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5_课文翻译

第一篇：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5_课文翻译

教育界的科技革命

如果让生活在1900年的人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他会辨认出我们当前课堂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那盛行的讲座、对操练的强调、从基础读本到每周的拼写测试在内的教学材料和教学活动。可能除了教堂以外，很少有机构像主管下一代正规教育的学校那样缺乏变化了。

让我们把上述一贯性与校园外孩子们的经历作一番比较吧。在现代社会，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广泛的媒体，而在早些年代这些媒体简直就是奇迹。来自过去的参观者一眼就能辨认出现在的课堂，但很难适应现今一个10岁孩子的校外世界。

学校——如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界——天生是保守的机构。我会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保守的趋势辩护。但变化在我们的世界中是如此迅速而明确，学校不可能维持现状或仅仅做一些表面的改善而生存下去。的确，如果学校不迅速、彻底地变革，就有可能被其他较灵活的机构取代。

计算机的变革力

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科技事件要数计算机的崛起。计算机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从交通、电讯到娱乐等等。许多学校当然不能漠视这种趋势，于是也配备了计算机和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科技辅助设施已被吸纳到校园生活中，尽管他们往往只是用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模式教授旧课程。

然而，未来将以计算机为基础组织教学。计算机将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针对个人的授课，这种授课形式以往只向有钱人提供。所有的学生都会得到符合自身需要的、适合自己学习方法和进度的课程设置，以及对先前所学材料、课程的成绩记录。

毫不夸张地说，计算机科技可将世界上所有的信息置于人们的指尖。这既是幸事又是灾难。我们再也无须花费很长时间查找某个出处或某个人——现在，信息的传递是瞬时的。不久，我们甚至无须键入指令，只需大声提出问题，计算机就会打印或说出答案，这样，人们就可实现即时的 “文化脱盲”。

美中不足的是，因特网没有质量控制手段； “任何人都可以拨弄”。信息和虚假信息往往混杂在一起，现在还没有将网上十分普遍的被歪曲的事实和一派胡言与真实含义区分开来的可靠手段。要识别出真的、美的、好的信息，并挑出其中那些值得知晓的, 这对人们构成巨大的挑战。

对此也许有人会说，这个世界一直充斥着错误的信息。的确如此，但以前教育当局至少能选择他们中意的课本。而今天的形势则是每个人都拥有瞬时可得的数以百万计的信息源，这种情况是史无前例的。

教育的客户化

按以往的趋势变化看，从授权机构获取证书可能已不如过去重要。每个人都能在模拟的环境中自学并展示个人才能。如果一个人能像早些时候那样 “读法律”，然后通过计算机模拟的实践考试展现自己的全部法律技能，为什么还要花12万美元去上法学院呢？ 用类似的方法学开飞机或学做外科手术不同样可行吗？

在过去，大部分教育基本是职业性的： 目的是确保个人在其年富力强的整个成人阶段能可靠地从事某项工作。现在，这种设想有了缺陷。很少有人会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许多人都会频繁地从一个职位、公司或经济部门跳到另一个。

在经济中，这些新的、迅速变换的角色的激增使教育变得大为复杂。大部分老成持重的教师和家长对帮助青年一代应对这个会经常变换工作的世界缺乏经验。由于没有先例，青少年们只有自己为快速变化的“事业之路”和生活状况作准备。

技术的更深远影响

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教学成为对教育产生主要科技影响力的同时，其他创新手段也会冲击教育。医学技术可使人们对学生在解决各类问题或进行创造性活动时的大脑活动和血流状况进行研究。

对学习过程的基因基础的进一步了解也可能影响课堂教学。也许由此能够决定哪些年青学子可能更快取得进步，哪些注定要有 “艰难的”求学历程。一些权威人士坚持认为这些发现应该应用于特定情况中，而另一些人则极力反对在基因信息基础上所做的任何决定。声称能改善学习、记忆或激发热情的药品将唾手可得。教师和家长将面对以往只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的道德上的两难窘境。

最后，近来在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突破会给教育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每个人都设法通过基因工程 “设计”后代，或改变现有一个人的基因结构，或使克隆人类成为可能，那么成为一个人、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意义何在，我们对此所作的定义将永远处于变化中。

保守主义未必是坏事

前文提到，教育是保守的，这个保守的趋势也不一定是坏事。诚然，对于价值观的传授和某些学科的讲授确实还需要保守的方法，但知识爆炸要求对课程设置予以密切而全新的注意。如果年青人要为自己期望承担的迅速变换的角色作好准备，那么必须想出新的和富于想像力的方法。

做自己的裁缝

某人去裁缝铺试穿一套西装。他站在镜子前发现上衣的末梢不太平整。“哦，”裁缝说，“不用担心，你用右手把短的一端向下拉着，别人就看不出来了。”

这位顾客一会儿又发现上衣领子不平整，向上卷起来了。“哦，那个呀，” 裁缝说，“没什么，只要稍微扭头用下巴压住领子就行了。”顾客接着抱怨说： “裤子的裆高了一点。”“哦，不用担心，” 裁缝说，“您只要用左手向下拉着裤子，一切就都完美了。”这位顾客同意了，觉得这件衣服现在看起来挺好，于是就买了下来。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那个残疾人。我走路时又拽又拉又跛，硬撑着，还低头躬背，但为什么我还没有使教育体制看起来像一套合体的衣服呢？ 因为我听从了裁缝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声音。

在我们从事教学生涯之初，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声音清晰地对我们说：“我是教师，我有自己的价值。”这个声音肯定地说，孩子和老师之间的神圣关系是课堂的力量所在。这个声音回荡着： “孩子第一；做重要的事，依照原则办事，努力工作，小心谨慎。” 这个声音坚持说：“做出成绩来。”

这个声音现在得到回应了吗？

作为教师，我们是渴望相信自己，渴望做出成绩，以至于我们从没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工厂的工人而已。我们不想承认这个以培养思想和创造梦想为已任的体制只不过是一个19世纪的工厂，我们的学生不过是在流水线上积累基本技能而已。我们尽力不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一个号称学校的工厂中的工人，而非专业人士。

如今我们的声音又何在呢？

我们忙着灭火，从一个危机转到另一个危机，一个接一个地囫囵吞下新课程，试图在一天的培训课程中吸收各种新的策略——什么都消化不了，还要满足无数特殊兴趣的要求和期望。我们工作的节拍不允许我们有时间深思和梦想。梦想源于深思，但我们并非深思型的职业； 梦想源于宁静，而我们干的也不是一个宁静的职业。我们已经答应让裁缝来为我们设计服装。

有个声音大声向我们呼喊，我知道真相： 我知道为什么学校不起作用，为什么这套衣服不合适。我们对它置若罔闻：别嚷嚷，否则，你可能会惹麻烦。

这个声音请求说：我需要时间充实自己，培养和学生及同事之间的关系，我需要减少学生数量。谁说教师可以带25个学生？ 但我们止住了这个声音： 人们会说你太天真。

这个声音建议：我需要强化训练，而不仅仅是周末研讨会或课后的会议，以便学会如何在我们班中实施新方针或真实地演示学生的熟练程度。我们压制了这个声音。

第二天，那位顾客穿上了新的西服，他用双手和下巴做“调整”。这个可怜的人跛着腿去公园，缩着下巴，一只手拽着上衣，另一只手抓着裤子。这时，两个下棋的人停下来看他。“哦，天啊，”第一个人说，“看那个可怜的跛子。”第二个人沉吟了一下低声说：“是啊，他是跛得够厉害的，但我想知道他是从哪儿搞到这样一套合身的衣服的。”

任何官方法令都不会产生我们认为必需的那种变化。只有当我们按照反映我们价值的声音行事时，教育才会发生它几十年来一直寻求的变革。那时，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昂首挺立，无愧于教师的称号。

住口！如果你那样说有人会认为你很古怪。

但愤怒的声音讲个没完。我不能用一天45分钟的备课时间和20分钟的午餐时间拿出真正管用的教案或自行编写的教材，同时还要照应130个学生。我无法执行新的严谨和富于理性的教学方案，建立合作型的学习小组，会见家长，填写一张又一张的表格，然后每晚还要带着尚未完成的3小时的工作量蹒跚回家。我们用手捂住耳朵。哦，停止你的牢骚吧。

这个声音叹了一口气，我也累了。我感觉有很重的绳子缠在腰上。政府部门、学校督察、家长、校长和特殊利益集团都牵着这些绳子。他们都拽着我。我头昏目眩，失去了辨别究竟孰重孰轻的能力。

沉默吧！如果你那么说，没有人会喜欢你。

这个声音悄声说，为什么我要耗费这么多精力？ 为什么我要争分夺秒讲完书中所有的内容？ 为什么我每天都从上午8：00教到下午3：00？ 为什么我要让官方测试左右我的课程安排？ 我们回答，做就是了，别惹麻烦。

这个声音被压下去了，得不到培养，也从不受尊重。它最后说，我是教师，我毫无价值。这就是我们最终听到的声音。这就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声音。

一位作家说：“我行我素会遭他人舍弃，仰承他人意志却会舍弃自我。”

我们教师已经被自己舍弃得太久了，这已使我们变成残疾。

如果教育要改进，如果我们要为进入21世纪做必要的、有系统的革新，教师们必须再次倾听那个声音：“ 是的，我们是教师；是的，我们有自己的价值。”

剑桥漫步

有时候英国的每一个城镇看来至少有五六个鬼魂出没，不是被谋杀的受害者，就是身着灰衣半夜出现的贵妇。然而剑桥不是这样，充实这座大学城的，不是鬼魂，而是多少世纪以来居住在这儿的那些精英人物的精神。这个地方充满了这些伟大人物。

按现有的统计，剑桥已为世界造就了6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单是三一学院就有28位。这儿出过13位英国首相，9位英国国教领袖。昔日的伟大科学家，如达尔文和牛顿，已经让位给现代的思想家，如发现了DNA的克里克和沃森。再随便加上许多著名诗人和哲学家，你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剑桥生活的丰富多彩。

剑桥的好处是它的中心区很小，就是说大多数地方可以很方便地步行到达。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乘坐敞篷汽车观光，也可以由官方导游陪同步行游览，不过就算是单独游览，其乐趣也丝毫不减，你在各学院之间漫步，在花园里小坐，参观小教堂、小酒馆，不受时间限制地沉浸在那迷人的气氛中。

如果你从旅游问讯处沿本尼特大街走, 在左侧寻找，就能看见卡文迪什实验室。从外表看，它或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正是在那些墙壁里面，1932年第一次分裂了原子；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杜威·沃森在1953年最终解开了DNA之谜，这项工作使他们在9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类开创性的工作发生在圣本尼特教堂的历史阴影下是多么奇怪啊，但对剑桥又是那么适当！这座教堂的塔楼在1025年左右就有了，教堂本身也是这个郡最古老的建筑。它的内部是古与今的混合体。看一下耶稣的现代雕像，与大约1300年前的古色古香的柱廊呈鲜明对比。

如果你在本尼特大街的尽头向左转，就会看到霍布森水渠。沿街修筑的这些水沟便是以哲学家霍布森的名字命名的。正是这位哲学家资助了一项在17世纪向剑桥输送清水的项目。

剑桥的历史经常会以令人摇首惊叹的方式使你洞察它的深邃。“霍布森渠水”在彭布罗克学院的大门外流过，该院建于1347年，到修建“霍布森水渠”的时候它差不多已有400年历史了。通向第一个院落的门楼是剑桥最古老的一座，向右走到路的尽头是彭布罗克礼拜堂的入口。它建于1663-1665年之间，是剑桥第一座古典风格的建筑，也是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的第一件重要的建筑杰作，他继而设计了伦敦的许多公共建筑。

剑桥的第一所学院是彼得豪斯学院，创办于1284年，差不多坐落在彭布罗克对面。有一位从彼得豪斯转往彭布罗克的学生，这就是诗人托马斯·格雷，他因创作《写于乡间墓地的挽歌》而享有盛名。他把那里其他的学生大都看成酒鬼，并在他认定有失火危险的自己房间的窗外装了一根绳子。他的同学经常在他的窗外大喊“着火啦！”，致使他终于转到了马路对面的彭布罗克。1757年，他谢绝了要他做英国官方诗人的邀请，仍然留在剑桥，于1768年成为历史和现代语言学教授。

彼得豪斯礼拜堂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它建于1628年，但后来在17世纪50年代在克伦威尔军队根除帝制建立共和的斗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它的彩色玻璃——“东窗”为了免遭克伦威尔军队的破坏被藏了起来，在1660年新国王上台后又装回原处。在此后的300多年里，它完好无损地留存了下来。

与此形成奇异对照的是同样在这300多年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的命运。他死于1658年。在他死后，新的国王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施以绞刑再斩首。在害怕死者死而复生、卷土重来这一点上，国王显然没有侥幸心理。他的尸体又被埋葬，头颅则悬挂在一根柱子上，在那里呆了20年。在一次暴风雨中它被吹落，被一个人带回家。人们只能想像这一“宝物”的尊容了。这颗头颅几经易手直到1960年，在整整300年之后，才被秘密地埋在了西德尼大街上西德尼·萨赛克斯学院的某个地方，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曾在该院上学。保密是必要的，因为人们觉得现代保皇派可能还会偷走这颗头颅并将它毁掉。礼拜堂入口处外面的一块牌子见证了这个历史事件。

听了如此惊心动魄的故事之后，你可能想到某个学院如基督学院一个更僻静的处所去休息一下。穿过门道向左看，可以见到约翰·弥尔顿17世纪初在这里求学时住过的房子的入口，而右墙居中的位置则是通向200年后查尔斯·达尔文的居室的楼梯。一边是《失乐园》，另一边是《物种起源》。

走过达尔文的楼梯来到第二个院落，再过去就是教工花园，一个令人愉悦的僻静去处。在花园里坐下来向四周环顾，想想游览时与你擦肩而过的学生们，你会自问：是否已经见到了一位未来的伟大科学家、诗人、领袖……

我们真的想长寿吗？

你希望长寿吗？一定想过。你可期望自己变老吗？没想过。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想要长寿，不变老，然而他们总是失望。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庞塞·德莱昂之闻名与其说是因为他在1513年发现了佛罗里达，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寻找“青春泉”。他从来没有找到过当地人告诉他的“青春泉”，而自己却在几年之后死于印第安人的毒箭之下。

“青春泉”的传说也许起源于北印度；7世纪时流传到欧洲，中世纪时已在那儿广为人知。一位油画家曾经画过一幅传说中的“青春泉”的名画，画中满脸皱纹的老妇从泉水的一端走进，而从另一端出来时已经变得年青貌美了。许多作家总是幻想着有可以长命百岁的福地，在那里，人们以各种办法，多数是左道旁门的招数，保持着他们的青春和活力。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也禁不住试用各种各样令人厌恶的方法，如从装满温热泥浆的浴缸内洗澡到注射猴子的腺体等，以抑制衰老的负面影响。

虽然长寿的可能性已经明显加大了，但是在绝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时期内，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寿命并没有多大变化。即使主要从理论上探讨，人的寿命在写《圣经》的那个时候就是70岁，到现在也没有增加多少。大多数人在他们的最大寿限到达之前就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死去了。

现代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多数人因为生活境遇好而能够活到天年，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婴儿不再会大量死亡，在随后的日子里人们不会因为传染病或者像阑尾破裂这样的医疗问题而死亡，也不会因为饥饿或过度劳累而死亡。如不发生意外，多数人能够一直活下去，直到他们死于像心脏病或癌症那样折磨老年人的疾病。

目前衰老研究的重点是寻求有效的方法，确保日益增多的达到最大寿限的人能够在最佳健康状况下实现长寿，而不是仅仅在慢性病和体力衰退的折磨下再多活几年。人们得到的多数忠告都是一些简单的常识： 坚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适度，不吸烟，经常锻炼，但是不要过量。这些忠告常常被人们忽略, 有时也不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负面影响。马克·吐温在他的70岁生日讲话中介绍了他的养生之道：

我的规矩是，当所有人都走了，没人要陪时，就去睡觉。当我必须起床的时候，我就起床；这也是我的一个规矩。至于食物，我坚持不吃那些并不适合我吃的东西，除非在我和食物的斗争中食物占了上风。我的另一规矩是每次吸烟从来不超过一根雪茄。至于喝酒，我喜爱在别人喝酒时作陪。除了睡觉和休息外，我从来不锻炼，从来就没想过要锻炼；我讨厌锻炼。

他活到75岁。在1910年，这个岁数比大多数美国人活得都要长多了。

但是，即便是对那些遵循这些忠告的人来说，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作用也只不过是使他们更有机会保持就其年龄而言合理的健康状况, 而不会减缓衰老的过程。那些利润丰厚的专利药物, 尽管广告做得很多，市场火爆，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药物能减缓衰老的过程。惟一显示的确能延长寿命的实验是用实验室动物进行的, 受试的大家鼠和小家鼠要接受严格的饮食限制。让它们吃的食物热量越少，在不让它们真正挨饿的条件下，这样持续的时间越长，它们的寿命就越长。但是，它们需要付出代价。挨饿的大家鼠较少生育，挨饿的小家鼠则完全失去了生育能力。

不同的方法也许管用。在某种程度上，长寿是一种生来就具有的特性。果蝇是科学实验的老朋友, 对它们的实验表明，与长寿的果蝇交配而产生的后代具有明显延长的生命期。但是，这对人类来说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人类的生命周期很长，所以即便我们愿意选择那些潜在的、能够长寿的配偶，而不选择那些漂亮或富有的配偶，其延长寿命的结果也许是几个世纪后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不采用择偶的方式使后代长寿，而去控制我们的基因的话又怎么样呢？ 现在，所有的基因治疗方法都开始看上去前景不错。衰老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基因。但是，即使人们不能消除衰老，最终也能够用基因疗法减缓衰老。

与此同时，人类要能健康地活到几百岁甚至是几千岁，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是少不了的。

如果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而其他事物又不发生变化的话，老年人将很快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科学家估计，在现有的条件下，地球难以供养到2050年预计达到的89亿人口，这还没有将那些新出现的、超高龄的群体计算在内。到那时，即使他们食宿无忧, 这一大群超老年人也将面临非常艰难的生活，除非无需额外的医疗照顾能够生存，且能够保持足以继续工作的健康水平，他们才能避免依靠数量不断减少的年纪较轻的少数人群来抚养。

人在适当的时候结束生命是理智的。正如大自然标出了其他一切事物的界限一样，它同样标出了生命的年限。然而，老年可以说是人生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当我们疲倦时，当我们已经饱尝了人生一切之后，我们应该从这一幕中消失。

科学家即将改变我们的后代

基因治疗已经发展到了至少有一名科学家接近于对人体胚胎内有缺陷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替代进行测试的阶段了。但是，对其发展有哪些道德方面的考虑呢？

选定一个胚胎。早在出生之前，就把胚胎的种种致命的基因整治好。改变那些会传给胚胎后代的基因。正是提议程序中的这第三个步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医学研究者用了八年的时间一直在进行人类基因治疗的实验，但收效甚微。他们所有的研究工作都与接受风险的个体一道消亡。

目前，一名基因学的开拓者想跨越这一界限。约翰·安德鲁斯用两天的时间预先审查了实验治疗的步骤，以便在患有两种灾难性的遗传病的胚胎上试用。无论哪一种，他的基因疗法都完全可能影响到研究对象的胚芽细胞基因，改变他们未来孩子的DNA。

本·乔丹教授说：“安德鲁斯不希望我们在此时对他的方法议论长短。”本·乔丹是伦理学专家，也是听取安德鲁斯陈述看法的联邦委员会成员。他接着说：“安德鲁斯承诺让公众了解他的研究领域及进展情况，以争取公众的支持。”

从最乐观的角度看，公众的支持也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乔丹说：“所提出的两个具体计划都受到了DNA研究委员会全面的批评。”

按照其中一项计划，安德鲁斯的研究小组希望治愈DNA的缺陷，这是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患病的儿童要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泡状物”罩内，保护他们不受病毒和细菌的危害。按照另一项计划，该研究小组将试图修复引起一种亚洲常见的严重血液病的基因缺陷，此病能够使胎儿在出生之前就死亡。

将正常功能的基因注入正在快速分裂的胚胎细胞以取代有缺损的DNA，这项技术有可能使发育中的胚胎及其后代产生意想不到的并发症。研究者称这类实验为“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医学伦理方面的另一位权威埃德加·马修斯说：“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展示了这样一个前景，即将遗传变化传给既无法表示赞同又无法表示怀疑的后代。”他与其他学者还担心，将安德鲁斯的技术改进后，医生最终能够操纵培育出具有诱人特征的婴儿，而不仅仅是治病了。科学家认为，在婴儿出生之前对基因进行干预也许会引起一系列严重先天缺陷, 这个风险更具有迫切性。

“安德鲁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幼儿的责任，因为要不是由于致命的遗传病,这些孩子本来是可以生下来的，”乔丹解释道，“但是，委员会成员仍然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失败的可能性要比成功的可能性大。我们无法说出那些新整合的基因会发生什么变化。”

一种并不怎么生疏的技术，即体外受精（IVF）, 已经使许多家庭因生育的孩子有永久的先天性缺陷而不堪重负。一位专家说：“在欧洲和美国，IVF已导致了早产率和诸如心瓣膜不全等生育缺陷的上升。”一些专家将一出生就为生存而挣扎的婴儿数量的快速增长描述为一种新的由IVF引发的流行瘟疫。许多人还谴责即将出现的生殖细胞系疗法，并指责科学家“当上帝”，或滥用了“进化论知识”，或破坏了“人类基因遗传的完整性”。

一位医院的院长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就我本人而言，我们一直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努力治愈疾病。”“如果上帝不想让我们干预的话，他就不会给我们这些工具了。”

10年前，研究人员认为在冒险从事生殖细胞系治疗之前, 他们能够从已出生的人身上解决基因治疗存在的问题，这是一种基因矫正与接受者同归于尽的实验方法。问题在于，治疗许多遗传疾病的现有基因疗法仅仅部分有效，或者根本无效。这一情况导致安德鲁斯提出在出生之前使用基因治疗，因为此时胚胎基因更易于对他的干预做出反应。安德鲁斯争辩说，修复导致致命疾病的基因缺陷并将治疗后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而不是风险。但是这种说法也是靠不住的。科学家已确定，因某种遗传性血液病而接受一个基因可使婴儿防御疟疾，但是如从父母处各接受一个基因则会引发该病。乔丹对联邦评审小组说：“作为基本的哲学问题之一，关于采用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来消除某一疾病，究竟是险是利，我们必须立场明确。”乔丹是这么说的，他指的是联邦委员会专题小组。

许多学者最担心的是怀孕的新技术在美国出现后的一种不加约束的社会环境。由于美国已有300多个与这一技术有关的项目，对于那些试图要孩子的夫妇来说, 美国是该项技术的主要提供国。1995年，美国国会取消了对人类胚胎研究的联邦基金，这类研究不再列入联邦政府的审查和控制范围之内，从而使得这种研究落入无法制约的企业家手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类生命创造这一公众深深关注的领域，国会中反对流产的势力和保守力量已削弱了联邦政府控制和保护进行这种治疗的妇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的能力。“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行业的增长，该行业的增长与其说是为了科学，还不如说是为利润所驱动，”马修斯说。“与政府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不同的是，这项研究并没有严格的同行监督所约束。”换句话说，希望帮助绝望夫妇的个体研究者可以自己决定采取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方法。

安德鲁斯的研究以及其他基因混合的建议已经打开了使用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的后门。“所以，我们现在正面对这一问题，”马修斯说。“我们究竟应该对这些治疗方式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

年轻人——明天的领导者，也是今天的领导者

在西方国家，年轻人一直深得政治家的青睐，只要有照相机拍照，他们会愉快地亲吻婴儿或向学生作演讲。“儿童是我们的未来，”他们说，“也是明天的领袖。”“我们将给他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等等。然而，“我们”很少问过他们想继承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或者要带领他们共同塑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在大多数国家，那些18岁以下或18岁左右的年轻人并没有投票权，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除非他们上街游行。

年轻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反核武器运动，以及10年后在美国的反对越南战争中起到主导作用。同样，在最近的反对全球贸易的抗议中他们依然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所以，对许多年长者来说，“青年”要不意味着一伙让人小看、乳臭未干的小伙子，要不就是令人害怕的少年犯。无论是哪一类，都不是你希望来制定政策的人士。

年轻人的拥护者，如基思·菲茨帕特里克等，是不会接受上述观点的。12岁时，他在家读到一名巴基斯坦男孩因直言不讳反对童工而被杀害的消息后，便亲自去调查了解。回来之后，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进行斗争。五年后，他成为“青年力量”的旗手之一。

他爱把当前的情况与100年前妇女的处境相比较。人们对妇女问题议论得很多，但很少去向她们咨询请教，男士们（和许多女士）都认为妇女不适宜（或不情愿）担当复杂的政府工作。今天，召开有关妇女问题的会议，而没有妇女参加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然而联合国经常讨论儿童问题，却没有任何年轻人参加，更不要说让儿童参加了。

然而，变化的迹象是有的。年轻人被邀请参与原来由成年人管理的委员会或团体，同决策者坐在一起。许多学校和绝大多数大学邀请学生参与决策，或者通过与校长非正式会面的形式，或者通过在校董会中安排一个学生代表的席位。这些年轻的学生代表服务期常常比其他人要短，通常一年，一般起到的作用比较小。当他们与选举产生的官员坐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他们常常是没有投票权的。

年轻人能够更加正式地把自己的贡献注入成年人管辖的世界的另一个办法是采取各种青年管理方式。在西方国家，几乎没有哪所大学没有某种经选举产生的学生委员会。在规模大而且经费宽裕的学校，这些学生代表可能有工资，他们全职工作的时间一般同样是一年。在政治领域，各党派的青年派系一直吸收热切的年轻人，他们把新思想灌输到年长者头脑中。

青年联合会和年轻人代表相结合的方式很有成效。在安大略省，几乎每所中学都有选举产生的学生联合会，处理学校一级的问题。各区的联合会领导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选出参加安大略省中学学生协会的代表。该协会常与省官员和议员一起讨论省里的问题。最近，该学生协会帮助促成安大略省政府制定了一条法律，要求各学校董事会 —— 选举产生管理某一指定地区学校的董事会 —— 吸收一名选举产生的学生代表。该代表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参与如招聘、解聘等类事项，但是除此之外，学生代表同其他董事会成员享有同等权利。

尽管如此，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谁选举什么样的年轻人? 怎样选? 通过选举来选?听起来挺好的，然而，在许多机构中年轻人常通过 “公平的”选举，而连续不断地被顶替。选举某人因为他是议员的表亲或者因为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这样做也许很糟。然而，选举是有点儿凭运气的，不健全的民主会产生非偶然性的不良后果。

当然，对于成年人，这两方面都可能发生。以下是解决此问题的对策：更好地听取年轻人的想法和声音, 但是不可不选他们。问题的另一面是，好人也许不想当选。在安大略省，有很多学生代表的席位，一些人抱怨说没有那么多有热情的年轻人出任这些职位。

实际上，年轻人即使无经验可谈，常常也不是对所关注的问题毫无了解。在委员会中，与年轻人相处的年长者至少在私下是称赞他们带来的正直无私的。由于不关心或不了解政治，他们常常迫使一些敏感的问题公之于众。然而，如果没有人支持的话，一个16岁的青年很容易在由40多岁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中不知所措。如果成年人很勉强，或者是为了做样子而将年轻人选入董事会的话，这种做法将以双方都受到挫折而告终。另外，许多青年代表的席位是每年更换一次，随着一名代表取代另一位代表，年轻人的意见变化很大，也很突然。

虽然有这些问题，但年轻人的参与程度势必增长。联合国已经同意在2001年儿童问题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吸收年轻人代表，并将邀请他们参加正式会议。有人会问：“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事情并不重要。但有迹象显示, 同样的事情会在越来越多的重要地方发生 —— 在全国、在各省、或在地方政府的不同层面上发生。年轻人 —— 活动家说，不仅是明天的领导者，他们正在日益成为今天的领导者。

产品促销概述

产品促销是指除广告、个人销售和宣传以外的推销活动。严格地说，不属于以上三种结合在一起的推销活动都被认为是促销。比如说，一家航空公司向乘客赠送打折卡，用这种卡在一家有名的服装公司购买大衣，价格会低很多。本文所说的推销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促销以及其他三种推销活动。

促销的手段多种多样，数不胜数。常见的促销手段有附在商品上的优惠券、各种抽奖活动、游戏、竞赛、打折、产品演示、各种奖励、样品试用、钱款返还以及可兑换商品的赠券等。在同一促销活动中，多种手段可以结合使用，实际情况通常就是这样。一家从事早点麦片销售的公司为了拓展海外业务，还得向消费者传授吃干麦片和凉早餐的知识。为了培养这种新的早餐习惯，该公司发动了强大的广告攻势，同时开展了样品品尝和示范活动。另一家公司为了在经济萧条期间重占市场份额，免费向社会发放了150万新型婴儿尿布的样品。同时，每个包装袋上还印有一幅小熊的照片，父母们集齐规定数量的小熊照片，即可获得各式儿童用品。

从本质上说，促销活动具有暂时性的特点。促销活动本身没有自我持续的能力，因而它的作用就是作为广告、个人销售和宣传等推销活动的补充。为了将百威啤酒打入英国市场，该公司运用了“美国”主题，在7月4日和感恩节播放由美国演员在加利福尼亚拍摄的电视广告片。为加强宣传力度，该公司运用了大量的促销手段，向举办促销晚会的酒吧提供海报、装饰旗帜、横幅以及T恤衫等。同时公司还制作了带有“百威”标志的玻璃杯、酒吧餐巾、足球赛用的三角旗以及诸如此类的物品卖给酒吧常客。此外，该公司还专门邀请美国人筹划美国音乐之夜。

促销不仅限于刺激消费者的需求，也可以鼓励中间商加大对销售产品的支持。为使泰国的中间商销售其乳制品，一家美国公司同其签订销售合同。合同规定，只要产品销售达到一定的定额，该公司即以一美元的价格向零售小商店和饭店提供冰箱。同时，该公司还得说服这些泰国中间商不要在冰箱中储存其他公司的产品，并且不要为了省电而在夜间拔去冰箱的电源插头。

促销手段不仅可用于消费品的销售，也可用于工业品的销售。许多制药公司通过举办鸡尾酒会、旅游和其他活动来吸引药品批发商。他们向医生们赠送礼品，而且让医生的夫人们参加购物旅游。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海外，促销活动越来越受人青睐，而且持续稳定。一家主要的广告杂志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公司经理们已从媒体广告转向促销活动。同五年前相比，有五分之三的公司开始增加对非媒体宣传的投入，如在产品交易会和展销会摆设摊位、举办使顾客能够直接购买产品的展销会、举办各种宣传活动等等。根据对美国消费者购物行为所作的一项调查，除了食品以外，超市里所售商品中有70%是顾客在店内临时决定购买的。因此，店内产品展示和其他促销手段的效果颇为显著。如果这种根据临时决定购买的方式能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盛行开来，那么，促销活动在其他地方将被证明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某一产品初次进入一个市场时，促销活动可以有效地帮助消费者了解这种产品。同时，对于现有产品，如果产品本身极具竞争力，互相之间无明显差别，尤其是如果这种产品单价较低而且流通量大，促销活动会同样有效。在这种条件下，就需要以促销来赢得 “额外”竞争优势。一家日本公司将游戏卡装在其肥皂盒中，结果在泰国引起轰动效应。消费者禁不住对这种皂盒越买越多，以期得到得奖的纸卡。与此类似，在泰国大多数加油站曾经有这样的做法，顾客每加一次油，即可免费得到一块毛巾，作为馈赠。

在巴西，用电设施被看作商品，菲利浦公司希望巴西电工能够了解该公司的品牌。为此目的，公司开设了一个培训课程，除了颁发结业证书，还送电工一个工具箱作为奖励。该课程共计四讲，附有大量插图，以适合文化水平较低的巴西电工。但该公司碰到的问题是，没有一家专为电工出版的行业杂志刊登这一课程的广告。菲利浦公司想了个办法，在电工用品商店设点展示，电工们可以在展点内随手取阅该培训课程的活页广告。

由于该培训课程的学费很高，任何一个听课的个人都无能力支付，菲利浦公司将参加培训的对象限定为职业与电力工业有关的人员。同时让电力设备商店也参加该促销活动： 公司向这些商店介绍本次活动的好处，同时，邀请商店的销售人员参加培训课程。

促销手段有时会与心理障碍发生冲突，这一情况在店主和消费者中都存在。有些国外零售商不大愿意接受产品厂家提供的打折赠券，因为他们担心厂家不会补偿他们在打折销售中损失的款额。另一方面，消费者可能对诸如返还款项的促销承诺心存怀疑，他们会认为，这样的产品肯定有问题。

如同营销活动的其他诸多方面一样，促销手段也须改进。要使所用手段产生效果，就应使其迎合当地人的喜好。玩多米诺骨牌是巴西的一项全国性的消遣活动，菲利浦公司即在该国用多米诺骨牌作为购买电工产品的奖励。玩牌的一方要将骨牌彩色的一面朝上，不让对方看到带点数字的那一面。由于每张骨牌的反面印有菲利浦公司的名称，电工们便会经常想起这一品牌。

以“貌”取物

走进一家普通的美国超市，在商品展架之间随便逛个30分钟，其中所陈列的大约30,000种商品会让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末了，许多商品都会让你感到值得一试。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那包装——一个悄然无声却又让人心动的推销员。

箱箱、罐罐、瓶瓶、听听、袋袋、管管，其设计都细致入微，触动内心世界。你是一个好父母吗？ 你关心环境吗？ 你想让生活更具魅力吗？ 你真的不想来点巧克力之类的东西吗？

那模拟货架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想了又想、改了又改、试了又试。而包装设计，更精确到以毫米计，因为，设计者希望你看到的远远不止包装和标签。人们购物时，实际是在认同一种个性、一种态度，甚至是一种信仰。

研究消费者对商品包装的情感反应，其先驱是路易斯·切斯金，他是于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研究市场营销心理的专家。他曾将两个相同的产品进行不同的包装，其中一个用圆圈图案装饰，另一个用三角图案装饰。然后他让试验对象选择，并说出理由。80％以上的接受试验者选择了带圆圈图案的包装，原因是他们认为里面的东西质量更好。

