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共五篇）

第一篇：韩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

作者：郭熙保 袁蓓 《光明日报》（2015年04月29日 16版）

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我国人口总量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今天，顺应时代需求，我国已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下一步是否还需继续调整？如何调整？这亟待决策者认真思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人口政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几度调整，可为我国人口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1.1961—1971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人口增长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2.9%。当时大多数韩国人从未接触过生育控制思想，学术界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也很有限。最早向政府提出人口控制政策建议的是社会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高凰京。该提议从接受社会咨询委员会和经济顾问委员会评估到提交并获得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通过仅用时两个月。1961年10月，代理总统朴正熙在一次全国性新闻会议上宣布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表示控制人口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劝说与鼓励是推行计生政策的主要手段。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工作重点是普及避孕方法，推进信息传播、教育和说服工作，计划到1971年和1981年将人口增长率分别降至2%和1.3%。

政府首先开展工作帮助民众获取避孕方法，紧接着构建生育服务基础设施，大规模向民众提供计生服务，将“少生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作为计生标语。1963年，在总理的倡导下，政府所有部委均参加到计划生育工作中来。为能更好地制定和评估计划生育政策，韩国政府组建了人口调查与人口科研机构。

农村居民被列为重点人群。政府积极向农村妇女宣传计划生育、营养、妇婴保健和基本家庭经济知识，并招募大量计生人员到乡镇展开家访，通过劝说使理想家庭子女数从五个降至三个。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高生育率并不全是韩国民众自愿生育行为的结果，也是避孕手段与知识缺乏的结果，因此，顺应民众需求的人口控制政策引发韩国人口增长状况转变，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第一阶段人口控制政策重点在农村，但战后遣返人员和农村人口大量涌入使得大城市生活环境急剧恶化，城市人口控制生育的愿望尤为强烈，导致城市生育控制效果反而比农村更为显著，形成城乡间生育差距扩大的局面。

2.1972—1991年：计生政策随经济发展而调整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将产业政策调整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此时，五六十年代高生育率下出生的人口多已成年，城市劳动力供给充足，韩国政府加大了人口控制力度，推进“二孩”政策。

韩国政府于1973年颁布了《母婴保健法》，改变了计划生育缺乏法律依据、依靠行政命令与内阁决定的局面。由此，母婴保健和计划生育成了韩国调控人口数量与质量的两大手段。在学者建议下，韩国政府在人口控制政策目标和手段中注入了许多新要素。首先，政府开始对计划生育家庭给予积极的财力支持，通过多方面经济刺激政策控制出生率。其次，提高医疗卫生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第三，纠正性别偏好。1971年，韩国采纳了“不分男女，两个以内”的计生标语；1978年，计生标语改为“一个好女儿胜过十个儿子”。1981年，韩国人口增长率降至1.53%，略高于目标水平。然而，纠正性别偏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时，前四个“非均衡”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给韩国埋下了一系列隐患。全斗焕政府担心“婴儿潮”会再次引发生育高峰、恶化经济，于是强化了生育政策目标，将单一“两孩”改变为“两孩”和“一孩”并行，并重点调整性别偏好问题。1982年，韩国政府更改了七十年代的社会支持政策，规定“二孩”及以下家庭才能享有与绝育手术挂钩的优惠。1986年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相应的社会支持与教育说服行动也从“二孩”转为鼓励“一孩”家庭。

这一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将绝育作为避孕首选方法，所有处于生育高峰期的群体都被列为目标人群。片面强调终止生育，加之其他避孕方法使用常具有不连续性，造成了年轻人过度依赖流产的问题。韩国“六五计划”期间，避孕措施转为多种方法结合，1986年，20-29岁妇女的避孕措施转为可逆方法。

为改变新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调的局面，韩国政府于1987年修订了《医疗法》，禁止性别鉴定，对提供该服务的医生予以重罚并取消执照。为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政府再次修改了多项法律法规。

从1983年起，韩国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完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生育率与普及避孕的两项基本目标。然而，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实现目标用时之短是计划者和人口学者始料不及的。低生育率目标实现后，韩国并没有马上放弃生育控制，而是直到1989年公共医疗机构才停止免费发放避孕药具，控制生育政策开始有所松动。

3.1992—2004年：经济腾飞后颁布重人口质量政策 到20世纪90年代，总结以往成就，韩国政府肯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前六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的贡献。但关于政策的未来走向问题，韩国社会存在着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和推迟人口零增长到来两种不同观点。综合分析之后，韩国政府认为未来人口政策目标是维持低人口增长率，推迟人口零增长到来，并采取措施避免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为此，韩国政府决定逐步退出计划生育执行与管理工作，只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避孕服务，其他人群的避孕转交给个人医疗保险体系，但政府仍为私人医疗机构计生服务提供经费支持。为扭转新生婴儿性别失调局面，1994年再次修改的《医疗法》加重了性别鉴定处罚力度。1995年，出生性别比恢复正常。

然而，随后出现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却引发了新问题。为此，1994年12月韩国政府成立了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负责总结过去人口政策的成绩，评价人口政策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确定新人口政策方向和21世纪应采取的措施。

1996年6月7日，韩国采纳并宣布了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提出的新人口政策，将人口政策重点从人口数量控制转移到质量与福利上来。新人口政策目标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将生育率维持在1.7%；防止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调；降低流产率；解决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需求；赋权妇女；改善老年服务。新人口政策取消了独生子女社会支持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新人口政策将青少年列入目标人群。针对青少年不断上升的未婚流产率与不当性行为，新生育政策向这一群体提供了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咨询与教育。

