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张爱玲散文《更衣记》解读
张爱玲散文《更衣记》解读
周茜
几乎少有女人不爱服装,也几乎少有女人能象张爱玲那样举重若轻地描绘服装。一篇五千余字的《更衣记》,有一个女人对服装难以言喻的迷恋之情,更有一般女人难有的对服装千变万化的智慧之思。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作者以此起笔,是颇具匠心的,实际上没有比一年一度晒衣裳的场景更能展示一个普通女人与服装的关系了。那本是一件烦琐的家务,却又偏偏让女人们乐此不疲:“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置身于缤纷衣袂中的女人对于服装的莫名之心,被作者微妙地道出,非女人不能体味。衣裳在太阳的暴晒后,时光的推移中,“然而现在已经冷了”――那个悠闲、平静、绣金的世界随着落日永远地逝去了。
接着第二段承首句的“如果当初”而来,生发出张氏特有的妙语:“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把“回忆”联系起来的是残存在衣裳中的樟脑香。衣裳的回忆、服装的历史将在这香甜而怅惘的气味中徐徐展开。
于是,一部“更衣记”――服装的更新换代的历史,在作者津津乐道于衣领的忽高忽低、衣袖的时长时短中悄然演进。
一、“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张爱玲开宗明义,概括了第三至十一自然段的内容和主旨。作者从满清开国写起,那时,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明代遗风。17世纪中叶直至19世纪末,女子的服装是宽大的衫裤,加“大袄”、“中袄”、“小袄”,再加“云肩背心”的层层压迫。“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这哪里是人在穿衣,而是衣在装人,只见衣衫不见人,人的主体性全然丧失。人虽然无足轻重,但穿什么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不同时节、不同场合、不同地位的女人,穿红着绿都是有严格的限制的。逢年过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于是想起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小说《金鲤鱼的百褶裙》,它通过描写一个民国时代的女人穿衣梦想的破灭,揭示了旧中国妇女令人心碎的遭遇及人生。身为丫头而收房成为姨太太的金鲤鱼,一辈子隐忍苟活,她的最大心愿是能在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时,穿上一条大红洋缎的、绣着“喜鹊登梅”的百褶裙。但身为小妾的她是没有这种资格和名分的,那精心准备的绚丽百褶裙,带着她的期望和梦想被永远地压在了箱底。在这里,百褶裙既是一个女人内心思想的表述,凄惨一生的写照,同时,它还是一种政治化的权力象征,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它表明封建等级制度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的各个角落。民国时代的风气尚且如此,此前的满清及其更遥远漫长的封建时代更是可想而知。据服装史书记载:早在原始社群中,部落酋长、大祭司的穿戴,跟一般群体成员的就不一样了。《易经》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制定了冠服制度,“汉以后,中国的舆服制度已是相当完备发达的了。从天子皇族、文武百官到庶人百姓,各有严格的服制,从服色、服式一直到花纹图案,都有相应规定,不得逾越。祭服、常服,冕衣平装,各有其制;冠笄 1 之礼,长幼之服,各依其时。”难怪衣服的规矩和讲究并不简单,它是繁复的、琐碎的。张氏一一道来,比如,百褶裙的褶子,不光是服装的样式而已,它还是女人家教、仪态的严格试验。又如穿皮子,如果不得法,便被目为暴发户,所以必须分门别类详尽区分不同的“小毛”、“中毛”、“大毛”,并懂得什么季节该穿什么。等等。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张氏细数国人种种耗费在服装上的无意义的繁缛细节,比如鞋底上绣图案,袄子上的几镶几滚之类,不由得让人联想起盛行于康雍乾时期的“清式家具”,那挖空心思的精雕细刻,求多、求满、求富贵、求华丽,无所不用其极的装饰与服装上雕花镂金的过分堆砌如出一辙。
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清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张氏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精妙绝伦。
