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及启示

第一篇：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及启示

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及启示

国际上普遍将科学素养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对于科学知识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公众科学素养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数,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此概念一经提出, 就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重视。美国早在1952年就进行了第一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开始进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如今, 定期开展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制定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制度化策略。

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研究始于1989 年,是由中国科协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开始研究的。在国家科委(后改为科技部)的资助和科协的支持下, 中国科协的课题组在1992 年、1994 年和1996 年进行了连续3 次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大型调查。在停滞5 年以后, 2001 年, 在中国科协的资助和领导下, 课题组建立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观测网”, 并进行了2003 年的第5 次调查和2005 年的第6 次调查。2007 年又进行了第7 次调查。2009年第8次问卷入户调查也于2010年完成，并且在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工作总结会上做出计划：今后将每5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规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并在期间进行专项调查与研究。

一、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过程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 中国对科学素养的研究是在没有研究积累的情况下, 由一些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提出研究思路并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资助进行的。调查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基本参照米勒的体系。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发达国家的知识指标，因此使用这个指标获得的数据是在发达国家社会形态中的知识维度体系上建立的。

然而，对科学的认识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西方的指标和测度标准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社会形态考虑适合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维度和调查研究的方法。

中国的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发展不平衡、具有多民族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与西方国家有太多的差异，加之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需求与西方国家的不同所产生的信息和传播方式的差异，以及国民受文化和信仰的影响对科学技术信息的理解和误读，这些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定性研究。应在长时间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项目反应理论和其它技术设计出适合本国特征的指标。在这个指标基础上设计出的适合本国的测度问卷，才能真正得出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科学素养水平的变化与其它各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

从调查内容来看, 调查问卷从引进的最初,中国的研究人员就根据自身的理解和中国的国情不断地进行修改译文、增减篇幅、试验筛选新题、将开放题封闭等工作。随着研究人员对调查的深入理解和国家对调查结果的更多需求,指标体系也在根据国情逐步修改完善。

1992 年8 月进行的“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抽样调查, 问卷基本采用了当时美国关于科学素养的调查问卷, 在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来源和公众对科学技术态度部分, 加入了中国国情题目。1994 年进行的第二次调查使用问卷与1992 年基本没有变化, 只是在调查背景变量上对少数民族群体进行了关注。

1996 年的调查问卷增加了公众对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经济学基本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公众迷信程度等内容, 以期问卷能全面反映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状况。

2001 年的调查沿用了前3 次调查的指标体系。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尤其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在保留原来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 问卷做了部分修订。公众科学素养的测试问题仍然主要由科学术语和基本观点、科学方法和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等的了解程度构成。在调查我国公众科学信息的获得渠道和手段方面, 主要了解我国公众是如何通过大众媒体(如报刊、广播、影视、电子网络及聊天等)和参加科普活动的方式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在通过主要媒体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问题上, 调查的重点放在公众使用现代媒体, 即电子媒体的状况上。在了解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方面, 观察了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利弊的看法、对技术和环境及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公众认为科学技术最应该优先发展哪些领域等。

为了2003 年第5 次调查能够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更好地适合中国国情, 在总结过去几次调查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在广泛听取各方面学者的意见以后, 在2002 年对调查指标和问卷进行了大量的修改。经过修改后的问卷, 问题总量减少了1/4, 指标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和明确。根据调查数据需要增加了民族和收入的背景变量, 使观察的范围更大, 获得的相关分析数据更多。

2003 年的调查仍然采用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采用的标准, 同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一些修改。在公众科学素养的测试标准中, 科学术语在保留了“DNA”、“ Internet”、“ 分子”的同时增加了“纳米”;科学观点沿用了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16 个题目;科学方法包括“科学研究”术语、“对比实验”和“概率”的理解。在测试迷信程度方面,考虑到中国的迷信形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们邀请专家确定了在我国相对普遍的5 种迷信形式进行测试和追问。对我们自己设计的科学基本知识问题进行实验并通过项目反应理论进行筛选, 获得了初步实验结果。

