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5篇范文]

第一篇：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谈中国民主改革的未来

历史学院：向贤柔2011201411

摘要：一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苏联模式，虽然现在标榜的中国特色主义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模式有了一定的修正，但是，这种修正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仅仅限于经济层面，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进程一直都只是处于徘徊阶段，与八九十年代相比，或者说是一种倒退。如今，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刚刚过去二十一年，那段历史犹如警钟始终在中国人的耳旁敲响，我们会不会有一天踏上苏联的后尘？在这里，我想就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谈谈我国今后民主改革的未来。

苏联演变的教训

要谈启示，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苏联最终亡党亡国的原因。首先，苏联体制僵化是苏联经济政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斯大林之后，虽然赫鲁晓夫作了改造的试探，但体制一旦形成，自身的惯性极大，赫鲁晓夫的改革轰轰烈烈，虽有突破，但因方式有误、思考不深，最终功败垂成，连自身也被相对保守的同僚们剥夺了最高的领导权。接替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缺乏赫氏般的冲动和魄力。面对庞大的实力假象和艰巨的治国任务，勃氏更乐于歌功颂德、图饰太平，更乐于对外抓住美国的失误全力争夺世界的霸主。最终，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近二十年中，苏联的国家体制日渐僵化、老化，加上美苏争霸一度呈现的苏攻美守的态势，进一步迷惑了苏联的上层建筑，使这个庞然大物的国家无力激发应有的忧患意识，这个国家巨人陈疴日深，却反应迟钝、自救缓慢。及至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走马观花似的上台，苏联杂粮早已经积重难返、病入膏肓，他们特别是安氏有心拯救，却年不饶人、天不由己。外表依旧庞大但体内千疮百孔的苏联，最后由根基并不深厚的戈尔巴乔夫接管。对于戈氏来说，接受这个任务实在有点勉为其难。虽然戈氏有着新的思维，但苏联旧体制的红利期已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集权体制的利好基本完全耗尽，而弊端却淋漓尽致地显露，苏联内政的自我持续已经到了紧急关头。面对美国国际攻防态势的日益好转，苏联却昏招迭出，在美国撤出越南，结束雨林泥潭的同时，苏联却侵入阿富汗，陷进伊斯兰圣战的噩梦。由勃氏晚年启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为越南侵入柬埔寨背书，不仅使苏联内外交困，而且使戈氏面对的处境雪上加霜。

苏联绝对实力增速放缓甚至停滞，相对实力更是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在此背景下，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势力明显抬头，与自由民主思潮相结合，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政权风雨飘摇，给苏联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和负担。巩固东欧亲苏政权，需要苏联大力支持，但苏联的自身问题都应接不暇，根本无力他顾；任凭东欧兄弟党和政府动摇垮台，这个即使不会引发苏联的连锁反应，也会造成苏联的孤立。面对这一格局，苏联给予过支持，但疲于奔命，最终以东欧剧变、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华约解体而宣告苏联在东欧绝对影响的落幕。这是真正的唇亡齿寒，苏联的命运已在此作了铺垫。

1990年之后，当东欧原社会主义政权次第更替后，接下来的苏联不可避免地成为焦点，这座千疮百孔的大厦更加风雨飘摇。苏联与东欧大多数单一民族国家不同，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对苏联的冲击不仅仅是对原政府的颠覆，还伴随着统一国家解体的危险。所有的这一切，却都是在“民主”的旗号下进行的，联想到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的天然亲近，这不得不令人遗憾和回味了。1991年注定将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一年。经过戈氏不得章法的新思维的折腾，苏联国内经济更加艰难，加上外来的挤压和内部的争斗，苏联迎来了最后的挽歌。由于理论的含糊、组织的混乱，“8·19”事变不仅未实现发动者们自身的预期目的，反而加速了苏联终结，苏维埃的丧钟最终撕心裂肺的响起。随后，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国际法主体，其他加盟共和国各自独立。

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民主化的冲击难逃其咎，但并不能简单地由此得出不该重视民主、不该追求民主。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很多，但忽视民意、丧失民心是其根本；教训很多，但从过于防范民主向急切拥抱民主的非理智急转是其关键。在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两大致命错误：一是在扩大民主的最佳时机，却过分地警惕市场、防范民主，从而坐失了最佳的改革时机；二是在意识到民主是改革不可避免的方向时，不仅没有自我把持、沉着应对，反而急不可待、急于求成，最终欲速不达，满盘皆输。

