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距的非公正性及其矫正

第一篇：城乡差距的非公正性及其矫正

城乡差距的非公正性及其矫正

党国英

【摘要】经济效率、社会平等与政治稳定是政治家通常追寻的施政目标。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目标可概括为社会公正目标。城乡二元体制既会引起效率的损失，又会产生社会不平等，更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必须通过城乡一体化改革与发展，建立更合理的城乡关系，实行积极的城镇化战略，推进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要素市场改革，实现城乡社会治理的一体化。

在我国，社会公正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体制。中央政府为克服这一障碍所确定的战略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在此，主要讨论城乡二元体制的非公正性以及城乡一体化与社会公正性目标的契合问题。

一、若干概念的界定

鉴于在这里使用的若干术语非经济学的标准术语，而有的术语意义广泛，与这里的使用不是完全吻合，需要先作一个简短讨论。

（一）效率

经济学的效率一般是指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实现利益最大化，社会边际成本（投入）与社会边际效用（报酬）相等，包含对外部成本（效益）内部化的要求。在讨论城乡一体化时使用的效率概念，主要是指全社会生产者所利用的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得到合理利用.即边际报酬相等。在此项分析中将引入国际比较。

（二）平等

大部分情况下，官方文件乃至学术界不大区分平等和公平（公正）之间的区别。公平应该是指效率与平等的兼顾，而平等是指基于公民政治权利诉求产生的收入均等。但这一表述并没有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原因是政治权利诉求受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难以形成稳定的、逻辑自洽的解释。这里所用的平等，是指经济利益在城乡居民间的合理分配，而对“合理”的把握则与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认识有关。

（三）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是指一个社会内生的通过法制手段预防和化解对抗性冲突以制度可能性，其中包括稳定的法律秩序、稳定的政权的及政权更迭的有序性。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正义论》把社会稳定作为社会公正的一个要素，纳入其理论分析框架。

（四）公正或正义

这里接受罗尔斯以及其他重要学者的意见，把公正看作在一定法制环境下对效率和平等的兼顾。符合公正性要求的制度特点主要是、在私人领域建立竞争性的按要素市场价格分配的机制，以保障经济活力;在公共领域确立竞争的合理秩序，并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渠道确立国民利益的基本平等;在这两个领域均通过民主、公开的原则确立利益冲突的调节政策。

（五）二元体制

二元体制的特点，一是市场不统一，特别是要素市场不统一;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公共财政不能覆盖到全社会，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应不足：三是社会治理方式不统一。

（六）城乡一体化

城乡发展鸿沟与制度差异是我国的一种特殊现象，因此，城乡一体化是讨论我国发展问题时的一个特殊概念。这里的城乡一体化是指通过城乡要素市场的逐步统一，实现国家公共服务对城乡社会的全覆盖和城乡居民的权利均等。

二、二元体制的非公正性

二元体制的非公正性主要体现在效率、社会平等、社会稳定三方面。

（一）二元体制产生效率的损失

1.劳动要素使用的效率损失.在二元体制下，劳动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是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其表现是城市的年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领域的年均劳动报酬。学术界对于两者的差距有不同估计，但对这种差距的存在均无疑义。即使将城乡劳动力换算为“标准劳动力”，其在城乡之间的报酬也是不同的。据统计，此项差距在2.2倍左右（按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差距还要大些）。如果这种差距是偶然发生，可认为与经济体制无关，但这种差距多年持续存在，则一定与体制有关。在理论上说，“标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输入差距乘以一个总数，便是因二元体制产生的劳动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总量，其中要扣除城市工资水平因竞争而产生的下降因素。据估计，这个数值可占到10%左右。

在目前已经有1亿5干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基础上，农村的隐形失业率仍然接近50%，考虑到我国农业技术提升的潜力，这个数字还要更大一些。

隐形失业意味着农民的劳动时间短。粗略估计，我国种粮农民的总的工作日和城市部门职工的加班的时间一样。调查可以发现，农民群体内部的收入高低与农民的劳动时间成正比。在华北平原，如果一户农民种植1公顷大田作物，一年2季，每年的劳动时间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到3个月。他们的收入总量不多，但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和城市体力劳动的报酬差不多，甚至还要略高一些。劳动时间长的主要是养殖农户以及从事蔬菜、水果生产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农户，他们的收入自然会高出种粮农民许多。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和养殖户的收入高，也是因为他们每年的有效工作日比一般农户要长许多。按这个分析，要让农民致富，就必须让农民增加劳动时间，接近充分就业，而城镇化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根本途径。现行的户籍制度影响这种变化。

从调查来看，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单位农产品生产中农民劳动时间投入数据，要高于这里的农户调查数据。统计局的数据要比这里的调查高出40%以上。实际上，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单位农产品的活劳动投入减少的可能性还很大。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农民的有效工作日也有限。也就是说，在已经大量转移劳动力的基础上，农民的有效工作日仍然为充分就业工作日的一半。

在市场环境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的、根本的源泉。没有过去的城镇化，就没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就大国经济成长历史看，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创造了新纪录。近十年左右，我国的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这个速度超过了美国最快时期的城镇化速度。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在最快时期每年大概提高0.5个百分点。我国比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快，直接原因是我国的城镇化步伐快。