1二、时代跨入了20世纪。在张爱玲笔下服装的变迁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随着时代的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服装的历史从总体上看,的确是“点缀品的逐渐减去”的历史。进入20世纪,铁路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也改变了以往穿着宽大服饰的习俗――“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在政治**与社会不靖的时期,服装是需要轻捷利落,适合剧烈活动的。比如历史上著名的“胡服骑射”的故事,讲的就是在那动荡的战国时期,赵国国君武灵王,为了发愤图强,决定实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长袍大褂改为胡人的短衣窄袖,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更加方便;同时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通过改革赵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最终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看来服装的变革的确不是一件小事。所以衣服在革命期间变得越来越紧,以至于“‘小黄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虽然有些古怪可笑,但不是没有渊源、没有道理的。革命的时代是那样骚动不安,服装的变来变去也就不足为怪。一会儿是不可理喻、失去平衡的“元宝领”的产生,正象征了那个时代的无均衡性。一会儿是“‘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不能不说与民国建立初提倡卢梭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有关。来自西方的影响实在不可小觑:衣领从高到低、从有到无,领口从圆到方、从方到尖,丝袜上绣花,妓女戴平光镜„„女性的着装似乎多少有了些自由度、诱惑力和现代气息。然而,那个时代政治风云的变幻实在迅疾不定,军阀、政府来来去去,紧随其后的服装跌跌绊绊地赶,时尚走马灯似地换,过了时便一文不值。也许不光是“一文不值”,说不准还惹人笑话,即如白居易诗《上阳白发人》所叹:“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时装如此的千变万化、追新逐时,在张爱玲看来却是: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 1《衣装秘语》,四川出版集团,2005,页206。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上述十二至十九自然段的精彩描述和点评,岂是心心念念于华服丽装的小女子所能想见。服装潮流的更新换代,并不仅仅是女人们爱美好奇、喜新厌旧的结果,它与社会、朝政、文化等等息息相关。这样的见解和智慧,这样厚重的历史感,却尽在张爱玲的“轻描淡写”之中。
三、20世纪20年代,女装的历史在行家里手看来应当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那是旗袍流行的起点。正如《更衣记》所言:“1921年,女人穿上了长袍”。“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其实“旗袍”就是十七世纪满族侵入中国之时所挥动的八旗,它与中国主流服装一直共存着。原本“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二截穿衣’”的,“而从清朝起男子的服装就不再是拦腰两截了。一个大男人,跟人吵架时,会拍着胸脯说:‘我可不是穿两截衫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女人。”1 因此这样的改变是惊人的。究其原因,还是与西方文化脱不了干系,女人们开始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要蓄意模仿男子,“恨不能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所以初创阶段的旗袍与当今我们所认识的曼妙多姿,尤能勾勒女性曲线特征的旗袍相距甚远,而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的。
30年代,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时代,旗袍流行则达到顶峰,同时又在不断的改良中。“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但新一轮的“元宝领”却更加难堪、不可饶恕。此外,女人们还在拂地的丝绒长袍外,套上当时欧美流行的双排扣军式大衣。这样奇异的配搭,也许说明女人们表面上追求激进的女权,骨子里还是很物质主义地要求着体己柔和的享受吧。40年代即张爱玲写作此文(1943年12月)的年代,旗袍的款式又有重大变化,衣领矮了、袍身短了,镶滚免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衣袖也废除了,虽然这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费了20年的工夫,但总算是将所有必要和不必要的点缀一概消减了。于是“只认衣衫不认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旗袍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女性独具民族特色的“国服”,至今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一个时代的服饰形成某种习尚,它就具有支配性、参与性与表现性,同时更具有排斥性与约束性。所以服装的流行看来是随意的,事实上跟‘公众的幻想’息息相关。”2 正是张爱玲所说: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分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张爱玲不仅把服装的款式、品种、习俗以及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摇曳生姿地道来,同时还忘不了通过服装变迁显示人性与民意――这是她作品里一如既往的根底。
