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封锁下的思考——解读张爱玲的《封锁》
封锁下的思考——解读张爱玲的《封锁》
张爱玲是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一位女作家,她的成名作是《传奇》和《流言》。提起张爱玲,我们这一代人中可能会有很多人会对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半生缘》等如数家珍,却很少有人提及她的一篇六千余字的短篇小说《封锁》,但其实《封锁》也是《传奇》中的一篇出色之作。
《封锁》通过写对文明与人性的冲突、好人与真人对立的发掘,无疑显示了现代小说内容的深化,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道路上的新收获,而其技巧圆熟老到,也40年代的不多的短篇创作领域提供了一篇优秀的作品。
《封锁》写的是一九四三年八月,旧上海的某一天,一辆电车在封锁后的短暂故事。在封锁期间,整个上海都凝固了,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故事的男主人公,一个已婚人士,某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正细心地反读黏在热包子上的报纸。女主人公吴翠远,是某大学的年轻助教,也正一心一意地批改学生的作业。他们本是陌生人,虽坐同一辆电车,但却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要不是吕宗桢一抬头一看见他那个讨厌的侄子他们是不会有机会认识的,为了躲避一心想找个好岳家而向上爬的侄子的纠缠,吕宗桢有意坐到吴翠远的旁边去了,“不声不响地宣布了他的调情计划”。
他们越谈就越投机,并且相爱了,甚至还谈到了婚姻大事。在吴翠远留下电话号码后,封锁解除了。“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他走了„„.电车上点上了灯,她一眼就望见他遥遥地坐在他原先的位置上了。她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
在小说中,吕宗桢是有家庭、有事业的人,但是他并不快乐,他连每天为什么要离家去上班,下班后要回家也不明白,他更不敢去想生活的意义,甚至拒绝去想。而吴翠远是一个严肃过头的、平淡无趣的女性,“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结婚”。我们通常以为浪漫的,偶然的邂逅是属于那些轻佻的或热情大方的女子与男子之间的事,不会发生在吴翠远身上(也不会发生在我们一般人的身上),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对外表现的非常得体,非常好的男女,通常都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有着世人认可的一套行为标准,因而当他们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从没有浪漫过的他们可能就会迸发出激烈的火花,不能自已,一浪漫起来就会很快进入情节,这也是两个陌生人为什么能很快相爱的原因。所以在封锁期间,男女主人公就完全放开了,单纯地为了爱情而爱情。然而一旦封锁结束,他们又不得不回到尘世中,做回那个规规矩矩的人,那纯洁的爱情就像昙花一现那样的短暂和飘渺。作者通过封锁期间与封锁后的时空变化,描绘了两种不同的情景。而他们两个人在封锁期间的短暂的、纯洁的爱情也反映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其实都是有着两种不同的人格,自我与本我的矛盾,一个为了遵循社会的生存规则,一个则是属于自己内在的真实呼喊,而我们通常都是隐藏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按照尘世的标准来规范自己。
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多次提到好人与真人,在这里,好人与真人是对立的。“好人”是社会塑造出来的形象。家庭、环境、道德、习俗、教育一起联合完成了这个塑造工作。这个“好”是尘世的标准,对人的行为规则有着许多的约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扼杀着人的真情实意,也扼杀了人的生命力,就好比如古代得三纲五常对妇女的思想的扼杀,虽然程度上没有那么严重,但也相差不远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好人”并不完全等于真人,而我们的人类的发展速度是在不断的加快的,但人类的文化似乎还没有来得及跟上发展的速度,这是一对值得我们去探讨的矛盾。张爱玲的小说表现了这种对立,这是一种难得可贵的智慧和敏锐,因而她的小说也就具有别人没有的前沿性,也往往能引起我们读者的深深地共鸣。
吴翠远是个好人,她的父母、她的学生都将视为好人,她也一直扮演着好人的角色。但她的父母却为好女儿嫁不出而发愁,学生们也不敢在好老师面前说一句真话,她是一个不快乐的好人,因而她在电车上才会有了那么多奇异的行为与思想,她甚至想违反大家对她的好人的看法,想做出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想成为一个真人,尽管那个真人是坏的一面,她也在所不惜想做一次真人,但是男主人公吕宗桢却没有翠远那样的高尚了。
而在小说中,作者张爱玲还借女主人公之口对女子教育发表了一番惊人之论:“其实,女子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这种对女子教育的怀疑态度,是基于作者对好人教育的轻视,在作者看来,女子教育不但没有改变女子的基本需求,也没有帮助女子处理和解决情感问题,更没有改变世人对女子的看法,反而使女子失去了生命的气息,失去了前进的方向。翠远的这句话,道出了女子教育的悲哀,所谓的女子教育最终也还是为了要找个好归属,成为了女子更大的束缚。翠远接受了好人教育,成为了好人,却以自己的经历否定了这种教育,使我们读者更能感受到女子教育以致好人教育的悲哀,也借以警醒我们急需解决“文明及其不满”这个高难课题。
