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监狱工作的进步与转型

第一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监狱工作的进步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监狱工作的进步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伴随着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监狱工作也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笔者从事监狱工作近30年，深深感受到作为我国专门的刑罚执行机关，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发展，监狱工作在行刑理念、行刑制度、体制机制和运行方式等方面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和发展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也反映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创新与发展，因此有必要做一个系统的总结。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监狱工作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依法治监”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监狱工作的指导思想由过去的“以阶段斗争为纲”逐步转变为依法治监。期间，经历了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第一次是以l981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八次劳改工作会议为标志，开始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此前，对罪犯一味强调要“加强专政意识，并把专政意识与惩罚意识混为一谈，似乎对犯人越严厉越革命，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有人甚至不加区分把罪犯都看作‘专政对象’；对监管人员则经常强调‘对敌斗争意识’和‘专政意识’。„„，把罪犯中出现的问题不加分析地都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片面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搞有罪推定；对犯人中的申诉一律认为是‘抗拒改造”；更有甚者，“一九五七年以后，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对犯人劳教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不加区别，都按专政对象看待”。“八劳”会议针对当时监狱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提出要“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工作方针，改进监管工作，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并要求“对犯人中出现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要把犯人的一切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反改造行为。要相信绝大多数罪犯是可以改造成为新人的。„„尤其是对青少年罪犯，要像父母对待患了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那样，做耐心细致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八劳”会议还专门讨论了《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并于l982年2月由当时主管监狱工作的公安部颁布实施，使我国监狱的法制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第二次是以1994年l2月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监狱法》的颁布实施为标志，表明我国的监狱工作已经摆脱了泛政治化的阴影，开始走向法治化的轨道，在我国监狱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监狱法》全面总结了我国监狱工作的经验，借鉴了国外的有益作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监狱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确立了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及监狱人民警察的法律地位，规定了罪犯的权利和义务及改造罪犯的手段，提出了社会各界协助监狱做好改造罪犯工作的明确要求，确立了国家对监狱的财政保障体制，从立法上反映了我国监狱工作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顺应了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整体趋势，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初步确立，促使监狱工作有法可依，推动了依法治监进程。“监狱法的颁行，不仅从形式上完善了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而且使作为专政工具的监狱由人治走向法治”。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入宪和监狱工作“三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依法治监的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我国监狱工作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体现了当代中国监狱的长足进步和发展。