四、服装似乎是女人的专利,《更衣记》用了大部分的篇幅叙写女装,自是理所当然,但作者也没忘记另一半――尽管“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平淡的男装无非就是西装或中装,一律的谨严而黯淡,“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色里面打滚”。只有在民国四年至八九年 1 张爱玲《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见止庵、万燕著《张爱玲画话》,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232。《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原为张爱玲的英文作品,载于1943年1月的英文期刊《二十世纪》。《更衣记》则是“一文二作”的纯中文作品,两者内容同中有别,文风却大异其趣。2 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页176。这么几年短暂的时期,男人的服装花哨了一番――那也不过是当时天下大乱所显现出来的怪状之一罢了。因为对男人而言,衣服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作者以刘备的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为证,可见妻子也罢,衣服也罢,在男人眼中都是一样的没有地位,没有分量。而女人呢?“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张氏的机智幽默中暗含冷讽,这是她惯有的腔调。再如:
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份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
《更衣记》的末段结尾,尤其让人咀嚼不尽。作者先说明男子的装扮还是中规中举比较顺眼。然后描述了一次电车上所见到的一个年轻小伙的妆扮:既怪异又多彩还自得,但出人意料的是,张氏的笔力轻灵一转:
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文章就此打住。如果说省略号之前的句子还承上而来,那么之后的一段与整篇头头是道的服装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写得那样的飞扬、放恣。
也许我们从张爱玲的自述文章中能找到解答的线索。
张爱玲对服装与美的迷恋早在童年时代就显露出来,她曾写道“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
1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
2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
3“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度恋慕着美的女孩,在她十几岁的青春期却只能穿继母穿剩的衣服,为此她深感憎恶与羞耻,少女天性中对美的渴望被深深地压抑着。后来,为了上大学,又只好节省衣装费做学费,好在到香港读书时得了两个奖学金,于是“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此后,压抑太久的渴望被冲破,她彻底地放纵自己,尤其在她写作《更衣记》时正是她“一夜之间红遍上海”的“飞扬”时期,她更是率性而为,以“奇装异服”炫人。一如余彬《张爱玲传》所言:“成名给张爱玲带来莫大的喜悦,若说人生安稳的时候多,飞扬的时候少,若说飞扬就是一种随心所欲的4感觉,那现在正是张爱玲飞扬的时候,服装会向你透露她飞扬的喜悦。”
张爱玲绚烂恣肆的写作、惊世骇俗的装扮不就是那飞扬的一刻、可爱的一撒手吗?
《名作欣赏》2008年2期刊发
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集·童言无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页99。
同注1,页97。3 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集·私语》,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页128。4 余彬著《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1993,页161。
第二篇:更衣记读后感
(更衣记读后感)——衣架下的窥探
对于张爱玲的作品,其实我们并不是很陌生,她犀利精辟的语句,往往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功效。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挖掘事物本质的起源;用其精辟的语言,揭露社会的现实;凭其冷酷的作风,流露内心的狂想与不羁。仅是如此瞟一眼,便让人印象深刻。