这篇六千余字的小说,讲述了一个传奇的故事,不仅包孕了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也达到了张爱玲写传奇的宣示:“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确是一篇值得细读的优秀作品。
第二篇:解读张爱玲小说《封锁》.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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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第 3 期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张爱玲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一位行走在边缘的、关注小市民平凡人生和痛苦灵魂的女性作家。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阐释当时上海的社会生活和人生百态。她的作品以深厚的语言功底、细腻的个人感怀叙述了一个个关于家庭和婚姻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尤其是那些被忽视的女性,这使得她成为当代文坛上一面与众不同的旗帜。《封锁》是她在1943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以当时上海最为普通的一辆电车为背景,用平实的语言娓娓讲述了在封锁时期发生在电车上的一个虽然不轰轰烈烈,却让人忍不住为之同情的一对普通男女的爱情故事,揭示了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懦弱、奴性、不觉醒的知识分子在不幸的婚姻和家庭中的无力反抗与痛苦的心灵,揭露了在世俗中挣扎的小人物的悲凉人生。张爱玲在《封锁》中刻画了两个“五四”以后的普通的都市知识分子的形象,一个是被世俗生活束缚,失去了自我,没有思想,甘于平庸生活,无力挣扎的男主人公——吕宗桢;另一个是接受了高等教育却拥有一个女奴的灵魂的职业女性——吴翠远。这两个人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在同一个“没有思想的”城市里虚伪平庸地生活着;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他们如同两只孤独的蜗牛。是一次封锁成就了他们的偶然相遇,使他们在这个舞台——电车上以真实的面目示人,大胆地向对方吐露心迹,表达了各自对生活和婚姻的不满,对爱情的渴望,从空虚平淡的生活中获得了片刻解放,在情感上产生了片刻的交汇。然而,短暂的理想被无情的现实阻隔,这段感情最终以“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8970 —(2009)03 —0044 —02[收稿日期]2009-02-02[作者简介]李娟梅(1978-),女,陕西岐山人,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文秘旅游教研室讲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梦”结束。这样看似一个不起眼的小插曲,让我们看到了在世俗生活掩饰下的小人物的悲哀命运。35岁的吕宗桢是上海华茂银行的一个会计师。他虽然是“五四”以后华济大学商科毕业生,受了高等教育,却没有思想上的觉醒,新的社会思潮也没有给他造成很大的冲击。他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没有思想,没有激情,甚至还保留了封建思想的残余。日寇入侵,上海沦陷并没有激发他的爱国激情和民族责任感。在沦陷区,他循规蹈矩,过着琐碎平庸而无聊的生活,是一个世俗愚昧的小市民。他对婚姻没有自己的立场,尽管对“母亲给自己定下的连小学都没毕业”、脾气不好的太太不满意,曾经反对过,却被对方外表的美吸引,接受了她,并有了儿女。他对工作没有一点兴趣,对事业没有上进心,认为自己就是在混日子。他与没有文化的太太缺少共同语言,存在思想上的巨大隔膜,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情感世界苍白、内心空虚无聊,对政治和实事漠不关心,甚至思想对他来说也变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是一个“好人”。他每天乘坐电车上下班,生活如同一辆电车,机械地前进着,社会上的一切似乎都不能对他产生影响。突然有一天,他在下班的电车上,遭遇了封锁,电车变成了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封锁限制了人的行动自由,闪躲在内心深处的欲望恰好借机挣脱束缚,晃了出来,虚伪与真实仅一条虚线之隔。整个城市停滞了,人们在这种压力之下开始产生幻觉。吕宗桢与翠远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一个真实而虚幻的梦。为了躲避表侄纠缠的吕宗桢躲在了翠远旁边。简单交谈后,他突然发现自己需要一个如翠远这样有文透视在“封锁”中挣扎的灵魂——解读张爱玲小说《封锁》李娟梅(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073)摘 要:女性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关注的是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在平凡的生活琐事中展现人物悲凉的内心世界。《封锁》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20世纪40年代上海封锁时期发生在电车上两个都市知识男女之间的一个短暂的爱情故事,揭示了小人物在生活和情感的“封锁”中挣扎的悲剧命运,让人深深体会了一份炎凉之
