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

第一篇：浅谈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

浅谈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

1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现状

饲料安全法律体系是指有关饲料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1999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并施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随后有关部门先后发布和修订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等，初步形成了饲料安全法律体系。

虽然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饲料安

全法律体系，但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饲料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差距；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存在的不足主要有[1]：

我国饲料安全法规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虽然有保障饲料安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等，但这些法规仅对饲料质量与安全的有关方面做了一些概要性规定，相关条文过于笼统。由于这些法规出台时间早，标准低，覆盖面窄，所以不能充分反映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饲料安全的要求。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针对饲料安全的专门法律。

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可操作性差

只要分析发达国家饲料安全法规体系就不难发现：其对所涉及的各项内容规定科学、严格、细致，有可操作性，对管理机构的职责、权利规定得十分清

楚。尽管我国已制定了一些相关法规、条例和办法，却显得庞大而无序。由于制定者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难免使得相关条款有重复和矛盾之处，当饲料安全事件出现时，解决起来十分复杂。

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体系更新速度慢，不能与国际接轨

许多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都是20世纪80～90年代制定的，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都没有进行大的修订和完善，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国际饲料安全的需要。比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还是1999年5月29日发布并施行，2001年11月29日修订的。这几年来，饲料添加剂行业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原有条例自然显得不相适应。

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标准系统性较差

由于我国在饲料安全管理中，没有把饲料安全建立在全部饲料产业链基础上，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显得不够；具体标准和法规的制定上也不够协调和

系统。有些法律法规在制定时，甚至没有充分考虑到饲料安全问题。当饲料安全成为突出的问题时，原有法规条例就显得很不适应。

饲料安全体系中“角色不清、权限不清”

有些职能部门既制定和解释法规、标准，又行使执法功能，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滋生腐败，使饲料安全难以真正落实。我国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管理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而不是垂直管理体制，即饲料管理部门是本级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接受当地政府领导，上下级饲料管理部门之间存在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但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规定全国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工作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但考虑到各地机构组成的差异，对基层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部门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只是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饲料、饲料添加剂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工作”。由于这样的规定并没有把职责落实到具体部门，所以有关工作自然属于失控的状态。

2建立和完善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

尽快制定《饲料法》或《饲料安全法》，进一步完善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

以发达国家为例，美国涉及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职能的联邦机构有10余个，它们与州、县等地方政府密切合作，通过贯彻执行30多部联邦法律法规以及各地方的法律法规，共同构筑了较为完善的美国饲料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确保了美国饲料具有很高的质量安全水平和很好的公众信任度。据资料介绍，美国涉及饲料安全的联邦法律有35部。其中涉及饲料质量安全监管的主要联邦法律有《联邦肉类检查法》、《禽类产品检查法》、《食品质量保护法》等[1]。

此外，日本等国家也都有比较完善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日本内阁成立了饲料和食品安全委员会、农林水产省成立消费安全局，科学饲料协会成立饲料安全评价委员会，全面协调饲料安全管理。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饲料法制化管理模式较为先进的国家，饲料管理法律体系齐全配套，法律制度设置比较科学、合理和严谨。日本于1953年颁布《饲料安全法》，经过50多年的11次修改，现已形成从饲料原料生产(进口)、饲料加工、经营和使用，以及新产品审定、企业登记与变更、饲料标准、监督检查和处罚的完整饲料法律体系。为适应

浅谈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

第二篇：浅谈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

1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现状

饲料安全法律体系是指有关饲料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1999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并施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随后有关部门先后发布和修订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等，初步形成了饲料安全法律体系。

虽然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但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饲料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差距；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存在的不足主要有[1]：

1.1我国饲料安全法规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虽然有保障饲料安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等，但这些法规仅对饲料质量与安全的有关方面做了一些概要性规定，相关条文过于笼统。由于这些法规出台时间早，标准低，覆盖面窄，所以不能充分反映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饲料安全的要求。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针对饲料安全的专门法律。

1.2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可操作性差

只要分析发达国家饲料安全法规体系就不难发现：其对所涉及的各项内容规定科学、严格、细致，有可操作性，对管理机构的职责、权利规定得十分清楚。尽管我国已制定了一些相关法规、条例和办法，却显得庞大而无序。由于制定者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难免使得相关条款有重复和矛盾之处，当饲料安全事件出现时，解决起来十分复杂。

1.3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体系更新速度慢，不能与国际接轨

许多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都是20世纪80～90年代制定的，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都没有进行大的修订和完善，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国际饲料安全的需要。比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还是1999年5月29日发布并施行，2001年11月29日修订的。这几年来，饲料添加剂行业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原有条例自然显得不相适应。

1.4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标准系统性较差

由于我国在饲料安全管理中，没有把饲料安全建立在全部饲料产业链基础上，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显得不够；具体标准和法规的制定上也不够协调和系统。有些法律法规在制定时，甚至没有充分考虑到饲料安全问题。当饲料安全成为突出的问题时，原有法规条例就显得很不适应。

1.5饲料安全体系中“角色不清、权限不清”

