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打黑形势政策的反思于重构

第一篇：我国打黑形势政策的反思于重构

我国“打黑”刑事政策的反思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打黑”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严打的刑事政策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等四个阶段。然而，这种总体上“严”字当头的刑事策略在实践中效果并不明显，不能有效地遏制和预防此类犯罪的恶性演化。笔者基于对我国“打黑”刑事政策观念的反思，提出在构建“打黑”的刑事立法与司法体系时，应当重构新的刑事政策观。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犯罪；刑事政策；反思；重构

涉黑犯罪是一种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对个人、社会和国家危害巨大，是全社会、全人类最为关注的犯罪问题之一。我国当前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黑社会犯罪的严重威胁，因而开展黑社会犯罪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需求和理论意义。

一、涉黑犯罪的基本概述

（一）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概念

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定，我国《刑法》已作出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94条第一款规定：“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该条第二款规定：“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第三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据上述刑法规定，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刑法明确界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限。即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以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犯罪组织。

（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特征

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学界通说是“四特征说”，即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四个特征。根据刑法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是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三）我国“打黑”政策的变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直秉持严厉打击的态度，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打黑”的刑事政策又有所不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的刑事立法活动还没有立即展开，脱胎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就成为这一时期打击和惩处一切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中国共产党依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旧中国帮会组织和帮会分子的同时，对依赖于国民党而又不悔改的反动帮会和黑社会恶势力进行了坚决打击和镇压。通过几年的扫荡和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肃毒禁娼等运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以反革命帮会为代表的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势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势力基本被彻底清除、从此中国进入了长达25年（1953—1978年）的黑社会犯罪的历史空白期①。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表述已经与社会形势的发展不相符合，中央提出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替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提法，并在1956年予以确定下来，其内容也被概括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由于这一时期（1953—1978年）我国大陆的黑社会组织及黑恶势力基本被清除，因而“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实际运用于打击和治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①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M]（第1卷），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国际社会一般把有组织犯罪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犯罪，二者的含义基本上是统一的①。但是，由于对有组织犯罪的认识不同，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通识性概念。在反黑立法较为完善的意大利，涉黑组织被定义为“是指由3人或者3人以上的人组成的集团，它利用这一集团关系的恐吓力量，以及与该集团相关的人所形成的从属关系和互稳条件来实施犯罪”②。在美国，较有代表性观点认为，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是指企图操纵某种不受美国人民及政府控制的社会。比较而言，前者重在以涉黑犯罪的形成条件来定义作为犯罪主体的涉黑组织，后者则以涉黑组织本身的反社会性特征作为定义的切入点。

（二）大陆法系的“反黑”立法

大陆法系以法典化为立法基本模式，可分为四种模式：一是大多数有组织犯罪尚处于形成发展期的国家，由于缺乏专门立法，在处理涉黑犯罪时援引共同犯罪条款，如墨西哥刑法；二是没有专门立法，但在刑法典中设立惩治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条款，如俄罗斯在新刑法典第35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分别规定了有组织团伙实施的犯罪、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及组织者、领导者所应承担的刑责，我国大陆地区也在缺少专门性反黑立法的情况下，在刑法典第294条规定分4款对涉黑犯罪进行了规定等；三是制定专门的法规草案，如香港地区1991年制定的《有组织罪行条例草案》、日本1992年3月为取缔黑社会暴力集团而颁布的专门法律《暴力帮派成员不当行为防止法》等；四是刑法典与单行刑法相结合，对涉黑犯罪予以规制，目前大多数国家采此模式。③

（三）英美法系的“反黑”立法

在反黑领域，美国成绩斐然，其立法也颇具典型性。为有效抗制涉黑犯罪，美国曾制定了《有组织犯罪控制法》等，体现反黑刑事政策导向，适应不断变化的反黑形势需要。同时，单行性的立法模式也保障了这些立法在反黑斗争中能集中优势，为打击与惩治涉黑犯罪提供实体与程序方面的综合性协调立法支持，避免法典条文因立法节简而导致的规范不周或规范歧义。

从立法特点看，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反黑刑事立法，还是英美国家的反黑刑事立法，都具有如下特征：其一，犯罪构成方面。一般均规定涉黑犯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且须三人以上，犯罪形式为必要共犯，且一般都将此类犯罪规定为行 ①②梁华仁，王洪林：《黑社会性质犯罪司法疑难问题研究》[J]，政法论坛，2002年第10期。刘晓明：《意大利打击黑手党型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刑事规定及组织规定》[J]，犯罪研究，2001年第4期。③李凤梅：《涉黑犯罪惩治对策比较研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密制度；二是采取有效的外部保护措施，成立证人保护机构，统筹负责证人保护工作。

4、允许特殊反黑侦查措施使用

涉黑犯罪组织社会危害的严重性表明，只有采取超常规的侦查措施与程序，才能适应反黑工作的需要。我国澳门于1997年颁布的6/97M号法律《有组织犯罪法》中确定了卧底制度，使卧底人员不因其在卧底过程中参与犯罪活动而受到法律追究，为反黑侦查提供有效的信息保障与证据支持。