“在同前200名接受试验者谈话时，我很难相信这一结果，” 切斯金后来写道，“但同1,000名试验对象交谈后，我只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多数消费者的感觉从容器转移到了所盛之物上。”还有一项惊人的发现： 在试用了这两件相同的产品以后，人们仍然以压倒的优势喜欢带圆圈图案包装的产品。

切斯金对大量不同类型的产品重复了同样的试验。发现之一是，包装外观对于消费者认识饼干口味和肥皂的洗涤效果有着巨大的影响。切斯金将这种现象叫做“感觉迁移”。正是这种“感觉迁移”成了包装研究的基础。

尽管消费者越来越精明，切斯金的理论仍然有效。一个没有告知品牌的啤酒测试可以重复多次，而品酒者对啤酒的口味和质量却有相当一致的意见。而如果事先让他们看到啤酒瓶子，则这些瓶子就会改变品评的结果。

切斯金实验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是用三种不同色彩图案包装润肤霜。试用该霜的小组被告知，要试用的润肤霜有三种配方，并被要求对这些配方作出评估。

试验结果：色彩图案B(所包装的产品)恰到好处； 色彩图案C香味不错，但效果欠佳； 而色彩图案A十分让人生畏，有几名参试者用后皮肤上起了皮疹，结果只好去咨询医生。但实际上，这三种润肤霜完全相同。这一领域中的一部权威教材这样写道： “一般而言，消费者并不区分产品和包装。在他们看来，往往是产品即包装，而包装即产品。”

一家颇具影响的包装设计公司将此原则发挥到了牟利的极端程度。该公司为尚不存在的产品设计包装。接着这种包装就经受市场考验，营销理念也得到了改进。这样，只有厂家认为自己稳操胜券，才花钱开发那个产品。一家顶尖的巧克力公司生产一种即将面市的新产品，就是这样出笼的。

色彩也是包装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眼球转动的研究表明，包装的各种要素中，色彩所引起的反应最为迅速。

以一种颇受欢迎的品牌的蔬菜汁为例。数十年来，其标签上的总体布局基本保持不变： 西红柿水平排开，四周绿叶环绕，胡萝卜竖直摆放更显夺目。有一点你也许不曾注意，但或许能够感觉到，那就是蔬菜色彩的鲜明夺目。

这些蔬菜色彩所采用的不是杂志和书本中所运用的标准四色工艺，而是五色工艺。这样的设计使得蔬菜具有令你眼花缭乱的色彩，因而具有强烈的诱惑力。

三角形和其他带尖角的图形能够吸引注意力，但切斯金的早期实验表明，人们看到三角形并不表明他们喜欢三角形。色彩也有同样的问题。切斯金指出，最引人注目的颜色是黄色。而黄色用在某些产品身上，有时会产生消极的联想，有时则会使人烦躁。

你逛商场时，会看到包装上有许许多多耀眼的、尖尖的、要爆炸似的图案，充满阳刚之气，多为鲜艳的黄色设计。这些棱角分明的图案引人注意，而在这些图案上方，总是标着 “新型配方”、“让利2毛9分”、“免费提供”等友好信息。消费者在决定是否将该商品买回家时，考虑的正是这些友善的信息。

具有阴柔美的图案，如圆形和椭圆形意味着完美、柔和、无所不包，这正是包装的根本主题，因为这些图案能够产生最积极的联想,还必须和某些别的符号配合使用加以改进，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于是，圆形往往同矩形或者粗体字母合用以形成对照： 一家公司在用作商标的椭圆中间插入火炬，并镶嵌公司的名字。

显然，人们对于色彩和形状有着本能的反应，但这种反应究竟如何刺激人们购买一盒布丁混合料或是一瓶润肤霜，其心理机制还不十分清楚。显然，这肯定不是理性的过程。“我无法问你为什么喜欢某种包装，”一位营销咨询人员说，“你也无法告诉我。包装并非悄然无声，它在呼唤——不过它呼唤的是你的心灵。”

这位咨询人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知道自己作出的购物选择无助于实现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他说：“购物是一种应对之道。”通过购物，我们可以弥补感觉到的某一方面的不足，以求心理平衡。我们明知这些东西只是空洞的符号，但我们却追求这些鲜艳夺目的小玩艺儿，因为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安慰，带来满足。从另一层面来看，也许是因为我们喜欢观看为争取我们青睐而展开的光彩夺目、富于心计的竞争。

汽车维修——切勿吃亏上当！

芝加哥附近有一家汽车销售商设有汽车修理车间，它的员工为你的汽车提供周到的保养。你把汽车开进车间，要求进行汽车在行驶了15,000英里后的检修，维修部会向你推荐车主手册上写着的维修项目——更换机油和汽油过滤器、轮换轮胎、检查刹车、排气系统和转向机构。此外，他们还建议进行额外的四项维护，并对发动机进行一次彻底检查。服务部经理说，这种综合维护可以使汽车保持优良状态，尤其是考虑到芝加哥恶劣的气候条件，更有必要。

全部费用总计298美元——相当于厂家规定的维护费用的三倍。但是，生产厂家说，在美国，绝大多数汽车行驶15,000英里根本用不着进行上述额外项目的维护。

精明的消费者对于不老实的机修工想出的维护把戏了如指掌。不过现在，车主们还得倍加小心，防止一种更为高明的行径，这种行径往往让车主们成千上万地破费： 那就是虚假的维护方案。

122个汽车销售商被要求说明，他们对六种普及型汽车在行驶了15,000、30,000和60,000英里后，分别提供了什么服务。他们的回答表明，近80％的销售商所提供的维修项目都超过了生产商的规定，或者超出了大多数汽车的需要。63％的销售商更换了厂家认为无需更换的零部件。

被调查的汽车销售商遍布全美七大城市。厂家配发的汽车用户手册中提供了两套维护方案，一套供“正常”行驶条件下使用，另一套则供恶劣行驶条件下使用。为了保证对汽车销售商的评估做到最大限度的公正，该项调查将他们所提供的维护方案同厂家配发的用户手册中关于恶劣行驶条件下的维护方案进行了比较。被调查的汽车是根据其普及程度、车身大小和车型而选出的，包括了美国最大的三家汽车公司的产品，也包括日本产的汽车。

结果发现，维修方面的两大可疑行径为： 合理但进行得过早的维护(如更换火花塞和轮胎)以及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其价格都值得怀疑的维护(如将其他化学品添加到发动机干净的机油中)。

美国西南部有一家汽车零售商的维修部总是不断地缩短维护周期。比如，用户手册上写着，第一次大检，应在行驶30,000英里之后，而该特许经销商却在汽车行驶12,000英里之后就建议用户更换新的空气过滤器、15,000英里之后建议更换后轮轴承、18,000英里之后建议更换火花塞和变速箱润滑油、24,000英里之后建议再次更换空气过滤器。同时，他们还建议在汽车行驶18,000英里之后就更换燃油过滤器——而厂家表示，该部件至少可保证行驶50,000英里。

调查中发现的最可疑的额外项目是那些“子虚乌有的维护”——那些根本无需维护、无法维护或者本不存在的零件进行的“维护”。比如，29％的马自达汽车经销商说，他们对该汽车行驶15,000英里之后就对阀门作调整，38％的经销商说在该汽车行驶30,000英里之后进行此项维护。但在过去五年中生产的所有马自达汽车，所有阀门都能自动调整而无需维护。

那长长的维修项目单总是归因于当地的条件（指气温、路面等条件）。“厂家必须撰写一本涵盖全国各地不同情况的手册，”佛罗里达的一位维修部经理说，“全国各地的环境条件千差万别，有严寒、有酷暑，有的地方干燥、有的地方非常潮湿。厂家的维护手册只能作为参考，而销售商则必须考虑当地实际。”

他说，打个比方，他所在的佛罗里达地区(靠近海洋)，盐分较多的空气容易腐蚀金属零部件，因此每一个零部件都得经常检查。炎热的夏季，要求每行驶30,000英里就更换一次冷却液，而不是厂家所推荐36,000英里才更换一次。他补充说，各地销售的劣质汽油会破坏汽车的尾气控制系统，因此，汽车中的一个关键部件，厂家说能至少可行驶50,000英里，实际上行驶30,000英里就该更换了。

上述各点，论据合理，以致各地汽车经销商都加以利用。经销商爱用的另一个理由是 “时行时止的驾驶”。在所调查的城市中，除西雅图外，这个理由常被用来为额外维护项目辩解。

然而，汽车厂家在撰写用户手册时，是考虑了这些情况的。“我们生产的汽车，不会因为路上时行时止、空气的温度和其中的盐分而出问题。”美国马自达汽车公司质监部经理指出，“本厂和其他厂家在用户手册中所说的'极其潮湿的气候条件'，指的是丛林地区和岛屿国家，而非佛罗里达。”

另一制造厂的一位经理指出，厂家的维护手册中已经考虑到极端的气候、交通、尘土等破环性条件，因而，听经销商说服你接受手册以外的维修通常是花冤枉钱。

美国汽车协会所属汽车维修车间的一位审批负责人建议，真正关心汽车维护的司机们，应该参阅用户手册中关于恶劣条件下的维修方案。这样相当于购买足够的火花塞、燃油过滤器、空气过滤器、冷却液和传动液，确保汽车终生顺利行驶，而且比销售商所提供的维护方案不知要省多少钱。

不过要防备那些并不依照用户手册行事的销售商。《汽车与司机》杂志一位技术编辑说，该杂志通过销售商维护其汽车。“为了让他们按照用户手册进行维护，我们经常同他们据理力争，”他说，“我们从来都不是走进去就说，'请进行30,000英里的一般维护'，相反，我们总是带着用户手册，告诉他们，'请你们做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为了避免争执，首先要通读用户手册，了解所需要的维护项目。其次，多找几个经销商咨询，看看哪个能最大限度地坚持手册中的方案。最后，事先同维修部经理商定，你要他做什么, 并审核费用。

这样，你既可以省下一大笔开支，又能够使你的汽车保持良好的运转状态。

劳动的价值依然存在

美国19世纪工业发展时期，对那些在矿山、作坊和工厂辛勤劳动，每天只挣几个硬币的人们大讲劳动的固有德行，也许显得荒唐可笑。那个时代，庞大的生产机器让操作者受苦受难，头昏眼花。

然而，对于几代移民来说，劳动最终结出了累累硕果： 祖父移民来美时目不识丁，其辛勤汗水给父亲的一生打下了基础，并让他上了中学；而儿子则终于进入大学甚至法学院。因此，在数百万美国人看来，他们几代人的劳动证实，劳动是可以产生好的结果的。移民的职业道德终于与清教徒的职业道德融为一体。

劳动的动机决定一切。仅为活命而劳动是无奈。为儿孙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样的动机赋予劳动一种强烈的尊严。这种尊严，一种有希望的活力和抱负——就像生命的原动力一样长盛不衰——就是许多人如今发现不复存在的美国品质。

当今社会，职业道德并未消失，而是淡化了。在美国，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由于对于经济大萧条的痛苦记忆，人们对劳动常采取了一种严守纪律，有时是被动的态度——这有点像前苏联的老一代人，由于对二战期间可怕得多的经历记忆犹新，因而并不抱怨食品短缺、住房拥挤。但是，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那一代人相继退休，也相继不在了。当今年纪较轻的这代劳动者，尽管有时也会因为经济不景气而下岗，受不到公正待遇，但在他们的脑海中，毕竟没有对于大萧条时期那种贫困和艰难的痛苦记忆。

如今，各种精心设计以缓解困境的经济手段——如失业保险、福利金等——使短期失业的困难程度减轻了。劳动仍然深受美国社会的尊敬。大多数美国人，如果流落街头，就会感到失落，甚至丧失自尊。但这种打击如今很少带有它曾经有过的生死攸关的含义。此外，经济生活中肆无忌惮、声名狼藉的行为，也会减少失业的羞愧感； 如果某大公司关闭了一家工厂，将该厂3,700工人抛向失业者的行列中，那么人们更多地归罪于疲软的经济而不是个人。

同过去相比，今天的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提高了，因而，他们期待更多，兴趣各异。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和曾祖父辈专心于手头的活计，而年轻一代则对拼命干活的意义提出了质疑。人类历史上，工业发达国家的民众，再也无须集中心思于劳动，将其视为自身生计之首要因素，这是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现象。

根据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描述，劳动是通过满足一系列轻重缓急的需求体系而发挥功能的。最重要的是，劳动可以提供食物和栖身之所，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其次，劳动可以满足安全需求，并且满足与他人交友和交往的需求。再次，自我的要求也产生了，即需要受到尊重。最后，人类，无论男女，都有“实现自我”的永无止境的愿望。这种愿望似乎是一种于人无损甚至是值得尊敬的上进心，但有时也会沦落成一种自私的不满。

当然，在美国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对劳动所要满足的需求也各不相同。那些雄心勃勃的非法和合法移民如今依然蜂拥来美，为取得安全感而努力，而那些试图“实现自我”的自私的当地部落在三代人以前就得到了这种安全感。劳动妇女的事业刚刚起步，她们正在形成一股理想和活力的强大源泉。女权运动及其经济需要，使她们实际上成为了经济生活中的移民群体。

为了生计而劳动，为了创造未来而劳动，使人们的努力具有坚强的、道德上的纯朴性。在此情况下，劳动的要旨显而易见，无需探讨。但除了维持生命这一需要本身以外，能否从劳动中提炼出其本身固有的价值呢？

对那些令工人生畏且于人有害的劳动，富人们的大肆称颂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表现。然而劳动带给人们的不幸总是相对而言的。中世纪的农民和19世纪为蒸汽列车的车头添加润滑油的工人生活中尽管有些浪漫，但同现代化生产线相比，他们的劳动条件要残酷得多。一个流浪在印度城市街头回收垃圾的穷人，听说在美国汽车装配线干活的工人一小时挣17美元还不满足时，他肯定是不会相信的。在南美，一个平均年龄为19岁的普通农民的劳动时间和强度都要高出大多数美国中年人。那些因工作造成精神缺陷而情绪低落的美国人，应该请教他们周边社区中失业的男男女女，因为后者虽痛苦却明确地懂得一份工作带给个人的尊严有多么重要。

劳动仍然是多数人生活中复杂、关键的核心，职业与自身融为一体。弗洛伊德曾经指出，成功人士是那些能够付出爱心又肯于劳动的人。劳动是美国生活中最彻底、最深刻的组成群体的原则。如果我们因迁居新地而削弱了原来的血缘关系，那么我们的同事常常形成我们新的家庭、新的部族、新的社交圈。一位社会学家认为，人们喜欢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们需要别人，他们需要同别人聊天、需要同别人来往、需要同别人建立关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劳动场所发挥着社区的功能。”

除了那些不诚实的或有害的劳动——比如说小偷的劳动——所有劳动都有其固有价值。人们曾经了解劳动的固有价值，但这一价值现已鲜为人知。劳动是人们报效社会的途径，是人们相互联系的途径。劳动是生活最有力、最生动的体现——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文明社会都是如此。

为负疚感正名 有内疚感是没有什么可以愧疚的。是的，如果我们魂牵梦萦不能自拔，那么内疚便会成为沉重的包袱把我们压垮，但同时，内疚也可以成为拉动自己前进的火车头。是的，内疚可能是一种自我惩罚，但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保持我们言行文明的那颗良心。

过去十多年来，那些只凭书本花哨的封面而脱离临床实践的常见的精神病医生一直在努力安慰我们说：“我正常，你正常，我们大家都正常。” 在他们的多数著作中，内疚被冠以恶名。他们将内疚解释为一种由父母、文化和宗教强加于我们的有害情感。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真正的解放在于摆脱诸如因生活富裕、大权在握、位居第一、恶待母亲、自私自利、迟到拖拉、抽烟成癖或者包养二奶而引起的不安和内疚。

实际上，存在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就是，自爱始于放弃负疚感。过去10年的多半时间中，我们周围的人都在抨击负疚感，却并没有揭示其内涵，从而了解内疚对我们的真正启示。

在最隐蔽、最具破坏性的层面上，内疚就是我们心中渴望被抓住的那个罪犯。负疚感是做错事后一种揪心、堵心的感受。这个肮脏的污点，别人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

没有负疚感等于缺乏良心。没有负疚感的人给别人造成痛苦后，不会有不快之感，因而能自由自在地继续制造痛苦。良心缺乏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弗洛伊德曾经指出： “关于良心，上帝将其赐予人类时，分配不均，考虑欠周。因为大多数人身上所赋予的份量少得几乎不值一提。”

我并不是说，我们大家都刻意寻找负疚感。有人断言，我们大家都该为比如贫困而内疚；有人坚信，受苦受压者是“咎由自取”。以上的两种说法之间总得有条线索把它们联系起来吧？ 在极端的牺牲和极端的自私这两极之间总得有个中间的态度吧？ 有些父母对孩子呵斥有加，使他们在成长的每一阶段都有一种负疚感；有些父母对孩子不闻不问，在思想道德上不予指导。这两个极端之间也得存在一个中间的态度吧？

比如说，我和女儿讨论问题（她会称之为训话），在谈兴正浓时，她经常抬头看着我，说道：“你让我感到内疚。”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反过来又使我感到内疚。但现在，我认识到我所做的恰恰是我应该做的： 在她身上培养一种能力，使她能够明辨是非，这样，她的言行如果伤害了别人，她便会感到不安。

这种事儿当然要玩点招术的。从根本上说，负疚感是我们评判自己的方式。“我应受惩处”这样的话应该成为内心的呼唤。但大家都知道有些人仅仅因为活着就感到内疚。我们也知道有些人由于非理性的负疚感而垮了精神。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变成这样，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孩子教成这样。

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招术不是亦步亦趋去迎合别人，而是要搞清楚自己能否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一位精神病专家曾写道，心理治疗的目的并不是漠视内疚，“而是让人们的内疚感和'正确的'事物联系起来”。同时还有人给负疚感下过这样的定义，即内疚 “不过是由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行为背离了自己笃信的责任而发自内心的一种不安”。

如果说负疚感是我们认定“可以做什么”和 “不能做什么”之间的斗争，那么这种感受力量强大且有强烈的人性色彩。同时，也有言道，“负疚感代表了所有内心斗争中最高贵、最痛苦的一种斗争，即 '外我'与 '自我'的斗争。”同自我作斗争胜于放弃自我。

这种最痛苦的情感，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能够成为激励自己的力量。我们不愿有愧于人的愿望使我们能够避免最缺德的行为。小孩如果伤害了自己的弟弟妹妹，即使没有人知道，他那人生初期的自疚，就是一种启示。如果大人给一个无辜的人造成了痛苦，如果说了谎、偷了东西、或者欺骗了妻子或丈夫——这样的事情人人都有一长串——他们会在深更半夜醒来，想起这些事情。

从这一意义上说，负疚感是形成良好教养的基本动力，是我们心灵的审鉴者，可使我们学会以礼相待而不是加入追逐私利的日益高涨的浊流。“如果说负疚感将去而复归，”一位历史学家说，“原因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青年人大幅度爆炸性增长，其数量大大超过了成年人。现在的结果是，试图恢复某种稳定的成年人比年青人多了。” 负疚感正是我们各人心中的成年人，是家长，也就是如同我们的父母，使我坚守道德标准的那个人。一旦我们强词夺理地说“其他人也都这么干”，负疚感便如心灵的向导，把我们嘲笑得无地自容。

要将负疚感同正确的事情联系起来并不容易，要明辨是非，要判断负疚感是理性的或是非理性的，绝非易事。但我们可以化解非理性的负疚感，办法是改变我们对它的看法；化解理性的负疚感，办法是改变我们的行为。

我们所有的人，每天都要作出诸多选择，而负疚感正是我们行动的诸多正确动力之一。我并不是说我们应终生受制于负疚感，并非如此。但在“如果我这么做了，我还对得起自己吗？” 这一常用来扪心自问的问题中，内疚却是它的核心内容。

负疚感是最具人性味的两难境地之一，体现了他人对自己的要求，表明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承认了要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的愿望。

为个人野心辩护

个人野心就是单个词的心理测试： 一旦你对此词给出定义，就立即展示了自己的许多想法。哪怕是像词典这样最不具倾向性的著作也免不了有所暗示：把个人野心首先定义为“追求地位、名誉、或权力的激情”。“激情”蕴含了强烈的欲望，往往超越理性和常态。同时，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地位、名誉和权力遭到了猛烈的抨击。然而，人毕竟可能有雄心壮志投入公益事业、减轻痛苦和人类进步的活动中去，尽管有人认为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大多是不可信任的。

野心必然要以各种梦想，诸如光荣、财富、爱情、地位、成就、快乐以及行善等为支持。诚然，现实生活能为我们的梦想和期待做些什么，我们无法预知。有些梦想始于牺牲却终于恶行；有些梦想始于自私却终于行善。无法预知梦想的结果，决非终止梦想之理由。

确切地说，如果个人的野心无非是向上爬，其前景决不会美妙。正如酒鬼给酒带来恶名，同样，一心一意想往上爬的人给野心带来恶名。酒鬼贪酒，个人野心同样使人欲壑难填。有些人不会驾驭野心，因而不但为自己，而且为他人增添麻烦。然而，所有这些，似乎都不足以成为我们藏匿野心的理由。

野心的主要罪状有哪些呢？ 现列举如下，当然并不全面：

首先，个人野心经常是反社会的，实际上也不时兴了，它属于过去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个人行为比今天的更有价值、更有作用。个人行为同野心紧密相关。被野心左右的人往往忽视集体，做事特立独行。一个人，无论男女，只要有了野心，便会视社会为战场，争强好胜成了其主导情感。因社会回报有限，他们就决心夺取他们觊觎的那一份。真正的野心家认为，这是一个狗吃狗的社会，而自己之所以出类拔萃，就是因为自己想当吃掉对手的狗罢了。

由此不难看出，那些实现了野心的共同目标——金钱、名誉、财富——的人们或多或少是用肮脏的勾当实现的，而且大多数场合肮脏的程度偏高。因此，那些被看作雄心勃勃、位居高层的政客们，看来是没有道德价值观念的。如果他们有道德价值观念，又何以还能爬得如此高位呢？

要使个人野心得到重视，其所获得的回报——财富、地位、对自己命运的主宰——必需让人感到同他为了野心而付出的牺牲相适应。要让崇尚野心的传统重现活力，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特别是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尤其是知识人士——必须尊重这一传统。要以知识人士为最，原因在于，与以往相比，正是他们占领了公共舆论的阵地，并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发挥舌枪笔剑的威力。奇怪的是，恰恰是这些人扬言要摒弃将个人野心作为自己的理想。怪就怪在，他们也许是从中受益最多的人——即便不是受益于自己的野心，也受益于父辈或祖辈的野心。

对野心的攻击为数众多，而且来自不同的方面。其公开捍卫者则寥寥无几，而且即使在他们尚具魅力的场合，他们也是轻描淡写。许多人天生对个人野心心存怀疑，他们感到，野心代表了人性中某种棘手的东西。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为防止其泛滥而牺牲野心，则会酿成错误。抑制野心等于抑制远大的理想。所有的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使我们区分开来的正是我们的梦想，无论我们梦想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东西，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使梦想成真，都是如此。

将野心视为社会的中心并声称它使许多独立的因素连到了一起，也许有些夸张，但并不过分。没有野心，社会中各种基本要素好像会分崩离析。野心意味着实现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工作和纪律，也是社会生存不可或缺的那类工作和纪律。野心同家庭生活紧密相连，原因是，家庭中无论男方还是女方，都不只是部分地为了家庭而劳动。丈夫和妻子经常相互都有渴望，而且，有些最强烈的野心是为了孩子而立下的。养儿育女本身几乎变成父母野心的一种体现。最后，野心在过去的年代主要存在于帝王阶层，而现在，中产阶层中野心也日益常见了。劳动、节俭、计划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作为野心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历来都是新兴中产阶层区别于其他阶层的标志。攻击野心实乃攻击中产阶层及其所代表的精神。不管爱听与否，中产阶层对美国社会贡献巨大。而中产阶层从一开始，就是以野心作为动力的。

没有个人野心的世界不难想像会是什么样子的。很可能，世界会变得温和一些： 没有需求、没有冲突、没有失望。人们将从容反思。自己的劳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集体。竞争不会进入我们的生活。冲突将会消失，紧张成为过去，寿命将可延长，因为由于争强好胜而死于心脏病或中风的人将会减少。人们的焦虑也将消失。时光无限延伸，皆因野心绝迹尘寰。

而这样的生活将多么无聊透顶！

温哥华：一座在森林中拔地而起的城市

人们在参观温哥华期间，会反复地听人说这座城市是多么的年轻，广阔的加拿大西部有人定居也就是近期的事。温哥华市中心有一个40层楼高的360度的全方位观景室，室内的一幅招贴画使我想起，18世纪的整个美洲大陆实际上都已被人占住，剩下的只是西北海岸了。18世纪70年代，西班牙、俄国和英国的轮船沿着这里的海岸线探索，但实际上无人登陆，从而使土著人得以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依然是这片偏僻森林的惟一居住者。

1792年，英国船长乔治·温哥华和一名西班牙船长同时到达了离现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不远的地方。两位船长在英国轮船上友好地共进早餐，交流航行记录，互相祝福，然后又各奔东西。在此次航行的早些时候，温哥华船长恰好在失望角经过了哥伦比亚河的河口；在那里他注意到了一个小海湾，但那看上去不像是一条大河的出口。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可能改变了整个太平洋东北岸的前途。一个月之后，一名美国人沿着哥伦比亚河向内陆方向航行，这为日后美国索取西北部的大片土地奠定了基础。尽管温哥华船长有那次失误，这座如今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城市仍以他的名字命名，以表示对他的纪念。

在经历了许多变化的地方，很难想像200年前这里竟是一片原始森林。一些商船是随首批探险者来的，其中多数是美国商船。但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白人拓荒者才在这里定居。甚至到了1890年，这里的一条主要街道“依然是森林中一条砍伐出来的通道，两旁是密密实实的树墙，树身高大，你只能仰头直视才能看见天空”。

后来，一位美国企业家看到了这个地方的未来。“开发大西部的因素成百上千，” 他这样写道，“西雅图和温哥华命中注定会成为巨大的中心。温哥华拥有极好的环境，它可能会成为太平洋沿岸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商业港口。”

温哥华有今天的地位，得益于它的周围环境，而在兰定能让人最先饱览这一景色了。兰定是一个砖砌购物中心，很受人们喜爱，那里有好几座陈旧库房和办公房得到了重新修复。从兰定的二楼你可以眺望港口，看到另一侧近在咫尺的群山。港湾很繁忙，游轮、渡轮和游艇等往来不断。稍远处停泊着十几只大货船。它的左边高高耸起巨大的白帆，它们构成了加拿大广场的屋顶，广场内设有一个会议中心和一家旅馆，以及游船停靠的码头。

海湾对面被大片树林覆盖的半岛是有1,000英亩林海的斯坦利公园。就在温哥华命名大约一天之后，该市最初的领导人就为规划这片树林做好了准备。公园中的森林与这座“钢铁和玻璃”构成的城市界限分明，强烈地向人们展示着温哥华当初是如何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崛起的。

从古船收集地赫里蒂奇港到格兰维尔岛每15分钟就有一艘小渡轮。格兰维尔岛的管理人员所称的城市公园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

格兰维尔岛最初只是一片贫瘠的沙地，它周边的海域为当地的印第安人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随着城市的发展，海岛沿岸改建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并有大桥与市中心相连。之后，随着原先落户海岛的工厂和作坊的迁出，留下的是破旧不堪、被人遗忘的土地。

到1972年，在联邦政府的帮助下，温哥华开始重建格兰维尔岛。水泥厂还在；一家电线厂和啤酒厂也被吸引过来； 来这里的还有一所艺术学校，一座剧院，大量能工巧匠，一家大型公共集市以及各式的餐馆。海岛的一端有一座旅馆和一些轮船码头，一座公园沿着格兰维尔岛的南缘延伸。格兰维尔岛几乎一切如故；今天，所有建筑物的外墙面都是金属构造，与当年的工厂完全相同。由于原来的地方没有人行道，现在也没有，所以参观者不得不小心地避开来往的汽车和运送水泥的卡车。这是设计的要求。我在信息中心的告示牌上读到，“一直都是这样安排的”。我继续读下去，才知道其目的是 “为了使在工厂从早上八点工作到下午四点，而中午提着午餐随处乱跑的工人和那些在此时来海岛购物的富豪保持和谐”。

无论是雨天还是晴天，大桥的拱形结构下面都是一片欣欣向荣和熙熙攘攘的景象；无论从哪里观看，这一景象都增添了一种工业气息。

格兰维尔岛是温哥华人民的巨大成功。在每年为数惊人的600万参观者中，外地的游客不足四分之一。该城市的发言人告诉我，格兰维尔岛建成两年后，整个运营没有花市政府一分钱。对于我们热爱城市的人来说，最美好的就是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达到无与伦比的和谐，这振兴了该地区，且没有增添任何富裕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常会冲淡当地工人阶级的本色。

当你参观温哥华的时候，在格兰维尔岛公共集市的露天平台上悠闲自得地逛一逛，喝上一杯咖啡，品尝一些酥皮糕点，你的感觉会更加美好。举目注视第一批探险者落脚的海湾，再看一眼斯坦利公园，那最初的原始森林在这里都留存如故。如果那片森林不能够保存完好的话，——历史极少会提供这样的机遇，——那么它演变成今天的状况也是相当不错的。

新空间时代的新式火箭

在探索太阳系外层空间行星的过程中，将来会有一天，人类要做的不仅仅是发射仅能在它们旁边快速飞过的小小探测器。迟早，我们将发送飞船进入环绕那些陌生行星运转的轨道，让机器人在它们的卫星上降落，甚至将岩石和土壤样品送回地球。最终，我们要将人类送到这些行星的卫星上去，至少送到据信有大量液态水存在的几个卫星上去——我们知道，液态水是生命的基本需要。

要完成上述使命，我们需要以核反应为动力的火箭，而不是燃烧化学品的火箭。化学燃料火箭曾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但是，在所用燃料量相同的情况下，化学燃料火箭所提供的能量较低，将宇宙飞船进行远距离发送时，这一点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例如，为了到达外层空间的行星，以化学燃料为动力的宇宙飞船不得不携带很少的燃料，并充分利用引力的“帮助”来节省燃料，此时飞船巧妙地自我操纵，使之与行星的距离接近到足以利用该行星的引力来推动飞船的前进，提高起速度。

从技术上讲，化学燃料火箭的最大速度增长比较低。这就是说，它们的排气速度还不足以将火箭的速度增加到非常快的程度。以氢和氧反应为基础的化学燃料火箭推进飞船脱离地球轨道的最大速度是大约每秒10公里（6英里）。

与化学燃料火箭相比，核燃料火箭能达到每秒大约22公里的最大速度。以土星为例，这样高的速度有可能让火箭直飞土星，把飞行时间从7年左右缩短为3年。这种核能燃料火箭有其固有的安全性，而且对环境没有危害。与普通的看法相反，核燃料火箭在发射时未必有很强的核辐射。带有核燃料火箭的宇宙飞船可在普通化学燃料火箭上发射。这样，当普通燃料火箭到达地球轨道约800公里高度时，核反应堆舱会脱离化学燃料火箭，并开始工作。

建造以核燃料为动力的火箭发动机所需要的技术离目前的技术能力并不太远。实际上，我的同事和我已经设计出了小型的核燃料火箭发动机。我们称这种发动机为“Mitee”,（随意取自“miniature reactor engine”“微型反应堆发动机”中的几个字母）。制造这种发动机需要6到7年的时间，费用在6亿至8亿美元之间。在航天发射方面，这一造价不算昂贵。实际上，开发核燃料发动机的费用可以被今后发射成本节省下来的钱所抵消。理由是以这种发动机为动力的核能宇宙飞船不用携带大量的化学燃料，这就意味着发射飞船不需要造价在2.5亿至3.25亿美元的巨型火箭。相反，可以采用造价在0.5亿美元至1.25亿美元之间的低价位火箭。

在我们的设计中，反应堆的核燃料放置入下列结构，其中数层金属薄板，上面打有许多小孔，形成一个汽缸。液态氢从外部经小孔流入汽缸内，加热后很快变成气体，流向汽缸中心。达到2,700℃左右的超热气体沿着汽缸中心轴的沟槽高速流入，然后从汽缸一端一个小出口喷出。

核燃料火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用来推动飞船的燃料氢，它在太阳系外层空间巨大行星的各类气体中，以及在遥远的卫星、行星和彗星的冰层中到处都存在。由于核燃料的使用时间相对较长，因而可以想像以核燃料为动力的飞船通过补充必要的氢燃料就能够在太阳系外层空间飞行10年或者15年。飞船在气态行星的大气层中能够飞行几个月，只要一边飞行一边将氢收集并净化作为燃料就可以了，同时可以采集有关大气组成、天气模式方面的详细数据。另外，飞船可以飞到行星的一个卫星上采集岩石标本，还可以通过离析冰水以积累氢，为返回地球补充燃料。

反应堆能在远离地球的地方启动，所以核能飞船要比目前的太空探测器更加安全。在太阳系的外层空间，太阳光线太弱，无法为宇宙飞船的仪器提供能量。所以，飞船的飞行通常依赖于高强度的辐射能源，这种能源甚至在发射时也是有危险的。另外，在装有核燃料火箭的探测器内，各种仪器和设备的运行也依靠推动宇宙飞船的同一个反应堆所提供的动力。而且，由此产生的核废料量可忽略不计，一次太空飞行总共也就产生1克强放射性物质，而这1克物质决不会返回而污染地球。

核燃料火箭不是一件新鲜事。在该领域的项目中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美国空间核热能推动研究计划，其目的是为了防御的需要开发体积小、重量轻的核发动机用于国防，如将重型卫星发射到地球高空轨道等。虽然这项工作在正式的核发动机建成之前就结束了，但是根据对这类发动机的设想，工程师们的确成功地制造和开动了低功率的雏型反应堆，结果表明，它具有几百万瓦特的功率输出能力。