有些职能部门既制定和解释法规、标准，又行使执法功能，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滋生腐败，使饲料安全难以真正落实。我国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管理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而不是垂直管理体制，即饲料管理部门是本级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接受当地政府领导，上下级饲料管理部门之间存在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但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规定全国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但考虑到各地机构组成的差异，对基层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部门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只是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饲料、饲料添加剂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由于这样的规定并没有把职责落实到具体部门，所以有关自然属于失控的状态。

2建立和完善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

2.1尽快制定《饲料法》或《饲料安全法》，进一步完善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

以发达国家为例，美国涉及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职能的联邦机构有10余个，它们与州、县等地方政府密切合作，通过贯彻执行30多部联邦法律法规以及各地方的法律法规，共同构筑了较为完善的美国饲料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确保了美国饲料具有很高的质量安全水平和很好的公众信任度。据资料介绍，美国涉及饲料安全的联邦法律有35部。其中涉及饲料质量安全监管的主要联邦法律有《联邦肉类检查法》、《禽类产品检查法》、《食品质量保护法》等[1]。

此外，日本等国家也都有比较完善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日本内阁成立了饲料和食品安全委员会、农林水产省成立消费安全局，科学饲料协会成立饲料安全评价委员会，全面协调饲料安全管理。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饲料法制化管理模式较为先进的国家，饲料管理法律体系齐全配套，法律制度设置比较科学、合理和严谨。日本于1953年颁布《饲料安全法》，经过50多年的11次修改，现已形成从饲料原料生产(进口)、饲料加工、经营和使用，以及新产品审定、企业登记与变更、饲料标准、监督检查和处罚的完整饲料法律体系。为适应

《饲料安全法》的不断修改和变化，日本农林水产省及时公布了饲料安全法相关的5个配套法规，增强了该法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2]。

由于这些国家具有完善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他们的饲料安全均得到了很好的保证，所以，我国也应学习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我国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

2.2建立健全饲料安全标准体系

发达国家的饲料安全标准体系也是十分完善的，如加拿大就有配套统一的饲料产品质量和检测方法标准系统。其饲料质量标准涵盖了饲料原料、饲料产品、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等各类饲料产品，规定了产品质量规格和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限量标准。饲料检测标准涵盖了所有明确的营养成分、限量物质和化学合成物质的分析方法，并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和国际兽医局(OIE)的标准接轨。加拿大不仅公布了允许使用的药物饲料添加剂质量标准，而且也公布了其在饲料中的检测方法标准和畜产品中的残留限量标准。

近年来，我国虽然也制定了一大批饲料原料、饲料产品和添加剂质量标准，颁布施行了饲料卫生标准、饲料标签标准和部分检测方法标准，为饲料工业标准化生产和饲料安全监管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与加拿大等国完善配套的标准体系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必须加快我国饲料安全标准的制定步伐，进一步完善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应尽快制定颁布动物源性饲料检测方法标准，抓紧修订完善饲料安全卫生强制性标准，修改完善《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2.3加大政府对饲料安全的支持和监管力度

饲料安全监管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饲料安全。各级政府应当积极实施饲料安全工程，进一步加强饲料检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饲料和养殖产品重点区域饲料检测机构建设的支持力度，确保饲料检测机构能够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应将饲料安全监管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稳定并逐年增加饲料安全监管财政专项经费，保证饲料检测机构的正常运行和检测的顺利开展。

在保证经费的同时，对违规企业的严惩也是十分必要的。日本对饲料安全违法处罚也很严厉，他们对生产经营不合格饲料产品的企业，农林水产省或地方政府首先责成违规企业严格执行召回制度，收回处理不合格产品，然后视不合格产品的数量处以10～30万日元罚款；对卫生指标严重超标的企业，处以50万日元罚款，并对法人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对违禁生产经营药品和造成严重后果的企业，处以100万日元罚款，并对法人处以3年监禁。我国在有关条例里也制定了一些处罚细则，如违反其中规定会给予勒令停止生产、吊销营业执照、处以一至五倍罚款、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但与上述国家相比，力度还有欠缺，系统性也有待加强[3]。

2.4加快推行HACCp管理步伐

HACCp英文全称是HazardAnalysisandCriticalControlpoint，即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管理是保证饲料和食品安全面对生产全过程实行的事前、预防性控制体系。该管理体系已被世界许多国家采纳，其中，一些国家还将其作为强制性管理模式加以推行。与传统的最终产品质量检验相比，HACCp管理是一个确认、分析、控制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生物、化学、物理危害的系统方法，是一种全新的质量保证系统。推行HACCp管理是做好我国饲料安全管理的需要，因为我国饲料管理实行的是事后监督制度，迫切需要饲料生产、经营企业加强事前管理，消除各种安全隐患。HACCp管理的事前性和预防性，将大大降低事后监督成本，提高事后监督的成效。通过推行HACCp管理体系，认真分析和确定每个企业的关键控制点，研究预防措施，确定关键限值，制定监控和纠偏措施，建立企业安全管理档案等，将有利于饲料安全事件的责任追究和树立企业的信用[4]。

2.5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饲料安全监督

饲料安全与畜禽水产品安全乃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有关部门应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广泛宣传饲料安全法规，安全饲料及相关产品的选购和使用常识；要通过公布举报电话等形式，为社会监督提供便捷的渠道和必要的手段，向社会各界征询饲料安全问题的线索，以期尽可能地解决业已暴露出的饲料安全问题；要增强服务意识，及时回复社会各界的咨询和建议，及时通报有关问题的处理结果；要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对提供重要线索和建议的人员给予表彰或奖励。