三、我国当前“打黑”刑事政策问题的反思

（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观念定位不清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立法价值目标和刑事司法的共同追求，这已为世界各国及联合国所明确确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价值主体所具有的多元化和多向性、社会需要所具有的层次性和复杂性、个体间利益所具有的差别性和社会条件所具有的变化性，法律价值取向发生冲突是难以避免的①。甚至可以说，如何解决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的相互冲突已经成为刑事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大难题。面对这样的冲突，世界各国在努力化解冲突、争取二者和谐的同时，不得不在尊重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做出抉择---控制犯罪优先抑或保障人权优先②。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控制犯罪一直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重要目标，在现阶段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严打”的刑事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我国“打黑”的基本策略。即使在2005年以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观念逐渐为各界所认可的情况下，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严惩仍然是我国“打黑”刑事政策的主要倾向。我国数十年来锲而不舍地开展各种运动式的“严打”（如重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即为明证。在这种以“严厉”为主调的运动式“扫黑除恶”斗争中，出于追求短期政绩的要求或者其他目的，在立法上过分降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立标准、司法中人为拔高各种犯罪团伙的入罪要素的情况时有发生。个别司法机关不去认真地调研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实际面貌，不去关心、关注“扫黑除恶”中的人权保障问题，片面追求司法处理“从重、从快、从严”，①②朱志昊：《从价值预设到法律形式：立法方法论基础初探》[J]，河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莫洪宪、胡隽：《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与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之转变》[J]，犯罪研究，2004年第5期。

社会性质组织必须是已经形成有稳定领导者和骨干的、人数较多的犯罪组织，且该组织必须是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犯罪手段上具有暴力性并形成有欺压、残害群众的事实，已经称霸一方而形成非法控制或者具有重大影响①。而立法上采用狭义的犯罪概念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首先，它与当今主流的当代型刑事政策观念不符合，也与《公约》的基本精神不一致，致使《公约》无法在国内法中得到切实贯彻执行；其次，它会导致我国在“打黑”时陷入立法、司法困境；再次，狭义的概念不利于有组织犯罪的预防，违背治理有组织犯罪“宜早不宜迟”原则。其实，立法上狭义概念的秉持，是源于理论上对有组织犯罪所持的狭隘而刻板的犯罪观念。这种脸谱化的犯罪认识严重脱离了我国现阶段有组织犯罪存在的基本样态，是落后的、不科学的观念的产物。

（四）厉而不严，未能全面犯罪化

罪刑的配置有四种组合，即不严不厉、又严又厉、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③。对照刑法结构的四种分类，我国现行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规定实为“厉而不严”型刑法结构。与域外各国刑法以及联合国公约的规定相比较，我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其他黑社会犯罪的刑罚不可谓不重，历年来持续不断地开展的“严打”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表明我国“打黑”不可谓不“厉”。然而，在强调和贯彻“厉”的同时，我国立法和司法却丧失了“严”的要求。“不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由于在犯罪观念上存在对有组织犯罪的模式化偏见，我国立法上并无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仅仅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犯罪的惩治规范。这种立法决定了我国在立法对策上只盯住成熟的有组织犯罪，导致刑法上入罪的标准过高，给我国“打黑”、“防黑”带来了重重困难。其二，我国立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规定了严格的成立要件，实际上提高了有组织犯罪的入罪门槛。其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个复杂问题，需要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立法与司法、刑事预防与社会预防相配合，各部门、各单位、各机构通力合作，紧密配合，调动一切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的手段实施防控。然而，这一多角度、多层面、多视角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在我国尚未建立。除上② ①②陈世伟：《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特征的实践展开》[J]，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赵军：《有组织犯罪中的胁迫研究---对一个“黑帮”成长历程的入圈考察》[J]，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③储槐植：《再说刑事一体化》[J]，法学，2004年第3期。

的现实需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奉行的“严打”政策有其合理性、现实性的一面，不能一味地批判。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刑法的社会防卫的功能，必然会造成人权保障功能的虚化。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能用武装斗争式的方式，而只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既然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就得遵循法律的基本原理，充分保障和维护包括犯罪人、被害人、证人等多元主体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法治的范围内通过建立长效机制来依法打击和预防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避免在司法实践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现实来看，我国在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事活动中人权保障的观念相对不足，相应的人权保障的制度性措施仍然缺位。因此，要从根本上转变现阶段人权保障不力的现状，就必须转变刑事政策观念，在强化社会防卫的同时，将人权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应成为我国预防和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总体观念。

(二）完善刑法，制定专门“打黑”法律

针对目前打黑刑事政策的弊端和不足，笔者进行了理性的反思，个人认为应当对立法作出相应的完善。

1、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打击涉黑犯罪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有效打击日益猖獗的涉黑犯罪，都制定了专门法律和法规。意大利除了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一般的黑社会及黑手党犯罪条款外，还制定了若干特别法令以彻底查缉黑手党。美国联邦政府于1970年制定了《有组织犯罪控制法》，其主要部分即为《反犯罪组织侵入合法组织法》The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缩写为RICO)，内容为四个方面：一是规定没收刑，一旦被告被判有罪，没收犯罪全部所得。二是监禁刑最高达20年(特殊情况可处终身监禁)，并且可处数额惊人的罚金。三是允许受害人提出三倍于其损失的赔偿请求。四是规定有经济保安措施，以防止同类罪行重演①。

中国香港地区制定了《社团条例》和《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专门法律，予以惩治打击黑社会(三合会)；澳门以单独立法的形式来打击黑社会犯罪。早在1978年澳门就颁布了单行刑事法规，即第1/78/M号法令，1997年6月30日，① 屈耀伦、刘慧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第11期。