感和小人物的无奈与悲怆。关键词:张爱玲;《封锁》;解读
哈 尔 滨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2009年 第 3 期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45?化,温柔的、善解人意的女人。他内心真
实的感情突然被激活,如烈火一般喷发出来,很快与她恋爱了。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他毫
无保留的向她吐露了自己的家庭不幸、生活的悲哀、年轻时的志愿。在翠远面前,他忘记了
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他只是一个需要爱与被爱的男人。此时,一个正常的男人被压
抑的情感得到了宣泄,爱情的喜悦让他快乐,整个的世界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他决定“重
新结婚”。似乎这个被世俗生活封锁的男人马上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与爱情,冲破所有的束
缚,追求新的生活。然而男人可怕的虚伪与自私在这个时候很快暴露出来,当翠远以为这个
男人要与过去的家庭彻底决裂——离婚,和自己结婚时,他却以“顾全孩子们的幸福”为借
口,表明自己不想离婚,只想娶一个当妻子看待的妾。而在婚姻最终归结到法律地位、年龄
和家庭问题和钱等现实问题上时,他懦弱的人格终于显现,以看似正当的理由断绝了翠远所
有的念头。当封锁解除,这个男人从梦中回到了现实的虚伪生活,如同一只没有思想的乌壳
虫。通过这样一个外表现代、正派,内心保守自私的“老实人”在电车上偶遇爱情后兴奋、幻想、最终幻灭的一系列表现,我们看到了吕宗桢在现代外衣掩饰下的封建古板、自私懦弱、空虚寂寞的内心世界。作者力图挖掘这种麻木的文化人最真实的灵魂深处的东西,让其暴露
在世人的面前。出于人性的本能,他渴望爱情和有品质的生活;在奴性思想的驱使下,他想
蓄妾,虽然他不是一个强势的男人,但是长久以来封建社会男人的劣根性在他思想里依然存
在,在他看来,女人仍然是男人的附庸。在电车上短暂的幸福与抗争之后,他最终还是要向
金钱、地位、家庭和残酷的生活低头,回到那个让他感觉“无家可归”的家。爱情和自由对
他来说,只是一个不近情理的梦而已。这个人物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塑造的知
识分子方鸿渐一样,有着旧中国都市知识分子的怯懦人格,这是导致他爱情失败的致命的弱
点。政治上的封锁给了他一次释放情感的机会,软弱的灵魂最终彻底地将他封锁在真实的情
感生活之外,把他推回到了庸俗麻木的小市民生活的“封锁”之中。小说的女主人公,25
岁还没有结婚的知识女性吴翠远,是张爱玲笔下无数个普通女性中的一个,她生活在挣脱不
开的心狱里,没有现代社会女性应有的骚动和憧憬,身上弥漫着卑弱的气息,为男人而快乐、苦恼、抽泣。时代的气息留给她的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虽然带有反叛的情绪,但她的意识
仍被男性世界所控制和支配,甚至于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女奴。她生活在表面“新式的、带着
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里,家人们过着刻板的、循规蹈矩、与世事几乎隔绝的生活。她用
功读书,一步一步往上爬,读了大学,并留校担任英文助教,成为一位职业女性。然而她并
没有达到现代女性的真正解放和人格独立。她骨子里并不快乐,思想上保守、空虚,甚至自
卑。她其貌不扬,古板打扮,丝毫不能体现出现代知识女性的气质。她事业上找不到成就感,并且内心自卑。与吕宗桢相比,她的性格里多了些叛逆的成分。她厌恶家人的势利与虚伪,厌恶这种机械、隔膜的生活。她知道自己不快乐的原因,在心灵深处渴求一种真实的生活和
情感,她对爱情的渴求被家庭和生活压抑着,被无形的精神囹圄封锁着。这个自认为对男人的本性很了解的女人因为电车上遇到的这个“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却是一个真的人”的花言巧语,突然觉得炽热,快乐。这个有家室的男人积压已久的牢骚话居然让她很快陷入
了爱情。甚至不在乎地位和名分,甘于做他的妾,并且打算以此作为对家的报复。可见,翠
远的内心是荒凉而悲哀的,情感世界苍白得如同一片白纸,被奴性的思想充斥着,即使在追
求欲望和爱情的时候,也心甘情愿成为男人的附庸。在电车上的梦里,她抛开了金钱、地位、尊严和家庭,只想拥有一份自然真实的爱情,但是满怀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这个自私虚伪的“好人”,转眼间就忘记了她,她却还为他流了泪,渴望着他能记起她,给她打电话。最
终,封锁解除的时候,他丢下了她,退回了原地,她才明白“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
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她想做个没钱人的小老婆都不能如愿,心灵的片刻的挣扎以失败结束。有形的“封锁”解除了,她和他又陷入了无形的封锁,依然
是陌路人,连那一点幻想也破灭了。翠远有知识,温柔、单纯、善解人意,但是没有追求精
神解放的意识,她囿于男性的世界里丧失了自我,渴望男人施舍的爱与温暖,是个不能从奴
性中走出的不觉醒的现代女性。通过对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张爱玲表现了“哀其不幸,怒
其不争”的无奈。正如张爱玲所说过的“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整个故事的开展以铃声开始又以铃声结束,铃声宣
告了封锁的开始,让电车上的人们产生幻觉,进入梦境;铃声又让人清醒,然而清醒之后却
是继续虚伪。梦醒了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包括开放前他们信誓旦旦的“婚姻”。这就是“封