参考文献

[1]张仲秋.饲料安全是动物性食品安全的基础[J].广东饲料,第14卷第6期.[2]王敏.美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考察与启示[R].农业质量标准,2008（1）.[3]农业部饲料安全监管考察团成员学习借鉴务实发展――日本和韩国饲料安全监管考察纪实[R].中国饲料,2004.1.[4]杨振海,张志青,马莹.推行HACCp管理确保饲料安全[DB].中国食品产业网.（作者简介：顾正祥，男，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粮食工程系讲师，现从事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兼法学研究与教学。）

第三篇：浅谈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

1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现状

饲料安全法律体系是指有关饲料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1999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并施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随后有关部门先后发布和修订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等，初步形成了饲料安全法律体系。

虽然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但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饲料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差距；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存在的不足主要有[1]：

1.1我国饲料安全法规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虽然有保障饲料安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等，但这些法规仅对饲料质量与安全的有关方面做了一些概要性规定，相关条文过于笼统。由于这些法规出台时间早，标准低，覆盖面窄，所以不能充分反映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饲料安全的要求。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针对饲料安全的专门法律。

1.2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可操作性差

只要分析发达国家饲料安全法规体系就不难发现：其对所涉及的各项内容规定科学、严格、细致，有可操作性，对管理机构的职责、权利规定得十分清楚。尽管我国已制定了一些相关法规、条例和办法，却显得庞大而无序。由于制定者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难免使得相关条款有重复和矛盾之处，当饲料安全事件出现时，解决起来十分复杂。

1.3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体系更新速度慢，不能与国际接轨

许多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法规都是20世纪80～90年代制定的，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都没有进行大的修订和完善，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国际饲料安全的需要。比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还是1999年5月29日发布并施行，2001年11月29日修订的。这几年来，饲料添加剂行业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原有条例自然显得不相适应。

1.4我国现有的饲料安全标准系统性较差

由于我国在饲料安全管理中，没有把饲料安全建立在全部饲料产业链基础上，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显得不够；具体标准和法规的制定上也不够协调和系统。有些法律法规在制定时，甚至没有充分考虑到饲料安全问题。当饲料安全成为突出的问题时，原有法规条例就显得很不适应。

1.5饲料安全体系中“角色不清、权限不清”

有些职能部门既制定和解释法规、标准，又行使执法功能，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滋生腐败，使饲料安全难以真正落实。我国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管理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而不是垂直管理体制，即饲料管理部门是本级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接受当地政府领导，上下级饲料管理部门之间存在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但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规定全国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工作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但考虑到各地机构组成的差异，对基层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部门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只是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饲料、饲料添加剂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工作”。由于这样的规定并没有把职责落实到具体部门，所以有关工作自然属于失控的状态。

2建立和完善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

2.1尽快制定《饲料法》或《饲料安全法》，进一步完善我国饲料安全法律体系

以发达国家为例，美国涉及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职能的联邦机构有10余个，它们与州、县等地方政府密切合作，通过贯彻执行30多部联邦法律法规以及各地方的法律法规，共同构筑了较为完善的美国饲料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确保了美国饲料具有很高的质量安全水平和很好的公众信任度。据资料介绍，美国涉及饲料安全的联邦法律有35部。其中涉及饲料质量安全监管的主要联邦法律有《联邦肉类检查法》、《禽类产品检查法》、《食品质量保护法》等[1]。

此外，日本等国家也都有比较完善的饲料安全法律体系，日本内阁成立了饲料和食品安全委员会、农林水产省成立消费安全局，科学饲料协会成立饲料安全评价委员会，全面协调饲料安全管理。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饲料法制化管理模式较为先进的国家，饲料管理法律体系齐全配套，法律制度设置比较科学、合理和严谨。日本于1953年颁布《饲料安全法》，经过50多年的11次修改，现已形成从饲料原料生产(进口)、饲料加工、经营和使用，以及新产品审定、企业登记与变更、饲料标准、监督检查和处罚的完整饲料法律体系。为适应

第四篇：浅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浅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常继生 田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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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国被都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本文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进行分析，提出对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一些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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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问题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96年英国爆发的疯牛病、1997年香港禽流感、1998年东南亚猪脑炎、1999年比利时等国二恶英、2001年欧洲爆发口蹄疫、以及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还有引起众多争议的转基因产品可能对人体产生潜在危害等。食品安全是目前对公共健康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重视食品安全,已经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看到世界性的食品安全存在问题的同时，应清楚地意识到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上存在诸多弊端和问题，也应引起各级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分析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依据全国消费者协会投诉热点分析，2003年全国消协系统共受理食品方面投诉60740件，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1621件，比2002年增长24.1%。[1]主要问题表现在：

1、农产品、禽类产品的安全状况令人堪忧。(1)化肥、农药等对人体有害物质残留于农产品中；(2)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质残留于禽、畜、水产品体内。在一些地方在种植中滥用激素类农药以保收成，在养殖中乱用激素和其他药物以增加产量却使农畜产品却受到污染；(3)重金属污染，即在农禽产品中含有超标超量的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的重金属物质。