尽管新人口政策放弃了生育数量限制，但生育率并未能如人所愿地维持在1.7%的水平。世界金融危机推波助澜下的新生育观使得韩国生育率1997-1999年连续三年下滑，进入21世纪，更是跌破了1.3%的超低生育水平，2005年则达到1.08%。随着生育率不断下降，2003年韩国成立了老龄化与未来社会委员会，旨在支持生育，并为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做政策和程序上的准备。与此同时，韩国学者开始认识到性别偏好不仅不会提高生育率，当低生育偏好与性别偏好叠加时，还会导致更低生育率的出现。4.2005年至今：老龄化威胁下开始推行鼓励生育政策 超低生育率将使韩国在不久的未来面临来自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支付能力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政策。

2005年，韩国政府颁布“低生育行动框架与人口政策”，鼓励生育政策正式启动。至今，韩国已发布了五个“低生育与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是要建立有利于生育与保育的环境，为老龄社会反应系统奠定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是要稳步恢复生育率，建立起老龄化社会反应系统；第三、第四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是将生育率提高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并成功应对老龄化。

为创建有利于生育与保育的社会环境，“一五”期间着重于以下三方面工作：构建整个社会、国家和家庭共同承担儿童保育责任体系；创建有利于家庭生活的社会环境，保障工作与家庭间的平衡；扩大社会对下一代的投资，为儿童和青少年创建安全的成长环境。“一五”计划期间，政府建立起了全国响应体系、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绩效管理系统等，并通过大量活动增强公众对低生育与老龄化问题的认识。2010年10月26日，韩国内阁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又在提高财政支持力度、扩大支持人群和保育支持政策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改进。

2006和2007年，韩国生育率出现小幅回升，但2009年1.15%的生育率使韩国依旧是世界低生育国家之一。2010年颁布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韩国政府再次确认了低生育与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并将人口政策总体规划的执行视为国家头等大事。2014年7月11日，健康福利部部长在韩国第三个“人口日”的庆祝演讲中指出：仅仅是生育激励与儿童保育支持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低生育势头，鼓励生育政策重点应转向家庭和孩子，并在包括经济、社会政策的更大范围的国家管理中认真考虑人口危机。

5.韩国生育政策演变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与中国在国情方面有很多类似之处，在发展初期，都具有经济落后、资源贫乏且人口密度高的共同特征，两国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也有相似之处。但是，韩国的经济起飞比中国早20年左右，开始实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也比中国早20年左右。因此，韩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可作为一面镜子，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提供借鉴。

人口生育政策应随经济发展与生育率变化而适时调整。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初，韩国经历了从计划生育转为鼓励生育的重大变化，人口生育政策总体上做到了随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率变化而适时调整。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增长快，人口对经济的压力大，控制人口增长成为必然选择。时至今日，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35年，我国的生育率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并且越来越低，现已接近韩国的超低生育率水平。与韩国相比，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为严厉，因此人口控制比韩国更为有效。此外，韩国实施一胎化政策不到10年，而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实施时间长达30多年。可以预见，中国人口下降的压力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状况在不远的将来会赶上韩国，甚至比韩国更为严重。因此，我国应以韩国为鉴，根据超低人口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情况，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第二篇：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观点解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拔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伟大转折。

2013年11月9日志12日召开的我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起点。11月15日播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的纲领性文件，回应了社会关切的民生期盼。《决定》被视为中国改革的另一个新起点。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巴西等国的主流媒体或发表评论，或采访专家，全方位报道了本次三中全会。国际舆论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显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推动全面改革的决心，为中国未来绘制出清晰的“路线图”，展现了新一轮改革的构想和蓝图——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很可能会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转折点。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在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决心，对中国的未来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由外向型转为内需型，尽管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是十一届三中全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方针以来，中国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全会，因为中国已经站在一个领导层绕不过的关键节点上。”美国《福布斯》杂志如此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

美国以政治和媒体评论为主旨的“PolicyMic”网站称，此次三中全会推进的改革将为中国领导人10年的执政之路提供指导。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未来发展自然是各国的关注点。

日本媒体报道称，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展示了中国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层下的国家发展的中长期政策方针，绘制出了新的发展蓝图。

《决定》内容丰富，意义深远，今天，我们就大家最关心的民生改革为大家介绍十大重点内容。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三十多年来，中国少生了四亿多人，世界“70亿人口日”因此推迟了五年。然而，计划生育这项影响亿万国人家庭生活的基本国策。那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1.“光荣妈妈”带来第一个生育高峰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政府工作白皮书，以及国务卿艾奇逊之杜鲁门总统的信中，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另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了不堪重负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诶有一个政府是这个问题得到解决。”9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反驳艾奇逊，他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中国人口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在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受到人海战术胜利的鼓舞，他接下来这样一句气势磅礴的话，全国人民耳熟能想：“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的说法奠定了新中国初期共产党的思想。当时普遍认为，人民应该能够安居乐业、安心养育小孩了。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更催生了奖励生育的政策。

“光荣妈妈”这个词是向苏联学来的。经过二战炮火的洗礼之后，苏联人口尤其是男人数量急剧下降，于是国家大力鼓励妇女生育，授予生孩子最多的妇女以“英雄母亲”的称号。而中国将苏联的方法拿来即用，稍微发展了一下：生孩子达到五个的，是“光荣妈妈”，十个以上的才授予“英雄妈妈”称号。

50年代的光荣妈妈

（电视剧《父母爱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吃大锅饭，全村人都要参加劳动挣工分，插秧、收麦、除草都是手工完成。在不劳动就要挨饿的年代，“人多力量大”被民间认同。而对城里人来说，组织上的政策也多有倾斜：多子女的职工困难户可领取补助，按家庭人口分配住房。单位还会对生孩子的夫妇发放一定数量的津贴，对双胞胎及多胞胎给予奖励。

1953年6月，新中国第一次使用科学方法开始全国人口普查，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普查在1954年公布结果：大陆人口总数达到了5亿8260万人。在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四年里，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生育高峰，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潜在矛盾。