锁”中的“爱情”。作者以这两个旧中国的都市知识分子的情感遭遇向人们诉说了一个现实,在那样麻木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被封锁了,人是孤独的,无论是已婚的还是
未婚的人,都是不自由的;人的心灵被有形无形的“封锁”隔开了,人性被压抑了“,思想
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即便人会挣扎,但最终还是失去了追求爱情和家庭幸福的勇气;男人、女人都是软弱、自私甚至愚蠢的,表现出一种可悲的奴性。张爱玲无情的笔在让人感到情的飘零的同时,更让人深深体会一份炎凉之感和小人物的无奈与悲怆。[参考文献][1]李建波.论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6,(6).[2]于青.张爱玲传[M].北京:中国华
侨出版社,2003.(1).[3]苟建明.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2,(5).[4]李晓花.论张爱玲小说对女性意识和婚姻的探索[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2).[5]
金学丽.论张爱玲的人性观[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6]古月云.论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边缘存在[J].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2008,(3).(责任编辑: 刘 芳)
第三篇:《封锁》解读
《封锁》解读
一
《封锁》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遭遇到封锁时发生的短暂的爱情故事。封锁结束后,爱情也结束了,一切又都复原了。
从故事层面上看,这是一个“艳遇”的故事。它具备“艳遇”故事要求的一些元素,比如“旅行”。人物可以暂时从秩序化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而进入能够产生爱情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他们可以暂时忘掉他们的妻子或丈夫--产生爱情的最大障碍;并且他们可以有时间闲得无聊,这使得爱情的欲望能够产生。两者--障碍的消除和欲望的产生是“艳遇”故事在逻辑上能够成立的前提,“旅行”是实现这个前提的标准化模式。我们可以把电车看作一个封闭的空间,它隔离了正常的生活空间,人和人之间许多不利于爱情发展的关系被排除了,只剩下比较单纯的乘客关系,并且具有了向爱情关系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还有时间因素,市内交通毕竟不同于长途旅行,所以张爱玲必须把时间封锁起来,人为地让时间停滞或延长。此外,《封锁》中的人物也一般地符合“艳遇”故事的要求--孤男寡女(当然在不同的文本中有不同的变体)。他们都存在某些缺乏,在意识或潜意识中存在着欲望。翠远的缺乏是“好人”的缺乏,她“象一教会派的少奶奶”,“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驰的,没有轮廊”,“很有讣闻的风味”。真实的生命对于她就像从希伯莱文到上海话那么遥远,她的欲望就是要背叛自己,渴望刺激,渴望听到“红嘴唇斩卖淫妇……大世界……下等舞场与酒吧间”的充满肉欲的感官诱惑。
宗桢的缺乏是一个“老实人”的缺乏。他是“菠菜包子”,“一个个雪白的,喷出淡淡的麻油气味”,是像“讣告……申请……华股动态……隆重登场候教……”那些得胜的字眼儿。正因为他的琐屑和平庸,甚至都不能觉察出自己的缺乏与俗望。他向翠远的调情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甚至要借助张爱玲在这里设置的一个因果关系,要逃离董培芝和向她太太报复。但我们还是觉察了宗桢的欲望,只不过他自己一开始忘记了。后来,他的欲望才苏醒。“他现在记得了,他瞧见她上车的--非常戏剧化的一刹那,但是那戏剧效果是碰巧得到的,并不能归功于她。他低声道:'你知道么?我看见你上车。前头的玻璃上贴的广告,撕破了一块,从这破的地方我看见你的侧面,就只一点下巴。'是乃络维奶粉的广告,画着一个胖孩子,孩子的耳朵底下突然出现了这女人的下巴,仔细想起来是有点吓人的。'后来你低头去从皮包里拿钱,我才看见你的眼睛、眉毛、头发。'拆开来一部分一部分的看,她未尝没有她的一种风韵。”
接下来是短暂的爱情,这是欲望的完成过程和欲望完成。它是“艳遇”故事必备的核心元素。最后,“艳遇”故事的结构元素常常是封闭式的,起点和终点的合一,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泛起漂亮的波纹而终将归于平静,在《封锁》中前后两次“叮玲玲玲……”的冷冷的铃声就把切断的时间和空间给修复上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
二
从小说类型的元素分析,我们可以把《封锁》看成是普通意义上的“艳遇”故事。张爱玲对市民文化的兴趣可能会为此提供一些佐证。但这样的判断可能隐藏着几个危险。第一,从文本中有意地剥离出一些元素的分析方法可能会使文本的丰富性和诸多可能性受到破坏,会把分析引向“艳遇”故事而不是张爱玲的《封锁》;第二,将《封锁》归类于“艳遇”故事之后,我们还能得出什么其他结论呢?对文本的分析来说,虽然有时命名是必要的,但我们仅能将此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开始,而不是结论。的确,在《封锁》中,我们会发现有许多丰富的意蕴不能为“艳遇”这个故事框架所容纳,而它们对文本的解读来说,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能够穿越文本的故事层面而进入更高一级的隐喻层面。
