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学论读后思考（共5篇）

第一篇：大教学论读后思考

读夸美纽斯《大教学论》

关于作者

夸美纽斯在他的教学方法的“自然先预备材料，然后再给它形状”的原则中说：一切语文都不要从文法去学习，要从合适的作家去学习。应了这句话，那我就先来说说这本书的作者—夸美纽斯。这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教育家，被称为教育史上的哥白尼。是捷克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为人类教育史上作出了许多伟大贡献。比如说：

1、他第一个注意到人民大众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主张，也是他的泛智思想的提现（《大教学论》将阐述“把一切事物交给一切人的全部艺术”）；

2、他系统地制定了分班上课的教学制度。

3、教学内容方面，强调“实际事物”的学习，学校教育必须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4、第一次系统阐述教学的基本原则与规则（直观性原则和循序渐进原则）

夸美纽斯生活在17世纪，是一个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间的时代，也就是欧洲的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形成的时代。恩格斯曾经指出，这是一个产生伟大人物，产生那种在思想能力上、在性格上都伟大的、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伟大人物的时代。而夸美纽斯就具有上述伟大人物的各种特征。他12岁就失去了双亲，在兄弟会的资助下受到中高等教育，之后担任兄弟会牧师，以极大的热情探索教育改革。1618年以天主教反对新教的宗教战争为旗号的三十年战争爆发。他被迫流亡，在流亡期间失去妻儿，境遇十分凄惨，但是就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仍埋头研究和著述，写下《世界迷宫》和《心的天堂》。最后逃离祖国，定居波兰的黎萨，在这里担任兄弟会的文科中学校长，《大教学论》就是在这一阶段写下的。关于《大教学论》

本书是夸美纽斯在批判地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构思、几经修改而写成的重要教育论著。正如作者在本书开篇所写的：本书主要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其写作目的是：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并使基督教的社会因此可以减少黑暗、烦恼、倾轧，增加光明、整饬、和平与宁静。

《大教学论》全书框架：全书33章，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第1-13章）为“教育通论”，论述教育的基本原理，如人的可教育性、教育目的、教育的社会作用等；

第二部分（第14-19章）为“教学论”，探讨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和原则；第三部分（第20-25章）为“训育论”，专论教育方法； 第四部分（第26-33章）为“学校管理”。这一划分与今天的教育学体系大体相同。

第一章和第二章作者以《圣经》的《创世纪》为根据，加上传统的神学目的论，认为人不仅要认识自己，而且还要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永生、智慧和幸福的根源，人是上帝的造物、爱物和形象。人的终极目标是死后、来生，与上帝相结合。人的生活和住所都有三重，即母亲的子宫、世上和天堂，从第一重到第二重，人经历的是诞生；从第二重到第三重，人经历的是死亡与复活；到第三重就永不再动、歇在那里。

第三章他认为，现世的人生严格讲并不是人生，而是永生的序幕，世间的生活只是永生的一种预备，其目的是使灵魂利用身体作中介，去为未来的生活预备各种有用的事情。人的终极目标是与上帝共享永恒的幸福，为此，人在有形的造物之中要成为：理性的动物，一切造物的主宰和造物主的形象与爱物。人生成就要：熟悉万物，具有管束万物与自己的能力；使自己与万物均归于万有之源的上帝。人类的一切优点都完全表现在博学、德行和虔信这三 种品质中，这是今生与来生的基础，是我们生活的要点。

第六章至第九章讨论了教育的目的和教育、学校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作者认为，知识、德行与虔信的种子是天生在我们身上的，但应该从祈祷、教育、行动中去取得，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从知识、道德、虔信、艺术和身体等方面去发展人。凡是生而为人的人都有受教育的必要，一个人愈是多受教导，他便愈能按照准确的比例胜过别人。塑造人、教育人，应从少年儿童时期开始，因为这时候欲望正 在沸腾，思想很迅捷，记忆很牢固。因此，在很小的时候，就要把人形成到合乎智慧的标准，养成良好的习惯。作者认为，学校的产生为少年儿童接受教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他建议，不仅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女应该进学校，而且一切城镇乡村的男女儿童，不分富贵贫贱，都应该进学校。他坚信人受教育而能获得发展的可能性，驳斥“智力迟钝'儿童不宜学习的论调。指出，人的心性愈是迟钝孱弱，他便愈加需要帮助，使他能尽量摆脱粗犷和愚蠢。世上找不出一个人的智性孱弱到了不能用教化去改进的地步。

第十章至第十四章论证了改革旧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设立新学校的基本原理。作者认为，人人应该受到一种周全的教育，应该借助学校做到：通过科学与艺术的研究来培植我们的才能；学会语文；形成诚笃的德行；虔诚地崇拜上帝。学校应成为造就人的工场，实现真正的人生目的。夸美纽斯指出，当时没有一所完善的学校，设立了学校的地方，学校不是为整个社会设立的，而只是为富人设立的；学校教导青年的方法是非常严酷的，学校变成了儿童恐怖的场所，变成了他们的才智的屠宰场，大部分学生对学习与书本都感到厌恶；继续学下去的人都没有获得一种认真的或广博的教育，获得的只是一种荒谬的和害人的教育；学校培养不出合乎德行的品性，培养出的只是一种虚伪的道德外表，一种令人生厌的、外来的文化皮毛和一些专务世俗虚荣的眼光与手脚。夸美纽斯特别强调要改革旧教育，创办新学校。新教育的体系主要有以下内容：(1)一切青年都能受到教育；

(2)他们都能学到一切可以使人变成有智慧、有德行、能虔信的科目；(3)教育是生活的预备，能在成年以前完成；

(4)实施教育不用严酷或强迫方法，而用温和轻快、自然的方法；(5)这种教育应是真实的、彻底的；

(6)教育是轻松的，课堂教学每天只有4小时，一个先生可以同时教几百个学生，而所受的辛苦要比现在教一个学生少10倍。他根据日月运行、动物的活动、人体结构、国家组织以及马车、大炮、印刷机和时钟的机械原理，证明在宇宙万物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自然秩序，并把教育适应自然作为改革学校的主导原则。他要求教师像园丁、画家和建筑师那样步随自然的后尘，从自然中寻找教育工作的秩序。秩序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教学艺术的主导原则，这个原则彻底地被掌握以后，艺术的进行立刻便会同自然的运行一样容易。作者提出了教学的五项原则：(1)延长生命的原则；