同时，苏共的垮台乃至消失，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苏联共产党脱胎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那时的俄国大体上还算一个现代国家，沙皇俄国时期虽然总体上落后于中西欧，但现代因素在俄国特别是贵族之间一直并不欠缺。由于俄国贵族及新兴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俄国很早就出现了现代政党，但由于进步力量有限且沙皇专制独裁惯性的存在，这里并没有自发成长出平和的议会政治的成熟土壤。“二月革命”后，一度出现了议会政治的形式，但一大战的压力和民众的过高热情，挤压了温和民主政治的最后空间。此后，暴力的作用被无限扩大，暴力成为俄苏政治生活的主线。缺乏约束边界的暴力，在以暴制暴的过程中最终也扼杀了一般民众正常表达民意的热情和胆量。当暴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退回应该的位置后，忽视民意的倾向却未得到及时纠正，反而变本加厉地变成了对现实民主的提防。社会主义相关理论中的民主原则被虚化，民主价值被牺牲。这是缺乏政党竞争和合作的一党制的苏联、东欧当时出现的场景。而且与在苏联刺刀护卫下的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仅仅缺乏本地民意充分认可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着有意扭曲民意的嫌疑。于是，在苏联及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内容在被悬搁、供奉的同时，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论及民主却如谈虎色变。

前苏联没有“解放思想”，只有“新思维”。思想可以循序渐进地解放，但思维只能一步到位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继续解放思想”虽然老调重弹，但意味深长。由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中始终未排斥民主，社会主义国度的民众虽缺乏民主的生活习惯，却对民主有着近似先天的信仰和崇拜。即使在立足拒绝国际和现代人类最新成果的朝鲜、老挝、古巴，民主的本义都绝非贬义。当时的前苏联更是如此。因此，当西方频频以“民主”为诱饵来逼迫时，苏联及东欧共产党人逐渐失去免疫能力，这一方面在于压力，另一方面在于诱惑。抵抗不住压力，源于自己的传统的计划经济运行出了问题，内忧深重，又无计可施；抵抗不住诱惑，是由于民主确实是社会主义运动自身的重要组成，反思社会主义的现状，民主的推进和实施却是在学理上需要整改的弱项。于是，在戈氏新思维的推动下，扩大民主成为苏联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由于形成这一导向的初始准备极不充分，面对西方压力并无信心，面对预期诱惑更无坚守，随后的扩大民主进程逐渐失控、无序，最终引发了国家的灾难。

苏联旧体制内的民主化实践，未能巩固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个方向不对。这个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开花未结硕果，首先源于理论准备的不充分，缺乏立足本国国情、结合苏联实际的关于民主建设的特色化思考。这直接导致了苏联改革目标飘忽不定，推进或快或慢，使民众有点不知所措。其次在于改革的操盘者未能有效驾驭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之前，苏共党内即有利益集团的存在；改革之后，党内与党外诸多利益集团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利益既得者们能量很大，是体制潜在的颠覆力量，也可以成为体制的维护者。当党内主要领导人维护旧体制态度坚决时，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甚至会尽力靠拢寻生，成为旧体制顽泯不化的拥护者和巩固力量；反之，当他们察觉到风吹草动，一旦发现主要领导人有易帜更张的动机时，他们便蠢蠢欲动，虽不挑头，但定会纷纷利用占据的便利，发出杂音，干扰决策，不仅会淹没普通民众的真实呼声，而且会把个体的意志强加给全民。俄罗斯的寡头们即是如此。当戈氏明确提出要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榜样的民主化诉求后，人心思变，他们直接推动了改革进程的加快。苏联改革由此走上了一个无序参与、难以控制的不归路。于是，在这个急于求成的过程中，未能出现急中生智的传奇，只剩下急转直下的败局。

中国现存制度的症结

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滞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是苏联社会主义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与苏联相比，中国文革结束初期的国情几乎与苏联一样风雨飘摇，各种矛盾激化，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各种社会运动的此起彼伏，给当时的中共提出了严峻挑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滞后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系列经济成就对这些矛盾起到了相对缓和的作用，所以最终矛盾没有激化。但是，这种矛盾的长期存在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中国的民主问题依然亟待解决，时间越长，可能难度越大，危害也越大。执政集团乃至整个执政党的分化甚至分裂，恐怕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上，近年来日益加剧的地方竞争，已经昭示着执政党内部的利益格局形成。而近日为十八大迫近而若隐若现的“入常”竞争，特别是重庆“王立军事件”引发的重重迷雾，似乎正预示着，现有权力交接方式的内在危机。