如果仅仅使用化学燃料火箭，我们探索外层空间行星及其卫星的能力将受到限制，这是不难证明的事实。在不久的将来，只有核火箭能够给予我们所需的动力，大大促进我们对太阳系遥远的边缘神秘世界的了解。

世界经济中的数字爆炸 设想一下你是5亿多年前居住在地球海洋中无数微小生物中的一个。你这种单细胞生物统治着古老的海洋已经快30亿年了。

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在科学家称为寒武纪爆炸的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内，生命极大地扩展成多细胞形式。几乎今天所有的主要动物群体都是在那次新的生命形式全球性爆炸中出现的。科学家说余下的就成为历史了。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到眼前这个时代，把互联网出现之前的通讯系统看作是单细胞微生物。

我们现今在互联网领域所目睹的一切——如购物和股票交易的网络革命——可能代表着改造世界的巨变，与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宇宙万物瞬间涌现的壮观相比，毫不逊色。

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古老的微生物没有指南手册告知他们应该期待什么，以及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某些重大事情。

然而，我们有。《有线》杂志的创始人，编辑凯文·凯利在最近出版的《新经济新规则》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手册。

凯利写道：“本书的主要观点是，控制软性世界——如媒体界、软件界、服务界——的原则将很快指挥硬性世界，即现实世界、原子界、实物界、钢铁和石油界，以及我们辛辛苦苦所做的实实在在的工作。” 驱动经济革命的是正在日益缩小的计算机和不断扩张的通讯这两者的结合，他接着补充说：“当我们的世界向一个新的、高科技的全球经济发展时，许多人将会感受到的忧虑、失落、激动和成就感才刚刚开始。”

这话听起来是否有点夸张？

这段话只不过是凯利在谈到激进的和不可预料的“规则”时常带有的语气罢了。

他丰富多彩的问题很容易吸引广大的计算机爱好者，同时也会让那些对数字世界的发展趋势比较好奇的读者产生兴趣。

发展的趋势，用凯利的话说，是“颠倒的”。

试想一下, 例如通向“精明”最可靠的方式是大范围“沉默”的这一观点。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是，虽然微小的计算机芯片本身是相对“沉默”的，但是可以将其加入到数以10亿计的日常实物中去，从而产生巨大的的经济效益，如从衬衣到罐装汽水的实时购买模式等。

或者，假设世界上所有的户外温度计将连接成一个巨大的整体。这时，我们可能会有一张比过去好上几千倍的气候图。

我们在传统的供需社会中长大。在这样的社会里，物以稀为贵。钻石、黄金和石油就是几例。在数字世界中，正如凯利所指出的那样，“力量来自充足”，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遗憾的是，苹果公司未能理解这一原理。当时苹果公司确信它的市场份额会被微软公司更加开放的视窗运行系统所击败，于是它改变主意，不给它的计算机运行系统发放运行许可证。

在原子世界中，随着某一资源的消耗，该资源的生产就变得更加昂贵。在黄金开采中，最初的少量黄金来得容易，所以也便宜。但是，当需要从数吨的矿石中才能提炼出细小的金矿石时，黄金价格就上涨了。

然而，在凯利所谓的“新秩序”中，他引入了充足法则，使得像网景这样经营有方的公司免费赠送它的软件，以便出售它的辅助服务或产品。免费赠送昂贵的移动手机以便赢得客户使用电话服务也是同样的道理。

万一这一逻辑不能说服你，凯利不惜篇幅罗列了大量发人深省的事实。比如这样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球电话系统全部语音流量是信息流量的1,000倍。但是在三年后，这一比例可望颠倒过来，这就是说到2001年在全球传送的大部分信号“将是机器与机器的对话”。

最后，凯利让我们看一下周围，看看世界就在我们自己的脚下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例如，今天的一位美国农民的手上仍然会沾一些泥土，但是他的多数劳动是在电子网络的保护伞下进行的。他的拖拉机带有移动电话，连接着卫星的定位设备，他的家用计算机与源源不断提供天气信息和粮食市场报告的信息源连接在一起，甚至与埋设在房屋周围的仪器发出的土壤水分测定数据的信息源连接在一起。

《新经济规则》提示我们可以向五亿年前实现的生机勃勃的新生命学习。在网络经济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素质可归结为一句话：要有能力向未知领域冲刺

盗用他人身份：一种新型犯罪

1997年3月27日，天刚刚亮，对柯林斯一家来说，这是正常一天的开始。上午过了一半，杰克·柯林斯坐在桌前开支票付账单——他付

第二篇：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5_课文翻译

教育界的科技革命

如果让生活在1900年的人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他会辨认出我们当前课堂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那盛行的讲座、对操练的强调、从基础读本到每周的拼写测试在内的教学材料和教学活动。可能除了教堂以外，很少有机构像主管下一代正规教育的学校那样缺乏变化了。

让我们把上述一贯性与校园外孩子们的经历作一番比较吧。在现代社会，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广泛的媒体，而在早些年代这些媒体简直就是奇迹。来自过去的参观者一眼就能辨认出现在的课堂，但很难适应现今一个10岁孩子的校外世界。

学校——如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界——天生是保守的机构。我会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保守的趋势辩护。但变化在我们的世界中是如此迅速而明确，学校不可能维持现状或仅仅做一些表面的改善而生存下去。的确，如果学校不迅速、彻底地变革，就有可能被其他较灵活的机构取代。

计算机的变革力

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科技事件要数计算机的崛起。计算机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从交通、电讯到娱乐等等。许多学校当然不能漠视这种趋势，于是也配备了计算机和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科技辅助设施已被吸纳到校园生活中，尽管他们往往只是用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模式教授旧课程。

然而，未来将以计算机为基础组织教学。计算机将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针对个人的授课，这种授课形式以往只向有钱人提供。所有的学生都会得到符合自身需要的、适合自己学习方法和进度的课程设置，以及对先前所学材料、课程的成绩记录。

毫不夸张地说，计算机科技可将世界上所有的信息置于人们的指尖。这既是幸事又是灾难。我们再也无须花费很长时间查找某个出处或某个人——现在，信息的传递是瞬时的。不久，我们甚至无须键入指令，只需大声提出问题，计算机就会打印或说出答案，这样，人们就可实现即时的 “文化脱盲”。

美中不足的是，因特网没有质量控制手段； “任何人都可以拨弄”。信息和虚假信息往往混杂在一起，现在还没有将网上十分普遍的被歪曲的事实和一派胡言与真实含义区分开来的可靠手段。要识别出真的、美的、好的信息，并挑出其中那些值得知晓的, 这对人们构成巨大的挑战。

对此也许有人会说，这个世界一直充斥着错误的信息。的确如此，但以前教育当局至少能选择他们中意的课本。而今天的形势则是每个人都拥有瞬时可得的数以百万计的信息源，这种情况是史无前例的。

教育的客户化

按以往的趋势变化看，从授权机构获取证书可能已不如过去重要。每个人都能在模拟的环境中自学并展示个人才能。如果一个人能像早些时候那样 “读法律”，然后通过计算机模拟的实践考试展现自己的全部法律技能，为什么还要花12万美元去上法学院呢？ 用类似的方法学开飞机或学做外科手术不同样可行吗？

在过去，大部分教育基本是职业性的： 目的是确保个人在其年富力强的整个成人阶段能可靠地从事某项工作。现在，这种设想有了缺陷。很少有人会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许多人都会频繁地从一个职位、公司或经济部门跳到另一个。

在经济中，这些新的、迅速变换的角色的激增使教育变得大为复杂。大部分老成持重的教师和家长对帮助青年一代应对这个会经常变换工作的世界缺乏经验。由于没有先例，青少年们只有自己为快速变化的“事业之路”和生活状况作准备。

技术的更深远影响

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教学成为对教育产生主要科技影响力的同时，其他创新手段也会冲击教育。医学技术可使人们对学生在解决各类问题或进行创造性活动时的大脑活动和血流状况进行研究。

对学习过程的基因基础的进一步了解也可能影响课堂教学。也许由此能够决定哪些年青学子可能更快取得进步，哪些注定要有 “艰难的”求学历程。一些权威人士坚持认为这些发现应该应用于特定情况中，而另一些人则极力反对在基因信息基础上所做的任何决定。声称能改善学习、记忆或激发热情的药品将唾手可得。教师和家长将面对以往只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的道德上的两难窘境。

最后，近来在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突破会给教育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每个人都设法通过基因工程 “设计”后代，或改变现有一个人的基因结构，或使克隆人类成为可能，那么成为一个人、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意义何在，我们对此所作的定义将永远处于变化中。

保守主义未必是坏事

前文提到，教育是保守的，这个保守的趋势也不一定是坏事。诚然，对于价值观的传授和某些学科的讲授确实还需要保守的方法，但知识爆炸要求对课程设置予以密切而全新的注意。如果年青人要为自己期望承担的迅速变换的角色作好准备，那么必须想出新的和富于想像力的方法。

做自己的裁缝

某人去裁缝铺试穿一套西装。他站在镜子前发现上衣的末梢不太平整。“哦，”裁缝说，“不用担心，你用右手把短的一端向下拉着，别人就看不出来了。”

这位顾客一会儿又发现上衣领子不平整，向上卷起来了。“哦，那个呀，” 裁缝说，“没什么，只要稍微扭头用下巴压住领子就行了。”顾客接着抱怨说： “裤子的裆高了一点。”“哦，不用担心，” 裁缝说，“您只要用左手向下拉着裤子，一切就都完美了。”这位顾客同意了，觉得这件衣服现在看起来挺好，于是就买了下来。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那个残疾人。我走路时又拽又拉又跛，硬撑着，还低头躬背，但为什么我还没有使教育体制看起来像一套合体的衣服呢？ 因为我听从了裁缝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声音。

在我们从事教学生涯之初，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声音清晰地对我们说：“我是教师，我有自己的价值。”这个声音肯定地说，孩子和老师之间的神圣关系是课堂的力量所在。这个声音回荡着： “孩子第一；做重要的事，依照原则办事，努力工作，小心谨慎。” 这个声音坚持说：“做出成绩来。”

这个声音现在得到回应了吗？

作为教师，我们是渴望相信自己，渴望做出成绩，以至于我们从没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工厂的工人而已。我们不想承认这个以培养思想和创造梦想为已任的体制只不过是一个19世纪的工厂，我们的学生不过是在流水线上积累基本技能而已。我们尽力不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一个号称学校的工厂中的工人，而非专业人士。

如今我们的声音又何在呢？

我们忙着灭火，从一个危机转到另一个危机，一个接一个地囫囵吞下新课程，试图在一天的培训课程中吸收各种新的策略——什么都消化不了，还要满足无数特殊兴趣的要求和期望。我们工作的节拍不允许我们有时间深思和梦想。梦想源于深思，但我们并非深思型的职业； 梦想源于宁静，而我们干的也不是一个宁静的职业。我们已经答应让裁缝来为我们设计服装。

有个声音大声向我们呼喊，我知道真相： 我知道为什么学校不起作用，为什么这套衣服不合适。我们对它置若罔闻：别嚷嚷，否则，你可能会惹麻烦。

这个声音请求说：我需要时间充实自己，培养和学生及同事之间的关系，我需要减少学生数量。谁说教师可以带25个学生？ 但我们止住了这个声音： 人们会说你太天真。

这个声音建议：我需要强化训练，而不仅仅是周末研讨会或课后的会议，以便学会如何在我们班中实施新方针或真实地演示学生的熟练程度。我们压制了这个声音。

第二天，那位顾客穿上了新的西服，他用双手和下巴做“调整”。这个可怜的人跛着腿去公园，缩着下巴，一只手拽着上衣，另一只手抓着裤子。这时，两个下棋的人停下来看他。“哦，天啊，”第一个人说，“看那个可怜的跛子。”第二个人沉吟了一下低声说：“是啊，他是跛得够厉害的，但我想知道他是从哪儿搞到这样一套合身的衣服的。”

任何官方法令都不会产生我们认为必需的那种变化。只有当我们按照反映我们价值的声音行事时，教育才会发生它几十年来一直寻求的变革。那时，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昂首挺立，无愧于教师的称号。

住口！如果你那样说有人会认为你很古怪。

但愤怒的声音讲个没完。我不能用一天45分钟的备课时间和20分钟的午餐时间拿出真正管用的教案或自行编写的教材，同时还要照应130个学生。我无法执行新的严谨和富于理性的教学方案，建立合作型的学习小组，会见家长，填写一张又一张的表格，然后每晚还要带着尚未完成的3小时的工作量蹒跚回家。我们用手捂住耳朵。哦，停止你的牢骚吧。

这个声音叹了一口气，我也累了。我感觉有很重的绳子缠在腰上。政府部门、学校督察、家长、校长和特殊利益集团都牵着这些绳子。他们都拽着我。我头昏目眩，失去了辨别究竟孰重孰轻的能力。

沉默吧！如果你那么说，没有人会喜欢你。

这个声音悄声说，为什么我要耗费这么多精力？ 为什么我要争分夺秒讲完书中所有的内容？ 为什么我每天都从上午8：00教到下午3：00？ 为什么我要让官方测试左右我的课程安排？ 我们回答，做就是了，别惹麻烦。

这个声音被压下去了，得不到培养，也从不受尊重。它最后说，我是教师，我毫无价值。这就是我们最终听到的声音。这就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声音。

一位作家说：“我行我素会遭他人舍弃，仰承他人意志却会舍弃自我。”

我们教师已经被自己舍弃得太久了，这已使我们变成残疾。

如果教育要改进，如果我们要为进入21世纪做必要的、有系统的革新，教师们必须再次倾听那个声音：“ 是的，我们是教师；是的，我们有自己的价值。”

剑桥漫步 有时候英国的每一个城镇看来至少有五六个鬼魂出没，不是被谋杀的受害者，就是身着灰衣半夜出现的贵妇。然而剑桥不是这样，充实这座大学城的，不是鬼魂，而是多少世纪以来居住在这儿的那些精英人物的精神。这个地方充满了这些伟大人物。

按现有的统计，剑桥已为世界造就了6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单是三一学院就有28位。这儿出过13位英国首相，9位英国国教领袖。昔日的伟大科学家，如达尔文和牛顿，已经让位给现代的思想家，如发现了DNA的克里克和沃森。再随便加上许多著名诗人和哲学家，你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剑桥生活的丰富多彩。

剑桥的好处是它的中心区很小，就是说大多数地方可以很方便地步行到达。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乘坐敞篷汽车观光，也可以由官方导游陪同步行游览，不过就算是单独游览，其乐趣也丝毫不减，你在各学院之间漫步，在花园里小坐，参观小教堂、小酒馆，不受时间限制地沉浸在那迷人的气氛中。

如果你从旅游问讯处沿本尼特大街走, 在左侧寻找，就能看见卡文迪什实验室。从外表看，它或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正是在那些墙壁里面，1932年第一次分裂了原子；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杜威·沃森在1953年最终解开了DNA之谜，这项工作使他们在9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类开创性的工作发生在圣本尼特教堂的历史阴影下是多么奇怪啊，但对剑桥又是那么适当！这座教堂的塔楼在1025年左右就有了，教堂本身也是这个郡最古老的建筑。它的内部是古与今的混合体。看一下耶稣的现代雕像，与大约1300年前的古色古香的柱廊呈鲜明对比。

如果你在本尼特大街的尽头向左转，就会看到霍布森水渠。沿街修筑的这些水沟便是以哲学家霍布森的名字命名的。正是这位哲学家资助了一项在17世纪向剑桥输送清水的项目。

剑桥的历史经常会以令人摇首惊叹的方式使你洞察它的深邃。“霍布森渠水”在彭布罗克学院的大门外流过，该院建于1347年，到修建“霍布森水渠”的时候它差不多已有400年历史了。通向第一个院落的门楼是剑桥最古老的一座，向右走到路的尽头是彭布罗克礼拜堂的入口。它建于1663-1665年之间，是剑桥第一座古典风格的建筑，也是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的第一件重要的建筑杰作，他继而设计了伦敦的许多公共建筑。

剑桥的第一所学院是彼得豪斯学院，创办于1284年，差不多坐落在彭布罗克对面。有一位从彼得豪斯转往彭布罗克的学生，这就是诗人托马斯·格雷，他因创作《写于乡间墓地的挽歌》而享有盛名。他把那里其他的学生大都看成酒鬼，并在他认定有失火危险的自己房间的窗外装了一根绳子。他的同学经常在他的窗外大喊“着火啦！”，致使他终于转到了马路对面的彭布罗克。1757年，他谢绝了要他做英国官方诗人的邀请，仍然留在剑桥，于1768年成为历史和现代语言学教授。

彼得豪斯礼拜堂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它建于1628年，但后来在17世纪50年代在克伦威尔军队根除帝制建立共和的斗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它的彩色玻璃——“东窗”为了免遭克伦威尔军队的破坏被藏了起来，在1660年新国王上台后又装回原处。在此后的300多年里，它完好无损地留存了下来。

与此形成奇异对照的是同样在这300多年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的命运。他死于1658年。在他死后，新的国王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施以绞刑再斩首。在害怕死者死而复生、卷土重来这一点上，国王显然没有侥幸心理。他的尸体又被埋葬，头颅则悬挂在一根柱子上，在那里呆了20年。在一次暴风雨中它被吹落，被一个人带回家。人们只能想像这一“宝物”的尊容了。这颗头颅几经易手直到1960年，在整整300年之后，才被秘密地埋在了西德尼大街上西德尼·萨赛克斯学院的某个地方，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曾在该院上学。保密是必要的，因为人们觉得现代保皇派可能还会偷走这颗头颅并将它毁掉。礼拜堂入口处外面的一块牌子见证了这个历史事件。

听了如此惊心动魄的故事之后，你可能想到某个学院如基督学院一个更僻静的处所去休息一下。穿过门道向左看，可以见到约翰·弥尔顿17世纪初在这里求学时住过的房子的入口，而右墙居中的位置则是通向200年后查尔斯·达尔文的居室的楼梯。一边是《失乐园》，另一边是《物种起源》。

走过达尔文的楼梯来到第二个院落，再过去就是教工花园，一个令人愉悦的僻静去处。在花园里坐下来向四周环顾，想想游览时与你擦肩而过的学生们，你会自问：是否已经见到了一位未来的伟大科学家、诗人、领袖……

我们真的想长寿吗？

你希望长寿吗？一定想过。你可期望自己变老吗？没想过。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想要长寿，不变老，然而他们总是失望。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庞塞·德莱昂之闻名与其说是因为他在1513年发现了佛罗里达，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寻找“青春泉”。他从来没有找到过当地人告诉他的“青春泉”，而自己却在几年之后死于印第安人的毒箭之下。

“青春泉”的传说也许起源于北印度；7世纪时流传到欧洲，中世纪时已在那儿广为人知。一位油画家曾经画过一幅传说中的“青春泉”的名画，画中满脸皱纹的老妇从泉水的一端走进，而从另一端出来时已经变得年青貌美了。许多作家总是幻想着有可以长命百岁的福地，在那里，人们以各种办法，多数是左道旁门的招数，保持着他们的青春和活力。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也禁不住试用各种各样令人厌恶的方法，如从装满温热泥浆的浴缸内洗澡到注射猴子的腺体等，以抑制衰老的负面影响。

虽然长寿的可能性已经明显加大了，但是在绝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时期内，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寿命并没有多大变化。即使主要从理论上探讨，人的寿命在写《圣经》的那个时候就是70岁，到现在也没有增加多少。大多数人在他们的最大寿限到达之前就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死去了。

现代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多数人因为生活境遇好而能够活到天年，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婴儿不再会大量死亡，在随后的日子里人们不会因为传染病或者像阑尾破裂这样的医疗问题而死亡，也不会因为饥饿或过度劳累而死亡。如不发生意外，多数人能够一直活下去，直到他们死于像心脏病或癌症那样折磨老年人的疾病。

目前衰老研究的重点是寻求有效的方法，确保日益增多的达到最大寿限的人能够在最佳健康状况下实现长寿，而不是仅仅在慢性病和体力衰退的折磨下再多活几年。人们得到的多数忠告都是一些简单的常识： 坚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适度，不吸烟，经常锻炼，但是不要过量。这些忠告常常被人们忽略, 有时也不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负面影响。马克·吐温在他的70岁生日讲话中介绍了他的养生之道：

我的规矩是，当所有人都走了，没人要陪时，就去睡觉。当我必须起床的时候，我就起床；这也是我的一个规矩。至于食物，我坚持不吃那些并不适合我吃的东西，除非在我和食物的斗争中食物占了上风。我的另一规矩是每次吸烟从来不超过一根雪茄。至于喝酒，我喜爱在别人喝酒时作陪。除了睡觉和休息外，我从来不锻炼，从来就没想过要锻炼；我讨厌锻炼。

他活到75岁。在1910年，这个岁数比大多数美国人活得都要长多了。

但是，即便是对那些遵循这些忠告的人来说，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作用也只不过是使他们更有机会保持就其年龄而言合理的健康状况, 而不会减缓衰老的过程。那些利润丰厚的专利药物, 尽管广告做得很多，市场火爆，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药物能减缓衰老的过程。惟一显示的确能延长寿命的实验是用实验室动物进行的, 受试的大家鼠和小家鼠要接受严格的饮食限制。让它们吃的食物热量越少，在不让它们真正挨饿的条件下，这样持续的时间越长，它们的寿命就越长。但是，它们需要付出代价。挨饿的大家鼠较少生育，挨饿的小家鼠则完全失去了生育能力。

不同的方法也许管用。在某种程度上，长寿是一种生来就具有的特性。果蝇是科学实验的老朋友, 对它们的实验表明，与长寿的果蝇交配而产生的后代具有明显延长的生命期。但是，这对人类来说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人类的生命周期很长，所以即便我们愿意选择那些潜在的、能够长寿的配偶，而不选择那些漂亮或富有的配偶，其延长寿命的结果也许是几个世纪后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不采用择偶的方式使后代长寿，而去控制我们的基因的话又怎么样呢？ 现在，所有的基因治疗方法都开始看上去前景不错。衰老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基因。但是，即使人们不能消除衰老，最终也能够用基因疗法减缓衰老。

与此同时，人类要能健康地活到几百岁甚至是几千岁，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是少不了的。

如果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而其他事物又不发生变化的话，老年人将很快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科学家估计，在现有的条件下，地球难以供养到2050年预计达到的89亿人口，这还没有将那些新出现的、超高龄的群体计算在内。到那时，即使他们食宿无忧, 这一大群超老年人也将面临非常艰难的生活，除非无需额外的医疗照顾能够生存，且能够保持足以继续工作的健康水平，他们才能避免依靠数量不断减少的年纪较轻的少数人群来抚养。

人在适当的时候结束生命是理智的。正如大自然标出了其他一切事物的界限一样，它同样标出了生命的年限。然而，老年可以说是人生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当我们疲倦时，当我们已经饱尝了人生一切之后，我们应该从这一幕中消失。

科学家即将改变我们的后代

基因治疗已经发展到了至少有一名科学家接近于对人体胚胎内有缺陷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替代进行测试的阶段了。但是，对其发展有哪些道德方面的考虑呢？

选定一个胚胎。早在出生之前，就把胚胎的种种致命的基因整治好。改变那些会传给胚胎后代的基因。正是提议程序中的这第三个步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医学研究者用了八年的时间一直在进行人类基因治疗的实验，但收效甚微。他们所有的研究工作都与接受风险的个体一道消亡。

目前，一名基因学的开拓者想跨越这一界限。约翰·安德鲁斯用两天的时间预先审查了实验治疗的步骤，以便在患有两种灾难性的遗传病的胚胎上试用。无论哪一种，他的基因疗法都完全可能影响到研究对象的胚芽细胞基因，改变他们未来孩子的DNA。

本·乔丹教授说：“安德鲁斯不希望我们在此时对他的方法议论长短。”本·乔丹是伦理学专家，也是听取安德鲁斯陈述看法的联邦委员会成员。他接着说：“安德鲁斯承诺让公众了解他的研究领域及进展情况，以争取公众的支持。”

从最乐观的角度看，公众的支持也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乔丹说：“所提出的两个具体计划都受到了DNA研究委员会全面的批评。”

按照其中一项计划，安德鲁斯的研究小组希望治愈DNA的缺陷，这是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患病的儿童要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泡状物”罩内，保护他们不受病毒和细菌的危害。按照另一项计划，该研究小组将试图修复引起一种亚洲常见的严重血液病的基因缺陷，此病能够使胎儿在出生之前就死亡。

将正常功能的基因注入正在快速分裂的胚胎细胞以取代有缺损的DNA，这项技术有可能使发育中的胚胎及其后代产生意想不到的并发症。研究者称这类实验为“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医学伦理方面的另一位权威埃德加·马修斯说：“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展示了这样一个前景，即将遗传变化传给既无法表示赞同又无法表示怀疑的后代。”他与其他学者还担心，将安德鲁斯的技术改进后，医生最终能够操纵培育出具有诱人特征的婴儿，而不仅仅是治病了。科学家认为，在婴儿出生之前对基因进行干预也许会引起一系列严重先天缺陷, 这个风险更具有迫切性。

“安德鲁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幼儿的责任，因为要不是由于致命的遗传病,这些孩子本来是可以生下来的，”乔丹解释道，“但是，委员会成员仍然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失败的可能性要比成功的可能性大。我们无法说出那些新整合的基因会发生什么变化。”

一种并不怎么生疏的技术，即体外受精（IVF）, 已经使许多家庭因生育的孩子有永久的先天性缺陷而不堪重负。一位专家说：“在欧洲和美国，IVF已导致了早产率和诸如心瓣膜不全等生育缺陷的上升。”一些专家将一出生就为生存而挣扎的婴儿数量的快速增长描述为一种新的由IVF引发的流行瘟疫。许多人还谴责即将出现的生殖细胞系疗法，并指责科学家“当上帝”，或滥用了“进化论知识”，或破坏了“人类基因遗传的完整性”。

一位医院的院长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就我本人而言，我们一直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努力治愈疾病。”“如果上帝不想让我们干预的话，他就不会给我们这些工具了。”

10年前，研究人员认为在冒险从事生殖细胞系治疗之前, 他们能够从已出生的人身上解决基因治疗存在的问题，这是一种基因矫正与接受者同归于尽的实验方法。问题在于，治疗许多遗传疾病的现有基因疗法仅仅部分有效，或者根本无效。这一情况导致安德鲁斯提出在出生之前使用基因治疗，因为此时胚胎基因更易于对他的干预做出反应。安德鲁斯争辩说，修复导致致命疾病的基因缺陷并将治疗后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而不是风险。但是这种说法也是靠不住的。科学家已确定，因某种遗传性血液病而接受一个基因可使婴儿防御疟疾，但是如从父母处各接受一个基因则会引发该病。乔丹对联邦评审小组说：“作为基本的哲学问题之一，关于采用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来消除某一疾病，究竟是险是利，我们必须立场明确。”乔丹是这么说的，他指的是联邦委员会专题小组。

许多学者最担心的是怀孕的新技术在美国出现后的一种不加约束的社会环境。由于美国已有300多个与这一技术有关的项目，对于那些试图要孩子的夫妇来说, 美国是该项技术的主要提供国。1995年，美国国会取消了对人类胚胎研究的联邦基金，这类研究不再列入联邦政府的审查和控制范围之内，从而使得这种研究落入无法制约的企业家手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类生命创造这一公众深深关注的领域，国会中反对流产的势力和保守力量已削弱了联邦政府控制和保护进行这种治疗的妇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的能力。“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行业的增长，该行业的增长与其说是为了科学，还不如说是为利润所驱动，”马修斯说。“与政府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不同的是，这项研究并没有严格的同行监督所约束。”换句话说，希望帮助绝望夫妇的个体研究者可以自己决定采取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方法。

安德鲁斯的研究以及其他基因混合的建议已经打开了使用生殖细胞系基因转移的后门。“所以，我们现在正面对这一问题，”马修斯说。“我们究竟应该对这些治疗方式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

年轻人——明天的领导者，也是今天的领导者

在西方国家，年轻人一直深得政治家的青睐，只要有照相机拍照，他们会愉快地亲吻婴儿或向学生作演讲。“儿童是我们的未来，”他们说，“也是明天的领袖。”“我们将给他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等等。然而，“我们”很少问过他们想继承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或者要带领他们共同塑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在大多数国家，那些18岁以下或18岁左右的年轻人并没有投票权，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除非他们上街游行。

年轻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反核武器运动，以及10年后在美国的反对越南战争中起到主导作用。同样，在最近的反对全球贸易的抗议中他们依然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所以，对许多年长者来说，“青年”要不意味着一伙让人小看、乳臭未干的小伙子，要不就是令人害怕的少年犯。无论是哪一类，都不是你希望来制定政策的人士。

年轻人的拥护者，如基思·菲茨帕特里克等，是不会接受上述观点的。12岁时，他在家读到一名巴基斯坦男孩因直言不讳反对童工而被杀害的消息后，便亲自去调查了解。回来之后，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进行斗争。五年后，他成为“青年力量”的旗手之一。

他爱把当前的情况与100年前妇女的处境相比较。人们对妇女问题议论得很多，但很少去向她们咨询请教，男士们（和许多女士）都认为妇女不适宜（或不情愿）担当复杂的政府工作。今天，召开有关妇女问题的会议，而没有妇女参加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然而联合国经常讨论儿童问题，却没有任何年轻人参加，更不要说让儿童参加了。

然而，变化的迹象是有的。年轻人被邀请参与原来由成年人管理的委员会或团体，同决策者坐在一起。许多学校和绝大多数大学邀请学生参与决策，或者通过与校长非正式会面的形式，或者通过在校董会中安排一个学生代表的席位。这些年轻的学生代表服务期常常比其他人要短，通常一年，一般起到的作用比较小。当他们与选举产生的官员坐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他们常常是没有投票权的。

年轻人能够更加正式地把自己的贡献注入成年人管辖的世界的另一个办法是采取各种青年管理方式。在西方国家，几乎没有哪所大学没有某种经选举产生的学生委员会。在规模大而且经费宽裕的学校，这些学生代表可能有工资，他们全职工作的时间一般同样是一年。在政治领域，各党派的青年派系一直吸收热切的年轻人，他们把新思想灌输到年长者头脑中。

青年联合会和年轻人代表相结合的方式很有成效。在安大略省，几乎每所中学都有选举产生的学生联合会，处理学校一级的问题。各区的联合会领导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选出参加安大略省中学学生协会的代表。该协会常与省官员和议员一起讨论省里的问题。最近，该学生协会帮助促成安大略省政府制定了一条法律，要求各学校董事会 —— 选举产生管理某一指定地区学校的董事会 —— 吸收一名选举产生的学生代表。该代表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参与如招聘、解聘等类事项，但是除此之外，学生代表同其他董事会成员享有同等权利。

尽管如此，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谁选举什么样的年轻人? 怎样选? 通过选举来选?听起来挺好的，然而，在许多机构中年轻人常通过 “公平的”选举，而连续不断地被顶替。选举某人因为他是议员的表亲或者因为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这样做也许很糟。然而，选举是有点儿凭运气的，不健全的民主会产生非偶然性的不良后果。

当然，对于成年人，这两方面都可能发生。以下是解决此问题的对策：更好地听取年轻人的想法和声音, 但是不可不选他们。问题的另一面是，好人也许不想当选。在安大略省，有很多学生代表的席位，一些人抱怨说没有那么多有热情的年轻人出任这些职位。

实际上，年轻人即使无经验可谈，常常也不是对所关注的问题毫无了解。在委员会中，与年轻人相处的年长者至少在私下是称赞他们带来的正直无私的。由于不关心或不了解政治，他们常常迫使一些敏感的问题公之于众。然而，如果没有人支持的话，一个16岁的青年很容易在由40多岁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中不知所措。如果成年人很勉强，或者是为了做样子而将年轻人选入董事会的话，这种做法将以双方都受到挫折而告终。另外，许多青年代表的席位是每年更换一次，随着一名代表取代另一位代表，年轻人的意见变化很大，也很突然。

虽然有这些问题，但年轻人的参与程度势必增长。联合国已经同意在2001年儿童问题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吸收年轻人代表，并将邀请他们参加正式会议。有人会问：“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事情并不重要。但有迹象显示, 同样的事情会在越来越多的重要地方发生 —— 在全国、在各省、或在地方政府的不同层面上发生。年轻人 —— 活动家说，不仅是明天的领导者，他们正在日益成为今天的领导者。

产品促销概述

产品促销是指除广告、个人销售和宣传以外的推销活动。严格地说，不属于以上三种结合在一起的推销活动都被认为是促销。比如说，一家航空公司向乘客赠送打折卡，用这种卡在一家有名的服装公司购买大衣，价格会低很多。本文所说的推销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促销以及其他三种推销活动。

促销的手段多种多样，数不胜数。常见的促销手段有附在商品上的优惠券、各种抽奖活动、游戏、竞赛、打折、产品演示、各种奖励、样品试用、钱款返还以及可兑换商品的赠券等。在同一促销活动中，多种手段可以结合使用，实际情况通常就是这样。一家从事早点麦片销售的公司为了拓展海外业务，还得向消费者传授吃干麦片和凉早餐的知识。为了培养这种新的早餐习惯，该公司发动了强大的广告攻势，同时开展了样品品尝和示范活动。另一家公司为了在经济萧条期间重占市场份额，免费向社会发放了150万新型婴儿尿布的样品。同时，每个包装袋上还印有一幅小熊的照片，父母们集齐规定数量的小熊照片，即可获得各式儿童用品。

从本质上说，促销活动具有暂时性的特点。促销活动本身没有自我持续的能力，因而它的作用就是作为广告、个人销售和宣传等推销活动的补充。为了将百威啤酒打入英国市场，该公司运用了“美国”主题，在7月4日和感恩节播放由美国演员在加利福尼亚拍摄的电视广告片。为加强宣传力度，该公司运用了大量的促销手段，向举办促销晚会的酒吧提供海报、装饰旗帜、横幅以及T恤衫等。同时公司还制作了带有“百威”标志的玻璃杯、酒吧餐巾、足球赛用的三角旗以及诸如此类的物品卖给酒吧常客。此外，该公司还专门邀请美国人筹划美国音乐之夜。