2.土地要素利用的效率损失。我国二元体制在土地要素市场方面有突出反映。一是城乡之间实行不同的土地制度，以至农村土地转为建设用地时，事实上要被征用为国有土地。二是城乡土地交易方式不同。农村土地经由征地环节后，由国家将土地送入二级市场，农民的土地即使符合建设规划，也不能直接与土地最终使用者进行交易。三是城乡土地规划体制有差异。尽管国家已经有统一的《城乡规划法》，但因所有制不同产生的复杂问题，发生了所谓土地规划及用途管理的“圈内”、“圈外”困扰。

表1：全国农村闲置住房和村庄闲置土地的价值估算（亿元）

空置房屋总价值 闲置土地总面积 闲置土地总价值 价值总计

以大范围村庄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条件1)11627 0.147亿公顷 19555 31182

以河北省典型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条件2)26914 0.073亿公顷 9777 27891

注：大范围调查涉及11个省份，得到有效农户样本1650个;时间为2008～2009年。上表计算中，空置房屋分为3类，钢筋混凝土、砖混和其他;比例按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确定;价值按这里的调查数据确定;为2008年价格。土地价值按年地租率3000元／公顷和银行一年期定期储蓄利率计算。

从理论上说，地块的位置相近、用途相近，若因市场不完全造成价格差异，必然产生效率损失。在土地管理和土地交易的实践中，我国土地要素的效率损失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建设用地浪费较严重。我国因城镇化带来耕地减少的程度超过多数发达国家城镇化快速增长时期的耕地减少程度。在土地资源比较紧张的发达国家中，其城镇化率提高较快的时期，英国（1771～1850年）的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减少，日本（1920～1960年）略有增加。法国（1851～1954年）耕地面积以0.324%的速率减少，但其草地和森林面积有显著提高。我国实行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以后，按官方的数据，耕地没有减少，但占优补劣的问题突出。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可视为优质耕地的减少。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速度在“九五”、“十五”非常快，达到5.34%，但在“十一五”时期的前两年速度开始下降，但仍然达到3.84%。这种情形导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超过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以至城市人口密度持续下降，东部城市甚于西部城市，而东部城市政府最喜欢讲建设用地短缺。

第二，因所有权制度及其对土地规划体制的负面影响，我国住房建设用地被限于城市，且多是平原地区的优质耕地，浅山区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基本被堵死，形成住房建设用地的紧张。

第三，土地所有制缺陷和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异较大，也引导农民多占宅基地，造成农村土地的巨大浪费。与日本比较，1954年日本乡村的住宅占地面积是耕地面积的6.8%，而我国村落占地是耕地的13.3%，超过日本的1倍还多。保守估计，通过村庄整治，我国占地约17万平方公里（包括乡镇企业占地）的村落占地可以节约0.067亿公顷，这个面积足够未来几十年搞经济建设。据笔者参与的农村调查课题，我国农村空宅数占有效总样本宅数10.8%。国家统计局没有关于农村住房空置情况的数据披露。根据自己的调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作综合分析，其结果见表1。

第四.二元体制影响我国农业竞争力提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会发生结构性下降，一部分山区耕地会逐步退出耕作，因而存在很大的粮食减产因素。据一些调查，山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目前是平原地区的一半，以后还可能会降低。我们将越来越依赖平原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但因为二元体制造成劳动力转移的不稳定性和所谓“半城镇化”缺陷，加上城市建设用地价格过高因素，给农村耕地流转造成能困难，农业规模经济难以提升。我国农村耕地流转比率约为10%，且多为家族内部流转，难以产生农业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形下，我国农业已经难以进一步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农民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增产粮食。随着我国城市工资水平的提高，这种小规模农业的机会成本将持续上升，不利于我国农业在国际上保持比较优势。

3.宏观经济的效率损失。二元体制产生的宏观经济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市场扭曲，劳资关系紧张，就业潜能降低。因为劳动市场客观上对农民工权益保护乏力，贬低了农民工的真实工资单价。外来人口大多居住在违章建筑之中，或群租居住，这种情形导致大城市廉价劳动力聚集，以致大城市的劳动力价格甚至低于小城市，使小城市的投资环境恶化，影响小城市经济发展。我国与劳动保护相关的法律执行力度不够，劳动者劳动强度高、劳动时间长，影响城市经济体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见表2），这种情形制约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表2：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就业弹性系数比较

美国 联邦德国 英国-1 英国-2 日本 中国

时间段 1919～1957 1950～1960 1911～1931 1948～1955 1929～1955 1990～2007

E-GDP弹性系数 0.48 0.42 0.27 0.33 0.23 0.098

注：除中国外，其他国家的数据分析中用国民收入指标计算，因分析增长率，不影响结论;中国的数据未按照第二次经济普查结果调整，对结论影响微小;有关数据均根据价格指数作了调整，但价格指数类别不同，这一点对结论影响微小;时间段的设定主要是因为考虑数据的可比性。资料来源：《英法美德日百年统计提要》，统计出版社，195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

第二，结构性问题弱化宏观调控杠杆的作用。宏观调控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比较统一，竞争比较充分，但这两个条件在二元体制下均不完整，以至就业和物价参数对调控杠杆反映不敏感。

第三，通过住房市场的价格扭曲，促成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城市住房市场价格畸高有多种原因，而二元体制是关键性原因之一。我国今后城市每年新增人口需要500万套住房，按每套房子40万元价格计算，需要资金2万亿元;考虑到住房改善性需求，大约共需4万亿元资金。而2009年我国住房市场的总规模是6万亿元。这其中包括了住宅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这6万亿元，按照一套住房40万平均价格来计算，1500万套住房。超量、高价供应的房屋由市民买单，通过住房市场和税收渠道将城市居民的收入转入房地产商和城市政府手里。同时，住房市场还将国民储蓄和养老金转化为即时总需求，扩大了国民经济总量的不平衡，促成了通货膨胀危机。