“王立军事件”无论细节与内幕如何，对中共的权力运作方式及其有效性，都具有反叛和挑战意义。一方面，由于主人公从红脸变为花脸，让重庆几年来轰轰烈烈的“打黑唱红”突然从正剧变成了闹剧；另一方面，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虽然高官因违纪腐败等原因而落马已不希奇，但一个如此高位、最了解权力核心工具公检法运作内幕、集全国英模等多种荣誉于一身的“打黑英雄”，竟然要以寻求海外庇护的方式保护自己，谁还能相信执政党权力运行的透明与公正呢？

相信随着党内的分化与竞争加剧，在没有规范公开的竞选制度情况下，类似王立军这样的奇案丑闻还会出现，甚至可能成为催发民主变革的导火索。正如台湾因“江南案”而变，苏联因“八一九事变”而彻底转轨一样。

无论苏共还是中共，为了增强自己的执政力量，扩大执政基础，都努力扩大自己的规模。苏共公开说要搞“全民党”。抛开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利益考量，从观念上说，这其实也是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需要。

但事与愿违的是，当党的组织规模超过一定程度时，它就不可能再保持过去革命政党的那些特征，比如统一的信仰、高度的集权、严格的纪律、一致的团结、森严的层级等等。因为要让一个几千万人的组织维系上述特征，不仅经济成本难以承受，而且在管理与信息传导等方面，也将发生严重的扭曲和失效。当前我们在中共身上就明显看到了这一点。尽管它的领导核心花费大量资金与力量，不断地以各种宣传的、教育的、奖惩的手段，竭尽所能地力图维护革命党的高度集中和纯洁特征；其效果如何，只要看看党的权力阶层日益严重的腐败，以及相应的党的基层组织的涣散，以及空洞说教与现实巨大差距导致的社会道德失范，就很清楚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形式较改革开放更加复杂，改革的矛盾也更加错综复杂，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华民族的未来。

中国民主的未来

中国的民主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的追问应当首先转换为追问中国民主发展在哪出现了问题，其次才是在回答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呈现自身的出路。我要加以声明的是，把握、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进程，二个东西不能丢，即在实践的基础上，一是对中国历史现实的批判，二是对国外正反经验的反思。

就中国的民主发展所遭遇的问题而言，我以为当前的困境依然是源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没能实现有机结合。我明确反对任何割裂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主张“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或者主张“社会民主倒逼党内民主”的一切说法。中国的民主道路，还需要中国人自己践踏出来。但是践踏的主体，主要不是政府，而是社会的民众。这践踏的过程也是渐进式的，但主要的不是政府主导增量，而是民众民主的自我增量，从而增量政府的民主。„„每一个中国人的民主精神的自我生成与发展，我简言之为民主增量。这个民主增量到一定程度，它将以存量的形式构成中国特色社会精神，从而它的继续增量，将不再是形成这个社会精神，而是发展和完善这个社会精神。”

低效率政府与大众民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将大众民主等同于低效率的或者保守的政府是有失偏颇的。这种理论之立场因为看不到大众民主之历史趋势，而成了为当局辩护的阻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障碍。欧美的一人一票之民主，充其量只是大众民主发展自身的一种经验方式，这种经验方式如同东亚的经验模式乃至其他国家的经验模式一样，不能作为否认大众民主的趋势的理由，相反，它们的成功抑或失败，都将有利于推进大众民主之完善程度。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尽人事之努力而减轻发展民主的失败经验所必然给社会带来的痛苦。

