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杀人罪成功辩护为故意伤害罪的典型案例

第一篇：故意杀人罪成功辩护为故意伤害罪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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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故意伤害罪量刑、案例

故意伤害罪量刑、案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4条之规定，故意伤害罪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对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对故意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所说的“重伤”，依照刑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的；

（2）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机能的；（3）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其中“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主要是指上述几种重伤之外的在受伤当时危及生命或者在损伤过程中能够引起威胁生命的并发症，以及其他严重影响人体健康的损伤，主要包括颅脑损伤、颈 部损伤、胸部损伤、腹部损伤、骨盆部损伤、脊柱和脊髓损伤以及烧伤、烫伤、冻伤、电击损伤、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致伤因素引起的损伤等。1990年3月29日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了《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鉴定重伤主要依据该《人体重伤鉴定标准》进行。温州故意伤害罪律师

3．对故意伤害他人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里所说的“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出 于损害他人健康的故意而伤害他人，但由于被害人受到伤害后得不到及时或者有效的救治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特别残忍手段”，是指故意造成他人严重残疾而采用毁容、挖人眼睛、砍掉人双脚等特别残忍的手段伤害他人的行为。温州故意伤害罪律师

一、故意伤害罪案情摘要

2010年10月30日下午，被告人苟某某和同班同学李某某、赵某某等人不满李某(某中学学生、本案被害人)到新二中找班上的女同学向某某耍，双方扬言打架，李某便召集了陈某、李某、陈某某等人在校门口等候。16时许，苟某某、李某某、赵某某等人放学后，李某、陈某与苟某某、李某某在新二中校门外发生抓打，被学校保安驱散。被告人苟某某、李某某等人不服气，想找人打回来。被告人苟某某遂打电话给被告人彭某、颜某，称自己被人打了，叫喊些人去帮其打架。在某桥见面后，苟某某又要让二人找些人打架。二人同意后，被告人彭某又邀约被告人刘某某、赵某。赵某又叫上了与其同路的闫某某、李某某、张某某等社会闲散人员帮忙打架。被告人某某、赵某、彭某、颜某、刘某某等人乘车到新二中、某广场等地找人、后苟某某得知李某在学校，便叫赵某、彭某、颜某、刘某某等人赶往学校。先赶到学校前校门对面人行道上的李某某与赵某某、其兄李某某、杜某某等人正在与李某和同学张某协商时，苟某某与赵某、彭某、颜某、刘某某等十余人赶到，苟某某首先上前对李某踢了一脚，赵某、彭某、颜某、刘某等人便涌上去对李某实施殴打，被害人李某跑向该县中心广场方向，苟某某、赵某、彭某、颜某等人对其追打，几次追撵后，在殴打中，赵某持

刀将李某左背部捅伤。经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李某损伤程度为重伤。2011年11月7日，被告人苟某某主动到该县公安局投案自首。2010年12月14日彭某被因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公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温州故意伤害罪律师

二、故意伤害罪律师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关于公诉机关所指控的本案犯罪事实和出示的证据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在起诉时对本案定性、罪名确定错误。

根案的犯罪事实和本案的证据，辩护人认为本案性质应当属于扰乱社会秩序，应当是涉嫌聚众斗殴罪，而不是起诉时所指控的涉嫌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为：

1、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

2、犯罪主体，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主体是己满14周岁，具有辨认控制能力的自然人;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主体则必须已满16周岁，并具有辨认控制能力。

3、主观方面须故意。

4、犯罪客体，是侵害了他人身体健康不受侵害这个法益。从上述故意伤害罪犯罪构成要件我们可以得知，故意伤害要成立，最起码的条件是对他人损伤程度达到轻伤。

本案在赵某实施过限行为前，他们就是前去打架、报复对方，并没有刑法所要求程度伤害被害人的故意;彭某他们当时的行为是不可能给被害人造成轻伤，即使他们对其行为持放任态度，除了刀伤致重伤外也并未有非因刀伤致轻伤级别的鉴定结论，那么对构不上轻伤的伤害行为不宜作为犯罪行为处理。概言之，彭某他们在赵某用刀捅伤被害人之前的行为是不构成故意伤害罪的。