(2)精简科目，使知识能够更快地获得的原则；(3)抓住机会，使知识一定能被获得的原则；(4)开发心智，使知识容易获得的原则；

(5)使判断力变锐利，使知识能够彻底地被获得的原则

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重点讨论了教学理论，详细论证了提出的教学原则。作者指出，良好的学校组织主要在于工作与休息分配得当，有赖于读书、松缓、紧张的间隙与娱乐的分配。教师要引导儿童遵守饮食有节制、身体有运动、注意休息这三个原则，尽可能长久地保持生命与健康。为了使儿童能茁壮成长，作者对教与学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和建议，如人类的教育要从儿童时期开始；早晨最宜读书；一切学科都应加以排列，使其适合学生的年龄；书籍与教学所需的材料必须事先准备好；例证应比规则先出现；时间与学科的划分应该严格遵守等。在这部分作者列举了大量的自然现象，并结合教学案例进行了详细论证，最后归纳出规则。夸美纽斯着重对教学的便易性、彻底性和迅速性原则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如废除强制灌输的方法，多方激发儿童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教学应从观察开始，运用直观方法；教学内容的安排要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近及远，从一般到特殊，务使先学的为后学的扫清道路；依据学生的智力特点安排课程；加强练习、实践以巩固知识；实行班级授课制，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等等。

第二十章至第二十四章主要讨论了各科具体教学法和道德、宗教教育方法。作者认为，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讲授科学必须遵守下列规则：(1)向学生讲授所有应该知道的事物；(2)所教的内容能在日常生活中应用；(3)要通过事物的原因去教；

(4)先教事物的一般原则，后教事物的细节；(5)一切事物都必须按照适当的顺序去教授；

(6)要强调事物之间的区别，使学生得到的知识更清晰和明白。艺术与实践息息相关，学生学会一种艺术，除了备好工具、材料和模型之外，还需要三件事：材料的正确利用、熟练的指导、经常实践。因此，艺术的教学必须强调模仿、练习和不断的实践。语文是一种手段，可使我们得到知识，并把知识传授给别人。语文教学要注意掌握语法规则、和事物的学习相联系、多实践运用这三个问题。

夸美纽斯认为，学校是人类的锻炼所，一切德行都应当培植到青年身上。在道德教育方法上，他提出了以下建议：

(1)主要的德行，如持重、节制、坚忍与正直应当首先培植；(2)持重应当从接受良好的教导，从学习事物间的真正区别和那些事物的相对价值去获得；

(3)节制应当在儿童的饮食、睡眠与起床、工作与游戏等方面去培养；（4）坚忍应当从自我克制中学习；

(5)德行应该在邪恶尚未占住心灵之前，早早就教；(6)德行是由经常作正当的事情学来的。

第二十五章主要讨论了教材问题，他认为《圣经》是知识的唯一真实来源，学生应以全部时间去寻求它们的真实意义。

第二十六章“论学校的纪律”。夸美纽斯认为，纪律是学校的发动力和推动力，但纪律教 育不是强制和鞭挞，应该用良好的榜样、温和的言词，并且不断诚恳地、直率地关心学生，突发的愤怒只能用在例外的情境上面，应当存心使结果能恢复良好的感情。

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一章讨论了统一的学校制度以及各级学校的基本方案。夸美纽斯认为，人从诞生到24岁是青春岁月，是培植才智的时期。学习应从婴儿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成年，这24年的时间可分为四个明显阶段：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每期六年，相应地建立符合其年龄特点的学校。在家庭设立母育学校，由母亲对 1—6岁的幼儿进行学前教育，主要锻炼各种感觉器官，使之辨别周围的事物，为以后成长打下基础。在每个乡村和城镇设立国语学校，对所有6—12岁的儿童进行初等教育，主要利用阅读、书写、图画、唱歌、计数、量长、测重及记忆各种事物等方法去训练想象力、记忆力，并发展智力。在每个较大的城市设立拉丁学校，学生应当受到训练，利用辩证法、文法、修辞学以及其他根据因果法 则的科学与艺术，去领悟感官收集来的知识并加以判断。在每个国家或省设立大学，对18—24岁青年中的“智者”进行高等教育，学习与意志紧密相关的四科，即神学教我们恢复灵魂的和谐；哲学教我们恢复心灵的和谐；医学教我们恢复身体上主要功能的和谐；法学教我们恢复外界事务的和谐。夸美纽斯认为，这四种学校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母育学校和国语学校收容一切男女青年；拉丁语学校对于志向超出工场以上的学生给予更彻底的教育；大学则训练未米的教师和学者，使教会、学校与国家永不缺乏适当的领袖。

第三十三章论述了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应具备的条件。他呼吁教师、学者、神学家和帝王、官吏全力支持和实现他的教育理想。

读大教学论这本书

本书全面论述了人的价值、教育的目的及作用、旧教育的弊端、改革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教学制度、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德育、宗教教育、纪律等。全书共33章，每一章都谈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既有丰富的教育理论，又有生动的事例。作者强调了教育的作用和教育对人发展的作用，认为所有的人都应当获得教育；对教学内容，方法及其艺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提出了一套教学原则，如直观性原则、循序渐进性原则、巩固性原则等，奠定了教学论的理论基础；系统地制定了分班上课的教学制度。