我国公众接触和利用科普设施的状况以及不能接触这些设施的原因, 在2003 年的调查数据中也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每年我国政府或者机构组织各种科普活动和长期进行的科普专项工作的效果, 通过调查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调查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方面, 既参考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的调查指标, 也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设计。通过对一组14 个问题的询问, 大体可以将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进行分类;公众对新技术的看法不仅反映了公众面对新技术的态度, 而且通过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在新技术和新技术产品市场形成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也调查了我国公众对技术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态度。

2003 年问卷的修改是比较成功的, 2005 年调查除对个别题目进行了文字上的修订外, 继续采用了2003 年的调查问卷。

中国科普研究所正在进行的2007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 是在《科学素质纲要》领导小组的支持下, 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的一个重要项目。这是首次将这项调查纳入国家统计制度, 调查的级别由“国统函”提高到“国统制”的高级别。

2007 年的调查同时肩负着《科学素质纲要》对公民科学素质的首次评估任务。这就要求调查的指标体系要有双重考虑, 既要在国际上可以对话, 又要与以往调查的结果保持延续性。

2009年调查问卷的内容，在2007年问卷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精简和调整。在公民对科学的理解方面，与2007年调查不同的是，在科学术语部分用“辐射”替换了“纳米”；在基本科学观点部分，删除了“吸烟会导致肺癌”，将“地球围绕太阳转”和“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为一个月”合并为一题，增加了乙肝的传染途径、声音的传播媒介、植物开花的基因和地球板块运动会导致地震四个问题。

在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方面，问卷内容没有变化，只是将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与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的题目先后顺序进行了调整。

在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方面，在保证调查指标完整的基础上，对公民对科学技术的看法题目进行了精简。[2][1]

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演变对我们的启示

科学素养仅仅是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测试公众科学素养的目的是为了解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服务，而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决定了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程度、对科学家的信任程度。科学素养调查主要是观察被访者对科学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了解被访者对测试问题设计者所设计的问题的了解程度。科学事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但在认知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媒介的影响，媒介按照社会对信息的需求进行议程设置。发达国家在讨论转基因技术的科学伦理和人的权利时，发展中国家正在讨论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环境评估是否要公众参与等问题。乔恩·米勒的指标、测试问题重在观察美国除国会议员、政策执行者、大企业领导人以外的热心公众、对科学议题感兴趣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其目的是为了观察美国科学决策、公共政策决策中公众的参与能力，以便保持美国民主决策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从这一角度看，任何知识与信息都具有社会性。而研究者由于着眼点不同，其设计的指标、测试问题以及解释调查数据的角度也不同。

中国的调查与西方国家的进路不同，决定了中国目前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缺陷。中国科学素养概念形成的过程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对科学素养的讨论，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激发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进行广泛讨论，并由学术界将研究结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发表，从而进一步带动更深入的讨论。中国是在国家确定了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和目标，而意识到人的素质在达到这个目标时将起重要作用，同时感受到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对建立科学世界观将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借鉴西方国家关于科学素养的思想和概念，逐步形成了中国对科学素养概念的理解。由于起点不同，中国许多研究基本上是照搬西方模式进行的，导致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不够深入，且缺乏必须的概念化过程。这种研究缺陷必定导致照搬西方国家的指标和测试问卷。在进行类似的社会学调查时，可深切体会到，在预定的指标调查范围内对精确数据的苛求长期存在。殊不知这种调查结果数据越精确，距离“事实”就越远。

这里的“事实”指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公众对科学的认识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社会学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在社会属性中寻找研究对象的态度的形成基础。这个寻找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定性调查的各种试验。仅仅通过国外设计的科学素养指标来测试中国人，其结果不可能准确。虽然这种结果在国际比较中有一定意义，但对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自身问题来说，其调查数据的价值不大，统计结果并不能说明其因果关系。为了有效地探索中国语境中中国公众的信息渠道及其变化、公众搜索信息的能力、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手段与方法等与他们形成对科学技术态度之间的关系、突发事件与重大科学技术事件对科学技术态度形成的模式，从而建构中国自己的公众科学素养研究指标和问卷，我们不仅要依靠量化调查数据，同时要认真研究和进行定性调查。在探索本国语境中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时，应从认知、理解、态度转变和行为变化等方面进行系统定性调查，然后再设计定量调查指标和问卷。参考文献：