在斗殴过程中，赵某虽然用刀捅伤了被害人，但这已经超出了几被告人前去斗殴、报复被害人的共同故意，因此本案应属于部份共同犯罪，对被害人被刀捅伤前的行为应按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超出共同故意赵某单独事实的伤害行为产生的责任应当由赵某自行承担。打过比方，甲为实施盗窃，邀乙为其把风，乙在门口把风，甲入室盗窃时被主人发现，便持刀威胁，施加暴力抢走财物。乙只能在盗窃犯罪与甲成立共同犯罪，而不能说乙是与甲共同抢劫犯罪。所谓共同犯罪中同案犯部分行为全部责任那是在他们具有共同故意目的前提下，甲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甲乙共同盗窃的故意，所以乙构成盗窃共犯。彭某在该案就与乙一致，对赵某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对彭某应当以聚众斗殴罪追究刑事责任。

聚众斗殴罪，是指基于私仇宿怨、争霸一方或者其他藐视法纪的动机，聚集多人成帮结伙地相互攻击对方身体的行为。成立聚众斗殴罪虽然需要多人参与，但不要求斗殴的双方都必须三人以上。例如，一方一人、另一方三人以上进行斗殴的，仍然成立本罪。成立聚众斗殴虽然要求有首要分子，但不要求双方都有组织、策划、指挥者，斗殴一方的首要分子约定对方人员斗殴的，也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斗殴不等同于重伤或杀人。根据刑法的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即刑法第292条第2款属于法律拟制，斗殴者致人重伤、死亡时，即使没有伤害、杀人故意，也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另外，所谓致人重伤、死亡，也不限于致斗殴的对方成员重伤、死亡，斗殴行为导致本方成员重伤、死亡的，也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但是，鉴于聚众斗殴的特殊性，根据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只应对直接造成死亡的斗殴者和首要分子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对其他参与者不宜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在不能查明死亡原因的情况下，也不宜将所有的斗殴者均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仅应对首要分子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如果不作上述限制，那么，在一人死亡的情况下，斗殴双方的所有参加者都成立故意杀人罪，这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

因此，本案的发生，是被告人苟某某组织、邀请、发起的，造成被害人李某重伤系赵某所为，他们的行为性质完全符合聚众斗殴罪的性质，那么对苟某某、赵某应当依照《刑法》第234条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彭某、颜某、刘某某应依照《刑法》第292条以聚众斗殴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温州故意伤害罪律师

至于对彭某、颜某、刘某某聚众斗殴适用刑度的问题。辩护人认为，根据法庭调查和辩护人的询问，几被告人聚众斗殴次数不够多次、人数为达到10人以上、斗殴时间短促、围观群众较少、亦未影响交通秩序和持械斗殴情节。因此辩护人认为法院应依照“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个刑度对彭某考虑量刑。

综上所述，本案应当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罪性质，对不属于首要分子、重伤行为直接实施者应当以聚众斗殴罪追究刑事责任，即对彭某、颜某、刘某应当按照《刑法》第292条“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苟某某、赵某应当按照《刑法》第292条第2款“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关于彭泽在本案中的量刑情节问题

法定情节方面

1、彭某犯罪时系未成年人，根据《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规定，彭某符合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规定。

2、彭某当属于从犯。通过法庭调查和被告人的供述及本案证据已经充分证实，彭某是参与了实施斗殴的行为，其在共同犯罪中仅起到撑场子的辅助作用，其行为表现也非常轻微，打了被害人几耳光;组织斗殴的的、发起斗殴的均系苟某某。因此，公诉机关以其作为主犯指控追究其刑事责任属错误。温州故意伤害罪律师

3、彭某初犯。不应当因为受到劳教行政处罚就影响其初犯的成立。初犯是相对于累犯而言，《刑法》第65条就一般累犯是这样规定的“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故意伤害罪酌定情节方面

1、归案后彭某实供述了自己罪行，认罪态度较好;

2、被羁押期间表现较好;