（二）二元体制下的社会平等

鉴于数据资料的不完整性，要比较确切地描述二元体制所产生的社会不平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大略来说，二元体制下主要是户籍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其中包括真正的农民，也包括脱离农业但拥有农村户籍的中国居民。近些年，约10多个省份宣布取消二元户籍制度，但那些人口的实际权利大多没有变化。

1.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在政策研究界，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较为笼统。事实上，因为农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比较高，农业生产者的工资单价并不低，其实际日工资水平超过城市服务业的平均水平。

问题发生在城市劳动市场。城市劳动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实际上是把全社会的二元体制搬到了城市，导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不平等。大量关于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非正规领域和临时工作岗位。据韩俊领衔的课题组的研究，我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城镇职工的一半左右，且农民工超时间劳动比较普遍，平均每周工作6.3天，平均每天工作8.9小时。课题组的农户调查表明，80%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周在50小时以上，超出标准工作时间20%以上。所以，等量时间里农民工的工资单价更低。这种收入差异虽然不能全部用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缺陷来解释，但可以将主要原因归结为这一缺陷是合理的。

2.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不平等。国民收入再分配渠道产生的不平等与公共财政的不合理有关。国家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以前，对公共投入极少，特别是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投入接近零。农村“五保户”资金主要来自农村集体。农村资金通过财政和金融两个渠道均为净流出。

新农村建设工作推进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对“三农”领域的投入有了较快增长。2010年，中央和地方在这一领域的投入已经超过1万亿元。但是，官方一直未统计和披露这方面的具体数据。表3的数据出自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

从表3可以看出，在国家的“三农”投入中，涉及到农民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仅占全部支出的30%左右，占国家财政预算内总支出的比重也不超过5%。这对于一个“农民”人口大国来说，实在是太少。

3.土地要素交易的不平等。农民的主要财产是土地。多年来，土地“交易”一直是国家与农民关心的核心问题。这里有必要在数量上对这一关系作一个概略考察。

有资料显示，从1949～1983年我国失去耕地近0.67亿公顷，同期新垦耕地0.54亿公顷，净减耕地0.13亿公顷。在失去的0.67亿公顷土地中，有多少是非农建设用地？从城市扩张的速度看，估计这个数值在0.27亿公顷至0.40亿公顷之间。1983年以后的占地情况也不完全清楚。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20多万公顷。据国土资源部的另一项“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全国开发区多达6015个，规划面积3.5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53万公顷。开发区之外还存在大量非农建设用地。近几年的非农建设用地每年在15万公顷左右。保守估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非农建设用地按保守估计在0.2亿公顷之上。

表3：中央财政“三农”支出

社会事业支出 四项直补 农业建设 其他 总计

2008年 2072.8 1030.4 2260.1 5955.5

2009年 2693.2 1230.8 2642.2 7161.4

增长率 29.93% 19.45%

可以用国民收入分配的一般规律，对农民的土地利益损失作大略的估计。推算的依据有两个：第一，按照一般经济理论，在比较充分的竞争态势下（如美国经济），国民收入一般分解为三大要素的收入，而地租收入一般占到国民收入的10%。第二，改革开放以前，农民的土地被大量转为非农用途后，没有获得过地租收入;而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土地被占用.也只是获得了少量的“补偿费用”。

在考虑了其他一些复杂因素以后，可以推算出以下两项结果：第一，从1952～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535亿元。2002年以后，因为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好推算，但这个时期的数据已经可以来看出问题的性质。第二，以2002年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7858亿元（假设没有征地制度的情形下农民应得的地租收益）计算，相当于无偿放弃了价值26万亿元的土地财产权（按照目前的银行长期利率3%计算）。从有关数字看，自从我国实行土地征用补偿政策以来，我国累计支付的土地征用费远不足以补偿农民的付出。

（三）二元体制不利于社会稳定

一个稳定的社会，最关键的要素，一是中产阶层占国民多数，二是国民有统一的民族文化认同，三是民主政治发育成熟。世界历史经验证明，前两个条件大体具备以后，第三个条件才能形成。抛开第二个因素不说，其他两个条件在二元体制下均不易发育。

1.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形成，不利于社会和谐。中产阶层的特点，经济学并没有规范性表述，这里认为，一是拥有或有能力拥有房产，特别是独栋房产;二是收入高，生活比较安逸，恩格尔系数在10%以下：三是对社会制度有高度认同和建设性态度。在现阶段的中国，如果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一部分人群可具备前两个特点：如果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动，具备第三个特点的人群也可大量出现。

中产阶层的主要财产形态是房屋。我国城市的中高收入阶层所支付的高房价，主要是为土地支付的，但在我国的法律上，百姓不能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使用权规定为70年。这种情形让我国中高收入者不可能有中产阶层心态。

在世界上，除过少数城市型国家和纽约这类城市外，一般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拥有或住有独栋房屋。除纽约等少数城市外，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居民也拥有或使用独栋房屋，楼房里的单元居所一般归低收入居民使用。