我们的分析可以从小说的题目入手。“封锁”应该不仅仅是提示宗桢和翠远遭遇爱情的特殊的时间段,也不仅仅是像开始分析“艳遇”故事的元素那样,仅是人为地把时间停滞或延长而使用的叙事技巧。它应该具有另一层的隐喻意义。小说的第一段是冗长、平庸和沉寂的,几乎没有任何动感的日常生活的喻示。这一段的人物行动线只有两句话,“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开电车的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开电车的人开电车”是小说的第一句话,叙述语言给我们带来的语感是冷漠、笨拙、贫乏而毫无生气。“车轨”、“曲蟮”的比喻意象显示出生命的冗长乏味,它是“柔滑”的,没有任何的尖锐力度同时又把握不住转瞬即逝,是“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单调的,毫无美感的“蠕蠕”的机构运动,并且还是“老长老长”没个尽头。这种生存状态几乎会让人发疯,然而所有的人都像开电车的一样不发疯。
封锁的隐喻意义在这里呈现为贫乏冗长的日常生存状态对人们的封锁。接下来情节的发展使这个隐喻意义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由封锁后的宗桢和翠远的短暂爱情来完成的。这一层的隐喻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封锁中的爱情遭遇导致激情的突然迸发,从而构成对日常生活的封锁。“如果不碰至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封锁成为一个与日常生活失去关联的突然凸现出来的真空状态。激情的突然发出,在文本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出其不意地,两人的面庞异常接近。在极短的距离内,任何人的脸都和寻常不同,像银幕上特写镜头一般的紧张。宗桢和翠远突然觉得他们俩还是第一次见面。在宗桢眼中,她的脸象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更是风中的花蕊。
这个场景,像《倾城这恋》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战乱之后的断墙下的突然发现。陌生化的文学效果,通过扭曲、变形和紧张,他们才会从陌生中第一次互相发现对方,发现对方和自己的激情。而这之前,在宗桢的眼中,翠远是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激情。但现在,宗桢成为一个单纯的男子,而翠远则成为“会脸红”的“白描牡丹”样的娇羞可爱的女人。对比本文的开始段落,一个是冗长和贫乏,一个是激情和想象,它们相互对立,后者否定了前者,激情封锁了平庸,这构成文本中封锁的第二个隐喻。
事实上,对《封锁》叙述角度的分析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的对立及封锁的隐喻。在分析之前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叙述角度的绝对划分和区别,更多的是为了理论阐述的方便,而对于具体文本来说,则很难有那么纯粹。即使像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那样纯粹的旁观视角,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段的景物描写中看到全知的视角。所以一些叙事学的研究干脆不用“视角”而用“聚集”,即在叙述语言中除了叙述者的语言之外还夹杂有人物的意识、观点等。对于《封锁》,视角的使用也是混杂的,所以我们此处的分析只是不太精确的精括的分析。《封锁》的视角运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旁观视角,一类是全知视角(兼杂着人物的聚焦)。旁观视角用于宗桢和翠远之外的场景描写,像小说开始时遭遇封锁马路上的慌乱的场景,以及电车上各色人等和山东乞丐等。这些场景是并置的,更多的是空间的排列而非时间的顺序,是展示而非进入。旁观的视角并不介入人物的内心,和人物保持着距离。它的冷漠,有时又带有些机智的嘲讽的叙述态度为我们展现了日常生活场景的冗长、混乱、死寂、单调、平庸和无聊。全知视角用于宗桢和翠远,它在本文中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物的对话,一是人物的内心描述和分析。人物进入了具体的情境,对话和内心活动不断推动情
节的进展,叙述者不再是冷漠的旁观者,它直接切入人物和情节,成为故事本身。叙述者对人物的了然于心,使人物依赖于叙事者。宗桢和翠远产生的激情同时也体现为叙述者的激情。激情和冗长的对立,也就是两种叙述、两个叙述者的对立。这构成了充满激情的叙述者对暗淡、冷漠的叙述者的封锁。对于后者,人物是死亡的,意识、生命和活力消退在一个个的场景中,仅仅成为场景的一个部分和摆设,场景压倒了人物。对于前者,人物则从场景中凸现出来,空间的并列变为时间的纵深,具有了意识,最终瞬间产生激情,冲破、超越了冗长沉闷的场景。对人物的压抑和封锁,反而封锁了场景。
这是封锁的第二层隐喻。但我们还可以发现第三层的隐喻意义,它主要是由本文的结构带来的,它造成本文的悲剧意味;激情的瞬间产生又瞬间消失。“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只不过是上海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这种封闭式的结构,两声冷冷的铃声把时间和空间切断了。第一次切断产生了激情,第二次切断是切断激情。生活重新恢复了常态,冗长和单调又重新封锁了激情,在翠远的眼中,人物死亡了,时间又换成了空间,人物重新又成了场景。
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大城市。电车当当当往前开了。……黄昏的人行道上,卖臭豆腐干的歇下了担子,一个人捧着文王神卦的匣子,闭着眼霍霍的摇。一个大个子的金发女人,背上背着大草帽,露出大牙齿来向一个意大利水兵一笑,说了句玩笑话。翠远的眼睛看到了他们,他们就活了,只活那么一刹那。车往前当当当的跑,他们一个个的死去了。