二、从“国家至上”向“以人为本”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对罪犯实行的惩罚与改造主要是“阶级改造”，强调的是“以国家和政治为根本”，改造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改造”，“其目的是为了使罪犯认罪服法、认清形势和政策、认清前途、摆脱剥削阶段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法制观念．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取消，阶级改造逐渐淡出，而人性化、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人格改造、以人为本、人权等一系列以‘人’为核心的概念在中国监狱工作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越来越成为指导罪犯改造实践的基本理念。”自1981年“八劳”会议提出对待犯人“三个像”、“六个字”之后不久，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监狱办特殊学校的活动，各监狱纷纷成立特殊学校，举办各类文化学习班和技术培训班，经考试考核，数以百万计的罪犯获得了各级文化毕业(结业)证和技术等级证书，许多罪犯在监狱这所特殊学校里变刑期为学期，他们学文化、学技术，在刑满释放后很快自立于社会，有的还取得成就，较好地实现了自身的人生价值。与此同时，全国监狱还努力探索并建立了有利于罪犯改造的“百分考核”制度等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之后，我国监狱又先后推行规范化管理、“三分”(分押、分管、分教)工作和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等活动，并大力开展对罪犯的个别教育和矫正。随着《监狱法》的颁布实施，国家确立了“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并着眼于罪犯刑满释放后能够顺利回归社会，使其成为具有健康人格和谋生技能的守法公民。进入新世纪以来，司法部又提出了大力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的新举措，在充分运用管理、教育和劳动改造三大传统手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开展了对罪犯的心理咨询、心理矫治、人文化管理、法律援助、劳动报酬、开放式监狱等措施，不断拓宽罪犯激励改造的新领域，进一步增强了对罪犯改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并提倡科学认知罪犯、系统矫正罪犯。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罪犯的职业技术教育和社会帮教工作，在罪犯即将出狱时加强对其就业的指导，举办SIYB创业培训班，允许社会企业和职业机构来监招工、进行职业介绍等，努力为罪犯刑释后尽快融入社会创造条件，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监狱工作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时间内，我国的监狱一直按半年保密单位管理，监狱工作人员和罪犯的对外通信，相当长时间一直使用邮政信箱的编号，监狱虽有正式的行政名称（如监狱、劳改队、少管所)，但对外却一直挂着农场或者工矿企业的牌子，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充满了种种猜疑和遐想。由于监狱的外在特征一直是封闭的，壁垒森严的，甚至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因此，社会公众对监狱工作的情况知之甚少，缺乏了解和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监狱法》颁布以来，监狱撕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开始以社会公共机构的面目逐渐融入了公民社会。人们注意到我国监狱自在形象与内在特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变得开放、透明，变得宽容、谦抑，变得自省，并且越来越社会化。自1987年中央综治委提出劳改工作的“三个延伸”(即向前、向外、向后延伸)后，罪犯教育的社会帮教工作开始兴起，监狱工作逐步被社会公众所了解和认识。1992年，国务院发表了《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向世界表明了我国监狱作对外开放的姿态和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决心与信心。1994年l2月颁行的《监狱法》作出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罪犯的家属，应当协助监狱做好对罪犯的教育工作”，使监狱工作的对社会开放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2003年12月，司法部又提出大力推进监狱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加快了监狱融入社会的步伐。近年来，监狱充分运用社会资源，积极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帮教体系，营造社会化的改造环境，努力促进罪犯改造力量、改造手段、改造内容和监狱后勤保障的社会化，初步实现了监狱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社会公众也积极参与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一些包括由法律、教育、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的社会志愿者队伍开始介入监狱工作，一些学校、企业、职业培训机构等主动融入监狱工作，为罪犯改造服务，监狱也组织部分服刑人员到社会进行现身说法演讲，组织服刑人员艺术力团到社会进行汇报演出，一些监狱还积极索开放式教育改造罪犯的新思路、新方法，开展了“恢复性司法”和社区矫正等工作，不仅加快了罪犯改造进程，也起到了警示社会、预防犯罪的作用。近年来，监狱普遍实行了狱务公开、监狱长接待日等制度，向罪犯及其家属、各级人大和政府、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公开执法程序、执法依据、执法结果以及监督投诉方式，主动接受人民群众对监狱执法活动的监督，监狱主管机关还通过各种媒体，主动开展对内、对外宣传，进一步扩大了监狱工作的社会影响，并建立监狱舆情监督机制，了解社会各界对监狱工作的反映和评价，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与此同时，监狱主管部门还积极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近五年来全系统共组织、接待外宾参观监狱l000余人次，组织l00多次考察团到国外学习考察，有关部门和中国监狱工作协会还多次举办监狱工作国际研讨会等，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增强了交流与开放。上述变化，展现出中国监狱工作正以全新的理念，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气魄，积极融入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建设之中，一个以监狱与社会互动的运行机制和行刑制度正在形成，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

四、从“革命的人道主义”向“人权保障”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狱一直注重对罪犯的人权保障。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我们一度把“人权”概念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刻意回避或不愿提及，称之为“革命的人道主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左”的思想逐步清除，人权这一概念才重新得到了正面评价而逐步取代了“革命的人道主义”。但仔细考量建国后几十年来对罪犯实行的“革命人道主义”与现在监狱实行的人权保障，二者虽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历史的继承性，但在实质上仍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以往对罪犯实行的人道政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强调在阶级斗争中实行人道主义，而现在所实行的人权保障则并不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往的人道主义政策是作为政治策略或手段实行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或改造客观世界这样的政治理想，或者是为了阶级斗争的胜利(即：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或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而现在所实行的人权保障则并不是实现政治理想、政治目标或政治原则的策略或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它不以政治为本，而以人为本；以往的人道主义政策是从政府或监狱赐予的角度实行的，体现对罪犯的恩威并施政策，即“给出路”的政策，而现在所实行的人权保障则强调罪犯的人权并不是任何人或监狱赐予的，而是罪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所固有的，所体现的是人生而平等和天赋人权的理念；以往的人道主义主要以“人冶”和政策条例为基础，其实行状况主要取决于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和政策条例，以及监狱管理者的重视程度，而现在所实行的人权保障则是以法制为基础的，或者说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已经成为监狱的执法活动；以往监狱的人道主义政策完全是针对罪犯实行的，它体现了对罪犯的挽救与改造，并不关系到其他的社会群体，而现在实行的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则被认为是全体公民人权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罪犯的人权保障体现了全体公民的人权保障；以往的人道主义政策所体现的是政府与监狱对罪犯的教育、感化与挽救，与政府及监狱的权力行使无关，而现在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则意味着对政府及监狱行刑权的限制，防止因行刑权的过度使用而侵害罪犯的正当权利。从上面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现在中国监狱所实行的罪犯人权保障已经不同于以往实行的人道主义政策。记得在1979年10月31日，李步云、徐炳二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一文，明确提出了“罪犯也是公民”的观点，但文章一经发表，就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既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但这一观点最终被1982年宪法和l994年12月颁布的《监狱法》所采纳。《监狱法》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同时在其他条款里也一一列举了罪犯的诸多权利，不仅就罪犯自身权利作出规定，而且还通过规范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以保障罪犯的权利；不仅十分重视罪犯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生命健康保障，而且更加重视对罪犯发展权的保障。近年来，我国监狱探索创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进一步推动了监狱人权保障工作的新发展。集中体现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为指导，大力推行依法治监，推进监狱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进程；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加强罪犯改造，扩大狱务公开，促进监狱执法水平不断提高；实行科学、文明管理，保障罪犯合法权益，严禁打骂体罚和虐待罪犯，严格按照食物量标准保障罪犯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等因素而下降，建立罪犯医疗、防疫保障体系，确保罪犯生病得到及时治疗，建立罪犯诉求表达机制、法律援助机制和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工伤事故赔付等制度；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推进累进分级处遇，对罪犯实行奖假、准予离监控亲、特优会见、亲情电话、亲情会餐和生日祝福等，努力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使罪犯在希望中得到改造，在改造中看到希望；开展罪犯心理矫治，促进罪犯心理健康，强化对罪犯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坚持素质强警、从严治警，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不断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素质，以更好地履行监狱职能；强化监狱人权保障的监督机制，主动接受人大、检察机关对监狱行刑的监督检察，不断完善监狱内部执法监督措施，促进公正、文明执法；加强监狱理论研究，积极开展监狱人权对外交流，努力探索和研究监狱人权保障的新领域及其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等等，虽然还不是尽善尽美，但中国监狱人权保障的发展和进步有目共睹。随着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及《监狱法》的全面贯彻落实，我国监狱的人权保障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五、从监、企、社合一的监狱管理体制向“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新型管理体制转变