0

期满后的就业工作，加强对民工、退役军人等人群的关怀和管理，避免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进行社会综合治理。因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李斯特语)，从而消除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产生的社会土壤。

（四）加强“反黑”领域，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合作

国际反黑领域，刑事司法协助在一般意义上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引渡；二是因外国刑事案件而进行的询问证人和鉴定人，移交、检证、搜查和扣押物件，送达文书，传递情报；三是刑事追诉的移管；四是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开展“反黑”国际合作，各国首先必须进行平等友好协商，签订一系列国际合作协议或者条约，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国内立法，从立法上反映并确认“反黑”国际合作，促进“反黑”斗争依法顺利进行。例如，有学者就特别呼吁我国应当迅速签订并执行《赃款分割协议》等国际性司法合作文件，以利于加强打击黑社会犯罪的国际合作①。

① 赵秉志、郑延谱：《略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第10期。

213-

第二篇：《形势于政策》学习心得

展望大学

——《形式与政策》学习心得

当今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战争爆发、皇朝更换接连发生,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国家未来的希望,我们有必要了解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地提高自己，而《形式与政策》正好是一门为大学生讲解当今国内外形式以及相关政策的课程。

一开始听到这门课的名称，觉得也是像大一学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一样枯燥无味，但截然相反。一来，《形式与政策》所讲说的都是我们大学生所喜欢所关注的话题；二来，教我们的郭新志老师是个讲课很幽默、很有激情的老师。

我们上课的时间是在星期五一二节，而很多学生这个时间段都还是在睡眠之中，我也不例外，但每次上课睡觉的时候，我都会被郭老师激情的演说或是同学们的笑声惊醒。不得不说，给我们授课的郭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优秀教师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

经过9—16周的学习，使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使我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房地产、日本核辐射地震等，这些看起来好像都与我们大学生无关,但其实不然。回顾中国的近现代史，在打败帝国主义、日本主义和推动社会发展上，大学生不可置疑地被认为是一股强大而不可缺少的力量。五四运动、各种爱国报纸的出版，无疑给了中国革命带来了莫大的帮助。

我们作为当代的大学生肩负着国家复兴的责任，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是学生，虽然我们没有了升学的压力，虽然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上的自由扩大了，但我们始终是一名学生。作为学生就应该以学习为重任，无论怎样都应先把学习搞好。但我们不单是学生，我们也是半个社会人，所以毫无疑问，了解国际形势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必修课。了解国际形势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媒介和信息工具，如电视报纸和电脑。另外我们还要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如图书馆。在我们学校还开展了形势政策教育，我们要认真听课还可以和老师一起讨论，加强了解。

大二的生活转眼间过去了，即将面对的是大三的生活。在过去的一年间我虽然成长了不少，对国内外形势的了解也有所加深。但对于大学生来说我所了解的还远远不够。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中认真学习和了解时事将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相信经过大学的生活和学习我会褪掉以前的青涩和懵懂，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

以上是我学习《形式与政策》的心得，请老师验收，望老师能给予我指导及建议，谢谢。

第三篇：浅谈我国目前打黑情况及其策略

浅谈我国目前打黑情况及其策略

专业：诉讼法姓名：尹代媛学号：2009201060143

一、黑社会简概

黑社会是外来语，即来源于英语“Underworld”直译为“地下社会”。对此，国外也有人称之为犯罪辛迪加，即犯罪集团的联合体。“黑社会”意味着是“有组织的”，而其组织化程度可达到一个“小社会”的程度，也就是说具备了社会的结构、功能、运转管理方式，人数众多。

黑社会犯罪是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简称，即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黑社会组织是有意识组织起来以达到犯罪目的的社会群体。黑社会组织一般有复杂而严密的组织系统和行动准则，组织内部等级森严，重要成员基本固定，每个成员绝对服从其上级，对违反帮规的组织成员施以从威胁到处决的一 整套惩罚措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发生过黑社会犯罪。黑社会组织在我国是一个有着较长历史并广为流布的概念。

二、中国的“黑恶势力”情况

以前我国对于黑社会问题的认识，一般认为，目前我国黑恶势力的犯罪形态构成了黑社会的一些特征，只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还不是典型的黑社会组织。然而，根据当前此类犯罪的最新动态，我国有的黑恶势力的犯罪行为，已经完全符合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如果还将这类犯罪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实际。因为黑社会组织一般有复杂而严密的组织系统和行动准则，组织内部等级森严，重要成员基本固定，每个成员绝对服从其上级，对违反帮规的组织成员施以从威胁到处决的一整套惩戒措施。这些特征，以常德银行运钞车抢劫案为代表，可以视为国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升级为黑社会组织 犯罪的最新标志。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黑恶势力开始同境外的黑社会相勾结。80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盗窃文物犯罪也越来越多。据《法制日报》2001年1月4日报道，以打击在内地进行犯罪活动的港、澳、台黑社会为重点的代号“猎狐”专项行动，在珠江三角洲及广东省沿海地区的11个市全面铺开，近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的“黑恶势力”是对我国传统民间帮会和旧有黑社会组织的继承，再加上对国际成熟状态的黑社会犯罪方式的模仿，形成了现阶段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独特

形态。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在我国已经出现，这是刑事犯罪研究与制裁的一个不应回避的事实。