1、何微，公民科学素养研究在中国的十九个春秋，科普研究，2008,8.2、中国科普研究所，2009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调查员手册，2009，10.3、李大光，中国科普研究历史回顾，科普研究，2008,8.4、李大光，“公众理解科学”进入中国15年回顾与思考，科普研究2006,4.5、宋悦华，公众科学素养测量指标及测量过程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3.6、金勇进，雷怀英，吴潇，公众科学素养测评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5.

第二篇：美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简介

美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简介

随着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美国科学界和专业从事科学素养教育工作的专家学者认为，必须定期对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进行调查，以便能够及时了解公众的科学素养发展的状况，及时了解公众对于国家科学技术政策和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的看法和态度。这些调查数据对于美国国会制订科技政策和对公众进行科学技术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长达２０多年的时间内，美国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在调查理论、调查指标体系、调查方法、调查数据处理和应用等方面日趋成熟，尤其是以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主任米勒先生领导的调查对世界范围内的调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所创立的指标体系和调查手段为各国的调查所普遍采用。我国在１９９０年引入他的调查思想和调查方法，对我国的调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借鉴和帮助的作用。

一、调查思想

美国人和大多数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公民都生活在科学技术的时代。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在由电脑芯片控制的自动恒温调节的居室内，通过卫星转播的彩色电视观看世界各地新闻节目，吃由多种技术进行处理的储存的食物。这一切是他们的父母那一代人所闻所未闻的。当他们生病时，服用最新生产的药物。这些药品是由２０世纪的抗体研究、病毒学或基因工程中先进技术研制而成。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为了上班、娱乐或与家人团聚，经常乘坐飞机往返于国内各地或地球另一边的某个国家。无论是杰弗逊、林肯，还是西奥多·罗斯福都无法预见到当今科学技术的十分之一。

现在的儿童，即下一代人，毫无疑问将生活在更为重要的科学技术文化之中。电脑和机器人技术的迅速发展预示着人类将从大量机械和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农业和植物遗传学的最新进步表明，人类花费在养活这个地球上的人而付出的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越来越少。医药、通讯和运输方面的进步使人类的寿命大为延长，使世界上的人类的聚居区可以互相走访和交谈。科学技术进步的曲线继续呈上升的趋势。

２１世纪的民主政府，只有在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生存。这与经济上的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内，需要有效地借鉴科学技术知识才能得以解决的公共政策议题越来越多。50年代和６０年代，在美国的社区进行的关于加氟作用的争论和公民投票说明了选民具有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进入９０年代以后，关于建造核电站、核废料处理设施和重组脱氧核糖核酸实验的争论再一次说明具有科技知识的公民参

与公共政策的制订是很有必要的。在２０世纪的后几十年时间内，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主要技术争论是关于能源生产中核能的作用的辩论。随着辩论的话题扩展至继续使用矿物燃料对全球生态所具有的潜在的影响时，掌握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必要性就显得更为重要了。美国政府和专家认为，如果要保持决策的民主程序，就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公民具有理解议题、选择方案和确定公共政策的能力。

因此，提高公众的基本科学知识需要不断加强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教育工作。而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调查和了解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

二、科学素养的概念和指标体系

米勒教授认为，界定科学素养（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的概念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而是一种评价。科学素养应该被看作是社会公民和消费者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科学素养的概念并不是指公众对科学已经达到很好的理解程度，而是指一种基本程度。他认为，科学素养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１）理解基本的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２）理解对现实的设计进行科学检验的过程和方法；（３）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科学素养的首要标准就是要理解科学技术基本术语的含义。如果一个人不能理解原子、分子、基因、引力或者辐射这些基本术语，那么参加公众对科学成果和科学技术政策的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如果一个人要掌握科学基本知识，首先要理解科学词汇。