就中国的民主出路而言，不仅仅要深化党内民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深化和培育社会民主的发展。从中国的民主的基本制度看来，它的优越性依然高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从理论上依然是目前能从根本上杜绝西方的政党轮流、派系纷争、政客表演的低效率政府的民主机制。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拒斥这样的制度安排，而中国则因为社会民主的发育不足或畸形而导致了该制度的虚设或悬置。但是希望在于，历史站在社会民主这一边，正如树叶虽然因为空气而漂浮但终究会落地。具体看来，中国当前的民主的基本制度，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这样的民主机制，（简要而言）即国务院组织专家研究、起草相关政策、法律--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核、批准--政府依据宪法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法律的具体规划和方案--党中央依法选拔、选举合格执行具体规划、方案的核心领导成员及其班子（并在换届时，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下一届新的领导集体）。中国的这一个产生政策以及国家领导人及其班子的民主机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党派之争而导向类似西方的保守的低效率政府，另一方面也规避了所谓政策的辩论、竞争而导致不顾国民经济承载力的政客表演之下的高负债政府。这样的民主机制，它所产生的政策乃至国家领导人，都渗透了在民众监督之下的各阶层代表参与了的民主遴选。但是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这个民主遴选只是形式上的民主遴选。问题在于，如何使得这个民主的遴选同时具有它的实质性，如此中国的民主道路之未来方可光明而前途美好。因此，关注中国之命运的人们，这里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是全国人民代表的有效选举与有效监督。人大代表来源于社会，因此只有社会民主的自我增量，方可有效地选出代表并监督代表的代表行为。而要有效地选出代表并监督其代表行为，根源不在于候选人的政策之争，而是在于候选人对人大代表大会审核、批准生效了的政策、规划和方案之认同以及全心全意的践行。因此，我的观点是中国民主的不振，根源是社会民众的民主意识尚未由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从而中国民主的出路也将是社会（当然包括政党、政府）自我培育民主、增量民主、驾驭民主。中国的民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其间需要跨越不仅是党内密室民主还是社会自发民主。中国的民主需要政治家的政见辩论，但是政见辩论的范围应当限制在如何制定经由人大批准了的政策、法律的具体方案和措施的操作层面，并且他们的辩论乃至方案的实施要置于阳光之下，即要接受社会民众的监督。

结语

以上算是我个人对苏联演变教训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未来民主进程的一点看法，可能还显得很幼稚和不客观，只能算是个人的一次小小的尝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还请老师指导。

第二篇：大国兴亡徐之明 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关于苏联政党建设方面的一些思考

1991年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散，曾经叱咤风云的具有74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大厦顷刻瓦解了。让人惊奇的是，当时苏共在全国有着接近两千万的党员，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苏联的解体。这说明，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苏联的解体，虽然是受到了当时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苏联自身的原因。我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苏联共产党内部，在于苏联共产党自身的政党建设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苏联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政党建设上出现了问题。

首先，苏联共产党政党的行政体系僵化，搞党政合一体制，党政不分，以党治国。政党有着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它是政治组织，是人们用来控制公共权力的工具。第二，它是社会组织，是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众多方式中的一个特殊品种。而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逐渐异化成了国家的一个统治机器，成为了少数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不再是苏联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了。虽然苏联共产党有着接近两千万的党员，但是在如此大数目的党员中，真正能对国家发展起到当家作主的作用的党员只是极少数。另外，在苏联高层，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官僚阶级。其代表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相互利用和斗争，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应负首要责任，《改革新思维》明确无误的表达了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和对“欧洲文明”的价值取向的崇拜，反复无为，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在这种新思维的指引下以至于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不可避免的走向联盟解体的边缘。而改革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叶利钦利用“八一九事件”发起人的失误，迅速煽动不明真相的民意，跃居权力高峰，搞垮苏共和苏联。然而仅凭其二人是难以摧毁一个政党和社会制度的，真正的掘墓人是其自己培养起来的高层特权官僚集团。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没能挽救苏联的政治体制的漏洞。戈尔巴乔夫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共有七个方面：让千百万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为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治过程开辟最大的空间，为充分发挥公民、权力代表机关、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劳动集体的主动性创造条件；自由形成和表现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他们商定和实现苏维埃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为各大小民族的进一步自由发展、在族际主义原则上加强他们的友好和平等合作保障条件；根本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和法治；明确区分党政部门的职能；建立有效的机制，以保障政治体制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自我革新，而政治体制要能在一切生活领域越来越积极地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自治原则。戈尔巴乔夫强调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使劳动者过上美好生活，国家强盛。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强调“我们在社会制度的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哲学的根据是《共产党宣言》的著名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在个人的社会权利方面，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总的情况较好；而在关于人的政治权利方面做得不好，没有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疏远的状况，应该通过改革吸收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应该提供对任何问题发展自己意见机会的政治自由。“改革的核心是让

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但是，人民长期没有政治民主的训练，一步到位由民众来决定一切显然是不现实的。