我国现有的监狱体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完善的产物。建国伊始，由于百废待兴，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为了解决监狱困难，为了使罪犯在劳动中改造思想，不让其坐吃闲饭，国家建立和选择了监、企、社三位一体的监狱管理体制。几十年来，这种体制发挥了巨大的效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曾成功地改造了上千万罪犯，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维护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原有的监狱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日益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监企合一的体制，使监狱职能严重错位。由于监狱和企业捆绑在一起，而监狱所要实现的刑罚执行功能与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目的又完全不同，结果在监狱企业进入市场过程中，给监狱执法带来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以企业生产经营主导监狱工作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监狱行刑职能的正确行使。二是由于长期以来国家对监狱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监狱经费保障不能足额到位，监狱将监狱经费与生产收入直接挂钩，把罪犯劳动生产作为维持监狱运转的重要手段，把警察福利与生产效益挂钩，严重背离了监狱生产为改造罪犯服务的目的。三是由于监狱除了承担教育改造罪犯和监狱生产的任务外，还要办医院、学校、幼儿园，要建立社区管理机构乃至公安派出所、法庭等，使监狱职能多元化，分散了有限的精力和财力，也使监狱背上沉重的包袱。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监狱行刑职能的发挥，影响了教育改造罪犯质量的提高，也影响了公正执法，容易促发腐败问题。为了从源头上、体制机制上解决监狱工作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央在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监狱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从2003年开始，先后分两批在十四个省(区、币)进行了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从试点省份的情况看，监狱经费全额保障体制已基本建立；监企分开基本到位；收支分开基本实现；监、企、社分开正有序进行；规范运行正在逐步深化；工人问题积极稳妥地得到解决；对监狱的各项优惠配套政策正在积极的落实中。2007年3召开的全国监狱工作会议提出，2008年将在全国推进监狱制改革工作。监狱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及其目标的实现，必将使监狱职能进一步得到加强，有利于进一步端正监狱工作指导思想，提高教育改造罪犯的质量，促进监狱公正、廉洁、文明、高效执法，实现依法治监，使中国监狱工作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与此同时，从2002年开始，中E狱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监狱布局调整工作，迄今为止，已完成一半以上的布局调整任务。监狱布局的调整及其目标的实现，将使我国监狱的布局更加合理，规模达到适度，分类更为科学，功能日臻完善，管理实现信息化，监狱的面貌焕然一新。监狱体制改革和监狱布局调整，为中国特色主义监狱工作的发展与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变化与转型仅是我国监狱工作发展变化的梗棚而远非全部，但已涉及到当代政治文明进步的最重要内涵——民主、法治与人权。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监狱工作的发展与变化，可以看出，中国监狱工作正在发生行刑理念、行刑制度、体制机制和运行方式等全方位的历史转变。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中国监狱必将以新的姿态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更好地承担起改造人、塑造人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重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选自：《中国司法》2011.07，作者：王志绥 甘肃省金昌监狱）

