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毛泽东对岳母杨老夫人的关爱亲情
毛泽东对岳母杨老夫人的关爱亲情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杨开慧烈士的胞兄杨开智将母亲杨老太太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欣慰不已，当即回电致意。8月10日，他写信给杨开智：“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京。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念外祖母。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
9月，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湘省亲，毛泽东即托朱仲丽给杨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同时附有一封信：“杨老太太：你们好吧？现在托朱小姐之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您的，两件皮料是送给开智夫妇的。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
朱仲丽看望杨老太太时，转达了毛泽东的一个口信。她对杨老太太说：“主席想接您去北京，由他亲自照顾您老。”
老太太能听懂普通话和长沙话，但不会说，只能讲浓重口音的平江话回答。她的话由杨开智逐字逐句翻译。老人缓缓地回答说：“我不去。南京、北京我都去过了，住敷(“够”之意)哒！”
1950年5月，杨老太太八十大寿，毛泽东提前派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给外婆拜寿，并由毛岸英亲自转交了一封亲笔信。信云：“杨老太太尊鉴：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永祝康吉！毛泽东江青 一九五O年四月十三日。”
毛岸英的到来使杨老太太十分高兴。她对外孙说：“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颗平常人的心。”她还说：“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做了。”毛岸英向外婆问长问短，转达其父对老人家的问候和敬意，使老太太获得很大的安慰。
1951年，毛泽东又派次子毛岸青回湘，探望外婆及亲友。
全国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毛泽东按月给杨老太太寄去生活费，从未间断过，一直到老人去世。
1960年杨老太太九十寿庆，毛泽东听说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要回家乡，便给杨开英写信，并交钱给她，嘱其代购礼物贺寿。信曰：“开英同志：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毛泽东 一九六O年四月二十五日。”
1962年春，毛泽东又叫毛岸青、邵华夫妇回湖南看望外婆，并为母亲祭扫陵墓。毛岸青、邵华双双回到长沙，带去了其父亲对亲人的问候。
1962年11月，杨老太太在长沙谢世。噩耗传来，毛泽东十分悲痛，随即发出吊唁函，以表哀悼，并寄上500元，作为杨老太太的安葬费。信云：“开智同志：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大安。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对杨老太太的牵挂和关怀，对夫人杨开慧的思念。
第二篇：亲情关爱对孩子的重要性
亲情关爱的重要性莱芜冬令营淄博戒网瘾学校问题孩子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缺少家庭的亲情关爱往往会造成孩子很多的成长问题，比如比较内向，抑郁，甚至有baoli倾向，还容易造成孩子不善于沟通交流，在人际交往上会有很大的障碍。因此亲情是孩子在成长中必需要体会到的。
家长也会有很多的无奈，工作往往是最大的原因，工作忙，没有时间陪孩子，有的甚至是把孩子交给了爷爷奶奶，孩子一年见不到父母几次，也许一年两年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几年下去，孩子被潜移默化的改变，所以给孩子的亲情关爱一定要无时无刻的给孩子，这样孩子才能健康的成长。
第三篇：杨受成携夫人出席叶佩雯婚礼
杨受成出席叶佩雯婚礼 流露师徒之情
近日，曾经英皇集团三小花之一的叶佩雯与香港音乐制作人郭伟亮在港完婚。叶佩雯也邀请到众多英皇艺人，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也到场送上祝福。在叶佩雯刚刚出道的时候就在杨受成的英皇集团（前飞图唱片），杨受成善于发掘新人，叶佩雯就凭借自己出色的嗓音以及争气的性格被杨受成欣赏。本次婚礼现场，杨受成携夫人亲自到场祝贺，足以见得杨受成与叶佩雯师徒两人感情深厚。
杨受成自传记载叶佩雯出道经历
叶佩雯是香港著名 歌手兼演员，曾属杨受成旗下的英皇娱乐，与容祖儿，何嘉莉齐名为英皇三小花，作为曾经的三小花之一的叶佩雯一直有着很好的表现。近日，杨受成简体版自传“争气”在内地发行，自传中也很详细的记载了叶佩雯的出道经历以及英皇三小花的故事。
杨受成惦念叶佩雯 携夫人隆重出席叶佩雯婚礼
叶佩雯在英皇期间，也是极大的受到老板杨受成的重视，并为其安排多数在媒体面前露面的机会。杨受成在每一位艺人眼中都是一位好老板，对艺人的关心无微不至。虽然叶佩雯已离开英皇，但杨受成仍然十分重视这位过去的下属，特别抽空出席叶佩雯的婚礼现场，与夫人一同送上衷心祝福。
第四篇：关爱老尊敬老人慰问老人
关爱老人，尊敬老人，慰问老人
每个人都会变老，但是尊敬老人却是每个人的本分。
他们，满头银发，满脸皱纹，却总是露出慈祥的笑容，手拄着拐杖，却还有着硬朗的身躯。他们是――老人。现在都提倡要尊敬老人，爱护老人，应该受到社会的关注。我身为少先队员，就有义务去尊敬老人，爱护老人，我倡议：“尊敬老人，爱护老人，从我做起！”今天，我们去慰问一位1953年10月在朝鲜东西海岸负伤的重庆市特级伤残战士――江能清爷爷，他现在73岁了。当我们走进他的房间，一眼就看见了一位双眼残疾老爷爷，原来他就是江爷爷。他的身体还是那么硬朗，虽然身体里还残留着弹片，但是爷爷脸上总是露出慈祥的微笑。知道我们来了，高兴极了，急忙叫我们坐，激动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可以看出，爷爷是多么好客，多么需要人来看望他呀！随后，江爷爷给我们讲述了他原来的故事；“19岁参军，1951年入团，1952年入朝参战，在战场上敌人采用先进化设备攻打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只靠两只腿攻击。但是世界上最凶猛的部队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1953年7月正式签字谈和„„”江爷爷讲的津津有味，我们也听入了迷。江爷爷又说：“孩子们，你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珍惜生命，保重生命！我生活上没问题，自己能够靠自己去好好生活，为了党而负伤，为了祖国而残疾！我从不后悔！”江爷爷坚定的说。
是啊，我也发出感叹：“一个老人，一个残疾老人都有如此的精神，自强不息，珍惜生命，何况我们呢？”
俗话说得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啊！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每个人一样都会有年老的时候，老人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尊敬老人其实就是尊敬我们自己。如果你现在不尊敬老人，将来又怎么会得到晚辈的尊敬呢？我们应该尊敬老人，让他们感到家庭的温暖。让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让我们关爱老人，尊敬老人吧！做一个合格的少先队员！