科学素养的第二条标准是要理解科学的探究过程，或者说，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一个公民对科学研究工作是否具有足够的知识决定了他是否能够分辨科学和伪科学。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在５０年和６０年代展开的那场对氟的作用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公民是否具有科学素养，是否有能力分辨出在科学基础上写出的论文和报告与用其他思维和探索方法编撰出来的东西的能力是值得重视的大问题。

科学素养的第三条标准，就是要理解科学对社会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和对消费者和公民的个人影响。

三、调查手段

米勒设置了与指标体系相对应的调查题，以了解公众的科学素养的基本程度。他设置了以下９个问题了解公众对科学术语和概念的掌握程度：（１）我们吸入的氧气来自植物（对）；（２）我们生活的陆地几百万年来一直在移动，并将继续移动（对）；（３）光和声音，哪个速度快（光）？（４）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5）最早期的人类曾与恐龙同时期

生存（错）；（6）人类是从最早期的动物种类进化而来（对）；（７）电子比原子小（对）；（８）激光利用集中声波进行工作（错）；（9）宇宙产生于大爆炸（对）。

米勒用无限制提问的方法要求被调查者对占星术是否科学或科学程度进行回答，以了解公众对于科学研究的含义的理解程度。按照对科学探究过程的理解的最低标准来衡量，被调查者必须能够对科学研究的定义做出令人满意的无限制解释，并要指出占星术是毫无根据的。美国的学者还设计出“三部分指标”作为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衡量标准。被调查者如果能够回答抗菌素不能杀死病毒、能够说明４个里有１个的概念、任何辐射现象都不是人为造成的、并能清楚地了解“电脑软件”这个术语的意思就可以被算作达到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影响具备基本了解的水平。

根据测试的结果，美国在１９９０年达到具备科学素养的标准的公民达到６。９％，没有达到标准的为９３。１％。

另外，美国的学者还通过其他手段了解了美国公众对科学技术政策的态度、获得科学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对科学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利弊等重要的问题进进行了调查和了解，从而了解到美国公民中科学决策人、政策领导人、科学热心公众、感兴趣公众和非热心公众的中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

美国的调查方法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并在各国的调查中采用。

四、公众对生物医学的理解程度调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核能利用、空间探索、军事工业、生物遗传技术、生物医学、防止污染技术等领域的发展使得美国人对于这些技术到底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为了弄清楚美国公众对于科学新发现和新发明所持的态度，米勒等科学家于90年代初开始对公众对有关科技态度问题开始了专项调查。公众对生物医学的理解和公共政策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米勒认为，２０世纪是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纪。特别是在本世纪过去的３０年时间内生物医学的发展更为引人注目。从１９５３年华生（ＷＡＴＳＯＮ）和克里克斯（ＣＲＩＣＫＳ）发现了ＤＮＡ中的双螺旋结构到８０年代人类基因工程的出现人类对于基因的结构、基因密码与疾病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关心程度急剧上升。人类正处于广泛利用基因治疗方法医疗疾病的时代。２０世纪的后５０年，医学和生物医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新医药和治疗手段给许多人类疾病提供了医疗办法。美国公众对所导致癌症和心脏病的环境因素的日益增加的了解，改变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饮食、吸烟和其他行

为的习惯。２０世纪的最后１０年，人类将亲眼目睹生物医学重大的发展和对人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了解美国公众对生物医学的理解水平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消费者和病人，大多数成人要面对数量众多的生物药物和生物医疗方法，他们必须具备较高程度的有关知识，才能作出有效的 选择。在最近的１０年时间内，各种有关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政府议题将需要更多具备相应科学知识的美国公民参与讨论，美国政府同样需要具有高度科学素养的公众支持医学事业的发展，生物医学市场的成熟与开拓同样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鉴于以上原因，了解当前公众的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所具备的知识程度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调查内容涉及公众对生物医学政策的理解、公众对生物医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公众对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解、公众对研究中使用动物的态度、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的态度等方面。