促销不仅限于刺激消费者的需求，也可以鼓励中间商加大对销售产品的支持。为使泰国的中间商销售其乳制品，一家美国公司同其签订销售合同。合同规定，只要产品销售达到一定的定额，该公司即以一美元的价格向零售小商店和饭店提供冰箱。同时，该公司还得说服这些泰国中间商不要在冰箱中储存其他公司的产品，并且不要为了省电而在夜间拔去冰箱的电源插头。

促销手段不仅可用于消费品的销售，也可用于工业品的销售。许多制药公司通过举办鸡尾酒会、旅游和其他活动来吸引药品批发商。他们向医生们赠送礼品，而且让医生的夫人们参加购物旅游。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海外，促销活动越来越受人青睐，而且持续稳定。一家主要的广告杂志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公司经理们已从媒体广告转向促销活动。同五年前相比，有五分之三的公司开始增加对非媒体宣传的投入，如在产品交易会和展销会摆设摊位、举办使顾客能够直接购买产品的展销会、举办各种宣传活动等等。根据对美国消费者购物行为所作的一项调查，除了食品以外，超市里所售商品中有70%是顾客在店内临时决定购买的。因此，店内产品展示和其他促销手段的效果颇为显著。如果这种根据临时决定购买的方式能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盛行开来，那么，促销活动在其他地方将被证明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某一产品初次进入一个市场时，促销活动可以有效地帮助消费者了解这种产品。同时，对于现有产品，如果产品本身极具竞争力，互相之间无明显差别，尤其是如果这种产品单价较低而且流通量大，促销活动会同样有效。在这种条件下，就需要以促销来赢得 “额外”竞争优势。一家日本公司将游戏卡装在其肥皂盒中，结果在泰国引起轰动效应。消费者禁不住对这种皂盒越买越多，以期得到得奖的纸卡。与此类似，在泰国大多数加油站曾经有这样的做法，顾客每加一次油，即可免费得到一块毛巾，作为馈赠。

在巴西，用电设施被看作商品，菲利浦公司希望巴西电工能够了解该公司的品牌。为此目的，公司开设了一个培训课程，除了颁发结业证书，还送电工一个工具箱作为奖励。该课程共计四讲，附有大量插图，以适合文化水平较低的巴西电工。但该公司碰到的问题是，没有一家专为电工出版的行业杂志刊登这一课程的广告。菲利浦公司想了个办法，在电工用品商店设点展示，电工们可以在展点内随手取阅该培训课程的活页广告。

由于该培训课程的学费很高，任何一个听课的个人都无能力支付，菲利浦公司将参加培训的对象限定为职业与电力工业有关的人员。同时让电力设备商店也参加该促销活动： 公司向这些商店介绍本次活动的好处，同时，邀请商店的销售人员参加培训课程。

促销手段有时会与心理障碍发生冲突，这一情况在店主和消费者中都存在。有些国外零售商不大愿意接受产品厂家提供的打折赠券，因为他们担心厂家不会补偿他们在打折销售中损失的款额。另一方面，消费者可能对诸如返还款项的促销承诺心存怀疑，他们会认为，这样的产品肯定有问题。

如同营销活动的其他诸多方面一样，促销手段也须改进。要使所用手段产生效果，就应使其迎合当地人的喜好。玩多米诺骨牌是巴西的一项全国性的消遣活动，菲利浦公司即在该国用多米诺骨牌作为购买电工产品的奖励。玩牌的一方要将骨牌彩色的一面朝上，不让对方看到带点数字的那一面。由于每张骨牌的反面印有菲利浦公司的名称，电工们便会经常想起这一品牌。

以“貌”取物

走进一家普通的美国超市，在商品展架之间随便逛个30分钟，其中所陈列的大约30,000种商品会让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末了，许多商品都会让你感到值得一试。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那包装——一个悄然无声却又让人心动的推销员。

箱箱、罐罐、瓶瓶、听听、袋袋、管管，其设计都细致入微，触动内心世界。你是一个好父母吗？ 你关心环境吗？ 你想让生活更具魅力吗？ 你真的不想来点巧克力之类的东西吗？

那模拟货架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想了又想、改了又改、试了又试。而包装设计，更精确到以毫米计，因为，设计者希望你看到的远远不止包装和标签。人们购物时，实际是在认同一种个性、一种态度，甚至是一种信仰。

研究消费者对商品包装的情感反应，其先驱是路易斯·切斯金，他是于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研究市场营销心理的专家。他曾将两个相同的产品进行不同的包装，其中一个用圆圈图案装饰，另一个用三角图案装饰。然后他让试验对象选择，并说出理由。80％以上的接受试验者选择了带圆圈图案的包装，原因是他们认为里面的东西质量更好。

“在同前200名接受试验者谈话时，我很难相信这一结果，” 切斯金后来写道，“但同1,000名试验对象交谈后，我只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多数消费者的感觉从容器转移到了所盛之物上。”还有一项惊人的发现： 在试用了这两件相同的产品以后，人们仍然以压倒的优势喜欢带圆圈图案包装的产品。

切斯金对大量不同类型的产品重复了同样的试验。发现之一是，包装外观对于消费者认识饼干口味和肥皂的洗涤效果有着巨大的影响。切斯金将这种现象叫做“感觉迁移”。正是这种“感觉迁移”成了包装研究的基础。

尽管消费者越来越精明，切斯金的理论仍然有效。一个没有告知品牌的啤酒测试可以重复多次，而品酒者对啤酒的口味和质量却有相当一致的意见。而如果事先让他们看到啤酒瓶子，则这些瓶子就会改变品评的结果。

切斯金实验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是用三种不同色彩图案包装润肤霜。试用该霜的小组被告知，要试用的润肤霜有三种配方，并被要求对这些配方作出评估。

试验结果：色彩图案B(所包装的产品)恰到好处； 色彩图案C香味不错，但效果欠佳； 而色彩图案A十分让人生畏，有几名参试者用后皮肤上起了皮疹，结果只好去咨询医生。但实际上，这三种润肤霜完全相同。这一领域中的一部权威教材这样写道： “一般而言，消费者并不区分产品和包装。在他们看来，往往是产品即包装，而包装即产品。”

一家颇具影响的包装设计公司将此原则发挥到了牟利的极端程度。该公司为尚不存在的产品设计包装。接着这种包装就经受市场考验，营销理念也得到了改进。这样，只有厂家认为自己稳操胜券，才花钱开发那个产品。一家顶尖的巧克力公司生产一种即将面市的新产品，就是这样出笼的。

色彩也是包装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眼球转动的研究表明，包装的各种要素中，色彩所引起的反应最为迅速。

以一种颇受欢迎的品牌的蔬菜汁为例。数十年来，其标签上的总体布局基本保持不变： 西红柿水平排开，四周绿叶环绕，胡萝卜竖直摆放更显夺目。有一点你也许不曾注意，但或许能够感觉到，那就是蔬菜色彩的鲜明夺目。

这些蔬菜色彩所采用的不是杂志和书本中所运用的标准四色工艺，而是五色工艺。这样的设计使得蔬菜具有令你眼花缭乱的色彩，因而具有强烈的诱惑力。

三角形和其他带尖角的图形能够吸引注意力，但切斯金的早期实验表明，人们看到三角形并不表明他们喜欢三角形。色彩也有同样的问题。切斯金指出，最引人注目的颜色是黄色。而黄色用在某些产品身上，有时会产生消极的联想，有时则会使人烦躁。

你逛商场时，会看到包装上有许许多多耀眼的、尖尖的、要爆炸似的图案，充满阳刚之气，多为鲜艳的黄色设计。这些棱角分明的图案引人注意，而在这些图案上方，总是标着 “新型配方”、“让利2毛9分”、“免费提供”等友好信息。消费者在决定是否将该商品买回家时，考虑的正是这些友善的信息。

具有阴柔美的图案，如圆形和椭圆形意味着完美、柔和、无所不包，这正是包装的根本主题，因为这些图案能够产生最积极的联想,还必须和某些别的符号配合使用加以改进，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于是，圆形往往同矩形或者粗体字母合用以形成对照： 一家公司在用作商标的椭圆中间插入火炬，并镶嵌公司的名字。

显然，人们对于色彩和形状有着本能的反应，但这种反应究竟如何刺激人们购买一盒布丁混合料或是一瓶润肤霜，其心理机制还不十分清楚。显然，这肯定不是理性的过程。“我无法问你为什么喜欢某种包装，”一位营销咨询人员说，“你也无法告诉我。包装并非悄然无声，它在呼唤——不过它呼唤的是你的心灵。”

这位咨询人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知道自己作出的购物选择无助于实现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他说：“购物是一种应对之道。”通过购物，我们可以弥补感觉到的某一方面的不足，以求心理平衡。我们明知这些东西只是空洞的符号，但我们却追求这些鲜艳夺目的小玩艺儿，因为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安慰，带来满足。从另一层面来看，也许是因为我们喜欢观看为争取我们青睐而展开的光彩夺目、富于心计的竞争。

汽车维修——切勿吃亏上当！芝加哥附近有一家汽车销售商设有汽车修理车间，它的员工为你的汽车提供周到的保养。你把汽车开进车间，要求进行汽车在行驶了15,000英里后的检修，维修部会向你推荐车主手册上写着的维修项目——更换机油和汽油过滤器、轮换轮胎、检查刹车、排气系统和转向机构。此外，他们还建议进行额外的四项维护，并对发动机进行一次彻底检查。服务部经理说，这种综合维护可以使汽车保持优良状态，尤其是考虑到芝加哥恶劣的气候条件，更有必要。

全部费用总计298美元——相当于厂家规定的维护费用的三倍。但是，生产厂家说，在美国，绝大多数汽车行驶15,000英里根本用不着进行上述额外项目的维护。

精明的消费者对于不老实的机修工想出的维护把戏了如指掌。不过现在，车主们还得倍加小心，防止一种更为高明的行径，这种行径往往让车主们成千上万地破费： 那就是虚假的维护方案。

122个汽车销售商被要求说明，他们对六种普及型汽车在行驶了15,000、30,000和60,000英里后，分别提供了什么服务。他们的回答表明，近80％的销售商所提供的维修项目都超过了生产商的规定，或者超出了大多数汽车的需要。63％的销售商更换了厂家认为无需更换的零部件。

被调查的汽车销售商遍布全美七大城市。厂家配发的汽车用户手册中提供了两套维护方案，一套供“正常”行驶条件下使用，另一套则供恶劣行驶条件下使用。为了保证对汽车销售商的评估做到最大限度的公正，该项调查将他们所提供的维护方案同厂家配发的用户手册中关于恶劣行驶条件下的维护方案进行了比较。被调查的汽车是根据其普及程度、车身大小和车型而选出的，包括了美国最大的三家汽车公司的产品，也包括日本产的汽车。

结果发现，维修方面的两大可疑行径为： 合理但进行得过早的维护(如更换火花塞和轮胎)以及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其价格都值得怀疑的维护(如将其他化学品添加到发动机干净的机油中)。

美国西南部有一家汽车零售商的维修部总是不断地缩短维护周期。比如，用户手册上写着，第一次大检，应在行驶30,000英里之后，而该特许经销商却在汽车行驶12,000英里之后就建议用户更换新的空气过滤器、15,000英里之后建议更换后轮轴承、18,000英里之后建议更换火花塞和变速箱润滑油、24,000英里之后建议再次更换空气过滤器。同时，他们还建议在汽车行驶18,000英里之后就更换燃油过滤器——而厂家表示，该部件至少可保证行驶50,000英里。

调查中发现的最可疑的额外项目是那些“子虚乌有的维护”——那些根本无需维护、无法维护或者本不存在的零件进行的“维护”。比如，29％的马自达汽车经销商说，他们对该汽车行驶15,000英里之后就对阀门作调整，38％的经销商说在该汽车行驶30,000英里之后进行此项维护。但在过去五年中生产的所有马自达汽车，所有阀门都能自动调整而无需维护。

那长长的维修项目单总是归因于当地的条件（指气温、路面等条件）。“厂家必须撰写一本涵盖全国各地不同情况的手册，”佛罗里达的一位维修部经理说，“全国各地的环境条件千差万别，有严寒、有酷暑，有的地方干燥、有的地方非常潮湿。厂家的维护手册只能作为参考，而销售商则必须考虑当地实际。”

他说，打个比方，他所在的佛罗里达地区(靠近海洋)，盐分较多的空气容易腐蚀金属零部件，因此每一个零部件都得经常检查。炎热的夏季，要求每行驶30,000英里就更换一次冷却液，而不是厂家所推荐36,000英里才更换一次。他补充说，各地销售的劣质汽油会破坏汽车的尾气控制系统，因此，汽车中的一个关键部件，厂家说能至少可行驶50,000英里，实际上行驶30,000英里就该更换了。

上述各点，论据合理，以致各地汽车经销商都加以利用。经销商爱用的另一个理由是 “时行时止的驾驶”。在所调查的城市中，除西雅图外，这个理由常被用来为额外维护项目辩解。

然而，汽车厂家在撰写用户手册时，是考虑了这些情况的。“我们生产的汽车，不会因为路上时行时止、空气的温度和其中的盐分而出问题。”美国马自达汽车公司质监部经理指出，“本厂和其他厂家在用户手册中所说的'极其潮湿的气候条件'，指的是丛林地区和岛屿国家，而非佛罗里达。”

另一制造厂的一位经理指出，厂家的维护手册中已经考虑到极端的气候、交通、尘土等破环性条件，因而，听经销商说服你接受手册以外的维修通常是花冤枉钱。

美国汽车协会所属汽车维修车间的一位审批负责人建议，真正关心汽车维护的司机们，应该参阅用户手册中关于恶劣条件下的维修方案。这样相当于购买足够的火花塞、燃油过滤器、空气过滤器、冷却液和传动液，确保汽车终生顺利行驶，而且比销售商所提供的维护方案不知要省多少钱。

不过要防备那些并不依照用户手册行事的销售商。《汽车与司机》杂志一位技术编辑说，该杂志通过销售商维护其汽车。“为了让他们按照用户手册进行维护，我们经常同他们据理力争，”他说，“我们从来都不是走进去就说，'请进行30,000英里的一般维护'，相反，我们总是带着用户手册，告诉他们，'请你们做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为了避免争执，首先要通读用户手册，了解所需要的维护项目。其次，多找几个经销商咨询，看看哪个能最大限度地坚持手册中的方案。最后，事先同维修部经理商定，你要他做什么, 并审核费用。

这样，你既可以省下一大笔开支，又能够使你的汽车保持良好的运转状态。

劳动的价值依然存在

美国19世纪工业发展时期，对那些在矿山、作坊和工厂辛勤劳动，每天只挣几个硬币的人们大讲劳动的固有德行，也许显得荒唐可笑。那个时代，庞大的生产机器让操作者受苦受难，头昏眼花。

然而，对于几代移民来说，劳动最终结出了累累硕果： 祖父移民来美时目不识丁，其辛勤汗水给父亲的一生打下了基础，并让他上了中学；而儿子则终于进入大学甚至法学院。因此，在数百万美国人看来，他们几代人的劳动证实，劳动是可以产生好的结果的。移民的职业道德终于与清教徒的职业道德融为一体。

劳动的动机决定一切。仅为活命而劳动是无奈。为儿孙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样的动机赋予劳动一种强烈的尊严。这种尊严，一种有希望的活力和抱负——就像生命的原动力一样长盛不衰——就是许多人如今发现不复存在的美国品质。

当今社会，职业道德并未消失，而是淡化了。在美国，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由于对于经济大萧条的痛苦记忆，人们对劳动常采取了一种严守纪律，有时是被动的态度——这有点像前苏联的老一代人，由于对二战期间可怕得多的经历记忆犹新，因而并不抱怨食品短缺、住房拥挤。但是，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那一代人相继退休，也相继不在了。当今年纪较轻的这代劳动者，尽管有时也会因为经济不景气而下岗，受不到公正待遇，但在他们的脑海中，毕竟没有对于大萧条时期那种贫困和艰难的痛苦记忆。

如今，各种精心设计以缓解困境的经济手段——如失业保险、福利金等——使短期失业的困难程度减轻了。劳动仍然深受美国社会的尊敬。大多数美国人，如果流落街头，就会感到失落，甚至丧失自尊。但这种打击如今很少带有它曾经有过的生死攸关的含义。此外，经济生活中肆无忌惮、声名狼藉的行为，也会减少失业的羞愧感； 如果某大公司关闭了一家工厂，将该厂3,700工人抛向失业者的行列中，那么人们更多地归罪于疲软的经济而不是个人。

同过去相比，今天的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提高了，因而，他们期待更多，兴趣各异。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和曾祖父辈专心于手头的活计，而年轻一代则对拼命干活的意义提出了质疑。人类历史上，工业发达国家的民众，再也无须集中心思于劳动，将其视为自身生计之首要因素，这是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现象。

根据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描述，劳动是通过满足一系列轻重缓急的需求体系而发挥功能的。最重要的是，劳动可以提供食物和栖身之所，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其次，劳动可以满足安全需求，并且满足与他人交友和交往的需求。再次，自我的要求也产生了，即需要受到尊重。最后，人类，无论男女，都有“实现自我”的永无止境的愿望。这种愿望似乎是一种于人无损甚至是值得尊敬的上进心，但有时也会沦落成一种自私的不满。

当然，在美国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对劳动所要满足的需求也各不相同。那些雄心勃勃的非法和合法移民如今依然蜂拥来美，为取得安全感而努力，而那些试图“实现自我”的自私的当地部落在三代人以前就得到了这种安全感。劳动妇女的事业刚刚起步，她们正在形成一股理想和活力的强大源泉。女权运动及其经济需要，使她们实际上成为了经济生活中的移民群体。

为了生计而劳动，为了创造未来而劳动，使人们的努力具有坚强的、道德上的纯朴性。在此情况下，劳动的要旨显而易见，无需探讨。但除了维持生命这一需要本身以外，能否从劳动中提炼出其本身固有的价值呢？

对那些令工人生畏且于人有害的劳动，富人们的大肆称颂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表现。然而劳动带给人们的不幸总是相对而言的。中世纪的农民和19世纪为蒸汽列车的车头添加润滑油的工人生活中尽管有些浪漫，但同现代化生产线相比，他们的劳动条件要残酷得多。一个流浪在印度城市街头回收垃圾的穷人，听说在美国汽车装配线干活的工人一小时挣17美元还不满足时，他肯定是不会相信的。在南美，一个平均年龄为19岁的普通农民的劳动时间和强度都要高出大多数美国中年人。那些因工作造成精神缺陷而情绪低落的美国人，应该请教他们周边社区中失业的男男女女，因为后者虽痛苦却明确地懂得一份工作带给个人的尊严有多么重要。

劳动仍然是多数人生活中复杂、关键的核心，职业与自身融为一体。弗洛伊德曾经指出，成功人士是那些能够付出爱心又肯于劳动的人。劳动是美国生活中最彻底、最深刻的组成群体的原则。如果我们因迁居新地而削弱了原来的血缘关系，那么我们的同事常常形成我们新的家庭、新的部族、新的社交圈。一位社会学家认为，人们喜欢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们需要别人，他们需要同别人聊天、需要同别人来往、需要同别人建立关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劳动场所发挥着社区的功能。”

除了那些不诚实的或有害的劳动——比如说小偷的劳动——所有劳动都有其固有价值。人们曾经了解劳动的固有价值，但这一价值现已鲜为人知。劳动是人们报效社会的途径，是人们相互联系的途径。劳动是生活最有力、最生动的体现——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文明社会都是如此。

为负疚感正名

有内疚感是没有什么可以愧疚的。是的，如果我们魂牵梦萦不能自拔，那么内疚便会成为沉重的包袱把我们压垮，但同时，内疚也可以成为拉动自己前进的火车头。是的，内疚可能是一种自我惩罚，但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保持我们言行文明的那颗良心。

过去十多年来，那些只凭书本花哨的封面而脱离临床实践的常见的精神病医生一直在努力安慰我们说：“我正常，你正常，我们大家都正常。” 在他们的多数著作中，内疚被冠以恶名。他们将内疚解释为一种由父母、文化和宗教强加于我们的有害情感。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真正的解放在于摆脱诸如因生活富裕、大权在握、位居第一、恶待母亲、自私自利、迟到拖拉、抽烟成癖或者包养二奶而引起的不安和内疚。

实际上，存在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就是，自爱始于放弃负疚感。过去10年的多半时间中，我们周围的人都在抨击负疚感，却并没有揭示其内涵，从而了解内疚对我们的真正启示。

在最隐蔽、最具破坏性的层面上，内疚就是我们心中渴望被抓住的那个罪犯。负疚感是做错事后一种揪心、堵心的感受。这个肮脏的污点，别人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

没有负疚感等于缺乏良心。没有负疚感的人给别人造成痛苦后，不会有不快之感，因而能自由自在地继续制造痛苦。良心缺乏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弗洛伊德曾经指出： “关于良心，上帝将其赐予人类时，分配不均，考虑欠周。因为大多数人身上所赋予的份量少得几乎不值一提。”

我并不是说，我们大家都刻意寻找负疚感。有人断言，我们大家都该为比如贫困而内疚；有人坚信，受苦受压者是“咎由自取”。以上的两种说法之间总得有条线索把它们联系起来吧？ 在极端的牺牲和极端的自私这两极之间总得有个中间的态度吧？ 有些父母对孩子呵斥有加，使他们在成长的每一阶段都有一种负疚感；有些父母对孩子不闻不问，在思想道德上不予指导。这两个极端之间也得存在一个中间的态度吧？

比如说，我和女儿讨论问题（她会称之为训话），在谈兴正浓时，她经常抬头看着我，说道：“你让我感到内疚。”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反过来又使我感到内疚。但现在，我认识到我所做的恰恰是我应该做的： 在她身上培养一种能力，使她能够明辨是非，这样，她的言行如果伤害了别人，她便会感到不安。

这种事儿当然要玩点招术的。从根本上说，负疚感是我们评判自己的方式。“我应受惩处”这样的话应该成为内心的呼唤。但大家都知道有些人仅仅因为活着就感到内疚。我们也知道有些人由于非理性的负疚感而垮了精神。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变成这样，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孩子教成这样。

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招术不是亦步亦趋去迎合别人，而是要搞清楚自己能否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一位精神病专家曾写道，心理治疗的目的并不是漠视内疚，“而是让人们的内疚感和'正确的'事物联系起来”。同时还有人给负疚感下过这样的定义，即内疚 “不过是由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行为背离了自己笃信的责任而发自内心的一种不安”。

如果说负疚感是我们认定“可以做什么”和 “不能做什么”之间的斗争，那么这种感受力量强大且有强烈的人性色彩。同时，也有言道，“负疚感代表了所有内心斗争中最高贵、最痛苦的一种斗争，即 '外我'与 '自我'的斗争。”同自我作斗争胜于放弃自我。

这种最痛苦的情感，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能够成为激励自己的力量。我们不愿有愧于人的愿望使我们能够避免最缺德的行为。小孩如果伤害了自己的弟弟妹妹，即使没有人知道，他那人生初期的自疚，就是一种启示。如果大人给一个无辜的人造成了痛苦，如果说了谎、偷了东西、或者欺骗了妻子或丈夫——这样的事情人人都有一长串——他们会在深更半夜醒来，想起这些事情。

从这一意义上说，负疚感是形成良好教养的基本动力，是我们心灵的审鉴者，可使我们学会以礼相待而不是加入追逐私利的日益高涨的浊流。“如果说负疚感将去而复归，”一位历史学家说，“原因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青年人大幅度爆炸性增长，其数量大大超过了成年人。现在的结果是，试图恢复某种稳定的成年人比年青人多了。” 负疚感正是我们各人心中的成年人，是家长，也就是如同我们的父母，使我坚守道德标准的那个人。一旦我们强词夺理地说“其他人也都这么干”，负疚感便如心灵的向导，把我们嘲笑得无地自容。

要将负疚感同正确的事情联系起来并不容易，要明辨是非，要判断负疚感是理性的或是非理性的，绝非易事。但我们可以化解非理性的负疚感，办法是改变我们对它的看法；化解理性的负疚感，办法是改变我们的行为。

我们所有的人，每天都要作出诸多选择，而负疚感正是我们行动的诸多正确动力之一。我并不是说我们应终生受制于负疚感，并非如此。但在“如果我这么做了，我还对得起自己吗？” 这一常用来扪心自问的问题中，内疚却是它的核心内容。

负疚感是最具人性味的两难境地之一，体现了他人对自己的要求，表明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承认了要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的愿望。

为个人野心辩护

个人野心就是单个词的心理测试： 一旦你对此词给出定义，就立即展示了自己的许多想法。哪怕是像词典这样最不具倾向性的著作也免不了有所暗示：把个人野心首先定义为“追求地位、名誉、或权力的激情”。“激情”蕴含了强烈的欲望，往往超越理性和常态。同时，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地位、名誉和权力遭到了猛烈的抨击。然而，人毕竟可能有雄心壮志投入公益事业、减轻痛苦和人类进步的活动中去，尽管有人认为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大多是不可信任的。

野心必然要以各种梦想，诸如光荣、财富、爱情、地位、成就、快乐以及行善等为支持。诚然，现实生活能为我们的梦想和期待做些什么，我们无法预知。有些梦想始于牺牲却终于恶行；有些梦想始于自私却终于行善。无法预知梦想的结果，决非终止梦想之理由。

确切地说，如果个人的野心无非是向上爬，其前景决不会美妙。正如酒鬼给酒带来恶名，同样，一心一意想往上爬的人给野心带来恶名。酒鬼贪酒，个人野心同样使人欲壑难填。有些人不会驾驭野心，因而不但为自己，而且为他人增添麻烦。然而，所有这些，似乎都不足以成为我们藏匿野心的理由。

野心的主要罪状有哪些呢？ 现列举如下，当然并不全面：

首先，个人野心经常是反社会的，实际上也不时兴了，它属于过去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个人行为比今天的更有价值、更有作用。个人行为同野心紧密相关。被野心左右的人往往忽视集体，做事特立独行。一个人，无论男女，只要有了野心，便会视社会为战场，争强好胜成了其主导情感。因社会回报有限，他们就决心夺取他们觊觎的那一份。真正的野心家认为，这是一个狗吃狗的社会，而自己之所以出类拔萃，就是因为自己想当吃掉对手的狗罢了。

由此不难看出，那些实现了野心的共同目标——金钱、名誉、财富——的人们或多或少是用肮脏的勾当实现的，而且大多数场合肮脏的程度偏高。因此，那些被看作雄心勃勃、位居高层的政客们，看来是没有道德价值观念的。如果他们有道德价值观念，又何以还能爬得如此高位呢？

要使个人野心得到重视，其所获得的回报——财富、地位、对自己命运的主宰——必需让人感到同他为了野心而付出的牺牲相适应。要让崇尚野心的传统重现活力，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特别是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尤其是知识人士——必须尊重这一传统。要以知识人士为最，原因在于，与以往相比，正是他们占领了公共舆论的阵地，并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发挥舌枪笔剑的威力。奇怪的是，恰恰是这些人扬言要摒弃将个人野心作为自己的理想。怪就怪在，他们也许是从中受益最多的人——即便不是受益于自己的野心，也受益于父辈或祖辈的野心。

对野心的攻击为数众多，而且来自不同的方面。其公开捍卫者则寥寥无几，而且即使在他们尚具魅力的场合，他们也是轻描淡写。许多人天生对个人野心心存怀疑，他们感到，野心代表了人性中某种棘手的东西。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为防止其泛滥而牺牲野心，则会酿成错误。抑制野心等于抑制远大的理想。所有的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使我们区分开来的正是我们的梦想，无论我们梦想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东西，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使梦想成真，都是如此。

将野心视为社会的中心并声称它使许多独立的因素连到了一起，也许有些夸张，但并不过分。没有野心，社会中各种基本要素好像会分崩离析。野心意味着实现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工作和纪律，也是社会生存不可或缺的那类工作和纪律。野心同家庭生活紧密相连，原因是，家庭中无论男方还是女方，都不只是部分地为了家庭而劳动。丈夫和妻子经常相互都有渴望，而且，有些最强烈的野心是为了孩子而立下的。养儿育女本身几乎变成父母野心的一种体现。最后，野心在过去的年代主要存在于帝王阶层，而现在，中产阶层中野心也日益常见了。劳动、节俭、计划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作为野心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历来都是新兴中产阶层区别于其他阶层的标志。攻击野心实乃攻击中产阶层及其所代表的精神。不管爱听与否，中产阶层对美国社会贡献巨大。而中产阶层从一开始，就是以野心作为动力的。

没有个人野心的世界不难想像会是什么样子的。很可能，世界会变得温和一些： 没有需求、没有冲突、没有失望。人们将从容反思。自己的劳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集体。竞争不会进入我们的生活。冲突将会消失，紧张成为过去，寿命将可延长，因为由于争强好胜而死于心脏病或中风的人将会减少。人们的焦虑也将消失。时光无限延伸，皆因野心绝迹尘寰。

而这样的生活将多么无聊透顶！

温哥华：一座在森林中拔地而起的城市

人们在参观温哥华期间，会反复地听人说这座城市是多么的年轻，广阔的加拿大西部有人定居也就是近期的事。温哥华市中心有一个40层楼高的360度的全方位观景室，室内的一幅招贴画使我想起，18世纪的整个美洲大陆实际上都已被人占住，剩下的只是西北海岸了。18世纪70年代，西班牙、俄国和英国的轮船沿着这里的海岸线探索，但实际上无人登陆，从而使土著人得以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依然是这片偏僻森林的惟一居住者。

1792年，英国船长乔治·温哥华和一名西班牙船长同时到达了离现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不远的地方。两位船长在英国轮船上友好地共进早餐，交流航行记录，互相祝福，然后又各奔东西。在此次航行的早些时候，温哥华船长恰好在失望角经过了哥伦比亚河的河口；在那里他注意到了一个小海湾，但那看上去不像是一条大河的出口。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可能改变了整个太平洋东北岸的前途。一个月之后，一名美国人沿着哥伦比亚河向内陆方向航行，这为日后美国索取西北部的大片土地奠定了基础。尽管温哥华船长有那次失误，这座如今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城市仍以他的名字命名，以表示对他的纪念。

在经历了许多变化的地方，很难想像200年前这里竟是一片原始森林。一些商船是随首批探险者来的，其中多数是美国商船。但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白人拓荒者才在这里定居。甚至到了1890年，这里的一条主要街道“依然是森林中一条砍伐出来的通道，两旁是密密实实的树墙，树身高大，你只能仰头直视才能看见天空”。

后来，一位美国企业家看到了这个地方的未来。“开发大西部的因素成百上千，” 他这样写道，“西雅图和温哥华命中注定会成为巨大的中心。温哥华拥有极好的环境，它可能会成为太平洋沿岸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商业港口。”

温哥华有今天的地位，得益于它的周围环境，而在兰定能让人最先饱览这一景色了。兰定是一个砖砌购物中心，很受人们喜爱，那里有好几座陈旧库房和办公房得到了重新修复。从兰定的二楼你可以眺望港口，看到另一侧近在咫尺的群山。港湾很繁忙，游轮、渡轮和游艇等往来不断。稍远处停泊着十几只大货船。它的左边高高耸起巨大的白帆，它们构成了加拿大广场的屋顶，广场内设有一个会议中心和一家旅馆，以及游船停靠的码头。

海湾对面被大片树林覆盖的半岛是有1,000英亩林海的斯坦利公园。就在温哥华命名大约一天之后，该市最初的领导人就为规划这片树林做好了准备。公园中的森林与这座“钢铁和玻璃”构成的城市界限分明，强烈地向人们展示着温哥华当初是如何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崛起的。

从古船收集地赫里蒂奇港到格兰维尔岛每15分钟就有一艘小渡轮。格兰维尔岛的管理人员所称的城市公园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

格兰维尔岛最初只是一片贫瘠的沙地，它周边的海域为当地的印第安人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随着城市的发展，海岛沿岸改建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并有大桥与市中心相连。之后，随着原先落户海岛的工厂和作坊的迁出，留下的是破旧不堪、被人遗忘的土地。

到1972年，在联邦政府的帮助下，温哥华开始重建格兰维尔岛。水泥厂还在；一家电线厂和啤酒厂也被吸引过来； 来这里的还有一所艺术学校，一座剧院，大量能工巧匠，一家大型公共集市以及各式的餐馆。海岛的一端有一座旅馆和一些轮船码头，一座公园沿着格兰维尔岛的南缘延伸。格兰维尔岛几乎一切如故；今天，所有建筑物的外墙面都是金属构造，与当年的工厂完全相同。由于原来的地方没有人行道，现在也没有，所以参观者不得不小心地避开来往的汽车和运送水泥的卡车。这是设计的要求。我在信息中心的告示牌上读到，“一直都是这样安排的”。我继续读下去，才知道其目的是 “为了使在工厂从早上八点工作到下午四点，而中午提着午餐随处乱跑的工人和那些在此时来海岛购物的富豪保持和谐”。

无论是雨天还是晴天，大桥的拱形结构下面都是一片欣欣向荣和熙熙攘攘的景象；无论从哪里观看，这一景象都增添了一种工业气息。

格兰维尔岛是温哥华人民的巨大成功。在每年为数惊人的600万参观者中，外地的游客不足四分之一。该城市的发言人告诉我，格兰维尔岛建成两年后，整个运营没有花市政府一分钱。对于我们热爱城市的人来说，最美好的就是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达到无与伦比的和谐，这振兴了该地区，且没有增添任何富裕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常会冲淡当地工人阶级的本色。

当你参观温哥华的时候，在格兰维尔岛公共集市的露天平台上悠闲自得地逛一逛，喝上一杯咖啡，品尝一些酥皮糕点，你的感觉会更加美好。举目注视第一批探险者落脚的海湾，再看一眼斯坦利公园，那最初的原始森林在这里都留存如故。如果那片森林不能够保存完好的话，——历史极少会提供这样的机遇，——那么它演变成今天的状况也是相当不错的。

新空间时代的新式火箭

在探索太阳系外层空间行星的过程中，将来会有一天，人类要做的不仅仅是发射仅能在它们旁边快速飞过的小小探测器。迟早，我们将发送飞船进入环绕那些陌生行星运转的轨道，让机器人在它们的卫星上降落，甚至将岩石和土壤样品送回地球。最终，我们要将人类送到这些行星的卫星上去，至少送到据信有大量液态水存在的几个卫星上去——我们知道，液态水是生命的基本需要。