3、积极悔过，积极主张赔偿被害人损失;

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方面

彭某与聚众斗殴的行为给被害人及社会秩序造成的危害较小，其主观恶性也是比较小的;由于其年少无知，对事物认识缺乏正确引导产生过激行为导致深陷囹圄，对此已是后悔莫及，通过教训，其人身危险性也是非常低。温州故意伤害罪律师

综上所述，彭某人应当是涉嫌聚众斗殴罪;彭某该次犯罪中应当属于从犯，而非主犯;同时彭某未成年人，又具有上述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辩护人请求法院依照《刑法》第292条“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9条、《未成年人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和其它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及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作出有利于彭某矫正改过自新的判决。辩护人请求对彭某用缓刑，这更有利于其改过自新和将来适应社会。

三、法院审理结果

法院审理判决：被告人彭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第三篇：未成年人故意伤害罪案例

几根芦笋苗，几句口角，本来并不相识的××某与××的命运全部改变了，一个当场死亡，一个锒铛入狱。而这一切，都缘于××某不冷静的一拳—— 日前，××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伤人致死的××某有期徒刑５年。

事情发生在４月２６日中午。××镇××村的××婆媳俩准备去××*村段捞螺蛳，他们的邻居××某及其女友因无事，也跟着一

起去玩。××*他们捞了没几网，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某与女友一边喝饮料，一边在河边玩，××村高家埭村民××路过此地，认为××某和女友踩断了其自留地的芦笋，喝令××某到路上来。××某称根本没碰到芦笋。口角顿起。××某抬手一拳，５７岁的××应声而倒，口吐白沫。附近的村民闻讯赶来，发现××脸色苍白，右眼睁，左眼闭，有人立即去村卫生室叫来村医。医生为××注射了肾上腺素，做了人工呼吸，但××仍没有任何反应。××某知道自己闯祸了，自己拨通“１１０”，说自己因为小事伤了人。

××派出所所长××*带领民警迅速赶至现场，发现××已经死亡。公安民警立即着手调查，并将××某带回派出所审查。××某系独生子，去年７月高中毕业，平时表现较好，但脾气倔犟，容易冲动。法医鉴定结果很快出来：被害人××部分细小动脉硬化，血管脆性增加，在外力作用下易发生破裂。××某一拳击在××头部左侧时，××的硬化血管遇到钝性暴力作用，导致××脑干出血死亡。

４月２７日，××市公安局对××某刑事拘留，并对这起一拳致人死亡案进行周密的调查取证。半年后，××市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对××某进行宣判。该院副院长说，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结合本案来看，被告人××某当时因为几句口角而动手伤人，他的行为有伤人故意，不具有杀人故意，因此法院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对于本案的量刑，法院考虑到几个方面的因素，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因为本案中被告人××某犯罪时未满１８周岁，法定从轻，二是被告人犯罪后投案自首，三是被告人犯罪后能积极赔偿所造成的损失。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本案的被害人身体有严重疾病，这个问题虽然不影响本案的定性，但法院在量刑时必须予以考虑。

案件审判结束，受害者××已然长眠地下，但它给未成年人及家长的教训却是沉重而深刻的。××市法院副院长说，本案是因一件琐事而引发的案件，××某是未成年人，在家里是独生子女，脾气任性，易冲动，为了几根芦笋，即对人拔拳相向，因此而自尝苦果。现在的未成年人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是“小皇帝”，父母对其往往比较娇惯、宠爱，长期以往养成了任性、不肯吃亏的个性。另外，对每一个公民而言，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遇事要冷静处置，要提高自己的法制观念，用法律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千万不可莽撞行事，不能因逞一时之快而酿成千古之恨。

第四篇：故意杀人罪研究

故意杀人罪研究（上）

王作富

杀人罪是一个古老的罪名，早在大禹时代，就有“昏、墨、贼、杀”之规定。“贼”，即杀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杀人者处死刑的规定。“贼”，即杀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杀人者处死刑的规定。汉高祖刘邦进咸阳，向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低罪”，是首次把杀人罪的罪名在法律上加以规定。这一罪名延续至今，仍成为一种严重的罪行。

