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在西藏实践成就研究（精选5篇）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在西藏实践成就研究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在西藏实践成就研究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定宗教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与西藏实际相结合,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指导西藏工作实践依据。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几乎全民信教的社会,宗教在西藏社会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党高度重视宗教在西藏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谨之又慎对待宗教问题。20世纪 50 年，我们党依照宗教规律办事，尊重西藏人民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成功的实行了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西藏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以来，党在西藏进行了拨乱反正，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阐明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为西藏的安定、民族的团结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党关于少数民族的宗教理论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宗教理论中国化的历程。之后的历代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宗教理论，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理论体系。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宗教根源论、宗教特性论、宗教信仰自由论、宗教功能论和宗教团结论。

宗教根源论。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信仰宗教的根源来自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来自阶级压迫。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认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深刻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论根源和心理根源，全面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①胡锦涛同志第一次体统的概括出宗教的四大根源，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论根源和心理根源，是我党对宗教产生根源的认识上的升华，为我党正确地制定宗教政策的奠定了理论基础。

宗教特性论。在1958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宗教的“五性”。宗教“五性”论即中国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说明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世界观和精神力量，也是一种长期和普遍存在的社会力量、社会系统、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方式，是社会整体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1982 年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再次阐述了宗教的特性三性即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并科学的分析了宗教长期存在的原因。宗教特性论准确分析了我国宗教的特点，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理论源泉，是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点和重要的依据。

宗教信仰自由论。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但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把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明确规定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②。共产党人认为宗教信仰问题是思想领域的问题，凡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教育，不能强迫命令；只能正面引导，不能压制打击；只能采取民主的办法，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更不能采取专政的手段，否则只能适得其反。邓小平指出：“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③

宗教功能论。宗教具有二重性，有正负功能。宗教功能具有多样性，政治上的社会整合、控制或冲突功能；心理上的调适；道德上的劝善等等。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宗教消除了被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控制利用的社会条件，更多地体现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宗教的正面社会功能得以发挥。由于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存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社会犯罪势力，宗教的负面社会功能仍有可能发生作用，所以要及时化解。

宗教团结论。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要团结，信不同宗教（派别）群众之间要团结，不突出差异；强调求同存异，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体人民（包括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④团结论把信教的不信教的群众同样看作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者和可靠的社会基础，把全体人民的意志与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上；同时要求党和政府团结宗教上层人士和知名人士，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

二、党的西藏宗教政策及实践

我党历来重视我国的宗教问题，在六十多年的宗教治理实践中，结合我国宗教及宗教问题的特征，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政策。

（一）、民主改革前宗教政策

民主改革前，西藏一直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宗教领袖即是世俗政治领袖，集政教权利于一身，地方政府、上层僧侣和封建贵族联合专政。鉴于西藏的特殊性和宗教问题突出，从西藏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以前，中央采取不加干涉的方针，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谨慎对待宗教问题；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反复协商，争取用和平方式进行改革。1952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和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将采取保护政策”⑤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喇嘛和**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在51名委员中僧官和宗教人士占了21位；23名常委中，僧人有12位，一批宗教界人士也被安排在其他各部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二）、民主改革时期宗教政策

1959年3月，**分裂集团公开发动武装叛乱。针对这一局势中央决定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对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宗教体制进行改革。广大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铲除了和西藏政治制度紧密联系的宗教剥削制度，在寺庙建立各寺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结束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1959年,西藏工委向中央上报了《对三大寺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宣布应公开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开始了宗教改革。寺庙完成民主改革后，由所在寺庙的住寺僧尼，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建立各寺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组），制定新的规章制度，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管理寺庙的内部事务。西藏民主改革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摧残。

（三）、改革开放后宗教政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新恢复。1982年5月15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出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根据《通知》精神，总结了以前对宗教工作的经验，认真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清退了“文化大革命”查抄的寺院财物，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批受冤高僧的名誉，平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冤假错案。同时把宗教界600位著名人士安排在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中工作。

自1987年9月27日至1988年9月，在拉萨市发生了多次骚乱闹事事件中，寺庙已成为西藏不安定的主要因素。自治区党委决定于1988年8月下旬开始进驻寺庙，对参与骚乱的闹事的僧尼进行政治清理。1993年后，由僧尼带头、群众参与的游行闹事事件仍时有发生，特别是1996年前几个月，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与日俱增。区党委领导决定于1996年5月对全区寺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全区寺庙爱国主义教育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1997年开始全面铺开，用3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项工作。

2001年初，区党委回顾了和平解放50年来西藏宗教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全区深入开展寺庙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后，提出了“划清两个界限，尽到一个责任”。2006年召开的自治区第七次党代会，会议要求继续坚持 “划清两个界限，尽到一个责任”和“两条底线”政策，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宗教具体工作上，要进一步深化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全面贯彻《宗教事务条例》及《西藏自治区实施〈宗教事务条例〉办法（试行）》，坚决让宪法和法律进庙门、进管理制度、进僧尼头脑。

2011年召开的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强调要根据我区宗教工作的新形势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推进宗教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一是积极开展和谐模范寺庙暨爱国守法先进僧尼创建评选活动。二是深入开展“六个一”活动。三是寺庙僧尼参加社会保险，做到养老、医疗保险全覆盖，同时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把僧尼的民生问题提到战略高度，寺庙全面落实“九有”即有领袖像、有国旗、有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有报纸。

三、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在西藏的实践成就

党的宗教政策在西藏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慎重提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政策”，到60年代，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要继续坚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再到90年代把宗教信仰自由与维护法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造福社会、建设祖国紧密联系起来。呈现出若干阶段性，这种发展和演进，使党的宗教政策在西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一)、与宗教界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取得了西藏各项事业的胜利。宗教工作，历来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在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西藏的和平解放、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平息、民主改革的胜利、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反分裂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都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光辉胜利。在我区正是因为正确贯彻了党的宗教政策，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了进步力量，孤立、分化了顽固势力，战胜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

(二)、消灭了宗教特权和剥削,宗教事业实现了自传、自治、自养。1959年，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民主改革给藏传佛教也注入了新的生机，废除了寺院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实现了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各教派建立了“平等友好、团结合作、共同进步”的新型关系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传、自治、自养”的宗教政策在西藏得到了落实。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藏依法加强了对宗教事务工作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在全区寺庙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教育，团结、教育、争取了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促进了社会稳定、人心稳定，为西藏实现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三)、依法保护了各种合法的宗教活动，形成了宽松的宗教环境。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对西藏的各种宗教、各个教派及信教和不信教群众一视同仁，尊重并依法保护各种正常的宗教活动。僧尼们可以自主地学经、辩经，听高僧讲经说法，举行灌顶、受戒活动，传授秘法口诀，修习各种仪轨，给信徒们念经、摸顶祈福等等。信徒们可以自由地去寺庙、神山、神湖朝拜，可以自由地去转山、转经、上供、斋僧布施、诵经。目前，西藏共有1700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46000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都如期举行各种重大宗教节日或活动。

（四）、宗教事务管理与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宗教界人士在爱国爱教、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2006 年9 月19 日，自治区正式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实施办法（试行）》，从2007 年1 月1 日起施行。同时，我区还制定出台了《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僧人学经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管理暂行办法》、《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章程》等多项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实现宗教事务管理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作出了有益探索。我区注重解决寺庙僧尼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着力提高为寺庙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全面实施“九有”工程和“六个一”等惠寺惠僧政策，切实改善了寺庙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在全区寺庙僧尼中积极落实社会保障政策，全面落实和解决寺庙僧尼养老和医疗保险问题。通过加强管理与服务，使广大僧尼的中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法制意识、公民意识进一步增强，促进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五）、宗教文化得到保护，宗教理论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宗教文化古迹得到了保护。国务院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先后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扎什伦布寺、哲蚌寺、萨迦寺、色拉寺等著名宗教活动场所列为全国和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每年都拨发专项资金和黄金、白银等用于寺庙的维修、修复和保护，国家用于这方面的资金已有3亿多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因明七论庄严华释》、《慈氏五论》《释量论解说·雪域庄严》、《嘛呢全集》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出大量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需求。