我国大部分家庭拥有独栋房屋的社会意义重大。中国入有“接地气”的说法，反映了民间对居所与心理之间关系的认识。居住不接地气，可能心浮气燥，心态激进。心理学对人们在过分拥挤情形下容易产生负面心理的现象早已有过反映。拥有独栋房屋并对房基地拥有所有权的情形下，人们更容易建立财产主人的心态，同时产生平和感、富足感。可以想象，如果我国70%的家庭拥有带有一定面积院落的独栋房屋，社会心态和当下比较会有显著不同。

土地制度改革将决定未来国家粮食安全。如前文所述，我国粮食供应与土地的绝对量关系不大，而与优质耕地的数量关系密切。山区土地被大量撂荒，平原地区优质耕地被大量转变为建设用地，影响未来我国粮食安全。产生这种潜在危急与国土规划及土地制度有密切关系。

确立我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对于社会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强拆农民房屋的法律基础是农村宅基地的集体所有制，为了“集体利益”，农民家庭就不得不服从所谓由“公共利益”产生的“规划”。农民世代居住的房屋会突然变得和“公共利益”冲突起来。居民的世代居住权要高于公共规划权，其法理基础应是居民的房屋及其宅基地的私人所有权。这个权利不确定，强拆或变相强拆的野蛮做法就不可能绝迹，社会就不稳固。同样地，农民对耕地的财产权不能确立，强制或变相强制流转耕地的做法也不可能绝迹。

2.城乡分割体制不利于民主政治发育。民主政治发育主要不是决定于民众文化，而是决定于社会治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民主政治是市场化社会和近现代城市社会的需求。

在传统乡村社会，生产方式基本没有变化，相应地，其公共生活也比较简单，通常按惯例习俗处理公共事务，所以很少有需要讨论的新的公共事务。大家都是习俗的接受者，所以“一致同意”事实上成了公共事务决策的通行原则，只是这种“一致同意”并不真正和谐美妙，因为居民通常以牺牲自由来服从习俗的繁文缛节。因此，在微观尺度上，传统乡村社会治理并不需要民主政治。

在市场化社会条件下，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行动规则发生适应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上对各级政府的首长和立法代表遴选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制，二是在社会范围里尽可能地将包括合理习惯在内的公共准则转变为法律，形成对法律的“一致遵守”准则。只要法律不禁止，任何人可自由行动。这便是所谓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要顺利发展，需要传统乡村社会解体，向市场统一的现代经济体制过渡。尽管我国的乡村社会关系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村落的传统性质在各地仍不同程度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不利于传统乡村社会的彻底解体。民主政治的发育必须与传统乡村社会的解体同步进行。

三、城乡一体化路径

要矫正城乡一体化中的非公正性，需进一步明确城乡一体化目标，实施积极的城镇化战略，推进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要素市场改革，实现城乡社会治理的一体化。

（一）明确城乡一体化目标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十一五”规划执行期的最重要的决策。会议通过的决定概述了2020年之前必须要实现的六项具体目标。尽管会议文件没有明确勾勒城乡一体化的远景，但依据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对这一远景目标作一个总的描述。

城乡一体化的远景有五方面的内涵。一是城乡统一市场的基本建立，特别是统一要素市场的建立;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基本一致，农民收入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三是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一致，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完全消除;四是农业高度发达，农业GDP比重下降到5%以下，全国恩格尔系数平均降到15%左右，专业农户成为农村的主体居民;五是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

如果上述目标实现了，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将不复存在。这样一些目标并非不可企及。在我国某些发达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一些东欧中等发达国家也基本上实现了城乡一体化，而发达国家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完成了这一任务。

我国家面积大，各地经济结构也不一样，各地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指标要求也不应一刀切;有的地方的城镇化率可以高一些，有的则可以低一些。可以乐观地估计，如果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能有序跟进，我国大约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全实现城乡一体化。

（二）实行积极的城镇化战略

总体来看，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国家确立了积极稳妥的城镇化战略。2008年，国家明确提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轮驱动”，以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新农村建设不过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二是国家将一批城市群（带）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使中央和地方在城镇化发展方面有了更大共识和更一致行动。三是制约城镇化发展的一些体制性障碍正在被打破，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土地制度改革的原则已经确立，成都等地的改革试点取得了很大突破。四是城镇化的速度比较快，1992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达到1.2%左右，超过了美国城镇化速度最快时期1倍以上。五是城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城乡差距扩大的势头被有效遏止。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事实上比改革开放前明显缩小，且按照更科学的方法测算，近年城乡之间的相对差距也比较稳定。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方针要真正落实好，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一揽子政策措施。大略来说，一是要加快农村人口转移，使城镇化率至少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有的地方可以更快一些。二是要改善规划管理，逐步实现规划的法制化和民主化。国家层面上要有规划，地方也要规划。要注意合理布局各类城市，使中小城市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三是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帮助农民富裕起来。要培养专业农民，使专业农户逐步成为农村的主体居民。四是要在城镇化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五是要维护社会公正，不能在城镇化过程中损害人民的利益，要让市民和农民都享受到城镇化的好处。

（三）推进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要素市场改革

土地改革要摆脱一切陈旧观念的束缚，坚持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要把人的福祉放在制度安排的首位，以人的福利水平提高为制度设计的标准。实践中，坚持这个标准的要义是处理好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在私人领域坚持效率标准，合理安排土地权属类型：在公共领域坚持平等要求，以土地规划的法制化、民主化实现公共目标。

要加快修改有关土地方面的法律法规，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明晰产权，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土地管理改革原则。当前要突破的几个关键改革难题是：