对比一下我们中国共产党。在王长江的《政党论》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制度建设的问题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在于，它最初从中产生的那个制度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专制制度。党的首要任务不是充当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而是充当领导人民和专制制度对抗、以推翻专制制度为己任的政治先锋队。为了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真正起到意志统一、纪律严明的政治部队的作用，党不能不在组织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实际上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组织。不要说帮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党自身的民主，也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成为执政党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又成了党最重要的目标和任务。在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能不能自觉地实现这一转变，既关系党所领导的事业，也关系到党自身的未来。过去的挫折和今天的成就，均与此有关。可见，一个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与成为执政党之后，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从政党的性质来说，一个政党在成为执政党时候，更应该专注于帮助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

其次，苏联共产党的腐败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执政党的自身危机使其人民抛弃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1991年俄罗斯的选举，叶利钦的上台可以说明苏共失去了民心；而“八一九事件”的失败则证明了苏共已经失去了广大共产党员的支持，也就是1900万党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苏联！不仅如此也使其失去了军心。究其根本要归结于苏联共产党长期以往的腐败，以及个人崇拜和功利主义的盛行，蒙蔽了苏共领导人眼睛，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一边不顾，甚至侵害人民的利益。终究苏联共产党被人民给抛弃了。权力对执掌者有强大的腐蚀性。权力的巨大能量往往使掌权者在向政治目标前进时，也获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利益有时会挑战政党赖以使自身凝聚起来的价值，使政党原先的价值发生畸变。

另外，苏共的执政理论的停滞不前也是苏联垮台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苏共的垮台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马克思等人的具体论断当作如今理论与实践的标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评论也处于一百多年前，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停滞不前，因此执政党需要科学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此，我想借用徐老师在课上用的结束语来结束这篇文章，因为老师的这个结束语确是最好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我们要吸取苏联共产党的教训，对我们面临的瞬息万变的时代作出迅速的反应，科学地进行我们的政党建设。

第三篇：苏联亡党亡国对中国的启示

摘 要：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在众多原因中，腐败的蔓延和滋生是导致苏共最后解散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我们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坚持从严治党，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地杜绝腐败。

关键词：苏联解体;腐败;反腐倡廉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52-02

苏联，这个世界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曾经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和老大哥，它的解体给苏联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使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倒退了几十年。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么大的国家和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归根结底是因为党内出现的特权阶层不断壮大，贪污腐败盛行。这对于处在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有着很深刻的警示作用，惩治腐败刻不容缓，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一、苏联腐败问题的历史演变

腐败是指官员在职位上作风不正，行为不正当引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由作风不正进而产生的结党营私、循私枉法、颠倒黑白等各种犯罪。也可利用出身背景、政治地位、经济权利、熟人关系进行贪污枉法，吃喝享乐。苏联固然毁于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一代，但有人认为苏共倒台的全部原因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这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苏联崩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历史结果，而腐败是一个过程，苏联的腐败则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

（一）列宁执政时期党内风气公开透明

列宁成功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使苏联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执政期间，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对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联合夹击，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为了巩固政权，团结人民，在列宁的积极推动下，共产党人建立了一整套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完善而独立的纪检监察制度。列宁对党内腐败的危害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一再告诫全党不要让腐败现象有任何产生的机会。当时强调党的纪律性，在成立了中央监察机构和工农检察院之后，并于1921年党的十大赋予中央监察委员会很大的权力。基于这一时期苏联各项国家权力是公开透明地运行的，使得不受控制的绝对权力和特权阶级没法形成，因此有力地抑制了政府和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使腐败现象开始滋生

斯大林执政后，为了快速巩固苏维埃政权，加速其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并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由苏共中央管理一切，基本不受群众的监督，最后形成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必然伴随着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等现象的出现。随着斯大林绝对领导地位的确立，他开始有意识地扩大党政要员的特权，公开建立干部等级制，并按干部官阶高低赋予不同的特权。这就使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的不良风气开始扩散。

（三）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腐败走向普遍化、常态化

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开始出现问题。他片面追求领导干部的稳定，最终形成了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不但使领导阶层缺乏应有的活力，而且非常容易形成特权阶层的核心力量。果不其然，在其执政后期，形成了强大的特权阶级，并且领导干部的特权进一步制度化。这个时期苏联几桩著名的腐败案，如“黑鱼子酱案”“钻石走私案”“驸马案”等，都与勃列日涅夫的直系亲属或本人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特权和腐败现象有恃无恐，官僚特权集团也不断膨胀，使苏共越来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四）戈尔巴乔夫时期腐败分子利益合法化，最终导致苏共垮台