第二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工作述略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宗教工作战线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汲取国内外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宗教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加强理论研究，完善政策法规，推动工作实践，宗教工作取得了新进展，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做出了应有贡献。

一、从1982年中央19号文件全面恢复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到十七大把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写入报告和党章，宗教工作理论政策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如何处理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陆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对此都进行了积极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处理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但1957年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宗教工作中“左”的错误逐渐滋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宗教理论政策被全面否定，宗教工作被根本取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宗教工作的正确方针政策逐步得到恢复，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恢复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宗教问题，指示要加强研究，正确对待，对宗教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中共中央下发了胡耀邦同志直接指导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肯定宗教还将长期存在的基础上，科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文件的下发，标志着在宗教工作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拨乱反正，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始全面恢复和贯彻落实。此后，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宗教政策，恢复开放寺观教堂，恢复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平反宗教界的冤假错案，争取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加强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团结，开展宗教方面对外友好交往，宗教工作逐步回到了正确轨道上来。

——确立新时期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就宗教问题强调了三句话：一是全面、正确的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此后，全国的宗教工作反复强调“长期坚持三句话，经常抓好三件事(讲政策、抓管理、促适应)”。在2001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对宗教问题和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作了全面论述。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又在“三句话”基础上加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表述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标志着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正式确立，十六届四中、六中全会都重申了这一方针。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和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等重要场合，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十七大还首次把“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要求写入了党章，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宗教关系。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国际的新形势和我国宗教领域的新情况，就宗教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举措。在2006年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首次将“宗教关系”列为政治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五个重大关系之一，指出正确处理

好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与长治久安。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又提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党的十七大上进一步强调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新党章写入了“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2007年12月，在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根本要求。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更多地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看待宗教，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宗教关系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理论政策，是在宗教问题上进一步的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来观察我们的宗教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宗教理论政策，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的宗教关系、开创宗教工作的新局面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二、从1982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到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落实，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等，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得到了更加有力的宪法和法律保障。此外，《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通则》、《教育法》、《劳动法》等法律都从不同角度对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作了具体规定。

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地位不断提高，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和其他各项合法权利，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中，都有宗教界的代表和委员参与国事、参政议政。如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就有宗教界委员65人。各宗教的全国和地方性宗教团体，能够按照各自章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信教群众可以按照宗教习俗过宗教活动。国家还加大了对宗教团体的支持力度。如仅2003年以来，国家财政投入7个多亿专项资金，用于帮助全国性宗教团体和部分宗教院校改善办公办学条件。国家在制定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过程中都要征求宗教界的意见。当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入人心，尊重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心情舒畅，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从1991年6号文件首次提出“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到2004年《宗教事务条例》的颁布施行，宗教事务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在我们国家，政府能不能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如何管理，一直都在探索之中。改革

开放初期，学术界、宗教界和宗教工作部门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探讨和尝试，积累了经验。1991年，中央中共、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6号文件)，明确提出“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并对宗教立法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之后，国家宗教局和各省(区、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开始制定宗教方面的行政法规。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两个单项行政法规，在宗教法制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国家宗教局还陆续颁布实施《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等一系列部门规章。各省(区、市)也先后制定颁布了地方性的宗教法规和行政规章。这些法规的颁布实施，推动了宗教事务管理法制化进程，为制定全国的综合性行政法规提供了宝贵经验。

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按照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精神，要求国家宗教局抓紧制定全国性宗教事务条例。在中央领导下，国家宗教局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从政策到法规、从法规到法规、从实践到法规”的工作路子，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历时数年，集中力量研究起草《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12月由温宝家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施行。宗教事务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宗教方面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它的颁布实施使我们在对待宗教问题、处理宗教事务上，从以政策调整为主转向到政策指导和依法管理并行并重，标志着我国在宗教事务方面的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条例颁布后，国家宗教局会同有关部门，精心组织了大规模宣传培训工作，制定了一系列配套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指导地方深入贯彻落实，提高了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广大宗教工作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有力推动了宗教工作中难点重点问题的解决，宗教事务管理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条例的贯彻实施，也为我国各宗教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增强，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在依法加强自身建设、依法开展宗教活动、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三、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又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对外交往，展示了中国宗教的良好形象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处理宗教方面对外关系的重要原则。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加，境外一些宗教组织也企图借机重返中国、恢复旧有的隶属关系和在宗教上的特权，重新控制我国宗教。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坚持越是扩大开放，越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不动摇，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1991年中央6号文件规定：“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不受外国势力支配。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积极地正确地开展宗教方面的对外交往，坚决抵制境外宗教敌对势力控制我国宗教的企图”。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及2000年国家宗教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对相关内容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以此保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各级宗教工作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发挥宗教界作用，在坚持独立自办、抵御境外渗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绝不允许任何境外宗教团体和个人干预我国宗教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境外宗教组织用任何方式在我国传教，确保我国宗教健康有序发展。近年来，天主教成功自选自圣15位主教，伊斯兰教坚持有组织有计划朝觐，基督教依法遏制部分地区活动混乱、不正常发展的势头，佛道教制止乱建寺庙和滥塑宗教造像等突出现象，及时处置涉及宗教因素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同时，鼓励宗教界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宗教组织友好交往，参加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和谐的活动，组织和参加了一系列重要国际性宗教会议