近期以来，重庆市“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引起了国人高度的关注。从今年6月份起，重庆市围绕建设“平安重庆”的新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始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黑恶势力发起了全面进攻，重拳出击，战果辉煌。在短短的几十天时间里，公安机关一举打掉14个黑恶势力团伙，抓获19名黑恶势力首犯，100多名黑社会团伙骨干成员，2000多名涉黑疑犯，并从10月12日开始将他们分别送上了审判庭，拉开了万众瞩目的“重庆大审判”的序幕。法律的尊严不容挑战，百姓的福祉不容践踏。这次打黑行动，目标就是“黑恶必除，除恶人们呼唤安宁。重庆警方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公安务尽”。做到保护伞没打掉的不放过，违法违纪部的部署，在全市城乡掀起的“打黑风暴”，还公人员没查处的不放过，经济基础没摧毁的不放平正义于人民。这次打黑行动顺应了民心，给了人过，追缴没收非法所得没执行的不放过。并率先民群众希望和信心，给了广大公安干警勇气和力实施“三个一律”审判新规，即对于黑社会性质量。事实证明，黑恶势力毕竟是不得人心的，是见组织罪犯，一律不予假释；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得阳光的，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是完全可以摧毁者、领导者除法律规定应当减刑之外，其他一律的。正义的力量是无敌的。不予减刑；对于黑社会组织其他罪犯的减刑案重庆打黑行动再次证明一个真理，凡是有利件，裁定前一律公开听证。于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必将得到人民群众的拥这次打黑行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不仅抓获了众护和支持。这次行动给全国做了一个示范和样多黑社会组织的首犯，关键是打掉了黑社会组织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政府才是值得信赖势力的保护伞，撕毁了错综复杂的黑社会关系的！全国人民都在呼吁和盼望，把这个行动进一网，遏制了新的黑恶势力的形成，防止黑恶势力步引向深入，把打黑风暴引向全国，把隐藏在社的滋生蔓延，净化了社会环境，增强了人民群众会各个角落的黑社会组织统统打掉，还老百姓一的安全感。个朗朗晴空。只有全国统一行动起来，把那些黑社这次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会组织连同他们生存的土壤一起铲除，社会才能和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谐，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进步发展，社会毋庸讳言，黑恶势力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取得实质性提高。

三、我国在扫黑除恶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一些地方官员对黑恶势力犯罪问题认识不到位。黑恶势力犯罪是多种社会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扫黑除恶涉及方方面面，比较敏感，一些地方官员对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心存顾虑。

2．相关法律不完备。我国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律规定有三项，分别是《刑法》第294条、2000年最高法的司法解释、2002年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这三项法律规定都比较笼统、抽象，公、检、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理解不一致，把握标准不统一，在定“黑”与不定“黑”上存在较大分歧，显示出较大的随意性。有的案件因此而久拖不决，迟迟难以结案；有的案件反复协调，多次沟通，办理过程一波三折；有的黑恶势力分子处理偏轻或偏重，妨害到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综合基层反映，公、检、法的执法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理解不同，在组织的严密程度、团伙起点人数上存在分歧；二是对“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理解不同，在敛财多少上存在分歧；三是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理解不同，在多大区域、什么叫“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上存在分歧。同时，《刑法》对恶势力犯罪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对这类犯罪只能以其单一的具体行为论处，而有时单一的行为又不构成犯罪，极易导致恶势力犯罪打击不力、处理过宽，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3．社会管控漏洞多。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不少漏洞和薄弱环节，为黑恶势力的滋生发展提供了大量空间和条件。尽管近年来政府部门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还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加上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往往时间长、成本高、执行难，不少人宁愿选择“黑道”解决问题，这为黑恶势力插手介入提供了空间。

4．破案打击难度大。一是取证难。黑恶势力大多心狠手辣，作恶多端，对群众形成较强的心理威慑，一部分群众受到侵害忍气吞声，不愿及时报案。有的黑恶组织成员即使被抓获，群众心有余悸，害怕打击报复，不敢作证。还有一些黑恶势力的头目隐藏比较深，多在幕后操纵、指使，收集、固定其犯罪证据难度很大。二是追逃难。黑恶势力一般涉案人员较多，难以一网打尽，一旦风吹草动，立即四处逃窜，追捕有很大难度。不少案件就是因为到案人员少，最终难以查清

团伙的全部违法犯罪事实，所以打击处理不力。三是审查难。黑恶势力内部不少都有所谓的“纪律”、“帮规”，对违反者轻则伤残，重则处死，导致组织成员即使落网也不敢开口交待，或者只讲自己，不讲他人，或者避重就轻，不交待实质问题。四是打“保护伞”难。“保护伞”有一定社会地位，背景关系复杂，影响力大，查处“保护伞”不仅需要坚决的态度，还需要高超的办案技巧。

四、深化扫黑除恶工作的策略

“黑社会”对于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如何防止弱势群体被迫转向黑恶势力力求取生存，这涉及到财富分配、贫富差距悬殊的深层社会课题。如何避免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结合，涉及如何完善经商环境和法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结、黑白合污、政府要员成为保护伞甚至代理人、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则攸关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根本大业。党风清才能民风正。黑社会的泛滥与党内腐败问题遥相呼应，沆瀣一气。黑社会存在的根基是官、商、黑三者勾结形成的三角结构。对执政党来说，要坚持党外打黑与党内反腐相结合，两条阵线联合作战，才能从治标走向治本。政府机关要转变职能，加强权力监管，解决官商结合问题；政法机关要制衡权利，提高素质，解决警匪结合问题。力求彻底削弱或根治黑社会现象。