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

1902年乡试中举。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转入复旦公学，结识于右任，成莫逆之交。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是一位绍兴乡贤、“和平老人”邵力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国要控制人口的观点。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他又一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

作为国民党元老，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后，邵力子留在了北平，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邵力子的母亲曾因不想继续生育而和丈夫分居长达十几年，邵的前妻也死于生育第六胎时的自行堕胎，所以，邵力子一直对生育问题很上心。

1950年初，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有过一次长谈，他对当时流行的“光荣妈妈”的号召颇感忧虑，认为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人口超速发展，终将使经济建设不堪重负。他明确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张：“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下，这种议题只能被搁置。

1951年，邵力子回乡探亲，浙江绍兴农村一派安逸祥和，但满地奔跑的孩子之多，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未来的人口负担。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的观点。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曾说：“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

马寅初是邵力子的老乡和同龄人，他在50年代初回乡探亲后，对人口压力同样心有戚戚，以六十多岁的高龄投入大量精力对人口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当1955年邵力子与李德全去拜会马寅初时，马为两人观点的不谋而合而深受鼓舞，当场表示要把调查报告写出来，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

同年7月的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马寅初便在《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中，提出控制人口的“三步法”：第一步要破除“多子多福”等陈旧观念和封建思想;第二步实行晚婚，女23岁、男25岁结婚比较合适;第三步要有行政措施，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征重税。

（马寅初，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他曾担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而被打成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他一生专著颇丰，特别对中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2.人口政策刚起步即中断

人口激增的现实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使得政府开始对人口问题逐渐重视起来。毛泽东的想法也慢慢发生转变，1956年他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到：“夫妇之间应该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1957年2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又说：“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人口，将来要是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提出：“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于当年成立，标志着政府开始设专门机构研究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1955年和l956年都出现了大幅回落。但一场汹涌的政治风暴很快打破了平衡。

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扩大化，转向反击右派，知识界、科学界受到冲击，人口学界也不例外。马寅初这年7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被认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席卷全国，“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震天动地。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文教事业，男女老少都走上了工作岗位，一时呈现出劳动力短缺的假象。于是，“人手论”开始取代“人口论”。刚刚设立的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再也没有做什么调查，刚刚起步的人口政策研究就此中断。

3.从重男轻女到“晚、稀、少”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1963年、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1963年，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够了。同时在全国大力推行提倡晚婚，限制早婚，提倡男子28岁以上、女子25岁以后结婚。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毛泽东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人口的急剧增长让他看到了可能的危机。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斯诺问及此事：“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服用的避孕药品。”

然而，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刚形成一定规模和声势，又被紧随而来的“文革”打断。十年**中，人口增长处于盲目无序的失控状态。1966年到l970年，每年出生人口高达2500万到2700万之间，五年时间全国净增人口将近一亿。

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12月，中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提倡实行“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四年左右;“少”就是少生孩子，后来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这一生育准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以总和生育率(注：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来衡量，1970年总和生育率为5.81，到1979年这个数字已降为2.75。

但是，即便如此，到7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到“人多了”，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00年超过12亿人口，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国家领导层认为，有必要实行更为严格的一胎政治。“只生一个好” 的计划生育政策呼之欲出。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

第一、时至今日，一胎化的人口生育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口的持续发展为前提。要保证人口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为2.1；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我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则需要总和生育率在2.3以上。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了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尽管人口总数世界第一，主要是因为社会稳定太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并非都是因为我们生育率高。但是寿命不会无限延长。从五十年代中期至1991年，等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开始死亡，将出现一个长达三十五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死亡两三千万。这意味着中国今后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的孩子才能缓解人口老化、防止人口锐减。由于晚婚、晚育、单身、不孕（卫生部承认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2.5%）等人群比例增加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实际生育率往往远低于生育意愿。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已经开始负增长！

2.家庭独生子女化，让每一个家庭时时处于担惊受怕当中，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风险积累和爆发并存的后计生社会，或者说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计生时代。”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对“一胎化”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概括的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421”家庭数量激增，调查显示：有35％的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城市家庭要赡养2~3位老人，如果独生子女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要面对一对年轻夫妇最多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比如说这次的汶川大地震，很多的家庭丧失了唯一的孩子，又丧失了再次生育的能力，于是对整个家庭精神上的打击就特别大。

因此，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

3.独生子女政策导致重男轻女现象日益突出，造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而目前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达到116.9∶100，有的省份高达130∶100，而正常的人口性别比例应为102～107∶100。

由于我们传统的性别歧视，导致各国纷纷来领养中国女婴。荷兰三分之一的领养儿童来自中国，基本都是女婴。美国约有5万名从中国领养女婴，而且每年都会新增加6000多名。中国收养中心还向丹麦、芬兰、西班牙、法国、瑞典、冰岛、爱尔兰、荷兰、挪威、新西兰、英国、加拿大、比利时和澳大利亚14个国家开放。这些国家都纷纷到中国领养小孩，而且都是领养女婴。

长此以往，不仅造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我们的性别失调现象会更加严重。这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重视之。

4.整个社会独生子女化，是导致中国素质教育怨声载道、痼疾难医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独生子女们生于安乐，能力急需提高。具体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学习目的的认识不明确，为父母学，为老师学，厌学的人占了相当的比例。