一、班级授课制是夸美纽斯对近代教育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今天已经广泛普及。在17世纪之前，西欧各国仍普遍采用的个别施教的教学形式，全年不同时间都会招收新学生。这样使得同一教室内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教师的个别施教使得学生相互干扰，效率不高。适应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扩大，参照耶稣会已有的实际教学经验，夸美纽斯从理论上阐明了班级授课制度，开创了新的教学形式，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作者指出：“我认为，一个教师同时教几百个学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要紧的；因为，对教师、对学生，这都是一种最有利的制度。教师看到跟前学生数目愈多，他对于工作的兴趣便愈大；教师自己愈是热忱，他的学生便愈会表现热心。同样，在学生方面，大群的伴侣不仅可以产生效用，而且也可以产生愉快；因为他们可以互相激励，互相帮助。”（p139）

“把全体学生分成班级，比如十人一级，每组由一个学生去管理，管理的学生又由上一级的去管理。”(p140)

在论述班级授课制优越性的基础上，夸美纽斯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教导从每年的一定时间开始。

2）学科的划分要使每年、每月、每周、每日，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定的工作，因为这样会使计划好的一切工作易于完成。3）要使用固定的课本。4）要用同一的方法去教导。

二、此外，读过《大教学论》，“自然”一词在我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位“现代教育之父”，以自然中的种种现象通俗易懂地向我们揭示了教育中的诸多原则和规律。遵循自然法则，教育就会有可喜的结果。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鸟儿孵出小鸟，它绝对不会把卵放到火上，去使它们快些孵出来，而让它们在自然温度下慢慢发展。后来，鸟儿也并不随意用食物填它的幼鸟，急着让它们快快长大，而是小心地为它们选择食物，按照它们脆弱的消化力所能支持的分量慢慢喂它们。而教师对于后进生的教育，更应该学习鸟儿孵卵、喂食的方法。后进生”暂时比一般学生的学习能力更加差一些，如果硬是要求他们把所有的学习任务都完成，出现的结果是，他们一样都不完成。对于这些学生，我们应该根据他们能力的大小，单独为他们确定一个阶段的学习目标，他们的进步就会变得明显；然后再确定下阶段的学习目标。对于这些学生，我们千万不能心急。因为“自然不性急，它只慢慢前进”。

同时，让我对教学一定的启发，首先，从他对人的论述中，反映了夸美纽斯对人的尊重，对人价值的肯定，对人的智慧和力量的深刻信念，第一章开篇就讲“知道你自己”，只有真正地认识自己，才能将你的智慧和仁慈、感觉和理智发挥到极致，才能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思考、探索。基于此，我们应该充分尊重生命，尊重学生。

其次，他的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作为一切教育活动的重要原则，首先要做的是学习要以学生的兴趣为基础。让学习变得有趣。再次，让教学变得有效的诸多方法，包括：

1、教学内容的选择，突出有用的原则

2、教学组织形式的选择，采取班级授课制并提出小组合作学习。

3、教学过程的理论基础是柑橘轮，即建立“感觉、理解、记忆、练习”的过程。

4、教学原则的确定，强调适应自然。最后，因材施教，让学生学有所成

在书中第十二章第十八小节，夸美纽斯对学生六种不同性格的划分是这样的：“有些人是伶俐的，有些人是迟钝的；有些人是温柔和顺从的，有些人是坚硬不屈的；有些人渴于求取知识，有些人较爱获得机械技巧。这三对相反的性格，我们一共得到六种不同的区分。”

综上夸美纽斯的这些论述，明显让人感受到其中渗透了孔子的“因材施教”的原则，同时也渗透了他对全体学生的关爱和有关教育平等的智慧。在当今的课堂教学中，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怎样对待学生？是不是应该因材施教，分层对待？答案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学有所成！

第二篇：邓论读后心得体会

邓论读后心得体会

要深刻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大学生学习邓小平理论，重要的一点便是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只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才不会纸上谈兵。我们学院活动便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同学们在通读原著的基础上请老师进行专门的辅导讲座、加深大家对某些关键问题的认识；加深对抽象理论的认识，提高了觉悟，取得了进步，可谓受益匪浅！以上是我学习邓小平理论过程中的几点体会与认识。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是这样论述的：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 智慧的结晶。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 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 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 和心愿。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 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 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 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九七八年邓 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 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 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 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 书。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 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 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 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走向新世纪的新 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 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 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 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 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 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 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 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 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 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 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 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 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 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 的时代精神。

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 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 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 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 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 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 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 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 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 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心血都 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留给我 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集中体现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 文献中。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 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 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 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 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 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 风时就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 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现在提出用邓 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 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 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 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 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 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 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 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总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发展是硬道理，只有中国的大发展，才能有综合国力的大提高，才能有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改善，才能有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空前地位。作为我们当代大学生今天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是要刻苦学习邓小平理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树立信念，明确责任，确立科教兴国战略，谋求祖国的更大发展。对此我们责无旁贷，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党、国家和人民所希望于我们的。我们是中国明天的希望，让我们携起手来，用我们的青春与汗水去谱写新中国最美好的乐章