四、党宗教政策在西藏实践经验总结

追忆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党的宗教政策，进一步做好我区的宗教工作。目前，在西部大开发中，西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认识宗教问题、处理宗教问题显得更为重要。根据党的有关方针政策，联系具体实际，对我区宗教工作提出几点经验总结：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人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对待宗教，采取什么态度，对我们做好宗教工作至关重要。西藏地区人民群众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宗教成为藏族群众的一种文化、一种生活常态。共产党人须认识藏传佛教对于西藏地区人民群众重要性，不要把藏传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认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取代宗教，强迫人民群众去信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宗教应是和马克思主义并存思想意识形态，不要期望哪种意识取代另一种意识；充分尊重宗教的存在，不要用行政的强迫方法去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对待宗教意识，只能通过教育，特别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用科学来抵制宗教信仰和宗教意识。

（二）、充分认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长期性。周恩来曾经说:“宗教会长期存在的”。⑦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正是从宗教的实际出发，符合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宗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特征仍将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认识宗教的长期性，而且要正确理解并继续全面深入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宗教信仰问题是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说服教育，不能强迫命令，只能正面引导，不得压制打击，只能采取民主的办法，而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更不能采取“专政”的手段，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三）、宗教事务要依法管理,控制寺庙规模, 提高僧人素质。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需要，是保持我区社会稳定和维护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实践证明，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一方面可以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可以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行规范和引导。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短短的几年里恢复开放的寺院超过千余座，另外还有一大批自选开放的寺庙，僧人达到数万人，几乎出现了失控的现象，因此造成僧人队伍的混乱和整体素质的下降，这也是在西藏发生的几起骚乱事件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区加强立法控制寺庙数量、规模，对僧尼定岗定编，加强流动僧尼的管理，依法处理不法僧尼，宗教工作成绩显著。

（四）、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把宗教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宗教人士手中。宗教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可以和不同的社会形态结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均有宗教，并且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宗教和社会都结合的很好。从根本上来说，宗教只能适应政权，宗教不适应政权只能有一个结局，那就是灭亡。宗教适应政权不是要改变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或宗教理论，而是要广大信众爱护所处政权和政权制定出来的法律。西藏自治区在九十年代末，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现在正处于爱国主义深化教育阶段。爱国主义教育清除**集团对寺庙的渗透，查清参加反动宣传和反分裂活动的人和事，团结绝大多数的人，打击少数分裂分子，清理不法僧尼，提高僧尼的认识水平，确保寺庙领导权真正掌握在爱国爱教、守法遵规的僧尼手里，促进了团结安定。

（五）、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崇尚科学文明

人们的头脑不是真空，科学思想不去占领，伪科学、反科学思想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会去占领。我区在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对人民进行无神论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弘扬科学精神。宗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干预和影响西藏人民依靠科学发展经济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对于广大信教群众，我们既要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又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要通过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知识改变命，人是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主体，人的命运是自己能够掌握而不是由神决定的，从而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

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宗教政策是正确的，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理论和对宗教工作的本质要求。我们将继续坚持不懈地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更加珍惜大好形势，更加珍惜历史经验，为加快推进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生态西藏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①②胡锦涛．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积极主动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N】．人民日报，2007－12－20． 《李维汉选集》，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67.④当代中国宗教工作（下）【Z】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⑤西藏党校理论研究室编：《中央关于宗教问题重要文献选编》，1986年

⑤⑤王红曼、《浅析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的具体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页

第二篇：04 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西藏的伟大实践(西藏日报 2012)

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西藏的伟大实践

2012年9月 西藏日报

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来，党和国家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符合国情、区情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群众高举民族团结进步伟大旗帜，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形成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西藏民族宗教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开创了崭新局面。

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发展

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自治区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会的部署，全面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精神，始终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主题，不断创新和丰富民族团结进步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通过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开展“民族团结月”活动、大力表彰各族各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月”活动，唱响“六个好”时代主旋律。为进一步加强“三个离不开”和“团结稳定是福、分裂**是祸”的宣传教育，激发各族群众爱国热情，我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利用各种节庆活动，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在每年的“民族团结月”期间，自治区及各地（市）都在各地（市）县主要街道设立民族团结宣传咨询点，在大街小巷悬挂民族团结宣传横幅，制作和发放宣传手册，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营造活动气氛。举办我区首届大中专院校学生演讲大赛，每年召开自治区各族各界座谈会和全区各族青年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申报自治区博物馆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通过唱响时代主旋律，进一步引导我区各族各界群众和青少年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不断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创建活动稳步推进。2010年，确定了拉萨市城关区扎基社区居委会等9个单位为我区开展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活动（试点）单位，这是我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举措，全区各地（市）结合当地实际，紧紧围绕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这一主线，充分利用各种载体搭建平台，丰富活动内涵、创新活动形式、拓宽活动领域，为创建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隆重表彰各族各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从1990年起，我区每4年举行1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在2011年11月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上，自治区党委将4年召开1次的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改为每召开1次。截至目前，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表彰的先进典型1756个，其中先进集体701个，先进个人1055名，涌现出像孔繁森、李素芝等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为大力弘扬民族团结进步，大张旗鼓地表彰各族各界涌现出来的民族团结进步典型，2011年底，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每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大会。今年5月，自治区2012年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大会隆重召开，对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50名模范个人和30个模范集体进行了表彰。随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各项工作在我区的扎实推进和深入开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全社会呈现出人人讲团结、讲大局、讲稳定，个个争做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和表率的良好风貌。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全面贯彻实施

西藏作为我国具有很大特殊性的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西藏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实现了藏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以及西藏内部的团结。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开创了西藏各族人民掌握自己命运、当家作主的新时代。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制度上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从西藏自治区成立至今，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府主席，检察院、法院主要领导均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据统计，目前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全区3.4万多名各级人大代表中占94%以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担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中占64.3%；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53%。在自治区、地（市）、县三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所占比例达77.97%。在自治区、地（市）、县三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干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所占比例分别达69.82%和82.25%。在全国政协少数民族委员和常务委员中，我区独有的门巴族、珞巴族等少数民族以及僜人、夏尔巴人也占有一定比例。这充分体现了民族地区的特点和以藏族为主体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基本精神。少数民族干部已经成为西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在促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自治区党委、政府为了更好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法，根据区内人口较少民族的实际，先后在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聚居区设立了9个民族乡。民族乡的建立使门巴族、珞巴族等区内人口较少民族充分享受到了民族平等和政治上当家作主的权利，并使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的经济社会得到发展，基础设施有了明显的改善，群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三、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

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给西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我区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领域都实现了历史性发展。地区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27.6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605.83亿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标志性成就，全区农牧民安居条件及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农牧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汽车、摩托车、彩电、冰箱、电脑等高档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民族特需产品生产和民族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得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青藏铁路、林芝米林机场、拉萨至贡嘎机场专用公路、那曲物流中心、狮泉河电站、青藏直流联网工程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建成使用，林芝、阿里、日喀则机场建成通航，墨脱公路、拉日铁路工程开工建设。

边境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包括我区的门巴族、珞巴族，为加快人口较少民族和边境地区发展，突出以贯彻中央确定的强边固边、兴边富民战略为核心，重点抓好扶边、强边、兴边、活边、惠边、绿边、稳边、固边等八个方面的工作，自治区党委、政府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紧紧抓住繁荣发展、维稳固边两个关键，以开展“兴边富民行动”、加大重点扶持发展人口较少民族工作力度为抓手，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先后出台了《西藏自治区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西藏自治区兴边富民行动“十二五”发展规划》、《西藏自治区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十二五”发展规划》、《西藏自治区人口较少民族社会事业发展专项规划》、《西藏自治区扶持人口较少民族专项建设规划》、《边境县农牧民安居工程实施方案》等政策，2011年底自治区召开全区边境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在资金投入方面，国家每年投入5亿元帮助发展，西藏的“18+3”边境县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已全部纳入对口支援范围。“十一五”期间，整合资金3亿多元，对全区边境县25000户农牧民群众的房屋进行全面改造，在极大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的同时，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以及创建“新农村小康示范点”、“生态旅游示范乡、镇、村”、“边境贸易示范村”等亮点工程也顺利实施，为带动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四、藏语文得到广泛学习、使用和发展，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抢救