第五篇：中国古代辩证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辩证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本文作者：肖茜熔 朱方长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辩证法就有了儒家辩证法、道家辩证法、兵家辩证法三大传统流派,而它们的经典代表作分别是《周易》和《论语》、《道德经》和《庄子》、《孙子兵法》。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都留下了中国古代辩证法对其影响的痕迹：改造“求实”的学风,进而形成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改造传统的知、行学说,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改造阴阳学说,形成了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本文主要阐述儒道两家辩证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特点
早在三千多年前殷周时期,即在欧洲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出现前半个世纪,就产生了哲学思想的萌芽,我国的哲学约与古希腊哲学同时进入它的繁盛时期,哲学各领域中的主要命题和基本概念大部分已被提出,产生了许多光辉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思想,而当时产生的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特点,是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在殷周之际《周易》这部充满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著作问世,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论语》中关于名与事、文与至、言与行的关系的辩证法观点;《老子》书中关于“反者道之动”、“大成若缺”、“福祸相倚”的学说;战国的《易传》中阴阳刚柔的思想;荀况的“天人相分”和王与霸、礼与法的思想;韩非子的矛与盾,君臣以计相合的思想;宋代张载关于“两一”的学说;王夫之关于对立两端的统一关系的学说,等等,形成了一个辩证法思想的优良传统。［1］
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比较起来,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和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一样,是在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形成的,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其次,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用整体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它把客观事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事物各个部分和整体之间以及事物的各个部分彼此之间,都有密切联系;牵动一部分,就要带动和影响其余各个部分及整体。从这点出发,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内部包含着的矛盾,既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这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即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这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另一个长处和优点。综上所述三个方面的优点与长处,使得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有着内在本质的联系,有许多共同点,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2］由此看来,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某些概念、范畴和命题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在表述的形式上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把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使两者融为一体,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具有了中华民族气息,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就是在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影响下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产物。
二、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思想内容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其根本的理论内容和世界观体系来说,不是从继承与改造中国自身的哲学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学习而来的,它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验的最一般的理论概括。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存在和发展可以离开中国自身固有的哲学传统。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在中国土壤上产生和形成的科学的哲学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不可能离开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不能不带有中国的民族色彩。
（一）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与毛泽东的矛盾论
毛泽东从小接受儒学的熏陶,《周易》则是儒学典籍“四书五经”中的“五经”之一,是国学教育的必读书,因而《周易》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影响。事实上,直到毛泽东成为我党的领导人之后,他还经常引用《周易》中《易传》的语句,如：“乾坤或几乎息矣”、“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的核心范畴正是阴阳,因此,毛泽东也熟谙“阴阳变化之道”。《道德经》对毛泽东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引用“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道理。在《哲学批注集》中,他引用“反者道之动”来说明军队运动战中的以退为进;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来说明矛盾双方的相互依赖、相互转换。［4］
《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意思是说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构成了形而上之道或宇宙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受其启发,抓住阴阳之间的对立关系,将上述命题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他说：“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明确把阴阳关系规定为两点论,阴阳就是矛盾双方,缺一不可,少了一方就不再成为矛盾,也就没有世界。由此看来《易传》中这个古代辩证法的命题,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两点论的现代哲学命题的形成影响深远。
“一分为二”是中国辩证法中的一个基本命题。《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5］和《易传》“太极生两仪”都蕴含了“一分为二”的基本思想,道或太极分解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由此生成万物。朱熹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归结为“一分为