1．坚持打早打小，防止黑恶势力发展坐大。黑恶势力的发展有其规律，有从小到大、从恶到黑逐步演化的过程。要取得扫黑除恶的主动权，必须牢固树立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的思想，从涉黑涉恶的初案、始案抓起，从萌芽、起步的恶势力团伙打起。一是要强化涉黑涉恶线索排摸工作，建立涉黑涉恶线索滚动排查和情况信息定期分析研判制度，实时掌握黑恶势力犯罪的动态苗头、规律特点，适时组织开展破案打击行动。二是要严格落实社区民警排查、发现和防范、控制黑恶势力的工作责任，把扫黑除恶纳入社区民警工作绩效考核范围，从源头上加强对黑恶势力的防范控制工作。三是要切实加大对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涉黑涉恶初案、始案的查处力度，抓好源头控制。针对这类案件散落于不同警种和不同派出所的情况，要建设统一的涉黑涉恶情报信息平台，整合信息资料，加大串并案力度，提高综合打击实效。四是要大力加强刑嫌调控工作，积极探索开展“立线调查”、“由人到案”的侦查模式，及时获取犯罪证据，依法严厉打击惩处，防止黑恶势力发展坐大。

2．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压制黑恶势力犯罪气焰。黑恶势力犯罪正处于活跃期、高发期，打防工作稍有放松就会导致其快速蔓延。因此，要始终坚持以打开路，重拳出击，不断加大对黑恶势力的严打、严防、严控力度。要抓紧建立健全扫黑除恶日常工作机制，把集中打击与经常性打击结合起来，治标与治本结合，保持打击工作的连续性、一贯性。对重点涉黑涉恶案件要盯住不放，切实加大办案投入，克服一切困难和阻力，坚决一办到底，彻底摧毁，不留后患。要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对群众举报线索要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查证，做到件件有结果，事事有回音。要迸一步严密对涉黑涉恶重点场所、行业和部位的控制，通过统一派驻保安、加强调查走访等措施，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打掉。各地要抓紧组建扫黑除恶专业队伍，切实提高破案打击工作的专业水平。

3．加强刑释解教人员管控，削弱黑恶势力的“后备力量”。针对黑恶势力大部分由刑释解教人员、无业青少年等人员组成的情况，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这类人群的管控、帮教、帮扶工作，着力瓦解黑恶势力的成员基础。对刑释解教人员，相关部门要认真做好他们的安置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落实基本生活保障措施；公安、司法、监狱、劳教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作，做好他们回归社会 的衔接工作，落实针对性帮教措施，防止出现漏管失控、放任自流的情况。对外来流动人口，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管理服务工作，逐步实行与本地居民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他们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使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取得心理认同；同时要严密落实各项治安管理措施，大力整治“城中村”、“城郊村”治安秩序，严防他们拉帮结派、纠集成伙。对青少年尤其是辍学学生，要加强对他们的法制教育，增强他们的守法意识和法制知识；加大校园及周边地区治安秩序整治力度，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大力整治文化市场，防止他们受到不良文化影响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4．强化市场行业管理，减少黑恶势力可资利用之机。一是要切实加大市场经济秩序整顿力度，大力推进“诚信”建设和“法制”建设，着力打造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市场经济环境，促进“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二是要严厉打击假冒伪劣、欺行霸市、经济欺诈、强迫交易等各类违法经营活动，切实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要不断完善市场监管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管理办法，对市场经营主体的运营状况实行全过程监管，对其违规、违法

行为做到及时发现、及时依法处罚。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以行业自律、新闻监督、群众参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监督体系。四是要加强对市场执法管理人员的教育和监督，明确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建立并落实严格的责任倒查追究制，严厉查处徇私舞弊、失职渎职、不作为等行为，努力确保各项市场监管措施真正落实到位。五是要加大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和调解力度，搭建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健全大调解工作运行机制，努力使各类矛盾纠纷都能通过正常渠道得以解决，减少黑恶势力插手利用的空隙。

5．实行多部门齐抓共管，增强打防黑恶势力犯罪合力。黑恶势力犯罪是多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只有综合治理，才能彻底铲除黑恶势力赖以生存的各种社会条件和基础。要着力构建党委政府总揽全局、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各方共同参与、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扫黑除恶工作格局，协调全社会之力共同扫黑除恶。要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基层组织和单位扫黑除恶工作责任。要进一步完善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工商、税务、建设、文化、金融等部门的工作联系制度，及时互通情况，加强合作。特别是政法机关内部要密切协作配合，统一执法思想和执法尺度，增强工作合力，稳、准、狠地打击处理黑恶势力犯罪分子。

6．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强有力法律保障。要研究制定专门的反有组织犯罪法，为扫黑除恶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一是要明确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犯罪团伙的认定标准，尽量地具体化、标准化，避免司法实践中出现理解不一致、分歧大的情况。二是要对黑恶势力犯罪施以财产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要目的是获取非法利益，并以此支撑其犯罪活动，彻底摧毁其经济基础极其重要。现行《刑法》对此缺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司法解释虽然规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分子聚敛的财物及其收益，以及用于犯罪的工具等，应当依法追缴、没收”，但对什么是“聚敛的财物及其收益”规定不明确，实践中难以准确认定。三是要建立污点证人及证人保护制度。四是要严格限制对黑恶势力为首分子适用减刑、假释、取保候审等措施。五是要给予侦查机关一些特别侦查措施，如放宽侦查期限、使用秘密侦查手段等。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关于我国周边形势