西藏自治区高度重视维护和保障藏族人民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修订并完善《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明确规定在西藏自治区，藏、汉语文并重，以藏语文为主，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学，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及自治区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各单位的公章、证件、表格、信封、信笺、标识以及机关、厂矿、学校、车站、机场、商店、宾馆、剧场、旅游景点和体育场、图书馆等的标牌和街道、交通路标等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1999年10月1日，西藏藏语卫视开播，2002年9月，西藏藏语卫视在尼泊尔成功入网播出，2007年10月1日，西藏藏语卫视实现全天24小时播出，2010年9月，总投资4800多万元的西藏广播影视藏语节目译制中心建成启用，至此，西藏每年译制电影故事片、科教片达90部，每年都保证有新译制的藏语电影面向基层、面向农牧区放映。藏文图书报刊发展迅速，据统计，西藏现有14种藏文杂志、10种藏文报纸，其中《西藏日报》藏文日发行2万多份。每年出版的藏文图书都在100种以上，发行数量也在百万册以上。我区广播影视和图书出版事业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深受广大农村牧区群众欢迎。

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继承、保护和发展。自治区各级政府都成立有专门的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整理和研究机构，将流传于民间的戏剧、舞蹈、音乐、曲艺、民歌等文学艺术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研究和集成志书，已有30余部藏族民间文化作品和著述出版。《格萨尔王传》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现已录制了3000多盘磁带，整理出版藏文版60余部。2005年以来，启动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民间歌谣集成·西藏卷》、《中国戏剧志·西藏卷》以及民间舞蹈、谚语、曲艺、民间歌曲、民间故事等文艺集成。西藏所有文艺团体都用藏文创作节目、用藏语表演。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正式通过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使藏文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少数民族文字。

五、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宗教事务管理与服务进一步完善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策。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高度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依法保护西藏各族群众在宗教信仰上的自由权利。

西藏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西藏自治区的绝大部分藏族和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等群众信奉藏传佛教，同时还有不少群众信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清真寺4座，伊斯兰教信徒约4000余人；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余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进行，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信教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在西藏，随处可见从事宗教活动的信教群众，到处悬挂着经幡，堆积着刻有佛教经文的玛尼堆。寺庙学经、辩经、受戒、灌顶、修行等传统宗教活动正常进行。**转世作为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国家的尊重，**转世等传统宗教活动正常进行。已有50多位新转世**按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得到认定。逐步完善藏传佛教学经学位学衔制度，通过严格考试，截至目前，已有60多位僧人获得格西拉让巴学位。藏传佛教高级人才信息档案库逐步建立完善。藏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都有按照自己的传统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在保持本民族服饰、饮食、住房的传统风格和方式的同时，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也吸收了一些体现现代文明、健康生活的新的习俗。在西藏自治区，一些传统节庆活动如藏历新年、望果节、雪顿节等和许多寺庙的宗教节庆活动得以保留和继承。

重点文物单位的保护工作不断加强。布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等均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西藏地方财政先后安排资金7亿多元，用于布达拉宫二期维修工程和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文物古迹修复以及各教派的重点寺庙维修。2007年，中央再次拨出5.7亿元，用于“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对西藏22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全面的维修保护。“十二五”期间，国家用于西藏文物保护资金将达17亿元，项目涉及文物单位维修保护、博物馆建设等，其中包括40个文物单位和4个博物馆建设。

宗教事务管理与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06年9月19日，时任自治区主席的向巴平措签署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73号主席令，正式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实施〈宗教事务条例〉办法（试行）》，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区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贯彻落实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的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区宗教领域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此同时，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制定《条例》配套办法的有关要求，我区还制定出台了《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僧人学经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管理暂行办法》、《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章程》等多项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实现宗教事务管理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作出了有益探索。

宗教界人士在爱国爱教、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全区开展深化寺庙爱国主义教育、法制宣传教育和以弘扬历代高僧大德“爱国爱教、遵规守法、弃恶扬善、崇尚和谐、祈求和平”的主题教育，积极开展“和谐平安寺庙”创建活动，隆重表彰和谐模范寺庙和爱国守法先进僧尼等活动的同时,注重解决寺庙僧尼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着力提高为寺庙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全面实施“九有”工程和“六个一”等惠寺惠僧政策，切实改善了寺庙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在全区寺庙僧尼中积极落实社会保障政策，专门制定了《西藏自治区寺庙僧尼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全面落实和解决寺庙僧尼养老和医疗保险问题。截至目前，全区已有90%以上的僧尼参加了医疗保险，绝大多数僧尼实现了养老保险，这从根本上解除了广大僧尼的后顾之忧。通过加强管理与服务，使广大僧尼的中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法制意识、公民意识进一步增强，促进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实践充分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将继续坚持不懈地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更加珍惜大好形势，更加珍惜历史经验，更加珍惜宝贵机遇，更加坚定信心，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件大事、四个确保”，为加快推进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生态西藏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的演变

中华民族政策的演变

日期：2009-07-20 作者：袁元;赵欢;陶思思 来源：瞭望周刊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党经过长期奋斗和艰辛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逐步形成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少数民族有1亿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以上，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西部和边疆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与境外的同一民族比邻而居。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相关权威专家日前分析说，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决定了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决定了加强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祖国统一、领土完整、边防巩固的一项重大任务。

采访中，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在谈到新中华民族政策的演变和发展时告诉本刊记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党经过长期奋斗和艰辛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逐步形成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开辟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确立新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这是在1949年9月29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完成的。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及其基本政策，作出了重大决策。这就是：按照中国国情建立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用法律形式确定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

查阅共同纲领第六章，其中专门就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作了4条原则规定：

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区域自治机关。凡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地方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第五十三条，各少数民族均有使用和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民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共同纲领的有关精神，结合当时的形势任务，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上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主要有四项：

一是创建民族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1949年10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是政务院所属各部委中第一批成立的单位之一。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决定设立民族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重要辅助机构。此外，1949年10月，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民族事务组，后发展成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作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专门辅助机构。

二是疏通民族关系。通过派出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到内地参观；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有效地疏通和改善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信任和团结，增强了各民族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

三是帮助少数民族实现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通过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的一切有形痕迹，开展民族识别、确认民族成分，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等，少数民族得以以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一员的身份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四是改革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按照“慎重稳进”的方针，执行“稳、宽、长”的政策，因地制宜地开展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开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理论政策和实践上不断进行探索、创新和发展，科学把握时代特征，坚持从中华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新疆视察工作时，从5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从8个方面概括了我们党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2001年，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从10个方面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2005年，党中央结合实践的发展，从12个方面对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作了新的总结和概括：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

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

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要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这12条基本理论和政策，涵盖了当代中华民族工作的各个方面。归结起来，比较集中和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和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这个当代中华民族工作最根本最主要的问题，成为我们党关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的最新成果”，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强调道，这12条基本理论和政策，凝聚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12条基本理论和政策的丰富内涵

“与此前党中央对于党的民族理论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的简明概括相比，这12条基本理论和政策的文字量大幅度增加，达到1100多字，比1992年的8条、2001年的10条字数的总和还要多。理论概括上内容更为具体充实、阐述更为全面准确、逻辑关系更为严密，提升到了新的更高的层次”，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龚学增分析说，这12条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集中表现，其基本精神已经反映在党的十七大的相关文件之中。

从“12条”的内在逻辑看，龚学增认为，其全部内容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从理论到工作方针再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从抽象到具体，内容层层递进，密切关联，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基础层次涉及民族和民族问题规律的基本问题，阐述上更为完整充实。首先，第一次正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的定义，更加符合中华民族国情的状况。其次，强调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以更加具体明确的表述阐明了民族和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第三，明确了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过程发展的二重性特征。第四，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内涵和外延。突出了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五个特征。

龚学增分析说，“12条”的第二个层次，鲜明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强调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辩证地阐明了民族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12条”的第三个层次，则进一步完整地提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强调基本宗旨：维护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祖国的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贯穿一条红线: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强化政治保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是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重申“三个离不开”，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提出民族工作的主题: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要任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民族素质，发展社会事业和先进文化。

“12条”的第四个层次，最后归结为解决好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干部人才的培养。首先，强调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要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其次，突出强调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是一项战略任务，要大力培养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导今后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指南”，龚学增强调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又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还将随着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推进和经验的积累进一步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创新。

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 来源：中华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1-04-21 | 浏览（60）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李 俊 清