要完成上述使命，我们需要以核反应为动力的火箭，而不是燃烧化学品的火箭。化学燃料火箭曾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但是，在所用燃料量相同的情况下，化学燃料火箭所提供的能量较低，将宇宙飞船进行远距离发送时，这一点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例如，为了到达外层空间的行星，以化学燃料为动力的宇宙飞船不得不携带很少的燃料，并充分利用引力的“帮助”来节省燃料，此时飞船巧妙地自我操纵，使之与行星的距离接近到足以利用该行星的引力来推动飞船的前进，提高起速度。

从技术上讲，化学燃料火箭的最大速度增长比较低。这就是说，它们的排气速度还不足以将火箭的速度增加到非常快的程度。以氢和氧反应为基础的化学燃料火箭推进飞船脱离地球轨道的最大速度是大约每秒10公里（6英里）。

与化学燃料火箭相比，核燃料火箭能达到每秒大约22公里的最大速度。以土星为例，这样高的速度有可能让火箭直飞土星，把飞行时间从7年左右缩短为3年。这种核能燃料火箭有其固有的安全性，而且对环境没有危害。与普通的看法相反，核燃料火箭在发射时未必有很强的核辐射。带有核燃料火箭的宇宙飞船可在普通化学燃料火箭上发射。这样，当普通燃料火箭到达地球轨道约800公里高度时，核反应堆舱会脱离化学燃料火箭，并开始工作。

建造以核燃料为动力的火箭发动机所需要的技术离目前的技术能力并不太远。实际上，我的同事和我已经设计出了小型的核燃料火箭发动机。我们称这种发动机为“Mitee”,（随意取自“miniature reactor engine”“微型反应堆发动机”中的几个字母）。制造这种发动机需要6到7年的时间，费用在6亿至8亿美元之间。在航天发射方面，这一造价不算昂贵。实际上，开发核燃料发动机的费用可以被今后发射成本节省下来的钱所抵消。理由是以这种发动机为动力的核能宇宙飞船不用携带大量的化学燃料，这就意味着发射飞船不需要造价在2.5亿至3.25亿美元的巨型火箭。相反，可以采用造价在0.5亿美元至1.25亿美元之间的低价位火箭。

在我们的设计中，反应堆的核燃料放置入下列结构，其中数层金属薄板，上面打有许多小孔，形成一个汽缸。液态氢从外部经小孔流入汽缸内，加热后很快变成气体，流向汽缸中心。达到2,700℃左右的超热气体沿着汽缸中心轴的沟槽高速流入，然后从汽缸一端一个小出口喷出。

核燃料火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用来推动飞船的燃料氢，它在太阳系外层空间巨大行星的各类气体中，以及在遥远的卫星、行星和彗星的冰层中到处都存在。由于核燃料的使用时间相对较长，因而可以想像以核燃料为动力的飞船通过补充必要的氢燃料就能够在太阳系外层空间飞行10年或者15年。飞船在气态行星的大气层中能够飞行几个月，只要一边飞行一边将氢收集并净化作为燃料就可以了，同时可以采集有关大气组成、天气模式方面的详细数据。另外，飞船可以飞到行星的一个卫星上采集岩石标本，还可以通过离析冰水以积累氢，为返回地球补充燃料。

反应堆能在远离地球的地方启动，所以核能飞船要比目前的太空探测器更加安全。在太阳系的外层空间，太阳光线太弱，无法为宇宙飞船的仪器提供能量。所以，飞船的飞行通常依赖于高强度的辐射能源，这种能源甚至在发射时也是有危险的。另外，在装有核燃料火箭的探测器内，各种仪器和设备的运行也依靠推动宇宙飞船的同一个反应堆所提供的动力。而且，由此产生的核废料量可忽略不计，一次太空飞行总共也就产生1克强放射性物质，而这1克物质决不会返回而污染地球。

核燃料火箭不是一件新鲜事。在该领域的项目中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美国空间核热能推动研究计划，其目的是为了防御的需要开发体积小、重量轻的核发动机用于国防，如将重型卫星发射到地球高空轨道等。虽然这项工作在正式的核发动机建成之前就结束了，但是根据对这类发动机的设想，工程师们的确成功地制造和开动了低功率的雏型反应堆，结果表明，它具有几百万瓦特的功率输出能力。

如果仅仅使用化学燃料火箭，我们探索外层空间行星及其卫星的能力将受到限制，这是不难证明的事实。在不久的将来，只有核火箭能够给予我们所需的动力，大大促进我们对太阳系遥远的边缘神秘世界的了解。

世界经济中的数字爆炸

设想一下你是5亿多年前居住在地球海洋中无数微小生物中的一个。你这种单细胞生物统治着古老的海洋已经快30亿年了。

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在科学家称为寒武纪爆炸的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内，生命极大地扩展成多细胞形式。几乎今天所有的主要动物群体都是在那次新的生命形式全球性爆炸中出现的。科学家说余下的就成为历史了。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到眼前这个时代，把互联网出现之前的通讯系统看作是单细胞微生物。

我们现今在互联网领域所目睹的一切——如购物和股票交易的网络革命——可能代表着改造世界的巨变，与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宇宙万物瞬间涌现的壮观相比，毫不逊色。

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古老的微生物没有指南手册告知他们应该期待什么，以及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某些重大事情。

然而，我们有。《有线》杂志的创始人，编辑凯文·凯利在最近出版的《新经济新规则》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手册。

凯利写道：“本书的主要观点是，控制软性世界——如媒体界、软件界、服务界——的原则将很快指挥硬性世界，即现实世界、原子界、实物界、钢铁和石油界，以及我们辛辛苦苦所做的实实在在的工作。” 驱动经济革命的是正在日益缩小的计算机和不断扩张的通讯这两者的结合，他接着补充说：“当我们的世界向一个新的、高科技的全球经济发展时，许多人将会感受到的忧虑、失落、激动和成就感才刚刚开始。”

这话听起来是否有点夸张？

这段话只不过是凯利在谈到激进的和不可预料的“规则”时常带有的语气罢了。

他丰富多彩的问题很容易吸引广大的计算机爱好者，同时也会让那些对数字世界的发展趋势比较好奇的读者产生兴趣。

发展的趋势，用凯利的话说，是“颠倒的”。

试想一下, 例如通向“精明”最可靠的方式是大范围“沉默”的这一观点。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是，虽然微小的计算机芯片本身是相对“沉默”的，但是可以将其加入到数以10亿计的日常实物中去，从而产生巨大的的经济效益，如从衬衣到罐装汽水的实时购买模式等。

或者，假设世界上所有的户外温度计将连接成一个巨大的整体。这时，我们可能会有一张比过去好上几千倍的气候图。

我们在传统的供需社会中长大。在这样的社会里，物以稀为贵。钻石、黄金和石油就是几例。在数字世界中，正如凯利所指出的那样，“力量来自充足”，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遗憾的是，苹果公司未能理解这一原理。当时苹果公司确信它的市场份额会被微软公司更加开放的视窗运行系统所击败，于是它改变主意，不给它的计算机运行系统发放运行许可证。

在原子世界中，随着某一资源的消耗，该资源的生产就变得更加昂贵。在黄金开采中，最初的少量黄金来得容易，所以也便宜。但是，当需要从数吨的矿石中才能提炼出细小的金矿石时，黄金价格就上涨了。

然而，在凯利所谓的“新秩序”中，他引入了充足法则，使得像网景这样经营有方的公司免费赠送它的软件，以便出售它的辅助服务或产品。免费赠送昂贵的移动手机以便赢得客户使用电话服务也是同样的道理。

万一这一逻辑不能说服你，凯利不惜篇幅罗列了大量发人深省的事实。比如这样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球电话系统全部语音流量是信息流量的1,000倍。但是在三年后，这一比例可望颠倒过来，这就是说到2001年在全球传送的大部分信号“将是机器与机器的对话”。

最后，凯利让我们看一下周围，看看世界就在我们自己的脚下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例如，今天的一位美国农民的手上仍然会沾一些泥土，但是他的多数劳动是在电子网络的保护伞下进行的。他的拖拉机带有移动电话，连接着卫星的定位设备，他的家用计算机与源源不断提供天气信息和粮食市场报告的信息源连接在一起，甚至与埋设在房屋周围的仪器发出的土壤水分测定数据的信息源连接在一起。

《新经济规则》提示我们可以向五亿年前实现的生机勃勃的新生命学习。在网络经济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素质可归结为一句话：要有能力向未知领域冲刺

盗用他人身份：一种新型犯罪

1997年3月27日，天刚刚亮，对柯林斯一家来说，这是正常一天的开始。上午过了一半，杰克·柯林斯坐在桌前开支票付账单——他付账一贯是信守时间的。

接着，电话铃响了，噩梦也就从此开始。

打电话的是一家银行的调查员，他用严厉的口吻质问柯林斯——一位在大学里工作的物理学家——为什么前一年在弗吉尼亚买了一辆价值27, 000美元的汽车，却逾期付款。

“我没有你所说的车，”柯林斯申辩道。他上一次到弗吉尼亚时还是潜水艇基地的一名军官，那已是30年前的事了。然而购车合同上有他的名字，还有他的社会保险号码。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和妻子得知有人假冒他们的名义又买了四辆车和28件其他物品，总价值为113,000美元。他们在此以前建立的良好信誉被毁掉了。“我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柯林斯说，“现在我一下子被指控偷窃，并被当成罪犯来看待。”

这就是成为身份盗窃——一种虽非暴力，但让人害怕且增长迅速的犯罪——的受害人的后果。

政府的统计数字表明，每年至少有50万人成为这一犯罪新的受害者。

这类事情很容易发生，因为你所有的身份证件号码，诸如社会保险号码、信用卡号、驾照号以及电话号码，“都可能是开启你存储钱物的钥匙，”美国邮政总局的一位反诈骗项目主管说道。“因此，如果你把信用卡收据扔掉，我捡到后使用上面的号码，我不会变成你，但对信用卡公司来说，我就变成了你的账户。”

专家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社会保险号码现在成了确认身份的普遍方式——而它原来只用于领取退休养老金和纳税。如今在军队、大学以及数以亿计的商业交易中，它都被当作身份的证明。

然而，精明的窃贼能轻而易举地攫取你的社会保险号码，除了偷你的钱包外，还可以从你的信箱中窃取邮件，从你的垃圾中寻找你扔掉的收据和账单，或者打个电话以某种借口问到你的号码。

窃贼使用你的社会保险号码，就能以你的名义申请信用卡，要求把它寄到别的地址，然后用它去做很多事情。几个月后，信用卡公司或其催债机构就会来催你付钱。

尽管你不必偿还这笔债款，但是你必须清除不良的信用记录。这就意味着你首先必须得到一份警方的报告和一份假冒合同的复印件，然后凭着这些材料把关于你的诈骗行为的不实记录从你的信用报告中删除。其中的每一步办起来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就柯林斯一家的案子来说，为了消除对他们信用记录上的不实指控，不但花了三年时间来仔细审查信用记录，而且还花了6,000美元的律师费。在此期间，他们盖度假住房的贷款申请遭到了拒绝，被迫用现金购买取暖和制冷系统，讨债者对他们纠缠不休，还有调查人员监视他们的家，以期寻找失踪的汽车，这一情景也让他们十分难堪。

当然，有成千上万的人由于盗用他人身份而被逮捕并被起诉，但是直到去年国会才将盗用他人身份定为一项全国性的罪行，并依法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办公室，来帮助受害者恢复他们失去的信用以及允许警方在全国范围内追踪调查以提高办案效率。

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人士认为，这一做法会有所帮助，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们认为盗用他人身份之所以突然猖獗，其根本问题在于，一些企业为了吸引更多顾客，即时发放信用卡，身份验证不严，对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也远远缺少法律保护。

目前已经有几项法律提案试图在商业活动中限制使用社会保险号码以保护个人稳私，防止欺诈。最全面的提案将会禁止商家获取或者散发任何人的社会保险号码，除非商家得到了顾客本人的书面授权。

另外，该法律将取缔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出售“信用页眉”，也就是资信调查报告顶端的那个部分，上面列有顾客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母亲的姓氏、生日和社会保险号码。信用调查所承认，出售“信用页眉”每年给他们带来数千万美元的收入。

但是，上述法律面临着信用业的强烈抵制。他们辩护说，如果扣住顾客的有关信息不公布，删除社会保险号码，不再把它作为确认身份的统一标准，那么商家和顾客之间互相信任的主要环节就会被打断，工作过程就会复杂化，交易就会放慢。“与世界上任何其他经济制度不同，我们需要信用，而且现在就需要，”一位信用业领导如是说。

很难估计盗用他人身份的欺诈犯罪的程度有多严重。一家最大的信用调查所报告说，1997年平均每天有2万名欺诈案的受害者给他们打电话，而在1992年每天只有135人。他们当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要了解如何避免身份被盗的客户。

“除非你在任何情况下对个人信息守口如瓶，否则总有被人盗用的可能，”有专家这样说。“但是也有办法将危险降到最低程度。”比如说：

决不要把社会保险号码放在钱包里或者印在支票上。

慎用社会保险号码，只把它提供给官方机构和可信的商家。如果你提出用其他的证件，有的公司也会接受。

要小心弃置有关文件，最好是销毁掉。

行使你的权利，不准别人出售你的“信用页眉”。

不要把个人信息放在互联网上，比如说，网上的大学联谊会。

至少每年核对一次信用调查报告。

最为重要的是：逐条核对银行账单和信用结算单。

最后：“我不希望被称为受害者，”柯林斯补充道。“我们愤怒不已，要挺身战斗。决不能容许这些家伙威胁你。因此用„斗士‟这个字更贴切。”

非洲人心目中的犯罪与宗教

在传统的非洲社会里，没有神圣和凡俗之分，人生没有圣与俗的界限。宗教所禁止和谴责的事物也是社会所禁止和谴责的。同样，社会认可的事情宗教也认可。冒犯上帝就是冒犯人，同样，冒犯人也就是冒犯上帝。

传统的非洲宗教并没有书面形式的法律文件来界定合法与非法，但是传统的非洲人有一套行为规范，并且尽人皆知。这套规范要求人们服从社会的需要。其内容相沿成俗，代代相传。受到禁止的种种犯罪行为包括谋杀、强奸、偷窃、绑架、撒谎、毁约、对父母不敬不孝、诋毁统治者、起假誓等。根据传统的非洲宗教，所有这些违禁行为都是犯罪，无论何人，只要触犯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会被视为罪犯，并招致惩罚。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就是一种罪行。本文难以穷尽所有这些罪行，但就其中若干进行探讨。

撒谎

撒谎就是企图以不实之词来骗人，这是传统的非洲宗教所禁止的。任何这种行为的发生，不仅被视为对人的冒犯，也是对神的不敬。传统的非洲人历来都培养孩子们讲实话，因为他们认为，说谎的人往往可能犯其他罪，比如偷窃。俗语说：“说谎者必偷窃。”在某些民族中，说谎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恶习，但被认为是一桩极不光彩的事，尤其是真相大白的时候。传统的非洲人诅咒说谎者，而神灵也会谴责他们。

传统的非洲人认为即使人们受骗，上帝也心明眼亮，知道谁是骗子，并对他们作出相应的惩罚。他们害怕触怒上帝，因为那会带来痛苦和灾难。他们宁愿取悦神灵，而不是惹恼他们，宁愿得到神的赞许而不是神的惩罚。当非洲人说“上帝将作出审判”时，说谎者就受到心灵或良知的冲击，他内部的机制就会启动起来，被迫承认自己撒了谎。他可能会被要求起誓，但他明白起假誓会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就立即退缩，不敢起誓。

偷窃

传统的非洲人认为偷窃是可耻的。偷窃社区里任何东西都是犯罪。偷窃会使亲友蒙羞。传统的非洲人举行特定的仪式来追查小偷，寻回失物。他们把小偷或强盗交给神来惩罚。而在某些情况下，小偷会被迫公开认罪或归还盗窃的物品。据信这是由于神力和圣威让小偷备受身心折磨的结果。小偷可能会遭受长期折磨、病痛、半失明或瘸腿，直到算命者被请来查究引起他不幸的原因。如果是由于偷窃的话，被偷的物品就必须返还，并且还要供上祭品求神息怒。

偷窃也会使小偷家族的名声和诚实品格受到玷污。因而遵循传统的非洲人都会努力维护家族的良好名声和形象。即使那些名声不好的家庭也不希望他们的子孙后代受到偷窃的指控，因为犯罪行为会使父母蒙羞。当开会推举某人充任社会上的荣誉职位或接受荣誉称号时，一度当过小偷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是不会被考虑担当这样的荣誉角色的。在传统的非洲社会里，在社区中名誉扫地就是对人严厉而切实的惩罚。

对父母不敬不孝

根据传统的宗教，父母在给予子女良好的训练，在童年时代养育他们并帮助他们安家立业之后，期待得到子女的照顾，无论是穷还是富，都是如此。

人们认为，孩子无论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物或获得多高的地位，都与父母的养育密切相关。如果不尊敬父母，他必定会从高位上摔下来，他的生活也不会安静如意。对待父母应该像对待神灵一样，对他们要感恩戴德，“敬重有加”。根据非洲人的说法，爱戴父母是上帝的旨意。如果子女蔑视父母，怠慢父母，任何一个这样的社会都得不到神的保佑。羞辱父母就是冒犯神威，殴打父母要判死刑，咒骂父母是严格禁止的。

诋毁统治者

传统的非洲政府具有宗教色彩，统治者被认为是神的代表，所以严禁指责他们。密谋反对统治者被视为一种严重的罪行，要遭到严厉的惩罚。当然，如果统治者压榨百姓，并且其统治已显示民不聊生，也可以提议把他废黜。但是，通常来说传统的统治者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凡被判定违抗命令者要处罚金，挨批评，或者被驱逐出统治者的领地。

在整个非洲，统治者及当局者的地位都十分相似，他们既是政治人物，也是宗教人物。国王被视作父亲、长官和神父。在过去，违抗统治者要被处以极刑。

以原来的模式存在的传统社会是稳固的，因为它建立在传统宗教所提供的强有力的道德基础上。非洲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对宗教的信仰缺乏真正的尊重，这个社会的犯罪就难以消除。

一个扒手的自白

你的钱包有没有被人偷过？ 这可是一种势头看涨的犯罪，光是去年就上升了20％。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在改邪归正之前的25年里，我一直是个全职小偷，专门扒窃钱包。

我出身于伦敦东南部，在那儿这可是一个光荣的职业哩。我这一阶层所有的“头面人物”都出身于扒窃世家，受人尊敬。偷汽车或破门而入老妪之家那是谁都能干的事，但是“扒”可不一样，需要训练、技巧和机警。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我和妹妹一直是伦敦和英格兰南部地区众多最成功的扒手团伙中的成员。关于我从前的那个行业，人们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因此如果你想自我保护的话，我在此给你提供几点建议。

职业扒手并不在乎受害者是谁，他们只看到手提包、珠宝和钱。带着孩子的妈妈、上了年纪的老人以及瘸腿的残疾人都是很好的猎物。虽然这些人不该如此倒霉，但那是工作呀。

我已经说过，我最喜欢的扒窃目标是单个的女性，身边挎个手提包——具体地说，是挎在右边。因此如果我挨着她的话，我的右手只要往左一伸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触到她的小包。1, 000个女性中大约只有一人把包背在左边，我对这样的人一般敬而远之。就像开车在路上逆行一样——我也许能够逆行，但干吗要冒险去尝试呢？

对于我们扒手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行动要避人耳目。如果你是一位女性，把你的包像往常一样挎在肩上，试试朝前看或朝下看，你是不是看不到你的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容易得手的原因。

多数扒手都有搭档，几乎都是女搭档。她一般都站在受害者的旁边，假装观察前面随便某个东西。时间要把握好，这一点很关键，当我伸手的时候，我的搭档必须假装不经意地朝目标靠近半步，移动她的左手(离被窃者最近的那只手)，使胳膊肘能向外伸出到手提包的上方——这就挡住了受害人的视线，躲过了监视的摄像镜头，或商店的反扒人员。

对于那些把包背在前面的女性，要扒她们的包就难了，因为找不到有掩护可下手的视线盲区。如果你不想那么容易被盗，别用有背带的包，改用提手包。

就男人而言，放钱包最好的地方之一就是裤子后面的口袋，特别是紧身裤的口袋。我知道这在你的身后，处于视线之外，但是如果钱包紧贴着你，只要有人试图动它，你就能感觉到。另一个好地方是皮夹克里面带拉链的口袋，小偷根本无法下手。当然那些宽松的套装式的夹克就不一样了。

扒手喜欢人多拥挤的地方，对吗？不一定。你带我去繁忙的火车站或者去看一场人满为患的足球赛，我就会走掉。人们都不喜欢他们的私人空间被侵犯，所以拥挤的地方往往使人不安，而不安的人则很警惕。职业扒手所需要的是情绪放松而又忙于干某事的目标。

如果由我设计一个让我下手的最理想的环境，那就是服装店。店内的陈设布局正好可以为我提供最大程度掩护的合适空间，并且总是有一批批顾客在一排排的服装货架中川流不息，手持商品左看右看专注地挑选。如果有保安在场的话就更好了，虚有其表的保安让扒手的工作简单多了。

有时，一整天扒窃都十分顺当，我就会觉得有点烦，会找点更有挑战性的活儿干。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天，大约已经到手了1, 000镑，我知道该收工回家了。此时我看到了一位中年妇女，衣着华贵，左肩上挎着一个手提包。我决定试一试。

我用左胳膊掩护，右手伸过去在下面进行着一连串的动作。

打开包上的摁扣时，我的大拇指用劲按着，以便响声小些。包开了大约一英寸宽的缝，我把手指并拢探进去，对方没有反应。我伸直手掌，用食指和中指夹住拉链扣并把它拉开了。提包慢慢地开了，里面的东西也有了较大的空间。

当同样那两个手指感触到钱包这个冰凉的重物时，掏包的关键时刻就到了。所有扒包高手都要对他们两个操作的手指进行指力训练，他们在手指上缠上松紧带，然后用力张开，把两个手指训练得甚至都可以夹起一块砖头。

手腕轻轻一转，我就摆脱了障碍，轻而易举地把钱包夹起来了。但是出问题了。由于手提包的皮质很硬，钱包被卡在拉链下面了。我感觉到钱包从手指滑落下去，坠入黑暗之中。

钱包坠落到包底，就像引爆了一颗炸弹。

那个女人尖叫起来。

我掉头就跑，但是两个商店反扒人员和一个保安挡住了所有的去路。

考虑到我成年的时光几乎有一半是在监狱度过的，你一定会认为法庭无论做出什么判决，我都有心理准备。但是当法官宣判七年徒刑时，我的两条腿软了。我知道这一下完了，我的犯罪生涯不得不结束。

我下手的时候一般都不看人的脸，也许是因为那样做会让那类事情带有个人因素吧。不过，由于上了一些旨在了解受害者的课程，我现在知道那些丢失钱物的人的处境。

我扒走过一个老太太的退休金，还有一位单身母亲买食物的钱，但这一切都无法弥补了。通过撰写本文，我也许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保管好自己的钱和物。

梅利莎病毒：行动的号令

梅利莎病毒是一种通过微软Word97或Word2000电子邮件附件传播的宏病毒。附件一旦被打开，宏病毒就会被微软Outlook 程序激活, 被感染电脑便会向电脑中地址簿内的前50个名字发送该病毒。这些信息的主题栏写着“来自某某（某个熟人的名字）的重要信息”，信息正文开头是“这是你索要的文件……请不要给其他人看;—)”。

令专家们震惊的是，这种病毒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在商业、政府和军事领域的系统内进行传播。梅利莎病毒通过互联网快速传播，它利用的是微软应用软件中常见的宏控制语言中一个已知的弱点。很多人会打开宏病毒保护装置以保护其电脑免受感染。实际上，当收到带有梅利莎病毒的文件时，病毒保护装置就会询问用户是否希望打开该文件。如果用户选择 “否”，则梅利莎病毒无法被激活，也就不能感染该电脑。因此，很多曾遭受该病毒攻击的电脑并没有被感染。

病毒的快速传播是通过发送超过电子邮件系统处理能力的信息，使电脑网络功能退化，或使其运行受阻。其结果是，一些网络被迫中止服务，因为从系统中清除该病毒时，那些网络必须关闭。梅利莎病毒另一个倍受关注之处是，一旦它成功地进入某一系统，宏病毒保护设置就会受到破坏，从而使该系统容易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受到破坏性更大的宏病毒的侵袭。令人恐惧的是，这些宏命令可用来使受害人的电脑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电子邮件把硬盘驱动器上存放的敏感或秘密文件发送给其他人。除此之外，梅利莎病毒还可以被重新设计来删除或更改数据，这对于企业部门、政府机关和个人来说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梅利莎病毒于11年前被释放到互联网上，但当时只有大约6,000台电脑被感染，影响没有扩散。如今，数百万台电脑与互联网相连，仅从可能被感染的用户数量来看，潜在的损失就是巨大的。梅利莎病毒利用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弱点，但如果病毒利用一个尚不为人知的弱点来攻击与网络相连接的电脑的话，其后果就难以控制。无法使用互联网传递信息或者互联网传递的信息无法保证其可靠性，就可能危及商业活动。现在，很多公司都依靠互联网来作为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信息载体。如果互联网无法运作，随之而来的损失最终可能会高达数百亿美元，而不是数百万美元了。

病毒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注。据估计，目前正在传播的电脑病毒估计有3万种，每个月新诞生的病毒就有大约300多种。幸运的是，在可能造成损失的范围内，梅利莎病毒造成的损害虽然严重，但却是暂时性的。该病毒并不造成资料的丢失，但它确实影响了数以万计的系统，系统关闭导致了生产效率的损失。例如，在联邦政府内，海军陆战队就被迫暂停其各基地之间的电子邮件系统，直至病毒被抑制住。

一家私营公司透露，其公司网络曾经在45分钟之内受到32,000份电子邮件的袭击，致使其完全关闭，无法正常使用。无数机构被迫切断与外界的电子邮件来往，以把自己隔离起来。据报道，该病毒已经影响了81,285台电脑。至今我们还不能确切估算与该病毒有关的工作效率损失和其他破坏所造成的累计经济损失。

应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联邦系统和私人系统呢？

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网络免受攻击，可采用以下几个措施。第一，市场上有很多防病毒软件包，可以发现、清除或试图预测可疑的程序行为。在互联网上可以不断获得其最新版本。用户必须确保其电脑所运行的是最新的防病毒软件。第二，用户需要小心处理从互联网上获得的信息，避免仓促打开附件，无论是来自认识的用户还是不认识的用户，尤其是后者。至于梅利莎病毒，它只有在附件被打开时才会被激活。这些基本预防措施可以保护用户免受互联网上传播的病毒的侵袭。最后，为了保护较大的网络社区，网络管理员必须迅速向相关政府机构报告电脑被袭和病毒情况。这样，这些机构就可向其他用户提供及时的信息，同时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网络。

值得庆幸的是, 这种病毒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它的发生给政府和私营部门都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重视恶性病毒在互联网上传播所带来的威胁。梅利莎病毒给我们的教训是： 首先，用户需要谨慎处理发给他们的附件，尤其但不仅仅是在文件来源可疑的时候。第二，用户应该了解现有的病毒保护软件，确保系统装有最新的防病毒装置，并运行业已装入软件包的防病毒装置。最后，像梅利莎这样的病毒攻击证明了有必要制定与电脑犯罪相关的严厉法律。因为编写和传播破坏性病毒轻而易举，所以预防病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阻止人们从事这种活动。要让蓄意传播类似梅利莎病毒的电脑罪犯知道，他们一定会受到迅速严厉的惩罚

恼人的黑客灾难

企业健全协会的电脑最近遇到了大麻烦。数据处理慢如蜗牛。公司雇员无法打印文件，无法切换屏幕，甚至移动一下光标都要等很长时间。

“我们以为网卡坏了，”一位执行副总裁说。

“所以打电话叫来了咨询公司。他们进行了一些测试, 但没有找到什么问题。由于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们非常困惑。”他说。最后问题找出来了： 一个匿名黑客闯入了网络，安装了一个软件程序，以控制网络系统。

“我们的电脑当时被用来进行高等数学计算, 来帮助黑客破解安全密码，”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

要阻止这种侵袭是很困难的。工作人员一次次地删除带有病毒的软件，结果总是徒劳，每次黑客都会再次入侵网络, 并重新装上那有病毒的软件。只有在公司安装了硬件安全装置后，黑客的非法入侵才告停止。

企业电脑系统安全所受到的威胁正在不断增加。公司报告非法闯入事件的数目去年达到21,756件。而在1999年，报告的黑客袭击事件为9,859件。

黑客一旦进入某一公司的电脑网络，就能造成相当大的损害。

他们可以破坏数据库，盗窃商业机密，擦除硬盘驱动器上的信息，以及将公司客户的绝密资料曝光。他们可以通过 “取消服务”的袭击方式来中止电子商务，破坏网址，进行金融诈骗，以及假冒商家将客户引向假网址。

即使相隔甚远，黑客也可以把一台电脑变成一个窃听装置来偷听或录下在该机附近任何人的谈话。他们可以使用其他程序通过互联网来操纵公司的电脑。

一些公司的主管人员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公司并不出名, 或并未涉及互联网金融服务，所以不大可能成为黑客攻击的对象。但事实并非如此。进行黑客攻击的人并非冲着名气而来，他们要找的是弱点。有时他们使用的程序能扫描成百上千的机器来寻找安全漏洞。

不过，要保护自己公司的电脑网络并非不可能。大多数入侵都是轻易就可避免的错误造成的。

精明的公司未雨绸缪

精明的公司可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办法是进行弱点评估，选择有经验的安全防护人员，建立并实施一套强有力的安全策略和步骤。

首先，招聘有责任心的、有经验的网络管理员、顾问和内部安全职员，专家建议说。对任何有权进入你公司电脑系统的人都要事先进行背景调查。如果本公司缺乏全天24小时有效监控安全系统的资源，则要考虑将这项任务交给一个合格的安全公司。

安全人员必须进行定期测试以查找不足之处，始终了解软件更新和升级的情况，尤其是对于诸如微软Office这样的通用程序更是如此。请记住，黑客会浏览安全公告，而制造商也会发布程序缺陷的信息。

安全意识松懈的公司很容易成为专家们所谓的 “社会工程”罪行的猎物，这类罪行是黑客攻击的最早形式。在这样的非法活动中，个人会假冒身份（冒充公用事业工人、电话维修人员、送信人或电脑技术人员）欺骗职员泄漏他们的密码或其他信息。一些黑客甚至在上夜班的清洁工队伍中找一份临时工作，以便能够浏览文档，搜寻垃圾或者安装盗取信息的装置。

为抵御这种入侵，吩咐工作人员报告陌生的来访者，如身边有人，避免输入自己的密码或其他绝密资料。公司电话和通讯室任何时间都应上锁。

必须告知工作人员不要泄露密码（甚至在网络管理员要求时也不得泄露）。其他需要避免的轻率行为包括将 “密码提示” 保留在显示器上，钉在软木板上，或藏在键盘下。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选用易猜的密码，例如，他们的外号或孩子、伴侣、宠物或汽车的名字。

只要可能就应该鼓励工作人员设定包括大小写字母、数字和符号的七字符密码。事实证明这样的密码对黑客来说很难破解；要花上几个月来破解。相反，简短的、完全由小写字母构成的四字密码极易破解，只要几分钟就可以被推断出来。黑客有时会使用 “字典攻击”——启动程序对词典里每个词逐个尝试——以此来破解密码。

解决密码管理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所谓的 “两步入网法”。发给工作人员安全卡，卡上显示的定期更改的信息需要在登录时键入。然后工作人员需键入他们自己的密码, 以便进一步证实其身份。

安全装置仅仅是第一步

遗憾的是，许多管理员以为一旦安装了安全装置，例如杀毒软件，他们的网络系统就安全了。事实远非如此。

能够在硬盘上搜索已知病毒的杀毒软件并非完美无缺。每天都有杀毒软件无法侦测到的新病毒释放出来。机灵的黑客可以让臭名昭著的梅利莎之类病毒绕过软件，悄悄地潜入，办法是压缩病毒文档的尺寸，或设法将病毒附在例如卡通画或电子贺卡这样的合法程序上。

网管员有一种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即使用称之为行为阻止软件，该软件可以使绕过其他安全措施的病毒不能进行未经授权的行为。网管人员也可以安装侵袭探测系统，该系统在怀疑有入侵企图时发出警报，并阻止以及驱逐入侵者。

但即使拥有最好的安全防卫措施，公司的网络和知识产权还是容易受到来自内部人员的危害。

最少特权规则

公司应该为工作人员制定渐进式的不同的安全层次，限制他们对数据库的利用，以执行任务所绝对需要的信息为限。这被称为 “最少特权规则”。对于被通知离职的职员，也应限制他们存取数据。因为这是他们最有可能进行报复的时机。

创建一个安全的网络需要持续的教育、监控和维护。

请记住：黑客正在伺机钻你一时疏忽的空子呢。

对电脑罪行的法律审判有欠公允

如果说针对罗伯特·莫里斯所采取的有力行动有什么暗示的话，那就是司法部要让美国人民相信，最近被控在1988年11月破坏国家网络系统的电脑程序编写者、这位24岁的研究生代表了最邪恶的电脑犯罪。政府的一名律师将莫里斯的行为比作恐怖分子行径。

然而，莫里斯事件与电脑犯罪的实质问题没有什么关联。当然，它暴露了国家电脑网络所面临的危险。莫里斯的程序使成千上万的电脑停止运行，正在工作的科学家们，无论是致力于医学研究还是分子模型，都失去了宝贵的研究时间。但是，这个腼腆的金发青年莫里斯并不是要蓄意破坏。他最终导致全国数十个电脑网络的松散结合体——互联网的堵塞，原因是他无辜的实验出了毛病。他的实验是一个程序，其目的是让它慢慢渗入网络（互联网——译注），以便弄清楚该程序到底能接触到多少台电脑。即使如此，这个实验也没有毁掉任何资料。虽然有一些连到互联网上的电脑属政府使用，但没有任何一台存有保密信息。