和宗教活动，服务国家外交和台港澳工作。如，从1995年开始，中日韩定期召开三国佛教友好交流大会，发扬光大三国佛教的“黄金纽带”；1994年以来，先后组织佛牙舍利、佛指舍利赴泰国、韩国和我国香港、台湾等地供奉。2000年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赴联合国参加了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大会。2004年以来，组织“海峡两岸佛教音乐展演团”赴台湾、香港、澳门和美国、加拿大演出，举办了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和国际道德经论坛，赴美国、德国举办“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向台湾佛教界赠送同源桥、和平钟等。这些大型宗教交流活动，展示了中国宗教界的良好形象，宣传了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效服务了国家工作大局。此外，我国每年接待许多境外宗教组织和宗教界人士来访，让他们亲眼看到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宗教现状，增进我国宗教界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宗教界的交流，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目前，我国各宗教与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保持着友好联系和交往。

五、从发扬各宗教的优良传统到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迈出了新步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各宗教面临如何在大变革的社会中找准位置，利用自身特点和优势发挥积极作用，走出一条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的现实课题。从这个时候起，学术界、宗教工作部门和宗教界开始提出并探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并逐步形成了共识。1991年6号文件正式提出“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3年江泽民同志指出“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好，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也好，目的都是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目标规定下来。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和政府不断深化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工作。十六届六中全会要求“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十七大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标志着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我国各宗教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和好评。各宗教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和带领广大信教群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维护稳定。比如，在1999年以来揭批“法轮功”邪教组织和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各宗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各宗教还努力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夯实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基础。如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天主教推动民主办教、藏传佛教进行寺庙爱国主义教育、伊斯兰教“解经”、佛教界推动人间佛教思想建设和“以戒为师”为内容的道风建设等。2007年，五大宗教团体负责人还联名发出了建设和谐宗教、和谐寺观教堂的倡议，以宗教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各宗教还积极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赈灾扶贫、环境保护、捐资助学、养老抚孤等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如2005年印度洋海啸后，佛教界举行“海峡两岸百寺千僧、捐款千万救苦救难”消灾祈福万人大法会，迅速募集1200多万元善款援助灾区，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2008年5月18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我宗教界发扬慈悲济世的优良传统，在很短时间内就募集了2亿多资金和物资，支援抗震救灾。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是：坚持全面理解和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用以观察和处理我国的宗教问题；坚持从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正确认识、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我国的宗教关系；保持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延

续性，坚定不移、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入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必须大力加强宗教工作的基层基础工作，特别是加强县级以下宗教工作部门的建设，加强爱国宗教团体的自身建设；团结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发挥宗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第三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语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经济建设、对外交往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培养了数百万的外语人才。但是,冷静而客观地正视中国外语教育的现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外语语言学理论的研究还缺乏突破性的成果;在教学实践方面,外语教学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不注重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长期以来的“费时低效”与“哑巴英语”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不少外语人才知识面过窄、技能单

一、社会适应性不强等等。就我国基础外语教育而言,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来自于实践的学习外语专业招生的数量和教学的质量之间的矛盾。由于外语专业生源较好,就业形势较为乐观,所以导致各个高校的外语专业持续扩招,短时期内学生数量的迅速增长使得师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教学质量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其次,高等学校需要建立外语专业的教学规范。外语专业教学规范的制订,具体来说,是对学校外语专业设置条件的规定,这些规范的确立有助于外语专业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上述措施完善,才能保证大学生的质量,保证分配到全国各地中小学等基础教育中教师的质量。

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教育事业、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界同国际教育界的合作交流日益加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我国留学教育发展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综观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状况,外语课程改革一直是各国教育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以下将从语言教育政策、外语课程标准、外语教学策略、现代科学技术、教师教育和评估体系等六个方面对中外外语教育改革现状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拓宽视野,加强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力度。