建国6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截止2008年底，民族地区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增加到3062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92.5倍。到2008年，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77899亿元，比2000年增长5倍。其他如道路、交通、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制约，民族地区的发展依然相对落后，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9％左右，人均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东部地区人均水平的35％左右，地方财政收支差达二千多亿元。目前，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初步解决了温饱的低收入群体也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约有20个民族390万人贫困程度较深，贫困发生率高达23.9％。五大自治区及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云、贵、青、川四省还有约1.6万个行政村不通公路；新疆、云南、广西、甘肃和内蒙古，还有600多个乡镇不通电，涉及人口160多万；不少地区人畜饮水十分困难，教育、医疗条件还相当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和生态环境脆弱，已成为长期制约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的“瓶颈”。改变民族自治地方的落后状况，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增强民族团结，需要多元力量的推动。但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无疑相当关键。

所谓制度是指一系列约束和激励社会成员行为的规则，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具有非常直接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史也就是制度变迁史。制度变迁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诱致性变迁，即社会群体或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另一种是强制性变迁，是指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强力推进的制度变迁。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一方面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以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但另一方面，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区域间、民族间发展差距，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其实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因此，民族地区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都在试图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创新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方面，却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效果，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本文试结合民族地区政府职能转变与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基于社会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引起或影响制度变迁需求的要素有六项，其中任何一项的存在，都可能导致社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它们分别是：要素与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技术进步、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市场规模、偏好的变化、偶然事件。民族地区在过去多年里，非常注意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把握，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减少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因为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把握不足，或者内部诱致动力缺乏，而暴露了一些问题。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政府所需要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制度变迁直接由社会需求引发，由社会组织完成，其满足社会需求度高且社会代价也相对较小，是较为理想的制度变迁模式。但是，民族地区诱致性制度变迁却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了重大局限并引发了一些问题：

1、技术、市场及其他制度的诱发能力微弱

近年来，学术界在研究总结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时，经常把浙南和苏南两种发展模式加以对比，认为浙南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推动，而苏南则更多地由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而在分析浙南的诱致因素时，认为浙南地区相对较差的自然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善于经商的传统习俗，敢闯荡、敢冒险、不怕苦、讲实效、勤俭节约的价值观等内在的地方文化是当地政府可以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部条件，而1978年之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放松，浙南过去与海外的密切交流带来的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等则是外部因素。内外因素共同激发了社会群体追求利益的强大积极性，而政府因势利导，不断地放松对经济的限制，鼓励新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生成与完善，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民间的经济活力，促成了浙南经济空前繁荣，在短短二十几年里，使得浙江这个既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资源优势的省份，人均收入从全国排名靠后一跃而成为除几个直辖市外最高的省级区域。[1]对于当前民族地区而言，外部诱致性因素与浙江有很多相似之处——国家控制放松，发达国家、发达地方产业要向内地转移。但是，民族地区却存在着内部性诱致因素不足的问题，市场狭小、观念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使整个社会对制度变迁的需求远没有东部沿海地区那样强烈。由于地理的封闭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缺乏参与市场活动、追逐个人利益的激情和能力，许多少数民族群众根本无法接受高风险、快节奏的市场经营方式；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注重当前的生活，重视宗教和传统仪式，而不太在意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积累，在民间很难形成可观的资本力量；由于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对市场信息的了解和利用程度都远低于其他地方，利用市场机制的能力也受到更多的客观条件限制；民族地区的企业管理者与发达地区相比，整体上思想解放程度以及能力和素质方面存在差距。这些内在的不利因素，使得民族地区政府想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来激发本地发展动力的努力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地区政府更多地想通过要素与产品价格因素，利用外部诱致因素，来实现制度变迁，但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2、要素与产品价格引发的诱致因素具有反生态性

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资源、能源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在不断上升。许多落后地方正是利用这一趋势，通过制度变迁参与全球市场，实现了本地经济的高速发展。民族地区在内部诱致因素缺乏的情况下，也积极地利用当前存在的发展差距，以及民族地区富有资源、能源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优势，鼓励本地社会进行制度本迁以参与到全国乃至世界经济大市场中，以实现本地区的快速发展，招商引资、企业改制、大建工业园区都是这种制度变迁的表现。但是，这种基于要素和产品价格长期变动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却给民族地区长期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

首先，外部资本向高能耗、低效益产业集中。据新华社报道，“２００２年下半年以来，国内能源趋紧，高回报低投入的巨大反差，使高耗能产业一时间成为暴利行业，各国投资者蜂拥而至，西部能源富集区成了高耗能工业发展的乐园。在一些招商引资快速膨胀的贫困地区，高耗能工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如今，高耗能产业在我国西部能源产区出现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2]这种高能耗产业集中的现象，在民族地区相当普遍。许多民族地区都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鼓励外来资本开发本地资源，以换取本地经济的快速成长。尽管社会各界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当地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希望能够改变，但是当前这些地方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以替代这种高能耗产业，却非常困难。

其次，外部资本往往投向资源密集型产业，对促进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解决作用甚微。由于外部资本进入民族地区，纯粹本着逐利目的，它们不关心当地的就业和民生问题，尽可能地回避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而政府出于引资和留资的需要，对外来资本的投向引导不力，对其社会责任监管力度不强。这使得很多外来投资往往都投向了追求短期利益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在疯狂地掠夺当地资源，剥削当地本已廉价的劳动力之后，往往形成外来资本获取暴利，政府财政迅速膨胀，经济成长指数高位运行，而民生状况却没有改善甚至降低的奇怪现象。2006年5月15日，《了望新闻周刊》以《富财政穷百姓”现象：“百强县”竟是贫困县》为题，报道了民族地区某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企业、政府、百姓在经济发展中获利极度不均的现象。该报道认为，“由于大企业采用机械化作业方式，因此当地文化程度低的农民根本无法到企业就业。所以从经济上看，资源开发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对当地百姓的脱贫贡献甚微。”[3]实际上，这种由外来大企业参与开发民族自治地方资源，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和财政增长速度都大大提升，但百姓却获利甚微的现象，在民族地区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甚至在西南诸省的旅游产业开发中，对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强，对周边产业辐射面大的旅游企业，也并没有对当地就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更多的情况是政府投了大量的资金修建旅游基础设施，外来资金占据了旅游资源获取暴利，而民众从其中获利甚微。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借助外部诱致因素的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

3、诱致性制度变迁导致经济更加边缘化，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地区自主发展的环境。

由于民族地区诱致性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来自区域之外的企业推动，而民族地区内部诱致因素的成长现在效果还不明显。这种制度变迁造成的发展模式，使得民族地区的经济有边缘化趋势，民族地区自主发展的环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可能出现恶化。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民族地区在国家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经济产出的附加值更多地被其他地方获得。在经济领域，处于产业分工高端的产业，经济产出的附加值往往更高，反之亦然。在当前民族自治地方产业结构中，处于低端的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要业务的产业占据了绝对优势，而科技含量高的深加工产业比例较低。这使得民族地区在产业分工上有沦为其他地方附庸的危险，而这种附庸地位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例如，新疆是我国的棉、毛主产区，但新疆却没有几家有实力的服装设计和生产企业，而只能向东部服装产业基地供应原料，获利较低。但是，东部服装产业基地生产出的服装成品，利润一般要高很多。这种产业分工，不利于民族地区的竞争力提升。第二，民族地区产业单一，导致其在市场价格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价格机制一方面固然有国家政策的影响，但从根源上来说还是因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在市场定价机制中缺乏影响力。而这种价格竞争的劣势，使得民族地区事实上处于被剥削的不利地位。第三，社会自发展能力低下导致各种资源外流，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自发展能力。由于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对民族地区自发展能力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民族地区与其他地方的发展差距在这些年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使得民族地区的人才、资金等对本地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大量外流，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地区本已不佳的发展环境。

二、基于政府自觉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需求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始终存在，但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带来的发展问题也非常严重。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诱致受到局限之后，政府习惯性地就承担起了推动制度变迁的责任，从而使得民族地区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主体日益单一化。而政府要实现制度变迁，只能利用政策、法令等具有强制色彩的工具，这就使得整个民族地区的制度变迁逐渐从诱致性向强制性转变。“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和实现的制度变迁。”[4]民族地区政府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出台了不少法令政策，以实现政府引导下的制度变迁，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但这一过程，仍然会引致许多问题。

1、民族地区政府强制性社会变迁的行为

由于诱致性社会变迁可能带来诸多的不利，因此，民族地区政府在继续通过诱制性制度变迁来吸引外部逐利组织来本地发展的同时，也采取了许多强制性制度变迁手段，刺激本地的内在发展动力，或者限制外来资本的不利影响。主要形式有：