不论其是否有破坏性的意图，造成最大损害的并不是莫里斯这样的“外来者”，而是“自己人”。虽然难以获得准确的数据，但电脑安全专家估计90%的电脑犯罪都发生在公司内部。高科技盗窃每年给美国大公司造成高达30-50亿美元的损失。多年来，银行都清楚地意识到广泛使用的电子记录保管所带来的危险。1981年，某银行的若干高级职员就利用电子交易纪录中一个内置延迟而偷走高达2,100多万美元。更近的一个案子涉及某主要零售公司的一伙数据录入人员，他们通过篡改电子信息盗取了公司3,300万美元。联邦政府在1986年的一份报告中做出这样的结论：更加值得注意的安全问题是那些被授权使用信息系统的人员对于这些系统的滥用，而不是那些试图从外部渗入系统的攻击行为。但是由于害怕破坏声誉，很少有公司会报告内部罪行。因此司法部只能追踪它力所能及的人——非常显眼和容易追踪的目标。

即使对莫里斯的罪名确信无疑的人们也觉得他们所看到的是个错误的审判。但在1月22日，由9名妇女和3名男士组成的陪审团，利用两周的时间听取了来自14个政府证人、3个辩护方证人和莫里斯本人的证词后，还是判定莫里斯被指控的罪名成立。1986年“电脑诈骗和滥用法案”将 “未经许可而蓄意进入国家电脑网络”并因此妨碍合法使用电脑，从而造成超过1,000美元损失的行为定为犯罪。莫里斯的判罪是由陪审团援引该法律条款所判的首例犯罪。莫里斯的家人没有表示是否上诉。但是，莫里斯的律师声称该法律条文太含糊，还有上诉的余地。例如，“未经许可进入”到底是什么意思？ 作为一个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莫里斯是网络系统中随处可用的电脑的合法使用者，即使这些电脑成为所有受其程序影响的电脑的一部分。

莫里斯的过错就是把被称为“病毒”或“蠕虫”的程序释放到互联网上。作为有机病毒的电子版本，电脑病毒是一种秘密程序，它能将自己附加在另一个程序上，从一台电脑传到另一台电脑，在传播过程中 “感染”这些电脑。莫里斯的程序更像一个蠕虫，他的这个程序很聪明，在扩散时不需要借用另一个程序。

莫里斯告诉陪审团，他确实是有意识地编写和发送该程序，本指望它逐步将自己置于电脑内部，传播数月也不会被发觉。但是，莫里斯本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导致该程序迅速复制。在释放后几小时之内，这个蠕虫就摧毁了大约2,500到6,000台电脑。一开始，政府方面说只需要证明莫里斯有入侵电脑的意图，而不是有意造成破坏就行了。但是莫里斯的律师坚持说所引用的法律条款是针对那些蓄意破坏的人的。

为什么政府没有选一个更显眼的电脑罪犯来制造一个公众高度关注的案子呢？ 比如，凯文·米特尼克，这个比莫里斯危险得多，且真正一心想入侵电脑的洛杉矶的年轻人。1988年, 米特尼克从一个大公司盗取了颇有价值的软件。虽然米特尼克受到指控所援引的法律与莫里斯案相同，他却只被判一年徒刑。之所以选择罗伯特·莫里斯，似乎因为是他的案子太容易打赢了：他的蠕虫病毒程序引起了众多电脑管理者的愤怒。莫里斯案没有让政府失望，它在所有的电脑犯罪案例中最能抓住公众的注意力，还引起举国上下对电脑黑客的焦虑。

现在的问题是莫里斯是否会坐牢，如果会，当局是否已经成功地表明：任何人，即使是一个做实验的天才学生也不能指望逃脱法网。他的判决要等到法官2月底再听取一次辩论会后才会决定。莫里斯可能会面对18到24个月的牢狱生活。最严重的惩罚可能是5年徒刑外加25万美元的罚款。

虽然一些电脑科学家和产业集团对莫里斯的判刑持赞赏态度，也有些人对他判刑是否真正代表正义感到疑惑。“突然之间，用电话线上网的中学生成了电脑罪犯。政府和电脑界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专门受理电脑犯罪的律师说，“如果政府以为它在向罪犯传达某种信息的话，那么这个信息送错了对象。” 政府应该考虑对一些公司施压，使他们起诉真正的罪犯，而不是将一个研究生投入监牢。

金钱买不来道德

我最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八岁男孩拾金不昧的文章。这个男孩捡到一个内装600多美元的信封，他按信封上写的某家银行的名称，把钱原封不动地归还那家银行。银行找到了失主，把钱还给了他。这一切不都挺好吗，对吧？错了。

那位丢钱的男士给了那个男孩3美元作为酬谢。钱不多，不过表达了失主的谢意，而且不是强制性的。无论如何，物归原主本不应该被看作是什么惊人之举。简单道一声 “谢谢”也就足够了。但男孩所在学校的一些老师却觉得给予酬谢不仅很合适的，而且很有必要。这些教师对失主显而易见的吝啬感到愤慨，于是他们就主动为那男孩募捐。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就将一张150美元的支票交到孩子手上，并解释说他的诚实应当受到嘉奖。很明显，诚实与善良这些品德已经变成了商品，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也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回想起此事，人们禁不住想问一问这些老师，究竟他们认为多少钱才算得上够份量的酬谢。他们当然没有指望丢钱的人会给孩子150美元。那么，25美元是否更恰当一些？ 还是10美元就算够了呢？ 要是失主必须用那笔丢失的钱来支付抵押贷款、水、电、煤气费用和一周的伙食开销，这样的话，给3美元也许已经是出手大方了。一份酬谢就是一件礼物；任何一件礼物至少都应该被认为是出于赠与者的真诚感激之情。

这段荒诞的故事说明了我们社会上存在着什么问题呢？ 今天孩子们所景仰的做人表率——在这件事中就是那些教师——对价值观念的模糊程度看来超过了他们教育的幼童。一个小男孩，显然受到家长的良好教导，捡到不属于自己的钱，就上交。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然而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把做好事本身当作采取行动的鼓励似乎是不够的。20世纪80年代的贪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做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 从前的为人准则所宣扬的“好人必有好报”在20世纪90年代愤世嫉俗、节奏快速的社会只会招人讥笑。事实上，正是这种快节奏才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现代的传播技术将我们推向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我们还来不及事先弄清楚重大事件的经过，电视的播放已将它们变成历史了。为了吸引观众，一则由职业体育总会主办的棒球赛的广告言之凿凿地说 “等候你的是难忘回味”——还没有发生的盛事就已经被包装为过去。世界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我们哪还有耐心等待有人对我们的善行做出回报。

在我们的文化中，扭曲的道德理念已经失控。我记不清我13岁的儿子跟我唠叨过多少次了，说某某同学每次在成绩报告单得了 “A”都会得到10美元——向我暗示如果他哪天得了A，我也应该照办不误。每次他对我谈起这个话题，我总是给他同样的答复：没门儿！这并不是说儿子在学校干得不错时我也从不表扬他。但我的表扬并不意味着我奖励或者促使他取得今后的成就，而是对他因自己尽了最大努力感到的满意，表达出我真正的喜悦而已。掏出那可怜巴巴10美元所传达的信息本身就让人感觉不好。

作为一个社会来说，我们似乎濒临丧失我们的内在控制力，也就是丧失指导我们行动和感情的道德界限。事与愿违的是，我们原来的道德标准被那些外界的 “货色”弄得黯然失色, 而这种“货色”已成为我们的价值尺度。我们将它的肮脏信息传递给孩子。我们给孩子们钱，好让他们学习怎样将分数转化成小数。给他们点心吃，作为他们读书的酬劳。这是有例为证的。在一个全国性的读书计划中，如果全班所有的孩子在四个月之内都读完一定数量的书，就为他们举办一次餐会。我们将这些安排称作激励，自我安慰为只要收绕钓鱼的线、让他们上钩，那么我们心灵的回报会随之而来。最近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专门报道了一群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参加了一个计划，只要他们不再逃学，每人每周就会得到10美元的“鼓励”。难道这些孩子每天流浪街头, 又饥又渴, 其悲惨处境还不足以劝阻他们不再逃学吗？ 对啦，那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作为社会成员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无论什么事情再也不能按照其自身价值决定其成败兴衰。

我记得在我还怀着儿子时，读了好多育儿书籍，书中都提出同样的忠告： 不要用冰淇淋作为奖励哄孩子去吃蔬菜；这样会使得蔬菜看上去令人讨厌。尽管也许有人会说，蔬菜本身并不需要给它抹黑，我把这一情况归之于多年来吃冰淇淋的缘故。以糖果当主食会使得普通的苹果或橘子似乎都是酸的。同样地，一连串无休止的奖励会腐蚀掉我们感受真正内心安宁（或内心冲突）的能力。

诚实、善良和正直等朴实的品德正面临着一个形象问题，亟需给予较好的宣传。方法之一就是以身作则。如果我儿子看见我帮助某个朋友清扫地下室后感到非常高兴，那么他或许也会学着这样做。如果我的女儿看见我在一个雨天的下午动手焙烤南瓜馅饼而不是花钱去商场买，她或许就懂得了有些简单的乐趣是不需要花钱买的。我担心在我们这个所谓向上爬的世界里，我们的道德水准却在盘旋下降，几近崩溃。就在我们拼命地紧抓着一副外表的空壳不放的同时，我们或许很快就会从内心深处变得一文不值。

约翰·列侬：摇滚乐的良心

1970年1月27日晚上7点，约翰·列侬来到了位于伦敦的录音室，录制他当天写的一首歌：《即时报应！》。此时的列侬名义上仍然是披头士乐队的成员，他所领导的乐队也只有一名披头士成员。过去的两年里，小野洋子一直与列侬情趣相投，并在前一年三月份成为列侬的妻子。她为这首曲子击掌打拍子并伴唱，还在最后一刻从当地一家酒吧拉来一群吵吵闹闹的常客捧场。

列侬后来这样说： “那次棒极了，我早上用钢琴谱好曲，然后我就去了唱片公司办公室说：'行了，我们开始干吧。' 我录了差不多三次就完成了。”实际上，光是基调的录制，列侬和乐队就录了10次。将其他一些片段灌制进去再混录等等，一直干到凌晨四点。

然而，《即时报应！》在数周内作为单曲唱片发行并立即在英美两国一炮走红，跻身前五名。它是一首真正即时性的摇滚乐。这是列侬人格魅力的灿烂迸发，显示了他的基本艺术观点： 不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来表达自己——要创造时机。

那场录音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而列侬去世也有20年了，但是约翰·列侬却依然是摇滚乐最可靠的良心的体现, 在创造性抱负和进取的坦诚方面，仍然是我们至高无上的领军人物。我们从流行音乐之王身上看到的，有许多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如极其坦诚地进行歌曲创作，以个人声望作为谋求社会变革与政治变革的武器，而这些在当时，列侬不是开创了先河，就是做得最好，或者两者都是。列侬先是在20世纪60年代加盟披头士乐队，接着自立门户，后又与小野洋子合作。在录音室里，列侬总是不断地改写他个人表达的极限。

他觉得音乐，在发挥得最完美时，决不会作假。“关于摇滚，好的摇滚的关键，就是它是现实的，那现实性让你心领神会……你识别出其中存在一些真实的东西……如果它是现实的，它通常是质朴的；如果它是质朴的，那它就是真实的。”

约翰·温斯顿·列侬诞生于一个正在自相残杀的世界——这正是界定他的生命和音乐的内在冲突的绝好象征。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恰逢德国的飞机在他的城市上空投掷炸弹。

他是一个外表腼腆而出色的真理寻求者，个性略带固执而谈锋犀利，一副知识型的披头士歌手形象，这根源于他的童年时代，当时他是一位未来的艺术学生，一个才华出众的少年叛逆者。列侬对母亲朱莉娅也怀有深深的依恋，母亲在1958年去世后，其身影仍萦绕儿子心间，历久不散。1968年发行的经典之作《披头士》唱片集（因其白色的唱片套而称之为 “白色唱片集”）中就包括他一首名为《朱莉娅》的歌——声情并茂地表达了赤子丧母之痛。1957年7月6日，在一次教堂举办的野餐会上他首次遇见保罗·麦卡特尼。在那次聚会上，列侬的乐队星光四射，备受瞩目；列侬开始成长为一个融果敢、机智和令人着迷的坦诚于一体的人物。披头士乐队给他提供了艺术绽放的空间。

今天看来，披头士乐队的红极一时好像是一个很久以前的奇迹，是昔日充满活力的少年欢乐的一次大爆发。尚存的电影和历史叙述只是提示了1963和1964这两年的魔力，那时的披头士先后使英国和美国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他们脚下。

在某些方面，当前的男孩乐队现象不过是带点现代花样的披头士罢了： 巨大的唱片销售量、发烧的追星少女在音乐会场外的人行道上排队等候、还有他们所到之处都被热闹喧嚣的气氛所包围。列侬长得五官棱角分明、英俊潇洒，热情迷人而又出语犀利，引发无数女性对他的疯狂迷恋，其程度不亚于 “后街男孩”乐队任何一员，即使比不上该组合所有成员的总和。在头几年里，披头士队员们都身着西服，与记者轻松愉快地交谈。他们同时也行动迅捷，把他们的音乐、事业和个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面对列侬和小野颇有争议的业绩，人们的反应是怀疑和嘲讽，他俩却巧妙地利用这一反应来推进和平运动： 1969年春他们披着床单游行示威，呼吁结束越南战争；当年圣诞节又在世界上12个城市出资制作“结束战争！”的巨幅标语。夫妻俩在英国的考文垂大教堂种植和平树，在1970年初又为了和平而剃光了头发。在公然招致公众讥讽嘲笑中，列侬和小野策划了一场意义重大的、以和平与爱心为现实目标的公众辩论会，而不是幼稚的胡言乱语。

在列侬的经历里，一个奇特的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是，我们总是崇拜列侬和披头士乐队的成员，却忽视了列侬的个人艺术成就。老实说，列侬自己单干时的表演并不总是非常出色的。他在名为《约翰·列侬／塑料洋子乐队》唱片集中展示的激情和怒吼是最棒的，而列侬在披头士乐队之后的许多音乐作品也颇值得称道。1974年发行的《墙与桥》是在所谓的失落的周末——与小野洋子分离的那段时间——录制的，这张专辑触目惊心地见证了他所感受到的悲惨的绝望情绪。

列侬在临终的那天接受了一次来访，推销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张唱片集。当问到他在1971年发行的单曲唱片《力量属于人民》时，他说他当时相信人们确实有力量。他解释道：“我指的不是枪炮的力量。他们拥有建设创造他们理想社会的力量。” 那些“结束战争！”标语牌上的关键词句是靠近底部的一行小字：“如果你想要战争结束的话”。约翰·列侬去世后，他留给我们的是一批独特的作品和摇滚所能提供的最宝贵的告诫：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弄辆坦克来

本文追忆了消费者还能从商人那儿获得尊敬和满足的时代。那时，如果我们有什么抱怨，总有人当场出来调解。但正如本文作者所提示我们的那样，我们的现代消费世界已经变得相当冷漠了。非但没有友好的帮助，我们遇到的要么是电话自动应答系统，要么是“顾客服务部”某个讨厌我们的人。本文首次发表于1994年。

一个典型的消费者的定义是：其信函大都是关于提供信用卡的，而他已经有了这样的信用卡。如果你是这样一位消费者的话，那么你很可能迟早会与某个大公司发生纠葛。你会给那个公司打电话，最终你将会与一个有着友好名称的部门——比如“顾客服务部”——的人谈话。这些人讨厌你。

我并不是说他们只讨厌你一个人。他们对老百姓普遍感到讨厌，因为老百姓总是给他们打电话提出抱怨。

我说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我曾经是一家报纸的编辑——我并非以此为荣。这份报纸名叫《本地新闻》——我也不以此为荣。我们每天出版报纸，专登地方新闻。譬如说，如果理查德·M.尼克松辞去了总统职位，我们就会派出记者，到购物中心去打搅顾客，询问他们对此事的看法，然后我们的大标题就将是“本地居民对尼克松离开白宫的反应”，就好像他们真的对此做出反应，而不是在试图挑选一件颜色合适的裙子或者衬衫。这是我们处理新闻的基本方法（如“蚊子交配从一而终——本地居民对此发现的反映”）。

在某年春季的某一天，我决定将一些当地鸭子的图片登在报纸的头版上。至少我认为它们是鸭子，我在报道中也是这么叫的。但原来它们是鹅。我知道此事是因为一大群老百姓怒气冲冲打电话这样告诉我的。他们从来没有为学校质量之类问题打过电话，却为鸭鹅之争而大动肝火。这简直跟我们漏掉漫画时的情形一样糟糕。

我试图给打进电话的人解释：喂，本质上说，鹅也不过是只大鸭子嘛。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满意。有些人要求我们刊登一则解释把错误纠正过来（为谁纠正？为那些鹅吗？），一天下来，我确信那一伙人完全是由毫无智力的人组成的。

这就是在诸如电力公司等单位接电话的人每天都要经历的事情。我并不是说他们会接到关于将鹅的照片标错名称的电话，虽然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会感到意外。我是说他们不断地接到电话，要么打电话人因为297个月未交电费而断电十分恼火；要么打电话人提出类似“可以一边洗澡一边使用家用电器吗？”的问题。

假如说你的电费单确实有问题，“顾客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也无法知道你是一个聪明又理性的人。他们会将你和那些常常不太开明的人归入一类。就他们而言，在你与他们之间的任何争议中，相关的事实只有下列几条：

1．他们有供电网。

2．你需要电。

3．所以闭嘴。

这就是为什么“顾客服务部”的人甚至越来越不屑于跟你讲话。他们更乐意让你与电话自动应答系统讲话，直到你老死为止。“……如果您的名字超过八个字母，并且您的姓氏是以从'H'到'L'之间的字母开头的，现在请拨251。如果您的名字不到八个字母，并且您的姓氏至少包含两个'E'，现在请拨252。如果您的……”

那么，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消费者，你有办法受到某家有权有势的大公司的认真对待吗？ 我很高兴地告诉您确实有一个办法，多亏了一位机灵的读者从俄罗斯发来一篇新闻报道我才知道这个办法。据该报告说，一家俄罗斯电力公司与某位顾客发生了纠纷，切断了那位顾客的电。而这位顾客恰恰是俄罗斯陆军某个单位的。于是指挥官命令将一辆坦克开到电力公司办公室，将炮口瞄准其窗子。供电立刻就恢复了。

我真想代表天下所有的消费者，吻一吻那个指挥官的嘴唇。我要表达的是，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主意！请想像一下，作为一个顾客，如果你的抱怨是你坐在一部足以把“顾客服务部”一股脑儿碾成烈烟滚滚的碎片的机动车内发出的，那么你的抱怨所得到的对待将会认真得多吧。我的意思是：别理会电话自动应答系统，弄辆坦克瞧瞧。

或许你会想：“可是一辆坦克要花费好几百万美元呢，还不算护路垫板的费用。我可没有那么多钱。”

别傻了。你不是顾客吗？你不是有信用卡吗？

或许你会想：“没错，但是我怎样付钱给信用卡公司呢？”

别傻了。你不是有坦克吗？

第三篇：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读写教程课文翻译

新视野大学英语二级读写教程翻译（第一版）

Unit 1 时间观念强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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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认为没有人会停止不前。如果你不求进取，就会落伍。这种态度造就了一个决心投身于研究、实验和探索的民族。时间是美国人注意节约的两个要素之一，另一个则是工作。人们一直在说: “只有时间才能支配我们。” 人们似乎是把时间当作一个差不多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对待的。我们安排时间、节约时间、浪费时间、挤抢时间、消磨时间、缩减时间、对时间的使用作出解释;我们还要因时间而收取费用。时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许多人都深感人生的短暂。一旦人生的光阴逝去，就不能复返了。我们应当让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

外国人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很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显得匆匆忙忙—常常是处于压力之下。城里人看上去总是在匆匆地赶往他们要去的地方，在商店里他们焦躁不安地指望店员能马上来为他们服务，或者为了想赶快买完东西，用肘来推搡他人。白天人人都急急忙忙地吃饭则部分地体现了这个国家的生活节奏。工作时间被认为是宝贵的。在公共用餐场所，人们等着别人吃完，这样可以轮到他们，以按时赶回去工作。你还会发现汽车司机开车很鲁莽, 人们推搡着在你身边过去。你会怀念微笑、简短的交谈及与陌生人的随意闲聊。不要觉得 这是针对你个人的，这是因为人们非常珍惜时间，而且也不喜欢他人不得当地“浪费”时间。

许多刚到美国的人会怀念诸如商务拜访等场合开始时的寒喧。他们也会怀念那种喝着招待客人的茶或咖啡的礼节性交往, 这也许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一种习俗。他们也许还会想念在饭店或咖啡馆里谈生意时的那种轻松悠闲的交谈。一般说来，美国人是不会在如此轻松的环境里通过长时间的闲聊来评估他们的客人的，更不用说他们会在增进相互间信任的过程中带他们出去吃饭，或带他们去高尔夫球场。既然我们通常是通过工作而不是社交来评估和了解他人的，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谈生意。因此时间老是在我们的耳朵里嘀嗒嘀嗒地响着。因而我们千方百计地节约时间。我们发明了一系列节省劳力的装置；我们通过发传真、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与他人迅速地进行交流, 而不是通过直接接触。虽然面对面接触令人愉快，但却要化更多的时间, 尤其是在马路上交通拥挤时。因此我们把大多数个人间的拜访放在下班以后的时间里或周末的社交聚会上进行。

就我们而言，电子交流的缺乏人情味与我们手头上事情的重要性之间很少有或完全没有关系。在有些国家里, 没有当面接触就做不成大生意, 需要面对面的交谈。在美国，最后协议通常也需要本人签字。然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多的是在电视屏幕上见面，开电信会议不仅能解决本国的问题，而且还能— 通过卫星—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美国无疑是一个电话王国。几乎每个人都在用电话做生意、与朋友聊天、安排或取消社交约会、说声 “谢谢”、购物、或去获得各种信息。电话不但能免去你的走路之劳，而且还能为你节约大量时间。其部分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电话服务是一流的，而邮政服务的效率则差劲多了。有些初来美国的人很可能来自其它的文化背景，在那里人们认为工作太快是一种失礼。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花一定时间来处理某件事的话，则这件事就好像是无足轻重的，不值得给予适当的重视。因此，人们觉得用的时间长会增加所做事情的重要性。但在美国，能迅速而又成功地解决问题或完成工作，则被视为是有水平、有能力的标志。通常，工作越重要，投入的资金、精力和注意力就越多，其目的是 “使工作开展起来”。

UNIT2 世界各地的环境保护

--------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不存在环保意识。绝大多数国家只顾经济发展，而不顾经济发展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损害的日益严重，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了许多变化的迹象。下面就是几个正在采取环境保护新举措的国家的例子。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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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的探险者刚踏上新大陆时，后来成为加拿大东部和新英格兰的沿海渔场盛产鳕鱼及其他鱼类。号称大浅滩的海域是当时世界上产鱼最多的渔场。

500年以后的今天，过度捕捞已使鱼的数量减少到危险的程度。针对这一情况，加拿大关闭了这一捕鳕海域，并对其他鱼类的捕捞量也作出严格限制。

加拿大在20世纪70年代也曾采过取类似措施来保护鲱鱼的数量，最终鲱鱼的数量得到了恢复。但是专家们说，由于时下的滥捕，某些鱼类可能永远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数量了。政府也面临着来自加拿大渔民的抗议。因为禁渔和捕鱼数量的减少，现在己有大约4万渔民失业。

哥斯达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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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美洲国家为保护其热带雨林的生态多样性，已制订出世界上最为雄心勃勃的的规划之一。这个国家许多地区的树木已被砍伐殆尽，而且土地流失范围十分广。但是人们制订了一系列新的环境保护法，还新建了占四分之一国土面积的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目的是要保护哥斯达黎加现存的森林。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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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是全世界最大的热带丛林-亚马逊雨林的生长地。几十年来，巴西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开拓和开发亚马逊雨林，给这个地区及其居民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灾难。

但在1991年，在世界各地环境保护者的压力下，巴西彻底改弦更张。它取消了原本旨在鼓励砍伐亚马逊雨林的税收优惠，而且还批准了给新的森林保护项目提供资金的计划。

养牛场场主、矿工和移民们反对这个措施，继续破坏森林, 虽然破坏速度比过去已放慢。去年，矿工们为了争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而杀死了一群居住在亚马逊雨林里的印第安人后，冲突扩大了。巴西政府承诺，将保护该地区的土著居民，但人们对这个承诺的可信度仍心存疑虑。

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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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各国，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工业化国家中污染最严重的。开挖煤矿时逸出的重金属已经污染了这个地区的许多水域。河流、土地及森林的污染是如此严重，以至现在其中的许多在生物学上来讲已经死亡。

通过签订一系列专门性条约，东欧国家已与许多其它国家，包括美国，设立了用来净化环境和改善该地区发电厂的特别基金。此外，德国和捷克共和国已签订了一项条约以保护易北河，使之不再进一步被污染。专家们说该条约可被视为保护该地区其它河流，包括奥德河和多瑙河在内，的典范。

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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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的人口一直在以每年3.2%的速度增长。这种人口激增已导致了该国许多地方森林的消失及对现存农田过度耕作。森林正在以每年278平方英里的速度被砍伐。

针对这一情况，政府鼓励当地村庄建立更多的共有农田。为恢复荒地的地力，它资助人们种植诸如木薯、玉米、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和植树造林。观察家们称该计划已成功地巩固了该国的农业基础，而且还给村民们带来了新的财源。但是要知道这些措施是否会产生足够的影响来减缓砍伐森林的速度，尚须时日。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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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人传统上偏爱大家庭，他们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不赞成节制生育。但是这个人口达1.88亿的国家正在为了给其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住房和工作机会而苦苦挣扎。印尼政府近几年来已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广告宣传运动来鼓励节制生育，并提出了鼓励措施，如提供免费去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伊斯兰教的诞生地-的机会。

印尼政府已成功地扩大了实行节制生育的范围，节育人口已从20年前的10%增加到今天的49%。其结果是每个妇女从平均生育5.6个孩子下降到平均生育3个。印尼政府希望到2005年的时候，每个妇女的平均生育数可下降到2.1个。但是因为该国的人口基数十分大，要想达到政府的人口目标，印尼还必须再转变几百万人的思想，让他们接受节制生育的观念。

UNIT3 跨国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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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盖尔计划举行一个不事张扬的婚礼。在一起相处的两年中，我们经历了一对情侣在学着相互了解、理解和尊重时常常出现的磕磕碰碰。但在这整整两年间，我们坦诚地面对了彼此性格中的弱点和长处。

我们之间的种族及文化差异不但增强了我们的关系，还教会了我们彼此间要宽容、谅解和开诚布公。盖尔有时不明白为何我和其他黑人如此热衷于种族问题，她好像忘记了美国社会中种族仇恨更加微妙的表现形式，这一点令我感到惊讶。

作为一对居住在美国、异族通婚的夫妻，我和盖尔对未来不抱丝毫幻想。相互信任和尊重是我们俩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许多夫妻因为错误的理由结了婚, 结果在10年、20年或30年后才发觉他们原来是合不来的，他们在婚前几乎没有化时间去了解彼此，他们忽视了严重的性格差异，指望婚姻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各种问题。我们希望避免重蹈复辙。下列事实强调了这样一点：已经结婚35年的盖尔父母正经历着一场充满怨恨、令人痛苦的婚变，这件事给了盖尔以毁灭性的打击, 并一度给我们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关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当盖尔把我们计划举办婚礼的消息告诉她家人时，她遇到了一些阻力。她的母亲德博拉过去一直赞成我们的关系，甚至还开过玩笑，问我们打算何时结婚，这样她就可以抱外孙了。但这次听到我们的消息时，她没向我们表示祝贺，相反却劝盖尔想想清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这么说我跟他约会没错, 但是如果我跟他结婚，就错了。妈妈，是不是因为他的肤色？” 盖尔后来告诉我她曾这样问她母亲。

“首先我必须承认, 刚开始时我对异族通婚是有保留的，也许你甚至可以把这称为偏见。但是当我见到马克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既讨人喜欢又聪明的年轻人。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因为有这样一个女婿而感到脸上有光的。所以，这事跟肤色没有关系。是的, 我的朋友们会有闲话。有些朋友甚至对你所做的事表示震惊。但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和我们不同的世界里的人。因此要明白，马克的肤色不是个问题。我最大的担心的是你也许跟我当初嫁给你爸爸一样，是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嫁给马克的。当年我和你爸爸相遇时，我也把他看作是个可爱、聪明、讨人喜欢和善解人意的人。一切都是多么新鲜、多么令人兴奋。而且我们俩人都认为-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我们的婚姻是理想婚姻，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是会天长地久的。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在我们结婚时，我并不十分理解我所爱的人-你的爸爸。” “但是我和马克呆在一起已有2年多了,” 盖尔抱怨道。“我们俩一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彼此已很多次看到对方最糟糕的一面。我可以肯定时间只会证明我们是彼此深情相爱的。”

“你也许是对的。但我还是认为再等一段时间有好处。你今年才25岁。”

盖尔的父亲戴维-我还未见过他的面-以知女莫若父的态度来对付我们的决定。他问的问题基本上和盖尔母亲的问题相同: “干吗这么匆忙？这个马克是什么人？他是什么公民身份?” 当他得知我在公民身份部门遇到的问题时, 就怀疑我是因为想留在美国而娶他的女儿的。

“不过爸爸，你这话讲得太难听了,” 盖尔说。

“那么干吗要这样着急？拖一段时间再说，拖一段时间再说,” 他重复说着。

“马克以前是有过公民身份方面的问题，但他总是在自己处理这些问题,” 盖尔辩解道。“ 事实上，当我们在讨论结婚的时候，他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如果我对任何事情有怀疑, 我完全可以取消我们的计划。”

她的父亲开始引用统计数据说明异族通婚的夫妻离婚率比同族结婚的夫妻要高，而且还列举了接受过他咨询的、在婚姻上有麻烦的异族通婚夫妇的例子。

他问道：“你考虑过你以后的孩子可能会遭受的苦难吗？”

“爸，你是个种族主义分子吗?”