学生：高凌玮

第三篇：君主论读后感想

《君主论》读书笔记

国贸1152 9101115244 虞法臻

首先谈谈这本书给我的感受，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是全新的一种感觉，它就好象是教我如何去做一个高深莫测的“坏人”——一个有领导魅力的管理者。因此，我被其深深地吸引了。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从柏拉图开始，政治家都是在人性善论的基础上阐述他们的政治思想的，认为理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同样，马基雅维利继承了西方人本的政治思想，以“人”的眼光研究政治问题，首要前提便是对人自身的肯定。这不禁让我反思我们国家主权高于人权的言论，国家不应该是以人民为主体吗？要把人民立足于世界范围内，人民不仅仅是国家的人民更是世界的人民，我认为人权应该高于主权。而本书中的作者也强调人的作用，反对宿命论的消极世界观。“许多人认为人类智慧是不能改变命运的，对此他们没有必要费心劳神地干事业，只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但是人类的主观意志并非完全不顶用。其实命运主宰着我们一半的活动，而我们另一半的活动是由我们自己支配的” “命运就像一个女人，想要征服他就应该痛打她，将她击翻在地”。可见，马基雅维利并不否认命运（规律）的作用，看到了客观规律与外在条件对社会和人生的制约作用，但他更强调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认为对待机遇也是如此，“机会使选择的形式有了内容。没有机会，他们的意志力就没有用武之地；而没有意志力，机会只有徒然溜走”“所以，机会成就了这些人的伟业，而卓越的才干使他们得以洞察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使祖国日益昌隆”。马基雅维利十分清楚机遇与人自身能力的关系，强调两者的结合。这在当时是绝对的人文主义思想，至今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马基雅维利坚持人性本恶的主张，他是在人性恶的基础上阐述他的政治思想的，这与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的说法如出一辙，但不同于荀子劝解人们要学习，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他是从不同的角度说了解决方法，他说道：“谁促使他人强大，谁就自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是他运用才智或诉诸武力促成的，而强大了的人们都会对这两者心怀猜忌”，而为了凌驾与民众之上而来统治民众，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那么，人性到底善还是恶呢？貌似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古今中外思想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不同的答案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张。中国儒家思想主张“人之初，性本善”，从而把道德教化作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政治也就和伦理不可分了；而西方基督教认为人人都有“原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所以必须建立一系列制度法制来分权制衡。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再善良的人也不可能没有一丝恶念，而再邪恶的人心灵深处也不可能没有一处柔软的地方。也许善恶是统一于人当中的吧，善中有恶，恶中有善，无法分离。他对与人性的假设，就现在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是符合y理论的。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都是无一例外地受利益的驱使，毫无社会道德而言。人可以忍辱而事杀父之仇人，却不能不切齿于侵夺他财产的人。因此在马氏看来，人都是狡猾虚伪的，人民服从君主是出于万不得已，遇到可能，他们就会掉头去反抗。假如人民可能自择，他们必然随其本性，惟恶是从。因此，君主统治与其用爱不如用威。古今中外有许多手腕强硬的人物都是十分推崇《君主论》中的观点的，其中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德国统一的名相卑斯麦、法国皇帝拿破仑还有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等等。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称为暴君而且自己最后也没能逃脱被历史抛弃的命运，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完全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去执行。虽然他说到君主需要像狮子一样迅猛也要想狐狸那样狡猾，两者缺一不可。但是他又说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不能被列位伟大人物的行列之中的。君主需要做一个伪君子和大骗子，但要注意的是要在表面上做到一些所应该有的良好品行，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们对道德的牺牲。我想这是符合哲学辩证的观点的。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国家和厉害的君主也不乏这样的任务，曹操杀无辜的粮草官、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都是如此。

同样，马基雅维利也同样重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也是他的论调。他强调，就君主自身来说，一个被贵族所支持和推选的君主远没有一个受人民支持的君主来的安全可靠；一定不能让人民憎恨，否则再多的堡垒都是没用的。马克思说过，16世纪以来，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基雅维利是最早这样做的思想家，他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也摆脱了神学”。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与古代、中世纪的政治观念划清了界限，成为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人。

散乱的意大利各城邦统一之后显然不如其分裂时更有名，灿烂的文化艺术成就和多元的思想理论将文艺复兴时期打扮得如同教皇缀满宝石的权杖。这是一柄举世无双的权杖，它将整个欧洲带上了一条新的朝圣之路，并成为了整个地球的主宰。然而，如同最美好的宝物并不属于最勇敢的骑士，只属于最贪婪的欲望一样，欧洲主宰们的助推器正是赤裸裸的抢夺，残酷的镇压和无情的竞争。

迥异于欧洲，中国在儒家文化千年的洗礼下已被磨去了野蛮的棱角，中正、敦厚、平和的我们面向远古，排斥未来。内圣外王的思想贯穿着中国王者的教育，“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理论占据着他们的执政思想。过去，我们凭借文化和思想统治世界，万邦来仪却都心怀叵测；胸怀万里却闭关锁国。奴化自己和奴化别人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后来的18、19世纪产生了碰撞，侵略者们刚刚亮出了钢牙，我们就已经略显悲壮的缴械投降。马基雅维利获得了完胜，他的著述改变了世界。

《君主论》的成功在于它顺利的在欧洲诞生，城邦林立，强敌环饲的佛罗伦萨给与了霸权理论得天独厚的土壤。彼时的欧洲，有限的辖地造就了一大批村长国王和县长国王，统治的本意变成了生存而不是享受。于是乎，卑鄙就成为了卑鄙者的通行证，无耻也成为了无耻者的座右铭，成王败寇的唯一差别就在于比别人再多无耻一点点。本书便给众多的强盗头子们提供了机会，也给人性中的阴暗面找到了一个貌似正当的理论基础。剩下的工作，便是欧洲强盗们如何更好地践行这套理论，印证这套理论，最后放之四海皆准。

马基雅维利是个直率的功利主义者，直率的甚至有些可爱。老马同志认为人之初本善或是本恶已无需争论，他在书中一针见血：“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对于一个君主来说，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而且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他精辟的言辞锋芒毕露，字里行间已经具备了杀人的潜质。东方和西方，一进一退之间，日后发展的道路便清晰了起来。所以，并不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实在是我们纯真的眼里融不进沙子，风沙一来唯有放弃抵抗而已。