第一，新观念的灌输

民族地区强制性制度变迁首先表现在以政府掌握的舆论资源，在社会中灌输新观念，而这种灌输往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许多民族地区，如果政府试图采取某种新的方式来干预经济，试图在制度方面进行创新，往往会通过各种会议，各种媒体来向社会宣传政府的意图，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在宣传过程中，与新制度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企业家或者社会组织往往会被要求参与有关会议或者学习有关精神。由于政府拥有的强大的资源，所以这种宣传方式对于社会主体而言，具有非常强的压力。这种通过灌输新观念从而为制度变迁创造思想基础的行为，与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中强调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作用较为类似，所不同的是林毅夫强调既有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而政府通过灌输新观念则是以意识形态的创新推动制度变迁的进行。

第二，对企业行为的介入

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的决策应该完全自主，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不应该介入企业的行为。但是，当前民族地区政府介入企业行为的现象不但大量存在，而且介入程度非常深。例如，为了完成政府的经济发展绩效目标，而给企业规定生产增长计划；为了实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而对企业的纳税额提出具体要求；为了培育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而由政府主导实现不同企业之间的联合或者合作；为了使企业能够提升科技含量，政府给企业下达科研指标；为了节约企业经营成本，政府动用公权力帮助企业建立原材料供应渠道或者进行市场推广；为了培育新型的企业经营模式，政府要求企业按照其意图进行经营体制改革。诸如此类的干预行为，在民族地区屡见不鲜。由于民族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往往都是国有或者集体企业，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一般都非常密切，因此即使政府的干预行动严重侵扰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利，企业也很少会进行抵制。

第三，对市场调节机制的替代

市场机制是围绕着价格机制的一系列资源流动机制的总和，具体包括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和供求机制。市场机制要发挥有效的作用必须具备几个重要的条件：价格由市场自发形成、市场主体意志自由、资源流动不受非市场因素控制。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按照政府的意图发展，当前有不少民族地区政府非常频繁地以政府行为代替市场机制，改变市场运行的条件，以控制资源配置，使之服从服务于政府预期目标。这些措施包括：关键产品政府限价甚至定价，如政府对土地、农产品、矿产资源等制定价格，以方便或者限制使用者获取这类资源；设定特别的市场准入标准，使进入特定市场领域的市场主体符合政府要求，从而使特定产业或行业按照政府预期目标发展；以公权力整合资源，廉价供应特定的企业或行业使用，帮助这类企业或行业获得超常的市场优势；以行政命令干扰市场信息，从而改变市场资源流向。

第四，政府承担市场中介角色

当前，有不少民族地区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市场中介的主力，活跃于各种掌握资本的投资人中间游说。在一些民族地区，招商引资被确定为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政府每个部门都被安排了一定的招商任务，而且招商绩效要往往是部门绩效考核最重要的指标，即使该部门的主要业务与经济并没有直接关联；从最高行政首长到基层的部门职员，每年都会被要求去相对发达的地方开展一定时间的招商工作，完成一定额度的招商任务。[5]为了促进本地企业的壮大，政府出面游说本地企业进行合作也是常见现象，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安排企业之间的合作，为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提供服务。政府整合科研机构资源，要求高等院校为企业技术、管理革新和人力资源素质提升提供服务，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也是政府作为市场中介的行为表现。

总的来看，当前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大多数遵循这样的路径：以政府承诺作为社会动员的主要方式，由行政力量推动制度变迁信息的传播，资源分配方式高度体现政府意志，经济发展领域的选择由政府而非市场主导。正是在这样的路径下，政府将新的制度外加于社会，从而释放社会发展的力量。

2、强制性制度变迁带来的问题

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而言，具有必然性。因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必须具体一定的条件，如交易受到的非市场因素阻滞很少，市场信息传播顺畅，产权制度比较完备。然而，“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等假设条件，在处理不发达地区（那里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不完全）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理解历史的演进过程时显得尤其不适当。”[6]在民族地区，市场交易受到的限制来自多个方面，许多限制条件如果依靠市场主体自身去应对，或者无能为力，或者成本过高而无意去应对；市场信息由于相对落后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状态，由于整个社会普遍的教育水平的相对低下等因素，无法顺畅传播；而产权制度不明晰，一直是我国经济领域里的顽疾。这些市场机制中存在的缺陷，以及民族地区后发劣势的现实，使得民族地区如果完全依靠诱致性制度变迁将会导致许多问题，最终影响经济健康发展。而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有可能纠正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不利因素，使经济按照政府理性规划而运行，从而确保经济成长的健康稳定。事实上，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且出现了一大批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这都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

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却也给民族地区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有可能影响到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制度经济学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制度设施和实施的成本、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制度群的集合程度、上层决策者利益、官僚体制运行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操作不当往往会导致制度供给出现不均衡状态，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在民族地区，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已经引发了诸多现实问题：

（1）政府庇护下的企业、产业竞争力具有一定虚假性

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都是直接针对特定企业或特定产业，其主要内容往往都是通过新制度的实行，为这类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便利，使之能够获得超常规的发展。由于政府权力的特殊关照，这些企业或产业相对脱离市场竞争机制来发展自己，提升自己的实力。但是，这种脱离市场竞争机制而获得的实力，是不是真实的市场竞争能力却值得怀疑。

（2）强制性的产业聚集并没有带来经济效益的实际提升

在民族地区政府对经济发展所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中，通过集中土地、公用设施、公共服务等一系列资源整合行动而建立开发区，以政府的力量推动产业聚集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这种由政府强推的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开发区，取得良好效益的却并不多。在民族地区，开发区遍地开花，但许多开发区设立目标不明确，主导产业不清晰，入驻企业数量少、投资额低，土地闲置率高等却使得其事实上开而不发，大量的土地、公用设施、财政投入和金融资产因为这些无效率的开发区的建设而被浪费。

（3）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与政府改革潮流背道而驰

由于民族地区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采取的是对特定企业或行业进行特别照顾的方式来实现，而这种特别的照顾总是伴随着政府对企业行为的介入，对市场机制的替代等，这使得民族地区政府与企业、市场关系的调整进展缓慢。在不少民族地区，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极高，企业事无巨细总是想当然地向政府汇报、寻求政府的帮助；而政府特别是其经济主管部门，也不认为政府参与企业决策，政府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存在什么问题。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等也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实际上大多数行业协会根本就没有脱离政府系统而独立运行，其主管人员来自政府，主要决策依赖于政府意志，日常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在行政命令与市场规则的博弈中，经常是行政命令优先于市场规则。这些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状态，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正相违背。但要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目标，却又无法完全避免。

（4）政府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正

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意味着政府凭借强制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供应具有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优势的社会主体使用，以实现经济的更高效率的发展。而这又必然带来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已经非常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政府不但没有基于确保社会公正的角度去消解，反而因为制度变迁的需要而使之进一步加大。

（5）权力滥用现象难以扼止

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并且对这些资源的分配具有支配性影响的时候，权力寻租现象就会难以扼止。近些年来，民族地区有不少党政干部因为贪污腐败而沦为阶下囚，其中不乏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党政权力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影响太大太直接，使得想要获取资源和利益，但却不愿意付出体制内成本的投机者争相通过非法渠道，以腐蚀掌权者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实际上，贪污腐败现象只是权力滥用的冰山一角，在政府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程中，以非法手段剥夺弱势群体利益，对丧失土地、房产等基础性生活资料的群体补偿不公，以公共利益名义谋取政府自身狭隘利益，以超越宪法公平原则的方式赋予部分人特权等权力滥用现象也时有所见。

（6）路径依赖导致制度僵化

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往往很严重。诺斯在其著作中这样描绘路径依赖的形成：“参加者的主观精神构想会演进成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不仅会使社会的结构理性化，而且还选择了不佳绩效。结果，经济中会演进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7]在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许多方面已经显现出来，如习惯性地移植部分发达地区现成制度和经验，习惯性地依赖行政命令或政府的组织力量推进社会制度改革，习惯性地为本地企业和产业社会责任的规避进行辩护等。而因为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的既得利益者强力影响公共政策和制度设计，使得制度变迁停滞不前，或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方向进行的现象也常有发生。而路径依赖会导致制度变迁事实上失去了变迁的意义，使制度设计对生产力的释放效果变得非常弱，甚至成为束缚生产力的绳索。