生命权利，是人的最重要的人身权利。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故意杀人成为最严重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并处以最重的刑罚。瑞士刑法典为突出显示其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极大关注与保护，其分则中的第一条就规定杀人罪。我国刑法虽然与瑞士刑法的体系不同，但我国刑法将故意杀人罪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的第一位，以及司法机关一贯对此罪采取严厉惩罚的政策，充分地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公民生命权利的有力保护。

故意杀人罪，是一种性质十分严重的犯罪，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于此罪的认定与处理有不少复杂而又有争论的问题，值得研究。我在这里只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杀人罪的客体与对象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是刑法学上的通说。其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自然，其杀害的对象只能是有生命的人，除个别国家（如印度）规定，自杀未遂的，要负刑事责任以外，多数国家未规定自杀罪。

既然杀人罪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那末，以什么为标志来确定被害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呢？这个问题，由于涉及在刑法上具有不同性质与地位的杀人与堕胎的界限，变得相当复杂，在各国法律上和理论上，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按一般观点，杀人与堕胎的区别，在于对象不同，前者是人，后者是胎儿。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严格区分二者的界限，是相当困难的。有的学者认为，胎儿也是有生命的“人”，叫做“成长中之胚胎生命”，有的说，胎儿是指“从受胎成长为刑法上的（自然）人期间的生命体”[1]1989年10月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刑法学协会第14届大会通过的《关于刑法与现代生物医学技术问题的决议》指出：“原则上应该从精卵结合之时起便对人的生命进行保护，不论这早期的胎儿应该称为“人”还是一个享有基本权利的‘存在物’„„”有的日本学者根据日本民法的规定指出：“民法上，人意味着权利的能力的主体，如果还有必要的话，也可把胎儿看作人”[2]但是，把民法观点用来确定刑法上作为杀人罪对象的“人”的标准，显然是不可能的。

以上说明，用被害对象是否为“生命体”，或者是否为“人”来区分刑法上所说的“自然人”及“胎儿”，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不区分二者界限，也就无法区分杀人与堕胎的界限。因为，有些国家刑法上规定有堕胎罪（如瑞士、西班牙、印度、日本、泰国等），有些国家则不禁止堕胎。分不清杀人与堕胎的界限，必然导致混淆罪与罪，甚至罪与非罪的界限。一般说，堕胎是指在胎儿自然分娩之前，用人工的方法中断妊娠，使胎儿排出母体之外。但是，分娩是个过程，在刑法上应当以什么时间或状态，作为区分堕胎对象为杀人对象的标志呢？在刑法学发展史上，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主张，主要有：（1）阵痛说。认为有规则的阵痛，是分娩的开始，意味着胎儿与胎盘开始分离，此时胎儿已成为人，此为德国、法国之通说。（2）一部露出说。认为从胎儿躯体的一部分露出母体之时，就成为人了。（3）全部露出说。认为只有胎儿已全部露出母体之外，才成为人。（4）独立呼吸说。认为只有胎儿已全部并且能够独立呼吸之时才成为人。以上各说相争，终未取得一致理解。我国刑法理论一般主张，刑法上所说作为杀人罪对象的人的生命，是指人在出生的后能够独立呼吸的状态。[3]也有的说人的生命，始于出生，终于死亡。[4]还有的主张，胎儿出生以后，是否具有生命，由助产师和产科医生加以鉴定，就能够确定其为有生命的婴儿或者为无生命的死胎，不需要以什么独立呼吸说或其他什么学说作为确定是否具有生命。[5]我认为，从司法实践中看，采用独立呼吸说，一般是比较适当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也会遇到较难处理的问题。比如，在自然分娩过程中，胎儿头部刚一露出，助产医生立即采取一种手段，给其造成伤害，或者致其死亡，显然不属于堕胎行为，如不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处理，按什么罪处理呢？看来，若要坚持上述观点，对于这种特殊案件，在必要时只能采用类推的方法，比照上述二罪的规定处理，是否适当，还可进一步研究。