关于我国周边形势

我国地处亚洲东部，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漫长的海岸线，使得我国与多国隔海相望，两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使得我国与多国相接壤，中国处于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在新世纪里，中国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然而周边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动荡元素。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这些动荡因素的存在，确保其不影响我们国家的发展，不能使我们国家安全遭受侵害。我们应认真分析当前的周边形势。

当前的周边环境不容乐观。在种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各种不稳定因素都可能随时爆发出。近几年来的动荡也处于不断增多之中，首先中亚的不稳是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在其首都比什凯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南方重镇奥什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导致奥通巴耶娃宣誓出任“过渡时期”总统。南亚也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也是愈战愈勇，美国对“阿富汗新战略”的前景更是感到黯淡无光。巴基斯坦紧跟其后，其“塔利班”分子也开始猖獗起来。实际上，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恐怖主义并非单纯的一国问题，而是整个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多方势力的较量的体现。在东南亚地区以泰国的政局动荡为首，“红衫军”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时不时“擦枪走火”。东亚朝鲜，朝核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六方会谈的谈判也没有结果。韩国“天安号”事件骤然紧张，现阶段的朝韩关系更是陷入紧张的氛围中，朝韩之间开启战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韩国同美国的黄海军演，也不得不使我们提高警惕。东亚日本的政局也是持续动荡，五年内换五任首相。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也是不断，钓鱼岛问题一直持续没有解决，中国船长被捕事件，日本右翼反华抗议活动，这无疑会影响两国之间的沟通交流，影响两国之间经济的相互发展。其实，动荡因素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其他许多小的因素在起着作用。

造成这些动荡是因为周边国家的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民主困境”所致，导致内耗不止。同时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导致社会矛盾趋于尖锐，从而引发弱势群体的激烈抗争。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经济大幅度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也是造成政局动荡的重要内因。对于外界因素，正如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西方大国也加强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周边国家对资源与能源争夺也进一步加剧，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周边“海权”的问题也逐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其中以南海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南海的战略地位开始凸显。除了人为的因素之外，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危害周边各国。

这些内外在因素所产生的动荡，对于我国所构成的挑战严峻而复杂。首先是诺贝尔委员会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了犯有煽动国家政权罪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这不仅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更是对和平的亵渎。08年缅甸军政府进剿北部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导致数万名难民逃往中国云南境内，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国商人曾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局突变中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引发中政府大规模撤侨行动，邻国的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与此同时，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的“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美国就对中国周边“趁火打劫”与加大渗透，日本、印度、俄罗斯也趁机扩张，大国都加紧了对中国周边油气资源与矿产资源的角逐。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紊乱，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等，这些周边的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的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中国周边“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中国陷入了两难的禁地。

面对这严峻的挑战，中国应该迎难而上应对挑战。针对伊朗核危机加剧之势，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坚决维护本国的利益。虽然中缅边境有不稳态势，但对于缅甸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针对“天安号”事件引发的朝鲜半岛骤然紧张局势，中国冷静周旋，多方协调，劝和促谈，敦促南北双方切实负责和以大局为重，强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应该坚持客观、公正、充分与第三方参与原则，反对仓促武断、鲁莽行事与挑衅滋事，尽最大努力维护东北亚和平。

在处理好周边形势所带来的挑战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与周边国家外交的成功与否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周边国家是敌人入侵的前沿，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这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周边同样是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与其他中心力量打交道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同时周边地区富含丰富的资源，尤其是石油资源，这必将促使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对此，我们对周边的外交方针要一脉相传，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又要与时俱进，进入新世纪里，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要睦邻、安邻、福邻，意识到周边发展是首要，要发展和谐世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利共赢、以人为本。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更具影响力，经济更具竞争力，形象更具亲和力，道义更具感召力，这必然使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外交越来越成功。

新世纪里，中国不论是经济还是国力都在飞速发展，这一时期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应该抓住这一机遇，迎难而上，充分利用周边的优势来加快自己的和平发展。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只有正确对待周边形势，处理好与周边形势的相关问题，改善周边环境形势，才能保证中国在新世纪里和平发展，从中崛起。

第五篇：我国周边形势与政策[范文模版]

我国周边形势与政策

摘要：周边形势的好坏直接影响我国的安全利益，事关国家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的实现。而我国的国际战略环境，除了大国的关系因素之外，周边形势及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字：美国战略

海上问题

半岛局势

日美同盟

军备竞赛

今天的我国，正处于近两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周边地区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托，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一环。周边形势的好坏直接影响我国的安全利益，事关国家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的实现。而我国的国际战略环境，除了大国的关系因素之外，周边形势及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周边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亚太安全格局演变和地区国家间关系调整的首要因素。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加速转向亚太，继续利用海上安全问题对“雁型安全模式”进行升级，力争打造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世纪”。亚太地区军备呈现竞赛趋势，中国周边国家利益分化重组加快。总体上是稳定的。有利于和平稳定的因素进一步增强，不利于和平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并时有激化，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明显特征。