三、民族地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优化

1、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制度变迁目标与路径选择

在当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政府对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于通过制度变迁应该实现的目标定位却出现了偏差。有些民族地区政府只是简单地想要通过制度变迁来实现经济的短时期快速增长，从而获得本届政府的政绩，而并没有形成关于制度变迁的战略眼光——即通过制度变迁的推进，提升本地方自我发展的能力，使本地方具有长期发展的动力。正是这种目标定位的偏差，使得许多可能损害本地方长远经济发展能力，但却能获得即时性经济增长表象的制度，居然会成为一些民族地区制度变迁路径的首要选择。

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目标定位，首先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8]。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都必须使其带来的利益能够惠及全体人民，能够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畸形发展，够确保民族地区内部协调可持续发展，而绝不能是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只顾局部而不虑全局的发展。其次，民族地区制度变迁应以提升本地区的发展能力为根本目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只是经济运行的护航者。政府不应该片面地追求当前的经济成长指标，不能为了一时的政绩而改变经济发展的正常轨迹。不能为了谋求政府自身或者个别领导人的狭隘利益，而在制度变迁路径选择与目标设定的重大问题上草率行为。

2、坚持诱致与强制相辅相成的制度变迁方式

在制度变迁的两种主要方式中，由于诱致性变迁是基于社会自发形成的强烈诉求，而强制性变迁则是基于政府所拥有的强制性权力。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不仅成本较低，而且变迁所产生的新的制度体系与社会的融合程度较高，制度效果也会更好。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很多，如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尚未开发的巨大市场等等。而近年来诱致性制度变迁之所以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社会内部对诱致因素的响应不足，而来自外部的响应者则又利用政府引导与控制力度不足的空隙，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搭便车”现象严重所造成的。如果能够采取恰当的方式，激发本地社会力量对本地诱致因素的响应，同时加强对外部响应者的引导与约束，则完全可以将本地的诱致因素充分利用，使制度变迁高效而成本低廉。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与确保本地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良性发展方面取得平衡，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在推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找准诱致因素，有选择性地将存在于本地方的诱致因素的势能发挥出来，通过回应性的政策释放，适当借助外部经济力量，培养本地的竞争力，而非仅仅追求表面的经济成长数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如果诱致因素及其诱致的外部经济力量，有利于本地长远发展能力提升，则这种诱致因素是可用的；如果诱致因素及其诱致的外部经济力量，只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但会损害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则要严格控制。

3、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诱致性制度变迁因素的成长

由于民族地区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社会成员的权利观念、制度观念和风险意识等都还有待培育。因此，仅仅依赖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来实现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能力的提升，其效果并不会很明显。民族地区政府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如强制性的观念灌输、政策法规出台、适当的企业扶持、对市场机制的部分替代等途径，有目的地将一些本地社会中诱致因素较少，但却有利于本地方长远发展的制度在本地强制推行，并以政府持续的政策活动，使相关制度与本地社会文化实现融合。

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相当高的风险，因此政府在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一定要以培育民族地区市场环境的制度和法规为主要内容，引入本地相对缺乏的诸如产权制度、交易体系、竞争机制、权利观念等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制度和观念，为资本市场的形成、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以及市场活力的提升注入能量。此外，强制性制度变迁要特别注意强制的方式，绝不能把强制等同于政府强权，等同于行政动员，等同于事事都由政府包办。否则只能扼杀社会自主发展和自我管理的活力，形成市场主体对政府的无限依赖，总是期待着政府给资源、给服务、给市场、给政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创新动机和竞争活力。要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对制度变迁的广泛参与，增强其对制度变迁的认知和响应能力，使制度变迁的收益增大成本降低。

4、通过发展教育提升制度变迁的动力

在诺斯及其他制度经济学派的视阈中，制度变迁最根本的动力，并不在于经济性的制度供给或者对具体经济问题的解决，而在于一种与经济有关但却无法归入经济领域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那就是教育和社会知识的传播。诺斯等人认为，“知识的积累，教育体制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和技术信息的广泛传播，以及与工商业和政府机构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统计资料储备的增长，减少了与某种安排革新相联系的成本。”[9]拉坦更是认为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是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他在分析了社会科学知识进步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模型之后得出结论说，“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社会科学知识可能会经由现存的制度或通过促进新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而导致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10]

当前民族地区之所以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都会遭遇种种阻力，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整个社会教育发展水平的落后，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知识的整体贫乏。社会对于市场、法治、竞争等市场经济体制中至关重要的观念认识不足，而且缺乏追求利益的足够的技术与能力，这些都导致了民族地区社会既缺乏制度变迁的内在诱致因素，又缺乏响应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意愿，从而使得制度变迁难度相对较大，成本居高不下。而反观国内外制度变迁的成功范例，几乎都在制度变迁的准备阶段或者制度变迁过程中，采取强制措施整合社会资源以优先发展教育，提升社会知识水平。由此可知，教育和社会知识水平对于一个地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目前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相对落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水平不高仍然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11]虽然民族地区政府对此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但是在GDP至上的政绩观引导下，具体的经济类事务仍然在政府事务中占据着绝对优先的位置，对开发区的建设，对招商引资的热衷，对企业的帮扶都远远超出对教育的关注。这种经济优先教育的发展战略，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部分地方的迅速发展，但是对于民族地区社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却是严重的本末倒置。

第四篇：西藏城乡建设50年成就

西藏城乡建设50年成就

西藏城乡建设五十年成就

五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全国各兄弟省市的无私援助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西藏各族人民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西藏城乡建设事业得到了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城镇服务功能大幅提升，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各级城镇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为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物质支撑，有力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进入全面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

一、西藏城乡建设历程

从1951年到2009年的五十余年间，西藏城乡建设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和平解放（1951年）后至民主改革前（1959年）。由于当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大规模建设城镇和改造城镇的条件尚未成熟，国家仅在各城镇投资建设了一部分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随着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以及拉萨至日喀则、江孜、亚东、泽当等公路的建成，在中共西藏工委及各分工委所在地城镇和驻藏部队驻地，进行了小规模的基本建设，修建了一批机关住房、学校、医院、银行、邮电所、贸易公司、交通运输站、气象站、电站、影剧院等基础设施。同时扩建了各条公路沿线的一批原有居民村落，形成了江达镇、扎木镇、八一镇、羊八井镇等一批新兴城镇。

第二阶段是民主改革(1959)后至改革开放前(1978)。民主改革后，经国务院批准，西藏设置7个地（市）72个县。西藏逐步开始了有计划的城镇建设，国家陆续投入巨资，大规模建设与改造拉萨、日喀则、昌都等传统城镇。在“三线”建设时期分别扩建和新建了八

一、扎木两镇，为巩固国防新建了狮泉河镇。其它城镇的市政基础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和居民住宅建设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72个县逐步建立起数百人至数万人规模不等的小城镇。至1981年末，全区已设立1个地级市(拉萨市)和9个建制镇，城镇人口约达18.31万人。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1978)以来至今。西藏与我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经济上实行以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为主，农蓄林副产品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方针，鼓励农牧民进城经营工商业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10多万农牧民和内地的工商户进入西藏各地的城镇经营工商业，全区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为适应新形势下城镇的建设发展，各主要城镇

相继编制了城镇总体规划，颁布了住宅建设、绿化美化、环境卫生、市政管理等方面的法规与政策。80年代后期，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旅游业的迅速崛起带动了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城镇建设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由于在广大农牧区实行了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农牧区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农牧区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聚集，不仅推动了城镇的建设发展与繁荣，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我区城镇化发展的进程。特别是1985年为迎接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央动员全国九省市援助西藏建设43项重点工程，为全区城镇建设创造了一次大的发展机遇，主要城镇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商业服务设施以及文化卫生设施的建设。新修了下水道，铺设了黑色路面或水泥路面，安装了自来水，提高了城镇的给水排水普及率，改造一批城镇旧房和危房，方便了城镇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城镇的数量从1981年的10个增加到1992年的33个，城镇人口从18.31万人增至32.19万人，城镇市政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安排62项重点援助项目，西藏的城镇建设再次得到了巨大发展。在62项工程中，城镇建设项目10项，总投资15亿元左右；与城镇建设息息相关的能源项目17个，邮电、通讯、交通等项目7个，总投资13亿元以上。这些项目的实施，新增水电装机容量37400千瓦，年增发电量2亿千瓦小时，使主要地（市）所在地的电力供应紧张的状况得到了缓解，改善了城镇的道路交通、饮水、通讯和生活条件。