目前,双语教学正在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热点,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学校已经实施或准备实施双语教学。就全球范围而言,许多国家和地区双语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如加拿大、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卢森堡、南非、芬兰、印度、瑞士、德国和中国的香港、澳门等。其中,瑞士、新加坡、卢森堡、我国澳门等实施了“三语”教育和“四语”教育。它们在双语教育的办学规格、师资素养、教学方法、课堂管理、学业评价等方面,已经形成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体系,非常值得我们比较、研究和参照。

中国目前开展的双语教学基本符合狭义的双语教育的界定。因此,中国双语教学主要指的是,学校中全部或部分地采用外语(英语)传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非语言学科的教学。中国双语教学明显具有添加性双语教育的特征。在实施双语教学的过程中,我们采用英语(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掌握汉语和英语两门语言,成为汉英双语人才,而不是为了替代学生的母语或第一语言(汉语)。因此,我们不但允许学生使用汉语,而且要继续加强汉语的学习,并且反对把英语作为语文学科的教学语言。

双语教学是一次实验。外语教育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贯穿始终的是新旧之间的斗争与交替,斗争的结果总是不断地更新外语教育的基础理论和教学方法。外语教育的科学化是永无止境的。每一次更新都是一次新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部分学校实施双语教学也是一次尝试和探索。我国双语教学还处于实验阶段。建国以后,我国师范院校从未设立双语师资专业。我国现有的双语教师基本上没有接受过专门的、系统的双语培训,他们从事双语教学大多出于自愿的性质。

我国双语教学实验已经开始,但是相关法规还未配套。立法滞后开始制约双语教学实验的进一步发展。譬如,200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这项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应该以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双语教学是一项新的举措,早先的法律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应尽快研究和制订有关双语教学的“条文”,至少颁布一些地方性法规,使得双语教学有法可依。

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新时期,对于外语院校和外语教学工作者而言,这无疑是一次考验和希望并存的历史契机。随着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要求的提高,单向度的外语人才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要求。外语界人士普遍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优秀的外语专业学生应该具备以下能力:缜密的外语思维能力,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各种社会挑战的中英文运用能力,批判的、系统的推理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敢于创新、独立开展与外语相关工作的能力,具有适应涉外工作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对外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具有对外国文化的评判能力和辨别能力,熟悉中外不同的思维方式,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念并且融会贯通的能力,等等。因此,能否培养出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宽阔的知识面和出色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新一代国际化外语人才,是中国外语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适应我国教育发展的新形式,深入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满足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2004年将在全国180所高校中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工作。改革重点为:教学目标的变化、教学理念的变化、课程体系的变化、教学手段及形式的变化和测试及评估的变化。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我国已正式加入WTO,社会对懂英语,特别是具有较强英语交流能力的人才需求更加迫切,进一步提高学校外语教学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深化外语教学改革刻不容缓。这些重要举措,为我国基础外语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基础外语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和有利保障。

20多年来,我国的外语教学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立足于时代要求的战略高度,从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角度分析,我国外语教学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和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基础外语教育。其表现:一是教学思想相对滞后。二是大、中、小学的英语教学相对脱节。到目前为止,学校的英语教学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缺乏阶段性、层次性和渐进性。三是教学模式单

一、刻板。尽管《英语教学大纲》提出了“外语学习归根结底是学生自身的学习”,“课堂教学不仅要扩大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还要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自学能力”的要求,但由于学校英语教学任务比较繁重,考试也以笔试为目标,大搞应试教学,形成教师上课讲知识、讲语法多,学生课下主要背单词的局面。四是教学方法相对陈旧。五是教学手段落后。六是从事英语教学师资不足,投入不足。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其他能力尤其是口语能力的要求显得更为迫切,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以培养口语能力为教学目的的各种教学试验,这是时代发展对英语教学的新要求,也是我国基础教育对英语教学的新要求。而目前,口语教学可以说是我国英语教学的薄弱环节,因此,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和口语交流能力,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成为进一步改革英语教学的重要方向,英语教学改革了,培养的学生学习方式、学习方法、学习内容等一系列问题相应发生了改变,自然而然影响到整个基础外语教育。此外,为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教育部将出台相关文件,进一步推动英语教学改革,促进全体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不断提高,培养的目标也向多层次、多用途、实践型发展,以适应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和需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经济建设、对外交往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外语人才。笔者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角,回顾、分析、展望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显著成就、基本经验和发展目标。我们在看到我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必须看到其存在的问题。如缺乏规划,基础阶段与高等阶段外语教学研究严重脱节;理论研究对教学实际关注少,未能对教学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研究不规范,低层次重复劳动多;缺乏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缺乏对中国外语教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构建;研究方法存在误区;未能很好处理“拿来主义”与“中国特色”、“应用”与“启发”等关系。希望中国外语教育把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培养教育出更适合我国教育的优秀人才,体现我国特色、风格和气派。参考文献: [1] 邢文英,程红,王永利.中外高校外语教学比较研究.河北学刊,2008(5).[2] 邱均平,沙勇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历程、现状和趋势.情报学报,2002(1).[3] 朱中都.论我国英语教育政策的弊端及改革路径.湖北社会科学,2007(2).[4] 贾爱武.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新战略思考.外语界,2007(5).[5] 胡壮麟.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若干思考.外语研究,2002(3).[6] 李予军.交际法研究在中国:问题与思考.外语界,2001(2).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