其次，由于孩子是独苗，全家老小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期望过高。

第三，作为教育的重要环节的学校背负着广大家长的殷切期望，只能牺牲孩子利益，顺势逐渐功利化。

第五、计划生育废止一胎化、实行两胎化政策是全社会广大民意的诉求，顺遂民意才是以人为本

独生子女的压力

空巢

失独家庭百万个

6万失独家庭50岁以上失独

失独家庭

第三篇：韩国电子政务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电子政务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http://b2b.toocle.com2009年11月05日17:03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表评论 联系我们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已经不完全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建设，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到信息化建设上。近20年来电子政务、电子商务都成为了各国高度重视的信息化建设工程。对国家而言电子政务为其提供了一种以低廉的费用实现高速度、高透明度、高效率执政的有效手段，使政令可以更加畅通，使服务可以更加快速，使民主的政治方式得以更加完善的执行。因此电子政务的建设已经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自2002年联合国发布的第一份全球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开始，电子政务建设更成为全球的趋势。最新的《2008全球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从电子政务到整体治理》，从电子政务状况和公民参与程度两方面对联合国192个会员国进行了综合评估和对比。其中韩国排名第六，是前十名中唯一的亚洲国家，作为电子政务起步较晚的亚洲国家来说，这样的成绩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同时对于排名第65位的中国如何快速的提高电子政务水平也存在着借鉴意义。

1韩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概况

1.1国家骨干网建设

(l)第一次国家骨干网建设

从1987年开始，韩国政府选择了国防、行政、金融、教育、公安、研究，五大重点领域，以提高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打造信息产业发展基础为目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家骨干网建设。在五大重点领域中确定了居民、房地产、雇佣、通关、汽车和经济统计这6大业务优先开展服务，到1991年底五大重点领域中的六大优先业务已经都实现了在线服务。

(2)第二次国家骨干网建设

从1992年开始，韩国开展了第二次国家骨干的建设。二期建设把行政计算机网络化项目分为需要优先开展和需要重点支援两项工作，并把公民福，邮电局综合服务、气象信息管理、海上货物管理、知产权信息管理、物品目录管理和渔船七个项目定定为先开展的工作；把经济通商业务、国际综合管理、农业技术信息管理、环保管理等作为重点支援的工作。1996年底政府对国税管理、护照管理、土地管理等个重点业务进行了在线管理。基本实现了政府行政电算机网络化的目标。

通过两次国家骨干网的建设韩国政府将原冲散的政府职能以业务为单位进行串联，实现了行政电算化网络管理。

1.2软环境的建设

(l)政策导向促进电子政务建设

1996年韩国政府制定了信息化促进基本计以“通过世界最高水准的信息化建设，在2010年术国发展成世界一流国家”为目标，真正意义上开如进行政信息化的发展。

1999年3月韩国政府出台了“CyherKoreaZI划，根据该计划，为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将重点于行政业务的信息化、改善民政行政服务、营造促月法和司法的信息化环境和建设灾害信息管理体系高行政服务水平。

1999年韩国政府为提高公民的信息素质消除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以及不同阶层之间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形成的“数字鸿沟”，以所有忽视信息的阶层为对象推出J“全国信自北教育计划”，对全民进行信息化普及教育。

2001年1月30日韩国政府成立电子政务特别委员会，其宗旨是解决以往的以部门为中心的信息化进程中调节力度不够的问题，积极听取民间部门的意见，以“选定在2002年之前需要优先开展的课题并使其呈现效果”、“共享和连接已有信息资源，防止重复开发”、“把各部门的相关业务整合为单一项目”为任务加速电子政务的实现。

2002年4月韩国政府提出了“e一KOREA Vision2006”建设目标，即“通过信息化建设，显著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通过迅速准确的为公民服务、在线定制型服务和行政公开，在为公民创造参政议政的前提下，制定和执行政府决策”。

到2006年韩国完成了行政机关网页构建，行政机关电子批示系统的引进，电子文件的传输，韩国政府门户网站提供多达500多个可在线执行的服务。其它各部门网站也有大量在线服务，如网上交税、律师考试结果查询，寻找朝鲜失散亲属等。韩国电子政务网站还具有很高水平的个性化功能，让用户管理自己的网上活动。此外，大部分站点提供PDF或无线接入，几乎所有站点都允许访问者订阅E一mall通知。韩国政府网站与用户的互动特色也非常显著。每个政府站点都在显著位置包含访客留言或论坛。在设计上，韩国网站色彩丰富的按钮对于导航的提示明确。总体上，韩国网站在保持以访问者用户为中心的基础上，提供了丰富的特色。

通过提供各种电子民政服务，促进了网上信息提供和网上民政处理业务的发展。

(2)法律规范电子政务建设

在电子政务建设期间韩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

1、《对公众机构的公众档案管理条例》

2、《数字内容管理条例》

3、《建立与运用国家地理信息系统条例》

4、《关于建立信息系统安全与保护个人信息隐私的条例》

5、《缩小数字鸿沟条例》

6、《保护主要信息基础设施条例》

7、《关于推进行政部门的信息化以实现电子政务的条例》

这些相应法律、法规的出台完善了电子政务法律体系，为电子政务的建设保驾护航。通过以上这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实施，韩国的电子政务不单在短日，JI司内取得J”明显的建设效果，更重要的是韩国政府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以信息产业建设为导向的全民意识，加深了电子政务与公众间的联系，在此期间不论是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还是民间的信息产业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当时以及日后韩国电子政务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在各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3韩国电子政务的未来发展

韩国政府从2007年开始制定的电子政务发展方向是建立一个“无处不在”的电子政务，用计算机化环境提供周到的服务，强化公民和政府之间信赖关系，而且强化政府政策的基盘。韩国下一代电子政务的公共服务的改善方向要倡导以客户为主的服务方向；政府部门内部和政府部门之间无缝隙的合作和整合现有的应用系统，以使用者价值为主的服务及中央和地方政府联结为导向的服务；通过多种服务通道提供以使用者为主的选择服务和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服务。

2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概况

中国电子政务建设是遵循着：办公电子化工程一政府上网工程一全面电子政务建设这样一条线展开的。

2.1办公电子化工程

80年代末期，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开展了办公自动化(OA)工程，为利用计算机和通信网络技术奠定了基础。1993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开始实施“三金工程”—即“金桥工程”、“金关工程”和“金卡工程”，其重点是建设信息化的基础设施，为重点行业和部门传输数据和信息。