第一，通过明晰产权，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土地产权结构。落实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政策形成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要废除城市经营性土地使用权70年有效政策，实现使用权长久不变。即使把这两种产权看作“准私有权”，其面积占国土面积也不过1%左右。

第二，进一步严格制约平原地区城市扩张，保护我国优质耕地。要重新核定平原地区城市用地的规划指标。住宅区用地的容积率必须在5以上。新辟工业区的经济密度每公顷土地的GDP应在1亿5千万元以上。除“增减挂钩”政策留下的口子外，应在3年后原则上停止平原地区城市建设用地供应。凡利用增减挂钩政策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不同城市可差别对待。土地督察机构应该加强，督察分局的权限应扩大，其负责人的职级可定为副省级。

第三，开放浅山区建设用地市场，让70%的我国家庭拥有独栋房屋。这一建议，乍看不切合我国实际，其实我国多的是山地、荒地、丘陵、滩涂等农业利用价值低的土地。但我国的制度把大量农业利用价值低的土地排除在住宅用地之外。只有极少数富豪明星在市区拥有昂贵的独栋房屋。我国的两极分化由土地政策显化为现实的存在。要让中国人在农业利用价值低的土地上建造相对昂贵的房屋，给山区、丘陵地区的城市更大的扩展空间。保守估计，仅仅利用浅山区的村庄用地，如果规划适当，就可建造5000万元左右的独栋房屋。如果再利用一些不适合农业生产的其他类型土地，再建造l亿元独栋房屋也不会有问题。加上原来农民的独栋房屋，全国70%左右的家庭拥有独栋房屋，不是一个梦想。

在改革土地制度的同时，还要积极调整劳资关系，深化劳动和人口管理体制改革。认真落实我国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解决劳动强度高、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以户籍制度改革为重心，全面改革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中央可以要求地方按照“保障公平、兼顾效率、维护稳定”的原则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鼓励地方政府学习重庆、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的经验。

（四）把乡村治理转化为城市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的一元化

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可以看到，那里村庄已经高度非农化，尽管在我国行政建制上把它们看做乡村，并且使用“乡村治理”这样的政治术语来指称这类工作，但在工作内容上看，已经和农业关系不大。在未来一、二十年里，我国要达到这样几个目标：

第一，在全国范围里消除社会二元机制，将所谓乡村治理转化为城市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的一元化。

第二，农村大量人口一部分进入现有城市，还有一部分进入新兴城市，其余农村人口转变为专业农户，分散在300万个左右的小型居民点中，使农村真正成为农民的工作与生活区域，且农民仅仅有职业身份的差别其余社会身份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样。小型农村居民点将不再需要设立独立的公共组织，其公共事务归并于小型城市或其他类型城市的郊区政府。

第三，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仅仅需要大约5000万各类农户;这些农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其收入水平可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农户可进入中产阶级行列。

第二篇：城乡收入差距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本文综述了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及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1983年缩小到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4的2.56∶1,扩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3.36∶1,绝对差距超过万元。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历史上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发展迅速并快速积累,农业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非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体制改革

(1)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产生各种垄断行为以及通过垄断行为获得暴利的寻租活动。在我国,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享受国家投资和占有公有资源等便利条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垄断收入,垄断行业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比非垄断性行业要高。而且双轨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地下税、黑色税收打击乏力,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严重不到位等都使税收在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3.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养老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都是通过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的。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4.监督制度

我国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施,为某些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从宏观上调节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之外，除了从政策上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之外，对农村影响最为巨大的变革莫过于税费体制改革。在许多农业大省，税费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财政饭的闲散人员不得不自谋出路，“当干部”已经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营生，农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显的减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奉献，城市亦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根本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产业体系。改造传统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以集约化、规模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

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现在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的壁垒，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全面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灵活创新的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按常住人口和暂住户口进行户籍登记，对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职业、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应允许其转为正式户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国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广大农村劳动者未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之内，这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制度改革，也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为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应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行业收入差别，关键在于抑制部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其主要途径有：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市场竞争；依据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和福利总额制定适当上限；对垄断利润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当务之急是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改革。一是积极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与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着力改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贯彻落实中央各种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这包括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等。（南开大学陈宗胜 武鹏）

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成员身心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低收入群体身心和谐，使之心理失衡。这突出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中，某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作为参照物的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本应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对剥夺感”便油然而生。在现实中，收入差距过大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发强烈。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群体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乃至超过极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影响着社会稳定。