调查结果显示，（１）大约１５％的美国公众具备分辨科学报道中不准确的科学报道内容以及公众讨论中的观点是否是科学的基本程度。他们基本具备识别生物医药的应用范围和应用方法的知识。（２）尽管美国公众理解基本生物医学概念和术语的程度比较高，但是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基本不懂ＤＮＡ或基因结构的基本知识。他们也不太了解有关病毒的基本知识，他们将细菌和病毒混为一谈。（3）调查结果发现，公众对于生物医学概念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解程度与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程度的高低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接近５０％的具有大学毕业或学位的美国成年人能够对科学研究的概念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而只有１３％的只有高中文凭的成年人能够作出同样的回答。但是令人十分失望的是，将近３／４的获得过学士学位的美国人不能说明科学研究的概念。根据这个调查结果，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应该对学院和大学中非科学专业的科学课程进行重新考察。（４）男性和女性在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别。（５）美国公众对生物医学概念和科学研究的理解程度与他们对重要的生物医学政策议题的态度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在研究中使用动物的看法上，公众的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另外公众对于科学研究的本质的理解程度也是影响公众对政府有关政策的重要因素。

米勒对于公众的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研究对于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和美国政府制订有关政策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篇：2003年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主要结果

2003年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主要结果

1．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在逐步增长

2003年，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达到1.98％，比2001年的1.4％增长了约0.6个百分点，比1996年的0.2％提高了约1.8个百分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结束了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出现了逐步增长的趋势。

2．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处于落后地位。

2000年，美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为17％；1992年，欧共体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已经达到5％；1989年，加拿大公众科学素养已经达到4％；日本在1991年已经达到3％。

2001年，欧盟15国、美国和日本都对本国公民的科学素养进行了调查。我们对科学知识调查共同采用的11个测试题目进行比较，瑞典排在第一位，将近73％的瑞典国民对这些科学技术观点达到了解的程度。其他达到60％以上比例的国家有8个：荷兰、丹麦、芬兰、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达到50％到60％之间的7个：德国、卢森堡、比利时、13本、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在40％至50％之间的有葡萄牙。中国接近40％的公民达到了解的标准，在18个国家中，我国排在最后。与2001年相比，2003年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有相当的提高，但仍然处于落后地位。

3．我国公众科学素养发展状况不平衡

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城乡、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具有程度不同的差异。

不同性别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差异：2003年，我国男性公众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达到

2.3％，比女性（1.7％）高0．6个百分点。虽然仍然存在差异，但是，差异在缩小。

受教育程度与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越大。

不同年龄段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年龄越大，具备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越低（18～29岁为3.7％；30～39岁为1.8％；40～49岁为1.4％；50～59岁为1.1％；60～69岁为0.5％）。

不同职业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参差不齐：学生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最高，达到15.6％；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次之。其他依次为：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负责人；办事人员与有关人员；生产上人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商业及服务业人员；失业人员和下岗人员；离退休人员。家务劳动者和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均不足1％

城乡差异巨大：城市居民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为4.1％，农村居民为0.7％。虽然差距仍然很大，但是，与2001年调查相比，农村居民增长率要更大一些。

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差异也非常显著：比例由东向西呈逐步下降趋势：东部地区公众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2.0％，中部地区为2.3％，西部地区为1.5％。与2001年调查相比，东部地区有所下降（2001年为2.3％）；中部地区增长最快（2001年为0.9％）；西部地区次之（2001年为0.7％）。

4．迷信程度依然严重

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数据显示，高达26.6％的人相信“相面”；22.3％的人相信“周公解梦”；20.4％的人相信“求签”；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4.8％的人相信“蝶仙或笔仙”。根据追问分析，其中真正相信迷信者占13.3％。

思考与分析：

1．你认为提高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2．生物课程的实施能否有效的提高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

第四篇：公众科学素养抽样调查分析

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就是人们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以及它们的影响了解有多少，有多深。此次开展的区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在我区还是第一次，是了解我区公众成年人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对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的看法和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手段等各个方面情况的重要方法。在科学技术正日益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今天，一个人科学素养的高低，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已经开始影响到现代社会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在不断影响和改变国民的价值观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