得的成就 1、2008年8月8日，我国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参赛国家及地区 204个，参赛运动员 11,438人，设302项（28种运动），共有6万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参加北京奥运会。本届北京奥运会共打破43项新世界纪录及132项新奥运纪录，并破纪录共有87个国家在赛事中取得奖牌，中国以51面金牌成为居奖牌榜首名，是奥运历史上首个亚洲国家登上金牌榜首。2、2008年9月28日，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发射，神舟七号是中国第三个载人航天器，是中国“神舟”号系列飞船之一。于北京时间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4秒988毫秒由长征2F火箭发射升空。神七上载有三名宇航员分别为翟志刚（指令长）、刘伯明和景海鹏。

翟志刚出舱作业，刘伯明在轨道舱内协助，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太空漫步，令中国成为第三个有能力把太空人送上太空并进行太空漫步的国家。3、2010年5月1日，我国在中国上海市举行了第41届世界博览会。此次世博会也是由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为主题，总投资达450亿人民币，创造了世界博览会史上最大规模记录。同时超越7000万的参观人数也创下了历届世博之最。4、2010年广州亚运会暨第16届亚运会于2010年11月12日至27日在中国广州进行，广州是中国第二个取得亚运会主办权的城市。北京曾于1990年举办第11届亚运会。广州亚运会设42项比赛项目，是亚运会历史上比赛项目最多的一届。广州还在亚运会后举办了第十届残疾人亚运会。5、2011年9月29日，中国首个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天宫一号的发射标志着中国迈入中国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第二阶段（即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及建立空间实验室）；同时也是中国空间站的起点，标志着中国已经拥有建立初步空间站，即短期无人照料的空间站的能力。[ 6、2011年11月1日，神州八号成功发射升空，神舟八号无人飞船执行与天宫一号的首次和第二次自动空间交会对接任务，为今后空间站的建立打下基础。中国从此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7、2012年9月25日，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正式交接入列，是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海军力量强大的体现，标志着我国政治、经济、国防、科技力量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拥有现代航空母舰，标志着一个强大的海军，也显现了一个国家的海军战略和综合国力。增加中国海军实力，维护了我国领土的安全！8、2012年6月16日18时37分，神舟九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实现了我国第一位女航天员飞天的梦想，成功的载人对接任务是建立空间站计划的重要一步，这不仅将是其不断增长的太空能力的最新展示，同时还将与其日益扩张的军事和外交影响力相匹配。

9.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06年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0位，2007年问鼎中国作家实力榜第1名，2011年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10、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47.2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1.5倍。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

11、教育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只有16.5万，占当时中国人口总量96259万的0.0171%。2006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达到377.5万，占当年中国人口总量131448万的0.2871%，30年间增长了16.7倍。我国已经全面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所有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全面实施。财政投入从2006年的1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06亿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增强高校创新能力。

12、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13、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新中国实施了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被依法废止，一个在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税种宣告终结。自2004年开始，国务院就实行了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5年岁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法废止农业税条例，使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九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废止农业税条例，使解决“三农”问题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14、2006年7月1日全线开通试运营的青藏铁路是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的建成使我们进一步增加内地和西藏紧密的联系和交流，增强民族团结，保卫国土安全。更好地为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造福西藏各族群众，努力将那曲物流中心打造成国内一流的物流中心。西藏有丰富的旅游、矿产、水利等资源，青藏铁路的建成和通车，便利了游客进藏和西藏的资源开发，对于扩大旅游创汇、资源开发利用有重大的意义。

15、中国南极长城站是中国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中国为对南极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而在南极洲设立的常年性科学考察站。中国南极长城站的建成填补了我国科学事业上的一项空白，为我国将来对南极进行系统的考察、进一步加强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和平利用南极造福于全人类奠定了基础。

第五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因经济犯罪突出是一个国际行问题，无论在我国还是其他国家，经济犯罪都是一类常见多发的犯罪。经济犯罪因其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动摇社会经济基础，各国刑法历来都将其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与经济体制变革相适应，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犯罪形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争执、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日新月异，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冲突、社会矛盾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社会阶层的组织结构、社会交往的方式方法、社会观念的形式内容均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的特点：