1．海上问题矛盾激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压力将常态化。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本世纪初，我国和周边国家海上争端不断上升。2009年以来，这个趋势更加明显和突出。尤其在南海，我国和菲律宾、越南摩擦不断。在东海也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中日关系一度出现严重倒退。此外，一些国际舆论大肆炒作中国发展海上力量，还有很多大国企图插手介入南海问题，以所谓“国际航行自由”抢占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中突升级。中国海上邻国出现“合纵连横”，共同制衡中国的趋势。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宣布在新加坡部署一艘近海战舰，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标志着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其矛头直指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强硬立场和行为不仅受美国对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支持的鼓舞，同时也有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压力。在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除柬埔寨、缅甸外，其余16个国家都谈到了海上安全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表示对南海的关切。

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随着航母的试航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应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地区力量失衡，已经成为美国与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之一。周边国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力图分享中国经济成果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夸大南海争端既是美国加大亚太战略投入的抓手，也是周边国家平衡中国影响力和塑造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手段。南海争议已经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焦点，也将成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主导权转移的一个信号。

有必要引起警惕的是，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与台海两岸关系联系到一起。中国台湾地区也对南海声称拥有主权，如果中国台湾因实际控制的岛屿与周边地区发生武力；中突，那么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势将是一个重大考验。总之，自1995年美国首度表示关切南海问题开始，美国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地区，美国的持续介入使南海地区的安全局势趋于紧张和复杂化。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强势和扩张的重要论据。总体上，中国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较为谨慎，有的还提出质疑，如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发表，中国官方首次明确界定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以发现，西沙、中沙、南沙的岛礁归属因涉及主权纷争，显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一部分西方媒体，包括若干观察家，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策主张缺乏深入了解，以片面的解读简化南海问题的多层次性。目前周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主要是两部分，第一是声索国的岛屿主权纷争，第二是国际性质的航行自由。20世纪80年代成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否认此前有关南海的历史性认识，更何况签约国对海洋法若干条款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不存在一个对所有条款都适用的、普遍的国际规范。从国际发展态势、国内发展需求看，目前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南海问题的代价过大。解决南海问题，不仅需要协调国内法与国际法，也不仅是国内不同涉海部门的协调，更需要政治信任的构建、政治勇气的决断。

2．半岛局势僵局难破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即便是美国学者也承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包括维护中朝边界的稳定、阻止对华包围圈的形成以及显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与可能性。

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朝鲜半岛朝韩双方的紧张对立和美日韩的武力威慑政策，不仅给政治和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进程带来沉重的打击，更把朝鲜半岛推到了战争的边缘。2011年伊始，朝鲜采取了一些缓和姿态，企图缓解美日韩的高压和孤立政策，但收效甚微，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持续存在。美日韩同盟体制的建立，使“六方会谈”在管理朝鲜半岛；中突、促进东亚区域安全合作方面的功能严重削弱，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天安舰”事件后，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形势和局面，究其原因是韩国李明博政府对朝新政策和美国东亚战略调整互动的产物。李明博政府对朝采取“战略攻势”，主要表现为：高调宣布在今后的；中突中用武力惩罚朝鲜，基本抛弃了影响朝鲜政策的经济手段；说服美国不要与朝鲜单独接触，坚持朝韩关系改善是恢复六方会谈的前提，增加朝韩会谈的无核化内容，竭力促成韩国主导朝鲜及朝核问题解决进程的政策结果。韩国政府的强硬政策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支持。为实现“重返亚太”，美国强化其在亚洲的同盟体系，并对同盟进行功能拓展。“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爆发后，美国迅速以此为契机，强化美韩同盟，坚定地站在韩国一边，支持韩国主导对朝和谈进程。

2011年1月以来，朝鲜对朝韩、朝美关系采取新的柔和姿态。朝鲜表示愿意同韩国进行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对话，并提出无条件恢复六方会谈，以缓和美日韩同盟体制对朝的孤立和高压态势。但是，自朝韩六方会谈首席代表在2011年7月东盟论坛会议期间首次接触后，朝韩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缓和。朝鲜方面对以美国前总统卡特为首的代表团表示：在朝鲜的安全得到美国某种程度的保障前，朝鲜不会放弃核武器。从2011年9月起，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缓解。美国和韩国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但对于重启六方会谈来讲，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美、日、韩三方要求朝鲜采取所谓的“事先措施”。因此，六方会谈在李明博任期内可能难以恢复，僵局难以破解。

美日韩体制的对朝政策以威慑、遏制和防范朝鲜为主，不排除一些试探性的双边接触。一味坚持美日韩同盟协调体制，可能令朝鲜半岛的僵局难以打破。尤其是李明博政府的所谓“朝鲜崩溃论”阴魂未散，改头换面地对“脱北者”（脱离朝鲜的朝鲜公民)问题进行炒作。如果朝鲜半岛紧张状态长期化，损害的将是有关各方的利益。

当前，朝鲜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继续取得令人瞩目的新进展，各方要实事求是地认识朝鲜的政治与经济状况，加强区域合作的力度。特别需要加以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朝鲜政治精英与国内普通民众的差异，希望通过差异化对朝政策来弱化其安全威胁。

2011年12月17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给朝鲜半岛局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意味着历史性机遇的来临。如果朝鲜沿着金正日的既定方针顺利往前走，加强经济建设和国际交流，而韩国政府又能以善意的姿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那么一个良性周期的开始也是可以期待的。