一、我区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

此次公众科学素养抽样调查，选取了各层次公众组成的随机样本384人。其中男性公众185人，占48.18%；女性公众199人，占51.82%。现将主要数据及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国

家

机

关

机

关

企

业

办

事

员

商

业

及

服

务

人

员

学

生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生

产

工

人

失

业

及

下

岗

人

员

其他

企

业

法

人

家

务

劳

动

者

离

退

休

人

员

2.6%

3.9%

7.81%

3.9%

9.9%

6.77%

12.24%

6.25%

0.52%

1.3%

44.27%

经过本次调查的数据采集和后期计算，结果表明我区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12%, 而杭州市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2.9%,杭州市统计局城调队2003年11提供资料高于杭州市的平均水平。

二、我区公众获得科技知识和科技信息的渠道和方法

电视、报纸是我区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主要渠道，高达85.94%的公众通过电视和报纸获得科学技术信息;通过广播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比例为41.93%、通过因特网、杂志、图书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比例分别为23.18%、16.15%、13.54%；排列较后的主要渠道依次为亲友或同事、专业技术培训、音像制品，其比例分别为5.47%、3.39%和1.56%。以上情况说明，我区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手段和方法依然是传统的，现代传媒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作用。

三、我区公众利用科普设施的情况

调查发现，我区公众很少露面的场所，如省博物馆、美术馆或展览馆等，恰恰是发达国家公众经常到场、进行科学素养熏陶的乐土。从侧面反映出我区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和科学意识、精神思想还不扎实。目前，我区社区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宣传、科普画廊，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公众积极参与，有效扩大了科普的辐射面。

四、我区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本次调查表明，我区公众认为“教师”

声望最高（37.24%）,“企业家”居第二位(28.12%),“医生”居第三位(27.86%)，“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声望比例为（26.56%）。

绝大多数公众对科学技术持正面和积极的看法的，认为科技对社会积极影响为主的超过了91%。

从调查中看出，我区公众对科学技术带来的益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对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抱着十分积极的支持态度。甚至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于并不能马上带来效益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程度也是很高的，这说明我国发展科技事业有强大的社会公众基础。

五、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对策与保障措施

1、社区科普活动形式多样化，深入实施“科教兴区”战略。

许多街道、社区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渊源，但在社区形象设计独具特色上还有一定差距。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区居民的要求不断提高，在社区科普工作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使社区科普活动形式多样化，已成为我们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无论是“FLG”的歪理邪说，还是“非典”疫情的肆虐，都阻挡不住科学的脚步。全面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调查为制定新一轮适合于21世纪发展的“科教兴区”新规划，也为国家制定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是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的一项长远的基础性工作。

2、加强科学方法的宣传和普及，全面提高我区公众科学素养。

科学方法是科学素养中最重要的内容，公众理解科学，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科学方法并应用这些科学方法解决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的盲从行为，也与缺乏科学方法有关。要提高我区公众科学素养，宣传和普及科学方法是十分重要的，让公众真正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较高的科学素养来指导和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3、加强教育事业，营造一流社会人文环境。

教师在课堂里不仅仅是把一个知识，一个概念教给孩子，更重要的是，把一种文化，把一种文明，把一个理念传授给孩子。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到博物馆走走看看，才能培养了人文。让参观博物馆成为生活方式，博物馆是精神财富的宝库，是陶冶情操的最佳去处，将丰富的资源真正转变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的统一，以培养时代所需要的一代新人，营造一流社会人文环境。

第五篇：大学职能演变启示

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需求,促使了人类文明成果高度集散地——大学的诞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大学教育对社会的不断渗透,又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大学和社会互为依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大学的职能也从初始阶段单一的培养人功能演变到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再演变到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集此三大职能于一身的现代大学由于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心0。因此对大学职能历史演变的背景及成因的探讨,对我们现在正在从事的高等教育改革,无疑将具有借鉴意义。