二、西藏城乡建设成就

1、城乡规划编制工作扎实推进、规划宏观调控作用不断增强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和青藏铁路顺利通车，西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城乡建设蓬勃发展，同时，城乡规划滞后于城乡建设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为此，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各兄弟省（市）的无私援助下，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积极整合有限资源，加快了各层级城镇规划的编制（修编）、审批工作。目前,经过全区城镇规划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西藏自治区城镇体系规划》经修改完善，已进入终审报批阶段。全区城镇体系规划根据西藏实际，审时度势，制定了城镇“非均衡”发展战略，架构“梯级发展”设想，构建具备西藏城镇发展特点的三级城镇体系，为全区各城镇协调发展绘制宏伟蓝图；到目前为止，完成了7地（市）所在地城镇、71个县城所在地城镇和部分重点建制镇总体规划的编制（修编）、审批工作，有效地发挥了城镇规划对城镇建设的指导作用，促进了城镇各项事业的有序发展；完成了部分地（市）所在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为提升城镇品位，加大城镇规划实施力度提供了依据，全区县及县以上城镇近期建设规划的组织编制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完成了拉萨市布达拉宫周边的保护规划和八廓街保护规划，指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建设工作有序进

行；完成日喀则市、江孜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送审稿；编制了一批小康示范村规划，推动了村镇建设事业的发展；编制完成《全区风景名胜资源调查报告》和《全区风景名胜区体系规划》，这为推动我区的风景名胜区建设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城镇服务功能大幅提升

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一些以寺庙为中心，依托贵族、农奴主庄园或宗山逐步形成的聚居区，没有起码的城镇设施，没有一寸黑色路面，城镇道路凹凸不平。当时拉萨的建成区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万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在拉萨等地开始修建了一些供电、医疗、文教卫生、道路等公共设施，西藏城镇建设开始起步。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以后，先后形成了三次大的建设高潮，拉萨市等七地市行署所在地城镇先后建成了一批等级路面和现代化供水、排水、道路照明等设施，西藏城镇得到了发展。特别是中央召开第三、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随着中央和全国各兄弟省市对口援藏力度的不断加大，城镇建设投资规模逐年加大，我区城镇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城镇基础设施和城镇功能不断完善，城镇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为西藏城乡建设的加快发展注入了活力，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城镇道路、给排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正日趋完善，城镇功能品位逐步提高，开展城镇绿化、美化工程和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使城镇环境和市容市貌明显改善。

目前，西藏全区共有设市城市2个、县城71个和140个建制镇，城镇人口约100.82万人，城镇现状建成区面积达195.22平方公里，城镇规划区面积达532.33平方公里。城镇道路总长495公里，建成区绿化率已达23%，配建了一定数量的各类停车场、广场、街心花园，完善了城镇功能。七地（市）所在地城镇基本形成了“主干道――次干道――支路”三级道路系统；大量城镇形成了依托区域性主要交通干线发展的道路骨架、县城所在地城镇基本建成了包括1―2条城镇主要道路的路网结构，一些县城还完善了部分支路，各级城镇道路骨架基本形成；各级城镇普遍结束了没有供水、排水设施，居民饮用水全靠打土井提水或到河溪中背水的历史，全区建成自来水厂77座，供水管道1337.28公里，日综合供水能力达到40多万立方米，全年供水总量达11718.9万立方米，城镇供水人口为62.5万人，城镇供水普及率达到61.99%；基本完善了地（市）所在地城镇排水系统，部分县城建成了排水干管，全区城镇排水管道长395.26千米，基本解决了建成区排水问题；全区共有各类液化气加气站100家（含LPG汽车加气站），城镇液化气年用量1.1万立方米，城镇燃气普及率达80%。燃气和太阳灶在许多城镇得到广泛普及，结束了长期依赖牛粪、柴火和煤油炉的时代，极大的改善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部分地市的垃圾填埋场已建成使用。目前，拉萨市的供气、供暖项目规划设计已全面启动，现已完成供气、供暖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工作，争取年底开工建设，力争两年内实现供气目标。全区共有环卫从业人员3606名，环卫专用车辆244台，清扫保洁

道路面积863.25万平方米，全年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82.47万吨，公厕492座；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场28座，年生活垃圾处理量为36.95万吨。随着环卫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不断加强，我区已逐步建立起稳定、完善的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处理工作机制。

西藏完成了拉萨贡嘎机场改扩建工程、西藏大学改扩建工程、拉萨金珠西路、当热路改扩建、火车站及配套设施、拉萨柳梧大桥、林芝机场以及布达拉宫广场、宗角禄康公园、扎什伦布寺广场周边环境综合整治等一大批标志性建设工程。并结合藏民族的风格特点，建成了一批反映高原风光、民族风格的雕塑，极大地丰富了城镇景观。拉萨市和各地区所在地城镇道路纵横有序，一批批博物馆、枢纽大楼、高楼大厦、会展中心、公园广场等地标性建筑拔地而起，城镇市容环境面貌大为改观，面向城镇居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城镇服务功能大幅提升,城镇面貌日新月异。

西藏对城镇建设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日益重视，历史文化名胜保护成效明显。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市和一些县及贡嘎机场周边等重要城镇开展了原有建筑的民族特色改造，成为城镇的一个“亮点”。2001年昌都镇昌庆街改造工程、2004年日喀则后藏风情步行街、2006年林芝八一镇生态与绿化建设项目均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与此同时，国家还先后投入巨资对大昭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一大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修缮，八廓街、布达拉宫广场、扎什伦布寺广场周围环境整治和旧城区改造取得显著成效。

在城镇建设管理方面，全区现有城镇管理执法人员517人。目前除拉萨市成立专门机构（拉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外，其他一些城镇由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管理，很多设立了城镇管理综合执法队进行管理。城镇管理工作在体制机制建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不小的成就，建设行为有据可查、违法行为有法可依、市政功能有效发挥、城乡建设井井有条。

农牧民安居工程积极推进、农牧民住居条件日趋改善

西藏和平解放前，房屋和土地等生产资料都由“三大领主”控制，广大农牧民没有自己的住房，居住条件很差。自治区成立后，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居民住房建设，特别是近年来，我区采取积极灵活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集体、个人的积极性，加大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十一五”时期，西藏通过农房改造工程、游牧民定居工程、扶贫建设工程、地方病重病区群众搬迁工程、边境县乡“兴边富民”工程，力争经5年的努力完成近22万户农牧民的安居工程建设任务，使西藏80％的农牧民住进安全、适用的新房。到2008年底，西藏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累计完成17.23万户，占总计划的78.37%，政府投入资金超过

80亿元，60万农牧民搬入新居，农牧区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21.7平方米。在继续推进安居工程建设工作的同时，严格按照规划及相关预定方案，加强农牧区公共组织活动场所配套工程建设，逐步完善水、电、路、通讯、广播电视、邮政、沼气等设施，防止形成单一的住居孤岛。同时，按照“五改”（改水、改厕、改路、改圈、改沟）和“三化”（绿化、美化、净化）的标准有序推进农牧区村庄综合治理工程。如今，西藏人民在党的带领下，从自身实际出发，以饱满的热情和十足的干劲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目标坚实迈进。

4、风景名胜区建设工作卓有成效、全区风景名胜区体系架构逐步建立

为了响应区党委、政府“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的号召，将我区的风景名胜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切实为发展我区的旅游事业服好务，我区加快了风景名胜区建设工作的步伐。继1988年成立雅砻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后，我区在经过充分考察和论证的基础上，组织编制了《西藏自治区风景名胜区体系规划》，并于2008年组织了“念青唐古拉山-纳木措”、“唐古拉山-怒江源”、“土林-古格”三景区申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工作。目前，前期的申报、评审、完善工作已经完成，进入了最后的国务院批准设立阶段。同时，为大力挖掘我区的风景名胜资源优势、使我区的风景名胜区建设管理工作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起草完成了《西藏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审查办法》等相关配套规章，经修订完善，已报自治区政府审议。这为今后我区风景名胜区的申报、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步入正常的法制化轨道铺平了道路。

三、西藏城乡建设展望

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我区城乡建设事业，有利于实现国家西部大开发目标、稳定我区生态环境、增强西藏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协调中心功能、巩固国防、树立国家对外交往门户形象、完善西部经济市场节点、促进区内特色产业发展、提升西藏城镇服务功能水平，在推动全区跨越式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有其积极而深刻的意义。