人死后的尸体，不成为杀人罪的对象，除杀人者由于认识错误，误将尸体当活人进行杀害，可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以外，故意毁坏他人尸体，我国刑法未规定独立的犯罪。因此，确定人死亡的标准，对于认定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同样十分重要。数千年来，各国传统的观点，是以心脏停止跳动、自然呼吸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准。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上解释：“血液循环全部停止以及由此导致的呼吸脉博停止”[6]即为死亡。我国的《辞海》也采取此标准作解释。但是，自从1967年首次心脏移植成功，以及心肺机的问世，对上述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证明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并不能证明人的整个肌体已经死亡。因此，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又提出了“脑死亡”的概念，认为人脑受到不可逆转的损伤，先于心跳停止和呼吸停止而引起的死亡，就是真正的死亡。

[7]按照这个标准，只要经诊断为脑已死亡，即使其心脏依靠人工方法尚维持跳动，就应宣告该人已死亡。但是，这种标准，目前还未能得到多数国家所承认。有些学者指出，对于心脏尚在跳动的人宣布为死人，则取出其心脏乱移植给别人，也不算杀人，不符合伦理观点。我国目前仍采用传统的死亡标准，但是，有些学者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制定法律，采用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这样以来，医生就可以对那些“植物人”，即对外界和自身毫无感觉、意识，没有自主运动的人，宣布其为死亡的人，放弃对其抢救和医疗。

二、间接故意杀人的认定和处理

故意杀人根据行为人对死亡的态度的不同，区分为直接故意杀人和间接故意杀人，前者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死亡结果发生。后者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在一般情况下，前者不难认定，而后者则复杂得多。

（一）间接故意杀人的特点及具体表现

从司法实践中看，间接故意杀人与直接故意杀人不仅对待死亡结果的态度不同，而且犯罪的发生和实施的情况也有不同；第一，直接故意杀人，是以杀死他人为目的，因此，为达此目的，行为人一般都会在事先积极进行物质上或其他必

要的准备活动，因而一般具有预谋性的特点；而间接故意杀人，并不抱有致他人于死地的目的，不可能为杀死他人而有意识地进行事先准备活动，因而犯罪之实施一般表现为突发性；第二，直接故意杀人，以杀死他人为目的，行为人的全部意志都集中在如何致他人于死地，表现出其强烈的反社会心理，对社会具有更大的主观与客观的危险性，因此，不论是否将他人杀死，都应给以刑罚处罚。而间接故意杀人，由于并无杀人的目的，只有已经致他人死亡情况下才能成立，因此，不能对未造成死亡的按间接故意杀人未遂处罚。第三，直接故意杀人，既然抱有杀死他人的目的，在作案时一般表现为行为的连续性和无节制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间接故意杀人，并不追求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面对死亡的危险，其行为一般不具有上述特性。

从司法实践上看，间接故意杀人一般发生以下几种场合：

1．行为人意图伤害他人，在动手时意识到有可能造成成死亡，虽不追求，但也不设法避免死亡，而是听之任之，放任死亡之发生，结果造成了死亡，构成间接故意杀人。例如，王×的妹妹与男青年李×恋爱，后李与其妹断绝了恋爱关系，王×忿然，于是约了朋友孙×，说去教训李一顿。二人见到李后，先是争吵，继而双方撕打起来，王乘李不备掏出随身带的匕首朝李胸部猛刺一刀，转身逃跑。次日，王得知李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案情表明，王为泄私愤，抱有伤害李的目的，但是，在撕打中，他用匕首猛刺李胸部，虽说这种动作并非在任何情况都不可避免地造成死亡，但论其危险性已超过一般伤害行为的程度，王对可能造成死亡不可能是不知道的，但他对此既未采取非置李于死地不可的态度，也未阻止死亡的发生，而是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因此，应认定其构成间接故意杀人。

2．行为人意图毁坏他人财物，或造成其他损害，但同时放任了死亡的发生。例如，某单位会计贪污巨款后，为湮灭罪迹，深夜对其会计室纵火，他明知室内有人在睡觉，可能跑不出来被烧死在里边，仍不设法避免，结果该人被烧死了。这种案件属于一行为触犯二罪名，但只能按一重罪处理。单就对死亡的态度而言，应视为间接故意杀人。