五百年过去了，《君主论》却并没有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它就像一把利刃，随时戳穿着政治主宰和商业寡头们的种种谎言。马基雅维利随时在提醒我们：强者与道德无关，强者与宗教无关，强者只与自己有关。关于我们通常认为的各种美德，老马有如下一段描述：“当遵守信义对自己不利或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时，一位英明的君主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但君主又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要显得具备一切优良品质。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面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老马看透了。世界越来越小，竞争却愈加激烈。无论是战争社会还是商业社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说法颠扑不破。1998年金融危机，伪善的西方政客和资本家们联手吹大了东南亚的经济泡沫，人们突然发现天堂和地狱竟仅一纸之隔，第三世界的“群氓”们被狠狠的欺骗和抛弃。如今，次贷危机的影响又席卷而来，马基雅维利的徒子徒孙们多少年前开始的游说收到了效果，他们表里不一，大发其财，其苦果却要由全世界的人来承担。战争没有一天停止过，掠夺也没有一天消失过，君主们却悄悄发生了转变，他们被上文明的衣衫，行使文明的欺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相同的结局绝不会再次上演。得益于国人眼界的不断拓展，知识层面的持续扩大，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到《君主论》这样一本影响了后世众多政治家、企业家、帝王和流氓的著作，也看到了辉煌成就之前的龌龊手段，了解了他们一袭晚礼服下面的满身脓疮。洋务运动时期，朝中的大佬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商业竞争极端激烈的今天，我们更应当利用他们的思想，完成自己的崛起。

《君主论》这本书描述的是君主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认为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要效法狐狸与狮子，有狐狸的狡猾，狮子的勇猛。

比如说德国，德国的城邦非常自由，它们的村镇居民也很少，它们总有办法让老百姓常年在那些事关城邦存亡和老百姓的行业中工作.它们的军事素养也是声名远播,并有许多制度以保障这种素养。因此，一位拥有坚固得城邦.并且不被人民怨恨的君主,就不会收到攻击。一个孔武有力得君主总能克服这些困难，他会给臣民以希望，使他们相信灾祸不会持续太久，他会使臣民对敌人的残暴心生恐惧，他会把自己认为过于放肆得人巧妙得地控制住，此外，敌人来犯之时，定会再沿途烧杀抢掠，这时如果士气高昂，决议抵抗君主就不该犹豫不决，由于君主得抗敌行动导致他们的房屋家产遭受毁损，这使君主有负于人民。所以，对于一位明君来说，如果通盘考虑了全部情况，只要不乏粮草，防守得当，再受困之时使人民自始至终保持意志坚定，使不难做到的！

依我看来读这本君主论并不是说要当一个英明地君主，更多的是说去当一个出色地管理者，这对我学管理，我觉得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想上一段所从文章引出来的这一德国城邦的君主，他能把他的臣民引到同一阵线上，使他的臣民的思想上总是那么的坚定地站在他的一方！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这也体现着他的领导魅力，这是我们所要学的！

最后，《君主论》这本书，我觉得它非常值得我多读几遍，也许我下一次读它又有新的体会！正如马基雅维利写的那样“凡是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们，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马基雅维利确实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在《君主论》一书中都奉献了出来。这本书从很多方面探讨了君主该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利，如何治理国家，这么多方面中，我对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君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很感兴趣，所以我想着重谈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慷慨的人还是吝啬的人？

要我以前回答这个问题，那答案太简单了，当然是慷慨的，仅就词性而言答案就不言而喻。但是看了马基雅维利的分析，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一个慷慨的君主慷的其实都是他人之慨，他自己又不会种田赚钱，用的都是人民上缴的东西，他凭什么慷慨？而且慷慨如果拿捏不当的话就变成了奢侈，而到最后君主为了保持住自己慷慨的名声势必不得不横征暴敛，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样就会使人民怨恨这个君主，那么君主之位自然就坐不安稳了。隋炀帝“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因为他太慷慨了，人民实在受不了了，纷纷造反，慷慨的君主没逃过惨死的命运。马基雅维利说：“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如果说慷慨不能使我坐稳江山的话，那么吝啬之名又何妨？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残酷的人还是仁慈的人？

一个想流芳百世的君主肯定希望自己留下一个仁慈的美名，可是在马基雅维利心中，残酷从某种角度来说才是真正的仁慈，“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顺还，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他说对于有罪的人要严厉残酷的打击，这点本身没有错，姑息养奸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可是如果君主本身是昏庸的，他认为有罪的人恰是无罪的，那么作为一个残酷的君主肯定就会滥杀无辜，人民也会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怎么可能会稳定呢？所以说残酷的君主未必如马基雅维利认为的那样能给人们带去更大程度上的稳定。

君主是受人爱戴好呢还是被人敬畏好呢？

如果说两者只能择其一的话，我和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被人敬畏好。为什么呢？我想他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人威胁让我去打我的老师，不去的话就会对我拳打脚踢，那我肯定会按他的威胁做，因为冒犯一个我爱戴的人比忤逆一个我敬畏的人简单多了。那么依次类推，人民反抗一个他们爱戴的君主比反抗一个他们敬畏的君主要简单多了，道理是对的，可是如果人民爱戴一个君主的话，人们为什么还要反抗他呢？如果人民非常敬畏一个君主，敬畏到怕有他的统治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保证的话，人民事很可能造反的。就像人们爱戴李世民，所以根本就没想过要反他，君主之位自然就坐得稳了；人们虽敬畏秦二世，可最终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反，秦始皇期望的千秋万世就可怜的终结于二了。

有人把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到的一些观点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之后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强权至上主义的代名词。我虽然对马基雅维利提出的很多想法并不是很不赞同，但我还是认为做君主毕竟不是做一般的人，还是需要一些像马基雅维利说的吝啬，狠毒的品质去管理国家和人民的。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残酷的人还是仁慈的人？ 当有人阻碍甚至威胁到君主的统治时，就应该狠下心来抓住时机将对手铲除，最好能短时间内一次性消灭干净，而不是长时间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消灭，不然社会长时间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无法正常生产生活，阻碍国家发展不说，群众也很可能造反。而短时间残酷，在人们心目中一时间会产生巨大的震撼甚至恐惧，但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其他不太相关的少数人的生命财产的丧失，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会淡忘。所以很长痛不如短痛。

君主是受人爱戴好呢还是被人敬畏好呢？别忘了李世民的仁政的基础也是建立在军队上的，李家的天下是军队打下来的，唐朝之所以灭亡离不开对军队控制权的丧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群众的力量团结起来是无比强大的，甚至强大的军队也无法与之抗衡，但君主不能像控制军队一样管制人民，但他能通过军队，法律，刑法等使人们产生敬畏，但又不至于引起人们的憎恨，产生反抗的情绪，从而维持统治。马氏说过受人爱戴是建立在他人的意志上的，而被人敬畏则建立在君主自己的意志上，这便是关键所在。