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经济犯罪较之过去，在案发范围、犯罪主体、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犯罪查处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犯罪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有些经济犯罪在地域上已经扩展、延伸到了其他国家或地区。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经济犯罪发案居高不下，犯罪金额越来越大。近十几年，为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目标，中国的经济政策分阶段逐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前计划体制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下曾一度收敛的经济犯罪又猖撅泛滥。尤为突出地表现为贪污、盗窃、诈骗、行贿、受贿、挪用公款、偷税抗税、走私贩私、制造伪劣商品等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犯罪形式。在经济犯罪案件增多的同时，犯罪金额也越来越高，大案要案不断出现，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以上，甚至数百、上千万元的大案时有发生，而且引起世界关注的政府县处级以至更高级的党政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案件和腐败资金外逃情况严重。

②经济犯罪种类和手段不断翻新增加，隐蔽性和智能性增强。现阶段，除走私、贪污、贿赂等原有的经济犯罪案件不断增加外，又出现了一些新型的经济犯罪，特别是证券欺诈和操纵市场、盗窃商业秘密、制作虚假广告、侵犯著作版权以及利用信用卡诈骗、伪造倒卖增值税发标、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侵占公司财产、洗钱犯罪等等。行为人往往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经济犯罪活动。他们不仅拥有高度现代化的交通、通 1

讯工具，便于作案前后的联络、指挥和逃离，而且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掌握现代经济运作和管理的专门知识，通晓和能够熟练运用电脑、电信等高科技手段，作案过程诡密、巧妙、快捷，不留痕迹，隐蔽性极强。

③职务经济犯罪以及非职务人员与经济领域工作人员相勾结的共同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政府的公务或在经济领域工作的职务之便实施经济犯罪，其犯罪手段具有相当隐蔽性，社会危害也较其他犯罪更为严重。目前这类犯罪首先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条件进行经济犯罪的案件数量最为突出，而高层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事实最为惊人;其次是经济犯罪主体规模从高龄化和低龄化到各个年龄层次都有增长趋势;再次是经济犯罪案件盘根错节，群体性经济犯罪越来越严重。

④单位犯罪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的显著特征。单位经济犯罪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比较多的是走私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妨害国家税收管理以及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等等;犯罪的主体既有法人也有非法人单位;犯罪金额较高。经济犯罪危害后果严重，查处十分困难。近年来，随着经济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多，大案、要案也在逐年上升，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经济犯罪涉案范围的加大、犯罪主体身份的复杂化、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蔽性等特点，导致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查处阻碍重重，十分艰难。经济犯罪分子肆无忌惮的侵吞社会财富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正常、有序的进行，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一大社会公害。

二、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犯罪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犯罪形式。但是，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刚刚开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经济犯罪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设计存在缺陷，短期内结构性经济问题难以避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方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发育之中，制度变迁过程中，两种体制之间的碰撞与矛盾，转型中特有的经济成份的复杂性，带来了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并在客观上为经济犯罪提供了土壤。80年代初的改革战略，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90年代的中国中央又先后明确了计划和市

场都是手段。并宣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还明确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我国实行的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多元化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即辅之以按资分配利润、按股分红，并承认风险收入和其他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但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既缺乏实际的经验又缺乏理论的深入研究。于是政策的短视带来的负面效应问题就突出出来。

(二)法制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为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相继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是，应当看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旧的经济运行机制仍在起作用，而新的市场机制远没有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还远没有完成，许多法律制度还有待于不断的完善。这就在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习惯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直接干预和插手经济事务，而政府行政管理机关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等问题的普遍存在，更是助长了经济犯罪的发展事态。在新旧体制交替并存时期，自然导致某些素质不高的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作为寻租的工具，各种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层出不穷。各种权利寻租手段公开盛行，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德心和政府形象。如最近查办的交通部多起副部级干部经济犯罪便是明证。

(三)对市场经济的失灵效应认识不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理想化地认为市场经济自然就是公平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就是规范经济，就是损益经济。因此，强调减少计划指导，尊重市场机制的多，对市场存在的失灵或局限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市场经济中物质和金钱的巨大诱惑，使有些人经不住为满足私欲挺而走险，以身试法，大肆进行经济犯罪。有些人缺乏真正的竞争能力，为在市场经济中站住脚跟，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惜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其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

而在现阶段，由于缺乏对市场经济失灵的足够认识，导致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对由市场失灵引起的经济犯罪的敏感性不强，对一般的经济犯罪的处罚阻力较大，威慑力较小。

总之，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犯罪之所以猖獗，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有密切关系。欲有效地治理经济犯罪，就必须充分认识其产生原因和经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的久远性、猖狂的暂时性和危害的严重性，进而才能探求出治理经济犯罪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