“不，当然不是。但你必须得现实一点。”

“也许我们的孩子会遇到一些问题。但谁的孩子不会呢？ 但是有一样东西他们将会永远拥有：我们的爱和奉献。”

“那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想法。人们对异族通婚生下的孩子是会很残酷的。”

“爸爸，到时候，我们自己会操心的。但是假如我们在做什么事之前，必须把所有的疑难问题全部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几乎就什么都干不成了。”

“请记住，回心转意是永远不会太迟的。”

UNIT4 到国外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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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去美国完成中学学业的巴西青年所面临的挑战。

830号班机。起飞时间：晚上十时四十五分。

乍一看，这不过是又一架飞往加州洛杉矶市的普通班机。然而对于飞机上的38个年龄在15到18岁之间的年轻乘客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经历的开始： 他们将远离家人去国外留学，度过他们生命中的10个月。美国平均每年要接待78，000名中学学历程度的外国学生，其中3，000个来自巴西。他们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赴美的--学会流利的英语、完成中学学业以及尽可能了解有关美国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在每个学期结束时，只要这些学生能通过期末考试，美国当局就会向他们颁发证书，巴西是承认这种证书的。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至少要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才能作出到国外学习的决定。“对我来说，” 17岁的格洛里亚·马卡托说: “学会讲英语及体验这种经历比从美国政府那里拿到一张证书更为重要。” 其他人则向往能继续上大学。桑德罗·罗德里戈·德·巴洛斯明确表示: “我想做一名音乐指挥家，而且我已经选择好了美国最好的音乐学院。”

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事情并不总是那么顺利。甚至那些计划在美国完成两个学期中学课程的年轻学生也很难找到接待家庭。很少有学生在到达这个国家时，就把一切细节都安排妥贴了的。格洛里亚·马卡托是其中的一个幸运者。在出国前，她收到了2封信及几张她的新“父母”的照片。格洛里亚说: “我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你怎样回答巴西这边的海外留学公司寄给你的问卷调查。举个例子说吧, 我是不惜纸墨的。我甚至描写了我的四条狗，还说我每个星期天都去做礼拜。” 她达到了目的。美国人笃信宗教（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基督教徒), 而且宠物在他们心里占有特殊的地位。虽然可以减免一小部分所得税, 接待海外留学生的美国家庭是不向学生收钱的。

每个孩子的个人用品、娱乐、长途电话及衣服都得自己掏钱。每个月的这些费用加起来就要 200 到 300 美元。怕万一生病，每个学生都得办一张医疗帮助卡。健康保险不包括艾滋病、人工流产和自杀后的治疗，也不支付治疗牙齿和配眼镜的费用。

事实上，大多数学生在离家时，都知道他们将在没有原来所习惯了的父母照顾的情况下自己生活, 学会自己照料自己。然而，他们没有人会独自整理行装。父母们一直在给他们出主意，甚至帮他们装箱打包。这些小青年在做这类事的时候常常显得缺乏实践经验。他们带了许多不必要的东西。一个来自巴西南部的学生把2个大箱子塞得满满的，此外，还得考虑她随身携带的行李。结果她无法一个人带着这么多东西踏上旅途。

对许多学生来说，在机场与亲友告别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即使朋友们及家人支持他们出国留学, 但在此时此刻说声再见却是很困难的。帕特里夏·卡格利恩说: “抛下你所爱的人，特别是男朋友, 是很不容易的。我在飞机起飞的时候哭了，到了飞机上还在哭。”

学生们在等待美国国内班机把他们带到在美国的临时家庭时又紧张了一阵。从那以后，每个人都得自己照料自己了。没有人真正知道自己该如何去适应这新的环境。虽然大多数外国学生将留在加利福尼亚州，但也有人要被送往德克萨斯、亚利桑那、爱达荷、俄克拉荷马及弗吉尼亚等州去。

几天以后，普遍的抱怨就是食物了。“虽然我的适应能力很强，可我真的很想念米饭和豆类菜肴。这里的食物看上去不太有营养。” 费尔南多·安德雷德哀怨地说。大多数年轻人遇到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他们远在他乡、倍思亲人。

留学计划中有一条与时间有关的重要规定，这是由接待家庭的 “父母” 制定的。根据这条规定, 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在周末晚上必须回家。“他们真的很严格吶,” 刚学完第一学期的朱莉安娜·马蒂尼说。“你必须在晚上十点半以前到家。如果做不到,就会受罚。”

刚到美国时, 有些孩子对英语几乎一窍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请私人语言教师。这样就增加了留学的费用，加上飞机票，估计费用大约为3,800 美元。

UNIT5 我为女儿抽烟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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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会抽烟。她做家庭作业时，脚搁在前面的长凳上，计算机嗒嗒地跳出几何题的答案。我看着那包已抽了一半、她随意扔在紧靠手边处的骆驼牌香烟。我拿起香烟，走到厨房里去仔细察看，那里的光线好一点--谢天谢地，那是有过滤嘴的。可我心里却感到十分难过。我想哭。事实上，站在厨房煤气灶旁边, 我确实哭过。我手里捏着一支雪白雪白的香烟，制作得非常精致。那可是会致我女儿于死地的东西啊。当她抽“万宝路”及“运动员”牌香烟时，我硬起心肠, 不让自己感到难过。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那个抽过这两种牌子的香烟。

她不知道我父亲、也就是她外公生前抽的就是骆驼牌香烟。但是在他开始抽机制卷烟之前--那时他很年轻、也很穷，但眼睛炯炯有神--他抽的是用阿尔伯特亲王牌烟丝自己手工卷制的香烟。我还记得那鲜红的烟丝罐头，上面有一张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身穿黑色燕尾服、手拿一支手杖的图片。

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的家乡乔治亚州的伊顿镇上已没有人再自己手工制作卷烟了（而且几乎没有女人抽烟）。烟草业，再加上好来坞电影--影 片中的男女主角都是老烟鬼--把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完完全全争取了过去, 他们无可救药地抽烟上了瘾。然而我父亲看上去从来就没有像阿尔伯特亲王那样时髦。他还是一个贫穷、过于肥胖、为养活一大家人而拼命干活的男人。他浑身漆黑，嘴里却总叼着一支雪白的香烟。

我记不清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 也许开始时并不明显, 他早晨一下床点燃第一支香烟时才有点微咳。到我16岁, 也就是我女儿现在这般年龄时，他一呼吸就呼哧呼哧的，让人感到不安；他上楼时每走三、四级楼梯就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他常常一连咳上一个来小时。

肺病把我父亲折磨得虚弱不堪, 一个严冬，他死于被叫做“穷人的朋友”的疾病--肺炎。他咳嗽了这么多年，我想他的肺部已没有什么完好的地方了。去世前几年，他的呼吸已经很虚弱了，他总得倚靠着某个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全家聚会，当时我女儿才2岁，他抱了她一会儿，好让我有时间给他俩拍张照片。但是很明显，他是费了好大劲的。他生命行将结束前, 主要是因为他的肺功能已极度受损，他才戒了烟。戒烟后他的体重增加了几磅，但当时他太瘦了，所以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我到第三世界国家去旅行时，看到了许多像我父亲和女儿那样的人。到处都有针对他们这两类人的巨大广告牌：强壮、自信或时髦、年龄较大的男人, 以及漂亮、“世故”的年青女人，都在吞云吐雾。就像在美国的市中心区和印第安人的居留地上发生的事一样。在这些贫困的国家里，那些本应该化在食物上的钱却流进了烟草公司。久而久之，人们不但缺少食物，而且还缺少空气，这样不但大大地削弱了孩子们的体质，还使他们染上了烟瘾，最终还会致他们于死地。我在报纸及我订阅的园艺杂志上看到, 烟蒂的毒性是很强的：一个婴儿如果吞下了一个烟蒂，就很有可能会死去； 沸水加一把烟蒂就成了很有效的杀虫剂。

作为一个母亲，我感到深深的痛苦。有时我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我记得自己怀孕时，吃东西的时候是多么当心啊！之后在教她如何安全穿过马路时，又是多么耐心啊！有时我纳闷：自己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为了她今后大半辈子有气无力地挣扎着呼吸，然后再像她外公那样自己把自己毒死？

我特别喜欢一条写在受伤害妇女收容所里的语录： “人间平安，始于家庭。” 我认为世上所有东西都是如此。我还想起了另一条写给那些想戒烟的人们的语录： “每个家庭都应该是禁烟区。” 抽烟是一种自我毁灭，而且也毁灭着那些不得不坐在你身边的人。那些人偶尔也会取笑或抱怨抽烟，可常常只能无可奈何地坐在一边看。我现在意识到了，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许多年中我实际上是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父亲自杀。对那些生意兴隆的烟草公司的巨头们来说，能在我家取得这样一种胜利，肯定是够满意了。

UNIT6 人如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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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人生最初的24年里，人们一直叫她黛比--一个和她漂亮的容貌和优雅的风度不相配的名字。“我的名字老是使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女厨子,” 她抱怨道。“我真的不想要黛比这个名字。”

一天，在填写一张申请一个出版业工作职位的表格时，这位小姐一时冲动,用她的中名林恩替换了她的名字黛比。“这是我一生中干过的最漂亮的事,”现在她对人这样说。“我一停止称自己为黛比，我就对自己感到比较舒坦了……而且其他人也开始更认真地对待我了。” 在成功地通过那次工作面试两年后，这位昔日的女服务员现在成了一位成功的杂志编辑。朋友和同事们都叫她林恩。

当然, 黛比(或林恩)的职业成就并不是改名带来的，但是它肯定给她带来了好处，虽说改名仅使她对自己的才能增加了一点点自信。社会科学家认为你叫什么名字会影响你的生活。自古至今，名字不仅被用来识别人，而且也被用来描述人。圣经上说： “……人如其名 ……”，此外韦伯斯特大词典也对名字作了如下的定义： “表达某种特点的一个或几个字, 这种特点被认为反映了某人或某事的本质、或描述了某人某事，常表示嘉许或不喜欢的意思。” 请好好注意这几个词：“嘉许或不喜欢。” 不管是好是歹，诸如友好或拘谨，相貌平常或漂亮妩媚等品质特征已经和你的名字连在了一起，甚至在他人见到你这个人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你的这些品质和特征。

名字已成为特定形象的组成部分, 任何一个被称为“相貌平常的珍妮”或“普普通通的乔”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后面的那个名字特别使我烦恼，因为我的名字也叫乔。有些人认为这个名字使我更适合于做一个棒球运动员而不是，比如说，艺术评论家。然而，尽管有此不利，我确实曾一度努力想成为一名评论家。即使如此，一家著名杂志一直拒绝把“乔”作为我的文章的作者署名，而是用我名字的首字母 J.S.来代替它。我怀疑假如我的名字是比较文雅的阿瑟、或艾德里安的话，我的名字早已完整地出现在杂志上了。

当然, 有积极含义的名字对你是有好处的，甚至能促进你结交新友。最新调查表明：美国男人认为苏珊是最有吸引力的女性名字，而女人则认为里查德和戴维是男人中最有吸引力的名字。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拒绝了一次由第三方安排的、与一个叫哈里的男人的约会，因为“这人听上去没劲”。可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晚间聚会上，她走到我身边，催逼着我把她介绍给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男人；他们俩人整个晚上都在互送秋波。“哦”，我说“你指的是哈里呀。”她听了后感到很尴尬。

虽然我们中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偏见看法，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有对名字产生固定看法的毛病。老老实实地坦白：你碰到一个名叫奈杰儿的木匠会不会感到惊讶呢？ 或是一个叫伯撒的物理学家呢？抑或是一个叫梅尔的教皇呢？ 正如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在照看一批托儿所里的四岁儿童时所发现的那样, 我们常常把由名字引起的固定想法加到他人身上。“在托儿所里,有一次我想叫一个名字为朱利安的、活跃的小男孩静静地坐下来看书, 同时把一个喜欢沉思的、名叫罗里的孩子推出去打球。因为他们的名字，我把他们的性格给搞混了！”

很明显，这样的偏见也会影响课堂效果的。在一项由圣迭戈州立大学的赫伯特·哈拉里及乔治亚州立大学的约翰·麦克戴维主持的研究中，与名叫迈克和戴维的作文卷子相比，教师老是给卷上名字为埃尔默和休伯特的男孩写的文章打较低的分数, 实际这是同样的两份卷子。但是教师的偏见不是造成课堂得分差别的唯一原因。坦普尔大学的托马斯·V·巴斯博士和路易莎·塞雷达里恩发现：那些名叫琳达、戴安娜、芭芭拉、卡罗尔及辛迪之类的女孩们在评分客观公正的智力测验和学业成绩测验中的成绩比那些名字不太有吸引力的女孩要好。（一个与之配套的研究表明：女孩受同龄人欢迎的程度也与她们的名字受欢迎的程度有关系。虽然对男孩来说这种关系不太明显。）

虽然你父母很可能打算让你的名字一辈子用下去，但记住, 他们选这个名字的时侯，也许还没有见过你呢。而且, 当他们选择这个名字时，他们所重视的希望和梦想也许不符合你的希望和梦想。假如你的名字看上去不再跟你相配时，不要苦恼；你不必一辈子用这个名字。影星们经常改名，而且是怀着某种决心这样做的，你也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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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教程4课文翻译

UNIT 1

艺术家追求成名，如同狗自逐其尾，一旦追到手，除了继续追逐不知还能做些什么。成功之残酷正在于它常常让那些追逐成功者自寻毁灭。

对一名正努力追求成功并刚刚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其亲朋常常会建议“正经的饭碗不能丢！”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追求出人头地，最乐观地说也困难重重，许多人到最后即使不是穷困潦倒，也是几近精神崩溃。尽管如此，希望赢得追星族追捧和同行赞扬之类的不太纯洁的动机却在激励着他们向前。享受成功的无上光荣，这种诱惑不是能轻易抵挡的。

成名者之所以成名，大多是因为发挥了自己在歌唱、舞蹈、绘画或写作等方面的特长，并能形成自己的风格 为了能迅速走红，代理人会极力吹捧他们这种风格。他们青云直上的过程让人看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怎么成功的，大多数人也都说不上来。

尽管如此，艺术家仍然不能闲下来。

若表演者、画家或作家感到无聊，他们的作品就难以继续保持以前的吸引力，也就难以保持公众的注意力。公众的热情消磨以后，就会去追捧下一个走红的人。

有些艺术家为了不落伍，会对他们的写作、跳舞或唱歌的风格稍加变动，但这将冒极大的失宠的危险。公众对于他们藉以成名的艺术风格以外的任何形式都将不屑一顾。

知名作家的文风一眼就能看出来，如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情节安排、罗伯特·弗罗斯特或 T.S.艾略特的诗歌等。

同样，像莫奈、雷诺阿、达利这样的画家，希区柯克、费里尼、斯皮尔伯格、陈凯歌或张艺谋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也是如此。他们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标志着与别人不同的艺术形式上的重大变革，这让他们名利双收，但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失去了用其他风格或形式表现自我的自由。名气这盏聚光灯可比热带丛林还要炙热。

骗局很快会被揭穿，过多的关注带来的压力会让大多数人难以承受。

它让你失去自我。你必须是公众认可的那个你，而不是真实的你或是可能的你。艺人，就像政客一样，必须常常说些违心或连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话来取悦听众

一滴名气之水有可能玷污人的心灵这一整口井，因此一个艺术家若能保持真我，会格外让人惊叹。你可能答不上来哪些人没有妥协，却仍然在这场名利的游戏中获胜。

一个例子就是爱尔兰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他在社交行为和性行为方面以我行我素而闻名于世。虽然他的行为遭到公众的反对却依然故我，他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一次宴会上，他一位密友的母亲当着他的朋友和崇拜者的面，指责他在性方面影响了她的儿子。他听了她的话以后大为光火，起诉了这个年轻人的母亲，声称她毁了自己的“好”名声。

但是，他真该请一个更好的律师。

结果是，法官不仅不支持他提出的让这个女人赔偿他名声损失费的请求，反而对他本人进行了罚款。他由于拒交罚款最终还被送进了监狱。更糟糕的是，他再也无法获得更多公众的宠爱。在最糟糕的时候，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自己的名声冒险来替他说话。为保持真我，他付出的代价是，在最需要崇拜者时，谁也不理他。奇怪的是，收获最大的恰恰是失败者。他们收获了自由！

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独辟蹊径，不落窠臼，不用担心失去崇拜者的支持。

失败的艺术家寻求安慰时，可以想想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是过世多年以后才成名，或是他们没有出卖自己。他们也可以为自己的失败辩解：自己的才华实在过于高深，不是当代听众或观众所理解得了的。

那些失败了却仍不肯放弃的顽固派也许会乐于知道，某些名人曾经如何越挫越勇，直至成功。美国小说家托马斯·伍尔芙的第一本小说《向家乡看吧，安琪儿》被拒39次后，才最终得以出版。贝多芬战胜了父亲认为他毫无音乐家潜质的偏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

19世纪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原先干的工作没有一件成功，直到他想到去教小孩子，并研究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的基础理论托马斯·爱迪生在四年级时被赶出了学校，因为老师觉得他似乎太迟钝。但不幸的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失败是奋斗的结束，而不是开始。

对那些孤注一掷的追名逐利之徒，我要说：祝你们好运。但是，遗憾的是，你会发现这不是你想得到的。狗自逐其尾所得到的只是一条尾巴而已。

获得成功的人常常发现成功对他来说弊大于利。

所以要为真实的你、为自己的所为感到高兴，而不是拼命去获得成功。做那些你为之感到骄傲的事情。

可能在有生之年你默默无闻，但你可能创作了更好的艺术。UNIT 2

他出生在伦敦南部的一个贫困地区。

他穿的短袜是从妈妈的红色长袜上剪下来的。他的妈妈一度被诊断为精神失常。

狄更斯或许能创作出查理·卓别林的童年故事，但只有查理·卓别林才能塑造出了不起的喜剧角色“流浪汉”，这个使其创作者声名永驻的衣衫褴褛的小人物。

就卓别林而言，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都比他的出生地给予了他更多的掌声（和更多的收益）。在1913年，卓别林永久地离开了英国，与一些演员一起启程到美国进行舞台喜剧表演。在那里，他被星探招募到好莱坞喜剧片之王麦克·塞纳特的旗下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英国人认为卓别林的“流浪汉”多少有点“粗俗”。

中产阶级当然这样认为。劳动阶层反倒更有可能为这样一个反抗权势的角色拍手喝彩：他以顽皮的小拐杖使绊子，或用皮靴后跟对准权势者肥大的臀部踢一下。

尽管如此，卓别林的滑稽乞丐形象并不那么像英国人，甚至也不像劳动阶级的人。

英国流浪者并不留小胡子，也不穿肥大的裤子或燕尾服：欧洲的领导人和意大利的侍者才那样穿戴。

另外，“流浪汉”瞟着漂亮女孩的眼神也有些粗俗，被英国观众认为不太正派──只有外国人才那样，不是吗？ 而在卓别林大半的银幕生涯中，银幕上的他是不出声的，也就无从证明他是英国人。

事实上，当卓别林再也无法抵制有声电影，不得不为他的“流浪汉”寻找“合适的声音”时，他确实很头疼。

他尽可能地推迟那一天的到来：在 1936 的《摩登时代》里，他第一次在影片里发声唱歌。在片中，他扮演一名侍者，满口胡言乱语，听起来不像任何国家的语言。

后来他说，他想象中的“流浪汉”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没落的绅士。

但假如他在早期那些短小的喜剧电影中能操一口受教育人的口音，那么他是否会闻名世界就难说了，而英国人也肯定会觉得这很“古怪”。没有人知道卓别林这么干是不是有意的，但这促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是一个才能非凡的人，他的决心之大甚至在好莱坞明星中也十分少见。

他的巨大名声为他带来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财富，他因此得以成为自己的主人。在事业发展之初，他就感到一种冲动要去发掘并扩展自己身上所显露的天才。

当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扮演的“流浪汉”时，他说：“这不可能是我。那可能吗？瞧这角色多么与众不同啊！”

这种震惊唤起了他的想象。

卓别林并没有把他的笑料事先写成文字。他是那种边表演边根据感觉去创造艺术的喜剧演员。没有生命的物体特别有助于卓别林发挥自己艺术家的天赋。他将这些物体想象成其他东西。

因此，在《当铺老板》中，一个坏闹钟变成了正在接受手术的“病人”；在《淘金记》中，靴子被放在锅里煮，靴底被蘸着盐和胡椒吃掉，就像上好的鱼片一样（鞋钉就像鱼骨那样被剔除）。

这种对事物的转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这种转化的技巧，正是卓别林伟大喜剧的奥秘所在。他也深切地渴望被爱，同时也害怕遭到背叛。

这两者很难结合在一起，有时这种冲突导致了灾难，就像他早期的几次婚姻那样。然而即使是这种以沉重代价换来的自知之明也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得到了表现。

“流浪汉”始终没有失去对卖花女的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与自己共同走进夕阳之中；而卓别林的另一面使他的凡尔杜先生，一个杀了妻子的法国人，成为了仇恨女人的象征。

令人宽慰的是，生活最终把卓别林先前没能获得的稳定和幸福给了他。

他找到了沃娜·奥尼尔·卓别林这个伴侣。她的沉稳和深情跨越了他们之间37岁的年龄差距。他们的年龄差别太大，以致当194年他们要结婚时，新娘公布了他们的结婚日期后，为他们办理手续的官员问这位漂亮的17岁姑娘：“那个年轻人在哪儿？”──当时已经54岁的卓别林小心翼翼在外面等候着。由于沃娜本人出生在一个被各种麻烦困扰的大家庭，她对卓别林生活中将面临的挑战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当时关于他俩有很多毫无根据的流言。后来在他那个有那么多天才孩子的大家庭中，卓别林有时会引发争吵，而她则成了安宁的中心。

卓别林死于1977年圣诞节。

几个月后，几个近乎可笑的盗尸者从他的家庭墓室盗走了他的尸体以借此诈钱。

警方追回了他的尸体，其效率比麦克·塞纳特拍摄的启斯东喜剧片中的笨拙警察要高得多。但是人们不禁会感到，卓别林一定会把这一奇怪的事件看作是对他的十分恰当的纪念──他以这种方式给这个自己曾为之带去这么多笑声的世界留下最后的笑声。UNIT 3

人人都觉得福利救济对象是在骗人。

当我认识的许多坐轮椅的人面临与宠物猫分吃生猫食的窘境时，都会向福利机构多骗取几美元。

为了能领到一点额外的福利款，他们告诉政府说他们实际上少拿了200美元的养老金，或告诉社会工作者，说房东又将房租涨了100 美元。

我选择了过一种完全诚实的生活，因此我不会那样做，而是四处找活，揽些画漫画的活。

我甚至还告诉福利机构我赚了多少钱！哦，私下里领一笔钱当然对我挺有吸引力，但即使我挡不住这种诱惑，我投稿的那些大杂志也不会去给自己惹麻烦。

他们会保留我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会直接进入政府的电脑。真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作为一名福利救济对象，我必须在社会工作者面前卑躬屈膝。

社会工作者心里知道，许多救济对象在欺骗他们，因此他们觉得，作为补偿，他们有权让救济对象向他们点头哈腰。我并不是故意感到忿忿不平。

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刚开始时都是些大学毕业生，有理想，而且思想开明。

可是，在这个实际上是要人撒谎的体制里干了几年后，他们就变得与那个叫“苏珊娜”的人一样了──一个穿运动短裤的侦探。去年圣诞节过后不久，苏珊娜到我家来了解情况，看到墙上贴着新的宣传画，便想知道：“你从哪儿弄到钱来买这些？”“从朋友和家人那儿。”

“那么，你最好要张收据，真的，你接受任何捐献或礼物都要报告。”她这是在暗示我：得哀求她了。但是我却将她顶了回去。“那天在马路上有人给我一根烟，我也得报告吗？”“对不起，卡拉汉先生，可是规定不是我制订的。” 苏珊娜试图就修理轮椅的问题训斥我。由于福利部门不愿意花钱好好地修理，所以它总是坏。“您是知道的，卡拉汉先生，我听说您的那辆轮椅比一般人用得多得多。” 我当然用得多，我是个工作很积极的人，又不是植物人。

我住在闹市区附近，可以坐着轮椅到处走走。我真想知道如果她突然摔坏臀部，不得不爬着去上班时，会是什么感受。政府削减福利开支已经导致许多人挨饿受苦，我只是其中之一。但它对脊柱伤残的人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已经不管我们的轮椅了每次我的轮椅出问题，掉了螺丝，需要换个新轴承，或刹车不灵时，我都打电话给苏珊娜，但每次都要挨训。她最后总会说：“好吧，如果今天我能抽出时间的话，我会找医务人员的。”

她该通知医务人员，由医务人员来确认问题确实存在，然后打电话给各家轮椅维修公司，拿到最低的报价。接着医务人员就通知州政府的福利总部，他们再花几天时间考虑这件事。而这期间我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最后，如果我幸运的话，他们会给我回电话，同意维修。当福利部门获悉我画漫画赚钱时，苏珊娜就开始每两个星期“拜访”我一次，而不再是每两个月一次了。她寻遍每个角落，想找出我未上报的电器，或者是女仆、烤炉里的烤猪、停在房后新买的直升飞机什么的。她从来都是一无所获，但最后我总要填厚厚的一叠表格，说明每一分钱的来历。

如何逐渐脱离福利照顾，这在法律条款中没有明确规定。我是一个独立的生意人，正在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市场。

要脱离福利救济，一下子每月挣2, 000美元是不可能的。但我很想自己负担部分生活费用，不必在每次需要为轮椅买点配件时都去尴尬地求人。

真需要有一位律师来捍卫福利救济对象的权利，因为这一福利体制不仅容易使福利提供者滥用权力，也很容易使救济对象滥用权力前几天，由于药剂师说我使用的医疗用品超出常量，于是福利部门派苏珊娜到我的住所调查。我确实多用了，因为外科手术中切的排尿孔的大小改变了，尿袋的连接处发生渗漏。

她正做着记录，我家的电话铃响了。苏珊娜接听了电话，是一位州议员打来的，这使她慌了一下。

数以千计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如果允许的话，可以慢慢地负担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用，对此，我要不要在州政府的委员会里尝试着做点儿什么呢？

还用说吗？我当然要！总有一天，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将在一种新的福利制度下过上好日子，这种制度不会千方百计证明福利救济对象在欺骗，而是要鼓励他们自立。

他们将能自由地、毫无愧疚、毫不担忧地发挥他们的才干，或拥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UNIT 4

一个将会大大提高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准的转变正方兴未艾。

一些不久前还是信息闭塞的地方正在迅速获得最新的通信技术，这将促进他们吸纳国内外投资。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也许需要10年时间来改善其交通、电力供应和其他公用设施。但是只一根直径小于半毫米的光纤电缆就可以比由铜丝制成的粗电缆承载更多的信息。

由于安装了光纤电缆、数字转换器和最新的无线传输系统，从北京到布达佩斯的一系列城区和工业区正在直接步入信息时代。一个蛛网般的数字和无线通信网络已经发展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东欧的部分地区。

所有这些发展中地区都把先进的通信技术看作一种跨越经济发展诸阶段的途径。

例如，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望缩短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工业转向涉及工程、营销和设计的那些产业所需的时间。现代通信技术“将使中国、越南这样的国家比那些困于旧技术的国家拥有巨大的优势”。

这些国家应以多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是人们争论的一个问题。

许多专家认为，越南在目前急需电话的情况下，却要求所有的移动电话都必须是昂贵的数字型电话，这种做法太超前了。一位专家说：“这些国家缺乏成本估算和选择技术的经验。”

然而毋庸争辩，通信技术将是区分输赢的关键因素。看一看俄罗斯的情况吧。

由于其坚实的数学和科学教育基础，它应该在信息时代有繁荣的发展。问题是，它的国内电话系统是一堆生锈的20世纪30年代的老古董。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俄罗斯已经开始铺设光纤电缆，并制定了投入400亿美元建设多项通信工程的战略计划。但是由于其经济陷于低迷，几乎没有资金来着手解决最基本的问题。

与俄罗斯相比，在未来10年中，中国大陆计划对通信设备投入1,000亿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落后成了一种有利因素，因为这一发展正好发生在新技术比铜线电缆系统更便宜的时候。到1995年底，中国除了拉萨以外的省会都将有数字转换器和高容量的光纤网，这意味着其主要城市正在具备必需的基础设施，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主要部分，使人们能够进入系统，获得最先进的服务。电信工程也是上海实现其成为一流的金融中心这一梦想的关键。

为了能给国际投资者提供其所期望的电子数据和无纸化交易方面的出色服务，上海计划建设与曼哈顿同样强大的电信网络。

与此同时，匈牙利也希望跃入现代世界。目前，有70万匈牙利人等着装电话。

为了部分地解决资金问题，加速引进西方技术，匈牙利将国有电话公司30%的股份出售给了两家西方公司。为进一步减少电话待装户，匈牙利已将权利出租给一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企业集团，来建造并经营一个据说位居世界先进行列的数字移动电话系统。

事实上，无线方式是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建设电话系统的最受欢迎的方式之一。建造无线电发射塔要比翻山越岭架设线路更便宜。而且，急切盼望可靠服务的企业乐于花费可观的高价来换取无线电话服务──其资费通常是固定线路电话资费的二至四倍。

整个拉丁美洲对无线通信的需求和使用已急速增长。

对于无线电话服务商来说，没有任何地方的业务比拉丁美洲更好了──在那里有一个营运点就好像有一堆无穷无尽供你使用的钞票。

在四个无线电话市场有营运点的贝尔南方电话公司估计，来自于其每个客户的平均年收入均为2,000美元，而在美国仅为860美元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拉丁美洲客户的通话时间是北美洲客户的二至四倍。

泰国也在求助于无线通信方式，以便让泰国人在发生交通堵塞时更好地利用时间。

而且在泰国，从办公室往外打电话或发传真并不那么容易：待装电话的名单上有一二百万个名字。因此移动电话在商务人士中成为时尚，他们在交通堵塞时也能与外界保持联系。

越南正在做一个最大胆的跳跃。

尽管越南人均年收入只有220美元，它计划每年增加的30万条线路将全部为有数字转换功能的光纤电缆，而不是那些以铜线传送电子信号的廉价系统。

由于现在就选用了下一代的技术，越南负责通信的官员说他们能够在数十年中与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保持同步。对于那些长期落后的国家来说，一跃而名列前茅的诱惑难以抵御。

而且，尽管他们会犯错误，他们仍会坚持不懈──总有一天，他们将能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与美国和西欧并驾齐驱。UNIT 5

事实如此，我们孤独无依地生活着。据最近的统计，共有2,200万人独自生活在自己的住所里。其中有些人喜欢这种生活，有些却不喜欢。

有些离了婚，有些鳏寡无伴，也有些从未结过婚。

孤独或许是这里的一种民族弊病，我们羞于承认它，甚于其他任何罪恶。

而另一方面，故意选择独处，拒绝别人的陪伴而非为同伴所弃，却是美国式英雄的一个特点。孤独的猎人或探险者去鹿群和狼群中冒险，征服广袤的荒野时，并不需要有人陪伴。梭罗独居在湖畔的小屋，有意疏离了城市生活。现在，这成了你的个性。

独处的灵感是诗人和哲学家最有用的东西。他们都赞成独处，都因能够独处而自视甚高，至少在他们匆忙赶回家喝茶之前的一两个小时之内是这样。就拿多萝西·华兹华斯来说吧，她帮哥哥威廉穿上外衣，为他找到笔记本和铅笔，向他挥手告别，目送他走进早春的阳光去独自对花沉思。

他写道：“独处多么优雅，惬意。” 毫无疑问，如果自愿独处，感觉要好得多。

看看弥尔顿的女儿们：她们为他准备好垫子和毯子，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开，以便他能创作诗歌。然而他并不自己费神将诗歌写下来，而是唤回女儿们，向她们口述，由她们记下来。也许你已经注意到，这些艺术家类型的人，大多是到户外独处，而家里则自有亲人备好了热茶，等着他们回家。

美国的独处代表人物是梭罗。

我们钦佩他，并非因为他能自力更生，而是因为他孤身一人在瓦尔登湖畔生活，他喜欢这样──独居在湖畔的树林中。实际上，他最近的邻居离他只有一英里，走路也就20分钟；铁路离他半英里；交通繁忙的大路距他300码。整天都有人进出他的小屋，请教他何以能够如此高洁。

显然，他的高洁之处主要在于：他既没有妻子也没有仆人，自己动手用斧头砍柴，自己洗杯洗碟。我不知道谁为他洗衣服，他没说，但他也肯定没提是他自己洗。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我从未发现比独处更好的伙伴。”

梭罗以自尊自重为伴。

也许这里的启示是：自我意识越强，就越不需要其他的人在周围。我们越是感觉谦卑，就越受孤独的折磨，感到仅与自己相处远远不够。

若与别人同住，他们的小别会使你感到耳目一新。孤独将会于星期四结束。

如果今天我提到自己时使用的是单数人称代词，那么下星期我就会使用复数形式。

其他人不在的时候，你可以放飞自己的灵魂，让它充满整个房间。你可以充分享受自由，随意来去而无需道歉。你可以熬夜读书大泡浴缸、一口气吃掉整整一品脱的冰淇淋。你可以按自己的节奏行动。暂别的人会回来。

他们的冬季防水大衣还放在衣橱里，狗也在窗边密切留意他们归来的身影。

但如果你单独居住，那么朋友或熟人的暂时离别会使你感到空虚，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孤独的感觉时起时落，但我们却永远需要与人交谈。这比需要倾听更重要。

噢，我们都有朋友，可以把大事要事向他们倾诉。我们可以打电话对朋友说我们丢了工作，或者说我们在湿滑的地板上摔倒了，跌断了胳膊。

每日不断的琐碎抱怨，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和意见，积在那儿，塞满了我们的心。我们不会真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我们收到了姐姐的一个包裹，或者说现在天黑得比较早，或者说我们不信任最高法院新来的法官科学调查表明，独居的人会对着自己、对着宠物、对着电视机唠叨不休。我们问猫儿今天该穿蓝色套装还是黄色裙装，问鹦鹉今天晚餐该做牛排还是面条。

我们跟自己争论那个花样滑冰选手和这个滑雪运动员到底谁更了不起。这没什么不妥，也对我们有好处，而且不像有些人那么令人尴尬：在超市付款处，排在前面的女人告诉收银员，她的侄女梅利莎星期六可能会来看她。梅莉莎非常喜欢热巧克力，所以她买了速溶热巧克力粉，虽然她自己从来不喝这东西。重要的是保持理性。

重要的是不再等待，而是安顿下来，使自己过得舒服，至少暂时要这样。要在我们自身的条件下发现一些优雅和乐趣，不要做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英国诗人，而要像一个被关在塔楼里的公主，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的童话故事迎来快乐的结局。毕竟，事已至此，这或许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局面，但眼下我们不妨称之为家吧。不管怎么说，没有什么地方比家更好。UNIT 6

商科学生有时对课程里包含商业道德课略感吃惊。他们通常没意识到在很多国家，形形色色的贿赂行为正日益增多。在某些国家这已成为人们几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假定在一场与政府官员的谈判中，贸易部长向你明确表示如能给他一大笔贿赂，那么你的商品拿到进口许可证就会容易得多，还可能避免他所说的“程序上的延误”。现在的问题是：你是被迫掏钱呢，还是坚持原则？

高尚的道德标准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会怎么做呢？ 早些时候，一家英国汽车制造商被指控利用一笔基金行贿，并进行其他一些可疑运作，如给代理商和客户高额回扣、提供额外折扣向一些在瑞士银行开的匿名账户汇款等。

这家汽车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后来指控也被撤销了。

然而，当时英国汽车业里就有人准备私下里说：“瞧，我们这一行竞争激烈，每年我们汽车的海外销售额超过10亿英镑。

如果花几百万英镑能让一些客户高兴，谁会有损失呢？ 我们不这样干，别人也会这样干的。”

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贿赂以及其他可疑开支正日渐增多。的确，这似乎已成为商界的一个事实。

仅举一例：美国第三大汽车制造企业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透露，它在1971至1976年间共发生了250万美元的可疑开支。这一事实的披露，使克莱斯勒与其他300多家美国公司一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自己近年曾有过某种形式的支出，像贿赂额外打折等。

为方便讨论起见，我们可将这些支出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那些为政治目的或为获得大宗合同所付出的大笔款项。

比如，有一家美国企业曾因可能违反美国商业法规而受调查，当时它捐出一大笔款项支持一位总统候选人。后来发现，这家公司也打算资助美国推翻智利政府的秘密行动。

这一大类也包括为得到武器销售或重大的石油、建筑等项目的合同而向权势家族及其身边的顾问所付出的大笔款项。

在一桩涉及对伊朗武器销售的案子中，一位证人声称一家英国公司曾付给某“洽谈人”100万英镑。此人帮忙做成了一笔向伊朗提供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交易。

据闻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向外国公司施压，要他们向党派组织的账户捐款。第二大类包括旨在促使政府加快对某些工程项目的正式批准而作的支出。

关于这一点有个有趣的例子：有个销售经理几个月来一直试图向加勒比地区一个国家的建工部长推销道路工程机械。后来，他想到了办法。

了解到建工部长收藏珍本书，他买了一本书的珍藏版，在书里夹了两万美元，将其送给部长。部长看了书的内容后说：“我知道这书有两卷本的。”

机敏的销售经理答道：“先生，我们公司买不起两卷本，不过可以给你弄一本带‘前言’的！” 不久，这笔生意获准了。

第三大类指某些国家按照传统做法付给在交易中起作用的人的费用。中东的一些国家和某些亚洲国家的做法都属此类。

是否有可能制订一套公司法规，防止各种类型的贿赂呢？ 国际商会（ICC）赞成用一套行为准则来制止行贿索贿。

这一准则试图区分哪些是真正为服务所付的佣金，哪些是等同于贿赂的过高费用。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实际操作这一准则。