《更衣记》,在未深入了解文章时,对于题目的理解就是可能写女人频繁的更换衣物来展现自己的美态。读完整后,写的主旨是通过更替的时代,瞬息万变的政局,窥探衣着的变化,冷眼看待这个社会······
社会就是大熔炉,锻炼不同的百宝瓶,瓶颈上不同的雕饰是每一个人所谓的个性吧。光是衣装的的转变满足不了作者的视角,服饰的变化折射的是社会的动荡。“更衣”,“更”即变更,指的是中国现代服装风潮的演变。文章以时代背景为线索,写衣香鬓影的世俗繁复与风情,详尽而不失风趣的调侃,犀利而不缺乏理性的视角,为我们展现的便是“盛妆下的素颜”。然而不管你的外形如何千变万化,都离不了你的本性——时代背景,政制时事与衣妆服饰每每相互关联。从作者的文章中就有很多体现的,时代背景的烙印通过时装的转变而委婉表达自己,如:“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竭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拌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地千变万化”,你能明白吗?“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现实与时装巧妙地链接,吐露青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服饰的联系。
服装与社会的联系,以及后文对于男女不同服饰的解说,透露着双方难以独立分离而又相互缠绵的关系。在社会的炼炉里,没有一个能做到所谓的“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的境界。对于社会,可能有太多的无奈愤慨亦或时激情,革命,然而作为卑微的一份子,在观察之余,显得冷清,残酷。
在张爱玲的言辞中,我体会到更多的语言巧妙之处,同时,我想说的,同样是女性,在有些方面有着致命的共同点。女人对服装难以言喻的迷恋之情,缺少的便是张爱玲那样对于服装若轻若重的态度,冷静客观的对待,生活中的我们是对于服饰的狂热,因此文中写道: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吧”,实际上没有比一年一度晒衣裳的场景更能展示一个普通女人与服装的关系了。那本是烦琐的家务,却偏偏让我们乐此不疲,就好像:“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然而“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置身于缤纷衣袂中的女人亦或我们这些懵懂的少女对于服装的莫名之心,非女性不能体味快乐亦或悲哀。悲哀什么?快乐什么?一切又显得虚无缥缈,衣裳上的灰尘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回忆里是樟脑味道的香,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思绪的展开,回忆的弥漫,带领我在盛世下感受当时的环境。
当然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血雨腥风,在作者的笔触中让我印象深刻并且引起我自己思考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文章中提到的:“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以铁生锈喻名字被玷污,刻薄清醒的灵魂载在这个句子上。女人要相处中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更是伤风败俗。是世俗人眼里无法容忍的女性悲哀,也是社会悲剧的局限。女人与名声的生死相依,与服装的缠绵悱恻,与世俗的争论不休。如大观园的女人又该以何种姿态与社会相依相偎?衣服点缀了人,把人分成了所谓的三六九等,同时却也是累赘了中国的女性。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是否能绑住一个真实的灵魂?有可能又是一个个的行尸走肉,衣架下的你是否如喇叭裤般得夸大悬浮?男性与女性的不等,西方的渗透,从中
透露的又是怎样的点点滴滴?
然而,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衣服构造女性的殿堂,一幅盛世下的镇定剂,清醒地无声地诉说着对于人生、对于服饰的看法······衣服装饰的了你的外在,点缀不了你的精神,对于这个“贴身的环境“我们太过于执着,难道是因为对于无法改变的这个”外在的环境“而存取内心的安稳?住在衣服里,有人可以对于现实充耳不闻,有人可以通过衣服的标新立异而寻求解脱,有人通过衣服表达现实的冷清,住在不同的衣服里,感受不同的环境,思绪的沉淀,灵魂的升华或者沉沦。男女的分离对立,是不是从中也在流露着作者对于现实中的男女观的不认同通过对于服饰的差异来表达?
卑微如女人: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很让人会心解颐。是女性的劣根性还是女性注定的命运?在让我们对于爱情幻想的同时,活生生地撕裂爱的城堡,充斥的还是一缕清醒,一丝理智。有时候,感到最多还是矛盾,让我想到一种关系:对立统一。现实与理想,女人与男人,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结尾是点睛之笔,“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有时候随心所欲的轻松比衣饰更迷人。率性而为比外在的固定让人感到惬意。这是怎样的心态呢?一种偷窥的本能,一种雕刻的悬浮,容华谢后,不过一场,山河永寂。衣架下的是奴隶还是天使,是相框固定了我们的微笑,还是我们的微笑只是在相框瞬间的停留?