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国现实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收入差距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造成的社会结构是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大，财产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这种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其包括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则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待业、失业人员。处于这两极的社会群体都缺乏安全感。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胁；强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快速膨胀的财产。这两个群体之间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冲突。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对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满渐渐掩盖了对合法高收入者的认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与通过不正当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论，于是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影响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这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差距过大就是这种差异的具体体现。收入差距过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为2.5倍，2004年为3.2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3倍，2004年为1.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倍，2004年为1.9倍。(陈晴晔：《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农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贫困地区的人口出自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动的态势。据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高达386.6万人，其中有200—300万人集中在中心地带。(黄建钢等：《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5年）这些流动人口的吃饭、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从而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剧上升，人口流动的盲目性、随意性不断增加。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持有“走着瞧”、“试着看”的态度。这样，流动人口便从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演变为与流入地的不适应。他们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指流出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他们与流入地的不适应，指其素质和能力都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70％。他们普遍缺乏劳动技能，而又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影响社会稳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接受教育的条件越优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少，接受教育的条件越差。据统计，学习费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城镇家庭来说，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对农村家庭来说，这一比重高达164.6%。这一平均水平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实际支出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其子女不仅在国内可以接受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还可到发达国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一平均水平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则不堪重负。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这导致了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据有关资料反映，学龄儿童入学率，城市为99%，农村为80%左右，边远山区只有50%；小学毕业升学率城镇已基本普及，农村却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城镇为69%，农村只有10%。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为8.46%，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为47.62%。收入差距过大在造成部分劳动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时，减少、延缓乃至取消了这部分劳动者对文化教育、技能学习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能力。这既限制了他们经济行为的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会，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境况得不到关照和改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失落感、危机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发泄，都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56 其五，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这已经成为引发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有50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环境脆弱的石山区、高原区、偏远荒漠区或冰川区，发展经济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3/4的地区都是干旱少雨、风沙侵蚀严重的山地、丘陵、台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2003年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4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东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个民族自治县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5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过大的收入差距压抑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积极性，削弱了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引发了民族矛盾。我国的陆地边境线85%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这些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搞渗透和分裂活动。如果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不能尽快改善，那里的少数民族在长期落后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离心力。这直接影响着边疆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弱化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关键是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二，“调高”，即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击牟取非正当收入的行为，其包括取缔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第三篇：城乡孩子差距

2015年秋季某山区森林公园景区出现了几名先写作业边卖山货的“小商贩”。经询问得知，他们是住在景区内村民家的孩子，年龄最小的才5岁。孩子们说，很多游客喜欢山里的山货，他们就把平时收集的毛栗子、松子等拿出来卖，好换点零钱补贴家用。由于假期还有作业，他们只好一边卖货一边写作业。不少游客被感动了，纷纷购买，甚至还有家长把自己的孩子叫到摊前教育一番。

对于以上事情，你怎么看？请综合材料内容及含义作文，表明你的态度，阐述你的看法。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题目；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城市长大的孩子和农村长大的孩子最大的差距在哪里？

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差距是环境天然产生的，是一种先天的差距。有人会说我是说废话 听我慢慢道来

任何脱离环境谈优劣的行为都是无意义的。

假如现同时落水了水了，具备游泳这种素质比具备跑步这项素质要优等。

同样，农村的孩子可能不是很懂名牌，但是对于地里的昆虫可能认识的比较多。农村的孩子可能不讲卫生，但是在农村的环境下可能10天一洗澡比3天一洗澡更加能适应环境，因为农村的冬天烧水比较费时，所以降低洗澡频率也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环境。城市孩子会踢球，农村孩子会养猪。对于农村人来说会养猪当然优于会踢球。

所以，如果评价农村人和城市人的优劣。我可以说：农村人在农村优于城市人在农村，城市人在城市优于农村人在城市。

或者说城市人如果全部到农村那么农村就会变成城市，农村人如果全部都到城市城市就会变成农村

好像又是一句废话

不过我只想表明：如果所有的农村人都具备城市人的性格特点生活特点，那么将是一种灾难，假如村里的大妈都开始讲究穿名牌但是经济基础没有跟上，大家都讨论足球而不是讨论怎么养猪，那么是一种错位。如果城市的成功人士来到农村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其实这只是给了大家的生活一点点所料，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无疑会酿成比较坏的结果。如果你觉得上面说的全是废话，现在我开始说结论了：

农村的孩子成长在农村，性格特点，包括很多气质都符合农村的特点，符合周围的环境，城市人也是一样。但是不可否认，社会确实有阶层的差异，从全社会来说，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基本代表了“上层”，但是农村基本代表的“底层”。当农村孩子从底层像上层过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遇到很多的的问题，凸显很多劣势，这种劣势是环境造成的，因为你毕竟成长在农村，你的前十几年很多的特征都符合农村的环境。

这种劣势，本质上来说是环境变化造成的，是由底层的“农村环境”向上层的“城市环境”过度的时侯表现出来的，本质来说一种不适应性。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城市代表了一种未来文化和生活的方向（因为这里集聚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好的教育，更多的交流等等）。所以农村的孩子可以说就有一种天生的“劣势”。当然这种劣势是一种宏观上来说的，对于个体来说照样会有很多的机会。

如果农村小孩想要融入城市的生活，必须抛弃一些以前自己的技能和思维方式，这对农村小孩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时间成本，伴随着价值观的激烈变化。这就相当于在以前的思维大厦上衍生出一种新的形势可以适应目前的环境，发展处新的技能。

好，我再澄清一个概念，当我们说农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的华西村，也是不说的一些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就是住在农村的孩子，而是一种大家理解意义的农村。同样当我们说城市的时候，也并不是指的城市的贫民窟。相反，如果你在农村，但是你父母开明素质很高，周围的同学都是很爱读书，老师很好（当然这些都很概率低），那么可以说你接受的是“城市环境的教育”。同样即便你在北京但是你父母都是典型的小农思维，周围的环境也很恶劣，那么你的环境比农村还要恶劣。

我也不是强调一种必然的环境决定论，不过这种影响还是很大的，当然我知道的很多农村有出息的人，基本生长的环境都不是很差，而且自身努力包括运气都很重要。我们不要一味的埋怨环境，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环境。

所以如果你是农村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劣势你可以选择：

1：虽然处在农村，但是尽量给自己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比如：多读书就好像让你天天和高人交流，扩大视野，这比听村口的大爷天天讲故事强多了。