2、制造食品的过程中使用劣质原料，添加有毒物质的情况屡屡发生。(1)加工食品使用劣质原料给食品安全造成极大隐患。如：用病死畜禽加工熟肉制品；用“地沟油”加工油炸食品等。(2)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了可供食品加工用的添加剂品种及其用量和在产品中的残留限量，超量使用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测，曾有在面粉中超限量添加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在腌菜中超标量多倍使用苯甲酸；在饮料中成倍超标使用的化学合成甜味剂等等。(3)滥用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物在食品加工制造过程中，非法使用和添加超出食品法规允许适用范围的化学物质（其中绝大部分对人体身体有害）。例如：为使馒头、包子增白使用二氧化硫；为使大米、饼干增亮用矿物油；用甲醛浸泡海产品使之增韧、增亮，延长保存期；为改善米粉、腐竹口感使用“吊白块”（一种化工原料，学名甲醛次硫酸氢钠）等等。

3、病原微生物控制不当，食品的原料和加工程度决定了它具备一定的微生物生长条件，食品加工制造过程和包装储运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如一些奶制品生产加工及包装条件简陋，屡屡造成食品变质；又如我国发生的集体食物中毒有很大部分是由微生物引起。在我国，易造成食物中毒的病原微生物主要有：致病性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沙门氏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每年都有发生，尤其在气温较高的夏、秋季节更容易发生。

4、生物技术产品的出现、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险，同样带来了安全性问题。如今，转基因食品早已摆上了人们的餐桌，比如人们大量食用的番茄、甜椒，大豆粉、大豆油等大豆制品。尽管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有害，但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目前人们所担忧的是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转基因产品是否对人体无毒、无副作用，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是否“实质等同”无显著差异。从国内外对转基因生物的研究来看，转基因食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潜在危险：可能损害人类的免疫系统（标记基因）；可能产生过敏综合症；可能对人类有毒性；对环境和生态系统有害；对人类和人体存在未知的危害。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现状

有关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称之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规范和保障食品安全体系。总观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现状，由《食品卫生法》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数部单行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构成的集合法群形态，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框架的现实。

1995年正式出台的《食品卫生法》应是我国现阶段最全面地对食品卫生、安全作出规定的法律。但是现在的《食品卫生法》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食品卫生法》仅对104种农药在粮食、水果、蔬菜肉等45种食品中规定了允许的残留量，总含291个指标；而国际食品法典则对176种农药在375种食品中规定了2439条农药残留标准。这样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就会使许多有害物资蒙混过关，给为非作歹者留下作恶空间。又如该法中没有规定为假冒伪劣食品销售者提供原料及其他材料者予以处罚的内容，应当说这是在规范食品市场法律中的重大缺陷。我国的《食品卫生法》从试行到正式颁布已有10多年，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加以完善和强化，以有效制止和打击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有损食品安全的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亟待加强

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究其根本是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有效率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首先，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应该是多层次、分门类的，囊括立法、执法、法律监管，行政处罚以及刑罚的综合性法律体系。其次，法律体系功能的发挥要通过法律体系的结构来实现，法律体系的结构本身就体现着法律体系的功能。因此，构建法律体系首先需要的是赋予该体系一种科学合理的结构。就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食品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

(一)我国食品安全体系中的界定问题。

1、食品安全体系中“角色不清”职能部门既制定和解释法规、标准，又行使执法功能，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滋生腐败，食品安全难以真正落实。

2、食品安全管理中“权限不清”卫生部、农业部、环保总局、粮食总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的职能权限界定不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是应势而生。

3、不同安全等级的食品“定义不清”如保健食品、自然食品、生态食品、无公害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A级,AA级)等，名词繁多，增加了消费者识别食品安全等级的难度和市场的不透明度。

(二)我国食品安全范畴的局限性。在我国，常以食品卫生管理取代了食品安全管理，对于“食品初级生产过程中安全操作生产对食品安全性和适宜性的影响”重视不够。

(三)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限制。我国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一直沿用良好操作规范(GMP)管理系统（即是政府制定强制性的食品生产、贮存卫生法规，来确保食品卫生无害的体系）

[2]。但它们和FAO/WHO的《国际食品法典》推荐“HACCP体系”（即通过系统性地确定具体危害及其控制措施，以保证食品安全性的系统），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3]

(四)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的系统性不够。由于我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没有把食品安全建立在全部食品产业链基础上，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不够；具体标准和法规的制定上也不够协调和系统。

三、构建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是食品安全的一个发展趋势

（一）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概述

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的建设是我国保证食品安全、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实施我国环境战略的需要。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和产业政策的完善以及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1、美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食品安全的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在美国非常繁多，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等。这些法律法规覆盖了所有食品和相关产品，并且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在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机构有三个：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机构(EPA)。如果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就不允许其上市销售。另外，美国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企业，不存在无照企业或者家庭作坊式企业，因此掺假现象极少。