3．行为人没有违法犯罪的目的，但在行为时放任死亡的发生。例如，张×奉命持枪去消灭疯犬。他眼见一疯犬跑到距离一小孩很近的地方，此时开枪有可能打死小孩，但他为了邀功却不管不顾，连发数枪，其中一枪击中小孩，当场死亡。张×无杀人之目的，但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使小孩死亡采取放任态度，构成间接故意杀人。

4．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有发生死亡或伤害的危险，虽然，其中任何一种结果出现都不是他的目的，但他又不积极防止其任何一种结果发生。例如，钱×驾驶卡车去山上盗伐林木，在返回途中被检查站工作人员人员周×拦住，要其将木材卸下。钱×不听，将车启动，欲强行开走。周×遂登上驾驶室旁的踏板，命令其停车，钱为将周甩到车下，时而加速前冲踩刹车，时而使车走蛇行路线，让车身连续左右猛列摇摆，终将周甩到马路上，因头部着地，造成颅脑损伤，抢救无效死亡，案情表明，钱×目的只是赶快开车逃跑，逃避孕药制裁，并无伤害或杀害周×的目的，但是，他采取的手段包含了致伤或致死的危险，他不是不了解的，只是为了能逃避制裁，而对此采取了放任态度，由于其造成了死亡，应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

总之，认定间接故意杀人，最重要是掌握两条：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他人死亡。对于认定行为人有无此认识，不能单凭被告人口供，而应当结合案件的各种事实，如犯罪的工具、手段、作案的环境，伤害的部位，案件的起因，等等，综合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认定。二是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死亡结果，虽然不是希望其发生，也不是依靠某种力量或条件希望避免其发生，而是放任其发生。对于致人死亡的案件，只有符合这二个条件，才能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有这样一个案例，被子告人某甲与其妻某乙产生矛盾，遂想毒死某乙。某甲向别人要来一点水银，偷偷放在乙吃的饭里。但能否将乙毒死，甲自己也不知道。结果，乙吃下去之后没有中毒而死。有人认为，甲并不肯定乙吃下水银能毒死，而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此，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未遂。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只看到行为人对死亡结果发生可能性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却忽略了其对死亡结果的目的性。事实上，只要行为人有杀死他人的目的，既使由于其认识错误而采用了根本不能致死的手段（如使用已失效的毒药），也应当认为直接故意杀人未遂，而不是间接故意杀人。

（二）间接故意杀人有无未遂

这个问题，在中外刑法学者中间，都存在争论。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一般认为，间接故意犯罪在“逻辑上”可以存在未遂，但事实上很难认定，所以只能处罚直接故意犯罪未遂。[8]但是，著名刑法学家特拉依宁则认为，在事实上、逻辑上，间接故意犯罪都不存在未遂。[9]《苏俄刑法典》第15条规定：“凡直接以犯罪为目的实施的故意行为，如果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的，即认为是犯罪未遂。”把未遂与犯罪目的联系起来，可见未遂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