一、大学职能的历史演变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中世纪的大学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兴起以及新兴工商业者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日益起着重要作用,对中世纪大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是一些学者以研讨社会问题为初始目的的,但很快就被统治君主或教皇所控制而最终成为他们的附庸。大学的职能也仅限于为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工具性人才的储备。如管理城市的官吏、法官以及教师、医生等。整个大学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运行,不断地用等级的教育复制着等级社会体制。因此,此种大学模式是在严格的封闭状态下运行的,与社会生活实践严重脱离。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大学就形成了以教学为主和办学思想保守的基本特性。

它表现为,其一,随着中世纪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原本以”自由研讨”为出发点产生的大学,很快就转向以教学为主,习诵古典成风。大学开设课程主要有神学、哲学、文学和法律等,并由大学法规或教皇固定下来,不能更易。授课时以论诵为主,教师讲学生记。诵记教学还特别强调背诵和考试,考试不能超过经文所规定的内容,这种硬性背记式教学极大地损害了学术的发展。其二,到14世纪和15世纪,教条之风日盛,大学教学日渐禁锢思想,鼓动社会保守主义,对社会发展视而不见。而且随着各国对大学控制的加强,大学又日渐为教会或王室所控制,这样早期大学曾经提倡的发展科学、发展知识的积极作用也逐渐消失了。直到18世纪,大学的主要职能仍是单一的培养统治阶级工具性人才,虽然也出现有少量的学者、教授从事过某些研究工作,甚至还出现了但丁、哥白尼、伽利略等著名的科学家、学者。但作为大学的科学研究还相当不普遍、不经常,也从未作为大学的计划内容,只是属纯粹的个人活动。至于直接为社会服务,这在当时对大学而言,更是远远游离于活动之外的,大学被视为高居社会之上的”象牙之塔”。19世纪初,基于重塑德国雄风的迫切需要,德国委任新人文主义者威廉.洪堡出任教育部长并创办了举世闻名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创办不在于增设了一所大学,它的意义在于创立和全面实践了一种新的大学观。洪堡倡导的“学术自由”和“研究与教学相统一”原则,柏林大学实施的自由选课、自由研究等方法都集中反映了时代的先进教育观,实践了一个崭新的大学理念。洪堡认为:古希腊精神的核心是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精神,而这些唯有在大学,在大学的科学和学术研究中才能被唤醒,才能形成。自由的学术研究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因此,他把研究自由作为新大学的最高思想和中心任务,并据此来改造大学的教与学。他指出:“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教,大学生的任务也不是学,大学学生需要独立地自己去从事-研究,至于大学教授的工作,则在于诱导学生-研究.的兴趣,再进一步去指导帮助学生去做-研究.工作。”洪堡还认为,大学的真正成绩在于使学生可能,或者说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管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正是柏林大学对传统大学模式的突破,以及其获得的巨大成就和鲜明的个性特色,使其成为德国其它大学竞相模仿的榜样,推动了德国大学的现代化。而后德国迅速兴起的实科教育和工科大学又填补了柏林大学与生产实践之间的空白,搭起了从研究性大学的纯理论研究与社会需求的桥梁,从而也给研究性大学找到了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了良好的应用渠道,并为大学提供了越来越充足的科研经费。这种文理大学和工科大学以及各学科技术学院的综合体,相互依赖,共同发展,促进了1871年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经济腾飞。正像创建新大学时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新大学担负起了民族振兴的/精神源泉0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形成了大学的第二个职能——发展科学。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5莫雷尔土地赠予法6,赋予美国高等教育一项新的职能——服务。该法案规定:向各州每位议员赠拨了3万英亩土地,并将之售出,用所得经费建立永久性基金,以资助、供给和维持至少一所专门的学院,这所学院主要讲授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方面的知识,培养为当地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各种技术人才。赠地学院一改美国传统学院的办学思想,更多地关心农业、实用知识和推广技术,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农业的发展,正像康乃尔大学创办者康乃尔指出的那样,“这所学院将向社会的工业和生产阶级提供最好的设施,以使他们获得实用知识和精神文化。”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为适应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需求,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在范海斯校长的领导下提出了“威斯康星计划”,这项计划赋予威斯康星大学两项重大使命——帮助州政府在全州各个领域开展技术推广和函授教育,以帮助本州公民。1909年,斯迪芬撰文,把这项计划描绘成“把整个州交给大学”。“大学对本州人民的作用就如同人的头脑对人的手脚和眼的作用”,即“大学要给人民以信息、光明和指示”。威斯康星大学把整个州作为大学校园,“威斯康星计划”使之成为“任何人可以学习任何东西的地方”。随着威斯康星大学不断完善其为本州服务的职能,它在诸如畜牧科学、生命科学和细菌科学等学科方面迅速处于全美领先地位。直到今天,威斯康星大学仍常常排在美国最优秀的十所大学之内。191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拨款支持高等学校在人民中传播有关农业和家庭实用信息,并鼓励对这些信息的应用。此后,美国高等学校的服务又逐渐延伸到其它方面,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显然,服务职能的增加给美国高等教育带来的革命是多方面的,如教学方法的变革等,但最为主要的是使美国的大学和社会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使得为社会服务和国家发展服务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大学也因之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二、几点启示 大学的职能演变是随着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而逐步演进的。每一次社会发展的进步都要求大学不断承担起新的职能,而大学对自身职能的很好履行又将对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对大学履行承担职能的认可,又会对大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社会和大学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成为大学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大学对此要予以充分重视,通过充分利用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高智力优势,认真做好自身所应承担的职能义务,以期获得社会公众的充分认可和支持,使自身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21大学发挥好自身的三大职能,要正确认识自身的义务和能力。不同层次的大学,要实事求是地根据自身所拥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根据所处地区社会发展需求的具体情况,找好定位、选准方向,运用高智力优势,真正为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借鉴西方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我们知道,大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教学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和综合型(多功能)大学三个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为:教学型大学。其主要职能就是通过教学活动的实施,为社会培养所需专门人才。学校一般以古典式(即单一的传播知识)的教学为主,对学生的培养也只注重心智的培养和性格的养成。此种学校的基本特征是封闭和保守,其发展经常是游离于社会发展大潮之外,因此,也经常受到社会公众的多方面的批评。这一类大学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教学科研型大学。除了主要通过教学来培养人才之外,为社会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发展科学的职能,这无疑加快了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大学内部结构的优化。而由于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工作,此时的大学很可能就成为国家发展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心。政府和社会大众依靠大学来促进国家科学的发展,政府和社会也将基础科研经费大多投向大学。