第三篇:《更衣记》教案(苏教版选修《现代散文选读》)
更衣记(教案)
教学目标:
一、了解我国的服饰文化
二、了解作者对服装日新月异变化的简介
三、体会张爱玲散文的深层意蕴 教学重点:
1.了解我国的服饰文化
2.了解作者对服装日新月异变化的简介 教学难点:
体会张爱玲散文的深层意蕴
教学方法:文体引导——小组合作——课堂交流 教学安排:1课时更衣记(教案)教学过程
1、阅读课文第二部分,回答下列问题:
(1)课文3—6节中,介绍了清代服饰哪些特点,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 答:特点:没有什么时装可言,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对于穿着有着严格的规律,仅有姑娘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
社会现实:世界迂缓、安静、齐整,等级制度森严,思想禁锢,社会少有活力。(2)课文第7节中说“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这反映了时人什么样的心态?
答:反映了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
(3)清代末年,服装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各反映了时代什么特点?请结合课文具体阐述。
答:(1)服装变小、变紧,(以女装而言,袄子套在身上像刀鞘,紧身背心使女人看上去像一缕诗魂,铅笔一般瘦的裤管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
时代特点:政治**,社会不靖,社会处于一种“过渡时代”,百姓生活“颠连困苦”。
1、民国初年的服饰有哪些变化,各说明了什么样的社会现状?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
社会现实: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舶来晶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社会现实:西方思想与文化涌入中国,人们全盘接受,崇洋媚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
社会现实: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抄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候,也同样地千变万化。
2、作者对于时装的日新月异有见解?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人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
4、在张爱玲笔下,女子的时装始终与政治时事相连,请分析下面几句话所体现的女子的地位,并分析其中的原因。
(1)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
(2)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颇,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3)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女子服装的改变始终与时政变化相连,反映女性从衣饰到身体,从身体到生存和自由,始终处于男权目光的审视下,处于被鉴赏与被监管地位。
因为时政变化始终是在男性作用下的结果,男性话语在其中占主导地位。
第四篇:张爱玲经典短篇散文
张爱玲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其实很深。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张爱玲经典短篇散文,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夜营的喇叭
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
我说:“又吹喇叭了。姑姑可听见?”我姑姑说:“没留心。”
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我说:“啊,又吹起来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
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二、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三、有女同车
这是句句真言,没有经过一点剪裁与润色,所以不能算小说。
电车这一头坐着两个洋装女子,大约是杂种人罢,不然就是葡萄牙人,像是洋行里的女打字员。说话的这一个偏于胖,腰间柬着三寸宽的黑漆皮带,皮带下面有圆圆的肚子,细眉毛,肿眼泡,因为脸庞的上半部比较突出,上下截然分为两部。她道:”……所以我就一个礼拜没同他说话。他说‘哈啰’,我也说‘哈啰’。“她冷冷地抬了拍眉毛,连带地把整个的上半截脸往上托了一托。”你知道,我的脾气是倔强的。是我有理的时候,我总是倔强的。“
电车那一头也有个女人说到”他“,可是她的他不是恋人而是儿子,因为这是个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太大,梳个乌油油的髻,戴着时行的独粒头喷漆红耳环。听她说话的许是她的内侄。她说一句,他点一点头,表示领会,她也点一点头,表示语气的加重。她道:”我要翻翻行头,伊弗拨我翻。难我讲我铜韧弗拨伊用哉!
格日子拉电车浪,我教伊买票,伊哪哼话?……‘侬拨我十块洋细,我就搭侬买!’坏弗?……“这里的”伊“,仿佛是个不成材的丈夫,但是再听下去,原来是儿子。儿子终于做下了更荒唐的事,得罪了母亲:”伊爸爸一定要伊跪下来,‘跪呀,跪呀!’伊定规弗肯:‘我做啥要跪啊?“一个末讲:’定现要依跪。跪呀!跪呀!‘难后来伊强弗过明:’好格,好格,我跪!‘我说:’我弗要伊跪。我弗要伊跪呀!‘后来旁边人讲:价大格人,跪下来,阿要难为情,难末喊伊送杯茶,讲一声:’姆妈(要勿)动气。‘一杯茶送得来,我倒’叭!‘笑出来哉!”