2.2政府上网工程

1999年，我国提出“政府上网年”的概念，并开始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化，以网站为重点的国内电子政务得到了很大发展。截止至现在县级及县级以上政府机关已经普遍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各级各类政府网站总数已经超过10000个。

2.3全面电子政务建设

前两个阶段的建设更多地是一种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意识的启蒙，直到2002年前后“电子政务”建设的提出，并由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规划了“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的建设重点，中国才进人了一个全面的电子政务建设时期。

3韩国电子政务建设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与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同样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但发展迅速。我国与韩国地理文化背景都十分接近，在发展中也曾经遇到许多类似问题，了解韩国电子政务建设过程得出的有益经验和其建设过程中解决类似问题的有效方式，对加速我国今后电子政务建设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3.1韩国各界对电子政务的高度重视

对于电子政务的必要性，韩国政府高层及社会各界都非常重视。自韩国总统金大中上任，电子政务就成为了国家优先发展战略中的重要项目。并且由总统亲自主持召开“信息化战略会议”制定国家信息化的最高决策、总理亲自决策、指挥、监督和制定相应的计划。在此后的10年间韩国各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本着“产业化虽落后但信息化一定要领先”的原则，举全民之力推进信息产业发展，不单在电子政务建设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同时也在电子政务意识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虽然也是政府主导型的电子政务建设方式，但是各级政府部门对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视程度是递减的，很多地方政府甚至认为开展电子政务建设不过是一项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对电子政务建设必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在整个政府体系中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所以各地区开展电子政务建设的进度差别较大。当务之急就是政府要通过一系列举措不单使各级政府认识到电子政务建设的必要性，也要提高全社会的电子政务建设和参与的意识。

3.2统一规划和统一标准

韩国电子政务建设时重视统一规划和统一标准，从建设初始便制定了信息化促进基本规划等等。而中国电子政务建设时候缺乏统一规划和统一标准，造成了很多重复性的建设，例如很多已经建设完成的系统与即将要建设的系统无法共融必须要在新系统上进行二次开发的尴尬局面，造成了很多资源的浪费，所以尽快建立统一的规划和统一的标准是当务之急。

3.3快速立法

伴随着韩国电子政务的建设，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同步的在建立和完善，这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电子政务的高速发展，避免了电子政务建设中要走的很多弯路。而中国电子政务建设则像一些学者指出的一样处于一种“无纲领性立法、无确定立法规则、无有效的立法评价及监督机制”的三无状态，所以虽然中国电子政务建设中立法取得一定进展，但存在着缺乏纲领性法律，立法层次不高等等不足。

3.4投资效益分析

韩国电子政务建设是由政府投资，投资过程中韩国政府高度重视通过投资效益分析评价提高电子政务投资效益。中国电子政务建设也是由政府投资，但是投资过程中投资分散和投资效益低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资料显示，全国2500多个政府门户网站中，约有1/3的网站难以打开，1/3的网站应用价值较低。

21世纪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lT技术应用就如20世纪的蒸汽机应用一样，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本着“以电子政务带动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原则，为了加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必须加速电子政务建设步伐。（作者胡延最 编选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第四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着全国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反复探索和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节制生育呼声第一次起伏时期。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解决旧社会遗留下的生产凋零、失业、贫困、饥饿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0页。）对于这种否定、怀疑中国革命的谬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予以坚决的驳斥：“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给当时怀疑新政权是否能够医治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创伤和认为人口太多因而悲观的人们以信心和力量。这种信心和力量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所十分需要的，上述论点在鼓舞全国人民奋力解决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论点也包含了忽视人口控制的因素，特别是这个论点后来被一些人所误用，据以反对节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导致片面的、错误的人口理论曾盛行一时，直接、间接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放松了对急剧增长的人口的控制，这种消极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迅速发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特别是处于小生产状态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增加劳动力，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落后生育观又顽强地在生育上表现其作用，同时这一时期许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良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这样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猛上升。对于这种转变，当时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研究，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就是人口不断迅速增长的片面观点，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认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是社会繁荣和生活改善的标志。因此，对于人口的发展不仅没有及时采取有计划的控制政策，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直接间接鼓励盲目生育的行政、经济措施，如严格限制人工流产和禁止做绝育手术的规定，对多子女的职工实行经常性的困难补助，等等。

一九五三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普查的结果表明，新中国建立后的四年净增加人口4600多万。这样，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注意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必要性。这一时期随

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就业人数迅速增加，特别是妇女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使许多家庭要求减轻多子女的拖累，缓和多子女同父母亲的学习、工作、健康以及改善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同时城市人民群众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节育的人也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五三年八月，政务院批准了卫生部关于《避孕及人工流产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会后由一些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节育问题研究小组。刘少奇在节育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要适当提倡，不要反对。”（注《人民日报》社论，1957年3月5日。）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148页。）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页。）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和邵力子以及一些其他学者，也先后提出过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马寅初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六月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先后提出了他对人口问题的主张，发表了“新人口论”。他根据一九五三年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客观地估量了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与资金积累、轻工业原料生产、粮食生产以及科学研究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当时有关人口政策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节育工作在一部分城市初步开展起来。

但是，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斗争开始了，由于“左”的思潮影响，不久斗争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把马寅初等人的人口观点及其他学者主张节制生育的观点与马尔萨斯主义等同看待，展开了批判，指责马寅初等人的观点是见口不见手的“人口论”。这种“左”倾的人口观点，不讲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二重性，片面夸大了人作为生产者的一面，片面宣扬所谓“人手论”。“人多好”的观点一时统治了人口理论界。这种错误的观点，严重影响了人口政策，放纵了人口的盲目增长。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间，全国共增加人口10500万，年平均递增率达22.4‟。每年约出生2000万人以上，总和生育率达到6，人口出生率达30‟以上。这是新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也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酝酿时期。