我国刑法第20条关于未遂的定义，没有提到犯罪目的，而使用了“未得逞”三字表示犯罪未完成。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逞”即“达到目的”，“未得逞”应指“未达到目的”。但是，在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决定犯罪既遂与未遂，在于行为是否齐备了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种犯罪的全部要件，而不决定于行为人的目的是否达到。然而，脱离犯罪的目的谈未遂，在法律上也是没有根据的。有的同志主张、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理由是，他放任的结果，就是他的犯罪目的，叫做“不确定的目的”。多数人对此采取否定态度。犯罪未遂只存在于故意犯罪之中，间接故意也是故意，似乎由此“在逻辑上”可以推论出间接故意犯罪也有未遂。但是，这种推论是错误的。因为，间接故意犯罪是针对特定的犯罪结果而言的，这种犯罪的主观特征，就在于行为人并未把所发生的犯罪结果作为自己追求达到的目的，而是表现为对这种结果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的两种可能性，都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换言之，其中任何一种可能变为现实，都是不违反其本意的。正因为这样，当其所预见的危害结果发生时，当然也不应当让他承担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这样才是真正贯彻了刑法上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有的同志把间接故意犯罪放任犯罪结果之发生，说成是行为人的“不确定的目的”，是不能令人同意的。问题是，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没有正确使用“犯罪目的”这一概念。在刑法学中，一般认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在主观上所希望达到的结果[10]，对于杀人罪来说，就是指对死亡结果的追求。既然在间接故意杀人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是希望致人死亡，而只是放任其发生，对死亡而言谈得上什么犯罪目的呢？有的同志为了论证间接故意杀人具有“不确定的目的”，指出：“只认识到死亡的可能性，表明犯罪目的不确定”，对犯罪结果的态度不确定，表明犯罪目的不确定”。前一说法，把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认识同对犯罪结果的态度混淆起来，在理论上是站不脚的，在实践中也没有根据。十分明鲜，当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他希望这一结果发生，是直接故意杀人，因为他的犯罪目的是确定的。可见，对死亡能否发生在认识上的不确定，并不意味着其犯罪目的不确定。后一说法，把放

任死亡结果的发生，说成是对犯罪结果的态度不确定，进而证明犯罪目的不确定，也未能正确反映间接故意杀人主观心理特征。事实上，行为人对于可能发生的死亡结果，采取了放任态度，而不是希望，这是确定的，没有任何根据说死亡是行为人的“不确定的目的”，这与一个人想要炸死他的仇人，乘仇人在室内睡觉，向室内投掷一爆炸物，心想即使炸不死，能把他炸伤，也能达到自己泄愤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在这里，被害人致死或致伤，都符合行为人的目的，行为人主观上不能肯定哪种结果发生，并不能证明他是间接故意犯罪。相反地，如果人被炸死了，应认定为直接故意杀人既遂；如果人只被炸伤，则应认定为直接故意杀人未遂。

三、与自杀有关的事件的处理

在我国，自杀不构成自杀罪（以自杀方式企图达到其他犯罪目的，构成其他罪的，另当别论）。但是，与自杀事件之发生具有因杲关系的行为，却可能构成犯罪，应当追究与此有关的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因此，应注意在此类案件中区分罪与非罪界限。

1．与他人自杀之发生有一定联系，但不存在违法性和罪过的行为，不能令行为人对自杀负刑事责任。比如，一学生违反课堂纪律，教师当众对其进行批评，该生自感无脸见人，回家之后服毒自杀身亡。教师履行职责，没有过错，自杀应由死者自己负责。

2．由于行为人违背自己的义务，导致他人自杀的，要根据行为人的具体义务、违背义务的具体情节、对于自杀所起的作用等事实，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例如，作子女的长时间对自己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的父母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致使父母不堪忍受饥寒交迫而自杀身死的，应按遗弃罪追究其子女的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子女平日没有虐待或遗弃父母的行为，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按时向父母寄送生活费，拖延了若干时日，其父母却因此而自杀，显然构不成遗弃罪，当然也不能对自杀负刑事责任。负责调处群众纠纷的干部，已经发现当事人有自杀的兆头，本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其自杀，但却严重不负刑事责任，不采取任何措施，以致自杀发生，情节恶劣的，可构成玩忽职守罪；情节轻微的，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3．行为人对他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之后，致使他人自杀死亡的，一般应当首先根据其违法情节的轻重，危害的大小，确定其是否构成了刑法上的某种犯罪。构成什么罪就定什么罪，例如侮辱、诽谤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等，把自杀的事实作为量刑情节依法处罚。但是，如何适用法律，值得研究。