二、节节如此”,“一分为二”因而成为对立面无往而不在的代称。［6］老子集前人的思想资料和他本人对社会实践的观察,还提出了诸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损益、刚柔、强弱、福祸、荣辱、轻重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老子》通过这些客观存在的对立现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认识到这些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事物的变化,即所谓：“反者道之动。”受其影响,毛泽东根据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讲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的论述,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表述“一分为二”,他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7］
（二）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与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
《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认识论的代表作,他在文章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他从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检验标准的各个角度,全面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画龙点睛地指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8］这很明显地说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辩证思想对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950年《实践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在完成《实践论》之前,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过全面的总结,特别是王夫之的“行先知后”的理论。因此,他在《实践论》的大标题下,加上“辨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副标题,指明了《实践论》与传统知行观的直接的联系。《实践论》中的知行观深受中国古代传统知行观的影响,但它高于以往任何知行学说,包括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说在内。正如《实践论》开头所强调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离开人为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这就是对传统知行观的真实写照。
中国哲学史上较早就在探讨知和行的问题。春秋时期,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但同时又强调,少数上等智慧的人是“生而知之者”。不难看出,在孔子那里,知和行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孔子肯定自己是“非生而知之者”,另一方面,又说有人是“生而知之”,不需要行动、实践就能够获得知识。这说明孔子没有也无法解决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他能做的就是在知和行的两极上不停地摇摆,并最终因为他肯定“生而知之”而倒向唯心主义。孟子发挥了“生而知之”的观点,提出：“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以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9］人天生就有良知、良能,不需要实践,就可以认识某些事物。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孟子所谓的“不学而能”的知行观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知行观。荀子较早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10］很明显,在知和行的关系上荀子是赞同先行后知的。通过阐述只有通过实践,人才能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荀子肯定了行或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后来的王夫之也有相似的行先知后的认识。王夫之说：“由行而行则知之。”概括起来说,这些先辈们论述知和行时,要么是趋向唯心主义,要么在坚持唯物主义时,没有把知和行作为对立统一的范畴,辩证地论述在实践基础上知和行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另外,他们对实践的理解也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毛泽东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就使他能在唯物辩证地理解实践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前人的观点。首先,毛泽东接受了荀子等人的观点,认为：“一切知识,离开了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人只能先行而后知,很好地坚持了唯物主义观点。其次,他又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1］这又体现了他在知行观上具有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因而突破了前人,表现了知和行关系的真谛。
三、结语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内容。它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毛泽东的文章、讲话之中,成为风趣形象、通俗易懂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特点。毛泽东对古代辩证法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进行了积极的批判吸收,使之在诠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既是毛泽东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大发扬,又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科学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为重要的成果。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雍涛.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8］［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哲学批注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5］［春秋］李耳.老子［M］.长沙：岳麓书社,####.［6］朱熹注.周易本义［M］.北京中国书店,1994.［7］薛广洲.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战国］孟轲.孟子［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10］［战国］荀卿.荀子［M］.北京：蓝天出版社,1998.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