重不大，真正影响农民负担的是各种提留、统筹、集资及乱收费。农业税制度的改革，不能只从农业税本身出发，必须通盘考虑农业税费的全部问题。

二、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制的调整

我国的农业税制度改革不仅是农业税制本身的改革与完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整个农村的税费改革。

1．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 目前税费改革的目标主要是减轻农民负担。笔者认为，减轻农民负担只是税费改革的个方面，而且是一个很初级的目标。农村税费改革要与农业税制的调整同步进行，否则农业税制的调整将很难实现。因此，农村税费改革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而且要保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保护农民土地的自由流动；不仅要提高农业税收的征管效率，而且要为今后农业税制的高级化创造条件：不仅要改革农村税费体制，而且要调整和界定政府职能。从终极目标来说，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制调整必须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终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

2．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制调整的内容

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说就是“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具体为：（1）三个取消：取消乡统等费用，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项目，取消屠宰税。

（2）一个逐步取消：在3年内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3）两个调整：一是调整农业税政策，二是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1）一项改革：将村提留改为农业税、农业特产税附加，与两税合并征收，分别入库。农业税制调整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农业税的调整，主要是统一各地常年产量、税率及计税价格，并核实了计税面积。第二是农业特产税的调整，按照税不重征的原则确定特产税的征管环节。第三是征收主体和方式的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由地方税务机构征收，征收方式以折征代金为主。

3．农业税制调整的误区

从目前来看，尽管这次税费改革和农业税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由于它没有涉及到现行农业税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存在不少误区。

第一，农业税制调整没有从观念上实现总收益型收入课税向土地使用税的转变。因此它没有将土地使用权的保护作为农业税法的主要内容，而仍然将上地使用权的保护交由各级党政部门的政策及文件来执行。实践证明，各级党政部门的政策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而且很容易在基层走样，因而很难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益。

第二，农业税制调整没有完成对计税而积的准确计量。为了减轻工作量和减少改革阻力，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制调整要求不重新丈量土地，而以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作为计税面积，因而无法完成对计税面积的准确计量。上地使用税要求对农村耕地进行准确的计量，而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与农村实际耕地面积存在较大的差异；不重新丈量土地尽管回避了很多矛盾，但是却为进一步推行土地使用税制造了障碍。第三，农业税制调整没有解决农村基层政权的运转经费问题和基层政权的职能转变。在现有的农业税费制度下，农业税及相关规费构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乡镇政权的不断膨胀及村级事务的不断扩张使其财力日益紧张，这是农业税费不断攀升的内在原因。农业税为基层政权提供一定的财力，但不是全部的财力。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制调整后，农村基层政权的运转更是受到经费的强烈约束，制约了农村基层政权功能的发挥。在现有体制下，基层政权还不是农村居民的自治权力机构，而是我国五级政治架构中的基础环节，因此基层政权的运转不应主要由当地居民来承担，而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或高层次政府来负责。因此，架构农业税制度必须清楚地界定基层政权的职责，界定农业税在提供基层政权财力中的作用。

三、我国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方向 今后农业税制度改革将朝什么方向发展，是我国近期学术界及实务界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它也将影响到农民及基层政权的切身利益和农村发展的后劲。根据我国农业税的目的及性质，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笔者作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提出一个三阶段式的农业税制度改革方案。

第一阶段，配合农村税费改革，建立以土地使用税为王要内容的农业税制度。由于我国农村税收征管力量有限，农村居民的收益核算体系不健全，目前尚无力建立以纯收益为课税对象的收益型农业税。由于我国大部分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在一定区域内的常年产量是统一的，因此要调节土地的级差收益存在困难，而以常年产量为依托保护土地使用权更有说服力。实际上，现行农业税与其说是总收入型的收益课税，不如说是土地使用权课税。要转型的主要是我们现有的观念，不能再从收益课税的角度去理解现有的农业税制，而应当从保护土地使用权的角度去理解它。建构土地使用税实现对土地使用权的保护，不能单纯从利益交换说去理解，不可能完全按照村民从土地使用权保护中获得的利益，来分摊政府保护土地使用权而付出的服务成本。同时要切实解决农业税的计税面积问题，对现有农业用地进行一次普查，核实计税面积。建立土地使用税的目的在于维护农村居民的土地使用权益，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从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能够实现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或土地所有权向农民回归，那么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会自动实现。但在现实条件下，农民只拥有部分土地使用权，因此目前开征土地财产税不太现实。建立土地使用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一步确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进而促进其自由流转。笔者希望通过这种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第二阶段、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条件下，建立以增值税为核心的现代流转型农业税制。增值税式农业税制度的构建主要目的不是从农村经济中筹集财政收入，不是增加农民负担，其主要目的在于建构现代流转税制，促进农产品的进一步商品化，使增值税制更加合理有效，准确控制农村税源，防止工业产品税收负担向农产品转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是简单的农业税制的建构，而是更大意义上的流转税制度改革。由于在增值税式的农业税制度下，农产品税负不仅可以得到相关优惠，而且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转嫁出去，因此它与当前我们正在构建的土地使用税不是一个层次上的税收，不存在要替代土地使用税的问题。目前，可以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粮食主产区进行试点，将粮食及其他特殊农产品（即农业特产税课税范围内的产品）纳入增值税体系。

第三阶段，在土地使用税和农产品流转税的基础上增加纯收入型的收益课税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税。建构纯收入型收益课税，其前提是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达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农村经济核算比较健全，成本收益界定清楚。而其中，土地财产权或使用权的自由流通则是关键前提。实际上，建立现代流转型农业税也要求有上述前提，只不过纯收入型收益税是在原有的农业税负上增加税收负担，而增值税式农业税不增加农业负担，因而后者可以先行推广。由于我国土地私有化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建立狭义的土地财产税及其转让税不大可能，但是在农村土地使用权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则可以考虑开征土地使用权转让税，以规范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同时也保护这种流动。

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制调整的同时，必须准确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合理界分各层次政府间的职能。

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目的在于防止地方行政权力的扩张，既减少财政支出的压力，又不妨碍农村居民的自主投资决策权；政府间的职能界分在于维护地方政府的利益，防止上级政府向基层推卸责任，维持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平衡，从而保证税费改革后的农民负担不再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