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领导干部中的特权和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当特权阶层不仅满足于自己享受，还希望将这些特权永久占有并传给后代的时候，他们发现只要苏联还是共产党执政，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他们通过特权得来的财产就得不到保护，财产就无法代代相传。因此他们认为原有的特权必须得到根本改变，而资本主义则是使他们需求得到满足最合适的制度。因此苏联搞了“公开化、民主化”的运动，最终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转而投向西方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共产党员听之任之，特权阶级则只顾自己的利益，这样不仅继续为腐败提供有利条件，更将腐败分子的既得利益合法化，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二、苏联时期腐败产生和盛行的原因

究竟在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当中，腐败是怎样在党内迅速地产生发展，最终导致政党的失败、国家的灭亡呢？这既有其政治经济上的原因，还有在苏共内部特权阶级的强大导致官僚主义盛行的原因，这些都造就了腐败在苏联的盛行。

（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列宁执政期间着重强调民主集中制，然而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高度集权统治不断地发展为个人的专断，“斯大林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他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被看作是合理合法的。作为几乎被神化的人”。[1]35斯大林在执政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造成党群关系紧张，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缺失，这就从根本上腐蚀了执政党的根基，动摇了政权存在的阶级基础，是苏联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体制一成不变是产生腐败的直接原因

苏联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时期采取的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政策在当时的背景下是起着积极作用的，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几乎一成不变，没有经历任何实质性改革。1957年赫鲁晓夫失败的经济体系改革，使得苏联的“影子经济”开始产生，非法的地下作坊要想生存下去就需要获得国家严格控制的原材料和设备，这些东西在当时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取得，那么只能通过贿赂工商行政部门干部和国营企业负责人等非法途径取得。这种一成不变的经济体制导致了“影子经济”大量产生和快速发展，是苏联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

（三）特权阶级强大，官僚主义盛行是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

自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形成了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之后，就造就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官僚特权阶层，“苏联官僚特权集团成员的新特点是他们本人并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也未必有很多存款。其特权是来源于他们掌握的权力，这种权力基础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包括由他们掌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资产。”[2]68官僚特权阶层十分反对来自党内党外的监督，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造成国家的损失和社会的落后也在所不惜。并且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做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由于特权阶层势力的强大，造成了裙带风、官官相护风等官僚主义作风盛行，是苏联腐败的主要原因。

三、苏联亡党亡国对我国反腐建设的启示

苏联共产党由于腐败而导致解体的教训，对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领导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开展了高强度的新一轮反腐后，大批官员落马，我国反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总结国内外反腐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针对新形势、新特点我们得到了以下启示。

（一）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体制上防范腐败现象的产生

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这本身就容易产生腐败。为了避免我国在改革深水区腐败问题的滋生发展，我们要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更加完善，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反腐败斗争胜利做好充分准备。由于近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共同存在的权力制衡机制，对于解决腐败问题起了很好的制约作用，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我国在反腐实践过程中，要不断加大权力制衡力度，需要对监督权力机构进行调整和重新配置，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在经济领域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变，从体制上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是反腐倡廉的关键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日渐加重的趋势，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遭受到了损害。腐败问题再得不到有效遏制，我国将和苏联一样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从当代国际社会看，解决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零容忍，在德国、法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国家公职人员会因为不申报财产或偷税漏税等受到很严厉的处罚，正是因为国家对腐败的零容忍造成了腐败现象无法生存。习近平提出了“要严格依纪依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3]，这使多年以来官官相护，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得到了改善。

然而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要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4]，要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三）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党员的思想建设是反腐倡廉的保障

在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已经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于在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人民群众不是和党站在一起来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反而被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所利用。这都和苏共的党员干部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丧失了共产主义的信仰，由此造成党员蜕化变质，使得党严重脱离群众是分不开的。

我国要从严治党首先就要加强党员的思想作风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明白“人民公仆”的责任和义务。一是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二是要抓好党性修养和党性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始终站稳政治立场，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的考验;三是要抓好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廉洁操守。只有首先从思想上入党，从源头上控制腐败思想的产生，这样才能够杜绝腐败现象的繁衍。