第四篇：君主论读后感想

我的感悟——马基雅维利的“人性论”政治思想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从柏拉图开始，政治家都是在人性善论的基础上阐述他们的政治思想的，认为理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同样，马基雅维利继承了西方人本的政治思想，以“人”的眼光研究政治问题，首要前提便是对人自身的肯定。他强调人的作用，反对宿命论的消极世界观。“许多人认为人类智慧是不能改变命运的，对此他们没有必要费心劳神地干事业，只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但是人类的主观意志并非完全不顶用。其实命运主宰着我们一半的活动，而我们另一半的活动是由我们自己支配的” “命运就像一个女人，想要征服他就应该痛打她，将她击翻在地”（第二十五章）。可见，马基雅维利并不否认命运（规律）的作用，看到了客观规律与外在条件对社会和人生的制约作用，但他更强调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认为对待机遇也是如此，“机会使选择的形式有了内容。没有机会，他们的意志力就没有用武之地；而没有意志力，机会只有徒然溜走”“所以，机会成就了这些人的伟业，而卓越的才干使他们得以洞察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使祖国日益昌隆”（第六章）。马基雅维利十分清楚机遇与人自身能力的关系，强调两者的结合。这在当时是绝对的人文主义思想，至今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马基雅维利坚持人性本恶的主张，他是在人性恶的基础上阐述他的政治思想的，这与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的说法如出一辙，但不同于荀子劝解人们要学习，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他是从不同的角度说了解决方法，他说道：“谁促使他人强大，谁就自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是他运用才智或诉诸武力促成的，而强大了的人们都会对这两者心怀猜忌”，而为了凌驾与民众之上而来统治民众，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那么，人性到底善还是恶呢？貌似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古今中外思想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不同的答案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张。中国儒家思想主张“人之初，性本善”，从而把道德教化作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政治也就和伦理不可分了；而西方基督教认为人人都有“原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所以必须建立一系列制度法制来分权制衡。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再善良的人也不可能没有一丝恶念，而再邪恶的人心灵深处也不可能没有一处柔软的地方。也许善恶是统一于人当中的吧，善中有恶，恶中有善，无法分离。他对与人性的假设，就现在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是符合y理论的。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都是无一例外地受利益的驱使，毫无社会道德而言。人可以忍辱而事杀父之仇人，却不能不切齿于侵夺他财产的人。因此在马氏看来，人都是狡猾虚伪的，人民服从君主是出于万不得已，遇到可能，他们就会掉头去反抗。假如人民可能自择，他们必然随其本性，惟恶是从。因此，君主统治与其用爱不如用威。古今中外有许多手腕强硬的人物都是十分推崇《君主论》中的观点的，其中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德国统一的名相卑斯麦、法国皇帝拿破仑还有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等等。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称为暴君而且自己最后也没能逃脱被历史抛弃的命运，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完全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去执行。虽然他说到君主需要像狮子一样迅猛也要想狐狸那样狡猾，两者缺一不可。但是他又说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不能被列位伟大人物的行列之中的。君主需要做一个伪君子和大骗子，但要注意的是要在表面上做到一些所应该有的良好品行，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们对道德的牺牲。我想这是符合哲学辩证的观点的。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国家和厉害的君主也不乏这样的任务，曹操杀无辜的粮草官、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都是如此。

同样，马基雅维利也同样重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也是他的论调。他强调，就君主自身来说，一个被贵族所支持和推选的君主远没有一个受人民支持的君主来的安全可靠；一定不能让人民憎恨，否则再多的堡垒都是没用的。马克思说过，16世纪以来，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基雅维利是最早这样做的思想家，他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也摆脱了神学”。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与古代、中世纪的政治观念划清了界限，成为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与道德无关——君主论读后感

散乱的意大利各城邦统一之后显然不如其分裂时更有名，灿烂的文化艺术成就和多元的思想理论将文艺复兴时期打扮得如同教皇缀满宝石的权杖。这是一柄举世无双的权杖，它将整个欧洲带上了一条新的朝圣之路，并成为了整个地球的主宰。然而，如同最美好的宝物并不属于最勇敢的骑士，只属于最贪婪的欲望一样，欧洲主宰们的助推器正是赤裸裸的抢夺，残酷的镇压和无情的竞争。

迥异于欧洲，中国在儒家文化千年的洗礼下已被磨去了野蛮的棱角，中正、敦厚、平和的我们面向远古，排斥未来。内圣外王的思想贯穿着中国王者的教育，“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理论占据着他们的执政思想。过去，我们凭借文化和思想统治世界，万邦来仪却都心怀叵测；胸怀万里却闭关锁国。奴化自己和奴化别人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后来的18、19世纪产生了碰撞，侵略者们刚刚亮出了钢牙，我们就已经略显悲壮的缴械投降。马基雅维利获得了完胜，他的著述改变了世界。

《君主论》的成功在于它顺利的在欧洲诞生。城邦林立，强敌环饲的佛罗伦萨给与了霸权理论得天独厚的土壤。彼

时的欧洲，有限的辖地造就了一大批村长国王和县长国王，统治的本意变成了生存而不是享受。于是乎，卑鄙就成为了卑鄙者的通行证，无耻也成为了无耻者的座右铭，成王败寇的唯一差别就在于比别人再多无耻一点点。本书便给众多的强盗头子们提供了机会，也给人性中的阴暗面找到了一个貌似正当的理论基础。剩下的工作，便是欧洲强盗们如何更好地践行这套理论，印证这套理论，最后放之四海皆准。

马基雅维利是个直率的功利主义者，直率的甚至有些可爱。老马同志认为人之初本善或是本恶已无需争论，他在书中一针见血：“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对于一个君主来说，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而且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他精辟的言辞锋芒毕露，字里行间已经具备了杀人的潜质。东方和西方，一进一退之间，日后发展的道路便清晰了起来。所以，并不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实在是我们纯真的眼里融不进沙子，风沙一来唯有放弃抵抗而已。