4．故意用暴力、胁迫方法，把被害人逼上走投无路的境地，有意逼使其自杀，达到除掉被害人的目的，或者利用被子害人愚昧、迷信，以欺骗手段诱使他人自杀的，以达到借被害人的手杀死被害人的目的，是故意杀人的特殊手段，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5．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教唆自杀，是指他人没有自杀的意图，而用口头、文字或其他方法故意唆使他人自杀。帮助他人自杀，是指他人有自杀的决意，应其要求或嘱托，为其自杀提供条件，帮助其实施自杀，自杀后本人虽不能对自杀行为负刑事责任，而教唆、帮助他人自杀，对社会却是有危害性的。但是，这种行为与一般故意杀人不同。首先，死亡是经过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生命的，其次，自杀是由自杀者本人的意志决定的，不是被迫的。因此，有些国家在刑法上设专条规定：“教唆自杀罪”和“帮助自杀罪”。这种立法经验，值得借鉴。我国刑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一般主张按故意杀人罪处理，我认为，这与故意杀人罪的特征不符，定故意杀人罪不妥。由于这种案件极少发生，在必要时，按类推的方法，比照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判刑为宜。在将来修正刑法时，可以考虑对此作补充规定，以使刑事立法更加完备。

6．相约自杀。这是指二人以上互相约定，共同实施自杀。其中，自杀未遂者，应否对他人的自杀死亡承担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对此无明文规定。台湾刑法规定，相约自杀，其未遂者免除处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这类案件情况比较复杂，不宜笼统说有罪或无罪，而应区分不同情况来处理：

（1）二人以上各自产生自杀之决意，互相约定在同时、同地自杀，其中自杀未遂者没有教唆、欺骗、威逼他人自杀也没有直接动手杀死他人，该人对其他人自杀死亡不负刑事责任。

（2）在相约自杀中，其自杀未遂者曾教唆过他人与其一同自杀，对其应按教唆自杀处理，但比一般教唆自杀处罚更轻些。

（3）二人以上相约自杀，届时有人没有勇气自己动手杀死自己，要求其他人先动手杀死自己以后再自杀。应他人要求动手杀死他人，而后本人自杀未遂的，对其应按受嘱托杀人处理，即定故意杀人罪，可以从轻处罚。

（4）二人以上相约自杀，其中有的人提供自杀的条件（如提供毒物），本人自杀未遂，对其按帮助自杀处理，一般以不处罚为宜。

[1][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第634页。

[2] [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公司出版，第622页。

[3] 参见《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参见《中国刑法之争》，吉林大学出版社版，第115页。

[4]《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版，第283页。

[5] 宁汉林著：《杀人罪》，群众出版社版，第48页。

[6] 王镭主编：《中国卫生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

[7] 王镭主编：《中国卫生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页。

[8]（俄）契克瓦节主编：《苏维埃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版，第340页。

[9]（俄）特拉依宁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257－258页。

[10] 杨春洗等主编：《刑事法学大辞书》，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134页。

（作者系北师大刑科院特聘顾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顾问）

第五篇：故意杀人罪刑事判决书

故意杀人罪刑事判决书（2011）阜刑初字第50号 发布时间：2011-08-25 09:58:19

公诉机关阜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海，男，1952年8月29日出生，汉族，文盲，农民，家住阜阳市海会镇高垅村二组。因本案于2011年5月31日被刑事拘留，2011年6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在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汪志刚，阜阳炎黄律师事务所律师。

阜阳市人民检察院以阜检刑诉（2011）3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海犯故意伤害罪，于2011年5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6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阜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周平出庭支持公诉，辩护人出席进行辩护。现已审理终结。

阜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1年4月15日许，被告人吴海因怀疑其染上性病为被害人何天所致，窜到阜阳市市区人民路3号三楼的出租屋内，与何发生争执。在争吵和拉扯中，被告人吴海用其从走廊上拿进的一条木棒，猛打何的头部、颈部及身体多处，致何昏迷，即逃离现场。后何被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何天系被人用钝器致伤头部，造成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十七项证据。公诉人提出被告人吴海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吴海辩解称其没有到过被害人的宿舍作案，其以前所作的供述是不真实的；其辩护人辩称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经审理查明：经法医鉴定，被害人何天系被人用钝器致伤头部，造成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且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十七项证据。且被告人在庭上辩解所说没有证据。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海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海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判决如下：

被告人吴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 杨芳 人民陪审员 周琴 人民陪审员 张仲宁 二0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郑佳煜

法学09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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