2：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内部环境。不要给他人带太多的道德枷锁，农村孩子更容易有各种处女情结什么的，更容易用道德评价表人。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那种小农生活带给自己的，虽然有时候你知道这种思维难以改变，但是你一定要意识到那是错误的，或者不让其影响你。

3：你也可以是天赋异禀或者是运气极高，不过这基本是不能选择的。所以还是要积极的给自己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改变自己的思维，这不仅是对于处在农村的孩子，对于任何处于一种不太好的环境中的人来说都要这样。

第四篇：浅谈新世纪城乡差距

新世纪城乡差距分析

摘要：转型期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差距的构成也十分复杂。不同的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习俗和道德评价标准，收入分配差距有不同的表现，对应着不同的问题，甚至有不同的形成原因。此文分析了我国城乡差距现状,探讨了城乡差距的深层原因,并就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教育差距，差距原因，缩小对策，二元结构 正文：

一·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地区二元结构）和二元技术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二元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独特的收入分配差距现状考察体系：与二元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与二元技术结构等决定的经营垄断相对应的行业差距，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城市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和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因此，总体收入分配差距又表现下以下五个具体方面：

（1）城乡差距

一方面，城乡收入相对差距不断拉大且程度较严重。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率先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差距先是缩小。198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49:1，1985年曾一度缩小到1.83:1。但其后，随着农村改革的趋于停滞和城镇改革的进行和深入，城乡差距又再度扩大。1990至200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由2.20扩大到3.10。另一方面，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从1999年到2003年，这一绝对差值更由3644元扩大到5850元。城乡差距已成为影响总体差距的最主要构成。（2）城市内部差距

城市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经济制度变迁进程和经济发展速度都较快的一“元”，其收入分配份额在总收入分配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城市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其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差距持续扩大并有两极化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一直在增加，从分组统计看，城市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也已显著拉开。

二是城市内部的低收入者形成弱势群体阶层。这一阶层是指在就业和发展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从而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进而导致生活质量和主观感受显著低下的社会群体。（3）农村内部差距

农村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另一“元”，其分配主体的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最大，而在总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却最少，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也有自身的特殊性。

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部分条件好的较早实行产业化经营的，到城市从事各种形式的就业的，由于自身人力资本质量较高而在劳动效率和生产决策上都占优势的，这三部分人构成农村的高收入层，且其收入的增长速度较快，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也迅速拉开。

农村的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最多。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调查的2万多农户中，其中67%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低于平均值，还有19%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贫困线（人均收入1000元）之下，如果将贫困线的标准提高，这一比重会更大。

二·城乡教育差距：

（1）城市拥有大量的公共服务机构、各种政府机构、大量的公司、商场等等，孩子们可以获得大量的信息。农民及农村孩子从生活环境中接触到的现代信息很少。这是造成城乡孩子之间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

（2）城乡教育差距也表现为机构质量的差距。城乡学校之间的质量差距自不待言，学校之外的其他机构也存在质量差距。

（3）城市教育资源相对于农村教育资源的现有优势构成了对农村教育的剥夺。从生态学视角来看，环境越复杂，资源越丰富；同样，教育环境越复杂．可以获得的教育资源越丰富，教育机会越充分。相反，教育环境越简单，可以获得的教育资源也越贫乏。

（4）师资力量是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它很大程度的决定着教育质量的高低。城市的师资力量从学历等各方面要远远高于农村。

三·城乡差距扩大原因：（1）收入的不平衡

行业垄断带着计划经济深深的烙印,虽然在一定期间可明显提升此行业与国外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其长期存在,必然导致行业间及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因行业垄断由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实施,所以能够创造出完全排斥竞争的效果,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自然垄断的行业,以及一些因行政体制原因产生的制度性垄断行业,由于机会不均条件下的垄断和特权,在这些行业从业的人员几乎都成为社会的高收入者。由于行业垄断,破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规律”,弱化甚至排斥了市场的调节功能,使垄断行业与非垄断的行业出现了收入上的差距。再有是一些人将权力作为一种资本参与收入分配,贪污腐败,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变形。这些权力资本的使用不当已经成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2）城乡户籍制度的影响

城乡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基础,它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符合当时对城市倾斜发展和城乡社会稳定的需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它已成为影响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具体表现在农民劳动力转移不顺畅、农民工子女上学(中小学)难等问题。（3）市场运作不规范

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健全的前提下,保证市场运作规范的重要条件是法制建设的先行。当前,由于我国法制不健全或执法不严,致使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存在;而且由于市场运作不规范,城乡间信息的不对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农业产业布局不科学,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4）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城市职工享受,而农民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相对不均等性,特别是医疗保险,使农民由病返穷。虽然国家在2005年采取了农村医疗统筹,但就实际情况看,对于完全单纯靠土地生存、困难(孤寡老人)及大(多)病的农民群体,按现在的统筹标准,其本身 支付的部分也是有相当难度的。（5）教育机会不均等

在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目前教育软硬件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据2002年9月12日的《经济时报》报道,各级财政教育投入分配格局为: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只分别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2%和11%,也就是说只承担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极小部分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分别负担了经费的绝大部分。县乡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却是对农民的征收,这就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城镇居民则是无需缴纳这部分费用的,这就更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四·城乡差距缩小对策：（1）完善法律制度建设

通过法律形式来查处政府官员的渎职行为和打破垄断,保证机会的均等,允许民间资金进入,消除不正当竞争。（2）改革城乡户籍制度

改革户籍制度的实质是去除依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上的均等,社会身份的同等,使户籍只承担对人口的社会管理职能,不再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3）优化产业结构