综合性(多功能)大学。此种大学集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为一身。大学不仅进行培养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又着力进行科学研究,建立智力城,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科学的中心;还通过形式多样的高智力服务,成为推动社会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源。大学确确实实地从边缘地带走向了社会展的中心。依据以上的分析,结合我国大多数内陆欠发达省份的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不难得出,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大学,除极少数国家直属重点大学之外,大多数大学应属教学型大学。显然此类大学在学术声誉、教师质量及物力贮备的量级上都很难与北大、清华等国家重点大学相比较。因此,立足现实,面向本地区,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在本地区相对集中的智力优势,为本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应是此类大学改革与发展的理想选择。首先,虽然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地方型大学的整体实力和重点大学相比,一般都处于不太有利的位置,但就各自所处的地区来说,一般又肯定聚集了相对富足的高智力的人力、物力资源。只要科学地利用这些人力、物力资源的高智力优势来为本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服务,一定会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走出一条宽阔的可行之路。其次,大学的基本职能就是培养人才。从现代意义上讲,大学就是要向社会培养输送多规格、多层次的各类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建设人才。因此,大学应该通过对现有相对富足的高层次师资队伍的优化重组,运用自身所具有的学科群优势和图书、实验等优势条件,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首先要做到为本地区社会发展培养出真正能满足其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在此基础上,真正把科学研究的方向确定为解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的努力上,切切实实地为地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通过自己的一系列高智力服务,逐步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获得他们的支持,使大学真正起到地区“社会发展中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