2、德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管理历史悠久的德国是世界上四大食品出口国之一，饮食业出口约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13%，同时德国又是食品进口大国。德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涉及全部食品产业链，包括植物保护、动物健康、善待动物的饲养方式、食品标签标识等。德国在食品安全的法律建设中构架了四大支柱：《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HACCP方案》、《指导性政策》，它们互相补充、构成了范围广泛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础。在德国，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食品，在包装的标签上都注明商标、食品成分和有效期，还有有关商检机构质量认可的显著标志。早在1879年，德国就制定了《食品法》，目前实行的《食品法》包罗万象，所列条款多达几十万个。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德国对食品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督。无论是屠宰场还是食品加工厂，无论是商店还是食品在转运过程中，食品必须处在冷冻状态，不新鲜的肉绝对不允许上市出售。为了保证国家制定的《食品法》得到实施，国家设立了覆盖全国的食品检查机构，联邦政府、每个州和各地方政府都设有负责检查食品质量的卫生部门。

3、加拿大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加拿大食品检验相当严格，商场内几乎所有的食品都标有出厂日期或有效期，过期食品不允许出售给消费者。比如面包，商店会在有效期到达的前一两天，捐赠给慈善机构，到期仍未售出的,就撤下货架销毁。在原有检验制度的基础上，联邦政府还以法律的形式于2001年6月明文规定，所有食品必须在成分说明的标签上列出13种主要营养成分，包括脂肪、饱和脂肪、卡路里、钠、纤维、蛋白质、钙和铁等，以防止有些厂商滥用所谓的“健康食品”、“绿色食品”定义，推销一些其实并不健康的食品。不论在加拿大的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屠宰场、肉类加工厂或商店内的标牌上写有“政府检验过的肉类”字样，百姓就尽管放心买，大胆吃，因为在食品卫生监控方面，检疫部门从不马虎。

4、日本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全面修正《食品卫生法》日本人青睐国产食品。日本的《食品卫生法》对所有食品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如所有食品和添加剂，必须在洁净卫生状态下进行采集、生产、加工、使用、烹调、储藏、搬运和陈列。自日本发现了疯牛病后，日本政府决定成立由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食品安全委员会，并由政府任命担当大臣，委员会将对食品安全性进行评价，下设常设事务局，同时还提出了全面改正《食品卫生法》、确保食品安全的“改革宣言”。据报道，该宣言强调《食品卫生法》的目的要从确保食品卫生改为确保食品安全，必须明确规定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应负的责任。

（二）发展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1、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建设和法制管理。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外食品安全法律标准的研究、消化，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多层式法律体系，探索和发展既和国际接轨，又符合国情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众所周知，美国是全世界食品安全保障最好的国家之一，它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非常繁多，既有综合性的，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也有非常具体的《联邦肉类检查法》、《禽产品检查法》和《蛋类产品检查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几乎涵盖了所有食品，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再如英国1990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销售以及各种食品、饮料所包含的具体成分和卫生标准都有详细的规定。

2、尽快纠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不规范、不够严密的缺陷，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参照《国际食品法典》，建立符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原则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眼，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在食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消除所谓的“绿色壁垒”。目前我国共有1070项食品工业国家标准和1164项食品工业标准。这些标准绝大多数都是2000年以前制订的，其中最早的制订于1981年。为了适应进出口食品检验,还有进出口食品检验方法行业标准578项。即是说：各类食品安全标准大都仅仅是行业标准而非国家标准。而食品管理先进的国家食品标准都是由国家专门的立法机构制定的，而且一种产品只有一个标准，清晰明确，有利于标准的贯彻执行。而我国受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有些食品标准产生形成两套标准。如碳酸饮料、饮用纯净水、食盐、酱油等均是两套标准。[4]国外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采取的环境保护上起步早、成效大、公众环保意识强、环保技术先进、环保标准较高，它们制定的绿色技术标准几乎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我们只有加快与之接轨，把绿色壁垒由现阶段的出口障碍变成促使我们加快发展绿色产业的强大动力,这最终的收益者还是我们自己。

3、加大推行食品安全管理的食品安全有效控制体系(HACCP体系，即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的力度。在切实落实食品良好操作规范(GMP规范，即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的基础上，尽快引人推广“HACCP体系”。首先在出口企业全面推行“HACCP体系”认证。把“HACCP体系”纳入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由逐步推行“HACCP体系”走向强制实施。[5]

4、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政策支持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管理体制。如目前转基因食品特别是转基因农作物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但其安全性在各国争论不休。虽然我国在2003年4月就制订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但我们仍可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做法，针对我国国情来建立农业管理部门与食品工业管理部门合一，对农业和食品工业实行一体化管理的机构。[6]

5、加强现有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依法加强权力监督，实施对食品安全的有效保护。（1）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性的恶化态势，原因固然很多，但现有法律法规中的惩罚力度较弱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原因。例如《食品卫生法》中规定，处罚金额要根据有无“非法所得”来确定。很显然，食品生产经营者当然不会提供非法所得，卫生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非法所得也就难以认定。这样，大量存在的地下熟食品、豆制品等加工窝点，由于违法成本极低，法律法规不仅起不到惩戒作用，实际上是放纵了违法者。结果造成食品污染的态势愈演愈烈，发生在道德领域内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7]（2）各级人大作为地方最具权威的监督机构，依法实施法律监督和经济工作监督，是宪法赋予的职权，应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果断启动监督程序，依法加强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和撤销违法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政行为。