四、说胡萝卜
有一天,我们饭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吧?”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我的祖母)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而且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五、打人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六、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七、写什么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八、草炉饼
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吴语“买”“卖”同音“马”,“炒”音“草”,所以先当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火炉。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馄饨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黄昏才出现,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着吃——最便当的便当。
战时汽车稀少,车声市声比较安静。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我和姑姑都说过不止一次:“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现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声。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这是贫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这样想。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不过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实“燥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八千岁》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贴烧饼”。《八千岁》的背景似是共党来之前的苏北一带。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江南的草炉饼疑是近代的新发展,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
战后就绝迹了。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就没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擦身而过,小贩臂上挽着的篮子里盖着布,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斑点点的大饼,饼面微黄,也许一叠有两三只。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看着有点恶心。匆匆一瞥,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没注意拎篮子的人,仿佛是个苍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太不相称,还是太瘦了显老。
上海五方杂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有些土着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至少在汉族内。而且黑中泛灰,与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较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Micronesian)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从前进的中学,舍监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称与黄浦对立,想来都在黄浦江边——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又更晒黑了。
沿街都是半旧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户为了防贼,位置特高,窗外装凸出的细瘦黑铁栅。街边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笔直的白圆筒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白纸上忽然来了这么个“墨半浓”的鬼影子,微驼的瘦长条子,似乎本来是圆脸,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见吓人一跳。
就这么一只篮子,怎么够卖,一天叫到晚?难道就做一篮子饼,小本生意小到这样,真是袖珍本了。还是瘦弱得只拿得动一只篮子,卖完了再回去拿?那总是住得近。这里全是住宅区,紧接着通衢大道,也没有棚户。其实地段好,而由他一个人独占,想必也要走门路,警察方面塞点钱。不像是个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
这些我都是此刻写到这里才想起来的,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也只那么一刹那,此后听见“马……草炉饼”的呼声,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歌。我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撩,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咕噜了一声:“哪,炒炉饼。”
报纸托着一角大饼,我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没有,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
九、秋雨
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粉。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园子里绿翳翳的石榴、桑树、葡萄藤,都不过代表着过去盛夏的繁荣,现在已成了古罗马的建筑的遗迹一样,在萧萧的雨声中瑟缩不宁,回忆着光荣的过去。草色已经转入忧郁的苍黄,地下找不出一点新鲜的花朵;宿舍墙外一带种的娇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它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的晴美的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薰薰的雨天。只有墙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望。