通过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落实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和非农产业,以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是解决贫困地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长期性和根本性措施。（4）加大对农村的投入

增加资金、技术、人力投入,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通过各种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业、农村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并且使广大农民拥有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5）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进一步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来调整收入差距,因为税收可直接有效地减少高收入人群的比例,并且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对于农用物资也应制定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照一定比例来减少其税率,让农民最直接受益,让城乡差距能较快缩小。（6）增加农村教育投入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把农村基础教育列入中央预算,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和办学模式,加强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此外,还要对农民进行法律法规培训,全面提高农村人员素质,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五篇：21世纪城乡差距

21世纪城乡差距

摘要：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出现一定的发展差距是很正常的。但如果这种差距过大，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并带来政治、社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经济基本保持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态势。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对建立现代工业基础，培育整个经济的强力增长点，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国整个经济已具有相当基础后，城乡非均衡发展还继续惯性推进，城乡之间的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关键字：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教育差距 正文：

伴随着我国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显著提高,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成为收入分配领域最突出的变化,也是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结合数据分析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并从多个角度阐明引起这种差距的原因,对于进一步采取对策缩小差距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按照国际通行的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表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5,现在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4,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提高了80%,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如果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的收入差距,就国际一般情况而言,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在800美元～1 000美元阶段,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7倍,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超过国际一般情况,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2.47∶1。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3年继续扩大到3.23∶1,2004年收入差距比为3.2:1。但这个结论,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1）收入的不平衡

2）城乡户籍制度的影响 3）市场运作不规范 4）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5)教育机会不均等

三、城乡教育差距的现状

城乡教育差距是众多教育差距当中最令人担忧的一种，人们一般把它的形成归于制度不合理，而有意忽视存在于城乡之间的地域性差距或自然差距。制度分析显示了人们对政策因素的过于依赖以及对非政策因素的过于忽视。生态学全面的、联系的和开放的思考方式告诉我们，学校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教育机构，其他各类社会机构均是有用的教育资源。因而考察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原因及化解办法需要综合考虑各类教育资源的差距。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差异可以从受教育机会、教育过程、教育结果三方面来理解。

（1）城乡学生受教育机会明显差异

首先，入学数量上存在差异。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92-1999年本科生源为例（见下表）。此表显示：入学数量，城市学生的人数是农村学生总数的四倍，也就是说占中国人口近70%的农村学生进入大学的机会只有城市学生的1/4。其次，城乡学生受教育机会在性别上差异更大。城市中男女学生受教育机会比例基本相当，而农村女孩上学比例远不如男孩

（2）受教育过程存在差异

教学资源，城乡学生利用率不同。农村学生更乐于操作、演习现代教学设备，对教材积极思考，充分吸收教授的知识。对于多媒体教学，他们更是潜心钻研，而城市学生则反之。消费水准，城乡学生差别很大。假期利用率更不同。调查发现，城市学生假期旅游居多，农村学生则进企事业单位实习、培训，打零工，搞义务服务等。

（3）教育结果差异

首先，就业来源地歧视。毕业生就业被户口阻拦，特别是北京、上海。小林是北京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用人单位因

他没有北京户口而录用另一位北京籍的普通毕业生。其次，就业性别歧视。目前有近七成用人单位限招女大学生。有67%的用人单位提出性别限制，或明文规定女性在聘用期间不得怀孕生育。

四、中国高等教育城乡差异的原因

（一）经济原因

第一，经济落后地区家庭承担不起高额学费，国家对农村困难家庭支持力度不够。中国城市实际收入是农村的几倍，城乡教育两重天，农村孩子越上学家越穷。据统计，各高校贫困生的平均比例高达25%。清华大学23%，北京大学30%，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35%，北京林业大学2000－2001年贫困生比例高达48.7%，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比例增到41%。我国各级政府已出台了一些政策，但还必须加强扶持力度。

第二，经济体制下的“城市优先取向”思路残余。据社科院调查，2002年全国教育投资5800多亿元，用在占国家人口总数不到40%的城市的投资比例为71%，而占总人口近70%的农村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城乡分割办学制度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幼儿园到大学的各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

（二）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造成偏差

基础教育的办学制度导致城乡义务教育资金投入严重失衡。1993年上海小学生人均经费3556.9元，是贵州农村323.6元的11倍，初中差距达12.4倍。自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间，中国有1.5亿少年儿童没能完成初中教育，大部分为农民子女。令人发指的是2007年广东省汕头市，小学升初中考试中“推荐优质学位”，义务教育呈现优劣之分，严重违背义务教育的初衷。同时教育指标不公平。

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教育差距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演变过程中,合理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一定正效应,但不合理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负效应。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因此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负效应占主导地位。

正面(1)一定时期内能使我国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有长足进步,比如改革开放后打“破大锅饭”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确实把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前了(在汽车等方面)。(2)推动农业发展。(3)使农村居民向城市聚集,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素质。负面(1)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而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农村居民购买力过低,难以激活农村广大消费市场。(3)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和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难以提高,这也决定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缺乏真正的支撑。(3)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和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难以提高,这也决定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缺乏真正的支撑。

结语：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给我国社会稳定带来了一丝不安定的因素。从根本上说这不是由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过高，而实质是农民收入趋缓，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咎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从制度上着手，加大对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并完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等等，同时也要加强软件的建设，尤其是教育的投入，为培养高素质的农村人才以及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