第五篇：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现状和完善

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现状和前瞻

内容摘要

腐败问题是目前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战。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纵然有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致因，但从制度建构层面上分析，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应是其最重要原因之一。反腐倡廉必须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通过法制的方式，让反腐成为常态的机制。因而，加强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建设，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打击、惩处力度，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最佳途径。本文主要从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现状、我国现有反腐败法律体系存在缺陷以及我国反腐败法律的完善和前瞻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反腐败、法律体系、缺陷、完善

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现状和前瞻

腐败问题是目前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战。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纵然有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致因，但从制度建构层面上分析，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应是其最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加强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建设，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打击、惩处力度，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最佳途径。本文主要从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现状、我国现有反腐败法律体系存在缺陷以及我国反腐败法律的完善和前瞻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历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明确了执政党而非革命党的定位，因此我们不能再进行革命时期那种大规模的由下而上的运动。而依法治国的提出，确立了以法制方式反腐的形式。反腐倡廉必须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通过法制的方式，让反腐成为常态的机制。

除了我国《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等一些与反腐败有关的犯罪有明确规定外，据统计，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00余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120余项，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党的纪检和行政监察两个法规体系，并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以及反腐败源头治本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台了一些反腐倡廉实践急需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我国已构建起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从2002年开始，一系列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出台，如监察机关回避制度，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关于军队领导机关工作人员插手干预基层敏感事务的处理规定(试行)、关于中央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若干规定的实施办法(试行)》等。

2003年是转折的关键。这一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建2 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随着《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的生效，在2003年9月30日至10月1日，一天内有51名贪官企图外逃时被捕。此后的8天内，司法机关共抓捕了115名企图外逃的贪官。

同样在2003年，中央纪委确立了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的总体目标，即：按照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目标，按照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在2010年前建立起能够适应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要的中国特色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简述为：以宪法和党章为依据，由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或认可，包括其他有党内法规制定权或国家立法权的党组织、地方人大、行政机关制定或认可的，有若干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门类及其所包括的不同法规、规范所组成的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整个体系大致包括三大法律制度规范，即：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范；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党内法规及其他党内法规中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范；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的组织、行政机关和其他单位制定的关于反腐倡廉的制度规范。其中除国家法律体系中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范应当由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负责、纪检监察机关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程序提出立法建议之外，其他两部分都应纳入纪检监察机关的责任范围，纳入应当建立的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中。

在这个体系中，大致有以下l0个法规制度门类：1．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总类，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行政监察法》等；2．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和其他行为规范方面的法规制度；3．查办违犯党纪政纪案件及其他工作程序方面的法规制度；4．处理违犯党纪政纪的党员和国家公务员方面的法规制度；5．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方面的法规制度；6．监督制约和从源头上预防、治理腐败工作方面的法规制度；7．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方面的法规制度；8．纪检监察职能、组织机构建设、内部监督方面的法规制度；9．与国(境)外有关机关进行反腐败协作方面的法规制度以及根据有关国际公约起草制定的国内法规制度；10．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以及地方各级党的组织、行政机关的有关法规制度。

2004年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开3 始实施，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取消和调整的项目高达1806项，中组部和中纪委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确立了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同年开始试点的“领导家属境外留学定居备案制度”。该制度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必须报备，说明其资金来源。这一措施无疑加大了对贪官的成摄力，有利于堵塞贪官外逃之路。同在这一年，中共中央连续向党内下发了3个文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分别针对完善党内监督、明确党内纪律和保障党员权利、发扬党内民主。

中国从2005年进入了体系反腐败的阶段。为了适应新时期对法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全面规划法规制度建设，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有关单位从2005年开始对改革开放以来涉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决定废止l15件。同时对法规制度进行了科学分类，编制了(2004～2007年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工作规划)。

为与国际联手合作，共同打击腐败犯罪，2005年l0月27日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l8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决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在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是联合国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完整、最全面而又广泛、创新性的国际公约。对《公约》的批准将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产生积极影响，能够使我国和国际上其他国家一同共筑一道坚强的反腐败屏障，更好地开展国际间反腐败的交流与合作，使我国打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也为我国遣返外逃腐败犯罪人员，追缴被非法转移国外的资产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该《实施纲要》提出，要加快制定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订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制订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健全公安、审判、检察机关相互配合和制约的工作机制，加大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加强纪检、审判、4 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跨区域协作办案及追逃、追赃机制，完善相关程序，形成整体合力。这些思路有益于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推动我国反腐败司法体制出现突破性进展。《纲要》还提出，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认真运用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做法，加强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从上述反腐法律制度的建设过程，可以清晰看出中央注重制度系统配套的思路。具体地讲，既注意了单项制度的制定修订，又与其它制度协调配合；既有惩戒性、约束性规定，又有激励性、保障性规定；既有实体性制度建设，又有程序性制度建设。并且，还努力使党内制度与国家法律相衔接，这体现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适时将经过实践检验、适应形势发展的党内制度转换为国家法律法规，增强约束力和强制力，将是反腐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应注意借鉴国外经验，吸取全人类的优秀成果。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做好我国法律法规与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衔接工作，对一些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一个很好的样本，通过国际合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国的法制健全程度。