第二阶段，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期，这是计划生育被重新提起但随即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时期。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一九六二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人口出现了补偿性的生育高潮。一九六二年人口出生率达到37.01‟，一九六三年更高达43.37‟。人口这种盲目高速增长，再度引起国家的关注。

一九六二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注《健康报》（计划生育版），1984年9月28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的决定，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在几个方面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如：加强群众运动；加强技术指导；积极组织避孕药

具的科学研制和供应；有关部门适当修改不利于计划生育的规定；提倡晚婚等等。在许多大中城市，计划生育工作初步开展起来，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有所下降。

一九**年七月，中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是全国总人口达到69458万多人。人口基数的增大使国家进一步重视了计划生育工作，认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对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和适当安排群众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始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议程。一九六五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措施，如：提倡制造口服避孕药并免费发放，提高节育技术，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相结合，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教育和技术指导，计划生育与改善人民生活和合理安排劳动力一起抓，并提出人口增长目标。当时普遍宣传的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计划生育工作刚刚开展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种**对计划生育工作也有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期间，虽然国家对控制人口增长问题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措施，许多群众根据本身的需要和利益仍在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受冲击，各项正确的政策制度受到破坏，从总体上看，在计划生育工作领域也不例外地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局面，这导致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和人口增长的失控。

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的速度很快，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〇年，全国人口年平均递增率达26‟，总和生育率为5.91，九年共净增加人口17000万，这是新中国第二个人口出生高潮期。

第三阶段，从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显著成效时期。

一九七〇年以后，周恩来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人口出生率开始逐年下降。一九七一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四五”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内。当时再次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为最理想的计划生育要求。一九七三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上，提出了“晚、稀、少”的口号。为了便利群众节育，全国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同年，在周恩来主持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计划。

这一时期，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在制定、落实政策措施上，有了新进展，后期人口理论工作也开始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逐步修改了一些不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和规定，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法规，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调整和充实了各级计划生育工作组织，配备了专业干部，总结了历年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

进一步加强了计划生育科研机构和技术队伍，加强了避孕药具的生产和供应；

政府提出奖励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提出加强社会保险，做好妇幼保健和老年人福利工作，以巩固计划生育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开始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全国和一些地方相继举办人口理论学习班和研讨会，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在思想和理论上做了有益的工作。

这个时期，虽然各项工作都受到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在逐步走向正规化方面毕竟有所前进，特别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

日益明显，城乡人民，尤其是城市中有日益增多的人逐步认识到了控制人口增长对国家、集体、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自觉地接受了计划生育思想。因此，**中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年平均34.4‟下降到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的24.16‟。同期，总和生育率由5.91下降到3.94，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11岁上升到21.56岁。

第四阶段，一九七九年以后，计划生育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对于如何解决自己的人口问题，经过了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和认识，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进一步明确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把计划生育提到国策的高度。就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来说，这一时期明确了两种生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指导中国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肯定和推行了“两种生产一起抓”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提出中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同时，提出了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的目标。为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国家采取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一九七九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提出：计划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鼓励只生育一个孩子；

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从思想上、理论上阐述了计划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干部，带头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控制中国人口增长，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坚定决心；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还规定了青年的最低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新婚姻法还对优生优育问题作了规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第二十五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四十九条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宪法中还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领导和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两种生产一起抓”。《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一九八一至一九八

五）》中规定：“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妥善安排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使城乡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国家同时还提出，把计划生育纳入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内容，人口发展计划列入社会长远发展规划，并开展人口发展趋势预报工作；

在人口学研究和计划生育领域对内、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在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情况后，强调指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为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具体政策，中共中央提出，在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在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放宽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家庭，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但要坚决堵住大口子，即严禁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也作了明确规定。在执行中，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条件、人口构成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情况，从实际出发，因人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具体要求上，农村比城市宽，边远、人口稀少地区比人口密集的地方宽，少数民族比汉族宽。有特殊情况的，如双方为独生子女结婚的、第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的、夫妇为归国华

侨的、农村中确有实际困难并愿意生育两个孩子的育龄夫妇，都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生育政策的这种调整，有利于计划生育制度趋于完善。

两年多来，各地本着计划生育工作服务于、服从于四化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试点工作。关于“开小口子”，有如下几种情况：规定若干条可以生二胎；照顾独生子女户再生一个，间隔多年再安排生二胎；降低多胎率的同时开放二胎；按经济地理条件规定不同的生育政策要求；晚婚晚育加间隔；少数民族和华侨执行特殊的生育政策。实践证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生育政策要缓和渐变的思想，从实际出发，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合情合理，群众拥护。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这七年人口出生率平均稳定在19‟左右，自然增长率稳定在12.5‟左右，总和生育率为2.3左右。如果按一九七〇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来计算，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共少生约2亿多个孩子，其中一九七九年以后占一半。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这一事实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一个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生育率已经接近更替水平，这是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和提高的过程。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关键在于对计划生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要坚定不移地把它当作长期战略任务来对待，并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采取行政的、经济的、立法的综合措施来促其实现。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次人口出生高峰中生育的人，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婚育年龄期，人口出生率的继续降低会遇到更大困难，如果稍一松懈，人口自然增长率很快就会回升。针对这种情况，应该认真总结过去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改进、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的优越性。

第五篇：韩国信用卡危机对我国信用卡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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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信用卡危机对我国信用卡发展的启示

一、韩国信用卡危机

1.韩国信用卡危机的爆发

近年来，由于韩国经济的停滞不前，消费者债务拖欠问题立即暴露出来。2003年9 月底，债务拖欠比率达到创历史记录的11.2%。其中，友利（Woori）信用卡公司债务拖欠比率最高，达到26.42%。据统计，韩国拖欠债务超过90 天的信用卡持卡人已经占到韩国劳动人口的16%。债务拖欠比率急升使韩国的信用卡公司全部在2003 年发生了流动性危机，其中LG 信用卡公司最为严重。2003 年11 月21 日，该公司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而被迫向持卡人停止了现金预付业务，11 月23 日，该公司获得了8 家债权人2 万亿韩元贷款的紧急援助，而得以避免宣布破产。