我区将依托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新时期中央西藏工作会议精神、依据中央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政策，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我区城乡建设跨越式发展步伐，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方式方法统筹产业化、城镇化发展，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城镇化道路，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统筹城乡建设发展，增强农牧区经济活力和公共服务能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和增加农牧民收入、调整农牧区产业结构，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统一规划、科学布局，树立“非均衡”发展观，突出重点，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紧紧抓住中央关心和全国对口援助的有利时机，将城镇建设纳入经济总体发展战略中，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城镇建设，建设一批经济繁荣、互补性强、特色鲜明的小城镇，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

我区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搞好城镇布局、城镇规划，完善城市功能，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以拉萨为中心，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城乡纽带，镇为基础的多元城镇体系。同时，也要符合西藏实际，在城镇化进程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坚持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道路，不贪大求洋、不急功近利，走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所以，我区的城镇化发展一定要处理好规划与建设、建设与管理、共性与特色、现代与传统、开发与保护几对关系，注重度的把握，任何一方的偏颇都可能造成整个城乡建设工作的失衡。

我们要抓住当前发展的有利时机，借助自身的发展优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大力推动我区的城镇化进程。坚持以促进经济增长、孵化城镇特色产业和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积极探索符合西藏特点的城镇化道路，以加强城乡规划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民房改造和大力发展住宅与房地产业为重点，大力推进我区的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为推动我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

第一页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己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而制定的针对西藏工作的行动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政策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相关部门颁布并实施的针对西藏工作的行动准则，属于国家政策。

第二页

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其实就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政策。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

1949年以来，一方面，中共主持召开了一系列西藏工作会议，作出过很多指示，颁布了许多政策文件，从中阐述了中共的西藏政策；另一方面，也有国务院、全国人大等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文件，阐明了国家的西藏政策。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鉴于两种政策的区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加大了完善国家西藏政策的力度，反映出一种既靠政策又靠法律来进行管理的思路。为方便计，本节课程所指之共产党的西藏政策即同时包含党和国家的西藏政策，并未对两者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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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西藏工作政策是党在实现各个历史时期西藏工作奋斗纲领的具体实践方法，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历史阶段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方法或措施，是党的西藏工作的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落实措施，是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在西藏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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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至今，中共领导的西藏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九个阶段。四个时期：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改革开放

九个阶段：实现和平解放、执行协议、平叛改革、成立自治区、稳定发展、文化大革命、拨乱方正、“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新世纪伊始

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不同，各个阶段的基本目标也不尽相同，故而党中央制定政策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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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时期

1、实现和平解放。从“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到提出和平解放方针，争取和谈，先礼后兵，昌都战役胜利，兵后又礼，促使**亲政后派出和谈代表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

2、排除干扰执行协议。

1951年至1959年（“前八年”），与伪“人民会议”斗争。1954年，争取****同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1956年，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中央同意****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中央确定“六年不改方针”；中共西藏工委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进藏干部统战上层发动群众。第六页

民主改革时期

1、平叛改革。1959年-1965年的“后八年”。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发动全面叛乱，解放军迅速平叛，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实行民主改革。

2、成立自治区。1965年9月，西藏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西藏自治区，选举 产生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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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

1966年-1976年，西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1、实行“稳定发展”方针。

1961年民主改革完成后，西藏建立了劳动人民个体所有制。实行“稳定发展”方针，即稳定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发展农牧民个体经济，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史称“第一个黄金时期”。

2、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

1970年12月，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原则上同意西藏实现人民公社化。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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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时期

1、拨乱反正。

1978年底，西藏和全国一起，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西藏实现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

1983年3月，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当时和今后长时间内，西藏全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地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

1984年2月至3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要求一定要按照西藏的特殊条件，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一定要尊重和继承西藏文化固有的优良传统，发展藏族的语言、文学、史学、艺术、医学等，建设具有西藏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定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特别要团结上层代表人物，同他们开诚布公、真诚合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西藏发生了多起旨在分裂国家的骚乱事件，党和政府采取了包括戒严在内的各项措施，迅速平息了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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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

198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西藏工作。指出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两件大事。保证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西藏第一位的政治任务。这是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一个转折点”，西藏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

1990年7月，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两件大事，确保全区社会的长治久安，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确保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即“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

1994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依靠藏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会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成为西藏工作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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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今后5到1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西藏加快发展、维护稳定的重要时期。明确中央对加强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会后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世纪初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成为西藏工作的“有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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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三个坚持”的重要思想，指出在西藏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005年9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西藏工作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了21世纪初西藏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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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宏观全局上看，党在西藏完成民主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1、统一。从实现和平解放、平息叛乱和骚乱，实现基本稳定到走向长治久安，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2、改革。从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长期不变”、经济体制改革，到构建和谐社会，把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改变为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3、发展。从稳定发展、加快发展到提出跨越式发展，实现科学发展，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三个方面涵盖可西藏工作政策的主要内容，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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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反对分裂 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西藏社会政治发展的一根主线。这一主线始终贯穿于党的西藏工作始终，成为党制定西藏工作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同志指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2001年6月，江泽民同志强调，西藏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事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祖国统一和安全，也事关我们的国家形象和国际斗争。全党必须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增强政治意识、忧患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深刻认识做好西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在和平解放西藏中，鉴于当时国际的冷战氛围，美帝及印度的插手，西藏民族宗教因素突出等原因，毛泽东同志及时做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判断，相继明确了“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和平解放、暂维现状”、“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通过采用“多路向心用兵”、“以打促谈”、“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生产与筑路并重”等，成功地解决了西藏的问题。

中央与西藏地方签订的“十七条协议”驱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平解放了西藏。

在执行和维护协议的八年里，中央明确了“以争取**集团为首要任务，同时坚定地团结**集团”，“以上层统战工作为主，兼做影响群众工作’，”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慎重稳进”，“六年不改”等政策方针，稳定了西藏的局势，取得了反分裂斗争的胜利。

在1959年平息叛乱时，中央实行了“民主改革两步走”、“边平叛边改革”、“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先中心后一般，先边沿后腹心，先公路后偏远，先农区后牧区”，“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结合”、“不杀、不关、不判、不斗”，“平叛生产两不误”，“镇反准、稳、狠”，“对未叛领主及其代理人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团结为主，说理斗争，保护过关，区别对待”、“三反双减”、“三反两利”、“三反三算”、“不划富农”、“三同一交”等政策和策略，确保了平叛的顺利进行。

稳定发展时期：实行了“停止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防左、防急、要稳”、“稳定发展个体所有制”、“三教”、“四清”等。西藏自治区成立时期：“从‘三面四方’的政权形式到统一的西藏自治区” 文革时期：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三支两军”、“清队整党”、“批清”、“一打三反”、“社会主义改造”等。

1989年在平息拉萨骚乱时，采取了政治思想工作与法律手段相结合，基层组织作用与上层人士呼吁相结合，分类处理的方式，果断平息了骚乱。

20c90s以来，在“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西藏工作指导思想指引下，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主动治理，强基固本”、“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对**集团斗争的方针，在西藏全区深入开展了揭批**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的活动，挫败了十四世**非法认定十世**转世灵童的政治图谋，圆满完成十世**转世。接着，在西藏自治区深入开展了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开展了马克思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和“三个离不开”思想教育，坚持接触商谈“一放弃、两承认”的原则和政策，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不动摇，根据**集团图谋“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顽固立场没有改变，但其策略和手法在不断调整，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所谓“西藏问题”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我们同**集团及支持他们的国际敌对势力的斗争仍然处于尖锐复杂的时期”的基本判断，加强了与国际敌对的斗争，加强统战工作，加强民族宗教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一步深入开展寺庙安国主义教育，加强对西藏及其他地区藏区寺庙和僧尼管理，加强涉藏外交、外宣工作，保持了西藏及其他藏区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改革——实行民主改革、社会变革，深化和推进体制改革

党中央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这一点上是坚定不移的，这不仅体现在1949年1月2日毛泽东关于要将西藏改变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的指示中，体现在《共同纲领》中，也直接写入了“十七条协议”中。“十七条协议”第三条规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在改革的方式和进度上，中央有策略上的考虑。从一开始就做出了一些让步。如“十七条协议”第四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第五条：“**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第十一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为了是民主改革在西藏和平进行，党和人民解放军等了8年，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影响群众、培养当地干部工作，为民主改革做了大量前期准备。甚至在1956年认识到改革条件不具备时，及时采取了大收缩政策，做出“六年不改”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