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的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灰黄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噗通噗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
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十、爱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第五篇:读《更衣记》有感
浅谈《更衣记》中张爱玲的追求
《更衣记》是张爱玲声明燥热时所写的一篇关于近代服饰发展的散文。初读《更衣记》,感觉她在为服饰的发展作总结,编写小史,然而为何会取名《更衣记》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耐人寻味的。我想:“更衣”即穿衣,是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要做的日常小事,极具个性化,多样性,这正好契合了张爱玲的追求独特鲜明的创作个性。
张爱玲的特殊家庭文化渊源与其自身受教育情况,使她成为了穿衣的先锋派,认为时装具有追艳猎奇的效果。同时,张爱玲也是一个有名的爱用衣服来炫耀自己的人。所以,在以衣服为题材的作家中,张爱玲是个中高手。从《更衣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张爱玲就像一个研究服饰的专家。她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近代各种服饰的穿着搭配、颜色的要求、面料的等级、做工的繁复与过分的注重细节、产生的条件、设计的理念以及服饰中所蕴含的特殊的意义等等各个方面,像是一部穿衣辨色的鉴赏书。然而,她似乎又超越了服饰研究的专家,她注重穿衣的感觉。在《更衣记》中,她用不同时期的衣服穿在人们身上的感觉来写出服饰的变迁。比如: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的极度宽大的衫裤,将标准美女裹得失去了人的本身;百褶裙穿在身上是极度规律化,且对女人的教养是极为严苛的考验;1930年后改装的元宝领对人体产生了影响、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等等,贴切传神的写出了服饰对人本身的束缚、限制与影响。古中国那种世代相传的衣服更是给人一种压抑而沉重的感觉。我想:这其中大概也记叙了张爱玲自己穿衣的感觉吧。由此可见,张爱玲是写衣服的个中高手。
读《更衣记》时,会联想到很多内容,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衣服对女人的影响以及张爱玲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悲哀苍凉的思想。
古中国的衣服像珠宝一样,没有时间的概念,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从上到下都追求着迂缓、安静、平稳的生活制度,忘了衣服原本的审美及发展规律。古中国的女人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苛的礼法下成了一尊衣架,在什么时节、什么场合、什么身份等方方面面对女人穿红着绿都有严苛的规定。在重重叠叠的衣服包裹下女人失去人的本质,即使标准的美女也会在衣服下面失去光华,而不是依靠衣装使自己变得更美,衣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是女人最为重视的事情。所以尽管不脱衣服都分不出她和她,如此沉重的过一辈子,她们也乐此不疲。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女人的知识、能力不断的发展,致使她们有了所谓的维权意识,身体不断的在变化,服饰也在不断的变化。然而,所有的一切也只不过是将繁复细致的修饰点缀品去掉,并没有真正发现自己的美。张爱玲在《更衣记》里反驳了刘备的“妻子如衣服”观点,女子的一往情深不是给了自己的丈夫,而是对衣服一往情深。这是希望激发女性的潜意识,让她们真正的认识自己。这里似乎透漏出淡淡的女权主义的思想,却也带着微不可查的苍凉。
《更衣记》除了从女性的视角来写出服饰的感觉以及服饰变迁蕴含的意义外,最主要的是用了比较的视角。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和现代巴黎的时装都被张爱玲拿来与中国的服装进行比较,在这个比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在服饰设计上的理念不同。西方的服装目的性很强,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有几个大公司进行操作而影响整个西方服饰世界。然而,我们中国的裁缝似乎没有主张,跟着时代的要求,民众的心意进行设计衣服,无论繁复而细致的还是称出人的流线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张爱玲是倾向于中国这种服装设计理念的,也说明了她更喜欢这种小市民式的审美情趣,尊重世俗的生活。
然而,对于服装设计理念来说,张爱玲说“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由此可见,张爱玲虽然喜欢衣服,但只喜欢能够表现活泼精神的衣服。在《更衣记》的叙述中,张爱玲认为一个人在其他领域失败了,即使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服饰上来也未必会创造出精神的品味与个性的风采。对于她的这种观点,我认为不一定正确。也许是她所生活的时代环境造成的局限。总之,我认为这种观点太悲伤了。如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话,是可以创造出具有个性化的服饰的。但是,张爱玲所提出的服装设计要体现活泼的精神和新颖的思想的理念是服装设计者应该遵循的原则。
《更衣记》中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句子,比如说“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她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总是根据自己的个性来选择衣服,穿上这样的衣服,久而久之,衣服便能传达我们身上的信息,体现我们的性格,而这些衣服的信息也对我们浸染,成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再比如,文章结尾处那位穿红着绿却洋洋自得的男士以及“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等都值得我们去深思。所以说,张爱玲的《更衣记》美的很纯粹,尽管有些地方没读懂。
《更衣记》以假设开头,引出对服饰的回忆,接着写了各个时代的服饰的感觉并进行分析,读了它,你可以清晰的明白近代服饰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的发展变化。所以,如果你想学习如何鉴赏衣服,我觉得张爱玲的《更衣记》会领你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