通过对“封锁”的三个隐喻意义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封锁》这篇小说在故事层面上是“艳遇”故事,但它的丰富的意蕴又超出了其承载。因此我们可以说它并不是个“艳遇”故事或者说它仅仅是借用了“艳遇”故事的外壳。“旅行”元素的功能原来仅仅是艳遇发生的前提,但“封锁”,正像我们分析的那样,它不仅作为前提存在,作为提供人物活动的时空存在,它是从日常生活的冗长中凸现出来的真空状态,是激情存在的方式;“邂逅”、“调情”也不是和不仅是感官欲望的表现,而是活的生命的发现;封闭的结构也突破了模式化的意义而获得更深的隐喻意义。
但上述的解读还不能说对《封锁》的分析已经完成,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有趣的发现。它们可能会对上述分析的结论构成颠覆,但同时也是对结论的一种丰富。
三
《封锁》中最精彩、最出色的艺术表现是反讽。在文本中,这是通过宗桢和翠远的相互错位,他们的激情只不过是没有对象的在想象中的独语,他们成为不可靠的叙述者,隐含的作者和叙述者之间出现裂隙并相互背离,从而构成对激情的消解来完成的。也许,这才是“封锁”这个题目的最大的隐喻意义。
上文说过翠远是个极度缺乏的女人。小资产阶级、基督教的装腔作势、温文尔雅的家庭教育使她觉得真实的生命对于她是无比的遥远,她对生命的敏感和渴望是如此的强烈,甚至小孩坚硬的鞋底的触及都使她感到真实。而宗桢却是像木头一样的毫无生命的东西。渴望和渴望的对象在一开始就是错位的,滑稽的。在第一部分的分析中曾提到张爱玲设计了一个因果关系让宗桢和翠远坐在一起。这里真实的逻辑是因为宗桢害怕培芝的纠缠,另一个逻辑关涉情节的向前发展,是为了让宗桢能够“调戏”翠远。这个因果关系设计得既笨拙又聪明。笨拙在于这个因果关系在文本中显得突兀,不惜浪费笔墨地设计培芝这样一个和情节进展几乎没什么关联的人物,他的功能仅仅是一个局部的因果关系中的因子。但同时这个设计又是聪明的,聪明就在于它的突兀和笨拙,以致让宗桢调戏翠远显得生硬和不可信,最终导致对后面产生的激情的消解。
在涉及宗桢和翠远的爱情时,张爱玲更多地运用全知和人物视角。在进行对话和内心活
动的描述时,这使得人物间的错位成为可能。具体地分析这些错位,是很有趣的。
宗桢迫于培芝而向翠远发出调情的信息,但对于发送者,它却仅是言语的、能指的滑动,并无具体的所指,所以他随口就“早忘了他说了些什么”。但接受者翠远却错误地接收了信息,“翠远笑了,看不出这个倒也会花言巧语……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她背过脸去,细声道:'这种话,少说些罢!'”
“'申光大学……您在申光读书?'”这是宗桢吓退董培芝后的无话找话,亦不含具体的所指,而翠远又接收错子,以为是在奉承她的年轻,“她笑了,没有做声”。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错位:翠远的自做多情和宗桢的心不在焉。
宗桢现在真正开始调情了,这个老实人,开始变坏了,这是因为他看到“她颈上的像指甲印子的棕色的痣”,他“咳嗽”了一声,表明他对欲望想象的稍微压制,回到现实,也表明调情的真正开始。但是翠远又理解错了,她恰恰以为他是由坏人变成老实人。“她注意到他的手臂不在那儿了,以为他态度的转变是由于她端凝的入格,潜移默化所致。”翠远渴望爱情,但宗桢去渴望调情,这是他们的第二个错位。
宗桢要调情,就要把自己扮成挺可怜的没人同情的角色。“'你不知道--我家里--咳,别提了!'……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翠远是“皱着眉毛望着他,表示充分了解”。他们两人同时进入了“调情”的标准化情境。爱情似乎与真假无关。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文本中宗桢的“迟疑”、“吞吞吐吐”、“万分为难”,翠远的“皱着眉毛”,以及三个破折号产生对叙述这个故事的叙述者的怀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隐含的作者和叙述者分离了,文本外出现了第三只眼睛,这让人想起张爱玲《传奇》的封面来。因此,文本获得了一种反讽的意味。现在我们可以怀疑此文第二部分对文本隐喻意义的分析了,它不是一个激情瞬间突破冗长、贫乏的封锁而又瞬间消失的悲剧故事,而是对激情的颠覆和消解。因而,当宗桢和翠远在卡车隆隆驶过互相第一次发现时,当翠远在宗桢的眼里成为一朵风中美丽的牡丹花时,当宗桢想象自己成为单纯的男子时,我们的确会感到其中具有滑稽和喜剧色彩的反讽意味。因而当我们读到“他们恋爱着了。他告诉她许多……无休无歇的话,可是她并不嫌烦”时,我们可以将它们看成是对爱情戏剧的滑稽摹仿。
但是这些“戏”中的人物对此并不知晓。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激情的想象中,他们“苦楚”、“温柔”、“慷慨激昂”、“痛哭”的爱情表白实际上是没有实指对象的。在这里,他们的语言功能不在于交流,而在于为自己提供一个讲话的场所,是能指的无限蔓延,他们愿望的满足是没有对象的,仅在自己的想象中完成。愿望、激情变成了纯粹是语言组织的结果。小说文本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宗桢回到家,“他还记得电车上那一回事,可是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那是天生使人忘记的脸。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可是他自己的话他记得很清楚--温柔地:'你--几岁?'慷慨激昂地:'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这是一出可笑的爱情戏。上述这些:宗桢和翠远的错位;不可靠的叙述者--作者和叙述者的距离;激情的表白只不过是能指的滑动;最终构成了文本的反讽力量。
文本最后“乌壳虫”的意象饶有趣味。整个人尖、整个生命过程就像乌壳虫一样,它会思考么,思考是痛苦的,并且“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还是回窠去吧。现在让我们也回到此文的第一部分“艳遇”故事上来,我们可能又会发出,《封锁》和“艳遇”故事,除了故事表层的相同,还有另一些更重要的相同。“艳遇”故事不需要太多的思想,而《封锁》也不需要。因为“思想毕竟是痛苦的”。
第四篇:读张爱玲《封锁》
与人物心灵零距离接触