第四篇：苏联亡党亡国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苏联亡党亡国的综合原因，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历史原因、现实原因；有经济原因、民族政治原因；有外因、更有内因。1.苏联模式带来的的弊端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特征就是高度的集权，这个特征表现为高度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社会舆论控制。苏联成立之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小农经济明显占主体地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采取的单一的公有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管理权经营权统一，指令性计划经济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矛盾的爆发。人民要求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减少官僚阶层腐败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人民群众看到苏联生活水平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东欧一些国家和亚洲的许多国家，与其声称的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而政治不民主，学术言论不自由进一步导致人民对苏联共产党失望。2.领导人的错误路线和政策

苏联的解体，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改革思想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发展方向，推行的路线和政策造成了苏联社会的动荡与混乱。在实行民主化时，他极端急躁，从权威的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从极端集中化向分散的市场经济过渡。意识形态也是苏联国家和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何大的改革都要意识形态基础，这正是戈尔巴乔夫的弱点，虽然他提出过“新思维”的口号，但是却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新思维。3.苏共薄弱的党组织建设

这也是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党组织建设薄弱，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员队伍质量低下，不能发挥先锋作用，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保卫自己、推进事业的组织力量。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更是出台了不允许在企业、农村、学校等基层单位建立党组织的法律，结果造成基层组织大幅度萎缩，失去了群众基础。许多干部和党员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迷失了方向。4.错误估计民族关系发展状况

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苏联对实现社会主义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前景过于乐观。苏联领导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建立后国内已经消灭了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实际上苏联民族众多，民族关系更是复杂。苏联错把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表现，混淆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于是苏联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纠纷，加深了民族关系危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民族分裂运动愈加猖獗，并且苏联的双重主权国家原则为民族分裂提供了合法依据。5.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从苏联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社会主义苏联进行了持续的和平演变。通过各种手段笼络苏联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导致苏共内部分裂出亲英美派。同时苏联对人民简单的宣传资本主义一切都不好反倒使一部分人感到实际和宣传的不一样，对苏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二、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 1.国家统一是最高原则

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联盟前途举行全民公决，全苏1.86亿选民中80%以上参加了投票，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的占76.4%。毫无疑义，苏联解体是违背苏联大多数人民意愿的。苏联解体破坏了统一的经济空间。解体后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短时间不能消除的。任何分裂行为都是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客观规律相违背的。苏联解体给世人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教训就是：国家统一是最高原则。

2.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然就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且一切是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出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体现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在贫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其他方面的优点也难以发挥。只有社会主义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苏联后期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背离了社会主义是典型的反面例子。

3.吸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确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

任何经济发展方式或者部分社会发展方式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分，只有是否利于本国国情之分。苏联过度中央集权导致人民没有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过度的舆论约束使人民缺乏表达想法的机会，所以经济社会的发展缺少吸引人民的亮点，且明显的固定模式化。

4.遵循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促进民族团结

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有其客观的规律，要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要到国家和阶级消亡之后民族才能消亡，只要有不同民族的存在，就会不断出现新的民族矛盾和问题。而且，民族矛盾和问题的长期存在，是与社会发展中其他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致使民族矛盾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正确认识本国实际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民族关系发展状况，这不仅对解决民族矛盾和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必须遵循民族和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认识民族矛盾和问题的长期性、普遍性和复杂性，坚持科学决策，运用民主和法律手段，正确引导和妥善解决民族关系问题。5.健全社会民主义法制

苏联、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没有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不正常，由此导致的官僚主义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律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党政关系上以党代政，机构重叠，效率低下。所有这些，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西方搞和平演变的反动势力正是看中了这一弱点，集中在“民主”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煽风点火，把“和平演变”称为推行“民主化”。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这个教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6.加强社会主义政党的建设，增加凝聚力，走群众路线

苏联、东欧剧变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关键时刻，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分裂，党自己改换旗帜，拱手交出政权。苏联共产党从斯大林开始到80年代，始终没能从根本上摆脱执导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左”的路线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又从“左”的极端一下子跳到了“右”的极端，表现为全盘否定了苏联的历史，终于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总危机。可见，只有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从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把党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才能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7.处理好国际关系，又要警惕和平演变

在对外政策方面，既然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为国内建设服务、为国内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就应该始终坚持和平外交的原则。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国际敌对势力的颠复破坏，特别是利用民族问题作为干扰经济建设、分裂国家的潜入口。

总之，苏联解体有着深深的必然性，令人反思。它的解体是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低谷，但是也标志着会有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的到来。

第五篇：苏联经济改革的启示

苏联经济改革的启示：

1.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发展的道路上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

2.社会主义改革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3.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具有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

4.改革要关注人民大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