3．日本“远交近攻”加强日美同盟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发生特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害。日本大地震的国际救援行动以及日本接受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对外关系的亲疏远近排列顺序。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国家：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国。具体来说，处于中核的日美同盟关系在快速协调应战能力方面彰显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第二层次的间接盟友也发挥了快速集结的配合救助优势。第三层次的关系主要体现了“情感投资反哺回馈”的良友关系。第四层次则主要起平衡手的作用，而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明显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资方面予以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选择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从日本领纳其他国际赈灾救援的态度上，充分显示了其现代版的“远交近攻”策略。

日本的特大震灾也加速了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此次地震对日本经济、地区安全形势造成重大影响，并且进一步拉大了与亚洲经济第一大国中国的实力差距。中日整体经济数据表明，日本进一步依赖中国，但是在高端技术产业领域中国仍然依赖日本，从日本汽车零部件的供应情况看，美国市场、“四小龙”市场要比中国、东盟市场更加高端。或许正是整体依赖但部分占据优势地位的这种局面，影响了救灾外交在消弭中日两国的不信任中的作用。灾后日韩两国的互动表明，双边关系已经摆脱了那种因历史问题纠缠不清、双方均试图改变对方的混乱期，正朝着承认不同、开始倾听和询问的整合期阶段发展。

灾难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2010年，来自；中绳的强烈反对阻碍了日本政府执行关于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的协议。日本大地震发生后，驻日美军迅速、大规模的救灾行动使日本民众看到美日同盟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民众对美军基地的情绪，弱化了冲绳对基地搬迁的反对声浪，有利于同盟关系的稳定。地震证实了日美同盟体系具有相当强的协调能力、相当快速的反应能力。从军事运作的角度看，在很短的时间内，日美两国政府可以调动极大力量的军事效能，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灾后上台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视美日同盟为日本外交基轴的立场，也有助于美日同盟的深化。借助于美国的扶持，日本在新防卫大纲中提出了“机动防卫能力”概念，扩充了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防卫态势，重点部署海上力量，加强情报收集及警戒监视活动。目前的美日同盟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而是一个包括政治、军事、信息共享等内容的新框架。按照美日安保条约的规定，美国的目的不仅仅是日本，也包括周边国家。虽然日本和美国在扩展国家利益时，双方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是日美之间由于价值观一致，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能够在互相协调的基础上解决矛盾、提高共同利益。

4.战略忧虑刺激军备竞赛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整体上都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目前，美国是全球绝对的军事霸主，带给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正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军事强国地位；印度推动全方位进攻性军事战略，成为中国周边的“上升性威胁”因素；东南亚各国纷纷加强军备建设，尤其是海上力量。从长期来看，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的态势不利于亚太安全互信的建设，可能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之中，使业已存在的安全困境更加恶化。

在周边国家眼里，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幅度过快，而中国的意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焦虑感的上升，中国“军事威胁论”被放大。虽然美国军费开支和军事实力远远高于中国，但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更强，这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已将军事防御重心放在中国；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普遍较强，尤其是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菲律宾和越南；日本将中国列为主要防卫对象，日方认为中国军费增长超过实际经济增长很难让人接受，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削减军费，周边对中国的信任就增强了。更应引起重视的是，周边国家之间正加强军事合作，联合制衡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美国是亚太地区绝对的军事霸权国家，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和政治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加速东移，未来一段时间，东亚是美国军事战略关注的首要地区，中国是其防范重点对象；美国将进一步扩展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为维持反恐成果和地缘战略利益，美国将在阿富汗长期存在，并重视与印巴的军事合作，提升其在军事坐标中的位置。在美国的战略部署棋盘上，东南亚是其战略依托之地，战略部署已经成熟稳定，而中亚和南亚是其势力重点拓展之区。从地缘的角度看，美国正在加强从东亚、东南亚到南亚和中亚的战略链条连接力度，一旦顺利完成且加固，那么就意味着环形包围圈构建完毕，在欧亚大陆就很难出现对其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

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和外交战略取向看，美国将日益重视能源通道的控制力。美国正利用在亚太的军事存在、联盟体系，以及通过在中亚和南亚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形成强有力的制约。目前，美国国内正在论辩中国发展航母的动机与意图，甚至出现了中国是否将发展“以航母为中心的海军”这样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目标是发展有限的海军能力，以提升中国在不涉及美国时捍卫地区利益的能力，保护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执行非传统安全使命，实现军事外交，展示负责任国际形象，以及提升中国的声誉。而有的人则认为，边界争端不会导致安全；中突，相反，是安全冲突带来边界争端。边界争端升级是安全；中突发展的象征，而不是原因。例如，南海周边国家之所以能挑战中国，是因为他们享受着美国的保护，而这主要是基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海上优势。

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需要足够长远的眼光。尽管目前中国已经是周边数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似乎出现了某种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局势，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把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算作一个整体，基本上所有的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对象集团还是西方世界开创的贸易体系，甚至于中国本身也得益于这个开放的经济增长体系，至少加入WTO的10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哪一个国家能够不断推动经济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高质量的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就拥有权力。

因此，对中国而言，要创造性地塑造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一方面，要增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管控双方的分歧，既要对美重视，但也不必处处围绕美国转。另一方面，要调整中国的亚洲战略，让周边国家更多地分享中国崛起的好处，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