二、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

如前所述，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仍然不够完备，很多领域尤其是国家公务活动领域需要大量立法以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很多制定出来的法律在规定上过于宽泛，可操作性也不强，这样不利于打击腐败。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出的有些法律条款可操作性不强。就我国法律制度而言，新《刑法》中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其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打击腐败，使那些不能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的腐败分子得以严惩。但在实际操作中，此款法律条文往往被腐败分子得以利用，而有些司法机关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也可借这一条款的便利掩盖腐败分子的罪行。因为此款罪名的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5年以下，跟受贿罪与贪污罪的最高量刑—— 死刑无法相比，因而，腐败分子可以不主动交待诸如受贿、贪污之类的罪名，以免受到更重的处罚。这样，腐败分子得以从轻5 处罚，这就造成法律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不力，甚至纵容了腐败。

2、行贿罪的定罪和量刑过宽、过轻。贿赂是双方行为，行贿者和受贿者都从贿赂行为中获得了非法收入，行贿者不是自愿就是主动参与腐败行为。中国典型腐败案例表明，行贿者经济收益较高，即所谓的“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而行贿者获得这种收益的方式是非法的。受贿和行贿，这两种犯罪具有孪生关系。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行贿案件1906件，而同年腐败案件立案36447件，行贿案件的查处只占腐败案件的5.2%，行贿罪的查处力度显然很弱。行贿罪的量刑应与受贿罪等同，这样对行贿者有震慑力，使其在行贿时想到法律的严惩而不敢行贿。美国法律有关惩处行贿者的办法，几乎没有体现出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在美国，贿赂双方所受到的惩罚基本相同。但在我国，现实操作中对贪污受贿的惩处条款相对严密些，而对行贿者的惩处反而宽松，并且每年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中，行贿案件为数不多，这对于遏制腐败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鉴于此，应考虑对我国《刑法》中关于行贿罪的定罪和量刑上加大处罚力度。

3、贿赂犯罪中的对象过于狭窄，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贿赂犯罪中的对象仅限于财物。可以是任何形式的好处，而不限于财物。这一方面致使我国的反腐败法网过于粗疏，另一方面也与《公约》的规定相异，不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既指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的贿赂物的范围，范围过窄，无法和世界接轨。同时，也不符合社会现实对法律规定的需求。在内地．因许多人了解法律关于贿赂物只限于“财物” 的规定，出现了许多规避法律的适例。如行贿人向受贿者提供金钱和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包括提供性服务、包办出国度假、包办子女出囝留学等等。而这种社会危害并不亚于实物的贿赂，甚至超出实物贿赂的危害。鉴于此，我国现行立法应加以修改，扩大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将“任何形式的好处”作为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但应将财产或财产性利益与公民之问的馈赠区别开来，合理界定贿赂犯罪的犯罪圈。

4、腐败案件查处力度弱。据专家研究发现，在我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中，腐败罪行实际受到查处被判刑的大约在6— 1O %之间。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数据计算，1993-1998年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累计达到2．89万人，而平均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最终只有6．6人被判刑，腐败案件查处力度相当弱。在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6 中，省部级干部被判刑的比例为1O．3，地厅级比例为9．1，县处级比例为6．4。

5、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机构独立性不强。我国现有反腐败机构可以说是由党、政和司法协力组成的有层次的结构，包括检察机关的反贪机构、党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三者各司其职。

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机构主要是检察机关内设的各级反贪局，反贪污局是由检察机关内设的经济检察厅演变而来的，l 989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厅率先改名为反贪污贿赂局。I989年8月18日全国第一个反贪局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成立，随后，全国各级检察院成立了这一专门机构，l995年I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反贪污贿赂检察厅更名为指导全国范围内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其负责受理举报中心移送的经济案件；侦查贪污、贿赂等重大经济罪案；分析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情况、规律及主要犯罪发展趋势；研究侦查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措施和手段；制定侦查工作的有关规定。其后为进一步加强对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的预防，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了职务犯罪预防机构，其职责是结合查办职务犯罪，及时对作案环节和作案手法进行分析研究，掌握犯罪的特点、规律及发生的原因，帮助案发单位汲取教训，堵漏建制，加强防范。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是中国共产党内负责党纪的委员会，除中央设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外，在内地各级党组织亦有纪委。其权能是：检查中央直属各部门、各级党组织、干部及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受理、审查并决定中央直属各部门、各级党组织、干部及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处分。在行政部门，国务院下设有监察部，在各级地方政府设有监察厅和监察局，其职责主要是对一些有违法行为但未构成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处分。在调查中如发现有犯罪行为，则会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院依法处理。

我国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则是隶属于检察机关，且与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务院内的监察部并列的三大反贪污贿赂职能部门之一，三部门之间存在着国家政策和法律适用的冲突境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腐败机构职能的发挥。而我国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专门规定了反腐败机构，从总体上增强对腐败犯罪的规制。《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赋予反腐败机构必要的独立性，使其能够有效地履行职能和免受任何不正当的影响。各缔约国均应当提供必要的物资和专职工作人员，并为这些工作人员履行职能提供必要的培训。各缔约国均应当将可以协助其他缔约国制订和实施具体7 的预防腐败措施的机关的名称和地址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公约》所规定的反腐败机构重在强调其职能的独立性，以《公约》所规定的反腐败机构为标准，应重构我国现有反腐败机构。

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主要内容及对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前瞻和完善