2.韩国信用卡危机的主要成因

韩国信用卡曾经经历了1999～2001年非常辉煌的发展时期，信用卡的使用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发卡量超过1 亿张。15 岁以上的韩国人平均使用4 张不同的信用卡，拥有10 张信用卡的人数也已超过23 万，而美国人则平均只有2张。2001 年韩国信用卡的使用金额为445 兆韩元，比2000 年增加了88%。以韩国有2200 多万经济活动人口计算，每人使用信用卡花的钱大约为2000 万韩元（约合16000 美元），尽管这里包括法人卡使用的金额，但数字已经相当可观。而信用卡公司当年纯利润总额达到了24870 亿韩元，韩国独立信用卡借贷机构（如三星、LG 等）的资本回报率达到52%，韩专业 专注繁荣”埋下了危机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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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因此曾被认为是使用信用卡最好的国家之一。然而恰恰是这几年的“表面（1）政府鼓励信用卡消费，以此刺激内需是诱因。信用卡市场的暴涨和信贷市场的混乱与韩国政府近乎强制的推动手段是分不开的。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刚结束的时候，政府鼓励消费者贷款，以此刺激经济，给危机重重的制造业提供发展机会。1999 年韩国信用卡业务曾出现下滑迹象。有的商店为了加强资金的周转，拒收信用卡，有的商店明码标示两种价格，用现金买东西明显便宜。于是韩国的法令明文规定，如果商家被举报不接受信用卡的使用，将受到罚款的制裁。为了让商家和顾客都愿意使用信用卡，政府还规定使用信用卡的手续费由信用卡公司承担。韩国政府为了促进信用卡消费和信用卡公司的发展也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年底结算个人所得税的时候，信用卡消费额的20% 将从个人应纳税收入中扣除。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亚太区经济分析师Vuwa Hedrick－Wong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韩国就像一个长期饱受饥饿后突然进食的病人。长达10 年以抑制消费为取向的金融政策突然逆转造成了今天的后果。”很多韩国人盲目举债消费，致使其背负的信用卡贷款债务大大超过偿还能力。韩国储蓄率过去在全世界名列前茅，1995 年的储蓄率为35.5%, 2003 年降至27.3%。与此同时，家庭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自1998 年来翻了一番，达80%，与美国水平相当。

（2）发卡机构滥发信用卡是内因。目前韩国国内共有两类信用卡公司，一类为国民、外换、朝兴BC 等银行信用卡公司，一类为LG、三星、现代、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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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等企业信用卡公司。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的五年间，韩国的很多银行因公司坏账而濒临破产，但随着消费者贷款的迅速上升，这些银行又扭亏为盈。发卡机构为了短期效益争相发卡，不对客户的信用程度进行充分审查就随意发放，甚至信用卡公司雇用的推销人员到处追逐行人推销信用卡。有的信用卡公司将信用卡发给了未成年的学生，很多无业者也能申请到信用卡。韩国银行为争夺客源，经常互相压低欠款利率。当持卡人在欠款30天需要还款时，他可以使用第二张卡获取现金以偿还第一张卡，并以此类推，造成恶性循环。这些持卡人很快就成了“信用不良者”群体，即一为青少年，二为下岗失业人员，三为专吃信用卡的人。2000 年，韩国“信用不良者”达到100 万人。此后，“信用不良者”每年呈倍增趋势，2003 年上半年突破300万人，年底达到360 万人，其中有约100万人是“拆东墙补西墙”的“以卡养卡族”。

(3)监管部门监管不力是外因。在政府鼓励信用卡消费的时期，韩国金融监管部门对各家发卡公司近似疯狂的发卡行为缺乏积极有效的监管。同时也由于信用卡监管法规的不健全和监管部门不愿意打击政府刺激内需的积极性，再加上韩国没有一个共享的个人信用资料中心，各家发卡公司或是发卡银行仅仅依赖自己掌握的信用数据来判断个人的信用登记，导致各发卡机构盲目发卡。因此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是信用卡危机的重要外因。

二、我国信用卡发展的现状

1.我国信用卡发展的历程、规模

信用卡进入中国基本上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进行的，但其后信用卡在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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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就一直落后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从1995～2000 年五年的时间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市场开始产生，并步入市场的初步启动阶段。2000年中国加入WTO 后，面对中国信用卡市场开放趋势的加速和外资金融机构的潜在竞争，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纷纷加大了在信用卡业务上的投入，中国信用卡市场开始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2002年以来，我国信用卡市场的竞争开始加剧，除了国内发卡行的增加外，中国信用卡市场也开始面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间接竞争。中国信用卡市场的竞争主体更加多元化起来。

近年来，我国信用卡市场虽然已经初见雏形，但与境外成熟信用卡市场相比，我国信用卡市场的市场规模还很小。截至2003 年12 月31 日，共有11 家银行发行了标准的贷记卡，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上海银行，共发行贷记卡400 多万张，成年人持有信用卡的比例开始接近3%，信用卡占持卡人日常支出的比例开始接近1％。

综合考虑市场规模、网络建设和市场规则等方面，可以说我国信用卡市场还处于新兴市场形成期向成长期过渡的阶段，还处于其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也是我国信用卡市场暂时没有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

2.我国信用卡现阶段特点

目前我国信用卡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市场渗透率很低。目前，我国4亿张银行卡中，真正的贷记卡只有400 万张，人均信用卡量以及交易数量都很低；联机授权系统和信用卡特约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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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也不多，且集中于沿海地区。即使在沿海地区，标准贷记卡持卡人比例以及进行联机授权消费比例也较低。但信用卡显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