——读张爱玲《封锁》
一、摘要
张爱玲在《封锁》中描绘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封锁时偶遇到发生短暂的爱情故事。其中,近半个篇幅的出神入化适可而止的心理剖析,与情节叙事黄金融合。封锁结束后,爱情也结束了,一切又回复理性。然而张爱玲波折又悲惨的生平经历正是这份理性的源泉。
二、关键词
张爱玲封锁
三、论文
张爱玲的《封锁》是《传奇》中篇幅最短的,时间集中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空间局限在狭小的电车车厢中,人物也集中在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男女身上。《封锁》以描写蠕动的电车车轨开篇,又以开车人的大喝“猪猡”讽刺收尾。短短的8000多字,捕捉了异常状态下人们的微妙心理与人物内心的转折。
张爱玲的作品虽然通常与时代保持一定的间隔,尽写与重大事件不相干的事,但是她强调背景。《封锁》写于1943年8月,以上海沦陷为背景。早在1937年8月,上海被战火覆盖,同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此后的大上海,一直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统治之下,题目“封锁”,是指日本警察为打击抗日活动分子而封锁上海部分地
1另一象征性所指,是现代社会的人性的压抑状态,也就是人性的封锁。区的措施。○
封锁作为一种非常态的现象,和常态的社会秩序形成对照,在对照中,社会状态的压抑被有力地突出出来。就在某次的封锁中,在封闭的电车车厢里,上演了一段凝固而短暂的战时“爱情”。男主人公吕宗桢是 “老实人”,是一位银行会计师,遵着太太旨意,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手提菠菜包子回家;女主人公翠远是,家里的乖孩子、好女儿、学校的好学生,大学里的英文助教,“教会派少奶奶”,“很有点讣闻的风味”。他们在文明秩序中,都是按照社会秩序指派给他的角色做人,总是被压抑,没有自我。
故事的开端,在封锁的车厢里,一个个人物有序登场又纷纷离场,从女太太们、山东乞丐、中年夫妇、对面的老头、吴翠远、医科学生到一对夫妇,狭小的车厢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剧目,因为“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地空虚”。当吕宗桢看到妻子的亲戚董培芝时,他的内心也打起了算盘,“培芝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清寒子弟,一心只想娶个略资产的小姐,作为上进的基础”,“只怕培芝看见了他,要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向他进攻”,于是他“一阵风奔到对面的一排座位上”,就是这样的荒谬开始,他偶遇了吴翠远,并开始搭讪她。他并不喜欢翠远,在他眼里,她原来只是普普通通的,但她的脸红又让他很愉快,他想像这是对太太的报复,动摇自己的好丈夫的角色。他对于吴翠远的搭讪,只是为了能让他逃离时代和生活。其实这更是对于生活的叛逆,是要颠覆这个社会赋予他的角色,是生活、是现代社会对人压
抑的展现。吕宗桢对吴翠远说出了积压在心中已久的不满,这是他对于生活的厌烦。他希望通过起倾诉来解放欲望。在倾诉中他经由对方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发现了自己的魅力,走向了爱的巅峰。但就当这段爱即将结出果实时,吕宗桢的爱戏剧性地与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谈到了离婚,但“我不能够离婚,我得顾全孩子的幸福”,他想找个情人——真正的妻子,可“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作为女主人公的吴翠远,她的内心也经历了挣扎的过程。一个25岁还没有经历过恋爱的平常人家的女孩必然会把德行和操守看得格外的重要,并因此而对周边的一切陌生人, 尤其是陌生
2这时她的心理还是理性的。就翠远而言, 这些“理性”只的男人抱有戒备心理。○
是在维持一种暂时的矜持。当倾诉深入,情感的防线此时已经坍塌,理性走向了薄弱,吴翠远无法客观认识自己, 认识对方, 失去了控制局面的可能性,她甚至激动而快
3她觉得,“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乐地要主动抓住这不期而遇的爱情了。○的好人——她恨他们!他们哄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棕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就是说,她在内心渴望做一个男人的情人。这是她对于时代对于生活的叛逆。当吕宗桢说出“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时,为了可能失去不再来的萍水相逢, 为了预想中悲壮而热烈的爱情悲剧,翠远哭了起来,“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她说出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她希望他也相信他会记住的,“她一定会管不住她自己的声音,对他分外的热烈”,吴翠远似乎还对这段短短的爱有着一丝希望,她期望着他的电话。这到底是一段怎样的爱情?也许只有梦是最好的答案吧。像吕宗桢这样的好男人不会为电车上的偶然春心萌动付出行动,他不会付出爱,他只需要解乏,需要放松,而这些完成了,他们的关系也就完成了,实在在的那只是一次“调情”。“叮玲玲玲玲”的声音,打破了“封锁”。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只不过是上海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事如春梦了无痕,一切又回归了现实。