腐败犯罪是一种超越国别的、危害极大的犯罪，腐败是各国和地区着力治理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国际性的话题。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必须对目前形势有清醒认识。在反腐败问题上，国际上的合作和对等意识逐渐加强，封闭的反腐败格局与封闭的经济格局的后果一样，只能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被边缘化，孤立化，最终使自己成为受害者。只要认真冷静地分析近年来我国贪官外逃的现象和在国外追缴赃款的艰辛，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在反腐败问题上，任何一国都不能独善其身。在冷眼看世界的同时，应主动扩大视野，以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果敢精神，参与到国际反腐败协作化的进程中去。对国际反腐败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制度，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些制度，经论证或试行在我国也是适应的，可大胆移植。我们的制度、机构、措施、术语都应考虑与国际对话的需要。我们应该诚实地回顾和面对在反腐败法制建设和执行中的乏力和低效，也应该自信面对我们的未来，自信和务实地审视我们的发展和借鉴他人之长。我国现代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时间并不长，可塑性很强。通过积极地参与和加入国际反腐败合作体制，我们可借鉴和吸收国际上先进的反腐败经验，为我所有，为我所用。

《公约》除序言外共分8个章节、71项条款，包括总则，预防措施、定罪、制裁、救济及执法，国际合作，资产的追回，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实施机制以及最后条款。它涉及预防和打击腐败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方面的问题。《公约》的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涉及犯罪预防、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国际法等多学科领域。正确地认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运作机制，对我国及时调整、改进现有反腐败法律机制．并参与国际合作打击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预防腐败犯罪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 目前，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有组织、跨国化的趋势。长期以来，腐败分子8 携巨款逃亡国(境)外后，由于各种原因，追逃工作非常艰难。腐败分子犯罪后潜逃出境，或将赃款转移境外，已成为各国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一大障碍。为此，《公约》在建立完善境外追逃、追赃机制方面提出了针对措施。

在境外追逃、追赃机制方面，《公约》规定了腐败犯罪所得资产追回机制。《公约》要求各缔约围应当根据本国法律，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在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其它相关情形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腐败犯罪所得资产，以便进行资产返还。这种境外追赃机制将从心理上给携款潜逃、转移赃款的腐败分子以极大的打击，腐败犯罪行为人即使逃到国外，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犯罪所得财产将被没收，腐败行为造成的后果将被从法律上消除，犯罪人除了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外将一无所获。签署《公约》将为逐步解决我国查办涉外案件中的“调查取证难、人员引渡难、资金返还难”提供国际合作依据。也正是这个原因，《公约》的生效对我国国内的腐败分子能够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由于失去了不受法律惩罚的”乐土”，他们希望侥幸逃脱惩罚的心理更加脆弱。《公约》的实施，定将会明显减少腐败犯罪，特别是重大腐败犯罪的发生。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国际协作打击腐败犯罪具有积极作用 由于腐败犯罪系由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而实施的一类犯罪。常常涉及公共财产，又由于各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在腐败犯罪的性质认定上往往会产生一些争议。譬如有的国家会因意识形态差异甚至是出于敌意，将别国惩治腐败犯罪的行为认为是政治派别倾轧或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因而将腐败犯罪视为政治犯罪，拒绝引渡； 或认为腐败犯罪涉及国家财产事项，是国家政治行为，并以此为由拒绝司法协助请求、拒绝引渡。

《公约》主要通过强化引渡、司法协助来加强反腐败犯罪领域的国际协作。主要表现为，在坚持有关引渡、司法协助的基本法律原则、司法惯例的同时，针对腐败犯罪的自身特点和预防、打击腐败犯罪的实际需要，在引渡、司法协助的适用、合作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和强化。《公约》所确立的任何犯罪不得被视为政治犯罪而拒绝引渡以及司法协助、引渡的条件、不得因为腐败犯罪涉及财税事项而拒绝司法协助请求或者引渡等国际合作机制的规定，对于国际协作打击腐败犯罪无疑具有积极作用。这些规定极大地拓展了国际社会在反腐败犯罪领域开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合作水平、效果和效率。

（三）、加入《联台国反腐败公约》利于我国反腐败理念的改变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执行和坚持有效的预防性反腐败政策，《公约》在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同时，更强调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多学科、多层次、多领域手段综合预防腐败犯罪。《公约》要求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执行和坚持有效的预防性反腐败致策。《公约》对于腐败犯罪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理念对于我国转变反腐的理念具有指导意义。予严厉惩处是必须的，为主，为了实现反腐败理念的转变，策，我国是法典化国家，际公约的规定融入我国国内现行法律体系。的范畴。因此，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持现有法律的已有规定；则要修改相关的立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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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质疑，对腐败犯罪设立严厉的惩治措施，其作用也是明显的。我国应加紧制定有关预防性反腐败的法律、采用间接实施国际公约时，《公约》的大多数条款都必须通过缔约国的国内法予以实施。如的规定与我国现行国内法律是一致或者相同的，如果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与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的影响》载于《党政论坛》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我国反腐败法律举措的完善》载于《当代2006年11月 2006年8月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完善》载于《中共福建省委党2006年10月

2004年第4期

并对其给但从理念层面，对腐败犯罪事前预防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将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属于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3年第6期

政2005事后惩治为辅的理念则不能说不值得我国借鉴和吸收。可以维有差异，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的完善》载于《中共山西省委党校