（2）征信系统极不完善。只有上海等个别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着手建立征信系统，全国统一的征信系统尚未建立。一些发卡机构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征信系统，却未积累足够的有效数据量，且信息分散。

（3）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在轻度与中度之间，竞争主体单一。在现阶段，由于信用卡市场远未饱和，因此各发卡行主要是在自有领域发展客户，抢占市场份额、相互“挖”客户的情况并不严重；竞争主体也仅限于现有银行。在此过程中，会有一两家发卡行脱颖而出，在发卡量或特色服务上处于领先地位。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和广发银行在发卡量、交易额及透支余额三个指标上的和都占全国信用卡相应指标的80% 左右，占领了中国信用卡市场的绝大部分。

（4）业务系统主要采取自行构建模式，信息系统处于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在信用卡初创期，市场参与者往往是实力较强、看重该业务的银行，因此它们大多选择自行构建业务系统的模式，如四大国有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银行等。而也有银行为了迅速学习与引进先进的系统和运营方式，采取直接引进或合作的方式，如招商银行与台湾中国商业信托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与花旗银行的合作模式。无论采取何种模式，目前发卡行都缺乏统计分析或商业智能系统。

（5）欺诈与不良资产率很低。这是我国目前信用卡市场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居民长期的消费观念偏于保守，以及人们对信用卡的认识尚需时日，因专业 专注比例很低，不良透支率稳定在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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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一些国际信用卡犯罪以外，国内信用卡业务尚未受到严重冲击，欺诈

三、吸取韩国信用卡危机教训，及早进行信用卡风险管理

现阶段，我国多数发卡机构的信用卡不良透支率情况——180天以上的不良透支率能够连续数月稳定在3% 左右。这是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卡机构相媲美的风险指标。不过，从数值上看，我们是可以与先进发卡机构媲美，但数据背后的本质因素是不同的——我们的低不良透支率是信用卡初创期的特征，而先进发卡机构的低不良透支率是处于成熟期、经历过高不良率的危机、对损失率进行统计分析和严密监控的结果。在我国，随着人们对信用卡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或者经济出现波动，这一比例有迅速增高的趋势。通过分析韩国信用卡危机的成因，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政府不应以信用卡作为刺激内需的主要手段

政府与个人永远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是无法用其政策来判断个人的主观信用如何的。同时，政府既不能够确定社会未来经济的发展如何，更不能够确定个人的未来收入水平。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政府采取种种优惠政策来鼓励信用卡消费，基本上是一个非市场的行为。而这种非市场行为在市场运行中得以成功是不可能的。

2.及早建立个人信用控制机制

目前国内在技术上缺少对信用卡申请人在同一银行或不同银行间多头授信、过度授信的监控、监测手段。上海在4 年前已经开始建设自己的消费者个人信用数据库，而国内其他地方则基本上还是空白。该数据库的数据来源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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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当地参加的15家国内银行、中国移动通讯、中国联通，以及当地的煤气、自来水公司等，截至2003年底，数据库中已经有370万个人的信用资料，接近上海消费者的一半。不仅可以用于信用卡，而且可以用于其他个人信贷，如抵押贷款等业务。因此上海的经验可以借鉴。

（1）及早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信用数据库。目前中国大多数的持卡人仍然喜欢将信用卡作为提款卡和借记卡来用，即仍然是花自己的钱，而不习惯使用循环贷款额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用卡市场的发展，在5～10 年内国人会像香港、台湾以及韩国人那样，改变储蓄和消费观念，花自己所没有的钱。因此我们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必须由有关部门（如人民银行等）牵头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个人信用数据库。

（2）为更好地控制个人信贷的风险，建议在金融实名制下，实行个人信贷主办银行制度。即一家主办行为顾客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卡”，该主办银行负责核实此顾客的信用情况，并为其进行综合授信。该顾客在一定金额内的个人信贷业务可以在其他银行办理，但是办理时必须出示其“个人信用档案卡”，并由办理业务的银行进一步将业务办理情况录入“个人信用档案卡”。对于超过一定金额限制的个人信贷业务，该顾客只能在其主办行办理或者要求更换主办行后办理。这样该顾客的个人信用情况可以比较完整地体现在其“个人信用档案卡”中，便于各家银行综合评估其个人信用状况。而其一旦出现违约，其他银行也可及早知道，对于违约至一定程度的，则上黑名单终止其个人信贷业务并及早进行追索。

（3）为了建立个人信用控制机制，国家必须进行相应的立法。个人信用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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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机制涉及到社会的多个方面，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统一约束，很难起到有效保护守法人、打击不良信用者的作用。

3.加强对发卡机构的管理及发卡机构的自律管理

现有的发卡机构的个人信用评估及授信额度控制手段无法满足风险管理的需要，高风险贷款就是无担保贷款，而信用卡正是一种无担保贷款。此外，信用卡贷款鼓励持卡者消费，贷款的偿还则来自持卡者将来不可预知的收入，这其中蕴涵很大的风险。

同时，各商业银行为降低营运成本，纷纷将信用卡营销业务外包，造成银行信用卡管理上的漏洞，而国内银行在信用卡发放中的各种不规范操作更加剧了这一风险。一些银行为了拉拢客户，只需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能给予客户1 万元的授信额度，现在大概有14家银行办理信用卡业务，在毫无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客户能轻而易举地拿到14 万无担保授信。

监管部门必须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卡管理规定”，加强对发卡机构的检查和监管，对违反规定进行恶性竞争或风险管理松懈的发卡机构及时查处，建立一个良性竞争的信用卡发卡环境。而各发卡机构也必须根据监管部门的“信用卡管理规定”制定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自律管理，从发卡源头防范风险。中国信用卡市场将随着经济的发展步入高速发展阶段，希望我们能充分吸取韩国信用卡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使信用卡业务成为国内金融业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