可惜的是，国际商会委员们就如何实行这一法规的意见不一。英国委员们希望这一体系有充分的法律效力以使公司规范行事。而法国代表认为制定和实施法律是政府的事。

像国际商会这样的商业团体该做的是表明孰对孰错，而非强制实行什么。

在一家知名英国报纸上，最近有位作者指出“企业已陷入贿赂网”，人人都“贪赃枉法”。这一说法可能有些夸张。

然而，如今做海外销售的商人们常常难以做到既确保自己的商业利益，又无愧于道德良心。UNIT 7

《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分布》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畅销书，却是一本汇集了50多年人类遗传学方面研究成果的好书。它对人类在基因层面上的差异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广泛的调查，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如果不考虑影响肤色、身高等表面特征的基因，不同的“种族”在外表之下相似地令人吃惊。

个体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群体之间的差异。实际上，那种认为某一种群比另一种群的基因更优越的理论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然而，此书还不仅仅是对目前的种族偏见理论的反驳。

这一项目的主要倡导者，斯坦福大学教授路卡·卡瓦里-斯福尔扎，与同事一起经过16年的努力，绘制了这一世界上首幅人类基因分布图谱。

此书的一大特点是提供了500多幅图，显示了相同的遗传基因所处的区域，这很像其他地图上用同样的颜色标示同样海拔高度的地区。

通过测定当前人类种群间的亲缘关系，作者们勾绘了地球上早期人类迁徙的路线。他们的研究结果相当于一份全球家谱。

他们在人类血液中找到了绘制这一家谱所需的信息：不同的蛋白质就是显示一个人的基因构成的标志。作者们利用几十年来科学家们收集的数据，汇编成了近2,000个群体中成千上万个个体的数据图。

为了确保种群的“纯正”，这项研究将对象限定于自1492年起，即欧洲最初的大规模迁徙之前就一直居住在现生活区域的那些群体。这实际上就是一幅哥伦布驶向美洲时期的世界人口基因分布图。收集血样，特别是到偏远地区的古老人群中收集血样，并非总是易事。潜在的供血者通常不敢合作，或存在宗教上的担心。

有一次在非洲农村，正当卡瓦里·斯福尔扎要从儿童身上采血时，一个愤怒的村民手执斧头出现在他面前。这位科学家回忆道：“我记得他说，‘如果你从孩子们身上抽血，我就要放你的血。’那个人是担心我们可能用这些血来施魔法。”尽管有困难，科学家们还是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发现。

其中之一就醒目地印在此书封面上：人类基因变异彩图表明，非洲与澳洲分别位于变化范围的两端。

因为澳洲土著和非洲黑人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外表特征，如肤色、体型等，所以被普遍认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但是他们的基因却表明并非如此。

在所有人种中，澳洲人与非洲人的关系最远，而与其邻居东南亚人非常接近。

我们所看到的人种差异，例如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差异，主要是人类从一个大陆向另一个大陆迁徙时为适应气候所产生的。结合对远古人骨的研究，这一图谱证实了非洲是人类的诞生地，因而也是人类迁徙的始发地。

这些发现，再加上现代非洲人与非非洲人之间的巨大基因差异，说明了从非洲种群开始的分支是人类家谱上最早的分支。这一基因分布图谱对长期以来困绕着科学家的人种起源问题也做出了新的解释。南部非洲的科伊桑人就是一个例子。

很多科学家认为科伊桑人是一个独立的非常古老的人种。

他们语言中那种独特的短促而清脆的声音使得一些研究者认为科伊桑人是最原始的人类祖先的直系后裔。然而他们的基因却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基因研究表明科伊桑人可能是古代西亚人与非洲黑人的混血。

图谱上显示的遗传轨迹表明这一混血人种的发源地可能在埃塞俄比亚或中东地区。

法国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是人类家谱图上欧洲人分支的最特殊的成员。

他们有几组少见的基因类型，包括一种罕见血型的发生率在巴斯克人中也是最高的。他们的语言起源不明，也无法被归入任何标准的类别。

他们居住的地区紧挨着发现早期欧洲人壁画的几个著名的洞穴这一事实使卡瓦里·斯福尔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欧洲最早的近代人中，巴斯克人极有可能与克罗马努人关系最直接。”

人们认为所有的欧洲人都是混合人种，有65%的亚洲人基因，35%的非洲人基因。

除了揭示人种的起源以外，基因信息对医学界来说也是最新资料。医学界希望能用人类脱氧核糖核酸（DNA）制成特别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可能具有某种抗病药物的价值。

保护土著人权益的活动家们担心科学家可能会利用土著人：从当地人血样中提取的基因物质可被用于商业目的，而DNA 提供者却不会获得足够的报酬。

卡瓦里·斯福尔扎强调，他的工作不仅有科学意义，而且也有社会意义。他说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削弱”造成种族偏见的“传统的种族观念”。他希望这一目的会得到一直为同样目的进行抗争的土著民族的接受。UNIT 8

我清楚地记得我成为黑人的那一天。

13岁之前我一直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黑人小镇伊顿维尔。小镇的居民全是黑人。

我所认识的白人都是来自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或是去往奥兰多的过路人。

本地的白人骑着风尘仆仆的马匹，而北方来的旅游者则驾着汽车沿着乡下的沙土路一路驶来。小镇的人见惯了南方人，因此他们经过时小镇的人照旧大嚼甘蔗。但是看到北方人则是另一回事。

胆怯的人躲在窗帘后小心翼翼地偷看他们，胆大的则会走到屋外看着他们经过，感到很有趣，就像这些旅游者看到这村庄也感到很有趣一样。

门前平台可能是镇上其他人不敢去的地方，但对我来说，那儿就像前排座位一样。我最爱坐在门柱上。

我喜欢在那儿看人们来来往往，也不在乎让那些人知道我喜欢看他们，通常还与他们搭几句话。

我向他们挥手，如果他们也向我挥手，我还会与他们打招呼。骑马或驾车的人通常会停下来，我们不可思议地互打招呼之后，我可能会随着他们“颠儿几步”，这是我们佛罗里达最南边的说法意思是跟着他们走上一小段路。

如果正巧赶上家里人来到房前看见我，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断我们的交谈。

那段日子里，在我看来，白人和黑人的区别只不过是他们路过小镇，但从不住在这里。

他们喜欢听我“说几句”，喜欢听我唱歌，看我跳舞，并为此大方地给我小银币这倒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太愿意跟他们“说上几句”，太愿意为他们唱歌跳舞了，他们给我钱时我才会停下来。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一点。黑人不会给我钱，对我表现出的任何一点欢乐的苗头，他们都不赞同。但我仍然是他们的佐拉，我是属于他们，属于周围的旅馆，属于那个地方，属于每一个人的佐拉。

但我13岁时，家里发生了变故，我被送到杰克逊维尔的学校去了。离开伊顿维尔时我还是我，佐拉。

可在杰克逊维尔下了船后，原来的佐拉不复存在了。我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再也不是伊顿维尔的佐拉了，我现在成了个小黑妞，在好些方面都是。

在镜中，在内心深处，我变成了永远不黑不白的棕色人──就像最好的鞋油，抹不掉，不褪色。

身边总有人提醒我自己是奴隶的后代，但这并没有使我沮丧。奴隶制是60年前的事了。

解放黑奴的这场手术很成功，病人的情况也不错，谢谢。这场使我从黑奴变为美国公民的可怕战争喊道“各就位！” 内战后的那段时期说“预备！”我的上一代人则喊“跑！” 就像一场赛跑一样，我飞速起跑，决不可中途停步，伤心回望。

身为黑奴是我为文明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而作出这一选择的并不是我。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有过比这更大的争取荣耀的机会了。

想想将要获得的新生活，而且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不管我做什么，都可能得到双倍的嘉奖，或是双份的责难。想想这一点，知道这一点都令人激动不已。

占据国内舞台的中心可真刺激，而台下的观众则不知是喜是忧。我没有总是感到自己是有色人种。

甚至现在我还常常感觉自己还是伊顿维尔小镇上懵懂无知的佐拉。比如，我可以在餐馆和一位白人坐在一起。

我们闲谈一些都经历过的平常琐事，白人会安静地坐着，兴味盎然地听我讲。

有时候我不属于任何人种，我就是我自己。

但我大体上还是感觉自己像一只靠墙立着的装满各种杂物的棕色袋子。靠墙立着的还有其他颜色的袋子，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倒出袋中的物品，可以发现一堆或有用或无用的小杂物：

碎玻璃块，小线头儿，一扇早已朽坏的门上的钥匙，一把锈蚀的刀，一双为某条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的路而准备的旧鞋，一根弯曲的钉子（它所承受过的重量足以弄折任何钉子），一两支仍散发出几许花香的干花。你手中拿的是棕色的袋子，面前的地上则是袋中所装的那堆东西──与其他袋子中所倒出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如果把它们混成一大堆，再分装到各自的袋中也不会有多大的不同。

多少有点有色玻璃片也没有什么关系。

也许当初上帝这个装袋者往我们各自的袋中填塞时正是这么做的，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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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三版1课文翻译

Unit1 奔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下午好！作为校长，我非常自豪地欢迎你们来到这所大学。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你们自己多年努力的结果，也是你们的父母和老师们多年努力的结果。在这所大学里，我们承诺将使你们学有所成。在欢迎你们到来的这一刻，我想起自己高中毕业时的情景，还有妈妈为我和爸爸拍的合影。妈妈吩咐我们：“姿势自然点。” “等一等,”爸爸说，“把我递给他闹钟的情景拍下来。” 在大学期间，那个闹钟每天早晨叫醒我。至今它还放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你们未必预料得到的事情。你们将会怀念以前的生活习惯，怀念父母曾经提醒你们要刻苦学习、取得佳绩。你们可能因为高中生活终于结束而喜极而泣，你们的父母也可能因为终于不用再给你们洗衣服而喜极而泣！但是要记住：未来是建立在过去扎实的基础上的。对你们而言，接下来的四年将会是无与伦比的一段时光。在这里，你们拥有丰富的资源：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有趣的学生，有学识渊博又充满爱心的老师，有综合性图书馆，有完备的运动设施，还有针对不同兴趣的学生社团——从文科社团到理科社团、到社区服务等等。你们将自由地探索、学习新科目。你们要学着习惯点灯熬油，学着结交充满魅力的人，学着去追求新的爱好。我想鼓励你们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经历，并用你们的干劲和热情去收获这一机会所带来的丰硕成果。有这么多课程可供选择，你可能会不知所措。你不可能选修所有的课程，但是要尽可能体验更多的课程！大学里有很多事情可做可学，每件事情都会为你提供不同视角来审视世界。如果我只能给你们一条选课建议的话，那就是：挑战自己！不要认为你早就了解自己对什么样的领域最感兴趣。选择一些你从未接触过的领域的课程。这样，你不仅会变得更加博学，而且更有可能发现一个你未曾想到的、能成就你未来的爱好。一个绝佳的例子就是时装设计师王薇薇，她最初学的是艺术史。随着时间的推移，王薇薇把艺术史研究和对时装的热爱结合起来，并将其转化为对设计的热情，从而使她成为全球闻名的设计师。6 在大学里，一下子拥有这么多新鲜体验可能不会总是令人愉快的。在你的宿舍楼里，住在你隔壁寝室的同学可能会反复播放同一首歌，令你头痛欲裂！你可能喜欢早起，而你的室友却是个夜猫子！尽管如此，你和你的室友仍然可能成为最要好的朋友。如果有些新的经历让你感觉不那么舒心，不要担心。我保证快乐的经历会多于不快的经历。而且我保证几乎所有这些经历都会给你带来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而使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所以，带着热切的目光和欢乐的心情，勇敢向前去拥抱这些新的体验吧！我们相信，你们的自我发现之旅和对爱好的寻求带给你们的将不仅仅是个人的进步。我们相信，当你们成为我们的学者群体中的一员时，你们很快就会认识到，大学不仅提供大量自我充实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责任。一位智者说过：“教育代代相传，它就是社会的灵魂。”你们是你们家庭辛勤劳动成果的传承者，也是无数前辈辛勤劳动成果的传承者。他们积累了知识，并把知识传递给你们，而这些知识正是你们取得成功所必需的。现在轮到你们了。你们会获取什么样的知识？ 你们会发现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你们怎样做才能为你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强大昌盛的未来？ 我们很高兴能为你们人生旅途中 这一重大阶段 开启大门。我们很高兴你们将获得许多机会，也很高兴你们将作为社区、国家乃至世界的公民 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欢迎你们！

UNIT2 儿时百宝箱 老大归家梦 我看着她在车道上倒着她的新卡车。车太大，而且太贵。她就是不愿意考虑买辆开起来省油、停起来省心的实用型汽车。我想，原因在我。她买这辆车就是为了让我看看她的能耐。“我18岁了，”她经常这样对我说，以至于听得我牙都疼了。“我是成年人了！”我心想,真的吗？ 昨天你还在看动画片呢。今天和昨天又能有多大的变化？ 今天她走了，远离我去寻求成年人的独立。我很高兴她离开了。这意味着她成功了，而我也终于可以从18年的责任中脱身了。但是我还是担心她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她留下的是一片狼藉。她的卫生间真是凌乱不堪，有没拧干的毛巾，有生锈的剃刀片，散落在面盆里的头发，还有几支快挤空了的牙膏。我拿了一盒大号的黑色垃圾袋上了楼。眼影、面霜、指甲油——这些统统扔进垃圾袋。我把抽屉清空，把架子打扫干净，还把面盆擦洗干净。我打扫完后，卫生间就像酒店里的那样井井有条，丝毫没有人情味儿。在她的卧室里，我发现床下有不配对的袜子，壁橱底板上扔着紫色的裤子。书桌的抽屉里满是学校的卷子，按照年份和科目归了类。我发现自己竟然在翻看她的诗歌和作文，欣赏着考卷上的高分，端详着每张考卷右上角她用印刷体工工整整书写的或是打印的她的名字。我把书桌里的东西收拾到一个盒子里。六个月，我心想。如果过了六个月她还不来拿她的东西，我就会把它们一股脑儿全扔了。这算讲道理了吧。成年人存放东西是要付费的。轮到整理书的时候，我有些犹豫了。连环漫画册、青少年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还有课本。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每本书都是心爱之物。原本我想现实一点，把这些书塞进纸袋，然后送到旧书店。但是我跟女儿一样爱书如命，于是我把她的这些书归置到（stack sth.Onto4）一个单独的书架上，等日后再作处理。接下来，我着手整理（go for）她的衣服。那些她从七年级起就不再穿的裙子、毛衣和鞋子都被装进了垃圾袋。就像蝗虫洗劫一样，我清空了壁橱。理出高高的、乱蓬蓬的两大堆东西：一堆捐给慈善机构，另一堆扔掉(trash)。可是还有更多的鞋子、填充动物玩具、大大小小的招贴画、发箍和粉红色的卷发夹。

我越理，要理的东西就越多。一个小姑娘怎么能在短短的18年里 收集了这么多东西？我把东西往垃圾袋里塞，直到塑料袋快要被撑破了。我把垃圾袋拽(haul)下楼梯，一次拽两个。要捐给慈善机构的都放在我汽车的后备箱里；要扔掉的都放在路边。我弄得浑身是汗(sweat)，肩膀酸痛(sore shoulders)。她把卧室弄得乱到匪夷所思(a ridiculous mess)的地步，盖被(comforter)掉在地板上，床单掀到一边(the sheets tossed aside)。我把床罩、毯子、床单和枕套都拆了下来(strip off)。等到她开始投币洗衣的那一天，她就会感激我这些年来为她无偿提供的干净衣服了。

（*comforter：盖被、床罩；

blanket：毯子； sheets：床单；

pillows：枕套）我打算把她的房间改作（turn into）手工室，或者改成（create）一间我一直想要的漂亮客房。我把床翻了个个儿（turn…over），只见一个棕色的大信封，上面写着“不要扔掉”。我打开一看，又是纸。我把信封里的东西都倒在地板上。其中有家里的老照片、书信、贺卡、我们写给她的爱心留言，还有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的漫画。信封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亲手给她的。我们以前给她的东西都在这里了。刹那间，我心潮起伏。

14“不要扔掉”。我的孩子——我那爱收集小玩意儿的收藏迷——对我太了解了。我一边翻看着卡片和留言，一边想：也许她买那辆卡车也不算什么太糟糕的主意。也许这能让置身于大千世界中的她 不至于感到太渺小。16 我改变了主意，把垃圾袋从车里和路边又拿了回来。衣服和鞋子放回壁橱。重新铺好床，再堆上填充动物玩具。我丈夫回家了，对着楼上喊我。“我把房间稍微整理一下，”我告诉他。“你能找些盒子来装她的东西吗？” 18 他从地下室拿上来几个盒子。

19“她弄得真乱啊，”他说。

20“我不介意，”我回答。沉默。然后他轻轻地说道：“她不会回来了。” 他伤感的语气让我喉头一紧。我努力克制，不让眼泪流下来。我的小宝贝儿，那个什么都让我操心的孩子，不再回来了。但是有一天，我的女儿，那位独立的女士，会回来的。家里有她童年的纪念品在等着她。我们也在等着她，张开双臂等她回来。

Unit3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活 大学校园 长久以来都是学术之地，也是新技术的前沿(frontiers of new technology)。现在随着手提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大量出现，加上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网络连接，大学校园正在转而进入电子设备(electronics)的新时代。在典型的现代校园(a typical modern-day campus)里，每幢建筑和大部分室外公共(common)区域都提供无线互联网接入, 学生可以把手提电脑带到任何地方。课堂上，她用手提电脑记笔记，有时如果教授的课一点都没意思，她就会给朋友发送即时信息或电子邮件。在寝室，她甚至会给近在咫尺的室友发送即时信息。她离不开（is tied to）智能手机，甚至对住在楼上的朋友也要发短信；在从上一堂课去下一堂课的路上她也要用智能手机听音乐。3 欢迎来体验21世纪的大学生活：通过源源不断的信息流(an ever-flowing river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以及学生和课堂作业之间建立了电子化的联系(be electronically linked to each other)，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从不间断。在许多学校，无线互联网连接覆盖了校园的各个角落，大学整体上（as a group）也因此成为世界上互联网最普及的地方。学生们说他们非常看重动动手指就可获得无限的网上信息(boundless amount of information online)，还可以在凌晨两点给教授发电子邮件，并能在第二天早上收到教授的回复(receive responses)。一位工程专业的学生说：“我觉得无论在课内还是在课外，我都拥有一种交流手段。”

*Bound：有义务的，受约束的；限制，范围 很多学生不仅使用智能手机自创语体(create their own dialects)发短信，而且也用智能手机来做更正经的工作，比如练习外语、分析戏剧课的脚本等。在一所大学的有关美国广播电台历史的课上，学生们用智能手机录下他们自己的广播节目。教授这门课的教师说：“这提高了学生学习这门课的兴奋感。” 学校也鼓励教授录下(tape)授课内容并发布(post)到网上。一位一流大学的主管说：“我们意识到，像这样一种能够引起学生关注(get attention)、并促使他们深入思考(encourage sophisticated thinking)的工具 也许大有潜力。” 对于大多数本科生来说，永不间断的（non-stop）互联网是大学生活的动力(the fuel of college life)。网络工具不只是玩具，而且是储存和管理几乎各种信息的强大工具。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些工具，它们已经变得不可或缺。所以，学生应该运用互联网所创造的奇迹（the wonders of Internet）来完成作业、复习讲座提纲（review lecture outlines）、参与课堂讨论、与朋友们进行网上社交（network online with their friends）。但是在做这些的同时（but in doing so），学生们必须记住，要控制和平衡好时间。上网时间过长 就意味着 在现实生活中 学习、锻炼或和朋友叙谈的时间过少。学生们不应该让电脑屏幕上的互联网世界（the Internet world on their computer screens）使他们脱离外面的现实世界(take them away from the real world outside)。7 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迎来互联网，那时许多大学开始给学生寝室接入高速网络(wire dorms with high-speed connections)。在过去的几年中，学校率先把校园变成了被无线网络覆盖的世界（bubbles of WiFi networks）。事实上，美国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信息技术的投入占高校预算的5%-8%，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 约2%-3%的投入有所增加。有一所大学里，学生用无线网络发送即时信息、复习家庭作业(homework assignments)以及查看银行账户余额(check their bank balances)。而就在沿公路往前九英里处，另一所大学一直有种技术不如别人的自卑感。为了弥补（compensate）这一点，该大学花了数万美元给每一名入学新生免费赠送了一台苹果iPad。有些大学甚至要求所有学生拥有或租用一台手提电脑。有人说注重(focus on)技术 可以使学生作好准备面对被网络连接的世界。一位大学校长指出(states):“你必须与世界保持同步，学生们期望通过高带宽(high-bandwidth)获取信息。如果你不能提供(deliver)，你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其他大学正努力(are straining to)从同行当中脱颖而出。大学之间用最现代的网络和最热门的系统来吸引学生的竞争已经达到狂热的地步(reach fever pitch)。一些商科专业的学生可以领到免费的便携式电脑。在永久在线模式(a always-connected mode)下，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随地获取信息。一所大学甚至为新生配备了智能手机，以丰富其大学经历，为他们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a rapidly changing world）上取得成功作好准备。大学还为那些不喜欢随身携带手提电脑的学生提供了若干个机房(computer lab)。而且，许多大学为那些熬夜学习的学生开设了24小时电脑维修店，电脑第二天就可以修好，而且在电脑送修期间，学生可以使用维修点提供的代用电脑。12 在过去10年里，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更换其计算机系统，主要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最先进的免费系统。随时随地的网络连接(the anywhere-anytime access)使教育深受裨益(has already yielded amazing benefits in education)。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ies)，我们将培养出(produce)善于解决问题和善于思考的一代人（a generation of…），这对于世界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which is indispensible for..)。

Unit 4 我们身边的英雄 Who's a hero these days? In an era of heightened heroism, the wordhero has become more common.We use hero to describe both victimsand survivors of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and tragedies.Who are the heroes among us? 1 谁是当今的英雄？ 在一个英雄主义发扬光大的时代，“英雄”一词已经变得更加常见。我们把各种困难和悲剧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都称为“英雄”。那么，我们身边哪些人是英雄呢？In the days subsequent to a mass shooting in Tucson, Arizona, many described 20-year old political associate Daniel Hernandez as a hero.During the horrible shooting, he courageously ran through the danger to save the life of one of the victims, his boss and friend, congresswoman Gabrielle Giffords.Daniel held her head up so she could breathe and applied pressure to her wounds.He spoke tender words of sympathy, telling her that he would find her husband and her parents and that everything would be fine.And he never left her side, staying beside her in the ambulance all the way to the hospital.2 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枪击案发生后的日子里，许多人都把20岁的政界同事丹尼尔•赫尔南德兹描述为英雄。在骇人的枪击案发生时，他勇敢地冒着危险courageously ran through the danger，去救助受害者、也是他的上司和朋友的加布里埃尔•吉福德议员。丹尼尔把她的头托高，便于她呼吸，用力摁住她的伤口。他用温柔体贴的话语安慰她，告诉她他会把她的丈夫和父母找来，告诉她一切都会好的。而且，他一直守护在她身边，在去医院的路上，他也一直在救护车里陪伴在她身旁。Another hero from the mass shooting in Tucson was Dory Stoddard.Dory gave his life for his wife, Mavy.Dory and his wife had been friends since childhood and when Dory heard shots ring out he immediately fell on top of his wife to shield her from the hail of bullets.At the memorial service, the priest said: “Dory didn't die a hero;he lived a hero.” Long known for his remarkable spirit and love of humanity, Dory Stoddard died as he had always lived, assisting others.3 图森枪击事件中的另一位英雄是多利•斯托达德。多利为保护妻子梅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多利和他的妻子自小青梅竹马。一听到枪声，多利马上扑在妻子身上fell on top of his wife 为她挡住扫射过来的子弹。在葬礼仪式memorial service上，牧师priest说道：“多利一生英雄，非死才为英雄。” 多利•斯托达德一直以来 以精神高尚remarkable spirits、富有爱心love of humanity而为大家所熟知，他至死 也同他生前一样 在帮助他人。These are civilian heroes, who acted instinctively with courage and grace when caught up in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这些都是平民英雄civilian heroes。他们在特别危急的情况下，本能地做出勇敢而高尚的举动act insdinctively with courage and grace 5 But what about first responders, whose job is, in the words of the widow of a fallen police officer, to “rush toward danger”? 但是，那些应急救援人员是否也算是英雄呢？用一位已故警官遗孀的话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迎着危险上”。In Toronto, Canada, downtown life stopped when more than 11,000 police and other emergency responders marched solemnly through the streets to honor Sergeant Ryan Russell, a 35-year-old “good man and good cop”, who believed deeply in his commitment to protect and serve.Sgt.Russell moved quickly to protect others from harm.He tried to stop a drunk driver in a stolen snowplow with only his policeautomobile and his goodwill to help others.Sadly, Sgt.Russell was unable to stop the drunk driver and was killed in the effort.*commitment（投入、奉献、忠诚）to 6 在加拿大多伦多市，11,000多名 警察和其他应急救援人员肃穆地在大街上游行，纪念一位具有高度保护和服务意识believe deeply in his commitment to protect and serve的“好男人和好警察”、35岁的瑞安•罗素警佐。当时整个市中心的其他活动都停止了。罗素警佐 迅速采取行动，保护他人免受伤害。他仅凭着一辆警车和一颗帮助他人的善良的心good will to help others，试图挡住一辆醉驾司机驾驶的偷来的扫雪车。不幸的是，他没能拦住醉驾司机，不幸牺牲。It used to be that the word hero was reserved for those who performed acts of distinct courage beyond the call of duty.A soldier who runs through gunfire to rescue other military personnel is seen as a hero.So are larger-than-life leaders such as Nelson Mandela, who emerged after 27 years of jail, confined（监禁；使局限于）in a solitary（单独的；唯一的）chamber（室；大厅，会议室）.He made the choice not to be bitter, and worked hard as South Africa's first black president to establish harmony and helped society reconcile（调解；使和解）its conflicted past.7.在过去，“英雄”一词仅限于称呼 那些做出超乎职责范围的 特别英勇的行为的人们。一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去抢救其他战友，他被看作英雄。同样，超凡卓越的 具有传奇色彩的 领袖人物也是英雄，比如纳尔逊•曼德拉。被囚禁于单人牢房27年后，曼德拉终于摆脱了牢狱生活。他没有抱怨，作为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他努力奋斗，致力于创建和谐国家，促使社会化解以往的矛盾。But today, our heroes are average men and women, “everyday heroes” to whom we can relate, people like us.8 但是今天，我们的英雄是平凡的男男女女，他们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平民英雄”，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However, while many people honor Sgt.Russell, some people raise this question when they try to make sense of a tragedy like Sgt.Russell's: “Some first responders do not succeed in helping others and they get injured or die in their efforts.Do these people become heroes because of what happens to them as they try to help others — instead of what they actually make happen?” 9 虽然很多人尊重罗素警佐，但有些人在试图理解像罗素警佐这样的悲剧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有些应急救援人员在帮助他人时没能获得成功，而自己却受伤或牺牲了。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成功帮助了别人，而是因为他们在帮助别人时所遭遇的不幸才成为英雄的吗？” 10． I asked road safety advocate Eleanor McMahon whether she thought Sgt.Russell was a hero.Ms.McMahon's late husband, a police officer, was killed by a drunk truck driver in a 2006 off-duty bicycling accident.Through grief and rage, Ms.McMahon founded Share the Road, a cycling association, and worked tirelessly until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Greg's Law”, legislation that gave authority to police to immediately seize the automobiles of drunk drivers caught on the road.10 我问道路交通安全倡导者埃莉诺•麦克玛农，她是否认为罗素警官是位英雄。麦克玛农女士的已故丈夫late husband曾是一名警官，2006年的一天，他未当班，却在骑车时因一名醉驾卡车司机肇事而丧生。在悲伤和愤怒中，麦克玛农女士创立了“道路共享单车联合会”，一个自行车协会。她不懈地努力，直到政府颁布了格雷格法案，授予警察在路上一旦发现醉驾司机就当场予以扣留seize车辆的权力。Give authority to police to 11 Ms.McMahon replied that she thought Sgt.Russell was indeed a hero.“Just imagine, in the middle of an intense snowstorm this policeman thinks: I've got to stop this snowplow before it hurts others.” Ms.McMahon summed up why she considered many police officers to be heroes: “It's natural to be afraid of danger.It's natural for that fear to cause most people to rush toward safety and away from danger.Heroes do just the opposite.They rush toward danger to help those in need.” *intense:程度上强烈的、剧烈的

*intensive：次数上密集的，高强度的 麦克玛农女士回答说，她认为罗素警官确实是英雄。“想象一下，在狂风暴雪中，这位警官想道：我必须挡住这辆扫雪车，不让它伤及他人。” 麦克玛农女士概括了为什么她认为许多警官都是英雄的原因：“害怕危险是正常的。大多数人因害怕危险而奔向安全处躲避危险，这也是正常的。而英雄则恰恰相反do just the opposite。他们迎着危险上，为的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We count on first responders to rush toward danger, especially when it involves us or those we love.We expect nothing less.So when one of them dies doing that,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heroic action even though we may doubt our own capacity to be heroic ourselves.12 我们指望应急救援人员冲向危险，尤其是当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身处险境时。这正是我们对应急救援人员的期望。所以，当他们中的一位因冲向危险而遭遇不幸时，我们应认可他们的英勇行为，哪怕我们可能怀疑自己是否具有这样的勇气。

13.The inspiring stories of heroes help remind us that ordinary people can do extraordinary things, whether it is in the fulfillment of their duties or as part of everyday life.We honor the fireman, the policeman, and the average citizen by recognizing their heroism.Perhaps, even more importantly, we honor them by working to change the circumstances that led to their death.By honoring them we can be inspired by them.Will we be heroes when circumstances call on us to act heroically? Hopefully, we will!.英雄们激励人心的事迹 有助于提醒我们，平凡ordinary的人也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事，不管是履行职责，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向消防员、警察和普通平民致敬，赞扬其大无畏的精神。也许，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改变让他们遭遇不幸的环境circumstances来向他们致敬。通过缅怀他们，我们可以从中得到鼓舞。一旦有情况召唤我们挺身而出when circumstances call on us to act heroically时，我们会当英雄吗？ 但愿我们会！

Unit6 打工还是不打工 要衡量工作经历对学生成就的影响有许多可靠的方法。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采用了几种方法。我们比较了打很多工的学生和打工时间有限或者根本不打工的学生的学习成绩。我们也对比了打工学生和不打工学生在学习投入程度方面的不同指征5on deferent indicators of their commitment to education。另外，我们长期跟踪学生followed students over time，了解他们在打工时间增加或减少时的表现。而且，我们还评估了不同的打工模式如何改变学习成绩和学习参与度。我们把数据加以简化和归类，得出的结论很明确：学生打工付出的代价很大。在学年中花过多精力兼职打工，比如，一周打工20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会影响undermines和严重干扰significantly interferes with学习成绩和学习投入程度。总的来说overall，我们的研究证明，每周打工超过20 个小时的学生学习成绩不及班上其他同学。他们的分数更低，花在作业上的时间更少，逃课更频繁，作弊更常见。而且据反映，他们的学习投入程度较低，学习志向也不够远大。3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模式。每周打工大约10个小时或更少的时间对学习成绩似乎没有持续的影响seemingly does not take a consistent toll on。不过，鉴于given一半的大四打工学生、约三分之一的大三打工学生以及约五分之一的大二打工学生的打工时间都超过20个小时的上限，由此表明indications are that，有很多学生面临因打工而危及学业的风险。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are at risk of compromising their school careers with their part-time job 4 虽说whereas一开始确实是学习兴趣不大的学生更容易长时间地打工，但是打工看起来会让他们原本勉强的学习状况变得更糟。换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打工时间越长，他们对学习的投入就越少。但是，当学生退出打工队伍或者减少打工时间后，结果也引人注目：他们对学习的兴趣被重新激发起来。所以，这是个好消息，即打工对学习的负面影响并非是永久性的。我们发现了打工对学生学习参与度 产生负面影响的很多种原因。首先，由于紧张的打工日程，打工的学生用来完成学校作业的时间就减少了。面临这样的时间压力，打工学生一个普遍的应付办法就是偷懒，比如选择较容易的课程、抄袭其他学生的作业、逃课或者不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时间一长，当这些变成习以为常的做法以后，学生对学习的投入也就一点一点地减少。第二，为了每周能打工20个小时或更长时间，许多学生必须要在晚上工作。晚上工作不仅影响做作业，而且影响睡眠和饮食。研究表明，与不打工的学生相比，打工学生的休息时间更少，饮食也不够健康。熬夜让打工的青少年在学校时感觉更疲倦。老师们经常抱怨打工学生在课堂上睡觉。在我们的调查中，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说，他们经常因打工太累而不做作业。第三，挣到数量可观的零花钱所带来的兴奋感似乎让上学显得没意义和乏味。虽说在学校学习时心不在焉是年轻人的通病，但是据反映，打工的学生比不打工的学生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糟糕。事实上，赚钱和花钱带来的快感也许过于强烈，以至于有长时间打工史的学生，比如从大二开始就长时间打工的学生，实际上比其他同学面临更大的辍学风险。最后，长时间打工与饮酒和吸毒的增多有关。打工的学生吸毒和饮酒的概率比不打工的学生要高出大约33%。我们的长期研究显示，长时间打工导致打工的学生更多地饮酒和吸毒，他们借此来娱乐和消遣。每月多收入200至300美元的青少年通常比其他同学有更多的零花钱，而且他们也常常习惯于把自己赚来的钱花在吸毒和饮酒上。我们的研究表明，饮酒和吸毒相应地可能造成学习兴趣减弱，因此很可能导致学习成绩下降。总而言之，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一直认为，早期的工作经历能锤炼性格。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许多学生而言，每周打工20个小时或更多时间会导致学习成绩的下滑以及吸毒和饮酒的增多。我们知道这些研究结果可能在许多人看来是有争议的。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的研究结果促使我们质疑，为何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坚守着那种打工有利于我们成长的传统想法。现在是摒弃这种诱人的错误观念的时候了！我们的结论是：要想学业成功，学生就应该下决心做到每周打工不超过10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