张爱玲对此的塑造是如此理性,这也许是与她凄凉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吧。张爱玲出身世家,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父亲过着典型的遗少生活, 而母亲则是一个热烈地向往并追逐西洋文化的女人,这也注定了父母之间的不和谐。无休止的争吵、打骂、冷战给张爱玲的童年记忆涂上一层阴影,最终因父母的离婚。随后父亲再婚, 继母与张爱玲之间维持着不尴不尬的关系。张爱玲中学毕业时母亲的回国,在母亲的影响下她要求出国留学, 父亲和继母大为恼火。根据父母亲离婚协议里商定,张爱玲的教育费由父亲负担。父亲虽然有钱,但他不愿拿钱来供爱玲上学。在一次与继母的冲突中,张爱玲出于自卫想要还手,被继母告了一状,父亲恶狠狠地拳脚相加,把她关进了一所空房子。后来,她在何干的帮助之下逃离父亲的家,回到母亲那里,1939年通过了伦敦大学的考试,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却经历了香港的沦陷,又回到了上海。回到那样一个低气压的时代。学业也因体力不支,中途放弃了,在沦陷的上海她深刻地感受到:“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4命运的波折使年幼的张爱玲早早地走向了理性。即使是在之后与胡兰成的婚姻中,她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不管他是汉奸还是已婚。抗战后,胡逃至温州,张爱玲千里迢迢觅到他,但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这又是何等的理性。
在《封锁》中,不仅使我读到了男女主人公心理的曲折变化,也使得我离张爱玲的距离近了,我看到了一个可怜而、坚强而又伟大的张爱玲。面对上海的沦陷,她没有沉沦,反而崛起。在1937—1941年期间,张爱玲在上海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上海沦陷的同时,张爱玲也遭遇了家的“沦陷”。到了1943—1945年,她却大放异彩,轰动文坛,在沦陷的上海成为一颗最为耀眼的星。可以说,张爱玲的著名作品大多出自这一期间。1943年4月,张爱玲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后,一鸣惊人同年5月,发表了《心经》,8月发表了《封锁》,1944年先后发表了《年青的时候》、《花凋》、《鸣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张爱玲在沦陷区的文坛里大放异彩,如鱼得水。无论是《封锁》中的吕宗桢、吴翠远还是《金锁记》中人性扭曲的七巧,张爱玲都成功地把她们塑造为那个时代中悲剧而又典型大的人物。这样的悲剧不仅是故事自身所赋予的, 更多地来自于张爱玲个人的悲剧气质一个乱世才女对人生际遇无常的悲凉感受和无奈情绪。正因为有了这种体味, 才使得她始终能以一种异常的清醒面对着历史和生命。○
四、参考文献
1金宏达 《镜像缤纷·小说研究——回望张爱玲》【M】 文化艺术出版社 P231 ○
2齐红 《直面心灵的角落——封锁解读》华文文学【J】 2003.4(总第57期)P58 ○
3齐红 《直面心灵的角落——封锁解读》华文文学【J】 2003.4(总第57期)P58 ○
○4陈远 《张爱玲与上海的沦陷》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5李志华《解读封锁》 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 2002.2 P37
第五篇:《封锁》读后感
本我?
——《封锁》读后感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
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如果不碰到封锁,生活的常规是永远不会变的。而常规、长态、日常生活,往往会使人不知不觉的迷失本性,丢失自我。于是,就在这封锁中,就在这短暂的、狭小的被隔离的世界里,常规缺乏了它的约束力,一切生活的常态更显得空虚、没有营养、毫无意义„„
相反的是,那些平时藏在内心深处的、不符合常规的渴望却愈加强烈,诱使着人们去进行心灵的冒险,进而付诸行动。
“他向她低声笑道:‘这封锁,几时完哪?真讨厌!’”,这是一次冲破常规的束缚的试探。而崇祯躲着他的亲戚的姿态,则更像是钻了常规的漏洞一样,又像是一种炫耀——“他的表侄正在那里双眼灼灼望着他,脸上带着点会心的微笑。如果他夹忙里跟他表侄对一对眼,也许那小子会怯怯地低下头去——处女风韵的窘态;也许那小子会向他挤一挤眼睛——谁知道?”
“翠远吃了一惊”,显然,我们的女主人公没有丝毫的准备。“他咬一咬牙,重新向翠远进攻”,“翠远重新吃了一惊”,他又夸她,说了许多好话。终于,“她背过脸去,细声道:‘这种话,少说些罢!’”这一句充满了少女的娇羞,却是已经动心了。
于是,常规被打破了„„
他继续和她说话,她也回应着他。“他看着她,她红了脸,她一脸红,让他看见了,他显然是很愉快。她的脸就越发红了。”
“崇祯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这显然是一种常规生活中不曾有的刺激。
“他们恋爱着了。” “他告诉她许多话”,“无休无歇的话,可是她不嫌烦”。他告诉她要打算重新结婚,又顾虑着孩子,他又问她是不是自由的,顾虑着她的家里人——终究还是没有完全脱离常规。她觉着:“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
他问她要电话号码,她只说了一遍,他掏笔,却越忙约摸不着,她却觉得,他理该记得。“封锁开放了。”
“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大城市。” “他走了。”
“对于她,他等于死了。” 然后呢?
然后,没有了„„
常规约束不了封锁里的世界,封锁里发生的是又怎么能延续到常规里来呢? 那封锁里的自己,算是本我的释放吗?叛逆罢了。什么才叫本我?
谁知道呢?总之,我是生活在常规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