五百年过去了，《君主论》却并没有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它就像一把利刃，随时戳穿着政治主宰和商业寡头们的种种谎言。马基雅维利随时在提醒我们：强者与道德无关，强者与宗教无关，强者只与自己有关。关于我们通常认为的各种美德，老马有如下一段描述：“当遵守信义对自己不利或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时，一位英明的君主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但君主又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要显得具备一切优良品质。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面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老马看透了。世界越来越小，竞争却愈加激烈。无论是战争社会还是商业社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说法颠扑不破。

1998年金融危机，伪善的西方政客和资本家们联手吹大了东南亚的经济泡沫，人们突然发现天堂和地狱竟仅一纸之隔，第三世界的“群氓”们被狠狠的欺骗和抛弃。如今，次贷危机的影响又席卷而来，马基雅维利的徒子徒孙们多少年前开始的游说收到了效果，他们表里不一，大发其财，其苦果却要由全世界的人来承担。战争没有一天停止过，掠夺也没有一天消失过，君主们却悄悄发生了转变，他们被上文明的衣衫，行使文明的欺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相同的结局绝不会再次上演。得益于国人眼界的不断拓展，知识层面的持续扩大，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到《君主论》这样一本影响了后世众多政治家、企业家、帝王和流氓的著作，也看到了辉煌成就之前的龌龊手段，了解了他们一袭晚礼服下面的满身脓疮。洋务运动时期，朝中的大佬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商业竞争极端激烈的今天，我们更应当利用他们的思想，完成自己的崛起。

强大，往往与道德无关。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终究取决于我们自己。

——读《君主论》笔记

《君主论》这本书描述的是君主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认为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要效法狐狸与狮子，有狐狸的狡猾，狮子的勇猛。看这本书我并不想要做一个出色的君主。只希望能从这本书学到一些关于管理的东西。而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是全新的一种感觉，它就好象是教我如何去做一个高深莫测的“坏人”——一个有领导魅力的管理者。

在第十章的“如何衡量所有君主国的实力”里面是这样子说的：因为人们总是不愿去干那些明显存在困难的事，人们清楚，对一位拥有森严壁垒同时又不为人民所仇视的君主发动进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德国的城邦非常自由，它们的村镇居民也很少，它们总有办法让老百姓常年在那些事关城邦存亡和老百姓的行业中工作.它们的军事素养也是声名远播,并有许多制度以保障这种素养。因此，一位拥有坚固得城邦.并且不被人民怨恨的君主,就不会收到攻击。一个孔武有力得君主总能克服这些困难，他会给臣民以希望，使他们相信灾祸不会持续太久，他会使臣民对敌人的残暴心生恐惧，他会把自己认为过于放肆得人巧妙得地控制住，此外，敌人来犯之时，定会再沿途烧杀抢掠，这时如果士气高昂，决议抵抗君主就不该犹豫不决，由于君主得抗敌行动导致他们的房屋家产遭受毁损，这使君主有负于人民。所以，对于一位明君来说，如果通盘考虑了全部情况，只要不乏粮草，防守得当，再受困之时使人民自始至终保持意志坚定，使不难做到的！

依我看来读这本君主论并不是说要当一个英明地君主，更多的是说去当一个出色地管理者，这对我学管理，我觉得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想上一段所从文章引出来的这一德国城邦的君主，他能把他的臣民引到同一阵线上，使他的臣民的思想上总是那么的坚定地站在他的一方！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这也体现着他的领导魅力，这是我们所要学的！

书里还有这么一段：君主用来保家卫国的军队，或是自己的军队，或是雇佣军，或是外国援军，或是混合型军队雇佣据和外国援军有害而无益。如果君主以雇佣军作为统治基础，那么他讲永无宁日，因为这些雇佣军各怀鬼胎，野心勃勃，无视纪律，不讲信义，在朋友面前，像个勇士，在敌人面前成了懦夫，对上帝不敬，对人们不忠你的毁灭之所以推迟，只是因为敌人地进攻也推迟了。你在和平时期会收到他梦掠劫，战争期间又会受到敌人侵夺。其原因在于，你除了那点军饷之外，他们对你既无爱戴之意，也没有其他理由走上战场，而那点军饷尚不足以使他们甘

愿为你出生入死，当你无仗可打时，他们了乐意给你当兵，而一旦动气干戈，他们就逃之夭夭了！读了这一章就让我觉得你的工作伙伴或者是下属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也许他们会对你毕恭毕敬，但是危机一旦发生，他们也许会变成导致你失败的马蹄铁。所以我觉得当一位出色的领导者一定要有属于自己或者是愿意忠诚自己的下属也就是说有一支团结的工团队。这做起事情来才会事半功倍！

最后，《君主论》这本书，我觉得它非常值得我多读几遍，也许我下一次读它又有新的体会！

正如马基雅维利写的那样“凡是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们，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马基雅维利确实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在《君主论》一书中都奉献了出来。

这本书从很多方面探讨了君主该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利，如何治理国家，这么多方面中，我对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君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很感兴趣，所以我想着重谈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慷慨的人还是吝啬的人？

要我以前回答这个问题，那答案太简单了，当然是慷慨的，仅就词性而言答案就不言而喻。但是看了马基雅维利的分析，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一个慷慨的君主慷的其实都是他人之慨，他自己又不会种田赚钱，用的都是人民上缴的东西，他凭什么慷慨？而且慷慨如果拿捏不当的话就变成了奢侈，而到最后君主为了保持住自己慷慨的名声势必不得不横征暴敛，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样就会使人民怨恨这个君主，那么君主之位自然就坐不安稳了。隋炀帝“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因为他太慷慨了，人民实在受不了了，纷纷造反，慷慨的君主没逃过惨死的命运。马基雅维利说：“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如果说慷慨不能使我坐稳江山的话，那么吝啬之名又何妨？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残酷的人还是仁慈的人？

一个想流芳百世的君主肯定希望自己留下一个仁慈的美名，可是在马基雅维利心中，残酷从某种角度来说才是真正的仁慈，“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顺还，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他说对于有罪的人要严厉残酷的打击，这点本身没有错，姑息养奸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可是如果君主本身是昏庸的，他认为有罪的人恰是无罪的，那么作为一个残酷的君主肯定就会滥杀无辜，人民也会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怎么可能会稳定呢？所以说残酷的君主未必如马基雅维利认为的那样能给人们带去更大程度上的稳定。

君主是受人爱戴好呢还是被人敬畏好呢？

如果说两者只能择其一的话，我和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被人敬畏好。为什么呢？我想他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人威胁让我去打我的老师，不去的话就会对我拳打脚踢，那我肯定会按他的威胁做，因为冒犯一个我爱戴的人比忤逆一个我敬畏的人简单多了。那么依次类推，人民反抗一个他们爱戴的君主比反抗一个他们敬畏的君主要简单多了，道理是对的，可是如果人民爱戴一个君主的话，人们为什么还要反抗他呢？如果人民非常敬畏一个君主，敬畏到怕有他的统治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保证的话，人民事很可能造反的。就像人们爱戴李世民，所以根本就没想过要反他，君主之位自然就坐得稳了；人们虽敬畏秦二世，可最终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反，秦始皇期望的千秋万世就可怜的终结于二了。

有人把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到的一些观点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之后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强权至上主义的代名词。我虽然对马基雅维利提出的很多想法并不是很不赞同，但我还是认为做君主毕竟不是做一般的人，还是需要一些像马基雅维利说的吝啬，狠毒的品质去管理国家和人民的。

君主应该成为一个残酷的人还是仁慈的人？ 当有人阻碍甚至威胁到君主的统治时，就应该狠下心来抓住时机将对手铲除，最好能短时间内一次性消灭干净，而不是长时间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消灭，不然社会长时间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无法正常生产生活，阻碍国家发展不说，群众也很可能造反。而短时间残酷，在人们心目中一时间会产生巨大的震撼甚至恐惧，但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其他不太相关的少数人的生命财产的丧失，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会淡忘。所以很长痛不如短痛。

君主是受人爱戴好呢还是被人敬畏好呢？别忘了李世民的仁政的基础也是建立在军队上的，李家的天下是军队打下来的，唐朝之所以灭亡离不开对军队控制权的丧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群众的力量团结起来是无比强大的，甚至强大的军队也无法与之抗衡，但君主不能像控制军队一样管制人民，但他能通过军队，法律，刑法等使人们产生敬畏，但又不至于引起人们的憎恨，产生反抗的情绪，从而维持统治。马氏说过受人爱戴是建立在他人的意志上的，而被人敬畏则建立在君主自己的意志上，这便是关键所在。

第五篇：《矛盾论》读后的一些思考

《矛盾论》读后的一些思考

学习了毛泽东同志所著的《矛盾论》这篇文章，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通过这篇《矛盾论》，我不仅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转战延安坚持抗战极为艰苦的时期，在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错误仍未彻底清算的状况下，作为党中央核心领导人的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深入思考，用唯物辩证法深刻阐述矛盾并结合古今中外的史实、案例印证和剖析，从理论上彻底纠正了党内残留的各种左和右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并通过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使中国共产党从思想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小的矛盾二字，何以有如此大的力量或者关键性的作用？思路决定出路，认识决定思路，尤其是对矛盾的认识。写于1937年8月的《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继其《实践论》后的又一篇哲学论文。当时“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全国抗日的局面即将到来，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多方面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但是，由于在长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得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这种不良影响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清除了以王明、博古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正确领导地位，但是，遵义会议主要解决了党在军事和组织上的问题，对于王明这些人在党内所造成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没有一次大的思想风气的整顿清理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为此，毛泽东同志写出了继《实践论》由撰写了《矛盾论》，通过系统深刻地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阐述事物的矛盾分析法，加强全党的思想的统一，提高了全党的思想认识水平。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的总论点，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种矛盾着的基本世界观（宇宙观）的分析为基础，确立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地位；进而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揭示和演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法；紧接矛盾特殊性的阐述抓住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促使读者更加敏锐地在分析矛盾中抓主流、抓重点，更加深刻地认识事物矛盾的本质；另外为了防止过犹不及和物极必反，剖析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防止在矛盾分析法中再次发生形而上学地机械认识；最后特别地分析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最后水到渠成地形成了结论，将矛盾这一事物的法则上升到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和人类思维的根本法则。

整篇文章一气呵成，全面系统，既有学理逻辑严谨地讲道理，又有生动形象翔实地举实例，科学地揭示了唯物辩证法中矛盾这一事物的根本法则，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形而上学认识论中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批评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建党16年来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运动引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救国救亡理论和路线，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开始在国内传播。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使得不断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这一切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是社会问题解决手册，不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别是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中国革命。因此，不能死板教条地生吞活剥马列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更不能照抄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做法，只能在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具体的实际出发寻找出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来。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结论中指出的矛盾这一事物的法则也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和人类思维的根本法则。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经历了一段曲折，而贯穿于这一曲折中的矛盾便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原理从无到有、由浅到深、从零碎到系统、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成功和失败尤其是惨痛的血的教训不断印证着全党尤其是中央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的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以往人类哲学成果的批判吸收，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战胜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堪称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在人类的认识史上是一个大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将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断发展之下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的具体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同时又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55年回到祖国的他，在阅读了许多马列原著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后发现，自己在美国所得到的那点心得体会，其实在马列原著和《实践论》、《矛盾论》中早就指出来了。这就使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真理”，科学研究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指导。他在广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于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工作，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融会贯通，辩证统一。

通过对《矛盾论》的学习，我深刻地体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并在如何学习和应用方面得到了很大启发。这将激励我在今后不断深入学习，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